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专题 课程:双峰记——鲁迅与胡适

胡适和鲁迅，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界的双峰，身前、身后聚讼纷纷，可谓说不尽的话题。
　　
　　一、相遇
　　
　　从人生轨迹而言，两人的经历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划出了一个大大的“X”型。
　　胡适是安徽绩溪县人，但是并非出于清代著名的经学世家绩溪胡氏；鲁迅则是浙江绍兴人，官宦之家，但少年时家道中落了。胡适正好比鲁迅小十岁，1910年赴美留学，1917年归国；鲁迅1902年赴日留学，1909年正式归国，与鲁迅正好是前赴后继。
　　
　　两者的早年经历，对他们后来的人生、乃至整个中国现代文化领域都留下了深刻烙印。虽非出于绩溪胡氏，但胡适受地域文化的影响至深，他对清代经学考据颇为欣赏，而其注重材料分析的学术方法也明显受经学的影响。鲁迅因乡谊而亲近太炎，虽然谈不上章氏小学的传承，但是在文学趣味则完全与太炎推重两汉魏晋相契合。而两人的留美、留日，又为后人分析胡、鲁之别乃至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界留下了“英美派”、“留日派”的话题。这些当然是不错的，但是两者年龄足差十岁，对两者后来交往的影响却往往被人所忽视。胡适天真的乐观主义，注定了走改良主义的道路。而鲁迅的经历更复杂、对中国社会转型的焦虑也更深。
　　
　　两人归国后，最终在北京相遇，投入了一场名为“新文化运动”的大事件。这就是“X”上的那个交点。鲁迅的赴京早在1912年，入京担任教育部的官员，过了几年平静而寂寞的日子。而胡适的登场极富有戏剧性，1917年他还在美国时以《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正式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大幕。当他归国接受北大教职时，已在文化舆论界的漩涡中心了，很有些《红楼梦》中凤姐先声夺人的意思。而鲁迅真正崭露头角则在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和胡适高举文学理论不同，鲁迅在那场运动中的成就是以创作为主。此时，胡适对周氏兄弟非常欣赏，日记中记下了“周氏兄弟最可爱，他们的天才都很高。豫才兼有赏鉴力与创造力，而启明的赏鉴力虽佳，创作较少。”推崇鲁迅尤胜其弟。那是一段颇为愉快的时光，其间只有一次小分歧，起因是钱玄同唱“双簧戏”，自导自演一出“旧派”反对新派的笔墨官司。胡适对此很不以为然，以“凭空闭产造出一个王敬轩”为“轻薄之举”。而鲁迅则认为“矫枉不忌过正；只要能打倒敌人，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其实，鲁迅并非不知道钱玄同的轻薄病，也未必真赞成他这么做，那番话无非是为这位老同学、老朋友开脱一下，且只是私下的。区区数年后，鲁迅在与朋友的信中对钱玄同的评价是“是一个极能取巧的人，他的骂詈，也是空谈，恐怕连他自己也不相信他自己的话”，对钱氏的取巧与虚妄洞若观火，这种印象恐怕和“王敬轩事件”有脱不开的关系。当然，这一私下的分歧并未公开化，也未影响胡适对鲁迅的欣赏。
　　
