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尘恋曲:一课经济学：政府价格管制

译者：heicuo 来源：东西 (http://dongxi.net/)
原文作者：Henry Hazlitt
原文链接：http://econin1lesson.blogspot.com/2009/09/eiol-government-price-fixing.html

一课经济学

政府价格管制

我们已经分析了政府试图将商品价格限定在自由市场水平之上的做法，看到了由此造成的一些影响。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当政府努力将商品价格限定在自然水平之下时，有可能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后果。

当今各国政府在战时几乎都做过这后一种努力。确实，在战争期间，国民经济全部由国家控制是必然的，我们在这里不会去探究战时管制价格的学问，要去探究就必须考虑战时的复杂状况，这会使我们远离本书所关注的主题。不过，无论战时管制价格的做法明智与否，几乎所有的国家在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在实施价格管制，即使当初启动价格管制的理由已经不复存在。

首先，让我们分析一下，当政府试图将单一商品、或者一小部分商品的价格维持在低于自由竞争市场的价格水平时，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形。

当政府准备只管制一小部分商品的最高价格时，通常会选择那些关系到民生的必需品，官员们会说，确保穷人能够以“合理”的价格，买得起生活必需品，这比什么都重要。我们假设为此选定的商品是面包、牛奶和肉类。

主张压低生活必需品价格的理由是这样的：如果我们任由市场去决定牛肉的价格，那么，价格会由于被争相购买而被抬得很高，以至于只有富人才买得起。这样一来，人们得到的牛肉就不再与他们的基本需要成正比，而仅仅是与他们的购买力成正比。如果我们压低牛肉价格，每个人都能得到公平的一份。

关于这一论调首先要注意的是，如果它是有依据的，那么，所采取的这种政策既无法保持前后一致又无法把握其分寸。因为，假若以每磅65美分的市场价格决定牛肉分配的，是购买力而非基本需要，那么，即便将法定“限价”降到50美分，其分配将同样是由购买力决定的，只不过依赖程度可能会稍小一些。事实上，只要牛肉还需要拿钱去买，这种“由购买力而非需要决定”（purchasing-power-rather-than-need）观点总是适用的。只有在牛肉免费奉送时才不适用。

政府出台限定最高价格的措施时，往往强调是为了“使生活费用不再上涨”。这个说法预设了有个“正常” 的或神圣不可侵犯的特定价格存在。这个特定价格或以前的低价格，被视为“合理的”，比它高的任何价格都是“不合理的”，而不去管特定价格设定之后，生产或需求状况所发生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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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这个主题时，若假设政府把价格刚好限定在自由市场价位，就没有意义了。因为，那就和根本不实行价格管制没有两样。我们必须假设市民的购买力大于商品的供给水平，并且政府限价低于自由市场价位。

现在，我们知道，当商品价格被人为限制在它的市场价位之下时，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两个后果。第一是导致受控商品的需求增加。由于该商品变得便宜，图便宜的人会更多，人们也买得起更多。第二是导致受控商品供给减少。由于人们买得更多，商家的存货也销得快，而与此同时，该产品的生产却受到了阻碍。降价致使该商品收益率降低，甚至做不出利润。边际生产者被迫出局。即使最有效率的生产者也可能亏本经营。这种事情就曾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过，当时的屠宰场在美国物价管制局要求下，以低于购买活牛和雇用屠宰加工工人的成本的售价，持续屠宰和加工肉制品。

如果政府暂不采取其它措施，价格限制将造成受控商品出现短缺。这恰好与政府内制定法规人员的初衷背道而驰。因为那些被选定的限价商品，都是政府最希望其保持充足供应的商品。但是，当他们限定了这些产品生产者的工资和利润水平，而没有限制奢侈品或其它非必需品生产者的工资与利润时，他们就阻碍了制造商们去生产价格受控的必需品，而相应地刺激了非必需品的生产。

政府内制定法规的人员迟早会认识到其中一些后果。接下来，他们就会采取其它各种办法和管制措施，来尽力避免出现类似的局面。这些措施包括配给制、成本管制、补贴和全面管制价格。我们来逐一讨论这些措施。

到了某种商品因价格被规定在市场水平之下而出现显著的短缺之后，有钱的消费者往往遭到指责，说他们得到的必需品“超过公平份额”；要是受控商品是生产用的原材料，就有公司会被指责为“囤积居奇”。鉴于此，政府会推出一系列规定，指定谁有优先购买该商品的特权，或者由政府机关决定分配给谁，分配多少， 如何分配。一旦实施配给制度，就意味每位消费者，不论他愿意以多高的价钱购买更多的某种商品，他都只能得到某一最大限额的配给。

