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誉木婉清未删减:抗战时期川军出川抗日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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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日本侵略军向河北宛平县芦沟桥我国驻军发动进攻,8月13日,又进攻上海,中国人民开始进行全国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抗日战争。
     8月下旬,成都许多市民、学生到川军各军部示威游行,要求川军迅速出川抗战,将日寇撵出国境。接着,国民党政府命令四川出兵抗战。

     (一)川军参加淞沪抗战

     国民党政府军委会随即任命刘湘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指定的战区在平汉铁路线上,右与第一战区相接,左与第二战区相连,第七战区长官部初定设在河南省许昌。川军各军首脑协商,组成下列战斗序列:
     司令长官刘湘,兼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该集团军组成情况如下。
     第二十三军(军长潘文华),下辖3师:
     第一百四十四师(师长郭勋祺),辖两旅
     第一百四十七师(师长杨国桢),辖两旅
     第一百四十八师(师长陈万仞),辖两旅
     第二十一军(军长唐式遵),下辖两师:
     第一百四十五师(师长饶国华),辖两旅
     第一百四十六师(师长刘兆黎),辖4旅
     刘湘将邓锡候、孙震、李家钰等3个军编组成第二十二集团军,归刘湘的第七战区统率,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邓锡侯,副总司令孙震。其战斗序列为:
     第四十一军(军长孙震兼),下辖3师:
     第一百二十二师(师长王铭章),辖两旅
     第一百二十三师(师长曾宪栋),留守四川
     第一百二十四师(师长税梯青),辖3旅
     第四十五军(军长邓锡侯兼),下辖3师:
     第一百二十五师(师长陈鼎勋),辖两旅
     第一百二十六师(师长黄隐),辖两旅
     第一百二十七师(师长陈离),辖4旅(内有两旅留川)
     第四十七军(军长李家钰),下辖两师:
     第一百零四师(师长李青廷),辖两旅
     第一百七十八师(师长李宗舫),辖3团
     第四十三军(军长郭汝栋),下辖一师:
     第二十六师(师长刘雨卿),下辖两旅
     四川部队除上述两个集团军编入第七战区外,还有王瓒绪部编为第二十九集团军,王陵基部编为第三十集团军,杨森部为第二十军,均先后奔赴抗日前线。
     1937年9月5日(星期日)四川各界民众欢送川军出川抗战大会,上午9时在成都少域公园(今人民公园)广场举行,编入第七战区的第二十一军军长唐式遵及二十三军军长潘文华先后在大会上宣誓“失土不复,誓不返川”等誓言,以表抗战之决心。大会前后,刘湘以第十三旅旅长田冠五为先头部队,于9月1日由东路乘长江轮船出川,一百四十八师师长陈万仞率部由重庆、万县乘轮船出川,驻防西昌地区的四十七军李家钰部于9月19日从西昌出发,经成都沿川陕公路北上,向西安集中转赴山西,第四十一军孙震部以七百二十七团为先头部队,于9月6日由德阳县孝泉镇出发,也沿川陕公路北上,向西安集中转赴山西,川军其他各部陆续出川。
     9月22日,蒋介石接受了中共中央早已提出的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再度合作的宣言,发表了赞成国共合作的庐山谈话。从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成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领导全国军民共同抗战。
     川军第四十三军及所辖之二十六师因于1936年调往贵州都匀独山一带围堵中央红军之后驻防黔南,“七·七事变”发生后,该师官兵请缨抗战。于1938年初,奉命兼程赶赴上海,部队徒步行军翻山越岭,出贵州境后,乘轮船沿长江向上海进发,师长刘雨卿率部赶到上海,即奉命到战斗最激烈的大场镇接防。国民党嫡系部队见杂牌的川军第二十六师士兵脚穿草鞋,身着土布单薄军服,武器又是川造步枪,便怀疑他们是否能守住阵地。川军进入阵地后,见阵地全暴露在日军主力面前,原担任防守的三十六师宋希濂部及第八师与税警总团在该地战斗中都遭到重大损失,失掉一些据点,所以阵地地理形势已很不利于防守。刘雨卿召集全师军官会议,重申抗日是救亡图存,是报效国家的民族大义,使官兵们意识到淞沪抗战的光荣使命,从而抱定“有敌无我,有我无敌”的英勇牺牲精神去和日寇作殊死战斗,于是大家纷纷留下遗嘱,以视死如归的姿态与日军展开激烈的战斗。日军使用飞机、大炮集中轰炸、炮击我二十六师阵地,掩护步兵冲锋,川军官兵无大炮还击,主要靠步枪、刺刀与敌人战斗,短兵相接时,就进行肉搏战,坚持鏖战7昼夜,完成了上级布置的战斗任务,但二十六师也损失惨重,4个团长,阵亡两名,营长伤亡11名,下级军官和士兵伤亡百分之七十,两个旅的指挥所均被日机投弹命中,指挥所的官兵绝大部分殉职,第七十六旅旅长朱载堂、第七十八旅旅长马福祥仅以身免。由于川军二十六师英勇抗日,1939年春,蒋介石在汉口召开全国军事会议检讨第一期作战得失时宣布:嘉奖二十六师为参加淞沪战役中战绩最优的5个师之一。

     川军第二十军军长杨森在“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该军奉令开赴上海参战,9月1日经贵州奔上征途,沿湘黔公路徒步前进,该军是川军中最穷的部队,装备差,生活较苦,这次长途行军,每天几乎要翻山越岭走100多华里山路,晚上宿营还要连夜打草鞋,以备第二天行军穿,但是为了早日上前线打日寇,官兵们也无怨言,士兵们说:“为了抗战,杀日本鬼子,我们吃点苦也愿意的,如果是内战,哼!老子早就不干了”。官兵们凭着这种为国杀敌的精神,一直步行至湖南辰溪,才乘船经洞庭湖到达长沙,本来这段路程一般需要走59天,而官兵们日夜兼程只用了24天,因此,第二十军受到军委会的嘉奖。到长沙后,冒着大雨换乘铁栅车到武昌徐家棚车站,为防敌机空袭,未作停留,连夜渡江至汉口,因上海战事紧急,又由汉口乘平汉路火车到郑州转陇海路到徐州,再转浦口,立即由轮渡过江到达南京,急转上海,编入第六军团战斗序列,直接受薛岳指挥,进入大场、蕴藻浜、陈家行一线阵地。为了预防日机空袭,阵地上白天不能冒烟,官兵只得在天明前吃早饭,天黑后才能吃晚饭,每天吃两餐,生活虽艰苦,部队士气仍然旺盛,官兵中把抗战叫做“打国仗”,不是过去那样为大小军阀争权夺利而打仗,所以无不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杨森部进入阵地时,陈家行已失守,战场形势危急,他当即下令,由副军长夏炯率两团兵力去收复陈家行阵地,此时陈家行阵地正当日军锥形攻击的顶点,夏炯指挥部队成批向前冲锋,与敌人肉搏,杨森亲临火线督战,当天收复了陈家行。友军见川军如此英勇,无不肃然起敬。日军丢失陈家行,仍自恃武器精良弹药充足,进行疯狂反攻,川军健儿前仆后继,与日军苦战13昼夜,守住了阵地。二十军在陈家行的坚守中,士兵死伤十分之七,下级军官牺牲殆尽,但全军幸存的将士对陈家行一战打退了敌人,守住了阵地,都感到很光荣,抱着为国增光死而无憾的思想,坚持战斗。

