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靖和穆念慈的一夜:日本侵华滔天罪行

甲午悲歌-旅顺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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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4年11月21日，日军攻占“东亚第一堡垒”旅顺口后，进行灭绝人性的4天3夜大屠杀，短短4天就杀害了市内群众2万人，只有埋尸的36人幸免于难。

            残酷的旅顺大屠杀

            驻守旅顺的清军，原有记名提督黄仕林、记名总兵张光前各两营，后各增募两营，共八营4100人。后增加临元镇总兵姜桂题四营、记名提督程允和四营，共增八营4000人。11月初李鸿章又派来记名提督卫汝成的五营3000人，再加上金州、大连湾退下来的连顺、徐邦道、赵怀业的残部，总兵力为14700人。日军第一师团长山地元治组织了1500名敢死队，准备与清军较量一番。然而旅顺并非山地所想象的那样难以攻取，清军兵力虽厚，但诸军互不联络，均无固守的信心，尤为严重的是“群龙无首”，八位统领不相隶属，各行其是。虽然临战前公推姜桂题为总统，但他行伍出身，战守无策，一味告援，却不能改变诸军相互观望坐视的局面。

            11月17日拂晓，日本第二军除在金州、大连湾留下少量部队外全部出动进犯旅顺。日军分三路：一为右翼纵队，由第一师团、混成第十二旅团及攻城炮队组成，山地中将为主将，乃木、西、长谷川三少将为其下属；二为左翼纵队，由步兵第十四联队、骑兵一小队、山炮一中队、工兵一中队组成，满益少佐为指挥；三为骑兵搜索队，由骑兵一大队组成，秋山少佐为指挥。是日，右翼纵队和搜索骑兵在三十里堡宿营，左翼纵队在辛塞子宿营。18日早晨6时左右，右翼纵队从三十里堡出发，下午2时30分到达营城子。同日上午10时，搜索骑兵队第一大队长秋山好古率领的前锋到达土城子。此时清军3000余人突然出现，把骑兵队团团围住。秋山下令与清军交战，枪剑相向，人马混战，十分激烈。后来清军越来越多，势不可当，日军骑兵陷于重围之中。秋山见势不妙，只好下令突围，向双台沟方向逃去。有些受伤日兵不能行走，马又丧失，便举刀切腹或割颈自刎。此次土城子迎击战，日军死伤55人，给了敌人一个下马威。但是其后清军不敢主动迎击，光是消极防御，注定了失败的结局。

            11月20日，日军司令大山岩在李家屯西北的高地上召开各级将校会议，决定21日凌晨2时开始总攻击。是日，各军进入预定的阵地。骑兵搜索队警戒盘龙山以西，部分骑兵搜索通向旅顺的道路；右翼纵队第一师团攻椅子山炮台，混成第十二旅团攻二龙山炮台；左翼纵队在旅顺东北布阵，牵制清军；军司令部驻土城子南；联合舰队在旅顺海口一字摆开，牵制清军兵力。

            11月21日晨6时40分，日军逼近各炮台，西宽少将为先锋，率领第三联队首先攻扑椅子山最西的炮台。炮兵则在椅子山西面布阵，同时攻击椅子山的三个炮台。清军发炮应战，但由于日军大炮命中率高，炮台被摧毁。最后第三联队的步兵发动冲锋，一举攻下椅子山的三个炮台。时为上午8时。

            山地中将攻下椅子山炮台后，又令炮队攻击松树山炮台。炮弹击中其火药库，猛然爆炸，松树山炮台彻底被毁。此时长谷川少将的混成旅团正在攻打二龙山炮台和鸡冠山炮台，由于第一师团各部队包抄两炮台的背后，清军腹背受敌，终于不支而退，二龙山、鸡冠山两炮台失陷。时近中午。

            旅顺背后各炮台大都陷落，所剩的只有海岸炮台。海岸诸炮台以黄金山炮台最为坚固，所有大炮都能作360度旋转，四面八方都可以射击。日军第二联队长伊濑知好成大佐奉命攻打该台。当日军一逼近黄金山炮台时，清军东岸守将黄仕林便弃炮台逃走，炮台被日军轻易占领。时为下午5时。东岸其他炮台如摸珠礁、老砺嘴等炮台守兵，见主将已遁，也都不战而逃，东岸炮台全部失陷。

            至晚上，西岸炮台尚在清军手中。但是当夜张光前率领部下沿西海岸向北撤退，西海岸诸炮台也尽归日军所有。这样，旅顺半岛20多个炮台，一天内全部被日军占领，清军战死约2000余人。李鸿章经营旅顺16年，耗资数千万，船坞、炮台、军储的实力为北洋军之首，但不能守一天。后来，总理船政、专办水陆营务的道员龚昭与以“不能联络诸军同心固守，迨船坞失陷避至烟台”等罪名被捕，交刑部治罪，作了替罪羊。

            日军攻占旅顺后，滥杀手无寸铁的和平居民约2万人，这就是震惊世界的旅顺大屠杀。关于此次大屠杀，许多欧洲人留下了亲眼目睹的记录。

            英国人艾伦在他的《龙旗翻卷之下》中写道：“日本兵追逐逃难的百姓，用枪杆和刺刀对付所有的人；对跌倒的人更是凶狠地乱刺。在街上行走，脚下到处可踩着死尸。”“天黑了，屠杀还在继续进行着。枪声、呼喊声、尖叫声和呻吟声，到处回荡。街道上呈现出一幅可怕的景象：地上浸透了血水，遍地躺卧着肢体残缺的尸体；有些小胡同，简直被死尸堵住了。死者大都是城里人。”“日军用刺刀穿透妇女的胸膛，将不满两岁的幼儿串起来，故意地举向高空，让人观看。”

            美国《纽约世界》记者克里曼于11月24日(日军攻占旅顺后第四天)从旅顺发回国内的一篇通讯中说：“我见一人跪在兵前，叩头求命。兵一手以枪尾刀插入其头于地，一手以剑斩断其身首。有一人缩身于角头，日兵一队放枪弹碎其身。有一老人跪于街中，日兵斩之，几成两段。有一难民在屋脊上，亦被弹打死。有一人由屋脊跌下街心，兵以枪尾刀刺插十余次。”“战后第三日，天正黎明，我为枪弹之声惊醒，日人又肆屠戮。我出外看见一武弁带兵一队追逐三人，有一人手抱着一无衣服的婴孩，其人急走，将婴孩跌落。一点钟后，我见该孩已死，两人被枪弹打倒。其第三人即孩子之父，失足一蹶，一兵手执枪尾刀者即刻擒住其背。我走上前，示以手臂上所缠白布红十字，欲救之，但不能阻止。兵将刀连插伏地之人颈项三四下，然后去，任其在地延喘待死。”“次日(11月24日)我与威利阿士至一天井处，看见一具死尸。即见两兵屈身于死尸之旁，甚为诧异。一兵手执一刀，此两人已将尸首剖腹，刳出其心。”

            英国法学家胡兰德在他的《关于中日战争的国际公法》中说：“当时日本官员的行动，确已越出常轨。他们从战后第二天起，一连四天，野蛮地屠杀非战斗人员和妇女儿童。在这次屠杀中，能够幸免于难的中国人，全市中只剩36人。而这36人，完全是为驱使他们掩埋其同胞的尸体而留下的。”“其中有一个叫鲍绍武的人说：‘我们来参加收集尸体时，看到有的人坐在椅子上就被捅死了。更惨的是，有一家炕上，母亲身边围着四五个孩子，小的还在吃奶就被捅死了。’

