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监管：开始的结束

　　中国三大金融监管部门迎来最大规模的“一把手”集体调整：10月29日，周六下午，中组部先后到“三会”召开处一级以上干部会议，分别宣布了新的继任者。周日，新旧“三会”主席即进行了工作交接。证监会、保监会现任主席都是在任职约九年后更替，郭树清和项俊波分任两会新主席；银监会也是成立八年后迎来甫离证监会主席职务的尚福林。郭、项二人原为建行和农行的董事长。受此人事地震的波及，央行的副行长、国有商业银行的董事长、行长们也将有一次较大范围的人事更替。

　　如此规模的调整实属罕见，这意味着什么？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成立时间不同，但过去近十年大体可称中国现代金融监管滥觞期。第一代金融监管人陆续谢幕，留下什么遗产？第二代集体登场，是否会带来外界热盼的改革？

最久一轮调整

卸任的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三位主席任期都长达八九年，各有建树，这次齐齐换届，令市场对金融领域的可能变革充满期望

　　保监会主席吴定富和银监会主席刘明康于今年七八月间相继到退休年龄65岁，是这波人事大调整的触发点。此外，副部级以上干部任同一职务一般不超过十年亦是惯例。

　　关于“三会”主席的去向和继任，一两年前就有讨论，各种继任版本盛传一时。无论如何，在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前，必须确定“三会”的新主席人选。

　　今年55岁的前建行董事长郭树清，成为新一任证监会主席。今年54岁的原农行董事长项俊波成为前保监会主席吴定富的继任者。今年60岁的前证监会主席尚福林调任银监会，接替刘明康，成为银监会历史上的第二任主席。

　　正部级领导出炉的法定程序是由中组部提出人选上报，中央纪委考察后由总理、主管副总理、中组部部长三人平衡达成一致后，中组部谈话，人大常委会和政治局开会通过后公布。但实际操作中，中组部如何提出人选，会受到不少微妙因素影响，包括退休或现任的政治局委员、总理、主管副总理都可提名推荐。

　　知情人士称，组织部门于10月21日启动了对郭树清和项俊波的考察程序，广泛征求了两行中高层管理者的意见，最终做出了相关的任用决定。10月26日，组织部门找郭、项二人谈话，明确了新职位。有见过郭、尚两人的政商界高级人士事后均称，彼时二人已经对新职位心知肚明。

　　农行和建行的董事会于10月28日公告，称接受了两人的辞呈。

　　此次卸任的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三位主席任期都长达八九年，经历了两届政府，各有建树，这次齐齐换届，令市场开始猜想金融领域的可能变革。

　　“一行三会”一把手中，目前只有央行行长周小川保持不动。周小川尚有两年才到部级退休年龄65岁，预计和本届政府一起走完在央行的任职历程。届时，围绕谁将接任央行行长一职，则有更为敏感的竞争。因为在“一行三会”中，央行为国务院内阁成员，而“三会”为国务院下属事业单位，但比照公务员的标准，属“准公务员”。

　　此番一把手调整不会止于三大监管机构。

　　多位知情人士透露，审计部门已于6月启动了对工行董事长姜建清的经济责任审计，分多个组对十几个省市分行进行了审计，该审计已于9月底完成。工行的领导班子一直十分稳定，姜建清主政工行已经长达11年，在其任上，工行完成了股改上市，成为市值最大的银行。各界预计，姜建清调赴新的岗位应只是时间问题。

　　在郭、项二人调离后，建行和农行的董事长职位出现空缺，意味着又一轮金融人事的更迭。10月31日上午，中组部有关人士在建行与农行小范围宣布，现任建行行长张建国与农行行长张云在过渡期暂时担任临时负责人，代行建行董事长与农行董事长的职务。知情人士称，是次会议没有透露新的继任者人选，但料一个月内将会调整到位。