     10月15日,日军的增援部队赶到,与杨森的二十军形成对峙,杨森令师长杨汉忠率4个团的兵力,在大场、蕴藻浜一线阵地与日军开战。日军以第九师团1个旅、近卫师团1个旅和其他部队,猛烈进攻杨森军,杨汉忠率部扼守顿悟寺和桥亭宅的石桥一段阵地,在日军陆海空军的猛烈炮击下,八O二团官兵奋勇冲出战壕与日军白刃相接,反复冲杀,在团长林相侯、营长先纠华、彭泽生、魏巨川带领下,全团千余官兵英勇杀敌,守住了阵地,一直战斗到援军来接防时,全团几乎全部壮烈殉国。杨森军八O四团中校团长向文彬率部坚守顿悟寺阵地,全团与日军苦战,力撑危局,化险为夷,完成了任务。向文彬在一天的3小时内,由中校升到上校,由上校到少将。这是东战场绝无仅有的事,也是总部对川军杨森部的特别嘉奖。在陈家行阵地上,日军增加兵力猛烈攻击,杨森军一百三十三师寡不敌众,被迫后撤。第六军团司令官薛岳令二十军马上夺回阵地,杨森与战区炮兵总部联系,集中重炮百门,在午后1小时开始炮击陈家行阵地上的日军,当中国炮兵开始射击时,日军炮兵也还击,双方炮战过后,陈家行阵地烟雾弥漫,杨森即令二九七旅七九四团乘此时机向陈家行猛攻,奋勇冲杀,日军遗尸累累,向北逃窜。此役中,营长弋厚培阵亡,旅长罗润德,团长李介立、陈新民,营长刘龙骧、罗先荣、卢光云均负伤,下级军官及士兵伤亡更大,但终于收复了陈家行阵地。到此时,二十军在淞沪抗战中共死伤团长以下官兵7000余人,由于牺牲较大,需要补充休整,战区长官部决定二十军把防地交给广西部队韦云淞的三十一军和叶肇的六十六军接防。二十军先撤到纪王庙附近,然后经常熟、苏州撤到南京秣陵关作短暂休整后,再调往安徽安庆补充训练,当杨森部经急行军到达苏州,刚进入辛庄至常熟附近时,日军以飞机掩护向杨森军发起猛攻,激战两夜,杨军完成了阻击任务之后,淞沪战区的中央兵团司令官朱绍良转蒋介石的电话通知,命杨森部于1937年10月23日撤离阵地到南京整训,对第二十军官兵在淞沪英勇作战,军委会颁发了奖金3万元以资奖励。第二十军撤到南京后,蒋介石传见杨森,杨刚从战场下来,军服破旧不堪,缝制又来不及,只好跑到南京三道高井旧货摊上买了旧呢军服一套,佩上中将领章,驰往军校官邸见蒋介石,蒋和杨森谈话约1小时后,说:“你的二十军在这次上海战役打得很好,很光荣,第一批外械到了,先补充你的部队”。随即升杨森为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仍兼二十军军长加升到上将军衔,奉命开赴安徽安庆一带整补,以备再战。杨森军于1937年12月初到达安庆后,由杨森的侄孙、四川广(安)合(川)师管区司令杨鉴黎,送到6个补充团交二十军,蒋介石又拨来大批捷克造的步枪、机枪等,使每营增配重机枪连,每团增配一个迫击炮连,军增加了通信营,师增加了通信连,团增设通信排,健全了部队的通讯系统,士气旺盛。

(二)川军进入山西抗战

     川军二十二集团军第四十一军孙震部第一百二十二师王铭章部,于10月21日抵达太原,向第二战区长官部报到,因日军强攻娘子关,次日就被调往晋东娘子关西南地区阻击西进的日军,负责指挥正太路军事的黄绍雄命川军一二二师的先头部队三百六十四旅迎击西进的日军。10月24日午后,由岩会镇出发至娘子关西南的马三村,与日军一百O九师团发生激战,战斗一打响,该旅仅有的两挺机枪就被打坏1挺,日军以优势火力掩护向前冲锋,该旅官兵只得抽出背上的大刀与日寇肉搏,反复冲杀几次,死伤半数而后退下来。该师的三百六十六旅奉黄绍雄命令奔赴西回镇迎击西进日军,该旅七三二团陈永沛营连夜向西回镇驰援,刚接近西回镇就被日军包围,战至次日拂晓,全营以身殉国。七三二团的另外两营被迫后撤,后续部队七三一团次日在西回镇以西的柏木井沟与日军遭遇,日军以大炮、机枪掩护步兵冲锋,冲入七三一团阵地,因该团士兵的步枪没有配备刺刀,只好举起枪托与日军肉搏,该团与日军血战1天,夜晚才撤退下来,10月26日娘子关失守。守娘子关的国民党军队已撤退转到寿阳。川军二十二集团军所属四十一军的一百二十四师,正在正太铁路阳泉、寿阳南侧之柏井驿、龙泉镇一带,负责掩护友军之侧翼作战。该师代师长税梯青令三七二旅吕康部在平定县西郊村与日军展开激战,该旅七四四团因武器太差,占领阵地后,听任日军炮击,不敢出去迎战。该旅担任右翼的七四三团是主力团,配有旅长吕康私造的4挺机枪,他们与日军进行一番激战之后,才逐次撤退,可是三七二旅的负伤官兵却被遗弃在平定县城内,无法救出。
     川军第四十一军在增援娘子关的几次战斗中,打得都很勇敢,因武器装备差,士兵伤亡很大,各师、旅、团在战时又都没有卫生队的配属,负伤官兵得不到及时救护,负轻伤者都血淋淋地自己往后方走,重伤者在阵地上呻吟,无人过问,他们愤怒地大声喊叫:“弟兄们,我们是来打鬼子的呀!打鬼子负了重伤就没有人来管了吗?”“天呀!打国战就是这样打的吗?”他们不愿落入日军之手受辱被杀,便先寻自尽,其状甚惨。有的在临死前还愤怒地诅咒蒋介石和有关当局不给他们补充装备,不配备卫生队,以致使他们不能在战场上充分发挥战斗力,去消灭日寇。
     川军第二十二集团军第四十五军,是由邓锡侯的多年旧部改编而成,因此邓锡侯虽为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仍兼任四十五军军长。该集团军奉调增援山西作战,10月底,邓令该军一百二十七师师长陈离率全师改作先头部队,徒步向太原挺进。当他行经同蒲车站时,曾对同来山西的《大公报》记者陆治发表谈话,他说:“我们四川军队连年打内战,名声不好,人民厌恶我们,痛恨我们。这次奉命出川抗战,徒步行军,翻山越岭到陕西,沿途群众热烈欢迎,对我们刮目相看,家乡父老也对我们寄以厚望,我们决心与战区友军团结战斗,密切配合,争取抗战胜利”。邓部要急速赶到太原,夜间在平原上行军,因无作战地图,极易迷失方向,当地群众听说抗日部队到来,夜间也主动出来带路。在部队深夜徒涉蒲河时,已是11月初,水深过膝,寒冷刺骨,身着单军装的川军士兵实在受不了,老乡们便主动出来往返背负官兵过河,部队才得顺利前进。群众爱护和支持抗日部队的行动,使川军官兵深受感动和教育。二十二集团军到达洪洞期间,和驻在邻近的八路军接上了关系,两军友好往来,共同抗日。1937年8月23日,红军根据国共合作的协议,已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以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下辖以刘伯承为师长的一二九师,以贺龙为师长的一二O师,以林彪为师长的一一五师。8月25日,朱德、彭德怀等通电就职后,八路军誓师出发,兵分两路,从韩城和潼关东渡黄河,挺进山西抗日前线。一天傍晚,一位身穿灰布军装的老战士来到洪洞县城第二十二集团军司令部大门前,卫兵见来人像士兵,不让进司令部。这位老战士说:“请你向邓总司令通报一声,朱玉阶来见”,卫兵进去向邓锡侯作了报告。邓说:“朱玉阶就是朱德嘛,八路军的总司令,这都不晓得,快请!快请!”,邓锡侯边说边走出来迎接朱德。朱与邓是四川同乡,老朋友见面,异常亲切。邓锡侯向朱德倾诉了川军出川抗战受到国民党 “中央”的种种不平等待遇和蒋介石分割使用的手段,以及在山西作战失利等内心话,提出要向八路军学习游击战术。在邓锡侯回拜朱德时,又提出请朱德向二十二集团军官兵训话,讲演游击战问题。
     朱德多次给川军军官作军事政治报告,鼓励川军官兵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川军上下深受启发和教育,爱国热情高涨。随后,丁玲率西北战地服务团随朱德来到洪洞,专为川军部队演出了许多抗战的文艺节目,使官兵们耳目一新,受到了爱国主义的教育,鼓舞了士气。在这期间,第二十二集团军与八路军团结抗战,保持了良好关系。朱德还送邓锡侯一匹缴获的日军战马,邓锡侯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政策,派了该集团军军官张鹏翼等人到延安抗大学习,邓一再表示:川军和八路军一定团结抗日。此时全集团军入山西与日军作战已40多天,损失惨重,伤亡过半,已没有一个完整的建制单位,师、团、营人员均残缺不齐,全军为了继续抗日,利用抗日间隙时间,在灵石、赵城一线进行整编,每旅就人数编组,成为一个战斗团,在前方作战,以另一团的编余军官回四川接收新兵重新组建,补充各师、旅、团,整编完毕后,邓锡侯令1个战斗团向同蒲路侧摸索前进,驱逐日军少数骑兵部队,收复了平遥县。

