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第一部分

                                       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第一部分：

　　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济体制转轨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也
促使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结构性的改变。原来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
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分化，一些新的社会阶层逐渐形成，各阶层之间的社
会、经济、生活方式及利益认同的差异日益明晰化，以职业为基础的新的社会阶层分化机制逐渐
取代过去的以政治身份、户口身份和行政身份为依据的分化机制。这些迹象表明，社会经济变迁
已导致了一种新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出现，并且，这种结构正在趋于稳定。与1978年以前的阶层结
构相比，这一新的社会阶层结构在基本构成成分、结构形态、等级秩序、关系类型和分化机制等
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一）对现阶段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进行科学分析需要新的视角

　　对于当前新出现的社会阶层结构，应当如何去认识，如何给予理论解释，存在着各种争论。
但不管人们有些怎样的争论，今天，简单地照用马克思针对19世纪早期欧洲资本主义提出的阶级
分析理论，或者毛泽东针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提出的阶级分析理论，来分析当代中国
的社会阶层问题，无疑是不够的了。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指出："每一历
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　　　　　　　　　　　　　　　　　　此产
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
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①（《共产党宣言》，第11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6版。）我们必须
运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已经发生的深刻变化进行实
证的、科学的分析，从中得出关于现阶段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科学认识。具体而言，在分析中国
现阶段的社会阶层结构时，应该注意下述几个问题。 　　1．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并不是划分阶层
的惟一标准

　　当代中国社会的生产资料占有形式，与马克思和毛泽东所研究的时代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
首先，马克思和毛泽东所研究的时代的生产资料占有形式主要是个人（私人）占有，而在当代中
国社会中，最重要的和最大量的生产资料是由国家和集体占有的。同时，公司制近十年来的发展
也导致了许多不同于马克思和毛泽东所研究的时代的私人生产资料占有形式。其次，当代中国社
会结构比较复杂，并且明显具有多元特征，这就决定了仅用生产资料占有这一指标来解释社会阶
层分化是不充分的。在当代中国社会中，对物质财产的占有并不是衡量人们的社会阶层位置的惟
一标准。要准确把握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特征，就要重新认识传统的阶级分析理论，并加以
科学的发展，形成一个更加符合变化的、现实的多元分类标准框架。

　　2．阶级阶层问题研究的目标与分析思路需要调整

　　在当前有关阶级阶层问题的争论中，有一种误导性的说法，即认为采用"阶级"一词意味着坚
持马克思主义理论，而采用"阶层"一词则似乎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实际上，在大多数英文文
献的有关论述中，并不存在"阶级"与"阶层"两个概念的明显区别，大多数理论家都采用同一个词
汇："class"，它既可 以被译成"阶级"，也可以被译成"阶层"。①（国内学界和民众通常采用
的"阶级"和"阶层"这两个词汇的涵义，与英文中的class（阶级）和stratum（阶层）的涵义有些
不同。英文中的class一词的涵义较为广泛，包括了中文中的"阶级"和"阶层"这两个词的涵义。而
stratum一词的意思则比较窄，一般指的是由等级分化（stratification）而造成的连续性的等级
排列。例如，按收人这一指标来分，从最低收入（每月50元）到最高收人（每月5000元），可以
排列出连续的若干层（stratum），层与层之间只存在量（数值）的差异，不存在质（属性）的差
异。但是，如果要把连续的stratum划分为几个区间，那么，处于各区间的个人或家庭构成的群
体，在英文中被称为 class而非 st。turn，如 50～500元是 underclass（下层阶级），501～
2000元是middleclass（中间阶级），2001～5000元是llPPefCI。SS（上层阶级）O在中文中，情
况有所不同，"阶级"这一词汇往往是指传统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阶级概念--即由生产资料占有来
进行划分的、相互之间存在利益冲突、对立、斗争关系的群体，这一词汇让人联想到的是严重的
社会冲突、动荡或人与人之间的争斗，有些学者和民众对这一词汇还带有反感情绪和否定倾向。
而"阶层"常常被认为是不那么具有冲突性并带有等级性质的群体概念。真正的区别并不在于采用
哪一个词汇，而在于采用哪种思路来分析"class"这种社会现象。）

　　目前，学术界存在两种相互对立的分析思路，即"冲突论"的阶级阶层分析与"功能论"的阶级
阶层分析。冲突论强调各个"class"之间的利益冲突，强调对社会现实的批判；而功能论则强调社
会分化现象有其合理性，强调协调各个"class"之间的利益关系和社会整合。绝大多数学者认为，
在当代社会中，"class"不论是被理解为阶级还是被理解为阶层，都有其两面性：既存在相互利益
的矛盾性，也存在相互利益的可协调性。根据所研究的问题的不同、出发点的不同、关注点的不
同和目标的不同，可以采用不同的分析思路。

　　马克思和毛泽东当年在对阶级问题进行分析时，主要目的是为了改造社会制度，动员广大人
民群众起来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主义社会。因此，他们的分析特别强调阶级关系

　　之间的对抗性，揭露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所造成的剥削和压迫现象。而在现阶段，中国共产党
已经是一个执政党，因而研究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问题的目的，应当是为了团结和动员更多的
社会力量来实现社会经济的发展目标，是为了建设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执政党目标
的变化也需要相应调整阶级阶层问题的分析思路，需要客观地调查和评估当代中国各社会阶层的
变化、地位、特点，研究他们的社会、经济、政治状态，从而更好地协调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关
系，充分调动各种社会力量的积极性，促进社会经济进一步稳定发展。

　　（二）依据三种资源的占有状况勾画新的社会阶层结构

　　1．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四个主要特性

　　基于国际学术界对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普遍特征的研究结论，也基于本课题组对当代中国社
会的一些特殊性的认识，我们对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现象做出了一些基本判断。 　　首先，与
绝大多数已经实现工业化或正在实现工业化的社会一样，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越来越趋
向于表现为职业的分化。职业因素对社会阶层分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体力与非体
力劳动者之间的社会经济差异扩大，二是管理者与非管理者之间的社会经济差异扩大，这两个方
面的表现都是工业化社会的技术进步和科层组织发展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其次，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些特殊的制度性安排对社会阶层分化仍然有着显著的影响，①（有
关观点参见：北京大学"社会分化"课题组"现阶段我国社会结构的分化与整合"，忡国社会科
学》，1990年第4期，第121～130页；李路路、王奋字：《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结构及其
变迁》，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2；李培林主编：《中国新时期阶级阶层报告》，辽宁人民出版
社，1995；李强《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这些制度因素包括所有
制、户籍制度、部门差异以及国家在资源配置中的强有力的作用。）