　　但鲁迅坦承对胡适有一种莫名的不信任感，指其“与众不同”与“韬晦”。扬胡抑鲁的论者常以为鲁迅对胡适的怀疑是过分敏感、多疑，其实鲁迅也是有他的道理的。到了《新青年》的末路时，两人还客客气气写了信商榷“不谈主义”的问题。事由是胡适不满于陈独秀把《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的汉译本”，而提出在《新青年》上宣言“不谈主义”。而鲁迅直白地反对“不谈政治”，致信胡适“至于发表新宣言不谈政治，我却以为不必，这固然小半在‘不愿示人以弱’，其实则几《新青年》同人所作的作品，无论如何宣言，官场总是头疼，不会优容的。”胡适试图以“不谈政治”来消弭分歧、重建新文化阵营的合作，意图当然是好的。但是，“不谈政治”的权宜之计确实有“韬晦”的嫌疑，道理确是鲁迅的正大。本来，《新青年》谈文学、谈语言起家，可剑锋所指始终都在政治，学术的政论、政论的学术都不少，现在宣布 “不谈政治”怎么可能？因为涉及到Soviet Russia，后世对胡、鲁的这场争论有过度意识形态化的阐述。其实当时的胡适还不那么右，苏联道路可以试试之类的时髦话也并不少说。而当时的鲁迅对苏联道路的态度，最多比胡适多走那么一两步而已。两者只不过在“不谈政治”的宣言发表与否上有些不同意见，而在多增加些文艺方面的内容上有着共识。可见，鲁迅对胡适的不信任感，还是出于气质差异、处世态度的差别为多。胡适的调和周旋有他的苦心，但是权宜与折中的气味也是难免。以鲁迅决绝、敢斗的性情，自然有些隔膜。
　　
　　在新文化的合作时期，真正涉及到思想观点之争的问题是“整理国故”。其中的原委颇为曲折，也容易引起误解。“整理国故”本是黄侃、刘师培在1919年组织国故社时，站在新文化阵营对立面提出的口号，胡适接过来“入室操戈”的因素颇为复杂。首先是胡适的个人学术兴趣，虽然胡适的一生是“全盘西化”最积极的鼓吹者，但是他所有的学术成就都在国学领域。而其治学方法虽是标榜“实验主义”，却脱不开清代考据的气味。出于国学的底子和兴趣，胡适提倡“整理国故”。而他接过并改造“整理国故”的口号入室操戈，并不讳言要率领新派人物争夺传统学术领域的话语权，所以特别拈出“科学方法”的口号以示不同。同时，对中国传统文化遗产的研究整本属学界领袖组织学术活动的应有之义，新一代学界领袖的胡适当仁不让。总之，胡适是将“整理国故”置于学术范围内处理。
　　
　　而鲁迅则不，他是教育部官员和教师的双料身份，但其着眼点并不在大学里的学术活动，而是更倾向于社会改造、国民性改造。终其一生，鲁迅总是迫切地希望青年投入到和社会改造相关的学习和实践中。至于其余，他都报以怀疑与反感，由此生出了很多是非，国学或“整理国故”不过是其中的一种。这和胡适的学术气味当然有很大的差异。但是，因为这种分歧就断定鲁迅在二十年代批判“国学”是针对胡适的，那也是不明就里误解。鲁迅在22年前后对“整理国故”的批评大都指向“国学家”、“国学”，甚至特意指出“上海的国学家”，针对性还是明确的。他在1924年著名演讲《未有天才之前》中直指“整理国故”，言明是针对“旧派”的主张。可见，鲁迅是有意地给胡适主张的“科学方法”的整理国故留有空间，剑锋所指并不是胡适的操戈入室。
　　
　　其实，严词批评国学、“故纸堆”的同时，鲁迅本人很投入地整理校对《嵇康集》，并作一生最具学术成绩的《中国小说史略》，其方法与胡适主张的“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多有契合。这种国学领域的工作一直持续到1927年编纂《唐宋传奇集》。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如能理解鲁迅持论多是着眼乃至有些迷信青年改造社会的思想主干，便不以为怪了。总之，尽管胡适和鲁迅同为民国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同样对社会进步怀有极大的热诚，径路和视角却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以学术活动为根底，对社会的改造和改良的理解没有超出学术理论的视野范围。而另一个则是从面对社会黑暗面出发，走向了激烈抗争的道路。
　　
　　二、歧路
　　