总之，一旦采取了配给制度，就意味着政府采取的是双重价格体系，或者是双重货币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每位消费者除了持有一定数量的钱币，还必须拥有一定数量的票券或“额度”，才能买到东西。换句话说，政府限价市场试图通过配给，去起到自由市场通过价格所起到的部分作用。之所以说只是“部分作用”，是因为配给只限制需求，而不能象更高的价格那样，还能刺激供给。

为了保证受控商品实现持续供应，政府可能扩大管制受控商品的生产成本。比方说，为了使牛肉的零售价格保持在低水平，政府可能限定牛肉的批发价格、屠宰场的牛肉价格、活牛的价格、饲料的价格、农场工人的工资。为了压低牛奶的送达价格，政府可能限定牛奶送货司机的工资、奶品包装的价格、农场的牛奶价格、饲料价格。为了压低面包的价格，政府可能限定面包师的工资、面粉的价格、粮食加工企业的利润、小麦的价格等等。

然而，当政府继续扩大受控商品范围的时候，无非是扩大了我们在前面所指出的价格管制的后果。假使政府有魄力有能力去限定受控商品的成本，成本控制也只会导致受控商品的各种生产要素（如劳工、饲料、小麦等等）出现短缺。这么一来，政府不得不继续扩大受控商品的范围，而其最终的结果与全面的价格管制是相同的。

政府可能采取的另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是提供补贴。例如，他们认识到，当把牛奶或黄油价格限定在市场价位之下，甚至与其它受控商品价格相比较都偏低，短缺就可能发生。因为生产牛奶或黄油的工资及收益率，还比不上生产其它商品。政府为了补救这种现象，对牛奶和黄油的生产者进行补贴。我们姑且忽略推行补贴在行政上的种种困难，并且假设补贴刚好足够确保牛奶和黄油得以持续生产，很明显，尽管补贴是提供给生产者的，但真正得到补贴的却是消费者。因为，生产者从净收益上讲并没有比允许他们以自由市场价格出售其牛奶黄油时得到的更多，而消费者却以远低于自由市场价格的水平买到了这些产品。两者的差价，正是他们获得的补贴金额——也就是政府表面上付给生产者的补贴金额。

现在，除非接受补贴的商品也实施配给，否则购买力最强的人会买得最多。这意味着，他们得到的补贴会比购买力较低的人更多。到底谁补贴了消费者，取决于政府如何征税。如果既是纳税人又是消费者，便是自己补贴自己。若接受补贴的商品很多，要辨别谁补贴谁就让人晕头转向了。然而有一点应当是明确的，那就是，补贴的钱必须由某些人来买单，并不存在什么可以使公众得到某种好处而不必付出任何代价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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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管制往往能在短期内显现出成效。它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运作得很好，尤其在战争时期，它会因人们的爱国意识和危机感而获得支持。然而，实施的时间越长，运作的难度就越大。当价格被政府强制压低后，需求会持续地超过供给。我们已经看到，如果政府为了防止受控商品供应短缺，试图去降低其生产成本，即压低其劳工、原材料和其它生产要素的价格，随之而来的将会是这些生产要素的短缺。倘使政府采取这个方针，政府不仅会发现沿产品线“纵向”扩大价格管制不可避免，也会发现有必要对不同产品线“横向”扩大价格管制。如果我们对 一种商品实行定量配给，民众得不到满足，尽管仍然存在过剩的购买力，需求将会转向某种替代品。换句话说，对任何一种日益短缺的商品实行配给，势必对仍未实行配给的商品造成越来越大的压力。如果我们假设政府有效地遏制了黑市（或者，至少阻止黑市不致壮大到足以左右法定限价市场的程度），继续执行价格管制必然会迫使政府将越来越多的商品纳入配给的范畴。并且，政府不可能只限于对消费者实施配给。在二战期间就不限于消费者，事实上，而是首先对生产者实施原材料配给。

总之，旨在将某种历史价格水平永久化的全面价格管制，其自然结果终必是一种完全专制性的经济。工资必须像物价那样，被强制压低。劳工必须像原材料那样，被强制纳入配给。最后，政府为每一位消费者规定了他能得到的每一种商品的数量，为每一家制造商规定了它能得到原材料的数量、能够雇用的劳工的数量。到那时，厂商竞价购买原材料将不被容许，竞价招揽劳工同样不被容许。结果会形成僵化的极权经济，每家厂商、每个劳工都听任政府支配，而最终，我们将放弃掉曾经拥有的全部传统意义的自由。正如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两个世纪前在《联邦党人文集》（Federalist Papers）一书中所指出的：“控制一个人生计的权力，就是控制一个人意志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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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所谓“完美的”、长效和“无关政治的”价格控制的后果。 政府管制酿成的一些大错，有一部分被黑市所化解。这个现象在一个又一个国家得到证实，在二战期间以及战后的欧洲尤其如此。在有些国家，黑市的成长壮大是以破坏法定限价市场来实现的，直至前者成为事实上的市场。然而，当权的政客们仍然力图通过维持形同虚设的法定价格来表明，即便其政策实施者们有过失，他们的立意是完全正确的。

