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压200怎么办: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流派渊源关系及其发展趋势

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流派渊源关系及其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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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在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基本保留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不变硬核,新制度经济学通过引入信息和交易成本以及产权的约束,修正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保护带。它们抛弃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硬核,如理性选择模型。同为制度经济学派,新制度经济学与近代制度经济学派没有任何理论渊源关系,但是他们都关注制度问题。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框架对新制度经济学体系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的趋势呈现出模型化、强调历史的作用、注重制度差异的研究及用制度方法解释发展差异等特点。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　新古典经济学　近代制度学派

    在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形成过程中,基本保留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不变硬核,修正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保护带。同为制度经济学派,新制度经济学与近代制度经济学派没有任何理论渊源关系,但是他们都关注制度问题。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框架对新制度经济学体系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的趋势呈现出模型化、强调历史的作用、注重制度差异的研究及用制度方法解释发展差异等特点。

    一、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流派渊源关系

    (一)新制度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关系

    什么是新古典经济学?有趣的是近代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凡勃伦最先使用新古典这个词,他用这个词刻画马歇尔和马歇尔经济学的特点。凡勃伦发现,在一般功利研究和享乐主义的心理假设的基础上,马歇尔的剑桥学派与古典经济学具有连续性。但是多布认为,新古典这个词并不是描绘马歇尔经济学的最合适的词汇,因为剑桥学派所做的是脱去古典政治经济学粗糙的外衣,割断其与自然规律哲学的联系,并用微分学将其重新陈述。新古典经济学一方面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的许多经济思想,另一方面又加进了边际理论。边际理论的核心,一方面是方法上的个人主义,一方面是源于主观价值论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新古典主义理论的一切基本命题和基本分析方法,都包括在最初由瓦尔拉斯提出的、至今发展为“阿罗-德布鲁模型”的市场一般均衡体系当中。

    在某种意义上讲,一种理论成熟之时也就是其僵化之日。目前,新古典模型已日趋僵化,如果不进行进一步的修正,很难用于各类重要的问题的分析。这一模型的僵化主要体现在它限制了对许多特定的很有意义的方向作进一步探索。思拉恩·埃格特森指出了被新古典经济学家所忽视的三个研究领域:(1)各种可供选用的社会法规(产权)和经济组织如何影响经济行为、资源配置和均衡结果?(2)在同样的法律制度下,经济组织的形式为什么会使经济行为发生变化?概括而言,像企业以及其他一些经济契约的经济逻辑是什么?(3)控制生产与交换的基本社会与政治规则背后的经济逻辑是什么?它们是如何变化的?

    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一大批新古典经济学家开始对经济组织的结构产生了兴趣。一项新的研究规划开始试图将微观经济理论更一般化,当然这一研究仍保留传统价格理论的基本要素———稳定性偏好、理性选择模型和均衡分析方法。

    拉卡托斯(1970)将一份研究纲领分为两个组成部分:纲领的不变的硬核和它可变的保护带。对于一种研究纲领的修正是重新调整它的保护带。而对于原有研究纲领的内核要素的改变则意味着形成一种新的研究纲领(范式)。稳定性偏好、理性选择和相互作用的均衡结构构成了微观经济学范式的内核,它成了20世纪经济学主要的研究纲领。而它的保护带按照努森(1986)的说法可以分成三个部分:(1)主体面临特定的环境约束;(2)主体拥有特定的关于环境的信息;(3)研究特定的相互作用的方式。

    新制度经济学通过引入信息和交易成本以及产权的约束,修正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保护带。它们抛弃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硬核,如理性选择模型。新制度经济学目前仍处于探索阶段:一些定义与术语尚需界定,数学模型的应用也逊于成熟的微观经济理论,但它十分强调实证检验。新制度经济学的许多著作存在着很多方面的差异,但它们都有着共同的内在的一致性。首先,它们都直接试图将规则的限制和约束交易的契约纳入经济模型,而且新古典模型中的理想产权结构也被作为基本的标准而加以确认。其次,把交易成本等引入经济运行分析中,正的交易成本的影响得到了广泛的研究。最后,对于有价值的商品仅存在两方面的特征———价格和数量的假设被放宽,经济产出的内在意义以及与商品和劳务的质量有关的经济组织方式得到了研究(思拉恩·埃格特森,1996)。

