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文史参考》杂志2011年第1期，作者：徐中远，原题：《我向胡耀邦汇报毛泽东爱读什么书》

　　胡耀邦问“毛主席晚年看不看《金瓶梅》？”

　　大家都知道，毛泽东主席是一个很爱读书的人，每天手不释卷，不分昼夜地读，也没有固定的地方，会议室里、办公桌旁、会客的沙发上、卧室的床上、游泳池旁、吃饭桌旁，浴室间、卫生间、到处都有书，随手翻开看。他看书也没有固定的姿势，有时坐着，有时站着，有时躺着，有时半坐半躺着。毛主席睡觉的木板床上，总是大半边放满了书，只留下一个人睡觉的地方。可是，毛主席晚年究竟爱读什么书，到底读了些什么书，这是广大读者都很感兴趣的事情。

　　胡耀邦同志爱散步，当年他每天沿着中南海边一般要走一万步。1984—1986年期间，因中南海对人民群众开放，他散步就改在毛主席丰泽园故居院内。丰泽园故居是典型的旧式四合院建筑，位于中海和南海之间。当时，我在丰泽园故居整理登记毛主席的图书资料。为了防潮防湿，白天我们经常开门开窗通风。耀邦同志散步的时候，看见丰泽园故居内存书的屋子大门常开着，就常进去看书，并与我们亲切交谈。

　　我记得，耀邦同志第一次与我交谈时问我：“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我回答说：“我是给晚年的毛主席做图书服务工作的，就是毛主席晚年的图书服务员。”耀邦同志说：“噢！你是毛主席晚年的图书服务员。那我问你，主席晚年是不是天天都看《金瓶梅》？”我说：“说真话，毛主席晚年没有看过《金瓶梅》。我们是从1966年5月开始为毛主席做图书服务工作的。毛主席每天看什么书我们都有登记，直到他逝世。这10多年的时间里，毛主席没有向我们要过《金瓶梅》，我们也没有发现他看过《金瓶梅》，但可以有把握地说，毛主席生前看过《金瓶梅》。”接着，我向耀邦同志汇报了毛主席先后三次关于对《金瓶梅》的评价。

　　1956年2月19日、20日的一次会议上，毛主席听取国家建筑工业委员会和建筑工业部领导同志汇报时，一上来就问当时参加汇报会的万里同志是什么地方人。万里回答是山东人。毛主席接着又问：“你看过《水浒》和《金瓶梅》没有？”万里说没有看过。毛主席说：“《水浒》是反映当时政治情况的，《金瓶梅》是反映当时经济情况的，是《红楼梦》的老祖宗，不可不看。”这是毛主席第一次说《金瓶梅》是《红楼梦》的老祖宗，也是毛主席第一次在众人面前对《金瓶梅》的评价。

　　上世纪60年代，毛主席还有两次提到了《金瓶梅》，一次是1961年12月20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中国小说写社会历史的只有三部：《红楼梦》、《聊斋志异》、《金瓶梅》。你们看过《金瓶梅》没有？我推荐你们都看一看，这部书写了宋朝的真正社会历史，暴露了封建统治，揭露统治和被压迫的矛盾，也有一部分写得很细致。《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但是，《金瓶梅》的作者是不尊重女性，《红楼梦》、《聊斋志异》是尊重的。”还有一次是1962年8月11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有些小说如《官场现形记》等，是光写黑暗的，鲁迅称之为谴责小说。只揭露黑暗，人们不喜欢看。不如《红楼梦》、《西游记》使人爱看。《金瓶梅》没有传开，不只是因为它的淫秽，主要是它只暴露，只写黑暗，虽然写得不错，但人们不爱看。”这是毛主席第三次对《金瓶梅》的评价。我对耀邦同志说：“从这三次对《金瓶梅》的评价，足以说明毛主席在1956年2月之前就看过《金瓶梅》。毛主席到底是什么时候读《金瓶梅》的，我没有考证过。”听了我的汇报，耀邦同志点头称赞我说得有道理。