　　第三，生产资料所有权仍然是导致当代社会阶层分化的重要因素之一，这也是市场经济社会
的普遍特征。但很显然，这一因素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中的作用要相对弱于它在当代资本主
义社会中的作用。

　　第四，经济体制转轨的过渡期对社会阶层分化也产生了特殊的影响，即在过渡时期的利益调
整中，大部分人的收人和生活水平会逐渐提高，同时也会有一部分人因为收人和生活水平相对下
降而落入社会低层；另外，在过渡时期还会出现阶层位置不确定的边缘性群体。

　　2．以职业分化和三种资源占有状况为划分标准的十大阶层划分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提出了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
况为标准来划分社会阶层的理论框架。组织资源包括行政组织资源与政治组织资源，主要指依据
国家政权组织和党组织系统而拥有的支配社会资源（包括人和物）的能力；经济资源主要是指对
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文化（技术）资源是指社会（通过证书或资格认定）所认
可的知识和技能的拥有。在当代中国社会中，这三种资源的拥有状况决定着各社会群体在阶层结
构中的位置以及个人的综合社会经济地位。

　　根据这种分层原则，我们勾画了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基本形态，它由十个社会阶层和五
种社会地位等级组成（参见图1）。这十个社会阶层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
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
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 　　各社会阶层及地位等级群体
的高低等级排列，是依据其对三种资源的拥有量和其所拥有的资源的重要程度来决定的。在这三
种资源中，组织资源是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资源，因为执政党和政府组织控制着整个社会中最重
要的和最大量的资源；经济资源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变得越来越重要，但它在当代中国社会中的
作用并不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那么至关重要，相反，现有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都在抑制其影响
力的增长；文化（技术）资源的重要性则在近十年来上升很快，它在决定人们的社会阶层位置时
的重要性并不亚于经济资源。 　　（三）十个社会阶层的界定

　　1．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

　　指在党政、事业和社会团体机关单位中行使实际的行政管理职权的领导干部，具体包括：中
央政府各部委和直辖市中具有实际行政管理职权的处级及以上行政级别的干部；各省、市、地区
中具有实际行政管理职权的乡科级及以上行政级别的干部。目前，中国的社会政治体制决定了这
一阶层在趋于等级分化的社会阶层结构中居于最高或较高的地位等级，是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的
主导性阶层，是当前社会经济发展及市场化改革的主要推动者和组织者。这一阶层的社会态度、
利益及行动取向和品质特性，对于正在发生的经济社会结构的变迁和将要形成的社会阶层结构的
主要特征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

　　在改革的最初十年，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是改革的推动者，但却处于政治与社会经济地位
不一致的状态，他们的经济利益没有得到相应的补偿；在改革的后十年，他们仍是改革最积极的
参与者和推动者，并且是经济改革和经济增长的较大获益者之一。另外，由于国家与社会管理者
阶层是执政党和政府意志的代表和体现，所以，各社会阶层同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之间的关系-
-与他们的合作或冲突，经常转而表现为对执政党和政府的支持或不满。目前，这一阶层在整个社
会阶层结构中所占的比例约为2．回％；在城市中的比例为l～5％；在城乡合一的县行政区域中比
例大约为0．5 

　　2．经理人员阶层

　　指大中型企业中非业主身份的高中层管理人员。这一阶层同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干部）阶层
和私营企业主阶层之间的区分界线还没有完全明晰化，其阶层内部的不同来源的成员，在社会政
治态度和利益认同方面还有明显差异。这一阶层的社会来源主要是三部分人。第一部分是原来的
国有和集体企业于部。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发展，这一部分企业干部逐渐从行政干部系列中脱离
出来，成为职业经理人。第二部分来自较大规模的私营企业或高新科技产业领域中的民营企业，
这些企业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开始出现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的趋势，一些企业主聘用职业经
理人来为他们经营管理企业；另一些业主则通过企业股份化而使自己从业主型的创业者转变为职
业经理人。第三部分人是"三资"企业的中高层管理人员。

　　经理人员阶层是市场化改革的最积极推进者和制度创新者，他们代表着先进生产力和现代经
济体制的发展方向。这一阶层的成员支配着大量的经济资源，他们都有较高的学历和专业知识水
平，同时，他们的政治社会地位也较高，被称为"老总"。许多大中型企业处于国有或产权不清的
状态，实际上是经理人员在支配这些企业的生产资料和经济资源。同时，这一阶层的主导成分与
国家权力和海外资本有着紧密的联系。 　　这种状况决定了经理人员阶层在当前的社会阶层结构
中也是主导阶层之一，他们在社会经济政治生活领域中的影响力--特别是对政府经济决策的影响
力，甚至要大于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影响力，而且这种影响力还在继续扩大。这个阶层还在发展之
中，在目前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的比例约为1．5％，但在地区之间的分布极不平衡。这一阶层的
成员多数集中在大中城市特别是经济发达的城市。据我们调查，在深圳市这类经济中心城市，经
理人员阶层所占比例高达9％，远远超过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所占比例；但在
经济不发达的贵州省镇宁县，经理人员就非常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经理人员阶层所占比例
以及这一阶层的经济回报率来衡量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化程度。

　　3．私营企业主阶层

　　指拥有一定数量的私人资本或固定资产并进行投资以获取利润的人，按照现行政策规定，即
包括所有雇工在8人以上的私营企业的业主。私营企业主阶层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在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发育和发展的过程中产生和成长起来的。他们不仅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之一，而且是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实践者，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织者，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事业的建设者，在二十几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成员最初主要来自于乡村和城镇社会的较低阶层，但在1992年以后，具有
文化专业知识的原国有和集体企业的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机关干部开始大量加人这一阶
层，使这一阶层的社会形象和社会地位有了极大提高。但是，由于传统意识形态的阻碍，私营企
业主阶层的政治地位一直无法与其经济地位相匹配，他们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参与受到很大局限。
私营企业主阶层内部拥有资本规模大小不同，他们自身的政治文化素质也有很大差异，因而在社
会上的地位和声望是很不相同的。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社会上对他们的评价有很大的争议。

