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广场舞秀丽江山dj:《我与丁玲五十年》（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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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参加延安整风和审干
丁玲1939年离开马列学院去了边区文协，吴玉章是主任，艾思奇和丁玲是副主任。1940年底，我离开留守兵团，洛甫同志调我去延安文化俱乐部任副主任。1941年马列学院改名为中央研究院，我又要求到中央研究院新闻研究室。
1943年在延安整风中间，中央研究院改为中央党校的三部。党校一部都是老同志老将军，林彪、陈赓、宋时轮等都在一部，丁玲这时也在一部。二部也都是资历较老的同志，三部是文化人，知识分子。我是在三部参加审干的。
1942年2月，毛主席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4月，中央宣传部作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这之后，中央发了22个文件，《整风文献》。每个党员学习讨论这些文件，对照检查自己，然后写“思想自传”，讲清自己的思想、历史，要从家庭出身、学校教育、社会影响等方面分析，写出思想的发展变化。
这次整风是一次思想爬坡。由于我在新闻研究室，所以没有参加文艺整风。
1943年，整风转入审干阶段，7月15日，康生作了《抢救失足者》报告，掀起“抢救失足者运动”。我和丁玲也被隔离了，我们无法互通消息。即使同时参加一个活动，因为有很多人在，也无法交谈。外单位的朋友、熟人也暂时中止了交往，偶尔碰面也就打个招呼，决不多谈。丁玲在中央党校一部、我在三部，整个夏天，我们不能单独见面，不能在一起说话，丁玲由于1933年在上海遭绑架那段经历，思想压力很大。这在她当时的日记中有记载：
7月25日她写到：“夜不能寐，奈何！”8月12日她写到：“党终会明了我的。在八月不能搞清楚，九月一定可以，九月不行，今年一定行。我应该与平日一样的尽一个做党员的本分，那么生活着，那么工作着才对。我要极力设法使自己的问题搞清楚，使党明白我。我既然知道我是不能消极的，我既然知道消极是不对的，我就要极力努力使自己冷静。一激动我的头就剧烈的痛，头一痛便什么也不能干了。什么也不能想了。我何苦再添加一些罪让自己来受呢？”中秋节那天她想到了我，在日记中说：“夏：你现在在做什么，我知道你是在你们狂欢晚会中热闹的笑着玩着呢！我知道，你的心是不能为月饼弄甜的，你会想着我，痛苦的想着我！”感冒时她又想起我：“所以当我有病的时候我总是不愿意睡，总是愿意找点书看，或者有人来谈天，而曾经常常遭受你斥责说我不爱惜自己，不听话的事是有过的。然而现在我却不能不踡伏在被窝里，盖着所有一切能盖的东西，两边太阳穴里各有一个锤，有节奏的撞击着我的脑中央，每一个毛孔都感觉着冷和刺痛，我希望我能停止我的一切活动，我放心的睡着，希望睡熟去，我昏昏的好像是无知的睡着了，然而却看见了更多的东西，却亲历了更多的东西，我如何能使自己安静而舒服的睡着呢？”今天，当我重新翻看丁玲60多年前亲笔写下的这些日记，想到她当年所遭受的巨大压力，仍然禁不住心痛如绞，悲从中来。
审干结束后，有一些同志参加党校一部的路线学习，但这个学习班里没有丁玲，我估计丁玲的问题有点严重。听丁玲后来说，李伯钊当时叮嘱她：如果要把你分配到外地去，你可千万别去。李伯钊有内部斗争的经验。当时分配到外地去的人，甚至还有带枪的人监视着。彭真对丁玲很关切。她住的是一间破窑洞，挡不住风雪，住在她隔壁的是杨植霖，解放后当过青海省的省委书记，近年，有一次，延安文艺学会在人民大会堂组织晚会，中间休息时我去看他，向他询问了丁玲当年在中央党校时的情况。他告诉我，丁玲当时精神负担很重。
