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苏州三说旧观前

现在的观前街只剩下一家东来仪专营文具纸张用品，虽然货色齐全，有些商品是过去想也想不到的，例如激光打印用的Ａ４纸和各类打印墨水等，但是，若要买些传统的文房四宝，例如专供朱砂笔圈点用的白色朱砂砚台，则做梦也不会在那里觅得到了。旧观前则不然：因为状元出得多，官宦人家，触处皆是；骚人墨客，各显神通，每个艺术领域都有独特的吴门派出现，随之需要的笔墨纸砚等等之类，生意兴隆，财源茂盛，于是应运而生的笺扇庄、笔墨店一家接一家开在了观前街。

最早的一家笔店叫杨二林堂，开在观西靠近察院场。据说洪杨乱后，苏州复兴，有位姓杨的湖州人就在那里开店营业了。不过到了抗战胜利前后，它已式微，只剩下一开间陈旧的店面，仍在挣扎。但是切莫小看了，要想买枝紫毫短锋的水笔，还是非到那家不可。因为唯此一家质量最好。这是一种专门用来在公文、帐册或作文簿上写小楷用的，用后插在铜笔套里，墨汁不会干，下次要用，拔出来就可写。笔者读书时代很喜欢这种笔，可是大人不许，说是会写坏手，最终无法窥探艺术堂奥。现在年近八旬，写两个字越来越俗气，倒是被说中了。

邻近这爿杨二林堂，即是又一家知名老店贝松泉笔庄。当初堪称后来居上，无论装潢、排场、货色、硬件软件，一概超过杨二林堂，特别是和息影林下的那些老太爷的来往，更是同业中其他店家所不及，可是不知为什么，后来居然比杨二林堂还要败得快，解放前夕已经在读书人心中淡忘了。

能够维持较长时期，名声一直响亮的应属陆益元堂。它也开在观西。棋杆里彭家的后裔彭望立先生（惜已故世），曾在《苏州杂志》１９９２年第６期发表过一篇《陆益元堂笺扇庄》的文章，把这家店的经营特色，说得全面周到而又趣味盎然，特别是如何为名门世家做好售后服务，从而建立了超出商业范畴的感情，娓娓道来，令人向往。这里不说别的，单说整修笔头的一件小事：“每当他们店伙来到书房，父亲常把笔锋写秃了的一束笔杆交店伙带回，制笔工匠仍把笔颖一一装整如新，这是因为父亲用惯了的笔杆都刻有款识。”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写惯了的笔杆，乍换新的不称手。那时制笔十分考究笔杆，不但选料精，烘得直，高档的还要刻烫字画作为珍玩；即使是只有笔名和店名的白杆，也定要粗细适中杆身挺直。现在马虎了，常常是选购时拣了半天，毛锋不错，笔杆却没有一枝是直的，徒呼负负。

陆益元堂既然与名门世家都有往来，自然还有代求名人书画，代为装裱的业务。家藏彭恭甫一幅山水，他当年就在这家店里挂有润格。但是不知何故，始终不敌苏九华。这家笺扇庄，门面比不过陆益元堂，只是单开间，地段也不见好，夹在松鹤楼、马咏斋等吃食店中间，旁边还有麻将店、酱园等乱七八糟的俗气行业，但在那时却是一枝独秀，要想求到吴门名家的字画，又快又准，只有到苏九华去。先是萧退庵写的“苏九华”三个大字挂在门楣上就令人生敬。铁划银钩，无人可以替代。萧先生就住在皮市街，出得门来，常会到那里坐坐，慕名学艺的后辈，就总在苏九华恭候。不是苏州人的吴门派画家樊少云，有时也独自前来，悄悄坐在店堂里，亲眼看到“敬求墨宝”的来件，一件件在店伙计手中接过来，虽仍不动声色，那份喜悦的心情可想而知。斯时，他已是仅次于吴湖帆的大家了。当然，常去那店堂的决不止这几位，画家柳君然，自己在护龙街开爿古玩店，也收件，但是仍然三日两头要去苏九华走走，为的是那里信息灵通：余彤甫先生近日受了些风寒，要迟几天交件了；陶冷月先生在沪闭门不出，恐怕有些不称心的事，诸如此类，柳先生得讯后自会亲去探望或者去函问候。一爿寻常的笺扇庄，能够开店开到具备如此功能，自然兴旺发达，连带库存已经泛黄的玉版宣也能卖出好价钱了。

还有，徽州人开的胡开文笔墨纸张店也来轧闹猛，双开间门面，古典式装潢。尤妙者：店员一律中式打扮，长袍子、短背心，头戴瓜皮帽，古色古香。上世纪七十年代，还能在东来仪见到其中的几位，当然早已穿了人民装，只是开出口来强苏白依旧，未见长进。