(三)川军在太湖作战

     川军刘湘部第二十三集团军所属二十一、二十三两个军,原驻重庆附近至涪陵、丰都、万县等川东各县,于1937年9月下旬先后从驻地出发,由水路出夔门,经宜昌、汉口开赴前线,因船既小又少,部队多,等候轮船耽误了时间,川军第一四四、一四五、一四六、一四七、一四一等5个师及1个旅(第十四旅),直至10月下旬至11月才先后到达汉口,恰巧当时又传来日军已从浙江金山卫登陆,在浙江境内与蒋介石的中央军激战的情报。刘湘乃命令所属5个师开赴浙江,重点部署在泗安、广德方面,担负堵击金山卫登陆的日军之任务。先头部队担任前卫的一四四师师长郭勋祺,按照第七战区副司令长官陈诚的命令,沿太湖西岸的金村、夹浦、新塘一线布防,并以一部协同刘兆黎的一四六师在李家巷、新塘间向南构成阵地,拒阻由吴兴北上的日军,其余各师亦均按命令进入指定的阵地。25日晨, 3架日机向一四四师、一四六师阵地投了10几枚炸弹后,向宜兴方面飞去。下午得知长兴城已落日军之手,一四四、一四五各师作好迎战准备,郭勋祺留下中央军炮兵第二旅的两连山炮部队,配合川军更有力地打击日军进攻。26日清晨,夹浦方面展开激烈战斗,川军守夹浦镇的1个步兵营,打得很英勇,受伤官兵陆续送下来。一位连长被日军的枪弹从耳朵打进去,由面部穿出来,他还边说话边走下火线,可见当时官兵的斗志十分昂扬。到10点钟,日军步兵800多人向一四四师和一四五师的阵地猛攻,装甲车也冲过来。守卫的两师部队待机不动,当日军冲到1000公尺内时,川军才令炮兵对准日军开炮,隐伏着的部队步枪、机枪一齐射击,当即打毁敌装甲车3辆,3个大队的日军全被击溃,守夹浦镇的营虽然伤亡100余人,但守住了阵地。

     27日早上,日军水上飞机两架,从太湖方向飞来,向一四四师阵地及师部投弹并扫射,然后日军大部队从右翼发起进攻,唐旅徐元勋团受敌大部队攻击,战斗激烈,郭师长督战,严令各团死守阵地,坚决不准后退,并以电话令唐明昭旅长指挥各团互助支援,保住了阵地。同日,日军的海军陆战队攻占太湖内的东西洞庭两山后,傍晚即以大批汽艇运日军,配备轻重机枪,向一四四师驻地夹浦后面金村太湖大道袭击。战况紧急,郭勋祺师长来到前沿阵地,当他越过公路正在爬坡时,埋伏在太湖边上的日军开枪射击,打中了郭勋祺左腿,卫士忙为郭裹好伤,要抬他进医院,他不去,就坐在担架上督战,他号令官兵们说:“国家养兵千日,用在一朝。你们胸章背面印得有‘爱国家,爱百姓’。现在正是国家用你们于一朝的时候,也是你们爱国家爱百姓的时候,军人战死沙场,乃是幸事。望我各位官兵,克尽军人天职,不畏艰难,杀敌至果,互相支援,固守阵地,如有擅失阵地者,不论职级大小,一律处以枪毙”。郭勋祺负伤不下火线,坚持在阵地上督战,给官兵们很大鼓舞,直到后来打退了敌人,汽车来接他进医院,他才将师长职务交给参谋长林华钧代理,去医院治伤。

     接连几天的战斗,第一四四师伤亡官兵已达二、三百人,重伤员抬不下来,轻伤员靠自己走下来,因每团只有10至20副担架,很不够用。全师药品缺乏,连粮食也很少。老百姓都撤走了,拿钱也买不到粮食,部队每天只能开两餐饭。虽然如此艰苦,官兵仍英勇作战,斗志坚强。十一军团司令官上官云相得知一四四师处境困难,于11月27日晚派出部队前来接防。一四四师在28日上午全部撤至张渚休息整顿。下午4时,接军长潘文华命令:“一四四师务于本月三十日以前到达广德。否则,尔后到宁国集中”。该师按照命令向广德前进。

(四)广德、泗安之役、川军先败后胜。

      泗安镇在浙江省境内,地势十分平坦,仅南北有浅山,全镇分上泗安、中泗安、下泗安,位于芜湖至杭州的公路上,距长兴约四五十华里,距皖东的广德有60华里。二十三集团军二十三军一四五师的先头部队四三三旅于11月23日到达广德,后续部队正由新乡向南移动。中央军主力大部已后撤到目的地,仅有部分辎重尚在后撤中。一四五师师长饶国华为掩护友军安全撤退,令先头部队四三三旅戴团推进到泗安,占领阵地。戴团与日军前锋遭遇,展开战斗,苦战3昼夜。饶师因武器太差,孟浩然旅尚未到达,因此,兵力单薄,伤亡惨重。26日,日军出动装甲车、坦克向泗安进攻,饶师官兵从未见过坦克和战车,纷纷往两侧后退。饶国华派四三三旅副旅长何秉崇文到吉安同一四六师协商,请派兵威胁日军侧背,可是一四六师未及时派部队支援。日军仗着海、陆、空的优势火力,用中央突破的战术,沿着广德大道突破了林城守军防线。日军继续在飞机乱轰乱炸的掩护下,突破了一四五师守卫的泗安机场当面的阵地。守卫机场的一四五师刘子生团,在机场边沿与日军恶战1天。师长饶国华深知情势严重,当夜通电全师所属官兵宣誓说:“国家养兵是为了保国卫民,人谁不死,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今天是我们报国之时,要不惜一切的努力报国,以争取我川军为谋人民的利益而献身”。第二天,刘子生团与日军在机场中肉搏血战,日机又对一四五师轰炸、扫射,刘子生团长身负重伤,全团官兵损失四分之三以 上。饶国华见机场不保,便命令将飞机的器材及油桶击破焚毁,然后全师后撤,泗安失陷。日军又以主力沿吴嘉公路直趋广德。饶国华率四三三旅佟毅部刘团,拒日军于广德前方5华里的界牌。饶部官兵孤军困守,奋勇作战,前仆后继,死尸枕藉,形势十分危急。饶国华亲自赶到誓节渡向时任二十三集团军的总司令唐式遵报告战况。唐式遵答复说:“广德作战关系重大,应决心与城共存亡,否则提头来见”。饶国华返回前线,继续坚持作战。他命令刘汝斋团反攻,刘汝斋竟不服从命令,未出兵反而后撤。一四五师与日军苦战时,军长潘文华电话报告刘湘:“一四五师怕支持不住”,刘湘当即电令:“田冠五独立旅从右翼,一四六师刘兆黎从左翼包围泗安敌人”。这时陈诚到达芜湖,他一面指挥吴奇伟部向徽州撤退,一面命令唐式遵潘文华部向黄山方面撤退。唐、潘两人将陈诚的命令转一四五师的孟浩然、佟毅两旅,正在执行刘湘命令的田冠五已率部包围泗安的日军,他虽然未接到陈诚的撤退命令,但见孟、佟两旅,已奉令撤退,也就停止了进攻。