银行改革凌烟阁

谢幕与上场的人物，大多在国有银行改革中扮演重要角色

　　此次监管部门上任的两位新主席均来自国有商业银行，尚福林在证监会期间也为配合大行A股上市做出贡献，因此，此轮人事变动被认为是对银行改革的最大肯定。2003年启动的国有银行改革并非第一次，但是迄今最成功的一次。

　　早在1999年，央行决定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承接从四大行剥离的不良资产，财政部发行国债向商业银行注资，是为第一次银行改革。时任建行行长的周小川和央行副行长的刘明康都参与了有关方案设计。但这次改革根基未牢：除个别银行外，没有建立以风险为基础的资产分类办法，银行对贷款的分类仍停留在过去以期限为主的死板管理上，财政部发债的象征性注资，银行内部机制未配以法人治理结构的改革，外部缺少改制上市的系统要求，到2000年，四大行的不良资产率再次大幅上升。

　　“第一轮剥离，国家通过票据置换注资之后，财政依然在挂账，包袱至今尚未完全消解。当时商业银行自身的改革尚未启动，出资人还没有到位，银行没有取到真经。”刘明康日后对《新世纪》回忆说。

　　2003年重启的银行改革显示了整体的方案性设计和强劲的执行力，被认为是本届政府最为成功的改革。主动汲取过往的教训，建行、工行、中行及大部分股份制银行自2000年在未有主管部门强制性要求下，主动采用了以风险为基础的五级分类法，并在全行辅以商业银行贷款管理基本理念的培训和转变，从内在肌理向现代银行转变。到2003年初，央行向国务院提出新一轮改革方案，提出用外汇储备注资、用市场化办法剥离不良资产、重建法人治理结构，借上市“蜕层皮”来倒逼改革。

　　银行改革期间，四大行发现并严厉处理了不少大案要案，从中银香港时期的刘金宝案、建行的张恩照案、到工行南海分行案、中行开平支行案、农行葫芦岛分行案等。这次改革不仅是做了彻底的财务重组，改革也给银行“洗了个大澡”。

　　改制上市则由中国银行下属的中银香港在2002年先行试水，在香港上市。刘明康时任中国银行董事长。

　　2003年４月，银监会正式成立，刘明康出任了第一任主席。“五一”期间，他召集下属到当时还位于北京工体西路1号的办公室开会，称银行改革路线图已明，“未来将值得记录”。

　　2003年底，四大行的股份制改造正式启幕，在央行和银监会的共同努力下，四大行相继完成财务重组、引入战投、经全球路演在国内、国际同时上市。

　　建行在外界尚对中国银行业充满怀疑的气氛、内部则爆发了张恩照案、花旗撤出战投的恶劣环境下，原央行副行长、外汇管理局局长郭树清临危受命出任建行董事长，带领建行完成第一家港股上市。

　　项俊波则完成了国有银行改革收官之作。农行资产质量最差、“三农”业务的使命和战略不清，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最后一家完成股改上市。项俊波从央行副行长位置上空降，对农行进行了一番内部整顿，成立“三农”事业部，“三农”业务在上市路演中变成了中国城镇化最大受益者的亮点，在市况低迷、资本市场时间窗口已然缩小的环境下，终于完成“A＋H”两地上市，虽然融资额比原来预计缩水了三分之一。

　　对国家而言，汇金公司和财政部共同付出了近2万亿元财务重组的成本，但上市后资产变活，市值一度暴涨，年年高达45％的分红，在账面上收回了原始注资，还通过上市后的资本溢价和分红制度，除农行因上市较晚，共管账户还没有还清外，其他几行剥离不良资产的成本均已消化完毕。

最好的时代

国有银行成功上市之后，迎来了黄金时代，以丰补歉，夯实了基础

　　国有银行成功上市之后，迎来了黄金时代：资产规模不断扩张，从2006年的43万亿元增长到2011年第三季度的105万亿元；利润连续多年以超过25%的速度增长，不良率则从2006年的8.5%降至当前的1.2%。