　　耀邦同志向我：“那你告诉我，毛主席最爱读什么书？”耀邦同志的提问，一下把我难住了。我说：“耀邦同志，你提的这个问题，我很难回答。”耀邦同志皱了眉头说：“怎么很难回答！你是老人家的图书管理员，老人家最爱读什么书，你还不知道？”我说：“耀邦同志，不是这个意思。毛主席几十年，读书千万种。从青少年时代，到战争岁月，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老人家读了很多很多的书。一生中，他最爱读什么书，我真的很难用准确的语言把他表达出来。如果您把题目变得小一些，如在某一段时间内，他老人家最爱读什么书？读了些什么书？我就好回答了。例如：您要问我，在延安时期，毛主席最爱读什么书？我就可以有把握地告诉您：毛主席最爱读哲学方面的书。”说到毛主席在延安时期读书的事，耀邦同志谈话的兴趣更浓了。他说：“在延安的时候，我到主席住地去过几次，每次去看到主席不是在看书就是在写文章。他老人家习惯夜晚办公看书，常常看书看到天明。”说到这里，耀邦同志还非常高兴地给我讲了一个小故事。说有一天早晨，太阳刚从东方升起，他爬山回来，路过毛主席的窑洞前，看到主席坐在窑洞门前看书。他就走到跟前说：“主席，你今天早上起得这么早啊！”毛主席抬头一看，笑笑说：“我还没睡呢！”听完了这段故事，我就问耀邦同志：“毛主席在延安的时候，他办公室到底有多少书啊？”耀邦同志指了指菊香书屋主席吃饭桌旁的书架说：“像这样大小的书架，至少有5个，上面全放的是书。”说完，耀邦同志站起身来，非常严肃地说：“毛主席啊，毛主席，谁也没有你老人家看书看得多啊！”因为我听说耀邦同志也是很爱读书的，他常常晚上工作忙完了之后，还要读一两个小时的书才休息。所以，我就接着说：“耀邦同志，听说您也读了很多的书啊！”耀邦同志说：“我不能与他老人家比，我读的书最多是他老人家的五分之一。”大概是觉得五分之一少了一些，他走到床头两个书柜前，又回头过来说：“最多是三分之一。”

　　谁也没有毛泽东读中国历史读得多

　　延安时期，毛主席看得最多的是哲学，批注最多的哲学著作有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米丁等著《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艾思奇著《哲学与生活》、李达著《社会学大纲》、《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艾思奇编的《哲学选辑》、《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思想方法论》、河上肇著李达等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这几本书，毛主席在延安时都读过多遍。打开这9种著作，你可以清晰地看到书上划的各种笔迹和成段的批注。许多地方划了竖线、横线、斜线、浪线、三角、方框、问号和圈、点、勾、叉等各种符号，有的是用红铅笔圈划的，有的是用蓝铅笔圈划的，有的是用黑铅笔圈划的。最长的是一段批注写了1200多字。大部分批注文字都是毛笔书写的，字写得很小，书写得很流畅，大多是行书字体。说是读书批注，实际上也可以作为书法作品来欣赏。耀邦同志听后对我说：“这些批注太珍贵了，对研究毛主席，对研究延安这一段的历史等都有重要价值啊！”耀邦同志在阅看这些书时轻拿轻放，还嘱咐我们：“你们一定要把这些书保存好啊！”然后，耀邦同志感慨地说：“你说的对！主席在延安读哲学是下了很大功夫的！他老人家还常到抗大去给大家讲哲学呢！”

　　我还向耀邦同志介绍主席建国后的读书情况。主席存书中有一部清乾隆武英殿版的大字线装本《二十四史》，这部纪传体史书是当时做图书服务工作的同志根据主席的读书需要于1952年购买的。这部《二十四史》，主席整整读了24年。全书八百多册，四千万字左右，他老人家是通读过的。传记部分是老人家最爱读的，许多的传记，他在阅读中还十分用心的作了标点、断句，划了着重线和作了多种不同的标记，许多地方都写有批注文字。其中的《史记》、《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旧唐书》、《新唐书》、《晋书》、《明史》等都读过多遍。直到他老人家生命的最后两年，在病中还坚持读《晋书》，用颤抖的手在好几册的封面上用红铅笔写上：“一九七五年，八月再阅”，“一九七五，九月再阅”。他老人家还常常把有意义的人物传记，批送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彭德怀等中央领导同志阅读。当耀邦同志翻看毛主席批划阅读过的《二十四史》时，他还充满深情地说：“毛主席啊，毛主席，谁也没有你老人家读中国历史读得多啊！”