　　1926年注定是曲终人散的年份。这年前后，胡适交好的陈源与鲁迅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已经离京赴津的胡适致信陈源、周氏兄弟，意图居中调和，对鲁迅尊重有加，并不偏帮陈源。随后，胡适出国；而鲁迅也在同年八月离京，开始一年的南北辗转，最终落户上海。鲁迅最后的人生始于这次定居。而胡适于次年也到了上海，绕了一圈还是和鲁迅“汇合”。可是，办新月书店、掌中华公学、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董事的社会名流胡适与日渐左转、坚守反对派立场的鲁迅真是相遇不相亲了。有趣的是，直到1933年前，战斗着的鲁迅与胡适亲近的朋友圈子多有摩擦，构成其杂文创作的一种母题，但是有意无意地避开了胡适本人，捏拿着分寸旁敲侧击。而此时的胡适对鲁迅既有恼火的一面，也有回护的动作，仿佛别有一种纠结。比如，胡适对鲁迅的成就还是高度推奖，胡适在1928年写的《白话文学史》的“自序”里这样说:“在小说的史料方面，我自己也颇有一点点贡献。但最大的成绩自然是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这是一部开山的创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断制也甚谨严，可以替我们研究文学史的人节省无数精力。”这种厚道是胡适一生的长处，但鲁迅峻刻批评的背后真是那么“阴贼、刻薄、气量褊狭、多疑善妒、复仇心坚韧强烈，领袖欲旺盛”（苏雪林语）？至少不是阴贼，因为鲁迅的骂虽文字峻刻，确实是当面骂过去的，而且骂得很难听。而且，鲁迅针对胡适圈子的批评固然有个人化、情绪化的一面，却也不乏深刻的观察。
　　
　　1930年，胡适发表《知难，行亦不易》，尖锐批评国府无宪法的“训政”。1931年，鲁迅因胡适奉召与蒋见面，发表了一篇《知难行难》，点名挖苦了胡适22年见宣统、今年见蒋介石，到末尾点出一笔，今天读来也是很有兴味的：
　　“新月派”的罗隆基博士曰：“根本改组政府，……容纳全国各项人才代表各种政见的政府，……政治的意见，是可以牺牲的，是应该牺牲的。”（《沈阳事件》。）代表各种政见的人才，组成政府，又牺牲掉政治的意见，这种“政府”实在是神妙极了。但“知难行易”竟“垂询”于“知难，行亦不易”，倒也是一个先兆。
　　
　　这段话切中了罗隆基投机得不顾逻辑的要害，也提醒了胡适《知难，行亦不易》中争取宪政约法的政见本怀。对胡适身边良莠不齐的英美派“朋友”，鲁迅比胡适看得明白；对根本政见不可不守的要害，鲁迅也看得很清楚。这篇文章一直被视为鲁迅严厉批评胡适的典范，开篇即扯出胡适22年见宣统的写法确实可议，但是文中的洞见是值得深思的，最后以罗隆基收笔还是有分寸的。这当然是有鲁迅有意为之的。
　　
　　鲁迅定居上海的时代，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段路。这段路走得很崎岖、很艰难，留下了大量的论战文字和真假话题。不过，至少在1933年前，胡、鲁之间总有些说不清的牵绊，尚不至于激烈的正面冲突。然而，他们对世道的看法，已经不可同日而语。胡适的口中“革命”越来越指向形上，现实问题中确实主张改良，经常以声色俱厉的批评方式做当局的外科大夫。而鲁迅，连正经说他们的兴趣也提不起来了。两人的心理距离很难判断，绝非单纯的交恶，却又比交恶还要遥远。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是可谓人文荟萃，相聚于此的文化名人却心在异乡，这能算相遇么？歧路上的行者，擦肩而过。
　　
　　三、决裂
　　
　　伴随着日军侵华，日寇入侵的外患问题冲击时局，对文化界的影响至为深远，胡适和鲁迅都深陷其中。至1933年，内忧外患激起了一系列事件，终于让鲁迅对胡适的呛声达到高潮。
　　