　　在银监会以丰补歉不懈坚持下，整个银行业的拨备充足率已经超过200%，而大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水平也都达到11.5%以上。在巴塞尔协议Ⅲ出台前夕，银监会推出的新资本框架，对超周期资本拨备等亦提出要求，使得中国银行业一步达到甚至超过欧美银行的财务标准，亦基本获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但谁都知道，银行业这样的发展势头无法长期持续。资产和利润的高增长势头总有一天要低下来。利率市场化迟早要来，直接融资的比重要升上去，这意味着银行业占到整个融资大盘的比重要下降，利润增长前景下调可以预测。

　　刘明康在年初的一次内部讲话中曾表示，地方和企业负责人动辄追求翻一番的冲动，有时令人不寒而栗。他举例称，全国的GDP目标是8%，而除个别省份的目标与此一致外，多数省份都提出下一个五年要翻番。由此，银监会提出要计提“逆周期超额拨备”，就是要防止不少地区和企业“集体发疯”。

　　商业银行偶尔会抱怨监管太过严厉，风险抵补措施太过苛刻会妨碍银行的竞争和创新能力，“有些人往往狭隘地认为银监会只是在保护银行的利益，实际上此举既保护了存款人的利益，也对资本市场的稳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一位银行高管直言。

　　刘明康上任之初提出，要“抓两头带中间”，即一手抓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造，一手抓农村地区的金融服务，推动农信社改革。这一改革亦是和央行互相呼应。

　　“花钱买机制”的农信社方案由央行牵头制定，后农村金融改革小组又从央行挪到了银监会。在这次改革中，国家先后出资1700亿元，带动了2400多亿元的地方资金，基本完成了农信社改革。虽然这次改革的实际效果还有待观察，改革还有待进一步推进，但农信社的财务状况毕竟有了明显改观。

　　自2006年始，银监会进一步开放农村金融市场，鼓励银行成立村镇银行服务于农村经济，努力解决金融空白乡镇的基础服务问题，并开始推动银行为小微企业服务。刘明康是第一个厘清中小企业和小微企业概念的部委领导人。10月28日，刘明康在全国城市商业银行大会上，最后一次以银监会主席的身份讲话，仍然强调银行应明确市场定位，提高对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水平。

最坏的时候？

银行告别高增长、风险可能全面暴露的时代来临，这是什么样的考验？

　　作为第一任银监会主席，刘明康给后任留下丰厚遗产，但也转向下一个异常敏感的未来。银行业高歌猛进的年代难以持续，未来展现的将是风险的暴露，对监管者是极大考验 。

　　2009年3月，伴随中国银行业连续放出天量信贷，刘明康拉响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的警报。关于地方融资平台贷款，其前身是“打捆贷款”，2006年即被银监会叫停，认为还款资产无法和贷款相匹配，隐藏了风险。2008年在金融危机时期，中央“4万亿”刺激经济政策出笼，各家银行纷纷追逐地方建设项目，多采用类似形式给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一年内增加了5.8万亿元。至2009年第一季度后，银监会即三令五申，多次表示高度关注。

　　不过当时监管部门的风险提示并未能使地方政府的冲动及时降温，平台贷款余额极速攀升，直到银监会严厉督导才有收敛，但当年的新增平台贷款仍激增了1万多亿元。

　　地方政府、银行与监管的博弈仍在持续，由于担心风险巨大，银监会提出要求对平台贷款按照现金流覆盖情况计算资本占用，最高的达到350%，同时要求对到期的平台贷款不再借新还旧。但此举在执行过程中，不断遭到抵制和延期。直到2010年4月间云南政府融资平台千亿元贷款出现违约迹象后，各界对于整顿平台贷款清理地方债务才逐渐趋于一致。