　　我对耀邦同志说：“毛主席不仅爱读正史《二十四史》，而且还爱读各种野史、稗史以及历史小说。毛主席说过，“不仅《二十四史》，稗官野史也要读。”“所谓野史也大半是假的。可是你不能因为它假的多，就自己来搞一套历史，不读了，那是形而上学，是傻子。”历朝纪事本末、中国历朝历史演义和历史小说，他老人家都爱读。例如：《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聊斋志异》等著名的历史小说，他老人家都读过多遍。毛主席对中国文学方面的书籍，也读得很多。《诗经》、《楚辞》、汉魏六朝的文章，唐、宋、元、明、清诗别裁集，《词综》、《曲选》，《韩昌黎全集》、《昭明文选》、《唐诗三百首》、《唐宋名家词选》等书都是毛主席爱读的。《唐宋名家词选》读过的本子就有几种，1974年8月25日他已经重病在身，还亲手写了“唐宋名家词选”的书名，并告诉我们工作人员他还要看这种书。到外地考察巡视，他也常常把这些书带在身边。毛主席不但爱读唐、宋各代名人的诗文作品，而且对一些作者和作品也都很有研究。如读《初唐四傑集》一书时，他写了这样一段批注：“这个人（指王勃）高才博学，为文光昌流丽，反映当时封建盛世的社会动态，很可以读。”王勃是唐代有名的年青诗人，毛主席认为：“一个28岁的人，写了16卷诗文作品，与王弼的哲学（主观唯心主义），贾谊的历史学和政治学，可以媲美。”贾谊死时三十几岁，王弼死时24，还有李贺死时27，夏完淳死时17。这些历史名人，虽然生活贫贱，可是在年青时都很有作为。毛主席称赞他们是“英俊天才”，对他们死得太早感到非常可惜。他写道：“青年人比老年人强，贫人、贱人、被人们看不起的、地位低的人，大部分发明创造，占70%以上，都是他们干的。30%的中老年而有干劲的，也有发明创造。这种三七开的比例，为什么如此，值得大家深深地想一想。结论就是因为他们贫贱低微，生命旺盛，迷信较少，顾虑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说敢干。如果党再对他们加以鼓励，不怕失败，不泼冷水，承认世界主要是他们的，那就会有很多的发明创造。”

　　现代作家里，主席独爱鲁迅

　　我对耀邦同志说，毛主席也爱读鲁迅的著作。1938年1月12日，毛主席给当时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任主任教员的艾思奇写过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我没有《鲁迅全集》，有几本零的，《朝花夕拾》也在内，遍寻都不见了。”1938年8月，上海出版了精装二十卷本的《鲁迅全集》，党的地下组织，给毛主席买了一套。毛主席收到《鲁迅全集》之后，把它一直放在自己的办公室，忙中找闲，秉烛夜读。同读其它的著作一样，一边读，一边在书上圈圈划划，直线、曲线、点点、三角、问号等符号和标志划满了全书。凡是原书中文字排版颠倒、错字、漏字的地方，他在阅读中都把它一一改正过来。这套《鲁迅全集》一直伴随他进了中南海，1949年12月，毛主席出访苏联时，他还亲手挑选了几本鲁迅的著作带在途中阅读呢！

　　对鲁迅的小说、杂文和诗，毛主席都爱读。1959年3月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鲁迅诗集》、1972年9月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鲁迅手稿选集三编》以及建国后出版的鲁迅著作单行本等，毛主席都读过。1974年，毛主席患了“老年性白内障”，1975年8月，北京广安门医院的眼科医生唐由之主刀给他的右眼做了白内障切除手术。手术后一俟视力稍有恢复，毛主席就要读新印的大字线装本的《鲁迅全集》，并用红铅笔在第五卷第五分册封面上用颤颤巍巍的手写下“吃烂苹果，1975.8”的批注，时间是1975年8月下旬。毛主席写的“吃烂苹果”是什么意思呢？原因在于这一册鲁迅著作《准风月谈·关于翻译（下）》这篇文章中，鲁迅用苹果虽烂，尚有可吃之处作的比喻。鲁迅在文章中说：“苹果一烂，比别的水果更不好吃，但是也有人买的，不过我们另外还有一种相反的脾气：首饰要‘足赤’，人物要‘完人’。一有缺点，有时就全部都不要了。鲁迅用吃烂苹果的道理来说明，对待文艺作品和文艺界的人要实事求是，不能因其有一点缺点和不足就全部地抛弃，或者全盘否定。毛主席非常赞同鲁迅的这种见解。1975年3月，江青等一伙人给电影《创业》强安了十大罪名，欲将《创业》一棍子打死。《创业》的作者给毛主席上书，陈述创作《创业》的实际情况。毛主席收到《创业》作者的申诉信以后，对江青一伙的武断行为极为反感，就让身边工作人员给他读鲁迅的关于吃烂苹果的文章，当工作人员读到“苹果一烂”这一段时，毛主席高兴地连声称赞说：“写得好！写得好！”毛主席针对当时江青一伙的横行霸道，严肃写下了：“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同年十月，毛主席又一次在一份向他反映情况的材料上批示：“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批评了江青一伙。