    新制度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关系可以概括为:新制度经济学利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去分析制度问题,但是这种利用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照搬式的应用,而是一种有修正、有发展的运用。诺思在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时指出,这一分析(指新经济史学,实际上也可指新制度经济学)框架是对新古典理论的修正。它所保持的是稀缺性的基本假设和由此产生的竞争和微观经济理论的分析工具。它所修改的是理性的假设。它所引入的是时间维。制度经济学与当代新古典经济学有很大的不同。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是一些有关理性和信息的苛刻假设,它隐含地假设制度是既定的。制度经济学与法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组织科学、管理学和道德哲学都有重要的联系。

    有人认为,新制度经济学所涉及的方法论在本质上与正统的微观经济学分析是一致的。如,威廉姆森(1975)声称:“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他们正在做的乃是对常规分析的补充、而不是对它的取代”。这种方法论上的一致性表明,新制度经济学融入主流经济学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迈克尔·迪屈奇,1999)。

    新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修正和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人的行为假设。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人是理性地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但是在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科斯看来,这个假设既没有必要,又会引人误入歧途。他指出,在当代制度经济学中,我们应该从现实的组织体制出发,应该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实际的人在由现实制度所赋予的制度条件中活动。显然,新制度经济学是要用“现实的人”、“实际的人”来代替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的人”。科斯所说的“现实的人”、“实际的人”,可以用威廉姆森所概括的两点来描述,(1)人的有限理性。人总是想把事物做得最好,但是人的智力是一种有限的稀缺性资源。(2)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行为假设的修正有两个方面的重要意义,一是对实际人的行为分析使经济学更具有了“解释力”。二是从实际的人出发更有利于对制度问题的分析。人的行为与组织、契约及制度创新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如果不对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人的行为假设分析进行修正,就很难找到对制度问题分析的突破口。

    2.关于交易费用、产权、制度、组织等的引入等。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工具是交易费用理论和产权理论。有了交易费用理论和产权理论,我们就可以解释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中的许多问题。为什么说交易费用理论和产权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工具?第一,交易费用范式构成了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没有交易费用就没有新制度经济学。如果所有的交易成本为零,那么,不论生产和交换活动怎样安排,资源的使用都相同。这意味着,在不存在交易成本的情况下,各种制度安排或组织安排不会提供选择的依据。交易成本很重要,其数量也很大,但为什么它长期被忽视了呢?对此,张五常认为有两个方面的原因:(1)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除了科斯以外,经济学家们往往认为交易成本类似于运输成本或类似于关税或佣金。按照传统的理解,运输成本、关税或佣金都只产生与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有关的现象。因此,为了分析的方便,删掉这种价格成分不过是简化假设。(2)交易成本经济学是现实世界经济学,现实世界经常是学院经济学家害怕涉足的地方(张五常,1998)。第二,按照产权经济学的看法,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不是商品买卖,而是权利买卖。最简单的商品权利与商品本身不可分。而复杂的商品(如知识、思想)没有看得见模得着的形式,支配和享用它的权利就成为不是简单的物体买卖可以处理的事。所谓外部性问题,都是由于人们议定契约的权利无法严格界定,而没有严格界定的这种权利,就不会有有关产品的市场,所以产生了外部性。如清洁空气的所有权难以界定,就有了污染问题的外部性。所以市场的失败是产权定义不明确的结果。产权制度是一个经济运行的根本基础,有什么样的产权制度就会有什么样的组织,什么样的技术,什么样的效率。在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中,产权都是重要的变量。所以从交易成本、产权入手是我们理解制度运行和制度构成的关键。有学者认为,产权方法和交易成本方法之间是存在重要差别的,前者需要一种对个人诱因的分析,而后者则把个人置于一个更广阔的机构框架内,它容许把公司作为一个组织起来的实体而加以分析(迈克尔·迪屈奇,1999)。