　　刘明康曾在一个内部会议上直言，当时地市和县级平台的信用风险十分巨大，基本处于没人管的状态，新班子往往关注新的增长点，而几万亿元的贷款一旦有20%的损失率，银行业的拨备水平就会被拉低到50%左右，让人忧心忡忡。

　　一位风险条线的大行高管事后曾坦承，如果没有银监会的严防死守，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恐怕根本控制不住，失控后果不堪设想。

　　关于房地产贷款的风险，刘明康在卸任前有公开表态，表示在压力测试后，银行业可以承担房价40%的下跌，拨备还能保持在110%；如果房价下跌50%，则拨备降低到100%。按照国际惯例，一般以拨备110%作为一个本息安全的指标。

　　不过，问题不仅仅限于房地产开发贷款和房地产抵押贷款，大量银行贷款间接依赖于房地产业景气，一旦房地产市场发生大的波动，对银行资产质量将带来的冲击仍是难以估量的。

　　刘明康此前对财新记者解释，根据银监会和银行自身反复进行的压力测试，银行业有能力抗击较大的风险。他曾在内部援引一组数据称，60%以上的房地产相关贷款是在2009年6月30日之前发放的，而2008年四季度及2009年上半年，不少地区的房价都处于低谷时期，所以当时的抵押作价是比较低的，即便房价经历了高峰，大幅回落，银行也有能力承受相关风险。

　　影子银行，是指任何可能从事期限错配和流动性错配业务的中介机构。如保险、信托、基金、资产管理、小额贷款、民间借贷、银行理财等，业务上有信贷错配和流动性错配的特点。近年来，此类资产正在迅速膨胀，保险5万亿元，信托3.5万亿元，银行理财业务存量也有2万亿元左右，民间借贷的数量则无所估计。这些领域存在相当多监管空白点，监管体制机制并不完善。但银监会有关人士认为，从目前来看，影子银行问题值得高度关注，风险尚不大。

证券市场：规模重要

现在的证券市场已经和九年前不可同日而语：市场容量、市场深度、市场工具。只有容量足够大和足够深，才能经历得住必要的改革，消化可能的压力

　　10月29日离开证监会所在的富凯大厦，搬入北边不远的银监会办公大楼18层主席办公室之前，尚福林已经在证监会工作了近九年。无论从哪个角度说，现在的证券市场已经和九年前不可同日而语：市场容量、市场深度、市场工具。只有容量足够大和足够深，才能经历得住必要的改革，消化可能的压力。这是尚福林为后任留下的最重要遗产。

　　与银监会前任主席刘明康颇为国际化的专业形象不同，尚福林被视为颇具“中国特色和政治智慧”的监管者。

　　尚福林绝少接受正面采访，几乎每个与他打过交道的人都会这样评价尚福林“稳健、低调”。他18岁即入伍服役，四年后退伍至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市樱桃园分理处工作。工作五年后，尚福林又被选拔前往北京财贸学院（现首都经贸大学）金融专业学习。1982年毕业后，尚福林进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工作，在央行的18年期间，历任综合计划司副处长、处长，计划资金司副司长、司长。1994年起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1996年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负责分管货币政策及支付清算工作。2000年2月，尚福林出任中国农业银行行长。两年后，尚福林接替周小川出任中国证监会主席。

　　尚福林上任时，股市低迷，市场信心严重匮乏，资本市场结构性失衡的全流通难题在几经尝试后未解。

　　国有股法人股的流通问题，牵涉利益层面众多，一边是杀声震天的流通股股东，一边是代表着国有资产利益的非流通股股东，两边利益难以平衡，任何一方都希望在这个问题上不吃亏甚至捞上一票。尚福林将这一改革方案的讨论下放至民间，大批证券市场的活跃人物参与到核心方案的制定中，最终确定了由非流通股东向流通股东支付兑价获得流通权的解决方案，具体补偿方案由小股东和大股东投票决定，但要在规定期限内完成股改，否则在融资等各方面受到限制。