　　在人数上，中小企业主构成了这一阶层的主体。就全国而言，私营企业主阶层在社会阶层结
构中所占比例约为0．6％，但地区差异tL较大。在私营经济较发达地区，这一tL例可达3％左右；
而在私营经济不发达的地区，该比例在0．3％以下。表1显示了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发展过程与
趋势。

　　　4．专业技术人员阶层

　　指在各种经济成分的机构（包括国家机关、党群组织、全民企事业单位、集体企事业单位和
各类非公有制经济企业）中专门从事各种专业性工作和科学技术工作的人员。他们大多经过中高
等专业知识及专门职业技术培训，并具有适应现代化社会大生产的专业分工要求的专业知识及专
门技术。 　　专业技术人员是现代工业社会的中等阶层的主干群体，他们既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者之一，也是先进文化的代表者之一。而且，他们还是社会主导价值体系及意识形态的创新者和
传播者，是维护社会稳定和激励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在当代中国社会，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在推
动科学技术发展和市场经济理念传播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多年
中，中国的专业技术人员群体显现出从传统知识分子到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性的转型，即从以传
统的人文知识分子为主导构成转变为以现代的专业技能性知识分子为主导构成。这种转变十分有
利于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在市场经济发展中保持较优势的地位，并与掌握着组织资源和经济资源的
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保持良好的关系。

　　专业技术人员在中国的阶层结构以及社会中间层中所占比例还比较低，他们主要集中于城
镇。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推进，随着教育、科技和各种社会事业的发展，这一阶层将日益
壮大。目前，专业技术人员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比例约为5．1％，但城乡差异很大，经济发展
水平不同的地区差异也很大。在经济发达地区的大中城市中，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所占比例为10～
20％，而在城乡合一的县（市），其比例仅为1．5～3％。

　　5．办事人员阶层

　　指协助部门负责人处理日常行政事务的专职办公人员，主要由党政机关中的中低层公务员、
各种所有制企事业单位中的基层管理人员和非专业性办事人员等组成。这一阶层是社会阶层流动
链中的重要一环，其成员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后备军，同时，工人
和农民也可以通过这一阶层实现上升流动。这一阶层也是现代社会的社会中间层的重要组成部
分，他们在目前的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比例大约为4．8％。在城市中，其比例约为　10～ 
15％；而在城乡合一的县（市）中，其比例在2～6％之间。随着工业化和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将
会有大量的体力劳动者上升流动进人这一阶层，在未来十几年中，这一阶层的人员比例将会有明
显提高。

　　6．个体工商户阶层

　　指拥有较少量私人资本（包括不动产）并投人生产、流通。服务业等经营活动或金融债券市
场而且以此为生的人。如小业主或个体工商户（有足够资本雇佣少数他人劳动但自己也直接参与
劳动和生产经营的人）、自我雇佣者或个体劳动者（有足够资本可以自己开业经营但不雇佣其他
劳动者）以及小股民、小股东、出租少量房屋者等。 　　在1949年以前。中国曾经大量存在个体
工商户和个体劳动者。但经过20世纪50年代的工商业改造和手工业改造，特别是在"人民公社化运
动"以后，这个阶层在城乡基本消失了，到1978年，全国总共只有15万个个体工商户。改革开放以
后，特别是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以后，个体工商户首先在各地农村大量涌现，继而又在城镇
大规模地发展起来。所以，完全可以说，个体工商户阶层也是经济改革的产物，这一阶层的规模
随着经济改革的推进而不断扩大。 　　在20世纪80年代，这一阶层的主要来源是农民和城镇的失
业待业人员（尤其是返城的"知识青年"）。进人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国有企业改革和产业结
构调整，大量国有企业工人和城市居民涌人这一阶层。目前，这个阶层是吸纳下岗工人、失业待
业人员和进城农民的一个重要渠道，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一支很活跃的力量。调查表明，东部沿海诸省市经济繁荣，个体工商户发展得多，发展
得好；相比之下，中西部地区经济之所以发展得慢，个体工商户较少也是一个原因。随着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特别是第三产业（服务行业）的发展，这一阶层还有扩充并吸纳劳动力的很大潜力；
而且，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还将由于有某种特长或因为经营得当而逐渐积累资本，扩大经营规模和
范围，从而将上升到私营企业主阶层。 　　个体工商户阶层是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的主要获益阶
层之一。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一些城市搞所谓的形象工程，大拆大建，把许多较为简
易的商业设施拆掉了，把马路市场取缔了，致使不少个体工商户因失去经营场地和经营条件而歇
业。另外，由于政府管理部门对这一阶层的管理变得日益严厉，向他们征收的税费也有所增加，
他们所能分享的利益相对减少，收人增长速度明显低于20世纪80年代，其经济地位与20世纪80年
代相比也有所下降，所以他们的不满情绪较多。目前，个体工商户阶层在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所
占比例为4．2％，这一比例是根据国家工商部门的登记数计算出来的，但该阶层的实际人数比登
记人数多得多。

　　7．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

　　指在商业和服务行业中从事非专业性的、非体力的和体力的工作人员。由于中国目前的商业
服务业还不发达，而且产业层次　　较低，这一阶层的绝大多数成员的社会经济状况与产业工人
阶层较为类似。但在一些大城市中，在与国际较为接轨的商业服务业部门中，商业服务业人员的
社会经济状况较接近办事人员阶层。随着工业化和市场化的推进以及第三产业的发展，这一阶层
的规模将会进一步扩大。

　　　目前，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比例约为12％。但城乡之间的差异极
大，因为这一阶层与城市化的关系最为密切。在深圳市和合肥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的比例分
别为17％和门％，但在城乡合一的汉川市（县级市）和镇宁县，此阶层所占比例仅为3．2％和1．
6％。在小城市和乡村中，商业服务业还很不发达，而且产业层次较低，从业人员还很少，远远不
能满足社会的需要。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在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的比例还不够大。原
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城市化严重滞后，限制了第三产业的发展；也因为中国目前
的服务业发育程度较低，尚停留在餐饮业等传统服务业领域。可以预计，随着旅游业。体育事
业。科技教育事业、文化娱乐业以及社会服务事业的发展，这个阶层会迅速发展起来。