    (二)新制度经济学与近代制度学派的关系

    科斯把康芒斯、凡勃伦、加尔布雷思等美国制度主义学者称为近代制度学派,而他们是新制度学派。科斯认为,新制度经济学与近代制度经济学并没有什么理论上的渊源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讲,新制度经济学与近代制度经济学在理论上还是对立的。近代制度经济学的观点不是理论性的,而是反理论的,它们尤其反对古典经济理论。它们没有一个理论,除了一堆需要理论来整理不然就只能一把火烧掉的描述性材料外,没有任何东西留传下来(科斯,1991)。而新制度经济学恰恰相反,它们利用正统经济理论(包括古典经济理论)去分析制度与现实问题。近代制度经济学的悲剧就在于它们没有留下什么理论工具(或范式)供别人或后人去使用。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制度主义实际上是美国经济思想中的主导派。它之所以把阵地丧失给了新古典主义,部分地是因为它忽视了它自己的任务———发展基本理论。近代制度主义在奠定了制度规范和习惯的重要地位后,低估了花大力气描述经济政治制度的性质和功能这种工作的意义。近代制度学派一直执行着双重职能:即一方面提供对主流新古典学派的经济学批判;另一方面,提出关于经济的以及进行经济研究分析的一个可供替换的概念体系。

    近代制度学派内部也存在很大差异,凡勃伦-艾尔斯传统集中注意技术的进步作用和制度的约束作用;康芒斯传统则较少迷恋于技术的责任,而看待作为集体行动方式的制度则更中立些;两者都承认实际经济成就特别是技术和制度的一个函数。尽管他们有分歧,但有制度分析的共同核心。

    与主流经济学坚持认为中心的经济问题是资源配置、收入分配以及收入、产量和物价等水平的决定相反,近代制度学派认为经济体系的组织和控制问题,即经济体系的权力结构应该摆在第一位。近代制度学派的思想的主要特点是它的整体主义和进化主义。

    近代制度学派关于制度、交易等问题的分析对新制度经济学产生过重要影响,但两者又有很大的差别:

    第一,价值判断标准不一样。近代制度学派从来就是以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者和想象中的未来社会的设计者的身份出现的。而新制度学派则是以人类选择的合理性这一基本假设为基础的。

    第二,从研究对象的把握来看,近代制度学派指责正统经济学的范围过于狭小,但其研究对象实际上包括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及法学等,它们极其广泛,从而丧失了明确的研究对象。这是近代制度学派不能形成系统的经济学理论的重要原因。新制度经济学派在把新古典学派拓展到制度问题的研究上要理智得多。

    第三,近代制度学派的观点不是理论性的,而是反理论的,他们尤其反对新古典理论。而新制度经济学派则利用新古典理论去分析制度与现实问题。施蒂格勒指出,近代制度经济学的失败是因为它没有提出实证的理论学说,它当时所表现的仅仅是对正统经济理论的不满和批判态度,它注定得不出什么新东西。

    第四,近代制度学派主要以资本主义制度为研究对象,缺乏一般性。而新制度学派更具有一般性,其原理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都适用。

    (三)马克思的制度分析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关系

    诺思说,“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诺思,1991)。

    马克思的理论及制度分析法对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马克思的科学方法论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影响。这包括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原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原理以及马克思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等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形成都有重要影响。法国的亨利·勒帕日在其《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一书中指出,新制度经济学从一些纯粹的马克思概念(例如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联系)出发,反而可以发展成为一种解释历史的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分析。