　　读书广泛，喜欢笑话

　　毛主席读书的范围十分广泛，从内容上来说包罗万象，甚至对逻辑学、美学、佛学等宗教哲学著作也有兴趣。佛教的经典《金刚经》、《六祖坛经》、《华严经》等经典他都读过。基督教的《圣经》也读过。从各门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史、到《无线电话是怎样工作的》等通俗书籍，他也有兴趣涉猎。1975年还要读李约瑟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还读杨振宁的《基本粒子发现简史》、李政道的《不平常的核态》等理论著作。1974年，1975年，他还读过《化学》、《动物学》杂志，对生命科学、天文学、物理学、土壤学等著作都有兴趣。毛主席晚年还喜欢看中国古今的笑话书、小人书，从1974年1月1日到6月30日，整整半年的时间，他大部分时间读的是笑话书。如：《古代笑话选》、《历代笑话选》、《笑话新选》、《笑话新谈》、《笑林广记》、《新笑林一千种》、《哈哈笑》、《笑话三千篇》、《幽默笑话集》、《时代笑话五百首》等数十种笑话书，他都看过。

　　进入70年代，特别是从1971年“9·13”事件之后，毛泽东的体质愈来愈差，多种疾病接连不断。在病魔缠身的最后几年，他一直喜爱的散步、游泳等运动几乎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可毛主席对书还坚持日日夜夜一本一本地看，一页一页地读，一笔一笔地划，一字一字写批注。眼睛看不见了，就让人读，手拿不动了，就让人举着，精装本、平装本重了，就读大字线装本的。到1972年之后，他老人家因为年老、体弱、视力减退，只能读比较轻、字大、又是竖排的线装书了。

　　有一次，他病情加重，发烧到39℃，还要看书。医务人员曾给他规定每天只能看15—30分钟的文件或书，而实际上他每天看书的时间远远超过了这个规定。病重期间，医生建议他少读书或不读书，可是他还天天带病坚持读书。

　　毛主席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也是读书的一生。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年老的也要学，我如果再过10年死了，那么就要学9年零359日。”毛主席是这样说的，一生也是这样做的，1976年9月8日晨，也就是在他临终前一天的清晨5时50分，在全身布满了多种监护抢救器械的情况下，他自己己经无力拿书了，由工作人员托着书还坚持读了7分钟。毛主席终身酷爱读书，毛主席身边从来没有离开过书，他是一个真正的博览群书的人。耀邦同志听了我的介绍后说：“像毛主席这样活到老，学到老，生命不息，读书学习不止的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共产党人学习的！”

温家宝 回忆胡耀邦 散文居排行榜榜首 被赞最高水平

　　春节刚过，由北京文学月刊社主办的“2010年中国当代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隆重推出，共有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随笔4类体裁的20篇作品入选，每类体裁各有5篇作品上榜。

　　引人注目的是，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再回兴义忆耀邦》位居散文排行榜榜首，另4篇散文作品分别是梁衡的《假如毛泽东去骑马》、耿立的《缅想的灵地》、塞壬的《匿名者》、王金昌的《潘家园忆事》。上榜的中篇小说是薛舒的《世界上最美的脸》、弋铧的《葛仙米》、滕肖澜的《美丽的日子》、胡学文的《牙齿》、方方的《刀锋上的蚂蚁》；短篇小说是莫怀戚的《孪生中提琴》、铁凝的《春风夜》、鲁敏的《铁血信鸽》、范小青的《我们都在服务区》、苏童的《香草营》；报告文学是梁鸿的《梁庄》，赵瑜、顺民、骏虎、黄风、玄武合著的《王家岭的诉说》，孙春龙的《寻找失落的英雄》，蒋巍的《闪着泪光的事业》，陈启文的《谁在养活中国》。

　　据《北京文学》编辑部介绍，上榜作品事先经过全国各著名文学选刊和文学界的部分专家推荐，之后由《北京文学》组织编辑和专家在认真审读之后投票选出。最终上榜的20部作品，基本上代表了2010年度我国文学创作在这4类体裁中最高的创作水平，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有突出特色。