　　2005年4月29日，股权分置试点开始。5月15日，尚福林提出，“股权分置改革开弓没有回头箭”，改革要着眼于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综合平衡、合作共赢。当年9月，证监会颁布了《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股改全面铺开。到2006年底，沪深两市超过98.55%的公司都完成了股权分置改革。

　　完成股权分置改革，被认为是尚福林在其接近九年的任期内最重大的功绩，虽然这一方案中由非流通股东向流通股东支付对价购买流通权的部分，至今存在争议，但全流通问题在预定期限内基本解决，为资本市场的下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加之外围资金充裕，整体经济环境向好，指数一路上行，上证指数在2007年10月16日创纪录地上冲至6124点的历史最高点。

　　虽然此后几年，股指一路回落，但证券市场的容量和深度都有了大发展，目前上市公司已经从2002年的1223家增加到现在的2304家，市值从当时的3.83万亿元扩张为当下的24.3万亿元，市场交易品种、市场结构都有众多突破。

　　创业板是尚福林任上的另一重大举措，争议也最大。2009年10月30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推出创业板。运行两年来，上市公司达274家，共融资1936亿元，经历了从暴涨到暴跌的过程，到2011年10月底，有六成公司破发。

　　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在创业板创立之初就表示：“创业板的高定价是人为用行政手段限制创业板上市企业数量供应引起的，创业板的高定价是政府的选择，而不是市场的选择。创业板企业并不等于创业企业。因为创业板企业上市是政府审批的，不是市场选择的。”

问题依然在

证券市场的问题仍然集中在证监会的自身定位、迷恋审批制、监管力度不够、退出制度缺位等方面

　　前建行董事长郭树清成为新一任证监会主席。郭树清以正直、敢言的学者型官员著称，有丰富的宏观管理经验和基层工作背景，早年在国家体改委工作，两次获孙冶方经济学奖，29岁即参与过上世纪80年代末期的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的研究和实施，对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程影响深远。他出版了多本专著，对经济改革实践有诸多深入思考。

　　郭树清曾在贵州出任副省长，后在央行担任副行长兼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2003年出任汇金公司董事长，2004年2月后亲自主政建行的股改上市。

　　“郭树清来后，董事会气象大为改观。”这是建行一位董事会成员在郭树清履新后不久的感慨。时任汇金副董事长汪建熙说，郭树清力主党委会、董事会、行长办公会各归其位，主动放弃了不少具体工作的权力，加强董事会的“头脑”作用。

　　郭树清在建行解决的管理体制问题直指总行和分行的关系。2003年5月，建行出台了领导人员责任追究制度，该规定出台仅半月有余，湖南、山西两省分行行长即因所辖基层行近两年案件多发等原因而“引咎辞职”。

　　郭树清在建行的业务上最重视的是树立以客户为中心的战略，这深受基层员工的肯定，认为击中要害。不管现在国有银行的服务实际改善了多少，这一条仍是大行的服务质量区别于股份制银行的特点之一。

　　2011年在证券市场低迷之时，郭树清出任中国证监会主席。郭为人直率，注重制度建设，业界普遍寄望在郭任上，资本市场久病不愈的制度建设和监管文化会有新变革。

　　多年来，证券市场的问题还是那些问题，几乎从来没有变化过，仍然集中在证监会的自身定位错位、迷恋审批制、监管力度不够、退出制度缺位等方面。

　　对于市场诟病已久的发行体制改革，尚福林任期内应之以分步改革、逐步完善，但也被批为量变不足、缺乏质变。2009年6月和2010年10月，证监会先后两次发起新股发行体制改革，在保荐、询价、申购、配售等多项技术操作层面有所为，提高了新股询价的市场化程度。