            山地元治（1841～1897）　初名忠七。出生于日本土佐高知，为日本土佐藩士山路元恒之子。自幼崇尚武道，性情暴戾。因少时一目失明，人称“独眼龙”。1886年晋升陆军中将，1890年列贵族，获封男爵。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时任日军第一师团师团长，率部登陆花园口，先后攻占金州、大连湾、旅顺，纵兵在旅顺屠城四日，残杀中国无辜平民近2万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旅顺大屠杀惨案。后驱兵北上，先后攻占普兰店、复州、盖平、大石桥、营口、田庄台，甲午战争之后，山地元治因侵华有功而获勋一等，叙功三级，赐位子爵，补两部都督，1897年病死。

            大山岩（1842.10.10—1916.12.10）　别名弥介、清海、瑞岩，号赫山。出生于日本鹿儿岛。日本陆军元帅，历任陆军大臣、参谋总长、内务大臣等职。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期间，分别任侵华日军第二军司令官、满洲军总司令。旅顺陷落后，他命令日军有计划、有预谋、有组织地在旅顺进行三天三夜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杀害我同胞近2万人。1916年，大山岩出任日本内阁，不久病死在东京。

            这些记录应该都是真实的，因为他们有太多太多的相似之处，残忍、凶暴、泯灭人性……用这些词语来形容当时的日本军队再合适不过了。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是军队，而是一群嗜血的禽兽。

            可是，现在还有谁又记得呢？

济南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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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7年3月23日，参加北伐战争的国民革命军中央军所属的江右军部队抵达南京，张宗昌指挥的直鲁军退入南京城内，随即在下关渡江北逃。当晚，未过江的部分直鲁军溃兵在南京城内进行抢劫活动，但除两名正在街上行走的外国人及两座已撤空的外侨住宅外，直鲁军并未袭击其他外国目标。

            3月24日凌晨，江右军先头部队开入南京城，沿途鸣枪搜索，并向驻南京的各国领事馆询问有无战犯藏匿其中。得到否定答复后，这些部队即平静离开外国领事馆。3月24日晨7时许，江右军所属的第2、第6、第40军主力部队未经抵抗即顺利占领南京城及下关。

            从上午8时许起，南京城内突然爆发大规模的抢劫外国人的排外风潮，一直持续到下午5时。南京城内和下关的外国领事馆、教堂、学校、商社、医院、外侨住宅均遭到侵犯和洗劫。金陵大学副校长文怀恩（Dr.

            J. E.

            Williams，美国人）和震旦大学预科校长（意大利人）遇害，此外英国侨民死亡2人，日本侨民死亡1人，法国侨民死亡1人。在袭击中，英国和日本领事馆成为袭击的首要目标，英国驻南京领事Herbert

            A. Giles被枪击伤，正在生病卧床的日本领事森冈正平也遭到枪击，但是没有受伤。

            下午3时，被围在下关一座小山上的美国领事戴维斯向停泊在长江上的英国和美国军舰发出开火援救的信号，英美军舰开始炮轰南京。江右军司令程潜一方面制止抢劫，一方面委托红十字会代表同英美军舰联络，请其停止炮击。英美军舰炮击持续约1小时后结束，抢劫风潮于下午5时左右逐渐平息。

            在南京事件中，外国侨民死亡人数为英国2人，美、法、日、意各1人。美国受伤3人，英、日各2人受伤，另有英舰“绿宝石”号上的一名英国水兵在江右军发炮还击时阵亡。外国领事馆和侨民财产损失难以计数。中方死伤人数，根据各方面的调查，[3]

            为死亡36至39人，伤数十人，一说伤数百人。

            1927年4月14日，武汉政府就南京事件向英、美、日、法、意驻汉口领事递交答复照会，承认“屠杀友邦人民，为国际公法及文明各国之通例所严禁，而对友邦人民在己国领土内者施屠杀之行为，其情形尤为重大；而轰击友邦城市之行为，亦为严禁……”，并列举五卅惨案和沙面惨案中英法等国水兵枪杀中国人民之事，以示抗议。在照会的其余部分中，武汉国民政府提出由国际调查委员会调查南京事件元凶，若出于国民革命军之过失，则对侵害外国侨民的行为进行道歉。此外照会还允诺保护外人生命财产，并提议取消不平等条约。

            蒋介石在上海清共成功后，发布了通缉南京事件“祸首”——第2、第6军政治部主任李富春和林祖涵（林伯渠）的通缉令。

            "南京事件"的解决标志着蒋介石政府和美,英帝国主义的结合.在美国的支持下蒋介石率军北伐攻入山东.

            1928年4月9日，蒋介石联合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组成四大军事集团北上攻打奉系军阀张作霖。日本侵略军酒井隆为了阻止北伐军继续北进，他立即以“山东局势混乱、保护日本侨民利益”为借口，写信给日本陆军参谋总长，要求军部出兵山东。参谋本部根据酒井隆的报告和请求，借口保护侨民，于4月下旬，派遣日军第6师团五千余人从青岛登陆，入侵山东。却以保护侨民为理由，出兵三万，对中国进行武装干涉。

            　1928年5月1日拂晓，北伐军第四军团方振武首先攻进济南，并被任命为济南卫戍司令。当北伐军部队进入济南时，日军早已在市内各马路构筑工事，敷设电网，步步为营。日本浪人也组成“日本义勇团”，宣称保护本国侨民的生命财产。5月1日上午，北伐军第一军营长阮济民等因找房子带着四名连长及几个徒手士兵，行至经二路口时，被日本军和日本浪人无故捉拿，当场用刺刀全部杀死，并用卡车拖去焚尸。北伐军在济南不断遭受日军杀害。方振武鉴于情况严重，深恐引起中日军事冲突，于当日下午亲赴日本领事馆，与日领事西田及日本头目斋滕交涉。日方理屈词穷。表面上答应，将街道上所设工事暂时拆除，日军退回兵营待命。

            5月1日晚上，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黄郛专车抵达济南。战地政务委员会委员兼外交特派员蔡公时也于次日抵达济南。5月2日，日军第六师团长福田彦助率站下由青岛增兵济南。从5月3日开始，对济南军民进行血腥屠杀。当日，黄郛到日本领事馆交涉，被扣留并强迫他在一个报告上签字。报告的内容是中国军队在某处打死一个日本军曹。黄郛返回宾馆后，生怕发生冲突，只好命令他的卫队向日军缴械。趁日军翻箱倒柜、抢劫外交官员财物时，黄郛带随员逃出济南幸免于难。

            蒋介石在日本侵略者的挑衅面前，采取不抵抗政策，命令国军撤退。5月8日，日军重炮攻城，11月济南城失陷。据世界红十字会济南分会调查：济南“五三惨案”中死亡六千一百二十三人，伤一千七百七十人，奸杀无数妇女、儿童，财产损失无数。

            这时，蒋介石与冯玉祥在济南以南的党家庄车站会晤，最后商定绕过济南，继续北伐，命令济南驻军一律撤出，避免与日军冲突，其他问题，由两国政府遵循外交途径解决。6月初，外交部长黄郛因办理对日外交不力，引咎辞职。王正廷被任命为外交部长。王任职不久，就与日方就济南惨案开始进行非正式谈判，一直拖到1929年3月28日，中日两国才就解放济案问题在南京正式签署协定。

            1929年5月10日，日军在强大的反日群众运动攻势下不得不撤出济南。

            济南惨案是1928年5月3日，日本帝国主义在山东济南大肆屠杀中国军民及外交官员的血腥事件，又称五三惨案。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欠下的一笔血债。

            　　1928年2月，亲英美的南京国民党政府分编四个集团军，进行“北伐”，出兵攻打奉系军阀张作霖，以图统一北方。支持张作霖的日本帝国主义害怕英、美势力向北方发展，侵犯它的利益，于是，

