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春英广场舞忘不了温柔:《我与丁玲五十年》（6）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30 02:28:14
（六）和席萍离婚，和丁玲结婚
祖林跟烽火剧社的小学员在一起，过起真正的部队生活，冬天早晨起来，围坐在木炭火炉旁，祖林就给其他的孩子讲故事，讲《三国》、《水浒》，连裹腿烤着了都不觉得。排练合唱时，祖林就当小指挥。祖林在我那儿呆了一段时间，后来丁玲把他送到保育院学校去了。
我与丁玲在结婚前就有过这样一种特殊关系，我带祖林似乎是我们的家庭关系的预演。祖林现在是离休干部，他参加革命的年龄，就是从烽火剧社那一段生活算起。他后来去苏联留学，学潜水艇制造，回国后因为受到丁玲被打成右派的影响，不能搞潜水艇，改搞民用船舶。1979年丁玲和我回到北京，祖林也调到北京的中国船舶总公司。后来祖林对他母亲和我的结合似有所不满，但我泰然处之，对他仍是友好相待。祖慧对我一直很好。我生病住院，她还常来看我。延安时期，祖林的学校和祖慧的托儿所都在安塞，每次丁玲去看他们兄妹俩，都是我陪着去的。有时为过河，我们还要争吵一番，河水刚刚化冻，丁玲非要自己趟水，我就不让，要背她过河，因为她住窑洞落下了关节炎。
我和席萍结婚时没有告诉丁玲，对她的打击很大，当时就有好朋友对我说，丁玲听说我结婚了很痛苦。为这事我一直很后悔，觉得应该事先跟她商量，也许那样就不会发生与席萍结婚的事。这不是说席萍不好，而是我考虑不周。
在烽火剧社呆了一年以后，我就去了文协的文化俱乐部，当副主任。这时席萍已经怀孕。这段时间我听到的议论都是说丁玲非常痛苦，我感到这种局面非解决不可。我想：席萍还年轻，各方面条件都好，还能找到自己的幸福，我得忍痛做出决断，不能让3个人都痛苦的局面再持续下去。于是我用鸡蛋里面挑骨刺的手法，制造一个借口，说席萍有依赖性，过于依赖丈夫，而我则喜欢有独立性的女性，我提出我们的感情不和，要求离婚。
我提出离婚时，席萍正住在中央医院，准备生孩子。席萍当然不同意，但是我的态度很坚决。那时我也太年轻，不应该在她生孩子时提出离婚的要求。孩子出生后，我们分手了，分手时我说，孩子给我吧，你带着孩子再成家可能不方便。席萍不愿意，她舍不得孩子。她带着孩子留在中央医院工作，做化验员。1945年我离开延安准备去东北时，去看了她和孩子。那时她已经结婚了，爱人也在中央医院，搞化验，也姓陈。我再一次提出孩子让我带走，她还是不同意。
我与丁玲结婚后，内心常责备自己为与席萍分开所找的那样一个借口，当时我的确没有办法解除3个人的痛苦，而与丁玲结合，只是把痛苦都给了席萍，这对她是不公平的。对席萍，我始终怀有负疚的心情。全国解放后，席萍他们一家到了北京，在生物制品研究所工作，我们见过一面。以后他们又去了广州，仍在药品检验所工作。1983年我听说她有病，和我们的孩子东海一起生活。后来她的身体一直不太好，装了心脏起搏器。这两年，东海夫妇来过北京几次，住在我这里，照顾我的身体，东海还参加了当年洛杉矶幼儿园师生的一些活动，东海幼年时在这个幼儿园待过，与李铁映、杨勇等许多老同志的子女都是小朋友。东海的小名叫毛毛，毛主席去幼儿园看望他们，小东海说：我的名字和你差不多，你叫毛主席，我叫席毛毛。
我和丁玲是1942年在蓝家坪结婚的，婚后我们去看望罗烽的母亲罗老太太。当时我们一排四个窑洞，分别住着高长虹、罗烽的母亲、张仃（后来曾担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丁玲。丁玲对罗老太太说，我们爱得很苦。我们结婚没有张扬，没有请客。一次在路上碰到陈云同志，丁玲告诉他我们结婚了，陈云同志表示祝贺，说要把各个方面的关系处理好。
