巢湖先锋网:为吏：帽子与镜子——革命公墓里的遐想之三

为吏：帽子与镜子

——革命公墓里的遐想之三

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现代领导科学与艺术研究中心主任陈海春

我此生很少做吏，有机会做过一段，但很快就被别人清理出场。当年我还忿忿不平，以为是有人整我，或者是领导有眼无珠。不过，现在与许多为吏的青年同志们交往后，看到他们是如何为吏的，才深深感到自己不是这块料，不由汗颜。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的工作者，有个不成文的规律，“干不好就去教”。你什么时候看过经济学教授是干好了再去教的，当银行行长多好；什么时候看过管理学教授是干好了再去教的，当企业老总多好。我虽然没有干好吏，但是我知道，在从政的人之中，做吏是最多的，对于这么大的一个群体需要研究，也需要指导，也为我提供了工作的机会。因此，我对如何做吏的研究，颇下了一番功夫。

吏是什么，很难用一句话说清楚。在我看来，吏有三个特点，第一，被官管着，第二，职业化；第三，不同于僚。首先，这个行当最大的特殊性在于，吏的帽子攥在官的手上，官是管吏的。吏不管有多大，那怕大到“封疆大吏”，也从来不敢公开对朝廷的“主官”或者其他管吏，如皇帝或吏部尚书有任何的怠慢或放肆。春节期间，我看了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北洋大臣李鸿章是何等人物，但是见到朝廷下来视察北洋水师的七王爷以及太监李莲英等都是毕恭毕敬的。其次，吏与僚往往是同一层面的人，许多人早年从政不是做吏就是做僚，并且经常被为官之人在二者之间做切换，但吏不同于僚。吏和僚都是为为官之人服务的，所不同的是，僚是完全没有自己东西，只需要把为官之人招呼好即可；吏是可以有自己东西，不仅要得到为官之人的认可，还得有些自己的业绩。再次，这个职业的从业者主要靠此谋生，西方把做官的人往往称为“政务员”，是随着党派胜负的变化而变化的；把做行政的人往往称“公务员”，是不随党派胜负的变化而变化的，吏就类似于这样的人。职业化还体现在行规上，这个职业有其独特的行规，只有按照某种规则做事才有利于从业者生存和发展，而只有从业的同行才最清楚其内在的规则。为吏有“三好和三不好”。“三好”：有一个“饭碗”可以供自己和家人谋生，有一套晋升体系可以供自己向上攀登，有一块工作领域可以让自己施展才华。“三不好”：虽然有谋生的手段，但吃得好吃得不好却最终自己说了不算；虽然有一套晋升体系，但走得近走得远却最终自己说了不算；虽然有自己的工作领域，但干得长干得短却最终自己说了不算。这一切都源于为吏是一个独特的行当，于是在我的教案里有了这样三组概念：“基础：帽子与镜子；形象：勤勉与精细；本事：主要与主管”。

——基础：帽子与镜子。会做吏的人都知道“功高盖主，尾大不掉”是首忌和大忌。因此，当一件事情办成了，从来是将聚光灯向上挑，告诉天下人，我仅仅是在为官之人给定的框架下把具体事情做好而已。这有点象领导学里的一句话：领导者是指出什么事情是对的人，管理者是把事情做对的人。吏就是管理者，定位在此，既有功业，又有安全。吏手下还下有一批直接管理的下属，这些人既要为你服务，也要依靠他们把事情办成。当上级把事情托付给你的时候，没有一批死心塌地跟你一起干的人，没有一批在你的业绩薄上留痕迹的人，你纵有三头六臂也做不出事业。因此，对下属的杀、赦、奖、惩、激，往往成为考验为吏者水平的重要尺度。而且，当事成之后，人们把功劳算到你头上时，你要学会将聚光灯往下打。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先生有句名言：“吾从众”。我看过清华大学校史里的一段故事，说的是，当他主校十年颇有建树，同仁们为他开庆功会盛赞其功业时，他这样说道：“诸位都看过京戏里演‘王帽’（即演帝王角色的），‘王帽’每次出场总是王冠整齐，仪仗森严，文武将官前呼后拥，‘像煞有介事’。其实会看戏的，绝不注意这正中端坐的‘王帽’。因为好戏……并不要他唱，他因为运气好，搭在一个好班子里。”有这样的气度和理念，才能做出一等一的业绩，才能成为清华大学历史上最出名的校长（清华大学历史上只有蒋南翔校长能与之齐名）。我在领导身边工作时，也看到这样的人，当着他顶头上司说他下属的坏话，有功归于己，有过赖于人，真正下属要造反你帽子也戴不住，蠢呀！所以，我认为，上级和下级既是为吏者的攥帽子之人，也是为吏者的一面镜子，没有什么人自己戴着帽子可以不照镜子就知道戴着是否端正。常想一想我的上级如何看我，常想一想我的下级如何看我，你不想成熟和发展都不可能。对此，老人家当年就说明白了：“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从工作的角度看，群众就是下级，党就是上级。