     一四六师刘兆黎师长未及时派部队支援一四四师,刘所属四三六旅旅长廖静安,八七五团团长潘寅久对此表示不满,潘寅久要主动率全团打击日军,这时,一四六师刘兆黎部还未收到撤退命令,26日晚,廖旅、潘寅久等团由吉安阵地突然向泗安日军进击,先以手榴弹轰击,继则使用马刀肉搏,白刃相向,杀日军如砍瓜切菜一般,日军仓惶溃逃,阵地上遗下不少血淋淋的日军官兵头颅,泗安镇全部克复。同时,占领广德的日军,经正面川军的猛压,以为后路被截,纷纷退出广德。这时,第一四六师及从芜湖登岸的刘湘部独立十四旅周绍轩部赶到,一齐推向大小界牌一线,日军又来进攻,以坦克开始,刘师、周旅先将广德附近的桥梁炸毁,以阻日军坦克,日军又派坦克绕开炸断的桥梁再来攻击,旅长周绍轩命六四一团一营营长周镐荣率全营在道路两旁埋伏,准备打坦克,日军坦克一队果然大摇大摆地开来,他们知道川军无大炮,更有恃无恐,而川军对日坦克也并不示弱,连长胡支程抱着一捆手榴弹跃出战壕,爬上坦克,从瞭望孔中将一捆手榴弹塞了进去,手榴弹一齐爆炸,日坦克被炸毁,胡连长与敌坦克同归于尽,接着排长赵学桂抱着一捆手榴弹冲上去炸毁了第二辆坦克,赵排长也壮烈牺牲,日军坦克一毁,川军官兵冲出战壕,向日军杀去,大败鬼子兵。一四六师和独立十四旅在泗安、广德的几次战斗中,歼灭日军数千,缴获装甲车10几辆,载有日军呢军服、呢大衣、毛毯等物的载货汽车4辆,卡车20辆以及汽油、子弹炮弹等军用物资无数。有的战利品无法运走,就一把火全部烧毁。同时,一四六师王团的便衣队以最快的速度跟追日军至东湖亭镇。便衣队占了东湖亭,除得到日军退逃时遗下大批战马及防毒面具等战利品外,还俘获日军30名。

     11月30日,一四五师中将师长饶国华奉命限期收复广德时,他已下定“以城为殉”的决心,亲率一营官兵反攻,终因寡不敌众,被日军重重包围于十字铺据点,日军不敢进逼,一再劝降,饶国华威武不屈,紧握雪耻刀,对官兵讲道:“我从‘七?七事变’发生之日起,就渴望能到前方杀敌,洗雪国耻,收复失地,‘八?一三事变’后,国共合作抗日,我幸能如愿奉命出川抗战,引为平生快事,各位还记得吧,我们离川时,蜀中父老兄弟姐妹曾举行盛大仪式欢送,潘文华军长代表我们川军将士致答词,表示我们一定要血战到底,收复失地,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做到胜则生,败则死,不成功,便成仁,我们要牢记当时的誓言,绝不能在敌人面前屈膝示弱,给中国人民丢脸”,当天晚上,饶国华在弹尽援绝,人马伤残,困乏已极的情势下,悲愤不已,沐浴后焚香祷祝毕,给刘湘写了绝命书,书中有“刘汝斋不听指挥,以致兵败,职唯有一死,以报川中父老之情”等语。当日深夜凌晨2时,他单独一人步入树林中以手枪自戕殉职,时年44岁。饶国华,四川资阳人,国民政府为了表彰他的忠烈,特追赠为陆军上将。并准在成都铸立铜像,以彰英名。

(五)鲁南抗日,川军苦战

     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知道川军武器装备太差,唯恐负担不起守土之责,对川军二十二集团军采取歧视态度,不仅不给补充弹械,连粮食都不供给,并电请军委会将川军调离山西,蒋介石闻报生气地说:“第二战区不肯要,把他们调到第一战区去,问程(潜)长官要不要”?军委会打电话给郑州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说明调离第二战区的原委,不料程潜竟说:“我不要这种滥队伍”,军委会军令部(相当于总参谋部)次长林尉将此情况报告蒋介石,蒋介石正因南京和济南相继陷落,心绪不好,闻报勃然大怒说:“把他们调回去,让他们回四川去称王称帝吧”,白崇禧在一旁听见,便劝解说:“让我打电话问徐州五战区李(宗仁)长官要不要”?因白崇禧与川军首脑邓锡侯、孙震等是保定军校同学,平时交情较好,另则调川军入五战区也是为桂系拉队伍。于是他打电话向李宗仁说明经过和内幕,李宗仁急需部队增援,立即答说:“好得很啊!好得很啊!我正需要兵,请赶快把他们调到徐州来”。于是军委会急令邓锡侯率第二十二集团军开赴临城津浦路正面作战。1938年元旦这天,邓锡候、孙震两人赶到徐州第五战区见李宗仁,说“一、二战区都不要我们,天下之大,无处容身,李长官肯要我们到第五战区来,真是恩高德厚,长官有什么吩咐,我们绝对服从命令”。李宗仁说:“诸位和我都在中国内战中打了20多年,回想起来,也太无意义,现在总算时机到了,让我们各省军人停止内战,大家共同杀敌报国。我们都是内战炮火余生者幸而未死,今后如能死在救国的战争里,也是机会难得的,从今以后,大家一致和敌人拚命”。最后李问邓孙两人,有何困难需要解决,邓孙两人都提出川军枪械太坏,子弹太少。李宗仁电请军委会拨了新枪500支,又从本战区仓库中拨出大批子弹及迫击炮弹,交第二十二集团军。二十二集团军开赴前线时,李宗仁对川军官兵讲话。他讲到诸葛亮统率川军北抗司马懿的英勇故事,希望大家效法先贤,杀敌报国。

     1938年1月5日,日军进攻兖州。第五战区长官部令川军二十二集团军沿津浦路北上,阻止日军南下。1月6日,第四十五军一二五师到达山东临城,随即继续前进。一二七师于11日到达滕县,在界河一线布防。四十一军也奉战区长官部令开赴滕县、费县一线。一二七师师长陈离在大革命时期驻防成都附近,曾与共产党有密切联系和合作,他出川抗战转战山西等地时,就与中共领导人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彭德怀等在太原、洪洞多次会晤,还派遣中共党员张晓峰到该师作上尉副官,以资联络,因此,在部队进入指定地区后,陈离即派张晓峰去汉口八路军办事处见董必武,请求派人来一二七师帮助对日作战,并给董必武送去2000元,作为捐赠在汉口筹建“八路军办事处”的经费。董必武当即派中共党员翟、冯、吴3人到一二七师工作。川军到滕县后,纪律比韩复榘部队好。又是远道而来,山东抗日的群众除杀猪宰羊,烤制大饼慰问部队外,见川军士兵冬季还穿草鞋,又赶制了许多鞋袜、手套支援部队,川军官兵感动地说:“为民族而战能够得到民众如此爱戴,可以死而无憾了”。滕县县长周同亲自带领民兵,为一二七师、一二四师当向导,对到达邹县的日军和已占领滕 县的日军骑兵进行袭击,将日军全部击溃后,一二四师便以滕县城为据点固守。四十五军的一二七师陈离部守两下店铁路线,一二五师陈鼎勋部在龙山控制公路。2月17日,四十五军这两个师向两下店的日军猛烈反攻,将日军包围,日军拚命挣扎,集中火力猛轰川军,日机也来助战,川军受到炮击和轰炸,死伤累累,但官兵杀敌心切,仍死死将日军围住。当天午后,日军大部援军赶到,向川军反攻。18日,川军一二五师三十三旅姚超伦的七四五团、谭尚修的七四六团会合,把日军包围在峰山、葛山高地上,三七五旅林翼如急调翟联丞的七四九团前往驰援,内外夹攻,将日军击溃。一二七师又调两个团迁回到峰山、葛山,将高地从日军手中夺回来。一二七师又令陈玲的七六一团夺回被板垣师团一部所占的两下店据点。陈玲团官兵士气很高,连续两次攻入日军阵地,但均被日寇猛烈炮火轰击而退回。该团令营长罗汝汉将全营编成800人的敢死队,放下川造步枪,各备4个手榴弹,手提1把大刀,乘夜冲进两下店日军围墙与日军展开激烈搏斗,终于击溃日军,占领两下店1天多,日本援军赶到,以飞机大炮不断轰击,攻入两下店。罗营800英勇官兵,仅有200余人生还。
     1938年1月20日夜,刘湘在武汉病死,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邓锡侯奉命回川担任川康绥靖公署主任,由副总司令孙震继任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孙所兼任的四十一军军长,由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四川新都人)代理,邓锡侯所兼任的四十五军军长,由一二五师师长陈鼎勋升任,3月初,川军在滕县前线由孙震、王铭章指挥作战。

