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阁立志传5恶人卡:评基辛格《论中国》和毕可思《争夺中国：1832年到1914年间的外来侵略》

作者：财新《中国改革》|来源：文摘|日期：2011-11-06

基辛格经常跳进两个陷阱：一个是把中国描述得比其实际情况更加铁板一块，另一个则是以奇特而非适当有用的方式描述中国文化。

　　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今年5月出版了新作《论中国》，此书在西方媒体中获得了广泛的关注，鉴于作者本人在上世纪70年代中美建交中的关键角色，这种关注是理所当然的。很多评论认为此书为我们观察当代中美关系提供了许多重要的角度。

　　我个人认为，此书有关基辛格本人在中国经历的章节十分精彩，我也早就认识到基辛格拥有一个十分独特的视角。尽管如此，和一些其他评论家，比如易明(Elizabeth Economy)一样，我认为他应该对其近年来与中国政府打交道的经历写得更加坦率些，就像此前他作为一个外交家、美国政府的代表一样坦诚。我和那些称赞他这本书的人的分歧在于，他对他踏足北京之前的中国历史的描述。

　　很明显，基辛格广泛阅读了关于中华帝国的很多学术著作——虽然从其引文来看，他是大量依赖于上世纪80年代前的文献;基辛格也了解了一些中华民国(1912年-1949年)的历史，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头20年的历史。总体来说，我认为他对于“乒乓外交”前历史的描述十分肤浅，甚至有误导性。基辛格经常跳进两个陷阱：一个是把中国描述得比其实际情况更加铁板一块;另一个则是以奇特而非适当有用的方式描述中国文化。

　　如果需要通过历史来理解现在中国的对外关系，我认为有另一本书更值得阅读：罗伯特·毕可思(Robert Bickers)的《争夺中国：1832年到1914年间的外来侵略》(The Scramble for China: Foreign Devils in the Qing Empire, 1832-1914)。

　　基辛格和毕可思的书非常不同：后者只提到1914年以前，并且更关注欧洲列强、尤其是英国和中国的互动;而前者则一直说到当代，并且更多地提到美国而不是英国。但是它们仍有很多共同点。比如，两本书都定位于求知欲强的普通读者。此外，两本书都由企鹅出版社出版，而且都很长(《论中国》约600页，《争夺中国》约500页)。最重要的是，两本书都大幅阐述中国外交史的模式和重要时刻，同时两位作者都认为，想要了解中国，我们需要知道中国在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这“百年耻辱”中，同西方及后来和日本的冲突。

　　鉴于这些相似之处，我们有必要考察哪位作者在这些共同的问题上，为读者提供了更有启发性和更值得信任的指导。比如，两本书如何解释中西关系——从18世纪末到20世纪中前期——经历了一段如此坎坷和磨难的历程?它们又是怎么关注中西方看待历史和外交的共同点与差异之处?就这些方面而言，《论中国》缺陷甚多(我给《时代周刊》亚洲版写的书评中说明了理由)，而《争夺中国》则描述得十分精确。

　　这两本书的一个关键差异在于“正常化”的中国行为。毕可思作为一个中国史和大英帝国史研究的专家，在这方面做得非常有效，但基辛格并没有这么做。对于最早对中美关系有兴趣的人来说，“正常化”会让他们想到尼克松、福特和卡特政府为上世纪70年代末中美关系正常化做出的努力——从这点说，基辛格值得赞扬。

　　一个经典的对中国“正常化”的阐释来自于柯文(Paul Cohen)1998年出版、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著作《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History in Three Keys: The Boxers as Event, Experience, and Myth)。柯文并没有刻意淡化义和团的特别之处，而是反对把义和团驱逐基督教说成是完全独特的现象。他提醒读者，在很多情况下，殖民地人民都对西方的到来有着类似的反应。他同时注意到被义和团攻击的传教士经常呼唤超自然现象来解救他们。柯文发现中国农民和美国农民遇到大旱时候的祈雨仪式类似。在说到“正常化”行为的好处时，《争夺中国》给出了同样精彩的阐释。这个阐释就是毕可思对“耻辱”这个比喻的论述：毕可思坚持认为，对“雪耻”的渴望，不仅影响了中国当代的外交政策，更是19世纪中期大英帝国侵略清王朝的动因之一。

　　基辛格没有提到以上任何一点，比如，《论中国》的第一章就叫“中国的独特性”。《论中国》通篇，基辛格都试图极力强调，面对“中国人”我们应当仰慕和担忧什么，而这些恰恰是中国与西方差异的根源。但“中国人”一词，也被基辛格片面化了，完全没有涉及民族、文化和宗教差异等。毫无疑问，这种研究方法来源于基辛格自己对中国的认识，这些认识来自他在中国的经历以及他所阅读的中国历史——对于20世纪前的中国史，基辛格过于依赖数十年前的作品：你不可能找到他阅读像柯文这样的、或者其他近期专著的痕迹。值得注意的是，基辛格总是展示中国独特的一面，令他在上世纪70年代外交的成功显得尤为引人注目。此外，对基辛格自己的公司来说，想要让他们的专业知识显得不可或缺，就必须让局外人认为中国的文化难以理解。

　　最后，我想提到一个现象的例子，基辛格常用此突出中国的独特性，但这个事例同样可以用作证明中国无异于他国。

　　基辛格常常宣称，在毛泽东及其部下向外界传递他们的形象时，往往愿意以一种反传统的形式出现。但同时，他们在阐述他们的行动计划时，又会习惯性地从历史中找寻现行政策的正当性。

　　在基辛格看来，“中国的独特性”就是这个国家和历史之间与众不同的关系。正是这种关系导致了一种持续的、不变的、独特的战略思想，而即便是政府曾发起的“破四旧”运动也无法撼动。

　　但这种说法存在两个问题。首先，毛泽东虽然严厉批评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方面——儒家思想的帝国主义变种，却也宣称被另一些方面深深吸引，尤其是农民起义的那部分。即使他们引用特定时刻在意识形态上失势的人或文献，毛泽东和他的同僚们的所作所为也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说特殊，这还不及一个西方的无神论者承认一个《圣经》故事，比如所罗门的故事是正确的;或者即便住在历史感很差国家的美国将军们，依然可以自信地提到类似“凯撒穿越卢比肯河”的战略，而此时房间里的每个人都明白他们想说什么。

（本文摘自：财新《中国改革》，作者：华志坚(Jeffrey Wasserstrom)，是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历史学教授和系主任。他还出版过若干著作，包括《全球化的上海(1850-2010)》(Global Shanghai, 1850-2010)，《21世纪的中国：每个人都需要知道的》(China in the 21st Century: What Everyone Needs to Know)等。）

网友评论(2)

200年前, 猶太人進口黑奴到美國作農民和工廠勞工，現在,这些懒惰的黑人出任總統，市長，不想做農民和工廠勞工,因此，猶太人將工廠遷到中國，中國人會做黑人拒絕的工作, 中国人比黑人更好,中国人做雙倍工作, 僅僅願意黑人工資的一半!

敢脚没有西人学者真正的了解中国。这个国家不住个十来年的说什么都是瞎子摸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