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i模拟器 大金刚回归:关于教师专业化的几点思考

关于教师专业化的几点思考

袁振国    

教师的专业化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教师是一个专业，然后有一个“化”的过程。话分两句：第一句就是说教师是—个专业，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是一种区别于其他任何职业的，有其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它才能被大家认可是一个专业。如果说教师没有一个不可替代性，“学者必良师”，那它就不是—个专业。我有学历，我有知识，我有思想，我就能成为一个教师，那它就不是一个专业了。我们所说的是—个专业，是不是有这几个基本点：
     第一，作为在一个现代教育制度下，我们讲教师制度专业化，讲教师专业化，首先它要有一个学历基础，也就是关于教师资格条例当中的第一条。你作为一个教师，在现代教育制度背景下，要有一个学历。当然从反制度化的角度可以提出很多批评，有人说我没有上过小学，我没有上过中学，但你看看我写的文章多漂亮，我出的书多么好，从反制度化的角度来说，这些语言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这没有办法，人类的文明总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们现在就是要基本纳入现代教育制度的轨道。至于有人说要取消学校，“学校消亡论”，那是另外一个话语系统，我们暂时不讨论。我们要说的是作为一个制度建设，首先它要有—个学历标准。而这个学历标准，也是与时俱进的。我们以前规定，小学教师要有中师学历，初中教师要有大专学历，高中教师要有本科学历。现在我们提出了从旧三级向新三级过渡的一个目标，也就是小学教师要大专化，初中教师要本科化，高中教师要有相当比例的成员达到研究生学历。我们现在提出2005年小学新增教师的80%要有大专学历，初中新增教师要有80%达到本科学历，但是高中教师有多少达到研究生学历，我们就没有敢提。为什么呢?因为现在高中教育大发展，教师紧缺，现有教师的学历还是一个问题。作为理论号召可以，但是作为政策还不行，希望在2010年的时候，高中教师当中具有研究生水平的能达到30%。不过要采取极其有效的强有力的措施，才能达到这个要求，所以我们没有提出一个指标。而且这个指标对地方来说意义不大。北京、上海，可能很快会达到。既然是个学历标准，就有个综合素养，至于这个学历他拿到后不具有这种综合素养的水准，那是另外一回事。我们认为一个人经过这样的专业的学历教育之后，他在思想观念、知识技能等方面，已经具备了一个教师应有的综合能力。如果他没有具备，那是这所学校的教育质量的问题，当然仅仅有这个还是不够的。
     第二，教师需要有从事教育这个职业的一些专门的知识和能力。这个专门的知识和能力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讨论。但是有这么几点应该是必需的。第一教师要了解学生。教师不是和产品打交道，不是和物体打交道，他是和人打交道。人是一个有思想、有感情、有内在发展需求的这么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体，而且这个生命是在不断变化的，是在不断地和社会、和他人互动过程中发展的。你怎么面对这样一个在互动当中不断变化的个体，这是—门大学问。第二个就是教师要有一种把知识转化为智慧、把理论转化为方法的能力，这是一般的大学生不具备的。就是你不仅要知道它是什么和为什么，还要想办法让学生知道它是什么和为什么。教知识只是我们的手段，通过知识的教学使学生发展智慧，通过概念理论的教授使学生掌握方法，这是当教师的—个职能，特别是现代教师的职能。随着媒体技术的发展，将来这种简单传授知识的功能，逐渐会被现在的媒体所替代。媒体的发展会比教师的简单传授知识更生动、更形象、更有效。如果一个教师仅仅停留在传授知识这么一个功能上的话，他会失业的。而将知识转化为智慧，将理论转化为方法这样一种本领，不是媒体所能替代的。这是我的信念。