观前街上有了这样几爿店，荡观前的就决不仅是一些饱食终日，游手好闲，胸无点墨之徒了。人来人往，多了些斯文儒雅。最常见的标志是：男的，若穿长衫，在右面襟上，若着西装，则在左上角口袋上，插一枝自来水钢笔；女的，胸前斜挂一根丝线或一根金属细链，腋下扣着一枝金笔。时代进步了，虽然练毛笔字仍是学子们的追求，因为一笔好字仍是将来求职的本钱，正如现在必须熟练使用电脑一样，但是，要讲实用，则非改用铅笔和钢笔不可了。

起先，那些传统的笔庄是不卖这些现代化的文具的，只有文怡书局、东吴书局等书店在兼营。据说，还是上海的中华书局发其端，商务印书馆跟进，于是推广开来。记得读书时期，买枝普通的铅笔、一般的蘸水钢笔尖，巷口的夫妻老婆店里就能买到，但是若要高档一些的，若绘制工程图用的３Ｈ铅笔，素描用的６Ｂ铅笔，专练英文书法的Ｇ字蘸水笔尖，不专程去一次观前街上的那几家书局就办不到了。说来可怜，那时的中国竟连这样的文具用品也做不出，都要进口。铅笔是维纳斯，美国货，施德楼是德国货，Ｇ字笔尖是英国货。一枝维纳斯，售价法币两角；有一种可以一边撕一边露出笔心的施德楼铅笔，刚问世，最高价卖到五角，不是穷学生力能问津的。直到解放前夕，上海才出了一种中华牌绘图铅笔，价廉物美，却不知何故，笔杆花纹竟要全仿维纳斯，一直到现在。然而，中国人毕竟不是笨蛋，派克、康克令、华德门，这些外国货自来水金笔在沪上抢滩不久，中国人反而很快就会制造了。抗战之前最流行的是新民牌金笔，后起之秀是关勒铭，压台则是金星牌，最终英雄牌独占市场。

文怡书局是最早经销新民牌的店，门口竖的广告牌，色彩素雅，听说是画家陈涓隐的手笔。他那时在吴县县立商业专科学校兼授广告画，的是个中能手。其实即使不做广告，销路亦好。那时正是提倡国货的年代，纵然已经有花杆的派克笔问世，新民牌依然是读书人的首选。北局的国货公司不久就有了专柜，生意之好，不亚于上海永安公司的康克令柜。原因，除了民族意识，质量取胜是关键。好就好在笔尖上，不但金子含量不马虎，软硬适度，而且圆润滑细，不像外国货写起来总是粗笔划，呆头呆脑，用它来写汉字，能够做到轻重徐疾、飘逸潇洒，和写毛笔字一样。笔者那时虽然年纪小，眼见如此流行，不免心向往之。一直熬到小学毕业，父亲答应奖我一枝，这才如愿以偿。

直奔观前街，掏出法币二元，横拣竖拣选中一枝。追求时尚，再化二角，请书局的一位高手，在笔杆上刻上民族英雄岳飞手书的草楷“还我河山”四个字。这位先生忘了他的名字，也忘了他是哪一家书局的店员，但是当年学子中间名气刮辣辣，因为技术确实高超，不但笔划肩架和岳飞写的一样，连神韵气势都毫不逊色。他后来自己在宫巷开了爿半开间门面的小钢笔店，仍以在笔杆刻字为招徕。不过改了电刻，有人说反而呆板了，缺少了点灵气。

那时还有一种女式自来水笔，舶来品中未曾见到，疑是中国独创。最讨人喜欢的还是新民牌的那一种：笔形玲珑纤巧，笔尖亦略细小，笔帽最具特色，不用搭攀，只在顶端镶一只小小的金属环，用来扣结丝带或者金链条。或许因为那时笔杆都是单色的，一般都是黑颜色，爱美的女性常用各种颜色的丝线编结笔套，用以盛笔。前文已经提过，若是女大学生，穿了阴丹士林旗袍，胸前斜挂着彩链，腋下扣着那种金笔，翩翩风度，走在观前街上，回头率不要太高啊！可是后来消失了。等到解放后大家都以有枝大号金星为荣，秀气的女同志亦在用比她大拇指还粗的笔在书写，见了真不知说什么是好。