——形象：勤勉与精细。为吏之人贵在勤勉，为吏之人成在勤勉。我们考察干部往往是五条要求：德、能、勤、绩、廉。“勤”看似只有五分之一，但作用绝对不止这个数。“没有功劳，有苦劳；没有苦劳，有疲劳”，这既是做吏者的真实写照，也是某些做吏者的挡箭牌。所以，会做吏的人，都善于“忙”，大多数人是“真忙”，手头之事堆积如山不得不忙。也有少数人是“假忙”，不管他在忙什么，总是给人忙忙碌碌的样子，天天坐在办公室里，连周末休息日都不休息。我刚进机关时，一是对这种人的做法不理解，二是对这种人的做法瞧不起，认为他们是“猪鼻子里插蒜——装象”，而当后来他们甩开我们，在从政这条羊肠小道上阔步前进时，我才悟出点道道：领导者对于这样的人是难以说出什么的。为吏之人贵在精细，为吏之人成在精细。吏也是一种“蝙蝠”，即官员眼里的专家，专家眼里的官员，因为行政工作本身是个行当。除了领导交办的事情，吏是当急则急，其它事情，吏从来不急，但求精益求精。刚入此行的年轻人对老同志这种慢条斯理的做派甚为不解，甚至攻击有加。其实这是行规，是套路，什么时候交东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交出去的东西要像个样子。这个行当和做学问不一样，做学问，九十九件事都做错了，一件事做对了，你就是专家，你在同行心目中的地位就上升了，想让你出局都不可能。做行政，九十九件事都做对了，一件事做错了，你就不是专家，你在领导心目中的地位就下降了，你不想出局都不可能。对于做吏者的习性，为官者是最需要理解、了解和谅解的。完全不理会他们的习性，交办的事情太多、太急，做吏者不是为违反自己精细的传统和原则而痛苦，就是敷衍塞责，甚至欺上瞒下。完全依照他们的习性，你就难以做出创造性的业绩，当年尼克松访华，早期策划和实施不用吏（国务院的国务卿罗杰斯）而用僚（总统身边的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就是这个道理。

——本事：主要与主管。做吏挺难的，难就难在，他上面的为官者往往不是一个而是若干个，要把这些人都“整”明白，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些人包括：主要领导，即班子里的“一把手”，主要是管人的，得罪了是要摘帽子的；主管领导，班子里的分管领导，主要是管事的，得罪了是要打板子的；至于其他班子成员，则属于“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得罪了是要穿小鞋子的，请他们帮你的忙，他们未必会做，让你难受，一句话足矣！更何况随着班子工作分工的调整，那些你根本没有想到的人，根本没有放在眼里的人，甚至平常非常怠慢甚至有过过节的人，会突然之间成为你的主管甚至是主要领导，那是一个郁闷。基本的行规是如此：多与主管领导汇报，少与主要领导接触，一般不让其他领导讨嫌。多与主管领导汇报，你做的事情就有人认可，就有人指路，就有人记得住。少与主要领导接触，接触少了麻烦就少，印象就深，漏洞就不易被发现。不让其他领导讨嫌的办法就简单得多，一句话，不介入他们之间的事情，管他是好事，还是坏事。介入了，是好事，他们之间都分不均，有你的吗；是坏事，他们之间都扯不清，你担待得起吗？以上，是讲形式，至于内容，记住：在主管领导面前绝对不谈人事问题，只谈具体工作，谈人事问题不仅他管不了，也容易生是非。在主要领导面前少谈些具体问题，他一般不感兴趣，但是也不要轻易谈人事问题，那是他的职业和专业，谈浅了他瞧不起你，谈深了他会误会你。哪谈什么，在有限的时间里，所问即所答，过了这个村，就没有那个店了。至于，与班子里的其他领导谈什么，有个诀窍，只要是他不单独找你谈，他们在谈什么你谈什么。有没有什么犯忌的地方，不会有的，“法不传六耳，坏不出一人”，是从政者的行规和底线。谈要害事情，你什么时间看到有二个以上的人，只有“四耳”，没有“六耳”，否则一定会泄密的；做坏事的时候，你什么时间看到一人以上的，只有“老天爷”看得到，没有第二个人看得到，否则一定会牵出来的。但记住：要叫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如果他单独召见你，那就先不要想谈什么，而要想某些“格局”性的变化。这要么是更高的领导希望如此，要么是他本人希望如此，但不管怎样，他都有可能成为你“新的”主管领导或主要领导，这个问题搞明白了，按照上面的套路办就行了。

最后，谈谈“吏治”的问题，建国初期，毛泽东主席曾指出：“治国就是治吏”。吏治，是当前的一件大事，重点又在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就指出，这件事“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各级党委要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作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抓紧抓实。” 抓好吏治，一在教育，二在制度，但我以为制度更要害一些。常识告诉我们，为政之要在于用人，用人首先不要用贪官污吏，但没有多数人天生就是坏人，而是后来变坏的。我们常说，用好的制度选拔好的人，用好的人维护好的制度，这还不够，还应该加上一句，用好的人制定好的制度，用好的制度保护好的人，用好的制度管住好的人。当我们真正做到“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还怕天下不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