     第三，教师还要有—个组织学生活动的能力。学生是一个群体，在这个群体当中，怎么能够促进学生人格的发展，学会在与人交往当中培养社会生活的能力。教师怎么组织一堂课，怎么组织—个活动，也是当教师的—个基本的要求。以上说的是教师专业水平的第—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是教师的职业道德。教师的职业道德，与任何职业的职业道德有不同的地方。作为教师的职业道德，除了做好自己的工作之外，在人格方面有特殊的要求。为什么?商店服务员的服务水准不高，最多构成的影响就是顾客不买。可是教师不一样，你的行为，你的人格，会对学生的人格、行为、信仰发生影响。所以一个教师影响的不仅仅是学生知识技能的发展，而且会对学生人格产生深刻的影响。江泽民同志在北师大校庆的讲话当中有相当大的篇幅就是讲教师的师德问题，讲了3句话，24个宇，需要好好领会。
     第三个方面，教师作为一个专业，需要一个专业化的制度。这个制度应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方面就是一个国家的教师制度。譬如说，教师资格证书认定制度，现在我们这个教师证书认定制度应该说是比较简单的，也是比较低要求的，相信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教师职业吸引力的增强，它会慢慢地更新。还有教师的职称制度，这个可能还是需要的，也是教师专业化建设的一个需要吧。医生不也有挂牌医生、首席医生、主治医生?律师不也分不同的等级么?就是说在专业化精深的程度上是有水平不同的，这才体现一个“化”的过程么。再有就是大家强调的教师的自治，国外叫行会，我们叫教师工会。—个专业化的组织，一个专业化的程度的提高如何没有这个自治组织，没有这个自治的品格，没有这个自治的功能，这个专业化的程度是不够高的。在这个方面，我们也在加强建设。我们现在谈论这个事情，就是在做舆论和思想理论的基础工作。不要小看了这种舆论，如果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些问题能够被大家所接受的话，精神的力量所产生的物质推动力是不可低估的。反过来说没有舆论的酝酿，没有这样一个过程，一下子就建立一个制度的话，也是无法运作的。有没有法律是一回事，有法依不依又是另外一回事。我们今天能在讲坛上议论这个问题，—方面说明我们有了这样的基础，另一方面从它本身也看得出咱们教师专业化的程度已经有了一个很令人鼓舞的现状。
     问：听了刘云杉老师的讲话，我在担忧，如果老师是低层的，我们的社会将是什么样呢?第二，刚才袁司长讲到老师人格要求的时候，我心里在害怕，学生面对我的时候唯一的感觉就是害怕，说这位老师太严格了，你说我这是健全的人格么?“利益驱动，导致人性的裂变”，我们在那种情况下，你要求我有完善的人格，我似乎做不到。我如果不用一些方法来对付这些学生，家长会骂我不是好老师。也就是说，有时候，丑恶的人性，会带来“好老师”这个称号。
    袁振国：我先回答这个人格的问题，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作为一个教师来说，在人格方面应该给自己提出一个比较高的要求。当你走上教师这个岗位的时候，当你志愿要做教师的时候，你应该要有这个思想准备。就是在自己的人格要求上，应该要有比较强的自律意识和控制力。我们面对各种各样的诱惑，面对各种各样的压力，面对各种各样的困难，我们还是要有这样一种自制力。第二个想法是，我们很多教师并没有因为对自己人格方面的严格要求而感到难受。很多很多的教师，他们觉得就是这样做的，很自然，很朴实的。以前我们的老校长刘佛年先生，北京师范大学的黄济先生，我和他们交往的时候觉得，他们并不是说我要做出一个什么人格来，那种高尚的品格完全是自然地流淌出来的，他们自己很轻松很自如。但是他们对学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对我的影响是巨大的。第三个想法是，我们对教师的人格要求并不是说要很完善。最近我们起草了—个文件，连“敬业奉献”这个词都没有放进去。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不要对教师提出一个特别高的要求，好像他是—个完人，一种社会的形象代表。我们想要追求的目标就是教师在社会形象当中是—个受人尊敬的职业就可以了。