            4月19日，田中内阁以“就地保护侨民”为借口，决定第二次出兵山东，阻挠蒋介石的军队北上，派遣第六师团5000人在青岛登陆，经青岛和胶济铁路沿线要地，“保护帝国臣民”。实质上是命令日军对青岛和胶济铁路沿线实行军事占领。为了抢先控制济南，日军驻天津3个步兵中队于4月20日侵入济南，还公然在济南城里筑起了街垒。。21日，南京政府对日本政府提出了严重抗议。25日，日军第六师团在青岛登陆，26日，第十一旅团开抵济南商埠，呈现出一副临战态势。盘踞济南的奉系军阀的走狗张宗昌弃城北逃，北伐军开进济南。这时日军早已在市内各马路构筑工事，敷设电网，步步为营，当北伐军部队进入济南时，日本军队就寻衅开枪，打死中国军民多人。5月3日，日本军国主义按照预谋向国民党北伐军驻地发起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将北伐军7000余人缴械。日军又以种种借口在济南奸淫掳掠，无所不为。中国军民在马路上行走时，在商店里买东西时，甚至在澡堂里洗澡、在理发店里理发时，只要被日本兵碰上，立即遭到杀害。日军还唆使日侨义勇团，杀害平日有反日言论或者取缔过日货的中国学生、工人、店员。一时间，济南成了日寇屠杀中国军民的杀人场。在5月3日这一天，被日本侵略者野蛮屠杀的中国军民在1000人以上。紧靠济南西城根外的顺城街，房舍悉数被烧，居民无一幸免，事后改称“五三街”。

            尤其令人发指的是，日本军国主义践踏国际法准则，残杀了国民党政府山东特派交涉员及16名外交人员。日军于5月3日深夜包围并强行搜查了山东交涉署，特派交涉员蔡公时用日语表示抗议：“我们是外交官，这里是非战斗单位，不许搜查。”

            日军却毫不理睬，将蔡捆绑起来，把他的耳朵和鼻子割去。蔡公时坚持民族气节，怒斥日军暴行：“日本人对我如同古代奴隶社会对待俘虏一样”，“日军决意杀害我们，惟此国耻，何时可雪？野兽们，中国人可杀不可辱！”日军大怒，又将他的舌头、眼睛挖去，并对其他人也百般摧残。最后，除一人侥幸逃脱外，其余的人全部被日军杀害。其状之惨，令人目不忍睹。

            面对日军制造的惨案，蒋介石采取了退让方针，命令北伐军“忍辱负重”，撤出济南，绕道北伐。7日，日军第6师团师团长福田彦助向蒋介石发出最后通牒，提出无理要求，并限12小时以内答复。蒋介石派熊式辉、马家伦连夜赶赴济南与日军交涉，日方又谬称期限已过，拒绝谈判。8日拂晓，福田下令重炮攻城，11日济南陷于敌手。日军占领济南城后，肆意杀人抢掠，奸淫妇女，又将街上市民赶至一处，作刺杀目标取乐。日军为了消灭罪证，把中国军民的尸体用麻袋包裹后，运至青岛投入海中，或者浇汽油焚烧。来不及撤出的数百名伤员也全部被日军屠杀。据济南惨案被难家属联合会调查：“济案”中国军民死亡6123人，伤1700多人，财产损失2957万元。惨案发生后，日方否认日军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反而要南京国民政府道歉、赔偿、惩凶。1929年3月28日双方签订《议定书》，宣称“中日两国所受之损害问题”俟双方“实地调查决定”，后亦无结果。

国人永远的痛-南京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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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大屠杀指1937至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中华民国在南京保卫战中失利、首都南京于1937年12月13日沦陷后，日军于南京及附近地区进行长达数月的大规模屠杀。其中日军战争罪行包括抢掠、强奸、对大量平民及战俘进行屠杀等。屠杀的规模、死伤人数等没有世界共同认可的数字，但一般认为死亡人数超过30万。

            而在欧美等西方国家，南京大屠杀一般英译为Nanjing Massacre（南京屠杀）或Rape of

            Nanjing（南京的洗劫、南京的强奸）等字眼，但总体上人民对其的认知往往远不如对纳粹的种族灭绝过程的认知。

            亲历和目睹“南京大屠杀”的中国人和日本人尚健在的已经不可多得了，能作见证的人亦即将与时俱逝。但是，这个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惨案还悬而未决，让我们活着的，尤其是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人的一代，有责任把“南京大屠杀”这件在第二次中日战争中最突出的惨绝人寰的日军罪行，彻底澄清，以对祖先，以儆子孙，更为“南京大屠杀”中死难的34万同胞伸冤。

            日军２０万分六路逼向南京，一路屠城奸淫，屋舍城墟，人烟绝迹。日军第六师团于１１月５日在杭州湾之金山卫登陆后直接北上破松江城。据英国“曼彻斯特

            卫报”著名记者田伯烈报道一位英国记者于１９３８年１月１４日亲赴松江考察后

            所发的电报∶“松江全城本来可以容纳１０万人左右的居民，我却只看见五个年老

            的中国人，躲在法国教会的一幢宅子里，流着眼泪，他们已经断食，恳求我带到上 海。”

            有中国威尼斯之称的苏州为日军第三师团于１１月１９日攻陷。据１９３８年

            上海《密勒氏评论》一篇文章报导∶“美丽古雅的苏州城原有３５万居民，日军占

            领该城后，只剩５００人了。”但最痛心的事情还如下述∶“就是日军侮辱各种阶

            层的妇女。兽欲勃发的日本兵到底奸污了多少妇女，恐怕没有人能够估计。”稣实

            在其最近所著之《中国妇女作日军慰安妇》一文中说∶“苏州城陷后有二千多妇女 被掳。”

