王安电脑:向毛泽东学习危机处理艺术

   
    ■学会在相互让步中维护自身利益，避免追求“全胜”
    ■清晰的信号传递有助于消除彼此误会和行为误判
    ■提高实力不仅在于发展力量，还在于提高使用力量的决心与能力
    ■国内外舆论的支持度深刻影响着危机处理的进程和结局
    新中国成立后至上世纪70年代，是我国军事危机的频发期。为了巩固新生政权，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毛泽东等党和国家的决策者，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正确应对国内外各种复杂军事危机，给我们留下许多宝贵的启示。

                       实力对比是影响军事危机处理的首要因素

    历史表明，实力差距是军事危机难以控制的首要因素，实力强的一方往往认为能够主导危机发展走势，相信通过升级危机、甚至战争可以获得更大的利益。1950年中美朝鲜危机中，美军不顾中方一再警告，肆无忌惮地越过三八线，扩大侵略行动，主要是因为美国当局轻视新中国的实力。但是，美国决策者忽略了重要一点，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捍卫国家利益的决心与意志。之后，美国政府在处理台海危机与越南半岛危机时都表现得较为谨慎，危机没有升级为战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抗美援朝战争展示了中国政府“言必信、行必果”、对外说话算数的大国形象，尤其是新中国力量的不断崛起，使得美国政府不得不谨慎考虑中国的反应。
    可见，军事危机控制，要以实力为后盾。从根本上讲，危机控制能力取决于危机升级的能力，有足够的危机升级能力并且升级后可使对方遭受更大损害，才能有效控制危机的进一步升级。因此，提高综合实力，加强武装力量建设，时刻保持强大的军事威慑，是防止军事危机升级的根本保证。值得注意的是，提高实力不仅在于积蓄和发展力量，还在于如何提高使用力量的决心与能力，即有效威慑对手，适时兑现威慑决心，这在危机处理中显得尤为重要。

                       利益平衡是影响军事危机处理的核心要素

    危机研究表明，利益争端是诱发军事危机的根源，利益博弈是危机处理的核心要素。在历次危机处理中，毛泽东坚持国家根本利益不容侵犯，在此前提下，与对方广泛寻找共同利益点，并在局部利益上保持高度灵活性。如在处理中印和中苏边界领土争端上，毛泽东都是从考虑边界领土争端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情况出发，按照利益兼顾的原则谋求互谅互让。如1969年10月，中苏在北京举行关于边界问题的外交部副部长级谈判，由于坚持务实的原则，中苏双方达成谅解，中苏边界危机得到了缓解。此外，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海危机以及中美越南半岛危机中，中美双方追求的是有限利益或有限目标，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危机进一步升级。这表明，在危机处理中，控制或化解军事危机的关键是求同存异、兼顾各方利益。因为危机失控为战争所付出的高昂代价，任何一方都不愿承受。因此，成功处理危机实际上意味着对抗双方寻求到相对满意的利益平衡或交换。
    在当今国际关系中，国家利益的相互性、共同性与合作性日益显现，过去那种以武力对抗来处理危机的方式越来越不被国际社会所认同，逐步代之以对话和政治、外交解决。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有效预防和控制危机应把握两点：一是要根据一定的标准对国家利益进行层次划分，即什么是不可谈判的利益，什么是可以让步和妥协的利益等，依据不同的利益等级决定国家在危机中的卷入程度以及危机处理的目标和方式；要善于权衡利弊，正确处理根本利益与一般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充分估量升级与化解、战与和的效费比，趋利避害、因势利导，适时调整危机处理的策略。二是要抓住双方利益的平衡点，寻找共同利益，在相互让步中维护自身利益，避免追求“全胜”的做法。

                       信息沟通是影响军事危机处理的重要环节

    1950年中美朝鲜危机中，中美之间缺乏有效的信息沟通，美军悍然越过三八线，导致中美兵戎相见。信息沟通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美国当局轻视中国的实力，认为中国发出的警告只是虚张声势。此外，也与信息传递渠道以及信号清晰度有关。有美国学者认为，北京在决定出兵朝鲜之前“曾向华盛顿发出过信号：如果朝鲜遭到入侵，中国不会袖手旁观。但这些信号不够大声和清晰。印度驻华大使向美国转达了中国的担心和出兵的决心，但没有被美国认真地对待。部分原因是印度大使被认为是亲中国的，因此是不可靠的。周恩来坚定的公开声明和警告被看作是影响联合国讨论的企图，而并未被看作是中国意图的严肃证据。”美国有的官员还认为：“假如中国政府当时公开宣布：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将出动50万军队入朝作战。那么美军就不会入侵北朝鲜了。”此后在处理台海危机和越南半岛危机中，为了避免相互误判而导致危机失控，中美双方都十分重视向对方传递信息，从信息的设计到信息传递者的选择，都有着极强的针对性和清晰度，成功地避免了战争的爆发。
    历史经验表明，信息沟通对于控制危机升级、遏制战争爆发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清晰的信号传递有助于消除误会，避免因信息不通或模糊而导致对对手行为的误判。为了预防和解决未来可能发生的军事危机，我们在信息沟通上要注意把握以下三点：一是准确和清晰地向潜在对手传递涉及军事行动的信息，充分表达己方维护国家利益的坚定决心，使对方准确理解信息的含义，避免对方误判己方意图。二是理解对方的信息时要考虑到文化背景的差异，避免对对方信息造成误解。三是与潜在对手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应该是多层次（政府、学界和民间等）和多方面（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技、宗教和文化等）的。有时，非官方渠道能够成为双方探讨危机解决方案的重要途径。

                      国内外支持是影响军事危机处理的环境变量

    历史研究表明，国内外舆论的支持度深刻影响着危机处理的进程和结局。如20世纪50年代两次台海危机最终趋于缓和，与国际力量的干预和外交斡旋是分不开的。第一次台海危机中，中方通过各种渠道特别是万隆会议，向周边国家阐明中国的政策，表明中国愿意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中方的政策主张，赢得参加万隆会议国家代表和国际舆论的普遍欢迎。在数国政界人士的外交斡旋下，中美于1955年8月1日在日内瓦举行大使级会谈，这场危机得到了缓解。第二次台海危机中，苏联对美国施加一定的压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美国升级危机的决心。之后，在中印边界危机处理中，中方向苏联通报危机事态，向周边国家和世界上多数国家解释中国的危机政策，争取这些国家的政治和外交支持。毛泽东还注重调动国内一切力量拥护政府的危机政策，声讨对手的侵略行径，举国上下援军备战，形成强大的慑敌声势。历史经验表明，什么时候中国争取到国际国内社会的广泛支持，危机发展就会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转化；相反，危机处理就会出现被动局面。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军事危机的进程和结局更易受到国内外环境的影响。为了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军事危机，我们要善于借助国内外的力量来把握危机处理的主动权。一是在和平时期要广泛加强国际联系，增强国际安全对话与合作，营造有利于己的安全环境。二是构建有利于促进地区稳定的双边、多边军事磋商机制，发挥地区性组织在化解军事危机中的重要作用。三是加强对有关国际法的研究与利用，善于借助国际法保护自己、制约对手。四是在发生危机时，要凝聚好国内外各阶层的力量，同时正确引导国内舆论，避免出现错误导向影响危机处理。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409期，摘自2011年10月20日《解放军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