　　8．产业工人阶层

　　指在第二产业中从事体力、半体力劳动的生产工人、建筑业工人及相关人员。产业工人阶层
是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力量，是近代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
随着中国工业化、社会化的继续发展，这个阶层将会进一步提高自身的政治、科技、文化素质，
其劳动技能也将不断提高，从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做出越来越多的贡献。 　　在相当长时期
内，中国的产业工人阶层内部一直存在着企业所有制和户籍身份制所导致的差异。这种差异体现
在收人、福利、社会地位、劳动保障等多个方面。近几年来，随着国有企业改革和市场经济的深
化，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工人之间的差异相对 缩小，但户口因素的影响仍然很强。"农民工"应该是
产业工人阶层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实际上却成了这个阶层中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群体，其原因就在
于：他们做的是与城市工人相同的工作，但因为他们的身份是农民，所以在工资、劳保和福利等
方面的待遇明显不如城市工人。

　　除了户籍因素导致的差异之外，单位部门因素也越来越多地引起产业工人阶层内部的分化。
福利和劳动保障较好的正规部门的工人与缺乏福利和劳动保障的非正规部门的工人，经济效益低
的传统部门的工人与经济效益好的新兴产业和国家垄断部门的工人，在社会经济状况方面有着明
显差异。

　　经济改革以来，产业工人阶层的社会经济地位明显下降，这使产业工人阶层的人员构成发生
了根本性的变化，原工人阶层中一部分成员通过接受成人教育和技术培训离开了工人队伍，进人
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其他社会阶层。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国有工矿企业改革，实行减员增效
等政策，导致大批工人下岗，从而在事实上改变了原来那种终身雇佣格局。有相当一部分人员，
在"铁饭碗"被打破以后，处于就业无保障的状况。这使他们在心理上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应当指
出，这种变化带来了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好的一面是，促使大多数工人有了学习技术和专业技能
并做好本职工作的积极性；不好的一面是，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工人阶层长期没有就业压
力，因而没有竞争意识，一旦他们的这种既得利益状况被改变，且一时又不能适应这种改变，他
们便难免会有牢骚和不满。与此同时，进城的农民大批涌人产业工人阶层，他们成为产业工人阶
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整个产业工人阶层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的比例则为22． 6％左
右，其中农民工占产业工人的　30％左右。城乡之间差异极大，不同经济结构的城市之间，不同
发展水平的乡村之间，差异也都很明显。

　　9．农业劳动者阶层/

　　该阶层是指承包集体所有的耕地，以农（林、牧、渔）业为惟一或主要的职业，并以农
（林、牧、渔）业为惟一收人来源或主要收人来源的人员。这是目前中国规模最大的一个阶层。
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农业劳动者阶层曾经起过极为重要的作用：他们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真
正突破者，是农村经济体制的率先改革者，是市场经济的最早实践者和推动者。而农村经济体制
的改革，尤其是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农民得到了自主和实惠，解放了生产力，农业连年获
得丰收，不仅在较短时间内一举解决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而且推动了中国整个体制的
改革。另外，这个阶层还是通过分化而产生个体工商户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产业工人等的母
体阶层。

　　尽管如此，由于这个阶层几乎不拥有组织资源，所拥有的文化资源和经济资源往往也低于上
述所有阶层，所以在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的地位比较低。本来，按照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要求，
这个阶层的规模理应进一步分化并大规模缩小，但在目前，这种分化和缩小受到与经济社会发展
水平不相适应的制度与政策（如户籍制度等）的阻滞。当然，不可否认，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相
比，中国农民阶层的规模已经有了显著的缩小，纯粹的农业劳动者和以农业为主业的农民在劳动
人口中所占比例，已经从1978年的 70O以上减少为　1999年的 44％左右。但是，农业增加值在国
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比重也从 1978年的 28．正％下降为1999年的17．3％，两种比例仍然
是很不相称的，在经济落后的中西部地区，这种不相称状况更为明显。这种状况决定了农民阶层
的较低收入水平和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 　　尤其严重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农业劳
动者阶①这里之所以用"农业劳动者"，主要是为了区别于身份制下的农民概念，西方国家的农民
就是农业劳动者，没有身份制含义。层是改革和发展的受益阶层，而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
这个阶层便逐渐成为利益受损的阶层了。特别是在1997年以后，由于大宗农产品从卖方市场转变
为买方市场，销售困难，价格显著下降，乡镇企业不景气，进城做工变得更加困难，以农业为惟
一收人来源和以农业收人为主的农民的收人，实际上是减少的，而各种税费负担却没有减轻。所
以，这个阶层利益受损的状况表现得更为明显。这是很应当引起注意的问题。 　　10．城乡无
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

　　指无固定职业的劳动年龄人群（排除在校学生）。体制转轨和产业结构调整导致一批工人和
商业服务业人员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就业机会不足使许多新进人劳动力市场的青年劳动力长
期待业。城市大量征用农用地，则使大批农民无地可种，而这些农民在城镇一时还找不到合适的
职业。另外，还有不少城乡居民因为残障或长期卧病的困扰而不能就业，他们多数也陷人贫困境
地、目前，这几部分人的数量还在继续增加。 　　任何社会都会存在部分的失业者，但无业、失
业、半失业者构成一个阶层，却是中国目前这一特殊历史过渡阶段的产物。一方面，无业。失
业、半失业人群数量比较庞大；另一方面，这些人具有类似的社会经济背景，比如大多是原国
有、集体企业工人及其子女，以及无法依靠农业维持生计的中青年农民。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
阶层中，相当部分人的失业、半失业状态持续数年之久，给他们的生存带来了极大的威胁。

　　失业、半失业人群的这些特征使他们构成一个过渡性的特殊阶层。这一阶层的许多成员处于
贫困状态。目前，这一阶层在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比例约为3．l％。

　　（四）社会经济地位等级结构：橄榄型还是金字塔型

　　关于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或者工业化的社会阶层结构，学术界有一种比较形象的说法：即
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等级结构，它有庞大的社会中间层。与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相反的是传统社
会阶层结构：即顶尖底宽的金字塔结构，在这种结构中，极少数人居于社会的上层，而绝大部分
人则处于社会的下层。这种等级结构一般包括两个方面的等级排列，一方面是以职业的技术分化
为基础的社会声望或社会地位等级序列，另一方面是按经济地位（收人或财富）排列的等级序
列。也就是说，拥有庞大社会中间层的橄榄型社会阶层结构指的是这样一种阶层结构：在这种结
构中，社会中的大多数人从事着有较高社会地位的职业（如白领职业），并享有中等或中等以L的
收人。