　　外患问题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背景因素。其实，1900年的庚子之难至日军侵华的三十年间，中国并未遭遇过真正意义上的侵略战争。欧战的纷乱及殖民主义的退潮，使列强在东方分身乏术，加之中国政治家在外交知识与技巧方面渐趋成熟，那三十年的国际处境要比晚清道、咸年间大有改善。可是，外患在中国社会积累的社会心理压力并未因此缓解，反而经过现代舆论的建构愈发放大。政治层面上，政权的倒台大都与外患有关，“外交软弱”、“通敌卖国”是在野势力、地方势力问鼎中央的制胜牌，但是上台之后复被打，几乎是谁碰外交谁就死。文化层面上，文化与国运之间对应关系的理念建构就是依托于极度紧张的外患意识之上——与其说是“救亡压倒启蒙”，不如说是“救亡”催生“启蒙”。当初胡适和鲁迅们的新文化主张之所以摧枯拉朽、所向披靡，正得益于外患意识催生的焦虑心态。新文化运动获得巨大成功后，这种模式被继承和发挥，中国知识界整体上处于对现实政治、文化激烈批判的立场，仍然热衷以“救亡牌”占据舆论制高点。
　　
　　但是，“狼”真的来了，救亡成了一个真正的现实问题时，知识界的立场显得很微妙。胡适这样的学界领袖、社会名流，既有广泛的人脉，也有参与外交事务的才能，还有很高的社会声望。在国难之际，这些无疑是战时政府急需的。但是，胡适的尴尬是，转身服务于一个被知识界（包括他自己）批评多年的政权，阻力与误解是难免的。与此同时，英美背景深厚的胡适一旦入局，必与外交有关，也很难逃过晚清以降谁办外交谁倒霉的诅咒。内外两面，胡适都要面临时代的考验，其中正包括面对鲁迅的审视。
　　
　　与当局互动关系的调整，是胡适首先面临的严峻问题。早在北洋时代，胡适就因为主张“好人政府”、参与段祺瑞政府的善后会议遭到过激烈的批评。好在那时并没有参与的紧迫性，胡适卷入其间的时间很短，没有严重的后果。而这次，日寇的野心昭然若揭，渔阳鞞鼓时时在耳，战时体制呼之欲出。南京政权是无可替代的战时政府，还是要推翻颠覆的反动政府？是在合作中求改良，还是借外患压力解决内部政治问题？那已经不是神仙打架的理念问题，而是非此即彼的现实选择。正面冲突不可避免。
　　
　　全面抗战前夕，中国文化精英开始剧烈震荡、分裂。事起宋庆龄、蔡元培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这个组织成立于1932年底，是鲁迅和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之后之后唯一一次形式上较为紧密的合作。但是，次年3月3日，胡适就被开除了。如此唐突的结局发生在善于调和周旋的胡适身上，是很罕见的。可见双方冲突之剧。这就是著名的“胡适案”，当代学者邵建有专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之“胡适”案》详析此事。这里略述其意。
　　
　　此事起因并不复杂，31年初“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成立，首先通过了视察监狱的决议。上海总会派来的杨杏佛连夜联系了掌管华北的张学良落实此事。第二天一早他与胡适就去视察了北平的三家反省院，行动不可谓不速。但其后的事态发展出乎胡适的意料。
　　四天后，胡适收到上海送来的宋庆龄签名英文信、史沫特莱的信及自称反省院政治犯的匿名控诉信。根据控诉信中指控反省院中的种种酷刑，宋、史二人则要求北平分会立即向当局抗议，要求停止私刑、释放政治犯。胡适当即回信汇报前几天视察的情况，信中提到视察中他和犯人有很详切的谈话。犯人诉说院中苦痛，最大者为脚上带锁，与饭食营养不足二事，没有人谈到私刑吊打。胡适说“谈话时，有一人名刘质文，是曾做苏联通讯社翻译的，他与我英文谈话甚久，倘有此种酷刑，他尽可用英语向我诉说”。因此，胡适认为， “随便信任匿名文件，不经执行委员会慎重考虑，遽由一二人私意发表，是总社自毁其信用。”胡适的态度很明确，匿名信里的信息和他视察时获得的信息严重不符，他倾向于眼见为实。这确实是实验主义的理性态度。
　　
　　可是，信还未寄出，第二天一早胡适就发现当地英文报纸《燕京新闻》登出了宋庆龄的公开信和那封控诉书。下午又收到史沫特莱的消息，知道《大陆报》也已发表此文了。这当然引起了张学良方面的不满，派人质问。而这时，又有两封控诉信见光，一封是经杨杏佛之手的转到胡适的，所指情况和上海方面转来的匿名信大不相同。胡适因此判断第一封匿名信为捏造，一面发信要求上海总会追责，一面致信《世界报》澄清。胡适在接受采访时说在采访中，胡适指出：“改良不能以虚构事实为依据。象那封信和报上所说的那种乱说和夸张，只能使那些希望把事情办好的人增加困难。”这已经不是那封未寄出的信中殷殷劝导的平和态度了，胡适显然对沪方的作为相当恼火了。