            日军不仅将被掳妇女编号供奸淫，甚至 当众将被掳妇女“剥掉衣裳，在肩上刺了号码。一面让我们女同胞羞耻，不能逃跑

            ，一面又充当他们的兽欲的工具。” 素有“小上海”之称的无锡，为一工业中心，平时人口达９０万人，１９３７

            年１０月下旬以来几乎每日均遭日机轰炸。据上述《密勒氏评论》文章所载，１１

            月１０日日军于一日之内竟投炸弹１６０余颗，全城工厂与商业区尽成瓦砾，军民

            死伤无算。恶名昭彰的日军第十六师团所属之第二十联队（相当于中国的团单位）

            于１１月２６日陷城后，大施屠杀，纵火焚城达十余日。据该联队第三大队上等兵

            北山于１９８７年公布之《北山阵中日记》所载，日军入城后不分军民一律屠杀。

            上述稣实的文章里报导日军在无锡掳夺中国妇女３０００人，其中为军官所占有，

            随军押向南京者为数不少。日军于１１月２９日陷常州（武进）。按《北山阵中日 记》所载，日军接上级命令，所掳居民皆杀，结果四千余人被屠。

            镇江为南京之屏蔽，运河中枢，且系江苏省会，日军于１２月９日破城后，数

            千未能离境之难民皆遭屠杀，妇女被轮奸致死者极多。后来红十字会收尸共３００ ０具。

            日军近八个师团约２０万人，此外还有飞机助战，海军游弋长江（因其武器精良，火力优于中国军队的三倍），分六路围攻南京。守军约１２万人（除教导总队

            及宪兵两团外，有十三个师）。日军第十三师团之一部连同第十一师团之一部编成

            之天谷支队于镇江北渡长江，先取扬州，再西向迂回南京对岸之浦口。第十三师团

            的六十五联队组成山田支队沿长江南岸直趋下关。第十六师团于１２月５日进据句

            容后，其第三十八及三十三联队绕汤水镇经紫金山（针山）北麓奔向下关之东煤炭

            港江边，以其第九及二十联队攻麒麟门经马群由紫金山南麓直逼中山门。第九师团

            第七、三十五、三十六，及十九各联队在第十六师团之南并进，奔向光华门及通济

            门。第十军所属之第一一四、第十八及第六师团自杭州湾登陆后即西向，经太湖之

            南，其中第一一四师团绕太湖南岸北上取宜兴，经溧水而攻南京城西之花神庙、雨

            花台、而中华门。第六及第十八两师团西进，于１１月３０日陷广德后，第十八师

            团及伪满于芷山旅继续西进，于１２月８日陷江南重镇芜湖。第六师团之第十三、

            四十七、二十三联队即北上为第一一四师团之左翼进攻中华门；其第四十五联队由

            最左翼直奔下关。另有第五师团之第四十一联队，由国崎登旅团长率领之国崎支队

            未参加广德战事即北上，经固城湖及石臼湖之南，于马鞍山之北渡长江而东向浦口 ，对南京形成包围之势。

            １２月９日南京外围要地龙潭汤山、淳化镇、秣陵关尽失，于是环城防卫战开

            始。１２日晨日军攻陷城西南之中华门。当日下午五时，自告奋勇保卫南京之投机

            军阀唐生智长官召集师长以上人员开会宣布撤退，部队由下关渡江北上与正面突围

            南下；唐迅即渡江北逃。入夜后，南京彻夜枪声不停，各奔生路，无路可走的官兵

            多化装到老百姓家，特别是国际安全区藏匿。日军于１３日晨９时许始由中华门及 中山门涌入市区，三个月的“南京大屠杀”随即开始。

            1937年12月13日，日军进占南京城，在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和第6师团师团长谷寿夫等法西斯分子的指挥下，对我手无寸铁的同胞进行了长达6周惨绝人寰的大规模屠杀。

            日军占领上海后，直逼南京。国民党军队在南京外围与日军多次进行激战，但未能阻挡日军的多路攻击。1937年12月13日，南京在一片混乱中被日军占领。日军在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指挥下，在南京地区烧杀淫掠无所不为。

            12月15日，日军将中国军警人员2000余名，解赴汉中门外，用机枪扫射，焚尸灭迹。同日夜，又有市民和士兵9000余人，被日军押往海军鱼雷营，除9人逃出外，其余全部被杀害。

            16日傍晚，中国士兵和难民5000余人，被日军押往中山码头江边，先用机枪射死，抛尸江中，只有数人幸免。

            17日，日军将从各处搜捕来的军民和南京电厂工人3000余人，在煤岸港至上元门江边用机枪射毙，一部分用木柴烧死。

            18日，日军将从南京逃出被拘囚于幕府山下的难民和被俘军人5.7万余人，以铅丝捆绑，驱至下关草鞋峡，先用机枪扫射，复用刺刀乱戳，最后浇以煤油，纵火焚烧，残余骸骨投入长江。令人发指者，是日军少尉向井和野田在紫金山下进行“杀人比赛”。他们分别杀了106和105名中国人后，“比赛又在进行”。

            在日军进入南京后的一个月中，全城发生2万起强奸、轮奸事件，无论少女或老妇，都难以幸免。许多妇女在被强奸之后又遭枪杀、毁尸，惨不忍睹。与此同时，日军遇屋即烧，从中华门到内桥，从太平路到新街口以及夫子庙一带繁华区域，大火连天，几天不息。全市约有三分之一的建筑物和财产化为灰烬。无数住宅、商店、机关、仓库被抢劫一空。“劫后的南京，满目荒凉”。

            后来发表的《远东国际法庭判决书》中写道:“日本兵完全像一群被放纵的野蛮人似的来污辱这个城市”，他们“单独的或者二、三人为一小集团在全市游荡，实行杀人、强奸、抢劫、放火”，终至在大街小巷都横陈被害者的尸体。“江边流水尽为之赤，城内外所有河渠、沟壑无不填满尸体”。

            据1946年2月中国南京军事法庭查证:日军集体大屠杀28案，19万人，零散屠杀858案，15万人。日军在南京进行了长达6个星期的大屠杀，中国军民被枪杀和活埋者达30多万人。

            中华民族在经历这场血泪劫难的同时，中国文化珍品也遭到了大掠夺。据查，日本侵略者占领南京以后，派出特工人员330人、士兵367人、苦工830人，从1938年3月起，花费一个月的时间，每天搬走图书文献十几卡车，共抢去图书文献88万册，超过当时日本最大的图书馆东京上野帝国图书馆85万册的藏书量。

            南京大屠杀惨绝千古人寰！

            南京沦陷后，我女同胞所遭遇的是再悲惨没有了 。日军随时随地不分昼夜强奸我国妇女。东京审判十一名法官之一的中国法官梅汝

            敖说∶“强奸和杀人是分不开的，因为日军在强奸之后，通常是把被奸的妇女，甚 至连同他们的家属子女，一齐杀掉的。”

            麦加伦牧师送东京审判庭的证词有“强奸——强奸——又是强奸，我们计算一夜至

            少有一千起”之语。东京审判判决书说∶“全城中，无论是幼年的少女或老年的妇

            人，多数都被强奸了。”贝德士在作证时说过，从１９３８年２月６、７日直到那

            年夏天，很多严重的暴行还在发生。因此，据“安全区”的国际人士的统计与估计 ，“南京遭受强奸的妇女至少８万人之多。”

            日军四出强奸妇女而奸杀并施，日以千起，我南京全城妇女，人人自危。日军

            蹂躏我妇女之方式离奇惨虐，古今史册前所未闻。我妇女坚贞不肯受辱或受奸含羞 而投井和悬梁自尽者何止万千。

            “南京大 屠杀”不是孤立现象，日军在华暴行，屠杀和奸淫并未因“南京大屠杀”使举世震 惊抗议而终止，或真正收敛。

            其次，残暴为日本军事训练之核心。日军以严格纪律、打骂、生活干扰、个人

            尊严之摧残，呆板的阶级制度造成无条件的服从，使下级或士兵接受任何命令，不

            仅来自上级或直接发号施令者，更认为所有命令皆来自大帝国的最高峰，最高统帅

            天皇本人。日本之残酷和轻生与其地理环境、文化、及封建制度也是不可分的。“

            大和魂”（日本民族精神）的思想灌输了每个士兵，培养其使命感及为“大和民族

            ”的自负感。中国受帝国主义数十年之凌辱，尤其是甲午战争，使日本人对中国人

            普遍轻视。３０年代，日本以纳粹希特勒为师，增强大和民族的优越感。在“南京

            大屠杀”中，很多日军官兵称中国人为“清国奴”，任意杀戮。正如宫崎县的一位

            士兵记录所说∶“杀一个支那人，在我们就如杀一只猫或狗一样”；梅奇牧师所说

            ∶“日军像猎取兔子一样在街上射杀中国平民”；郭岐营长所说∶“敌人视我同胞 之生命简直不如一虫蚁了！”

            对于“南京大屠杀”的命令来源多追溯至１９３２年上海事变祸首之一，

            后任日本陆军部军务局长田中隆吉少将，在其１９４８年东京新风社出版之《被割断的历史∶战败秘话》中所作的回忆。于１９３８年４月曾在朝香宫指挥下的“上

            海派遣军”任情报主任参谋的长勇中佐（后调任第七十四联队长晋升大佐），对田 中夸口说，是他擅用军司令官的名义下令屠杀俘虏∶

            “由于在杭州湾登陆的柳川兵团推进神速，大约有三十万中国兵被切断了退路

            ，他们丢下武器，向我投降。要处理这么多俘虏，粮食方面是个最大的问题。我立

            即擅自向所属各部队发出命令∶应全部杀掉这些俘虏。我利用军司令官的名义，通

            过无线电讯传达了这项命令。命令的全文，当即烧毁。由于这一命令，大屠杀开始 了。”

            其实南京大屠杀的真正主谋是日军司令官朝香宫鸠彦王为日皇裕仁的叔父.