　　关于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是橄榄型的还是金字塔型的这个问题，学术界也有不同的说法。
不过，大部分学者认为，中国目前的社会阶层结构尚未发展成橄榄型结构，也就是说，还未能形
成庞大的社会中间层。本课题组根据典型调查数据和全国抽样调查数据，从社会等级地位的结构
形态和经济收人的分布结构两个方面来观察目前中国社会结构的形状。

　　本报告的图1在划分出十大社会阶层的同时，已依据各阶层拥有的资源的量及其重要程度，排
列出一个等级位序。但实际上，同一阶层的成员在资源拥有量以及相应的社会经济综合地位方面
有较大的差异。因此，图1中的社会等级分层跨越了阶层界线，它虽然一方面仍以职业的技术等级
分化为基础，另一方面也考虑了组织分化（组织规模）和资产分化（生产资料规模），但更强调
个人由于这些因素而形成的资源拥有量的差异。经济地位等级排列的主要依据，是家庭人均年收
人或月收人数据。由于本课题组的全国抽样调查数据正在处理中，现只能利用深圳、合肥、汉川
和镇宁这4个市、县的抽样调查数据，初步估算各社会地位等级群体的比例分布和收人分布的结构
形态。

　　图2、图3、图4和图5显示，深圳和合肥的社会等级结构是底部较为宽大的类橄榄型结构，而
汉川和镇宁则是明显的顶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自25尖底宽的金字塔型结构。深圳的社会等级
结构最为类似橄榄型，中中层所占比例最大，接近半数的人处于中中层，但同时其结构的下半部
分仍然明显比上半部分大，中下层所占比例比中上层高13个百分点。合肥的社会等级结构则处于
从金字塔型结构向橄榄型结构过渡的过程中，所占比例最大的还是中下层，但中中层所占比例正
在接近中下层，中上层的比例则相对较小。城乡合一的城市与县的社会等级结构有极大差异。在
汉1；1和镇宁， 80～90％的人都处于中下层，中中层和中上层所占比例还很小。

　　4个县市的家庭月人均收人分布结构都展现出顶部尖小、底部庞大的类金字塔结构，　 60～ 
70％的人的家庭收入水平在平均线以下（参见图2、图3、图4、图5）。尽管深圳和合肥在以职业
结构为基础的社会等级分化方面已趋向于橄榄型，但收人分布距离橄榄型还有较大的距离。最值
得注意的是，与社会等级分化所展现的趋势不同，收人分配结构并没有表现出如下的趋势，即越
是经济发达的地区，收入分配结构越趋向于橄榄型，或者城市比农村的收人分配结构更趋向于橄
榄型。4个县市中，经济最落后的镇宁与经济最发达的深圳的收入差距似乎更大，其收人分配结构
更类似于金字塔结构。在镇宁县， 74％的人的家庭月人均收人在平均线以下，最高收人组的家庭
月人均收人是最低收人组的15倍。在深圳市，也有　74％的人的家庭月人均收人在平均线以下，
最高收人组的家庭月人均收人是最低收人组的14倍（参见表2及图2、图3、图4、图5）。相对而
言，在经济发展水平处于中间位置的合肥市和汉川市，收人分配结构较接近于橄榄型，绝大多数
人的家庭月人均收人水平集中于平均线附近，最高收人组与最低收人组之间的差距也较小。

　　这种情况表明，收人差距与经济发展水平和职业结构的产业升级之间的关系，并非必然是正
相关或负相关。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和职业结构升级为橄榄型社会结构创造了条件，但并不必然导
致有庞大中间层的社会阶层结构，橄榄型社会阶层结构的出现还需要其他的一些条件，比如调节
收入差距的社会政策等。

　　　综合四个县市的情况来看，中国城市的社会等级结构正在向橄榄型现代社会阶层结构演
变，而乡村地区或城乡结合的县级行政区的社会阶层结构要转变为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则还要走
很漫长的路。全国的社会等级结构形态很可能类似于汉川的金字塔型结构，因为汉川的城乡人口
比例和职业结构与全国的城乡比例和职业构成较为接近。

　　《五）各社会阶层的社会经济特征及其地位变化

　　1．与职业和技术等级相关的经济分层形态开始出现

　　　研究社会分层现象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是了解经济的分化，经济差异或者说经济不平等是
阶层分化的基础，也是阶层分化的主要表现形式。近年来，有大量的调查和研究表明，中国社会
的收入差距在扩大，但对于收入差距扩大与阶层分化之间的关系的分析并不很清晰。我们根据调
查数据（表3和表4）进行的分析，用经济收人、日常消费开支和家庭耐用品拥有情况三个指标反
映社会阶层之间的经济分层。尽管由于经济发达程度和城市化当代申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27一水
平的不同，深圳市、合肥市和汉川市有略微的差异，但经济分层的总体趋势是一致的。

　　①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和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收入水平
是最高的，办事人员阶层和个体工商户阶层收入水平居中，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和产业工人阶层
收人水平较低，而农业劳动者阶层和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的收人最低。

　　28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耐用品拥有水平远低于其他各阶层。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
层的家庭生活比较复杂，一部分人（尤其是夫妻双方都是下岗失业人员）的家庭生活处于极为贫
困的状态，也有一部分人的生活水平较高（考虑到这种复杂性，表4暂不包含这个阶层的相关情
况）。

　　相对于经济改革之前的经济分配平均化的社会结构而言，目前的社会阶层分化出现了明显的
经济等级分层。很显然，这种经济的等级分层与职业和技术等级分化相关，比如体力与非体力劳
动者之间的经济差异明显，有管理权的人与没有管理权的人经济差异明显，有文化技术资源的人
与没有文化技术资源的人经济差异明显。这一经济分化趋势与工业化的发展方向是一致的。早在
川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弗兰克•帕金在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分配的平均化现象
时就指出，只要这些国家追求工业化目标，就必然会出现体力与非体力劳动者、技术人员与非技
术人员、管理人员与非管理人员之间的经济差异扩大的格局，这是"工业化的逻辑"。这说明，中
国目前出现的社会阶层之间的经济分层是一种必然的现象。①