    2.马克思注重制度分析并把制度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内生变量。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制度因素是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内生变量,而不是独立于社会经济发展之外的。正如新制度经济学家Ｖ.Ｗ.拉坦所说的那样,马克思比他的同时代学者更深刻地洞见了技术与制度变迁之间的历史关系。他将发明看做是一个社会进程,而不是先验的洞见或偶然的天赋灵感的结果。在马克思的体系中,阶级斗争反映了经济制度的演进与生产技术进步之间的不断“冲突”。尽管马克思强调了生产方式的变化(技术变迁)与生产关系的变化(制度变迁)之间的辩证关系,但他相信前者提供了社会组织变迁的更为动态的力量。马克思揭示的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规律能够有效地解释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变迁过程。新制度经济学从马克思的历史观那里得到了许多启发。新制度经济学家尤其意识到,在人类历史的长期变迁的分析中更不能离开制度分析。诺思认为对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的是制度因素而非技术性因素。诺思认为一些经济学家在分析经济实绩时忽视制度因素是错误的。他指出,这种制度框架约束着人们的选择集。实际上,制度是个人与资本存量之间,资本存量、物品与劳动产出及收入分配之间的过滤器。在马克思看来,任何社会的生产都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及其制度条件下进行的,并且不同的制度其效率也是不同的,例如资本主义制度比封建制度、奴隶制度更有效率。新制度经济学在这个基础上把成本-效益分析引入了制度效率分析之中。

    3.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框架对新制度经济学体系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在对制度问题的分析中发现,马克思对社会经济发展问题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有人认为,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实际上是在马克思的分析框架内引入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抽象掉生产关系与制度的演变来分析经济的运行,这是西方正统经济学的问题所在。诺思在1991年一期的《美国历史评介》中写道:“理解经济怎样运作(价格或微观经济理论),是写经济学史的必要条件。但经济学理论是静态的和模糊的,而经济学史则可解释过去以来的各种经济变化———这是在经济学理论中被忽略掉的地方。经济学史能对经济学理论作出的明确贡献就是找回那些被忽略掉的要素。经济学理论已变得越来越数学化、正规化,但其准确性却越来越低。”新制度经济学要寻找回的就是被正统经济学家们忽略掉了的制度问题、产权问题、国家问题甚至意识形态问题。这些问题之所以被抽象掉,有的是为了维护本阶级的利益的需要,有的是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些问题不重要,有的经济学家则认为经济学家不应该研究这些问题。但无论出于怎样的动机,离开了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就不可能解释人类历史的演变过程。例如制度并不是一个可要可不要的问题,而是“制度提供了经济的一种激励结构,这一结构所涉及的,就是指明经济是朝着增长,停滞或衰退的方向变化”(诺思,1991)。在短期的分析中可以抽象掉制度,但是在长期的社会经济发展分析中制度是至关重要的。诺思认为,马克思的分析力量恰恰在于强调了结构变迁和社会生产潜力与产权结构间的矛盾。这实际上指的就是马克思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原理。此外,马克思的国家理论、意识形态理论等对于新制度经济学的形成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趋势与前沿问题

    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里,制度经济学发展成了一个活跃而广阔的研究领域。它强调制度在推动经济行为方面的核心作用。现在,这个领域划分为两大阵营:一个是由来自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和组织学的分析者组成的集团;他们已经认识到了制度(和交易成本)的重要性,并试图将这些现象引入到传统的主流经济学中去。另一个阵营的经济学家们认为,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与新古典福利经济学中像“完备知识”和客观理性那样的构成性假设是不可兼容的。我们已经艰苦地清除了我们旧有的知识资本,以便重新从关于人类价值、认知和行为的基本假设出发建立制度经济学(柯武刚、史漫飞,2000)。从新制度经济学近些年的研究文献来看,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呈现出以下趋势:

    一是向公式化、模型化方面发展。新制度经济学在其发展初期,与其他经济学分支的产生与发展一样,也有一个概念引入及原创性的时期。因此,新制度经济学在早期的发展主要是定性或思想方面的。随着研究的深入,公式化、模型化及定量的分析在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中越来越重要。新制度经济学要溶入主流经济学中去,就必然有一个公式化、模型化及定量分析的问题。到目前为止,用博弈论解释制度的起源还是最好的办法。持博弈规则论的经济学家倾向于设计的观点,即规则制定是立法者、政治企业家或从事机制设计的经济学家明确设计的结果。在持博弈均衡论的经济学当中,关于制度起源问题,在一开始似乎并未达成一致的意见。那些相信进化博弈论的经济学家明显赞成制度是自发的秩序或自组织系统。如用博弈论分析制度的起源,制度分析中的主观博弈论模型认为,参与人对博弈结构持一种主观和简化的观点,当他们遇上客观博弈的内部动态力量内生的巨大外部冲击或困境时,他们将以一种互动和创新的方式修改其观点。因此,制度演进过程可以概括为“刻点均衡(ｐｕｎｃｔｕａｔｅｄ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它兼有路径依赖与创新、稳定和间断双重特征”(青木昌彦,2001)。但是值得指出的是,新制度经济学在其完善的过程中,注意理论的公式化、形式化及模型化方面的发展是必要的,但是,新制度经济学不能过份地公式化、形式化及模型化,因为过份地公式化、形式化及模型化有可能使自己离开自己追求的“真实世界的经济学”。