            朝香宫鸠彦，时任日本陆军上海派遣军中将司令官，“给支那人一个记得住的教训，处死所有俘虏”的“屠城令”就是从他的司令部下达的。可是在战后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此人却以他的皇族身份（他是裕仁的叔叔）而被免于审判。不仅免于审判，此人后来还成为“日本高尔夫球俱乐部”的会长，轻松挥杆于青山绿水之间而逍遥终老。

            　“南京大屠杀”中杀我军民最多的是第十六师团。其次是第六师团。第六师团

            是属于自杭州登陆的第十军。其军司令官是日军皇道派，支持１９３６年“二二六 ”政变的三将领之一的柳川平助中将（１８７９——１９４５年）。

            日本人在没有相应的实力的时候他们是采取一种迷惑的手段来学习和改进自己，一旦觉得自己的实力足以挑战任何一个他们野心的对象就会揭下他们的伪装，暴露出真实的兽性，所以对我们来说，时刻保持对日本的警惕和战备，时刻将他们设置为我们的假想敌。时刻牢记他们是我们的仇敌，时刻牢记这些人处心积虑要推翻历史的兽行。

            中国要想不被别人欺负，首先就要牢记历史，牢记用武力来保卫自己，不要去搞那些噱头了！

            南京大屠杀的另外两个元凶

            松井石根(1878,7,27——1948,12,22)，日本甲级战犯，日军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元凶之一。

            １８７８年７月２７日出生在日本名古屋市，其父松井武国是武士。１８９８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与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本庄繁、阿部信行、小矶国昭等为同期生。接着进入日本陆军大学。

            南京大屠杀刽子手——松井石根在１９４２年４月４日受日本天皇“叙勋”，授一级金准勋章。

            　　１９４８年１１月１２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松井石根宣读了起诉书共计三大类55项罪状(但后又裁定，起诉书中的“反和平罪”不成立)，判决其有罪，处以绞刑。

            谷寿夫（1882.12.23～1947.4.26）日本陆军中将，法西斯乙级战犯，南京大屠杀主犯之一。冈山县人。1903年11月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15期步兵科，翌年3月授予步兵少尉军衔。参加日俄战争。1911年11月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第24期，成绩名列该期第三名，被派往英国留学。后曾在参谋本部及驻外使馆任职。他在日本海军大学讲授陆战术时曾强调：“作战时的掠夺、强盗、强奸是保持士气的重要手段”。

            12月13日，第六师团攻入南京市，当时，逃难的南京市民拥挤在主要街道上，谷寿夫命属下官兵对无辜百姓狂掷手榴弹，用机枪扫射，数以万计南京市民被杀。谷寿夫因此获得嘉奖。他还亲自参与了屠杀，及对中国妇女奸淫的兽行。因其凶悍，得“九州虎”绰号。

            　　日本投降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将其列为乙级战犯。1946年8月南京大屠杀的主犯谷寿夫从东京巢鸭监狱被引渡南京。1947年2月6日，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谷寿夫进行公审。

三一八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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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6年3月，奉系军阀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进兵关内，冯玉祥率领的的国民党军队同奉军作战。日本帝国主义公开援助奉军，派军舰驶入大沽口，并炮击国民军，守军死伤十余名。国民军开炮自卫还击，将日本军舰逐出大沽口。事后，日本认为国民军破坏了《辛丑条约》，与英、美、法、意、荷、比、西等8国公使，于16日向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提出拆除大沽口国防设施等种种无理的要求，并限令48小时内答复，否则以武力解决。同时各国派军舰云集大沽口，用武力威胁北洋政府。

            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政府在北京制造的枪杀请愿群众的流血事件。1926年3月18日，中共北方区委、北京地委和共青团北方区委、北京地委同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北京总工会、北京学生联合会、北京反帝大联盟、广州代表团等60多个团体、80余所学校约计5000余人在天安门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军舰侵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及美、英、日、法、意、荷、比、西等八国无理通牒中国的罪行。为了这次大会的召开，中共北方区委事先作了布置和安排。是日清晨，中共北方区委在李大钊的主持下又召开紧急会议检查准备的情况，赵世炎、陈乔年、共青团北方区委书记萧子璋、中共北京地委书记刘伯庄，分别报告了群众的组织和发动情况，拟定了标语和口号，以及游行的路线等。群众大会上午10时开始，首先由大会主席徐谦报告会议议程，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段祺瑞政府17日对请愿群众的暴行。大会议决：通电全国一致反对八国通牒，驱逐八国公使，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撤退外国军舰；电告国民军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而战。会后，群众结队前往段祺瑞执政府请愿，要求段政府立即驳复八国通牒。当队伍来到铁狮子胡同段祺瑞执政府门前时，预伏的军警竟开枪射击，打死47人，伤200余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中共北方区委李大钊、陈乔年、赵世炎等人亲自参加了这次斗争。李大钊、陈乔年等由于掩护群众而受伤。惨案发生后，北京各学校停课，为死难的烈士举行追悼会。23日，于北京大学三院在陈毅的主持下召开全市追悼大会。鲁迅把3月18日称作“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此后，北京的反动统治更加猖狂，李大钊等人被通缉，党的活动更加困难。

            1926年3月16、17日，在北京的国共两党开会，徐谦以中国国民党执行委员会代表的身份同李大钊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决定，组织各学校和群众团体在天安门集会。3月18日，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北京市党部、中共北方区委、北京市委、北京总工会、学生联合会等团体，与80多所学校共约5000多人，在天安门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的国民大会”，广场北面临时搭建的主席台上，悬挂着孙中山先生的遗像和他撰写的对联“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台前横幅上写着“北京各界坚决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示威大会”。

            中共北方区委的领导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参加了大会，大会主席、中俄大学校长徐谦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大会决议：“通电全国一致反对八国通牒，驱逐八国公使，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撤退外国军舰，电告国民军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而战。”最后大会一共通过了八条决议。

            大会结束后，游行队伍由李大钊率领，按预定路线，从天安门出发，经东长安街、东单牌楼、米市大街、东四牌楼，最后进入铁狮子胡同（今张自忠路）东口，在段祺瑞执政府（今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门前广场请愿。示威群众公推代表去向卫士长交涉，要求开门放队伍进去，并请段祺瑞和国务总理出来见面。段祺瑞担心局势失控，命令执政府内的预伏军警以武力驱散游行队伍，结果造成当场死亡47人，伤200多人的惨剧。死者中为人们所熟知的有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刘和珍、杨德群。李大钊和陈乔年也负伤。后来军警在清理现场时，竟然将死者财物尽行掠去，甚至连衣服也全部剥光。

            段祺瑞在知道政府卫队打死徒手请愿的学生之后，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并从此终生食素，以示忏悔。同时执政府用嫁祸卸责的手法，反诬徐谦等人假借“共产学说”谋乱，下令通缉徐谦、李大钊、李煜瀛、顾兆雄、易培基等５人。朱家骅、蒋梦麟等几十人也上了黑名单。张作霖派奉军闯进北大、女师大、中俄大学及报馆等，大肆查禁进步书刊，搜捕进步人士。4月26日清晨邵飘萍于被秘密处决，北京大学教授朱家骅、代校长蒋梦麟等遁入六国饭店再秘密离京。李大钊、徐谦、鲁迅等人被迫转移，国共两党的领导机关则迁入苏联使馆。《京报》馆和一批进步报刊被查封。张学良逮捕了共产党员刘清扬。

            3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段祺瑞屠杀人民告全国民众书》，号召“全国商人、学生、工人、农民、兵士，应急起联合起来，不分党派，一致奋斗，发动一个比五卅运动更伟大的运动，以雪最后通牒之耻”。3月2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会团体、各学校齐聚北京大学大操场，为亡灵们举行“三·一八死难烈士追悼大会”。鲁迅题写挽联：“死了倒也罢了，活着又怎么做。”后又就此惨案连续写了七篇檄文。由刘半农作词、赵元任谱曲的《哀歌》唱遍京城。