(六)台儿庄战役之序幕战:川军死守滕县

     1938年3月,第二十二集团军侦得情报,济南日军第十二军团长西尾寿造的部队将向二十二集团军发动攻势。总司令孙震于3月10日从临城到滕县及其以北的界河前线视察,然后命令王铭章为二十二集团军前方总指挥,统一指挥四十一、四十五两军作战。各部队进入阵地后,王铭章命令七二八团团长张宣武率全团由滕县之南的南沙河进驻滕县以北15里的北沙河,布置第二道防线,又令七三一团团长王文振率全团由韩庄进驻滕县东北的平邑城前,以掩护第四十五军第一线阵地的侧背,防止临沂方面日军的侧击。
     1938年3月14日拂晓,日军步兵骑兵万余人,配备大炮20余门,坦克20余辆,飞机30架,向两下店、界河一线的川军部队展开全面进攻。守军第一二七师周营全体官兵,作战非常勇敢,但因寡不敌众,全营官兵战死在阵地上。一二五、一二七两师部队奋勇迎战,双方激战1天后,川军正面主阵地屹然矗立。驻临城的孙震得报后,立即乘火车赶到滕县了解战况,并赴前沿阵地视察。在北沙河召集各师旅团长和参谋人员商讨作战方案后,下令要求全线官兵,人人要抱“有敌无我、有我无敌”的决心,与敌死拚。日军接着增兵六七千人,配坦克16辆,骑兵1000余人向我守深井的一二四师三七二旅进攻,该旅只有一个战斗团,兵力单薄,苦战支撑防守,伤亡惨重。在滕县城内的王铭章急调一二四师三七O旅增援,经激烈争夺战,阵地得以巩固。日军又以万余兵力向滕县右侧迂回,到下午5时半,日军先头部队已分别到达滕县城东北10余华里的冯河、龙阳店一带,王铭章指挥在滕县城内守城的一二二、一二四和一二七等3个师的师部(各有一特务连、通信连、卫生队)及三六四旅旅部,还有滕县县长周同率领的警察、保安队四、五百人,无战斗部队,滕县处于十分危急状态。川军第四十一、四十五两军的主力部队都胶着在滕县外围的第一线,仅有驻平邑的一二二师三三六旅王文振团,尚未与日军接触。王铭章以十万火急的电令,调该团迅速回援滕县,但该团在百里之外,缓不济急。王铭章电告孙震求援,孙已无援军可派,只好令总司令部尚余的特务营长刘止戎率步兵3个连往援滕县,仅留一个手枪连守总司令部。王铭章知援军无望,乃电令七二七团团长张宣武:一、本师决心固守滕县城;二、该七二七团除以一个营守备洪町、高庙一带原地不动,另以一营归一二七师指挥,留防北沙河外,速率余部跑步回援滕县县城。团长张宣武遵令而行,跑步在黄昏时到达滕县,王铭章已十分焦急地在城外守候。他令张宣武担任城防司令,以仅有的10个步兵连、1个迫击炮连为基干,组成守城部队,彻夜加固防御工事,预备队乘夜搬运从列车上卸下的弹药和粮秣保证了每个守城士兵身边储备有一箱(50枚)手榴弹。
     3月16日拂晓,日军万余人向第四十五军守卫的界河一带主阵地全线进犯,还派出一个联队向滕县东关担任警戒的川军部队进攻。上午8时,日军山炮10余门在城东、西高地向东关城内、西关车站一带猛轰,日机10余架向滕县县城投弹扫射。日军又集中火力猛攻土寨东南角,炸开约12米宽的缺口,紧接着日军集中轻、重机枪数十挺向缺口疯狂射击以掩护步兵进攻东关。守东关的川军严翊营士兵埋伏缺口两侧,严阵以待。当日军的轻重机枪一停火,五、六十名日军跳出战壕向缺口冲来时,川军士兵50余名在连长一声令下,每个人将结成两个一捆的手榴弹一齐投入日军,成捆的手榴弹接连爆炸,冲锋的日军尸横遍地,仅有少数几人逃回。日军又组织敢死队50余人在炮火的掩护下冲来,当日军爬上缺口的瞬间,守城的川军将数百枚手榴弹投出,日军又遗尸数十具于缺口边,日军如此反复冲锋多次,均遭到惨重伤亡而后退。滕县保卫战正紧张进行之际,汤恩伯集团军于16日上午赶到临城,孙震立即电告王铭章援军已到,要他转告守滕县的所有官兵,务必死守待援。守军得知中央军已到临城,心中振奋。孙震邀汤恩伯到司令部商谈,要求汤恩伯派部队开赴滕县增援。可是,汤恩伯却以奉命所部经临城向日军侧背进行攻击为由,拒绝援助滕县。致使王铭章率少数川军在滕县孤城困守。当天下午2时,日军向滕县东关土寨东北角发起进攻,先以大炮轰塌一段寨墙,再施以密集的机枪射击,掩护步兵进攻,营长严翊指挥守城士兵等日军爬上塌口时,才掷出大批手榴弹,日军连续进攻3次,均遭失败,遗尸遍地。日军的第二次大进攻又被迫停顿。王铭章、张宣武见守军伤亡太大,最后将城外的守备部队和进城领取弹药的一二四师七四二团1个连,也留作严翊营的预备队,滕县守城部队实际上能战斗的官兵也不足2000人。下午5时,日军发起第三次对滕县的攻城战,集中了30余门大炮,飞机每批10架轮番助战,攻击的主要目标以东关门为重点,日军炮兵火力从东关门延伸到东关城内,西关火车站等处,使守军多处受到炮击,无法支援第一线。日军炮击后,步兵发起多次冲锋,守城川军多次与日军肉搏血战。傍晚,日军40余人冲入东关,与守军仅相距数十公尺对峙着,团长张宣武知道日军不习惯夜战,及时抽调连长张进如率全连驰赴东关,向日军猛投手榴弹,然后举起大刀,冲入敌群,一场白刃血战,将日军全部消灭,张连也死伤官兵70余人,营长严翊大腿负重伤,东关终于夺回。
     在滕县外围南沙河一线,战斗也很激烈,一二七师师长陈离亲往前线督战,当日军猛烈攻击阵地时,枪弹打穿了陈离的大腿,他仍沉着地鼓励官兵坚持抵抗。但由于敌强我弱,第四十五军的界河阵地、纵深防御阵地,逐次被日军突破。