　　
　　京沪对反省院是否存有酷刑各持一词，那么宋庆龄派来的、又亲历视察现场的杨杏佛的旁证最为重要，而他也认为匿名控诉信“文中所云，即使有之，必在入反省院前，不能笼统便加入反省院也”，基本支持胡适的慎重意见。但是，这并未把事态的发展拉回调查取证的正规。事态继续升级，宋庆龄发长文点名斥责了胡适，再后鲁迅有针对性的发文《光明所到……》，劈头就是“中国监狱里的拷打，是公然的秘密”。宋、鲁的持论都从反省院的具体事实转移到“中国监狱的普遍现象”，胡适自然不服。一通激烈的交锋后，最终以胡适被匆匆开除了事。
　　
　　事件发展到割袍断义的地步，表面上看是“反省院事件”的歧见引发的。胡适力主就事论事、调查取证的立场以求改良监狱人权，而沪方的宋、史则是是要借“普遍现象”实现立刻释放政治犯的政治目的。这样的立场差异下，胡适责怪沪方虚妄，而沪方责备其不配合，遂至抵牾，一发不可收拾。但是，事件背后的深层次分歧更大。胡适的思想根基在改良。面对社会问题，他理想的路径是向上争宪政法制的建设、向下求具体社会问题的渐次改进。这一理路中，一面要把当局施政作为批评的对手，一面要争取当局的合作以期改良。胡适当时是以批评促改进，以具体问题的解决为目的，而非以批评为颠覆的口实。而胡适对沪方的回应中有这样一段话很值得重视，“把民权保障的问题完全看作政治问题，而不肯看作法律问题，这是错的”。民国政局的最大症结就是朝野各种势力都不能把政治问题在法律层面解决，以至于各方长期毫无余地地走在“颠覆—镇压”的独木桥上你死我活。胡适的警惕与反感未为无因。
　　
　　况且当时处于日军大规模侵华的山雨欲来，胡适正以以极大的忧虑关注战事，周旋于蒋介石、宋子文、张学良等政要之间，抗战大局的背景下，趁火打劫式的斗争尤不可取，对沪方借机扩大事态又了多一重反感。实际上，就在第一次回信沪方的同一天，胡适还起草了一封劝“不抵抗将军”张学良下野的信。这时候横生枝节，胡适的为难与愤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恰恰不是局外人的鲁迅可以得知的内情。
　　
　　而在宋、史、鲁看来，“普遍现象”不证自明，视察与否、证据真伪无非形式，岂能得出反面的结论？视察也好，调查也罢，只能为“释放政治犯”之目的作注脚罢了。胡适是着眼于以法律制度内争取普遍的民权保障，宋等则是以保障民权为口实达到政治犯释放的目的。两相比较，考察事实的方法上，胡适笃信证据的步调较小；而民权保障的人群范围，则是沪派的着眼为低。双方存在根本性的分歧，不欢而散是当然的。
　　
　　有趣的是，开除胡适的决定究竟出于谁的主意，又扯上了鲁迅。邵建虽不尽采信“据说是鲁迅的提议”，但是仍然以“想当然”“莫须有”的口吻说：“假设一下，如果让鲁迅处理这件事，我相信，他确可能会这样做”，这种凭空的推测恰恰是很不“胡适”的。因为这一事件可见的材料很多，各方面的观点与行动皆有迹可循，没有假设如何的余地。
　　宋庆龄一开始就主动介入此事，对胡适的反应最早也最激烈。开除的电报是宋庆龄和蔡元培联署的，再考虑到宋在同盟中的领导地位，急吼吼作出开除决定出于宋意毫无疑问。从鲁迅方面看，他参与争论发表《光明所到……》与胡适针锋相对，已经是事件发生一月之后了，而与这一事件有关的《王道诗话》也不过早几天罢了。尽管两篇文章的措辞都很尖刻，其性质只是迟到的表态与追认，跟着宋庆龄早先定下的调子罢了。再从折冲京沪两面的蔡元培、林语堂的方面看，都未提到过鲁迅参与处分的讨论。尤其是有林语堂参与其间，如果鲁迅真有那样的提议，不可能没有表示。而胡适本人，也没有将开除决定和鲁迅联系在一起，却与昔日好友杨杏佛有了严重的心结——不久杨杏佛惨遭刺杀后胡适没有公开表态，甚至个人日记里也只有很冷淡的一笔。这不仅有违旧谊，且与事件中杨杏佛的力持善意很不相称。杨虽然是沪方派来的，却能持论公允，吃力不讨好地在两面做工作。而且，他对同盟存在的目的是主张“争取最低限度的民权保障”，与胡适也相近。公私两面都对得起胡适。唯一能解释胡适异常冷淡的理由，只有杨作为宋个人代表的身份以及与宋关系密切而迁怒，矛头所指还是在宋。总之，从哪一面看匆忙开除胡适的决定怎么看也扯不上鲁迅，“鲁迅提议”说的谬种流传颇可思量。这究竟是什么因素造成的呢？笔者以为，还是长期以来对胡适、鲁迅的形象建构、“符号化”引致的想当然之辞罢了。