　　目前的经济分层现象与改革初期的20世纪80年代有很大的不同。改革的最初十年中，普通农
民和产业工人经济收人上升很快，个体户、私营企业主和暴富者（一些敢钻体制空子的人或从事
特别职业的人）的收人一般要比人们的平均收人高3～5倍甚至更多，而管理人员（干部）和专业
技术人员的收人则上升得相对较慢，或者出现相对下降，那时的经济分化显得较为无序。而目前
的经济分化虽然在分配机制上还存在许多不合理之处，但相对而言，基本上是向着工业化社会的
职业功能分化趋势发展的，是趋向于按市场规则进行的有序的经济分化。深圳的阶层经济分层结
构（参见图2）代表了这一未来趋势，即经理人员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收人将进一步提高并居
于首位，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收人也将进一步提高。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教育经济回报率不断提高（参见表5），"脑体倒挂"现象已基
本被消除。1981年与1987年中国教育的经济回报率仅为0．025和0．027。o而我们的最新调查显
示，目前，教育回报率大约为6～7％，即多受一年

　　①　　Frank Parkin，"Cia。 Stratlfication InSOclallstsocletles，　 Brlt。讪 
Jour。Alql　SOciologJ， 1969， p358～360　U XlnMeng， Labour人h泱etR叶orn。。nCh。
n。， PlttBullding： Cambridge

　　　　Unverndy Press， 20（）（）， p89教育者收人增长6～7％，这一教育经济回报率水平
接近欧美国家，但比东亚一些国家低。经济分层规则的这种发展方向有利于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
构的出现。但需要强调的一点是，目前政府部门和一些官员对资源的垄断权在严重干扰正常、合
理的市场经济分配机制的运行。我们的调查表明，目前人们主要并不是对市场因素所导致的收入
差距不满意，人们最大的抱怨针对的是一些不合理的分配机制，特别是权力市场化和部门垄断
等。还有一点要指出，目前的经济分层中，产业工人阶层的经济地位下降明显。与农业劳动者阶
层不同，工人阶层在经济改革以前和经济改革的最初十年里，在经济分层中一直保持着中等地
位，其地位下滑至目前较低的经济地位也就是在最近十年里发生的事。随着体力劳动者与非体力
劳动者、有技术资源者与无技术资源者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产业工人阶层的经济地位有可能
还会下降。当前严重的就业压力，更恶化了产业工人阶层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状况。尽管这是工业
化、市场化推进的必然结果，但在一个较短时期内，经济地位快速下降，的确使这一阶层的成员
难以接受。

　表5教育经济回报率的历年变化一

　　数据来源及说明：1981年和1987年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技术经济与数量经济学研究所在
1981～1987年对30个行业的企业职工共120000人进行的追踪调查（Xin Meng 2000， Labour 
Mirket R。jor。。；。n Ch。na， Pltt Building： L．ambrldge UniversityPress．卜　 
89）。　 1996年数据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李强等人的全国抽样调查（李强、刘精明："影
响中国城市居民收入的'先赋因素'与'自致因素"'，忡国社会科学季刊》，2000年夏季号总第30
期，第66页）。2000年数据是本课题组调查数据。2000年"未加虚拟变量，2000年'加人虚拟变
量，2000年'加人虚拟变量。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31

　　2．各阶层的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一致化倾向

　　对社会地位有多种测量方法，我们这里采用一种较为简便的方式，以各阶层成员的文化水平
来反映其社会地位的高低。所谓社会地位或者社会声望，通俗来说，就是受人尊敬的程度，是社
会上多数人对某一个人或某一群体的价值评价。以往的许多研究都表明，在中国社会以及其他的
工业化社会中，这种价值评价与教育程度高低相关。 　　表6显示了各社会阶层成员的平均受教
育年限，这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各阶层社会地位的高低。文化程度最高的首先是专业技术人员阶
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和经理人员阶层，其次是私营企业主阶层和办事人员阶层，较低的是
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和个体工商户阶层，最低的是农业劳动者阶层。这一等级排
列与前述经济分层等级排列较为类似，这表明目前中国的社会阶层分化的特征是，经济地位与社
会地位趋于一致，或者说，经济资源与文化资源的分配趋于一致。尤其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掌握
最多经济资源的阶层（经理人员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文化资源拥有量也在不断上升。这一
点在私营企业主阶层成员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表6的数据还表明，越是发达的地区，私营企业主
的文化素质越高。私营企业主阶层成员的文化素质的提高，有利于改变其以往的社会形象，逐渐
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目前，在人们眼中，他们不再完全是为富不仁、投机取巧的暴发户形象，
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被认为是精明能干、勤奋上进的经济创业者。当然，虽说私营企业主的社会形
象在逐渐改善，但人们对他们的社会地位的评价仍然无法与他们的优势经济地位相匹配。在合肥
市和汉川市，分别有70％和59％的人认为，"应该让私营企业主享有与国营集体企业家同样的社会
政治地位"；在深圳市、合肥市和汉川市分别有22％、 15％、 16％的人认同有经济资产的人应该
获得高收人。　

　　3．主观等级地位认同与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分化之间有距离

　　自我社会等级地位认定也是社会地位的一种反映。我们的调查要求人们对自己的社会等级地
位按上、上中、中中、中下、下五个等级进行归类，表7列出了不同阶层对其个人等级地位评价的
量分结果。自我地位评估的等级差异与经济分层基本上趋于一致，只是自我地位认同的等级差异
不像经济分层那么明显。绝大多数人倾向于选择"中层"，经济地位高的人很少认定自己为"上
层"，而经济地位低的人也较少选择"下层"。比如，深圳有54． 6％人认为属于"中层"，合肥有　
55．回％的人选择"中层"，汉川有 36． 4％的人选择"中层"。并且，人们对自身的等级地位的评
价与其经济收人、教育和阶层归类之间的相关性也比较小（参见表8）。