喜儿  15:05:14
16日入暮后,月色蒙蒙。王铭章和县长周同一面组织城内百姓尽快疏散,一面指挥部队对东城南墙被日军击塌的两处进行加固。县城四周的沙袋不够垒工事,周同就将县里存放的食盐1000余大袋运来封堵缺口,王铭章连夜下令将四十一军2000余名官兵撤回城内。又令全军深沟高垒,多挖防空洞。四门城垣上除留置少数瞭望哨外,其余部在城脚下防空洞内隐蔽,待日军登城时,给予迎头痛击!当晚,日军第十师团,又增加了各兵种及重炮部队共计3万人,将滕县的东南北3门包围。17日黎明,日军以50余门山炮、野炮及重炮向县城猛轰,日机20余架低空扫射、投弹,城内落下炮弹如雨,房屋倒塌,火光冲天,全城顿成一片焦土。上午8时,日军开始向城东关进攻,从东寨墙轰塌的突破口以坦克10余辆掩护步兵冲锋,川军一二四师七三九团团长王麟率第二营死守东关,在近距离内与日军反复肉搏。团长王麟负伤后,仍坚持指挥战斗,双方伤亡惨重。王铭章急电向孙震报告战况。接着,日军又派出一部分兵力,从轰塌城墙的东南角一段,以坦克7、8辆掩护步兵百余名冲锋。守军七二七团的第三连,以成捆的手榴弹击毁日军坦克2辆。日军四五十人终于冲上城角。营长王承裕当即命令第一连向突入的日军反攻,全连在两挺机枪掩护下,连长张基馨、副连长贺吉仓带领全连官兵,举起大刀,跃入敌群猛砍将突入的日军全部歼灭,川军全连150人,仅剩40余人,连长张基馨,副连长贺吉仓以下105人为国捐躯。收复了滕县东南角,王铭章向孙震发出第二封电报报告战况。下午3时,王铭章以县城形势危急万分,亲率师长税梯青、旅长王志远、童澄、吕康、曾更元和县长周同等登城督战。这时日军又发起进攻,以12门15榴重炮(炮口直径15公分的榴弹炮简称15榴重炮)向城南的正面轰击,又以二三十架日机集中轰炸七四三团的两个连队的阵地,因这两连刚赶到滕县,匆忙布防,仅筑了些临时掩体,故伤亡甚多,被迫向西关附近转移。南城墙被日军重炮轰击后,几乎削为平地。守军七三九团蔡镇营阵地受日军重炮轰击,血肉、砖土横飞,伤亡惨重。日炮停止射击后,步兵五六百人在10余辆坦克掩护下,向南城猛扑,守军士兵以血肉之躯与日军死拚,下午3时半,日军占据南城墙。在城督战的三七O旅旅长吕康头部负伤,副旅长汪潮廉胸部负重伤,王铭章在这种战局下第三次向孙震电告战况。

     这时,日军对东关再次发起炮击,寨墙多处倒塌,工事全被摧毁,手榴弹已用尽。日军五六百人在10余辆坦克掩护下,从正面冲入,守军负伤杀敌,有死无退。七三九团团长王麟,团政训员胡清溪及士兵在战斗中阵亡。王铭章见日军已突入城关,还不见援军赶到,向孙震发出最后一电:“立到,临城,军长孙,密,十七日晚,我援军未到,敌大部队冲入城,即督所留部队,与敌军作最后血战,决以死拚,以报国家,职王铭章”。在众寡悬殊的战局下,日军由东南城缺口登城,窜到西城。王铭章在滕县城中心十字街口指挥作战,由于西城南半部守军死伤殆尽,占据西城的日军继续向北压迫,王铭章正准备移至西关火车站,与七三二旅部队共同抵抗日军,可是西城南半部终陷敌手。傍晚,占领西关城楼的日军居高临下,向刚行至西关电灯厂附近的王铭章及师参谋长赵渭滨、副官长罗申辛等一行10余人,以密集火力射击。王铭章不幸腹部中弹,趔趄倒地,随从们忙扶他起来,他疾呼:“杀敌!杀敌!不要管我,我死在这里痛快”。随行官兵见王师长负伤,战友死亡,万分痛恨日寇,忙掩护王师长撤走,不料日军密集的火力又打死几人,王铭章接连又身负两伤。他见大势已去,危城难守,自己已负伤5处,不愿落入敌手,遂高呼“杀敌!杀敌!”“抗战到底”!随即用手枪饮弹殉国,时年45岁。王铭章死后,城内受重伤的300名士兵,以他为榜样,不愿受日军残杀,互相以手榴弹爆炸为国捐躯。随同王铭章师长殉难者有该师少将参谋长赵渭滨,一二四师少将参谋长邹慕陶,师政训处长缪嘉文,副官长傅哲民,中校参谋罗毅成、谢世文,少校参谋张重,同行的谢大薰和在一二七师师部工作的中共党员冯、翟、吴3人。少将旅长吕康负伤后,由士兵背出城,一二四师师长税梯青,少将旅长童澄、王志远、曾更元等当日军攻入城后退至城边,见官兵伤亡殆尽,才用绳系腰由城墙缒下。日军机枪对着扫射,王志远、曾更元两旅长负伤。县长周同跳下城墙而死,以身殉国。负伤的上校团长张宣武、中校副团长孔宪骥、少校营长严翊等,被掩护撤退。最后,滕县城内零星川军士兵还有四五百人,他们仍自动集合与日军巷战,傍晚突出重围,且战且退,途中又伤亡200余人,滕县已完全落入日军之手。此时,在滕县城外指挥作战的一二七师师长陈离腿部虽负重伤,但他仍坚持不下火线,继续指挥部队转移。自3月16日至17日川军困守滕县县城,坚持战斗36小时。参加滕县保卫战的川军四十一军、四十五军将士牺牲2000多人,伤者甚众,安全撤退者仅500余人,日军伤亡亦有4000余人。川军英烈的鲜血没有白流,事后,指挥鲁南会战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出:“若无滕县之死守,焉有台儿庄之大捷,是台儿庄之战果,实滕县先烈造成之也”。又说“……滕县一战,川军以寡敌众,不惜重大牺牲,阻敌南下,完成战斗任务,写出了川军抗战史上最光荣之一页”。
     1938年5月8日,当王铭章灵柩运抵武汉大智门车站时,国共两党在武汉的领导人和武汉民众共6000多人,到车站迎灵。武汉各界举行隆重的追悼活动。9日,蒋介石敬送横匾:“民族光荣”,并代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到灵堂致祭。
     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新四军的领导人也到灵堂致祭,敬献了花圈和挽联。毛泽东、吴玉章、秦邦宪、董必武、陈绍禹等联名送的挽联写道:奋战守孤城,视死如归,是革命军人本色;决心歼强敌,以身殉国,为中华民族争光。
     国民党的党政军要员也到灵堂致祭。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为王铭章灵堂题写了楹联:“执干戈以卫家邦,拚取忠诚垂宇宙。闻鼓鼙而思将帅,忍标遗像肃清高。”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郭沫若在追悼会上发表了题为《把有限的个体生命融化进无限的民族生命里去》的讲演。
     1938年9月1日,王铭章的遗骸运回四川新都县安葬。国民政府明令褒扬,予以公葬,并追赠为陆军上将。

     川军在滕县被围之际,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电令驻亳县的第二十军团汤恩伯部昼夜赶赴滕县增援,并指定在滕县附近车站下车,与川军夹击来犯的日军,汤恩伯不仅不按命令规定的地点下车夹击日军,而且在临城下车后,绕道缩进滕县以东的山区里,借口要由东面侧击进犯滕县的日军。由于汤恩伯违令避战,不仅使滕县失守,而且使日军长躯直入,沿枣庄、峄县路线攻抵台儿庄,也使得临沂方面的守军侧背受敌,无法固守。汤恩伯违抗命令带来重大损失,蒋介石不仅不查处反而派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以慰劳名义来到第五战区(司令部驻地徐州),向李宗仁传达蒋介石的告诫,汤恩伯部是准备与日军最后决战时使用的,不要把他使用在正面。由于蒋介石的袒护,汤恩伯在战场上更不听命令,恣意行动,非但川军愤怒,李宗仁也无可奈何。蒋介石无时无刻不在玩弄“保全嫡系,牺牲杂牌军”的故技,汤恩伯就是执行蒋介石消灭杂牌军的干将,虽然川军因此而损兵折将,但在各战场的川军仍以大义为重,坚持抗战,努力杀敌,收复失地。
 