    二是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解释历史上的经济发展,从而弥补新古典经济学的不足,在解释长期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方面,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新经济史学比新古典经济学更有说服力。没有雄厚的历史功底是很难对制度及制度变迁问题作深层次研究的。道格拉斯·Ｃ 诺思有句名言:历史在起作用(ｈｉｓｔｏｒｙｍａｔｔｅｒ)。由此引申的具体含义是,现在的以及面向未来的选择决定于过去已经作出的选择。经济的、社会的变迁不是骤然发生的,而是许多因素长期累积的结果。库茨涅兹说,一个更广阔的历史背景可以防止有些经济学家不去注意他们的理论总结对特定历史条件的依赖性。要理解现在,展望未来,就要重新认识过去。诺思指出,“新古典经济学在分析经济发展或经济史时,只有当它针对某一个时期或运用比较统计学,才能很好地说明某种经济的实绩,一旦用它来说明某种经济在整个时期的实绩时,它就不大济事了”(诺思,1991)。研究长期的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必须放在历史的长河中考察。在这方面新经济史学作出了有益的探讨。无论新制度经济学如何深入发展,从历史的长河中寻求制度变迁的规律是其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注重制度变迁中的历史分析不仅有利于从长期分析中揭示制度变迁的规律,而且有利于探讨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问题(诺思,1991)。

    格雷夫(1998)建议在运用均衡观点分析制度时,可采用以下分析程序处理历史信息:(1)以历史和比较知识为基础,首先区分出哪些技术和制度因素可以看做是“外生的”,哪些制度因素需要当作“内生变量”即需要解释的变量;(2)建立对应特定背景的博弈论模型,其中哪些被界定为外生变量的因素定义了博弈的外生规则,然后解出所有的均衡解;(3)考察是否存在一些均衡解有助于解释内生性制度的性质;(4)研究哪些“历史”因素促成了对特定均衡解的选择,由此确定历史对制度形成的作用。

    三是注重制度差异的比较研究,如比较制度经济学的兴起,转型经济学的发展等。比较经济学的传统领域是比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而“新比较经济学”则是在研究转轨的经验和亚洲金融危机的基础上产生的。发生在20世纪末的转型过程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涉及到了世界上很重要的29个国家近16.5亿的人口,而中国在其中占有了很大的部分。在外国,研究经济转轨有两种主要方式,一种方法是使用内生交易费用的正式模型分析经济转轨,清楚地说明假设和预测,具有正式模型的所有优势。其代表人物有德瓦特里邦和罗兰(ＤｅｗａｔｒｉｐｏｎｔａｎｄＲｏｌａｎｄ,2000),麦克米兰(ＭｃＭｉｌｌａｎ,1996)及布兰查德(Ｂｌａｎｃｈａｒｄ,1999)等。另一种研究包括以拉迪(Ｌａｒｄｙ,1998)为代表的对制度和政策变化及它们的经济后果的非常注意细节的文件记录,和以诺思(Ｎｏｒｔｈ,1997)、诺思和温格斯特(ＮｏｒｔｈａｎｄＷｅｉｎｇａｓｔ,1989)、萨克斯和胡(ＳａｃｈｓａｎｄＷｏｏ,1999)为代表的对政策与历史的描述性分析。在转型过程中,市场体制的一些基本要素,实际上在各个国家是以不同的速度、不同的顺序以及不同的条件和不同的形式出现的。新比较经济学坚持以前的观念,通过比较可选择的经济制度,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制度如何运行。新比较经济学在过去10年里突飞猛进。过去两个世纪的政治经济学和最近的经验研究都表明不同国家之间的制度存在着系统和显著的差异,并且这些差异对解释经济政治绩效至关重要。新比较经济学的主题就是比较这些制度及其效果,并理解在一定环境中何种制度是适宜的。与制度经济学强调制度共有成就不同(如对私有产权的保护),新比较经济学强调制度的差异性。新比较经济学试图在一个统一的博弈论框架下分析制度多样性的源泉和影响,从该框架出发考察制度的相互依存性可能会得出制度安排的多重性、次优性和帕累托不可比性(Ｐａｒｅｔｏ-ｕｎｒａｎｋａｂｌｅ)。新比较经济学也和公共选择理论一样强调政治。国家之间大多数重要的制度差异都源于政府的差异。