　　对这一现象可做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从文化传统和社会心理角度来说，中国人较倾向于
认为自己在社会中处于中间地位，并保持一种中庸的社会态度。另一种解释是，人们对于目前出
现的社会经济等级分化结构认同的程度较低。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已经上升的人不敢承认自己居于
社会的上层，而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下降的人（特别是产业工人阶层）则不能接受自身地位下降的
事实，同时他们也不承认那些拥有更多社会经济资源的人的社会地位比自己高。 　　自我地位认
同的等级分化程度不明显，可能会有两种相互矛盾的后果。一方面，绝大多数人认为自己的社会
地位属于中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淡化或掩盖社会分化的明显程度，缓解目前较快速的社会分
化给人们心理上带来的强烈冲击。另一方面，自我地位认同等级分化不明显或与客观的社会经济
分化不一致，不利于当前已经出现的社会经济等级分化秩序的合法化和稳定化。同时，客观社会
经济地位较低的人不认同等级分化的社会分层结构，将不利于激励他们进行上升的社会流动。一
般来说，如果客观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主观上承认整个社会的地位等级分化的合理性（比如，
承认有能力的人或有文化的人应该居于更高的社会地位），那么，他们就可能会更努力地改变自
己的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争取进人更高等级的阶层，实现上升的社会流动。客观社会经济地位较
低的社会阶层对地位等级分化的认同，及其强烈的上升社会流动愿望，既有利于现存社会秩序的
维持，也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自我地位认同的一个突出变化是，私营企业主阶层的自我
地位评价明显提高，特别是在深圳、合肥两个城市当中，私营企业主自我地位评价得分都是最高
的，尽管高出的幅度很小。其他的一些调查数据也证实了这一变化。①实际上，我们的调查数据
表明，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成员比领导干部（国家与社会管理者）更可能选择"上层"或"中上层"。
访谈资料也显示，私营企业主强烈渴望在获得物质财富的同时，也能赢得社会的承认和他人的敬
重，他们对自己目前的社会地位状况多多少少有些不满意。领导干部虽然极少自认为属?quot;上
层"，但他们中的多数人不认为私营企业主的社会地位比他们高或者应该比他们高。私营企业主阶
层同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在社会地位方面存在着明显的竞争①张厚义等主编：《中国私营企业
发展报告（197－1998）》，第163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当代申国社会阶层研究报自35心态。另一方面，与私营企业主阶层相比，国家与社会管理者
阶层的自我地位认同更趋于中间化，他们极少有人选择"上层"，同时基本上没有人选择"下层"。
而在各地的私营企业主阶层当中，有 2～ 10％的人自认为属于"上层"，同时也有近似比例的人自
认为属于"下层"。

　　4．各阶层的政治地位有所变化

　　在中国的社会分层中，政治地位或者说政治因素有其特殊的意义。虽然目前的情况与经济改
革以前有所不同，政治身份不再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但是它在社会分层中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
用。目前的社会政治制度决定了党和国家在资源配置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位置，因此，较高的政
治地位可以享有一些非物质性的资源。比如说，社会荣誉、影响或参与决策的机会、在体制内有
优先晋升提拔的机会，等等。这些非物质性的资源有利于个人实现社会经济地位的上升流动和获
取更多的物质资源。另一方面，各阶层的政治地位也反映出他们与执政党和政府之间关系的紧密
程度，而这种关系的紧密程度又可能会影响各阶层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变化。 　　对政治地位的测
量极为复杂，我们采用了一种既简单而又基本有效的方式，即用各阶层中党团员所占比例来反映
各阶层的政治地位情况（参见表9）。表9显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的党团员所占比例最高，
除合肥市外，①其他3个县市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中的党团员所占比例高达　95～ 100％。这
表明，首先是这一阶层与党和政府几乎是三位一体的，它的政治地位最高。其次是经理人员阶层
和办事人员阶层中党团员所占比例较高。经理人员阶层中的许多成员以前的身份就是干部（企业
干部），而办事人员阶层中相当大的比例是党政机关的普通公务员①合肥的情况比例特殊，合肥
有大量的国有科研院所单位，其中有一些高层管理人员不是党员。

　　或一般的办事人员，他们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的后备军，因此这两个阶层中的许多成员
与党和政府有密切的联系。再次是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党员比例在各地都接近回巧或1／4，城市
专业技术人员中的党团员比例明显高于县城和乡村专业技术人员的党团员比例。党团员比例最低
的是产业工人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和农业劳动者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
中的党团员比例在各地差异很大，这与当地的私营企业主的主要来源及地方政府的相关政策有
关。

　　与以往的一些数据相比，有几个阶层的党团员比例发生了升降变化，这反映出这几个阶层的
政治地位有所变化。

　　第一，私营企业主阶层中的党员比例明显上升。全国工商联等部门的调查数据证实了这一趋
势。1993年，私营企业主中党员比例为 13． 1o， 1995年上升至 17． lO，2000年进一步上升到
19．8％。①这是由于1992年以后有大批党政于部和国有集体企业干部加人私营企业主阶层所导致
的后果。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地位有所提高。

　　第二，产业工人中的党团员比例明显下降。这与原来的产业工人队伍发生分化有一定的联
系。一些工人党员退休了，另一部分工人党员实现了上升的社会流动，进人了其他社会阶层，还
有一部分处于下岗失业状态。而目前产业工人的一个新的主要来源是农民工，他们基本上都不是
党员，党组织也很少在这批人当中发展党员。这一点在深圳表现得最为明显，深圳本身不存在传
统的产业工人队伍（即原来的国有企业职工），集体企业职工也很少，新产生的产业工人阶层的
构成基本上都是农民工。在深圳的被凋查工人中，竟然没有一个是党员。有关的访谈调查还反映
出，现今的工人与党组织没有多少联系，他们既很少参与也很少关心党组织的活动和有关的政策
精神的宣传学习Ｕ庑┣榭霰砻鳎と私撞愕恼蔚匚幌陆担氲车墓叵抵鸾ナ柙丁Ｈ绱朔⒄瓜氯
ィ怯牍と私撞闶枪膊车慕准痘≌庖辉虿幌喑频摹Ｕ庖坏愫苤档梦颐怯枰怨刈ⅰ?/p> 

　　第三，专业技术人员中的党团员比例在经济改革后有所波动，但并不能说已出现了明显的上
升或下降趋势。总的来说，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政治地位一直在提高。经济改革以来的二十多年
中，执政党较为重视从专业技术人员中提拔干部和发展党员。在合肥市的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党员
中，　 37．5％的人是在 20世纪80年代人党的，　 43． 7％是在　90年代以后人党的；　 40岁
以下党员所占比例为 37． 5％。在深圳的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党员中，　 20世纪 80年代人党的占
　45． 7％，　 20世纪　90年代以来人党的占