七)川军各部在华北、华中各地作战简况

     川军三十二集团军孙震部在撤出滕县后,随即参加豫南信阳之战、豫西会战、襄樊战役、随枣会战、枣宜会战、鄂北会战等。该集团军所属第四十三军二十师,由淞沪战场撤往江西参加南昌会战,保卫马当之战,以后编入第三战区唐式遵的第二十三集团军建制作战。川军第二十三集团军在1937年底即由二十一军军长唐式遵升任总司令,该集团军长期抗战于江西、湖北地区,曾参加广德、泗安之战,南昌会战,随枣会战,浙赣会战,始终保卫着江西省部份国土。川军二十九集团军王瓒绪部(副总司令为许绍守)在湖北参加武汉保卫战、随枣会战、鄂西会战,在湖南参加石门慈利之战、常德会战。川军三十集团军王陵基部,参加过三次长沙会战。当第一次长沙会战时,日军10万人向长沙进犯,保卫长沙的中央军第十九集团军罗卓英所率3个军,力感不支,上报请援,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急令川军王陵基三十集团军和杨森的二十七集团军驰援,在日军进攻长沙前夕,杨森命一三四师从通山急行军赶到南楼岭、苦竹岭一线布防。李麟昭先遣团刚到,就与日军展开战斗,夺回了失地。从击毙的一名日军军官身上的图囊中,发现驻武汉的日军是代号吕集团的冈村宁次集团军,在空投的作战地图上标出,这次进攻,指定日军三十三师由北向南,从南岭攻白沙岭,再攻龙门镇,向长沙进击。杨森原来的布防是由西向东阻击日军,得到这一情报后,立即改变部署,为第一次长沙大捷打下基础。杨森令一三三师也奉令赶到全丰,两个师阻击日军,其余川军截击各路日军。日军溃退时,大肆焚烧公路两侧民房,乘黑夜烟雾掩护退却,此时杨森一面向蒋介石、薛岳电报战况,一面协同王陵基集团军猛追。一三三师截断日军退路,日军在川军的包围圈东逃西窜,不断被击,经过一昼夜激战,日军第三十三师团所剩无几。次日在飞机和日军援兵的掩护下,日军三十三师团残部才遗弃辎重、马匹,逃回通城原阵地。此时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急命关麟征集团军出动,配合各军胜利反攻,并截击败逃日军。第一次长沙会战大捷,杨森集团军受嘉奖,王陵基升九战区副司令长官,兼三十集团总司令。第二次长沙会战是1941年9月至10月上旬,9月17日拂晓,日军主力分别由港口、西六房、潼溪街、新墙开始强渡新墙河,杨森令所部各军猛烈截击,川军王陵基部的七十二军,为了牵制日军进攻长沙,会战一开始,官兵就先向日军奋勇冲杀,日军凭恃坚固工事,顽强死守,在新十五师的全线攻击下,双方形成胶着状态。战区令杨森集团军死守阵地,以争取时间。日军连攻3天,首先突破欧震军防线,日军骑兵和便衣特务直插到长沙的第九战区指挥所,司令长官薛岳仓惶率指挥所人员撤退,连密码本也丢失了,与蒋介石的大本营失掉联系,蒋介石慌忙电令:第九战区所属各军统归副长官杨森统一指挥节制。杨森令二十军分道经黄岸市、天岳关、南江桥等地向进攻长沙的日军后续部队猛攻,并在新墙河以南、汩罗江以北地区,切断日军的后援,焚烧日军的粮食、弹药,特别是对日军的后援部队,反复冲杀,除克复平江、关王桥外,继续向岳阳、大荆街、长寿街的日军攻击,杨森总部特务营连长率队冲入日军阵地,夺得日军大炮、机枪、步枪一批,军马10余匹,军犬数头,烧毁日军在大荆街的弹药库,使日军粮弹两缺,处境极为困难。薛岳的九战区指挥所又回到了长沙,继续指挥部队。28日午后6时10分,日军一部窜入长沙城内,守长沙的第七十九军夏楚中部向日军反攻,杨森指挥第四军和二十军一三三师跟踪日军主力,渡过汩罗江,进抵长岳公路的麻峰嘴,向据守此地的日军猛攻。又派出部队在公路、铁路两侧山区,向日军进行夜袭和侧击,使日军既不前进,又不能坚守阵地。杨军二十军一三三师跟踪被击溃的日军掩护部队,发现日军在新墙镇东南约10华里的干堰塘附近搭起帐蓬酣睡。当地一个勇敢的农民自告奋勇来带路,川军一三三师师长夏炯令三九九团代理团长陈德邵率全团在此农民带领下,穿插到敌后,将酣睡在帐蓬内的日军200多人一一歼灭。夏炯令三九八、三九九两团出动,一起围攻日军,使日军伤亡惨重,川军七十二军军长韩全朴,亲率1000余官兵追赶逃敌至距平江20华里地时,日军闻川军七十二军全部赶到,连忙改向西南逃窜。在长沙外围的日军已被包围,向长沙进攻的日军已弹尽粮绝,无力抵抗,后方被截断,恐慌万状,于9月30日午后4时,开始突围北撤。第九战区各部队对日军衔尾猛击,并在沿途截击,日军于10月5日渡过汩罗江,8日渡过新墙河退逃。这就是长沙第二次大捷。共歼毙日军41537人,俘敌269人,缴获机枪38挺,山野炮6门,步炮9门,战马870匹,装甲车8辆,击落日机3架,击沉汽艇7艘。第三次长沙大战是1942年1月1日起,日军开始进攻长沙东南外围,并不断向长沙进逼,中央军第十军奉命迎战,川军王陵基集团军与杨森集团军从日军的外围对日军形成包围圈,各地渡河点都被中国军队占领,然后川军向日军背后进攻,日军不支,突围逃窜,杨森军跟踪追击,日军以飞机和炮兵掩护退回原盘据的岳阳地区。历时1月多的长沙会战,以日军大败而胜利结束,日军遗尸遍地。杨森令平江、长沙、湘阴等3市县出动民工,挖了个大坑,掩埋了日军尸体,还立了一个石碑,上刻“万人坑”3字。三次长沙会战,共击毙日军56944人,俘获日军139人,缴获战马270匹,步枪1138支,机枪115挺,炮11门,手枪20余支,仅川军第二十军缴获的战马,就被杨森编了个骑兵排。

三次长沙大战,是日军袭击美国珍珠港后在中国战场的第一次攻势,会战的大捷,也是同盟国在太平洋战争初期,一连串失败中首开胜利的纪录。英国《泰晤士报》社评说:“十二月七日以来,同盟军唯一决定性之胜利系华军之长沙大捷”。伦敦《每日电讯报》也说:“际此远东阴雾密布中,惟长沙上空之云彩确见光辉夺目”。1942年4月19日,宋美龄在《纽约时报》撰写《如是我观》一文,用长沙会战实例来说明中国军人魂。她说:“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其表现的实例多得不可胜数,我只要举一回最近的例子,今年年初,有一位营长王超奎少校(属川军杨森集团军第二十军——笔者注)率领部队在湖南省新墙河作战,敌人在数量上占着压倒的优势。当他被敌人重重包围之际,他与他的五百个部下,每一个人都战至牺牲生命为止。这样至最后一弹,最后一人,在中国士兵是极寻常的,算不得希罕的事情”。此外,三十集团军还参加武陵(常德地区)战役(是由该集团军单独作战,无友军参加)、南昌会战、上高之战、长衡会战等。