    四是用制度分析探讨经济发展问题。早期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导致了国家主导型发展政策。但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践证明,国家主导型发展政策从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看,带给人们的不是希望,而是失望。发展中国家从贫穷走向富裕的最大障碍,不是资源条件差、收入水平低、国际竞争力弱,也不是人口太多、缺乏外援,而是缺乏一种有效的制度。用制度分析探讨经济发展的根源及发展过程是当代经济学一个热门分支。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强调经济绩效是制度和意识形态共同作用的结果。制度影响交易成本,交易成本影响生产和交易。清晰的产权能降低交易成本和扩展市场,保证个人和财产不受政府或强制性实体滥用权力影响的经济能使生产和消费得到充分的发展。诺思认为,欠发达国家不必力求完全竞争,这是一个不可达到的理想,而是应该通过开放市场、遵守法律规则,为现实的竞争建立制度构架。
    有人把新制度经济学的前沿问题主要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1)新制度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它们能否相互渗透,能否相互交融,同时是不是像诺思所讲的那样,新制度经济学能统一社会科学。统一社会科学的创想直接来源于科斯和诺思。国际制度经济学学会中的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起码可以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认知科学,甚至包括社会心理学等学科的领域内,用制度一统天下。(2)关于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论。一是个人主义。二是反设事实,科斯、诺思在论述经济学发展走向时,对反设事实的方法论甚为推崇。近来,新制度经济学方法论上的最新进展是解析性叙述(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ｓ)。(3)互惠制度的形成。研究产权、交易费用、公共选择及新经济史等问题都涉及到互惠制度是怎样形成的问题。有人把这称之为制度的微观基础研究。不少学者认为,所谓经济人还需要更为具体化的研究,人类的行为演化和互惠行为之间是一种“同等的互惠关系”和“同等经济主义”。(4)演化制度分析,也就是把演化论纳入制度变迁分析中来。(5)国家理论。新制度经济学中有诺思、巴泽尔等人的国家理论,在巴黎新制度经济学年会上举行的纪念奥尔森的专题会议上,许多人提出按照奥尔森的思想,用现代制度的构建、演化和分析方法来构建一个新制度主义的国家理论。(6)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的关系。以上是新制度经济的几个前沿问题。有些我们在前面作了分析。但是,新制度经济学最重要的学科基础是微观经济学基础。新制度经济学既需要雄厚的微观经济学基础,同时也需要一套历史、哲学的支撑。从某种意义上讲,新制度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古典经济学的传统。

    主要参考文献:

    1.[冰]思拉恩·埃格特森:《新制度经济学》,中文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2.秦海:《制度的历史分析》,见吴敬琏主编:《比较》(第四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2。

    3.[美]詹姆斯·Ａ 道等编著:《发展经济学的革命》,中文版,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

    4.[日]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中文版,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

    5.[德]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经济秩序与公共政策》,中文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6.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文版,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7.约翰·伊特韦尔等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文版,第2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

    8.[美]迈克尔·迪屈奇:《交易成本经济学》,中文版,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9.张五常:《交易成本范式》,见张五常著:《经济解释———张五常经济论文选》,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10.卢现祥:《马克思理论与西方新制度经济学》,载《马克思主义研究》,1996(6)。

    作者:卢现祥 来源:经济评论200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