    刘云杉：那位老师说的关于教师是低层的问题，其实我是把当教师作为一个社会事实在研究，因为这里指的是教师专业的入场门券比较低。入场门券比较低就导致大量社会比较低的阶层成员会涌入这个行业。涌入这个行业以后，他的这个低的社会阶层，包括低的文化符号都会影响他的专业形象，会造成一种非常沉闷的窒息的专业场景。而在这样的专业场景里面，一些违背教育规律的低素质的成员却成为“好老师”。这样的老师真称得上“好老师”吗?他是不是考试市场里面的、分数市场里面的“好老师”?他只是凭借某些知识，或者准确地说能指导学生考出好的分数。这样的教师在我们这个逐渐被异化的教育情境当中会特别走俏，但这些在我看来都是反教育的呈现。
    黄向阳：我主要是想讨教几个问题。第一个是，袁司长讲了教师如果要成为一种专门的职业，至少要有一个自治的组织，在师德方面应该有一定的标准。但是师德的标准由谁来制定?是师范司么?还是由教师工会制定? 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因为在西方或者教师组织比较健全的地方，是教师自己的行会来制定的，而我们是由教育行政部门制定，这是不是违背教师专业化的做法? 第二个是现在的课程制度，比如说教学参考书制度对我们教师专业化发展是一种什么样的影响?当然我认为教师这个专业有一个标准就是他的自主性，他的行业是自主的，他作为个体的从业人员，也是自主的。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校长不打招呼就去听老师的课，跑过去听课就对那个老师指手画脚，这是在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呢，还是在干涉教师的专业自主权?
    袁振国：教师的专业化，教师自己组织的建立是—个必要的条件，或者说是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个必要条件。第二，教师专业化作为一种观念，它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可 以有不同的组织实施形式。譬如说在中国这样一个专业 化观念比较淡薄的国家，在向专业化迈进的过程中，以什么样的形式才能够尽快地实现我们希望的那么一种状态，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非常值得讨论的问题，应该是需要我们大家共同去建设的。第三，关于师德建设的问题，我们国家至今为止颁布的关于师德方面的文件、规定都是教育部和中国教育工会联合发布的。我正在主持制定—个新的关于加强师德建设的文件，我可以报告一下我的工作方式。第一，我们查我阅了所有关于师德方面的文献，包括国外的，看看人家是怎么做的，有什么要求，这些要求的理由是什么。然后我们征求有关司局和教育部之外的有关部门和单位的意见，比如像教育工会、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以及很多大学和中小学等等，拿出了一个初步方案。这以后又极其广泛地征求了大、中、小学校的教师、校长和教育行政部门的意见，然后根据我们收到的300多封回函的建议，进行修改，修改完了以后，我们在3个地级市从大、中、小学三个层面去作了试评估，评估完了之后再次回到我们部里来，再征求新闻界的、学校的、其他司局的意见，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专门从各个层面抽调人员，组织了一个16人的写作班子，来把它完成，最后还有待审批。大概这么一个程序。
    钟启泉：现在各地的老师对当地的教研部门议论纷纷，教研室究竟怎么了?我想是不是有个定位的问题。教研室怎么定位?教研室建制本身，当时都是在分科主义的体制之下建立起来的，它的身份有点半官半民或是一官一民的味道，处在比较尴尬的地位。所以我们在制定“纲要”的过程中，非常关注这个教研室，教研室一定要转型，一定要从“考研室”转变为“课程改革研究室”。我们相当多的教研员，都是非常敬业的，尽职的，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人，简直就是课程改革的绊脚石。我觉得对上海要更加高一层的要求，上海好多课程改革的问题、教育改革的问题应当说是超越全国的，是处于高原区的问题，怎么解决它，是个更加深层次的问题。我衷心地期望上海的教研室能够率先一步，在全国做一个示范，真正转型为课程改革的研究中心，教研员能够真正脚踏实地地到基层去跟一线的老师一起来开发课程，而不是指手画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