　　据介绍，此项文学评选活动从上世纪末开始，是国内文坛最早主办的年度文学作品排行榜，在文学界和广大读者中影响广泛。

　　相关阅读：温家宝散文《再回兴义忆耀邦》原文

　　前些天，我到贵州黔西南察看旱情。走在这片土地上，望着这里的山山水水，我情不自禁地想起24年前随耀邦同志在这里考察调研的情形，尤其是他在兴义派我夜访农户的往事。每念及此，眼前便不断浮现出耀邦同志诚挚坦荡、平易近人的音容笑貌，胸中那积蓄多年的怀念之情如潮水般起伏涌动，久久难以平复。

　　1986年年初，耀邦同志决定利用春节前后半个月时间，率领由中央机关27个部门的30名干部组成的考察访问组，前往贵州、云南、广西的一些贫困地区调研，看望慰问各族干部群众。耀邦同志想以此举做表率，推动中央机关干部深入基层，加强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

　　当时，我刚调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不久，耀邦同志让我具体负责组织这次考察访问工作。2月4日上午，耀邦同志带领考察访问组全体成员从北京出发，前往贵州安顺。由于安顺大雾，飞机临时改降贵阳。当天下午，耀邦同志又换乘面包车奔波4个多小时赶到安顺。晚饭后，耀邦同志召开会议，把考察访问组人员分成三路，分头前往云南文山、广西河池和贵州毕节地区。

　　第二天清晨，耀邦同志带着我和中央办公厅几位同事从安顺出发，乘坐面包车，沿着曲折的山路在黔、滇、桂交界处的崇山峻岭中穿行。耀邦同志尽管已年过七旬，但每天都争分夺秒地工作。他边走边调研，甚至把吃饭的时间都用上，每天很晚休息。离开安顺后的几天里，耀邦同志先后听取贵州镇宁、关岭、晴隆、普安、盘县和云南富源、师宗、罗平县的汇报，沿途不断与各族群众交流，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情况。他还在罗平县长底乡与苗族、布依族、彝族、汉族群众跳起《民族大团结》舞。2月7日傍晚，耀邦同志风尘仆仆赶到黔西南州首府兴义市，入住在州府低矮破旧的招待所。

　　时已立春，兴义早晚的天气仍然阴冷潮湿。由于没有暖气，房间里冷冰冰的。我们临时找来3个小暖风机放在耀邦同志的房间，室温也只有摄氏12度左右。经过几天马不停蹄地奔波调研，耀邦同志显得有些疲惫。我劝他晚上好好休息一下，但他仍坚持当晚和黔西南州各族干部群众代表见面。

　　晚饭前，耀邦同志把我叫去：“家宝，给你一个任务，等一会带上几个同志到城外的村子里走走，做些调查研究。记住，不要和地方打招呼。”

　　到中央办公厅工作之前，我就听说耀邦同志下乡时，经常临时改变行程，与群众直接交流，了解基层真实情况。用他常说的话就是，“看看你们没有准备的地方”。所以，当耀邦同志给我布置这个任务时，我心里明白：他是想尽可能地多了解基层的真实情况。

　　天黑后，我带着中央办公厅的几位同志悄悄离开招待所向郊外走去。那时，兴义城区只有一条叫盘江路的大路。路旁的房子比较低矮，路灯昏暗，街道冷清。我们沿着盘江路向东走了10多分钟就到了郊外。这里到处是农田，四周一片漆黑，分不清东南西北。看见不远处，影影绰绰有几处灯光，我们便深一脚浅一脚摸了过去。到近处一看，果然是个小村子。进村后，我们访问了几户农家。黑灯瞎火的夜晚，纯朴的村民们见到几个外地人感到有些意外，但当知道我们来意后，很热情地招呼我们。

　　晚上十点多，我们赶回招待所。我走进耀邦同志的房间，只见他坐在一把竹椅上正在等我。我向他一五一十地汇报了走访农户时了解到的有关情况。耀邦同志认真地听着，还不时问上几句。他对我说，领导干部一定要亲自下基层调查研究，体察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呼声，掌握第一手材料。对担负领导工作的人来说，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实际。多年来，耀邦同志这几句语重心长的话经常在我耳旁回响。

　　2月8日是农历大年三十。耀邦同志一大早来到黔西南民族师范专科学校，向各族教师拜年并和他们座谈。接着，他又兴致勃勃地赶到布依族山寨乌拉村看望农民，并到布依族农民黄维刚家做客。黄维刚按照布依族接待贵客的习俗，把一个炖熟的鸡头夹放在耀邦同志的碗里。就这样，耀邦同志和黄维刚全家有说有笑地吃了顿团圆年饭。