　　①戴建中："现阶段中国私营企业于研究"，《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3期，第75页。42．
9％；40岁以下的党员占71．4％。不过，由于专业技术人员数量在快速增长，执政党发展党员的
速度未能赶上这一阶层的规模扩大速度，在非公有制经济领域更是如此。在非公有制企业从业人
员中，专业技术人员所占比例逐年上升，而执政党不太重视在这些单位的这层人中发展新的党
员。在体制内的专业技术人员中，党员比例还保持着一定的水平。例如，就深圳市而言，在全民
所有制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中，党员比例为 31％，而在私营。个体、三资、混合所有制单位的专
业技术人员中，党员比例为对％。就合肥市而言，在全民所有制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中，党员比
例为　29％；在私营、个体、三资、混合所有制单位中，党员的比例则只有8％。

　　综合上述各阶层的政治地位变化的情况来看，执政党的社会基础在逐步地向拥有经济和文化
资源的阶层（经理人员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倾斜，这是执政党要实现经
济发展目标的必然选择。但另一方面，执政党近年来在产业工人阶层和农业劳动者阶层中的社会
基础受到部分削弱。这是一个必须加以重视的问题，因为工人和农民在人口中仍占有极大比例。

　　【六）各阶层的社会态度回．获益阶层与相对利益受损阶层有不同的社会满意度

　　1996年的一项全国调查显示（参见表　10），大约　86％的人认为他们的生活比10年前更
好，仅有　4％的人认为他们的生活变差了。这表明，最初十几年的经济改革确实使绝大部分中国
人都获得了益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因而人们广泛支持经济改革和党的政策。 　　几年之后，
我们在2000年和2001年的调查中采用了同样的问题，得到的回答有些变化。认为自己的生活水平
比1995年更好的人所占比例下降，而认为生活变差或者没有什么变化的人所占比例则有所上升。
在深圳市，大约　14％的人认为自己的生活水平下降了；在镇宁县，大约　20％的人有同样的感
觉；在合肥市，这一比例则高达　24％。这种变化表明，近五六年来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虽然
使超过半数的人明显获益，但也有相当一批人获益不多或利益相对受损。在城市中，大约l／6的
人感觉生活水平提高不大，另外1小至1／4的人感觉生活水平下降；在乡村中，这一问题更为突
出，接近l／3的人认为自己的生活水平没有明显提高，另有1／5的人认为生活水平不如以前。

　　人们对生活水平变化的感受存在着明显的阶层差异，也就是说，有些阶层的人普遍感到生活
水平提高了，而另一些阶层中的许多人则没有感受到生活的改善（参见表11）。感到普遍受益的
阶层有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和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他们对国
家的改革和发展都持积极的、支持的态度；而在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
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中，则有较多的人感到自身利益相对受损，这
些阶层在某种程度上对改革和发展的目标（如共同富裕等）感到怀疑，还有不少人对某些相关政
　　策感到不满，对未来缺乏信心。由于这些阶层的总规模庞大，所以，他们的这种态度对中国
经济社会的进一步改革、发展和稳定是不利的。例如，在深圳市，11．8％的个体工商户、18．
8％的商业服务业员工、30．2％的产业工人和21．4％的无业失业半失业者自认为生活水平下降
了；合肥市的相应比例分别为　27． 4％。26．9O、　36．5%和 24．2%；在镇宁县，有 15．2%
的个体工商户、23O的商业服务业员 工、　 16． 3%的产业工人、　 22． 1%的农业劳动者和　
14． 9％的无业失业半失业者自认为生活水平下降了。这几个阶层也有较高比例的人对未来五年
生活水平变化的预期不太好。

　　上述调查数据说明，近年来的改革政策所导致的利益调整，使得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益处在各
阶层之间的分配显著不平等。如何确保绝大多数人从改革和发展中获益，从而使执政党赢得广泛
的支持和信任，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Z．人们对收入差距的感受是否达到了不能客忍的程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收人和财富分配的差距在不断拉大，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更是如
此。这使收入差距和贫富分化的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世界银行。国家统计局和有关学者专
家公布的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约为0．35～0．48，并认为中国进人了收人差距较大的国家行列。
关于应当如何判断现阶段中国收人差距或贫富分化的程度的问题，存在着不同观点的争论。我们
这里所关注的并不是基尼系数本身，而是人们对收入差距现象的实际感受和价值判断。某个基尼
系数所代表的收人差距程度，在某个特定社会中是否合适，并不存在什么绝对的标准。在某些国
家或地区（比如美国和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基尼系数长期维持较高水平，但生活于其中的人们
并不认为这种较大的收人差距有什么不合理，反而认为这有利于刺激经济增长。而另一些国家
（比如北欧和西欧的一些国家）却一直保持较低的基尼系数，基尼系数一旦略有提高，便会立即
招致社会公众对政府政策的强烈批评和不满。这表明，收人差距程度是否合理，在某种程度上是
一种主观的文化价值判断，是特定历史时期、特定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的主观感受。 　　中国社
会目前的收人差距程度是否合理，是否是有利于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这主要不取决于人们测算
出的基尼系数的高低，而取决于人们对收人差距扩大的心理承受能力。有两个特殊的历史因素影
响着中国人对目前的收人差距的主观感受：一个因素是，在经济改革之前，中国是一个相当均等
化的社会，收人差距是在改革后的一个较短时期内迅速扩大的；另一个因素是，迄今为止，党和
政府一再向社会大众承诺的是一个共同富裕的社会，而不是一个收人财富等级分化的社会。 　　
我们的调查数据显示，大约半数的人认为，社会中存在收人差距是合理的，另外半数的人则认为
是不合理的（参见表IZ）。其中，产业工人阶层最不能容忍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在合肥市和镇
宁县，大约70％的产业工人认为，存在收人差距是不合理的；而在深圳市，则有 60％的产业工人
持相同的观点。这说明，在当前的产业工人阶层中，平均主义的影响仍然是很强的。而且，即便
是认同收人差距现象的人，也不一定认为目前的收入差距是合适的。表13的数据显示，在深圳市
和合肥市，仅有1／4的人认为，他们生活的城市中的收人差距是适中的或还不够大，3／4的人认
为收入差距太大了；在镇宁县，则有4／5的人认为，他们所在县的收人差距过大。尽管社会经济
地位较低的阶层对于收人差距过大的感受更强烈，但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阶层也多半认为，现在
的收人差距过大了。我们在访谈调查中发现，一些有资产的人或高收人的人认为，收人差距过大
使他们缺乏安全感，他们时常感受到低收人者、失业者对他们的不满或仇视心态。如果一个社会
中有半数左右的人不认同收人差距现象，而且3／4的 人认为收人差距过大，那么政府就的确需要
调整或控制收人差距的程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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