            强大的民意压力迫使国会召集非常会议，通过了屠杀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京师地方检察厅对惨案进行了调查取证并正式认定：“此次集会请愿宗旨尚属正当，又无不正侵害之行为，而卫队官兵遽行枪毙死伤多人，实有触犯刑律第311条之重大嫌疑。”迫使段祺瑞颁布对死难者家属“抚恤令”，国务院“阁员总辞职”。但段祺瑞军阀政权的合法性资源已丧失殆尽，１９２６年４月，段祺瑞执政府倒台。

            《泰晤士报》称这次事件是“兽性”的“惊人惨案”。鲁迅称这一天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然而有一件事，值得引起我们沉思：据说，开枪前，当时的"执政"段祺瑞并未亲临现场，好象还不知道具体情况似的。刽子手为了开脱责任，掩饰血腥罪行，竟然在大屠杀的当天发表公告，说这次惨案是“李大钊等率领暴徒数百人，手持枪棍，闯袭国务院，泼火油，抛炸弹，手枪木棍冲击军警，各军警因正当防御，致互有死伤”。

            这种骗人的鬼话，连段祺瑞自己也无法相信！正如鲁迅指出：“墨写的谎话，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

            但是段祺瑞得悉政府卫队开枪打死徒手请愿学生的暴行之后，随即赶到现场。据说段祺瑞长叹：“一世清名毁于一旦！”随即，面对死者长跪不起！面对死者长跪不起，是真心实意还是故意演戏？我们不得而知。但总比回避、抵赖、撒谎、推脱、捏造假象、强词夺理、编制伪证，“为尊者隐、为亲者讳”、百般狡辩、死不忏悔、死不赎罪的恶棍流氓行为，高出一筹吧！

            强大的民意压力，居然启动半死的国会和司法部门。国会召集非常会议，通过了屠杀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

            京师地方检察厅对惨案进行了调查取证，原来在这次惨案中，军警放枪前后均以吹哨为准，所有死者都是弹从背部或脑后穿入而至死，可见这是针对退却群众的疯狂追击！是有预谋的血腥大屠杀！京师地方检察厅正式认定：“此次集会请愿宗旨尚属正当，又无不正侵害之行为，而卫队官兵遽行枪毙死伤多人，实有触犯刑律第311条之重大嫌疑。”迫使段祺瑞颁布“抚恤令”。

            "三．一八"惨案是和平时期震惊世界、惨绝人寰的血腥屠杀，是人类的奇耻大辱！泰晤士报称为“兽性的惊人惨案！”

            段祺瑞政府镇压学生请愿、制造惨案，罪大恶极，不可饶恕！但他在惨案发生后执行了“严惩首犯，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段琪瑞政府面对民众的声讨，没有再以政府名义、利用所掌握的暴力机构，进一步血腥镇压民众以维持其政权（若如此则独裁政权可继续存在），而是引咎下台，执政府国务院全体总辞职。段祺瑞从此终生食素戒荤念佛。既使后来重病期间，家人劝他开荤以加强营养，段祺瑞亦拒绝，说：“人可死，荤不可开。”

            可见这个独裁者、刽子手的一点良心尚未完全泯灭，还总算知道世上有“廉耻”二字！

            无辜百姓被屠杀的缩影-潘家峪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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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家峪是丰润县（今已改建为唐山市丰润区）腰带山中的一个山村，是冀东抗日根据地的"堡垒村"之一。正因如此，潘家峪在抗日战争初期成为了日军"扫荡"的一个重点地区，从1938年夏季到1940年底，日伪军围攻潘家峪多达130多次。1941年1月25日晚（农历庚辰年腊月廿八），驻唐山、丰润、滦县等地的16个据点的3000多名日军、1000多名伪军，在日军指挥官佐佐木的率领下，从四面八方悄悄地开到潘家峪。他们进村后，便逼着全村1500多人先到村边西大坑集中，逼问八路军的去向，群众用愤怒的沉默回答敌人。恼羞成怒的敌人又把群众驱赶到村中的潘家大院（地主潘惠林的住宅），把大院封锁起来，用步枪、机枪向赤手空拳的群众疯狂扫射，并放起了大火。

            潘家大院是这庄最大的地主潘惠林家的院子，一宅三院，院里有猪圈、菜窖、厢房、牲口棚、藤萝架。大院正门朝东，人们是从后门被赶进大院的，距西大坑不过50米，日本兵在这50米的距离内站成两排，端着明晃晃的刺刀组成了一道刀的胡同，人们就在两排刺刀的逼视下，鱼贯进入院子。人们一进院子发现事情不好，起了骚动，没进院子的人们就往外涌，不愿进院子，门口的日本兵用刺刀乱捅，后边的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在刺刀的逼迫下又往前涌，当时就有很多老幼被踩死。人们被赶到大院后，一场血腥的屠杀开始了。

            大院里早已被日本兵铺上松枝和柴草，洒上煤油，墙上、房山全是密密麻麻的日本鬼子。他们向人群开枪、扔手榴弹。大院里各个角落都挤满了人群，火着起来之后，腾天的火焰，更多的人们则在各个院子了之间奔跑。在烈火浓烟中，人们辨不清方向，找不见亲人，趟着满地烈火奔突号叫。衣服燃烧着，头发燃烧着，人人都像一个火球在各个院落之间滚动。密集的枪弹扫向人群，飞蝗似的手榴弹投向人群，大院外边的两座小山之上，两架掷弹筒也向大院里发射着炮弹，人们惨叫着成片成片地倒下，汩汩的鲜血流成河，在腾着烈焰的土地上吱吱啦啦地淌，很快被烤干，然后又有新的血漫过来。人们的躯体在爆炸声中被撕裂、被击碎，断肢残臂被高高地扬上天空，然后又随着漫天血雨噼噼啪啪地落下来，落进烈火之中。衣服的碎片和飞灰被巨大的烟柱裹挟着旋转着飞上天空，使方圆几十里的村庄都能看见潘家峪上空那浓黑的烟幕，那如纸钱一般飘飘摇摇撒遍青山的飞灰。

            在西院厢房前头，日本军官用战刀砍村人们，村人们跪在地上求情，喊着饶命，可是日本军官像是没听见一样，照样挥舞着战刀朝人们砍去，每砍下一颗头颅，就提起来放在窗台上，大约是要计算自已屠杀的业绩吧，中国人的头颅像南瓜一样一直把窗台摆满了。

            有一个孕妇，被日本兵用刺刀挑开肚子，胎儿流出来，在肠子旁边蠕动，孕妇还在撕心裂肺地叫喊，不一会儿就没声儿了。

            被枪弹打伤的人们，不能动弹，被火烧的哭爹喊妈，悲号声令人心碎。眼瞅着，碰上点火星就着了，突突地冒蓝火儿，惨哪。

            厢房前，有二三十名妇女，一齐跪在地上，对着一个手举屠刀的日本军官苦苦哀求，乞求他饶过她们。但是这名军官好像并未经过女人的抚育与爱，他像游戏一样把这些女人的头颅砍下来，有的头颅落地之后，还在啃着冰冻的土地，直到把牙齿深深扎进泥土。

            惨案的策划者唯恐跑掉一个潘家峪人，因此把伪军全部放在四外的山上站岗，日军则全部扑进村中，这些全副武装的大和武士们用枪托，用刺刀把人们全部驱赶到位于村中心的西大坑。一些走路缓慢或者不能出门的老人，则被日本兵当场用刺刀挑死；日本兵看见妇女就强奸，然后再杀害，因此许多妇女死在全村各个角落。