　　随后，耀邦同志又乘汽车沿山路行驶一百多公里，赶到黔桂交界处的天生桥水电站工地，向春节期间坚持施工的建设者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当晚，耀邦同志在武警水电建设部队招待所一间简陋的平房中住下。不久，他开始发烧，体温升到38．7度。事实上，从午后开始，耀邦同志就感到身体不适。不过，他依旧情绪饱满地参加各项活动。

　　除夕之夜，辞旧迎新的鞭炮在四周响个不停，但大家没有心思过年。我和耀邦同志身边的工作人员一直守候着他。2月9日，初一早晨，耀邦同志的体温达到39度。这里远离昆明、贵阳、南宁等大城市，附近又没有医院，大家都很着急。好在经过随行医生的治疗，耀邦同志到晚上开始退烧，大家的心才放了下来。

　　2月10日上午，身体稍稍恢复的耀邦同志不顾大家的劝阻，坚持前往广西百色。经过320多公里的山路颠簸，耀邦同志于晚上6点多到了百色。在百色期间，耀邦同志带着我们参观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旧址，并与百色地区8个县的县委书记座谈。2月11日晚，我们赶到南宁。随后两天，耀邦同志在南宁进行短暂的休整。我根据耀邦同志的要求，又带着几个同志到南宁市郊区就农业生产、水牛养殖、农产品市场等问题进行调研。每次回到住地，他总是等着听我的汇报。14日和15日，耀邦同志经钦州前往北海市，先后考察了北海港和防城港的港口建设。2月16日，耀邦同志又折回南宁，与三路考察访问组人员会合。接着，他用两天半的时间听取了考察访问组和云南、广西、贵州的汇报。

　　2月19日下午，耀邦同志根据自己13天沿途调查的思考并结合有关汇报，在干部大会上作了即席讲话。他特别强调，中央和省级领导干部要经常到群众中去，到基层去，进行调查研究，考察访问，密切上级与下级、领导机关同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这样，不仅可以形成一种好的风气，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更重要的是有助于实现正确的领导，减少领导工作的失误，提高干部的素质，促进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健康成长。

　　1986年2月20日下午，耀邦同志率领考察访问组回到北京，结束了历时半个多月的西南贫困地区之行……

　　时光飞逝。耀邦同志当年带领我们在西南考察时的情形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今年4月3日，当我再次来到兴义市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原先低矮落后的小城已发展成为一个高楼林立的现代化城市，兴义城区现在的面积比1986年拓展了4倍多，城区人口增长近3倍。

　　睹物思人，触景生情。耀邦同志派我夜访的情景又在眼前，一股旧地重寻的念头十分强烈。当天晚饭后，我悄悄带了几个随行的同志离开驻地，想去寻找那个多年前夜访过的村庄。灯火辉煌的盘江路上，商铺林立，十分热闹。原先那个村庄早已不在，取而代之的是一幢幢拔地而起的高楼。我坚持要再夜访一个村庄，仍然只带随行的几个工作人员来到郊外。在远处几片灯光引领下，我们走进永兴村，敲开农户雷朝志的家门，和他及他的邻居们聊了起来……

　　耀邦同志离开我们21年了。如今，可以告慰耀邦同志的是，他一直牵挂的我国西南贫困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竭尽毕生精力为之奋斗的国家正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行。

　　1985年10月，我调到中央办公厅工作后，曾在耀邦同志身边工作近两年。我亲身感受着耀邦同志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的优良作风和大公无私、光明磊落的高尚品德，亲眼目睹他为了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夜以继日地全身心投入工作中的忘我情景。当年他的谆谆教诲我铭记在心，他的言传身教使我不敢稍有懈怠。他的行事风格对我后来的工作、学习和生活都带来很大的影响。1987年1月，耀邦同志不再担任中央主要领导职务后，我经常到他家中去看望。1989年4月8日上午，耀邦同志发病抢救时，我一直守护在他身边。4月15日，他猝然去世后，我第一时间赶到医院。1990年12月5日，我送他的骨灰盒到江西共青城安葬。耀邦同志去世后，我每年春节都到他家中看望，总是深情地望着他家客厅悬挂的耀邦同志画像。他远望的目光，坚毅的神情总是给我力量，给我激励，使我更加勤奋工作，为人民服务。

　　再回兴义，抚今追昔，追忆耀邦。我写下这篇文章，以寄托我对他深深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