明日请看：我和丁玲新婚后，没有打算再要孩子，怕妨碍工作
祖林跟烽火剧社的小学员在一起，过起真正的部队生活，冬天早晨起来，围坐在木炭火炉旁，祖林就给其他的孩子讲故事，讲《三国》、《水浒》，连裹腿烤着了都不觉得。排练合唱时，祖林就当小指挥。祖林在我那儿呆了一段时间，后来丁玲把他送到保育院学校去了。
我与丁玲在结婚前就有过这样一种特殊关系，我带祖林似乎是我们的家庭关系的预演。祖林现在是离休干部，他参加革命的年龄，就是从烽火剧社那一段生活算起。他后来去苏联留学，学潜水艇制造，回国后因为受到丁玲被打成右派的影响，不能搞潜水艇，改搞民用船舶。1979年丁玲和我回到北京，祖林也调到北京的中国船舶总公司。后来祖林对他母亲和我的结合似有所不满，但我泰然处之，对他仍是友好相待。祖慧对我一直很好。我生病住院，她还常来看我。延安时期，祖林的学校和祖慧的托儿所都在安塞，每次丁玲去看他们兄妹俩，都是我陪着去的。有时为过河，我们还要争吵一番，河水刚刚化冻，丁玲非要自己趟水，我就不让，要背她过河，因为她住窑洞落下了关节炎。
我和席萍结婚时没有告诉丁玲，对她的打击很大，当时就有好朋友对我说，丁玲听说我结婚了很痛苦。为这事我一直很后悔，觉得应该事先跟她商量，也许那样就不会发生与席萍结婚的事。这不是说席萍不好，而是我考虑不周。
在烽火剧社呆了一年以后，我就去了文协的文化俱乐部，当副主任。这时席萍已经怀孕。这段时间我听到的议论都是说丁玲非常痛苦，我感到这种局面非解决不可。我想：席萍还年轻，各方面条件都好，还能找到自己的幸福，我得忍痛做出决断，不能让3个人都痛苦的局面再持续下去。于是我用鸡蛋里面挑骨刺的手法，制造一个借口，说席萍有依赖性，过于依赖丈夫，而我则喜欢有独立性的女性，我提出我们的感情不和，要求离婚。
我提出离婚时，席萍正住在中央医院，准备生孩子。席萍当然不同意，但是我的态度很坚决。那时我也太年轻，不应该在她生孩子时提出离婚的要求。孩子出生后，我们分手了，分手时我说，孩子给我吧，你带着孩子再成家可能不方便。席萍不愿意，她舍不得孩子。她带着孩子留在中央医院工作，做化验员。1945年我离开延安准备去东北时，去看了她和孩子。那时她已经结婚了，爱人也在中央医院，搞化验，也姓陈。我再一次提出孩子让我带走，她还是不同意。
我与丁玲结婚后，内心常责备自己为与席萍分开所找的那样一个借口，当时我的确没有办法解除3个人的痛苦，而与丁玲结合，只是把痛苦都给了席萍，这对她是不公平的。对席萍，我始终怀有负疚的心情。全国解放后，席萍他们一家到了北京，在生物制品研究所工作，我们见过一面。以后他们又去了广州，仍在药品检验所工作。1983年我听说她有病，和我们的孩子东海一起生活。后来她的身体一直不太好，装了心脏起搏器。这两年，东海夫妇来过北京几次，住在我这里，照顾我的身体，东海还参加了当年洛杉矶幼儿园师生的一些活动，东海幼年时在这个幼儿园待过，与李铁映、杨勇等许多老同志的子女都是小朋友。东海的小名叫毛毛，毛主席去幼儿园看望他们，小东海说：我的名字和你差不多，你叫毛主席，我叫席毛毛。
我和丁玲是1942年在蓝家坪结婚的，婚后我们去看望罗烽的母亲罗老太太。当时我们一排四个窑洞，分别住着高长虹、罗烽的母亲、张仃（后来曾担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丁玲。丁玲对罗老太太说，我们爱得很苦。我们结婚没有张扬，没有请客。一次在路上碰到陈云同志，丁玲告诉他我们结婚了，陈云同志表示祝贺，说要把各个方面的关系处理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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