　　但发行体制改革的核心是由核准制向注册制过渡，却一直没有推进迹象。在创业板推出前夕，也有过是实施注册还是审批制之争，最后仍走上了审批制的老路。

　　能否正确看待股指涨跌，也是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不是问题，是指监管不和指数挂钩是个常识，但在现实中，证监会常常把指数维稳作为所有工作的“重中之重”。在股指一再低迷之时，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单边做多市场上，只有指数上涨才能维持所有人的利益诉求。证监会能否在其中独善其身，真正定位于市场监管职能，而不是价格维护者的角色，需要整体思路调整。

　　证券市场是中国市场经济领域中最为复杂、也最为诱人的场所，各方利益交织混杂，无论监管还是改革发展都需要极大的智慧与勇气，稍有不慎即会引致巨大的历史性失误。保护投资者利益绝对不是简单的保护其投资正收益，维护市场的公开公平公正以及充分的透明度，才能真正保护投资者利益。

十年保监路

走出利差损阴影

　　十年前，56岁的吴定富从中央纪委赴任筹建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并担任主席。在2003年元月举行的全国保险工作会议上，吴定富提出：“在五到十年的时间内把中国保险业做大做强。”

　　某种程度上说，他做到了。2010年，中国保费收入达到1.45万亿元，保险业总资产达到5.05万亿元，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重要的新兴保险大国。保险公司的利润总额从2005年底的不到1亿元增长到2010年底的576.7亿元。

　　不过，简单的数据简化了中国保险行业近十年来发展的曲折。从突破资本金的瓶颈，再到化解公司治理风险，中国保险行业不断在发展中遭遇问题。新《保险法》出台，力行偿付能力监管，而今车险行业二度市场化的推开，以及寿险行业目前遭遇的困局，是保险行业在新的发展阶段面临的新挑战。

　　监管机构以保护消费者利益为根本，但在行业发展初期，更多要为行业发展开路护航。

　　2003年，整个中国保险行业都笼罩在巨大的利差损阴影之下。利差损，是中国寿险公司在上世纪90年代末疯狂扩张的产物。1995年以前，保险行业的费率监管制度尚未建立，产品由保险公司自由定价。在投资渠道仅限于少数固定收益类资产的情况下，很多保险公司将当时高达10%的存款年息视为常态，对客户许以远超出投资收益率的回报水平，投资收益与承诺回报之间的巨大差距，便是利差损。

　　2008年，吴定富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说：“监管始终是保监会的工作重心，只是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切入点。在以往由于存在着全行业性的利差损，如果一开始就严格按照偿付能力的规则来监管，这些公司就要关门。”

　　首先要解决的便是几家大公司的资本金问题。2003年年底，人保财险、中国人寿先后上市，中国平安、中国太保紧随其后，补充了资本金，进入了新的业务扩张通道。

　　2006年6月15日，国务院23号文件《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下称“国十条”）颁布，这被吴定富评价为“这是保险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借助“国十条”，保险行业得以扩大资产配置到股票等资产类别。2007年，保险资金运用收益超过前五年总和，达2791.7亿元，已实现投资收益率在10%左右，为历史最好水平。

　　“一年赚了五年的钱，非常具有偶然性，一定要看到其中蕴含的风险。”吴定富当时针对超常的投资收益率这样说。但相当一部分保险公司相信投资高回报可以持续，彼时产险价格战正酣，寿险公司投资类产品盛行。回头看来，当时的保险行业与其他金融行业一样，都沉浸在牛市的泡沫当中。

　　2008年中，次贷危机自华尔街爆发进而波及全球。在经营和投资的双重压力下，保险业风险在2008年前后集中爆发，违规资金运作、经营不善、股东不睦等众多原因不一而足。吴定富决定扭转思路，从做大做强转为防范风险。当年的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1号令，便是《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管理规定》，偿付能力逐步变成刚性的、有约束力的监管指标。

　　2008年9月，中国保险保障基金有限责任公司在京挂牌成立，成为保险监管化解行业风险的重要工具，化解了新华人寿、中华联合等公司的风险。

　　2008年之后，可说是保险行业稳固发展以及排除风险的三年。及至2010年，偿付能力充足的保险公司占公司总数的95%。寿险行业的结构调整，财险行业价格战的收敛，保险资金运用渠道扩大至未上市股权和不动产等领域，但执行方面仍旧非常谨慎。