川军第二十二集团军第四十七军李家钰(四川蒲江人)率部从西昌徒步行军到达西安后,经陇海路东行到郑州,再转晋东南长治、东阳关一带,改归第一战区指挥,旋即参加中条山作战。该军一O四师三一二旅守长治时,日军一O八师团以主力部队围攻长治,六二四团团长熊岗陵据城死守两天两夜。在日军的飞机轮番轰击下,长治北城门被轰塌,日军冲入,旅长李克源***队与日军肉搏。营长杨育岷,连长杨显漠、夏抚涛、陈少逸等在肉搏中战死,副团长杜长松负重伤,全旅官兵死伤600余人。战至第二天上午,长治东西门相继失守,旅长李克源指挥守城川军与日军逐屋战斗,且战且退,终因伤亡过大,而失守长治。李家钰军虽处于粮弹两缺的情况下,在退守长子县途中,仍与日军激战,奋勇击溃日军。川军在长治的伤员,在中共山西省委发动群众掩护和帮助下,都送回到了长子县李的军部,这时李家钰部队供给十分困难,在天寒地冻的冬天,被子缺乏,士兵几人合盖一件棉大衣过夜,生活十分艰苦。熬过了春天,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才派人由黄河南岸运去粮食、械弹补充李部。1938年6月初,该军成都办事处又将两个补充团2000人带去补充该军,然后调往运城、夏县一线坚持抗战。8月下旬,日军第二十师团纠集伪军1000余人,对李家钰军在侯家岭前沿阵地及师部进行袭击。一O四师与敌激战一个上午,打死打伤日伪军100余人,川军连长李国亮英勇牺牲,其余官兵伤亡40余人。日伪军对川军一七八师守卫的毛家山前沿阵地从晨到午,不停地发动攻击,一七八师三连炊事员李发生见日伪军正与本师官兵在战壕内拼刺刀,他便放下饭挑,抽出扁担,向日伪军劈头乱砍,当即打死日伪军数名,另又跑来几个日伪军对李发生进行围攻,他抡起扁担横扫,这时,全线官兵乘势冲出战壕,将进攻的敌人全部击溃。李发生身负8伤,仍身背夺获的日军三八式步枪3支,走下战场。李发生以扁担消灭日军的事迹,立即传遍全军,使四十七军官兵士气大振。因李发生战功显著,蒋介石和卫立煌明令嘉奖他,发给他勋章1枚,并为他在家乡四川梓潼县修了一座房屋作为奖励。11月,李家钰升任第四集团军副总司令仍兼四十七军军长。到1939年6月,李率全军在山西平陆县抗击日军,当时该军已编入第四集团军建制。6月6日,激战中被日军包围,全集团军奋力激战10昼夜,大败日军,击毙敌伪1700多人,伤近万人。第四集团军官兵伤亡5000多人。李家钰部在中条山作战,与老朋友刘伯承的一二九师相邻,互相支援,还派干部到刘伯承的师部学游击战术,刘伯承也被邀到四十七军给干部训话。由于李家钰部作战勇敢,他指挥有方,屡立战功,被晋升为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仍以四十七军为基干,担任河南孟津以西的主力及新安以北至渑池以东一带的河防,所属十四军守洛阳吕家庙及其附近地区,第十七军驻渑池以北河防。1944年4月8日,日军三十七师团从河南中牟渡河,迅速侵占黄泛区两岸,日军北邙山桥头堡阵地也随之扩大,与渡河日军攻占郑州,5月初向洛阳逼近。当时,李家钰的第十七军已被调往陕西,所辖第十四军在日军进攻龙门时,由蒋鼎文抽调入刘戡兵团,正式脱离三十六集团军,此时李家钰集团军的实力大大削弱,面对拥有优势兵力的日军,他只能指挥四十七军的4个步兵团(实际只有两个团,另外两团已回川接新兵),面对艰危局面,李家钰决心在战争中为国效命。5月18日,日军攻占陕县,21日晨,从陕县渡河的一部分日军,正尾随追击三十九集团军高树勋部时,李家钰令部队提前开饭出发,亲率总部官兵及特务营前往救援友军,途中与日军主力相遇,伤亡甚重,于是后撤转移,在李家钰亲率特务营冲杀突围激战中,不幸头部和腹部中弹,壮烈殉国,时年53岁。步兵指挥官陈绍堂、副官处处长周鼎铭等官兵也同时阵亡。事后,国民政府追赠李为陆军上将。

     8年抗战的实践证明,四川军队是爱国爱家乡的,是英雄的部队,川军的武器装备是最差的,半数部队没配机枪,有的部队连刺刀都没有,进入冬季,还穿单衣、赤脚草鞋,也要去抗战,在各个战场上,都有川军战士跳出战壕与武器装备非常精良的日寇肉搏血战,夺回阵地的实例,这是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全国军民就是依靠这种精神,不怕牺牲,坚持抗战,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八)为挽救国家危亡,积极参军参战


     四川人民对抗日战争的贡献,除在抗战全面爆发后,编组4个集团军(二十三、二十二、二十九、三十)及另有杨森的第二十军、郭汝栋的第四十三军(辖一个第二十六师)先后奔赴前线,随后又将杨森的第二十军扩编为第二十七集团军,李家钰的四十七军扩大为第三十六集团军,总计兵员约40万人,与日寇进行浴血奋战,除此,四川每年还向国民党正面战场输送10万到30万壮丁,成为全国重要的兵源基地。

     据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所著《八年抗战之经过》一书中的附表《抗战期间各省历年实征壮丁人数统计表》记载,四川省(含重庆)历年实征壮丁数如下:
     1937年为103837人
     1938年为174145人
     1939年为296341人
     1940年为266373人
     1941年为344601人
     1942年为366625人
     1943年为352681人
     1944年为391112人
     1945年为283086人
     8年总计共征壮丁2578801人,为全国各省之冠,为全国同期实征壮丁14050521人的五分之一弱。(当时四川分为川康两省,西康的征兵数30938人还未算入四川征兵数内)。出川各集团军自行回乡募补的人数也未包括在内。这样庞大的的兵源,补充了南北各战场上国民党军队,以致当时前线有“无川不成军”之说,足见川人对抗日军队贡献之大了。

(九)为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几十万四川健儿,血染战场

     抗战8年中,川军发扬了机智勇敢,不畏艰险,不畏强暴的精神,与日寇鏖战,为挽救国家危亡,作出了巨大牺牲。据何应钦的统计,抗战期间,四川出川将士伤亡人数约为全国的五分之一,即阵亡263991人,负伤356267人,失踪26025人,共计64万人,他们用血肉作长城,捍卫了祖国的独立和中华民族的尊严,他们的英名永垂史册。

      川军阵亡的将级军官计有:
     陆军第三十六集团军中将总司令李家钰(追赠为陆军上将,事迹见上文)
     陆军第二十三集团军二十一军一百四十五师中将师长饶国华(追赠为陆军上将,事迹见上文)
     陆军第二十九集团军四十四军一百五十师少将师长许国璋于1943年11月,率部参加湖南常德会议,歼敌甚众。11月20日拂晓,日军步骑兵1000余人进攻许之师指挥所,许部寡不敌众,被日军包围,许在激战中连中两弹壮烈牺牲。(追赠为陆军中将)。
     陆军四十一军一二二师少将参谋长赵渭滨,1938年3月17日在山东滕县与师长王铭章同时阵亡。
     陆军四十一军一二四师少将参谋长邹绍孟,1938年3月在山东滕县与日军激战阵亡。
     陆军第三十六集团军少将步兵指挥官陈绍堂,1944年5月21日在河南陕县秦家坡与李家钰同时阵亡。
     陆军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部副官处少将处长周鼎铭,1944年5月21日在河南陕县秦家坡与李家钰同时阵亡。

     四川为了支援抗战,除了调出现役军人近40万和征集的250多万壮丁补充前线之外,还于1943年11月起至次年春止,到各大中学校宣传募集知识青年4117人,送到印度参加远征军。随后又是1944年9月16日起征募大中学校学生7583人,合计11700人。在成都和重庆设远征军教导团,经集训一段时间后,用汽车分批运到昆明,再上飞机运印度,编入远征军,发给美械装备,反攻缅甸。在东南亚反法西斯战场上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