            潘家峪人民用血肉之躯同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搏斗。50多岁的潘国生老汉脱去着了火的衣服，高喊："跟我来，和鬼子们拼了！"　带头冲向大门，向一个正在端着机枪扫射的日本兵猛扑过去，夺过机枪，用枪托将这个敌人打死。十多个青年趁机冲出门去，潘国生老汉却牺牲在敌人的刺刀之下。大屠杀一直延续到次日下午7点钟。当时，全村有1230人被杀害，其中妇女儿童共650余人，村民的所有财物被抢夺一空，被烧毁的房屋有1100多间。

            日本侵略者在这里制造了惨绝人寰的血案，全村1700口人中有1230名惨死于日本侵略者的屠刀之下。潘家峪人民没有被屠杀吓倒，他们擦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亲人的尸体，拿起武器，继续斗争。

            1941年2月5日，抗日民主政府组织四邻村庄的乡亲清理尸首，由丰滦迁联合县政府主持公葬。当时，从潘家大院扒出的尸体无法辨别姓名年龄，只能在辨认出的男尸身上写个"男"字，女尸身上写个"女"字，童尸身上写个"童"字。其中有的男女也无法辨认，只能把那些尸骨集中起来，一堆四肢焦肉、肚肠，一堆骨殖，一堆人头。然后，以炕席为棺木，一领席里包一至两个尸体。

            公葬是在初春的寒夜里进行的，送葬的队伍由街里走上山麓，把尸体安葬在松柏常青的南山脚下。没有挽歌，没有鲜花和供果，有的是悲愤的长风，沸腾的热血。

            血债须用血来偿。幸存的潘家峪人庄严宣誓："一定要向敌人讨还血债，为死难亲人报仇。"

            潘家峪惨案发生后，日本侵略者把潘家峪周围50里划为"无人区"，拆毁房屋，填平水井，驱散居民，多次"清乡"、"扫荡"，潘家峪一带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但是潘家峪人民不屈不挠，一手拿枪，一手拿镐，坚持"无人区"的斗争。

            1941年3月初，这个村子的20多名青年自动组织起3个"抗日复仇小分队"，积极配合八路军打击日本侵略者。

            1942年7月18日，"复仇团"与八路军冀东军分区十二团战士在迁安县甘河槽设伏，与敌激战5个小时，全歼150名日本侵略者，俘虏100余名伪军，潘家峪惨案的直接策划者--驻丰润日军指挥官佐佐木二郎也被潘家峪复仇团的战士亲手击毙。

五卅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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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卅惨案因为发生于5月30日而得名，也称为五卅血案，或写作“五·卅”惨案、五·卅惨案.

            1925年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以经济剥削为主，中日甲午战后，中国被迫签订马关和约，准许日本在中国各口岸设立工厂，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劳工进行经济侵略。其他列强随之跟进，纷纷在中国各口岸设立工厂。日本人仅在上海一地就设有23家纱厂，占全上海纱厂三分之二。日本厂主对待工人非常苛刻，工人每日工作12小时以上，工资每日仅一角五分，还要扣存百分之五储蓄厂中，需至工作满十年方始归还，半途辞工者储蓄金即被没收。

            2月，日商内外棉纱厂第八厂推纱间发现一名童工尸首，胸部受重伤十余处，系被纱厂日籍管理员用铁棍殴打死亡，工人们目睹惨状，群情大愤，全体罢工。后经上海总商会出面调停，日厂主答允不打骂工人，同时每两周发放工资一次，工人即恢复工作。5月间日本各纱厂以男工屡起风潮，竟将男工尽行开除，换为女工，这一来引起22家工厂的大罢工。由上海各团体调停，以改良工人待遇，发还储金为条件恢复工作，不料内外棉纱厂第八厂又开除工人数十名，工人不服，推举代表顾正红等八人向厂主交涉，在交涉中发生争执，日人突开枪击毙顾正红，其余七人受伤，受伤工人向公共租界工部局请求援助，工部局不仅不予以公平处理，反而控以扰乱治安罪名，这一来群情更为愤激。

            5月22日上海各团体开会追悼顾正红，上海各大学学生均往参加，路经公共租界时有四人被捕。于是上海学生会开会，决议组织演讲队，出发租界宣传。5月30日学生联合会分派多队在租界内游行讲演，当天下午，一部分学生在南京路被捕，其余学生及群众共千余人，徒手随至捕房门口，要求释放被捕者，英捕头爱伏生竟下令开枪向群众射击，当场死学生四人，重伤30人，租界当局更调集军队，宣布戒严，任意枪击，上海的大学校竟遭封闭，这就是“五卅惨案”。惨案发生后全国震动，北京学生第二天即响应，全国各大都市学生也先后罢课，风起云涌，进行反帝国主义示威运动，民意沸腾。

            当夜，中共中央立即召集会议，决定扩大斗争规模，号召上海人民举行罢工、罢课、罢市，以抗议英帝国主义的大屠杀。在共产党人蔡和森、李立三、刘少奇等的领导下，31日晚上海有组织的20余万工人成立了上海总工会，并选举李立三为委员长。6月1日，上海全市的总罢工、总罢课和总罢市开始了，其中包括20余万工人的总同盟罢工，5万学生罢课，绝大部分商人参加罢市。

            6月7日，由上海总工会、全国学生联合会、上海学生联合会和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推举代表，组成“工商学联合委员会”，提出了惩办凶手并赔偿、取消领事裁判权，永远撤出驻沪的英、日海陆军等17项交涉条件。同时运动继续发展和扩大，北京、天津、南京、青岛、杭州、开封、郑州、重庆等全国各大城市和几百个城镇的人民，纷纷游行示威，罢工，罢课，罢市，通电，捐款，表示支援，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反帝怒潮，并得到国际工人阶级的支援。

            6月1日北京外交部向驻京公使团领袖意国公使提出抗议：“为照会事，据报告本年五月三十日上海各大学生因为学生被捕及工人受伤两事，在公共租界捕房门首游行演说，以示抗议。而捕房竟以武力干涉，捕去学生四十余人，登时击毙学生四名，击伤学生六名，已死二名，路人受伤者十七名，已死三名等情。本总长得悉之余，至深骇异，似此不幸之事，应请贵公使特别注意。查该学生等，均系青年子弟，热心爱国，并不携带武器，无论其行为之性质如何，断不能以暴徒待之。乃捕房未曾采取适当方法，和平劝阻，遽用最激手段，实为人道及公理所不容，自应由租界官吏完全负责。为此本总长不得不向贵公使提出最正式之抗议，并声明保留俟查明详情后，再提出相当之要求，并请贵公使将前项情形转达驻京有关系各公使查照，迅饬上海领事团速将被捕之人全行释放，并就地与特派江苏交涉员妥商办理，免再发生此类情事，是所至盼，须至照会者。中华民国外交总长沈瑞麟。中华民国十四年六月一日。”

            6月4日公使团复函竟婉拒中国之抗议，认为上海租界当局已很宽大，于是北京外交部于4日再提第二次抗议：“为照会事，上海公共租界枪击华人一案，业经本总长于本月一日向贵公使提出抗议，并请迅饬上海领事团速将被捕之人全行释放，并就地与特派江苏交涉员妥商办理，免再发生此类情事在案。乃续据上海报告，租界捕房于本月一日复枪毙三人，伤十八人，其以前被捕之人，仍未完全释放。又据报告所有伤毙之人，枪弹多从背入，巡捕无一死伤，显系任意轰击，毫无理由各等情。查公共租界官吏出此激烈行为，迫动公愤，致发生商工各界多数罢市罢工之不良效果，似此蔑视人道，自应由租界官吏完全负责。为此本总长不得不再向贵公使提出严重抗议，并请转达驻京有关系各国公使，迅电上海领事团立饬停止枪击，以免再肇惨祸，是为至要，须至照会者。”