　　而今，保险公司资金几乎拥有了全方位渠道。从传统的协议存款到激进的不动产、未上市股权投资。正因为保险行业日益增长的资产规模和愈加广泛的投资渠道，保险机构已经成为国内金融市场上一股重要势力。

从何起步

保险公司在社会保障与巨灾险上参与不足，是吴定富自认的两大遗憾

　　10月29日夜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之一的农行（601288.SH）率先公告，称董事会主席项俊波辞职。次日，项俊波就任保监会主席一职。

　　今年54岁的原农行董事长项俊波成为前保监会主席吴定富的继任者。项俊波曾在央行、审计署等多个部门工作过，有较为丰富的宏观管理经验。其在农行期间，充分发挥了审计官员的吏治特点，推动农行在2010年7月完成上市（详见本刊2010年第29期封面报道“项俊波谈农行”），力图找到服务“三农”的有效途径。

　　作为最后一家上市的国有大行，农行曾经拥有最多不良资产，基层网点多、管理链条长、历史上曾是案件多发区，一直饱受诟病，甚至险遭“分拆”的命运，风险管理任务艰巨，被视为国有大行中“最难啃的骨头”。此前几任农行行长曾各自发挥了历史作用。

　　现任保监会副主席杨明生在任职农行行长期间，曾主管信贷业务（2004—2007年），“为当时风险意识很不强的农行奠定了制度建设的基础”，

　　而新任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则在任职农行行长期间（2000年—2004年）的头两年，遏止了农行连续数年的亏损势头；同期，四大行包括农行开始收缩基层网点、分流减员，其中农行撤并了1700多个营业网点，分流减员24000多人，

　　但当时农行仍拥有全国差不多也是全世界最多的布局网点（4.1万个），最大的电子化网络（3.8万个网点），以及最多的人力资源（56万人，其中49万人是“正规军”），其中50%以上的网点和人员分布在基层，这些在当时曾被看做沉重的包袱，但在项俊波2007年从央行任上空降农行，并于2010年启动农行上市之时，却成为几大卖点。

　　项俊波在几位新晋主席中最为年轻。他早年当兵，上过前线，大学毕业后从事审计工作，也做过南京审计学院的副院长，后来进审计署，官至副审计长。2004年7月，他从审计署任上调入人民银行，出任央行党委委员、副行长，2005年8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主任。在加入央行之前，项俊波的业余爱好是文学，不仅写诗还写剧本，其作品1999年得过电视剧“飞天奖”。

　　这也促使审计出身的项俊波下重典治农行。上任一年之后，项俊波曾经把出了案子的农行山西分行整个管理班子连锅端，在农行辽宁省分行的葫芦岛案发之后，农行也基本上换掉当地全部管理层。“不换不足以震慑全行，不足以改变风气。”项俊波在农行上市前夜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说。

　　在农行内部动静最大也最富争议的改革当属成立“三农”金融事业部。“把‘三农’业务和城市业务分开、独立核算成本和独立考核，以免和城市业务冲突，相互掣肘。”一位农行“三农”事业部人士表示。

　　2008年3月，农行启动了“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在农行总行层面分设“三农”政策与规划部、农村产业金融部、农户金融部。

　　今年11月初，农行将把原先在八省份推进的“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推广至12个省份，增加河南、黑龙江、河北、安徽四省份。这是近期国务院对其改革验收评估后，提出的要求。

　　“农行的事业部制改革，就是要用银行业最先进的理念和模式来解决大银行最薄弱、最困难的问题——服务‘三农’，这是农行惟一的现实的选择。”项俊波在一次内部行长会议上如是说。