不过，并不因为黑市最终取代了法定限价市场，我们就可以认为这个过程没有任何伤害。这伤害既有经济上的，也有道德上的。一些大型的老牌企业，过去靠的是雄厚的资本，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们在公众中的信誉，而在市场转型期，它们被迫限制生产或中断生产。取而代之的，是那些既无资本又无生产经验的皮包公司。这些新公司跟那些被取代的老牌企业相比效率低下，它们以远远高于先前企业用来继续生产其产品所需的生产成本，产出质量低劣、名不副实的商品。这是对不诚实的一种奖励。这些新公司之所以能够生存和发展，是靠钻法律空子，而顾客又与它们沆瀣一气。自然而然，道德败坏深入到经济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此外，政府价格管理部门很少真正做出努力，去维持他们一开始急吼吼要维持的现行价格水平。他们声称旨在努力“保持价格不变”。然而，他们很快就会以 “纠正不公平”，或者“社会公正”为借口，着手实施歧视性的价格管制政策，结果是政治力量强大的群体得到政策倾斜最多，其他的群体则得不到政策照顾。

由于当今政治力量大抵以选票来衡量，因此当局总是力求讨好工人和农民。起初，人们不太能把工资和生活费用关联起来，认为可以单纯地涨工资而不涨价。后来，当人们认识到涨工资势必以牺牲利润为代价时，官僚们则争辩说，反正利润本来都高，即便涨工资而价格不变，生产者仍可以获得“公平的利润”。由于并不存在一个一致的利润率，而企业的利润又各不相同，所以，对利润一刀切的做法势必将赢利能力最差的公司一举淘汰出局，进而导致若干商品的产量减少或停产。这就意味着失业、生产萎缩、生活水平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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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尽折腾去规定最高价格，其根本原因是什么呢？首先，是什么致使价格上涨，人们在这一点上存在误解。真正的原因是商品匮乏或货币过剩。法定价格上限根本无法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事实上，正如我们所见，它们仅仅加剧了商品的短缺。至于货币过剩如何应对，我们会在后面章节讨论。不过，隐藏在限价政策背后的谬误之一，倒是本书的主题。正如无数计划旨在人为抬高某些商品的价格，是政府一心顾及生产者的眼前利益而没有考虑消费者利益的结果，同样，通过法令来压低价格的那些计划，是政府一心顾及公众作为消费者的眼前利益，而没有考虑他们作为生产者的利益的结果。这类政策所得的政治支持，产生自公众思想中类似的模糊观念。人们决不愿花更多的钱去购买牛奶、黄油、鞋子、家具、戏票、钻石，去支付租金。任何时候，任何一样这些商品的价格高于先前的价位，消费者就开始忿忿，感觉遭人敲竹杠。

惟一的例外，是他自己生产的商品：此刻，他完全理解并赞成提价的理由。不过，他总容易把自己的行业看作是某种例外。“我干的这行”，他会这样说，“现在的情况相当特殊，一般人是不了解的。人工成本在涨；原材料价格也在涨；这种那种原材料已经不再允许进口，必须以较高的成本在国内制造。此外，市场对本行产品的需求增加了，应该允许本行产品做必要的提价，从而鼓励供给以满足需求。”等等。每个人作为消费者时，都会买很多种不同的商品；而作为生产者时，通常只生产一种产品。他看得出，压低自己的产品的价格是不公平的。正如每家制造商都希望他自己的产品卖到更高的价格，每个工人都想要更高的工资或薪金。作为生产者时，每个人都看得出价格管制限制了本行的生产。但是，几乎每个人都不愿将观察到的这个事实推己及人，因为这意味着他会付更更高的的价钱去买别人的产品。

简单地说，我们每个人都具备多重经济角色。每个人都是生产者、纳税人，消费者。一个人支持何种政策，取决于他当时从何种身份去为自身利益作考虑。犹如电影《化身博士》（Dr. Jekyll and Mr. Hyde），他有时处于这种身份、有时处于那种身份。作为生产者时，他便希望通货膨胀（这时主要顾及自己提供的服务或产品）；作为消费者时，他便希望政府限价（这时主要顾及他不得不掏钱买别人的产品）。作为消费者，他可能拥护或者默许政府实施补贴；而作为纳税人，他会愤慨为此埋单。每个人都很可能认为他能 应付各种政治力量，以便能从他自己产出的商品涨价中获利（同时还要他的原材料价格被合法的压低），同时他还可以以消费者的身份受惠于价格管制。但是绝大多数的人都在自欺欺人——利用政治力量操纵价格，注定得不偿失；因为管制价格不可避免地会限制和破坏就业与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