            6月6日公使团答复仍不着边际，北京外交部再于6月11日提第三次之抗议：

            “为照会事，接准本月四日及六日来照，内开贵公使及有关系各国公使，深愿对于此次上海不幸之事故，与中国政府具同一和平之观念，并准贵公使声明，关于禁用武器一节，业经重行训令上海公共租界捕房，以后必采恪守各等因，本总长业经阅悉。惟查当初租界官吏所采取对于学生和平行动之取缔办法，系属失当，毫无疑义。又如五月三十日及六月一日等捕房之举动，实可谓为激成事变之肇端。因老闸捕房，既未预先鸣号，警告群众，又非如来照所称，该捕房处于危在俄顷，不得不用武器之境遇，竟贸然出此激烈之举动。故欲以上星期惨事之责任，诿诸一般和平行动并不携带武器之人，而不由租界官吏负之，本总长绝对不能承认，仍当继续抗议。中国政府鉴于此次案情之严重，民情之悲愤，佥以为租界官吏，至少须自动的先行取消当地戒严令，撤退海军陆战队，并解除商团及巡捕之武装，释放被捕之人及恢复被封与占据各学校之原状，庶上海地方，得于最短时间内，自然停止非常之状态。而来照所称同具和平之观念，亦足以资证明，以便进行交涉。为此照会贵公使查照，希即转达有关系各国公使，饬知驻沪领事团，遵照办理。是所至盼，须至照会者。”

            最后将此案做为地方事件处理，即在上海谈判，北京政府乃派专使蔡廷干、郑谦、曾宗鉴南下，英日等国亦派委员六人至上海。6月16日开会，中国代表提出解决办法十三条：

            （一）撤销非常戒备。

            （二）所有因此案被捕华人，一律释放，并恢复公共租界被封及占据之各学校原状。

            （三）惩凶，先行停职，听候严办。

            （四）赔偿，赔偿伤亡及工商学因此案所受之损失。

            （五）道歉。

            （六）收回会审公廨。

            （七）洋务职工及海员工厂工人等，因悲愤罢工者，将来仍还原职，并不扣罢工期内薪资。

            （八）优待工人，工人工作与否，随其自愿，不得因此处罚。

            （九）工部局投票权案，（甲）工部局董事会及纳税人代表会，由华人共同组织之。纳税人代表额数，以纳税多寡比例为定额，其纳税人会出席投票权与各关系之西人一律平等。（乙）关于投票权，须查明其产业为己有的或代理的，己有的方有投票权，代理的，其投票权应归产业所有人有之。

            （十）制止越界筑路，工部局不得越租界范围外建筑马路，其已筑成者，由中国政府无条件收回管理。

            （十一）撤销印刷附律，加征码头捐，交易所领照案。

            （十二）华人在租界有言论集会出版之自由。

            （十三）撤换工部局总书记鲁和。

            双方在上海一共开了三次会议，六国委员最后竟拒绝继续谈判，于是谈判中断，交涉移北京进行。最后上海公共租界仅将总巡麦高云、捕头爱伏生免职，中国收回了上海会审公廨。而顾正红案由上海交涉员与上海日本领事谈判，至8月12日始行解决，由日本纱厂与工人订立条件六款，附件三款，包括赔偿工人损失费1万元，补助罢工损失费10万元，日人入厂不准携带武器，不得无故开除工人，提高工资等。

            但是在在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威胁利诱下，民族资产阶级开始动摇。6月26日，商界停止罢市，破坏了反帝统一战线。工人罢工坚持了3个多月。中国共产党和总工会为了保存力量和巩固已有的胜利，决定停止总同盟罢工，到八九月间各业工人逐渐复工。

            自五卅惨案发生后，举国同愤。但英国仍继续援用武力压迫政策。6月11日汉口惨案发生，6月13日九江冲突发生，6月23日沙基惨案发生，7月2日重庆惨案发生，7月31日南京惨案发生。其中最严重的冲突为广州发生的沙基惨案。自五卅惨案、汉口惨案相继发生后，6月21日香港与广州沙面之华工同时总罢工，香港重要事业多呈停顿状态。香港及沙面的英人且作军事准备，以图压制。6月23日广州各界7万余人在广州政府领导下为沪、汉死难烈士开追悼会，当场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为解决惨案之根本办法。会后举行大游行，工商各界在先，学生及黄埔军校学生随后，于下午3时行抵沙基对岸，当时英兵方严阵以待，遽向群众射击，同时停泊在白鹅滩的英兵舰也发炮助威，当场死伤军民二百余人，惨祸之烈，过于沪汉。

            【当场死亡的13人】

            何秉彝，上海大学学生

            尹景伊，同济大学学生

            陈虞钦，南洋附中学生

            唐良生，华洋电话局接线生

            陈兆长，东亚旅馆厨工

            朱和尚，洋务职工

            邬金华，新世界职工

            石松盛，电器公司职员

            陈光发，包车行车匠

            姚顺庆，琴行漆工

            王纪福，裁缝

            谈金福，味香居伙友

            徐落逢，商贩

            沙基惨案　　1925年6月19日，香港工人在中国共产党人邓中夏、苏兆征，陈延年等领导下，开始了支援上海人民反帝斗争大罢工，十余万工人愤然离开香港回广州。

            6月21日，为声援上海罢工者，香港、沙面工人也实行罢工。工人纷纷离职返回广州，23日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下午1时，广州各界20多万人在东校场举行市民大会，一致通过援助沪案条件16条，会毕进行游行，工人、商人、学生、黄埔学生等依次由东校场出发。经惠爱东路、永汉中路，直出长堤西壕口，过沙面租界河对岸的沙基。

            午后3时，当游行队伍行经沙面英、法租界对岸之沙基西桥口时，早已布置好的英、法海军陆战队，从沙面突然向示威群众开机枪扫射，游行队伍猝不及防，四散躲避，当场死亡59人，重伤者百余人。同时，驻扎在白鹅潭的外国兵舰也开炮向北岸示威。

            1926年在这里修建的道路，为表示纪念，定名为六二三路。当时的广东革命政府在人民桥东侧、珠江河畔，竖立了刻有“毋忘此日”的石碑，后因城市建设需要，1950年被移至沙面东桥，改为“沙基惨案烈士纪念碑”，上有题词：“一九二五年六月廿三日沙基反对帝国主义斗争中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其后又被拆毁重立，1963年此碑被市政府列为文物保护单位。1967年在修建人民桥时，此碑拆去，后在桥北东侧再建新碑。新碑于1999年内环路建设人民桥扩建时再次被拆。现时的纪念碑是于2001年10月18日重新与市民见面，此次的纪念碑是按1926年建设的纪念碑原貌复建的。纪念碑按其原设计图纸用一整块花岗岩重新雕刻而成的，高约3米。正面刻着“毋忘此日”四个大字，用竖排的形式注上“中华民国十四年六月廿三日”。碑座上的落款是“中华民国十五年六月廿三日广州市政府立”。纪念碑后面，另立了一块约0.5平方米的正方形花岗岩，上面刻写着“沙基惨案纪念碑重建说明

            “南京惨案”又叫“三.二四”惨案１９２７年３月２３日，大革命北伐军兵临南京城下，北洋军阀部队眼看守城无望，便准备渡江撤退。这时，南京城里的一些兵痞和流氓乘机进行抢劫。２４日，北伐军先头部队进城，骚乱继续发生。下午３时４０分，停泊在下关江面的英国、美国、日本、法国、意大利等国的军舰竟借口保护侨民和领事馆，向南京城内进行猛烈炮击，时间长达一小时之久，酿成炸死炸伤中国军民２

            ０００多人，毁坏房屋无数的南京惨案。

            惨案发生后，帝国主义列强又向中国大量增兵，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经过两年多的谈判，南京国民政府向帝国主义列强道歉、赔偿，并答应惩办“骚乱”分子，而对中国人民所遭到的惨重损失却只字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