明日请看：丁玲和周扬
丁玲1939年离开马列学院去了边区文协，吴玉章是主任，艾思奇和丁玲是副主任。1940年底，我离开留守兵团，洛甫同志调我去延安文化俱乐部任副主任。1941年马列学院改名为中央研究院，我又要求到中央研究院新闻研究室。
1943年在延安整风中间，中央研究院改为中央党校的三部。党校一部都是老同志老将军，林彪、陈赓、宋时轮等都在一部，丁玲这时也在一部。二部也都是资历较老的同志，三部是文化人，知识分子。我是在三部参加审干的。
1942年2月，毛主席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4月，中央宣传部作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这之后，中央发了22个文件，《整风文献》。每个党员学习讨论这些文件，对照检查自己，然后写“思想自传”，讲清自己的思想、历史，要从家庭出身、学校教育、社会影响等方面分析，写出思想的发展变化。
这次整风是一次思想爬坡。由于我在新闻研究室，所以没有参加文艺整风。
1943年，整风转入审干阶段，7月15日，康生作了《抢救失足者》报告，掀起“抢救失足者运动”。我和丁玲也被隔离了，我们无法互通消息。即使同时参加一个活动，因为有很多人在，也无法交谈。外单位的朋友、熟人也暂时中止了交往，偶尔碰面也就打个招呼，决不多谈。丁玲在中央党校一部、我在三部，整个夏天，我们不能单独见面，不能在一起说话，丁玲由于1933年在上海遭绑架那段经历，思想压力很大。这在她当时的日记中有记载：
7月25日她写到：“夜不能寐，奈何！”8月12日她写到：“党终会明了我的。在八月不能搞清楚，九月一定可以，九月不行，今年一定行。我应该与平日一样的尽一个做党员的本分，那么生活着，那么工作着才对。我要极力设法使自己的问题搞清楚，使党明白我。我既然知道我是不能消极的，我既然知道消极是不对的，我就要极力努力使自己冷静。一激动我的头就剧烈的痛，头一痛便什么也不能干了。什么也不能想了。我何苦再添加一些罪让自己来受呢？”中秋节那天她想到了我，在日记中说：“夏：你现在在做什么，我知道你是在你们狂欢晚会中热闹的笑着玩着呢！我知道，你的心是不能为月饼弄甜的，你会想着我，痛苦的想着我！”感冒时她又想起我：“所以当我有病的时候我总是不愿意睡，总是愿意找点书看，或者有人来谈天，而曾经常常遭受你斥责说我不爱惜自己，不听话的事是有过的。然而现在我却不能不踡伏在被窝里，盖着所有一切能盖的东西，两边太阳穴里各有一个锤，有节奏的撞击着我的脑中央，每一个毛孔都感觉着冷和刺痛，我希望我能停止我的一切活动，我放心的睡着，希望睡熟去，我昏昏的好像是无知的睡着了，然而却看见了更多的东西，却亲历了更多的东西，我如何能使自己安静而舒服的睡着呢？”今天，当我重新翻看丁玲60多年前亲笔写下的这些日记，想到她当年所遭受的巨大压力，仍然禁不住心痛如绞，悲从中来。
审干结束后，有一些同志参加党校一部的路线学习，但这个学习班里没有丁玲，我估计丁玲的问题有点严重。听丁玲后来说，李伯钊当时叮嘱她：如果要把你分配到外地去，你可千万别去。李伯钊有内部斗争的经验。当时分配到外地去的人，甚至还有带枪的人监视着。彭真对丁玲很关切。她住的是一间破窑洞，挡不住风雪，住在她隔壁的是杨植霖，解放后当过青海省的省委书记，近年，有一次，延安文艺学会在人民大会堂组织晚会，中间休息时我去看他，向他询问了丁玲当年在中央党校时的情况。他告诉我，丁玲当时精神负担很重。
明日请看：丁玲和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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