旧观前除了吃喝玩乐，应该说，仍在弥漫着笔墨砚香。而且，这些文人学子，走累了还有可以歇脚的地方，就是汪瑞裕顶楼上的那间加层“一九集”。

观前街将要拓宽之际，汪瑞裕茶庄就大兴土木，建起一幢三层洋房。继之别出心裁，在二楼和三楼开辟新式茶室，小方桌，玻璃台面，靠背软椅，以供顾客来店购茶时就地品茗。果然吸引了各方人士。这时街道已经拓宽，周围次第出现了高楼，相比之下，这幢楼房，矮了半个头。徽州老板心有不甘，就在屋顶上沿街再造一间房子，外墙装饰一如下层，弄成一幢四层大厦的模样。这就又比别人高了。幸好当时造房时做的是钢筋水泥平屋面，否则还有些难办呢。这间房子，进深不过五六米，因此朝南方向留有十余米的空屋面，恰使该屋能够享受到充足的阳光和日照。老板造这间房，原是为了赌口气，所以一时倒还想不出派什么用处是好。这时，有几位文教界人士得讯了，连忙和老板商量，决定把它租下来，办一所俱乐部性质的内部茶室。老板素来尊敬文化人，一口答应。于是集合了十九位先生成立了“一九集”。略一摆布，那间小屋别具情趣，朝南一排落地窗，内设西式桌椅，正中挂一面镜框，写有“一九集”三字，蒋吟秋先生手笔。条几上摆满了围棋、象棋、海陆空军棋，还有丝竹管弦，供人随意取用。炉灶不能与下面茶室合用，就在三层屋顶的楼梯口，另设一处，亦另外用了工友（因为新法，那时已不用堂倌名称）。

说起来那十九位先生，倒也不都是无名之辈——至少在那个时期。蒋契兰是名绅。张千里是钱穆先生的内兄，时任民众教育馆馆长，官不大，名望好，原因：坐落在旧学前那所小有庭院之胜的教育馆，孕育过不少人才，诗人朱红的父亲就是在张千里先生的前任朱慰元影响下投笔从戎去了黄浦军校，在苏州人心中，有一定的地位。朱慰元时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就职，亦是一九集中人。画家金挹清，当时主持中山堂，各种活动也办得有声有色，提起来亦是无人不晓。大儒小学校长张建初先生，教学有方，解放后更是名声响亮，历年的先进工作者，受到党和政府的器重和人们的爱戴。还有景德小学校长陆寄社，他的次子即是民革的中顾委陆天，晚年在苏创办中山业余学校知名。等等。

这些先生们的社会关系十分广泛，亲眷朋友多的是，因此，虽说是内部性质，不对外，仍常出现“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的盛况。星期日尤其不得了，家长带了孩子观前玩累了，到一九集去找叔叔伯伯吃杯茶歇歇脚吧。孩子们最高兴，因为在那里总能找到同伴，于是摆上象棋、军棋，捉对厮杀。文人雅士去者也不少，小说家程瞻庐时在景海女中任教，多数在周末傍晚去找朱慰元，然后同去酒店买醉；当官的教育局长彭嘉滋，包车到观前兜一圈，也会顺道登上四层楼，有些事不好打官腔的，那里好商量。就是不知钱穆先生去过否？他那时还未北上，与夫人张一贯老师（千里先生胞妹）就住在城厢。见到的来者确实不少，可惜多数模糊失忆了，只剩下一位龚瑞云女士的来访，印象深刻。她是苏州早期共产党员沈炳奎（味之）的妻子。蒋介石“清党”后，沈先生关在司前街反省院。她独自生活，日里在平直小学教书，晚间独守空房，可是毫不颓丧，仍旧打扮得时髦漂亮，所以竟有了“摩登”之别号。她来都是找慰元和千里悄悄对话，原来是在传递信息，商讨营救之策。之后，沈先生三次坐牢，她仍不改初衷，始终不渝。晚年老夫妻住在一起，有时争争吵吵，但对自己的一生，各自都未见有悔意。近年，黄埭乡村师范多次在纪念那位创始人沈炳奎，不知想到过龚先生否？

抗日战争一声炮响，一九集随之星散。然而，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若是走过春蕾茶庄，抬起头来仍能看到那间加层，往日的经历犹未消失迨尽。可悲的是自然规律，常是物在人亡，时至今日，那十九位先生都已升了天堂——顺便说一句，后来他们中间没有一个做汉奸的，此即是不会入地狱之故吧。应该再多说一句：最后一位去世的是当年干将小学校长顾祈襄先生，他还看到笔者十多年前在《苏州文艺报》写的《略谈一九集》，他说写得太简略了，有空他来补充，可惜没有来得及。这种遗憾，至今困扰心头，可能还会在我们这辈迟暮之年的老人身上出现。那么抓紧些时间，有话趁早说完了吧。纵然无关国计民生，但也不见得就是浪费了笔墨。

旧观前，现在就说到这里，不再继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