　　农行2011年的中期业绩显示，今年上半年农行实现净利润666.79亿元，同比增长45.4%，利润增速列五大行首位。不过，在农行上市一年后，对于如何实现“服务三农”这一艰巨任务在农行内部仍未全部统一意见，如何在服务“三农”和商业化可持续发展之间找到一个完美结合，仍未有答案。

　　项俊波此去保监会，面对的是什么样的挑战？

　　在财新记者专访问及自己任内的“遗憾”时，前任保监会主席吴定富提出两点需要做得更好，第一是巨灾保险机制未能实现，第二是保险公司在社会保障、养老等领域参与尚不足够。

　　2008年，各种考验接踵而来。首先是年初的雨雪冰冻灾害，继而是5月的汶川大地震。在汶川大地震的巨额损失当中，有保险保障的极为有限。巨灾保险制度由此成为各部委关注的问题，再度提上议事日程，但随着灾难记忆的淡去，巨灾保险制度恐怕又已经淡出了各个部委的视线。

　　“现在的一些保险业者，还是更喜欢与客户强调保险的财富管理功能。但越是这样，就越将保险放置在一个与其他金融行业相互竞争的位置上。”一位保险行业的资深人士说，“其实保险的立足点是其风险管理功能。在人口老龄化趋势显现、灾害多发的中国，无论是寿险还是产险，都应该有极大的发展空间。”

　　保险业曾在这个方向做出过多次努力，其中就包括在上海进行“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保险试点”。虽然这是国务院关于推进上海“两个中心”建设意见中促进保险业发展的一个重头项目，但却无法在税务、财政等相关部门获得推进的动力。如果中国版的“401K”能够出台，必将推动养老保险的消费需求，从而引入保险行业驶入一片新的天地。

　　回顾2011年，保险公司留给市场的最强烈印象是寿险行业遭遇的增长瓶颈。寿险业过去几年的高速发展主要体现在规模上，产品、营销、服务等问题都随着规模增长而暴露出来。但2011年资本市场表现不佳，特别是三季度股债双杀，给寿险公司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对这种情况，吴定富的总结是：资本市场状况不佳，产品就没有竞争力，收益率下降，退保增加，产品卖得少，现金流就出现问题，偿付能力不足。目前，监管机构和寿险公司都在研究应对策略。

　　还有一点为人诟病之处，就是保监会把保险公司当儿子，甚至是当“长不大”的儿子，事事、处处报批的做法。保监会甚至有中国保险总公司之称。

　　这些，在项俊波任上，会不会发生变革？

核心在机制

要想推出激动人心的改革，在制度不在人

　　虽然外界对“三会”的新任主席十分关切，并寄予厚望，但事实上，在短期到两三年之内，在现有体制内，很难有势如破竹的改革举动出台。

　　过去这一届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的领导层，在中国现代金融监管初创期，不约而同都渡过了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一把手”在位八九年时间，得以充分展开思路，展现能力与风格。这在中国高层金融人事任命上是比较罕见的局面，也是他们在各自领域能有所建树的一个保障。

　　不过，中国金融监管机关和国有金融机构的人事任免总体来说过于微妙，最终的人事调整方案具体出台过程透明度很低。

　　目前的干部更替仍然有重复过往军区轮换的特色，最高决策层还是有视其为一定级别干部岗位轮换的成分，而不完全是根据个人的素质和特点来定岗。

　　在此次高层人事更迭之前，依照“惯例”，“三会”均有相当规模的中层干部大调动。这无形中给接任者制造了难题，要磨合出得心应手的新的中层班子，也许至少要耗去两三年的时间。

　　 金融人事调整更应提前计划，作分层次的更换准备，一次性突然换全部更换震动过大，也对在市场上有巨大影响的几大国有上市银行的治理结构构成了冲击。

　　此次谢幕的也好，登台的也好，可谓干才云集，但问题的核心在机制，并不在于某个位置的具体安排。而要想推出激动人心、功在千秋的改革，在制度不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