　　
　　杨杏佛的横死，直接导致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解散，距离开除胡适不过数月。对杨杏佛之死，鲁迅先亲赴现场，又不顾危险参加了悼念活动，并发表了沉痛的悼亡诗，可谓仁至义尽。而胡适正在负气而沉默——素以知情意、有温情著称的胡适其实也有情绪化的一面，这在他被“符号化”的过程中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胡适的沉默在鲁迅心目中留下了什么恶劣的印象难以确考。不过，鲁迅对死生之事的敏感是很明显的，一生与死亡有关的主题很多，擅长做有分量的悼亡文字。特别是对朋辈的身后事尤为看重，往往惹出是非。比如他曾因误会林语堂没参加刘和珍的悼念活动而闹得几至绝交，旁人看来真是有些不可思议，但这确实是文学家的敏感特质。因此，激烈冲突的事件本身，以及杨杏佛死后胡适的冷淡，使鲁迅对胡适的攻击从旁敲侧击上升到激烈的正面抨击。
　　
　　鲁迅带有强烈个人情感色彩的激烈批判，在“胡适”案稍后发生了一个乌龙事件中爆发出来。
　　
　　四、冲突
　　
　　此事和胡适的参与外交有关。1933年3月22日，据称是胡适的讲话发表在《申报.北平通讯》，其中一句话“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悬崖勒马，彻底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区区四天后的26日，鲁迅以常用的笔名“何家干”在《申报.自由谈》发表《出卖灵魂的秘诀》，抓住“征服中国民族的心”大加鞭挞，扣上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的大帽子。可是，报道的夸大失实是很常见的，鲁迅本人就受过好几次害。涉及到胡适的这则报道，也颇为可疑。而且，即使真如报道那样，也只能算是表达的方式过于夸张。鲁迅的批评如此断章取义、乱扣帽子，是很失态的。虽然后人考据此文实际上出于瞿秋白之手，那样粗相的文字也确实可疑，但是鲁迅准其用自己习用的笔名发表，并收入《伪自由书》中，说明这种观点和表达至少是他不反对的。并且，此后鲁迅也抓住这句断章取义多次发挥，不能归咎于受瞿秋白的蒙蔽于一时吧。值得注意的是，此前数年间鲁迅对胡适的不满时时在文章中显露，但是这样失态的攻击是没有的。怨念陡然升级，因一个很失实的报道爆发，恐怕还是和民权保障同盟“胡适”案中激起了严重的对立情绪大有关系，非关抗战态度的主旨。那么，两人对抗战的观点、立场到底如何呢?
　　
　　后世评价胡适和鲁迅对抗战的态度时，呈现出戏剧性的一边倒。
　　扬鲁抑胡时，就称颂鲁迅的《中国人的脊梁》；对胡适与“低调俱乐部”的关系大加发挥。抑鲁扬胡时，就反过来指责鲁迅和内山完造的交往、抗日文章太少；而对胡适就避而不谈“低调俱乐部”，只赞扬他的对美外交成绩。那都是把历史当作小姑娘任意打扮的伎俩。
　　
　　先谈胡适，胡适的“低调”不是始于全面抗战的1937年，而是从“九.一八”以后开始的定见。1931年他就致信宋子文，建议按照日方提出的条件展开对日外交，开展东三省的善后，避免战争扩大。1933年的中日签订《塘沽协定》，也有胡适活动的身影。而且，胡适在多种场合表达对日外交以争取和平的意愿，也不讳言对华北战局的悲观。按照“正统史观”的笔法，抗战前期的对日外交、停战努力一概贬低，斥为“不抵抗”、“投降活动”。那么，胡适大概也可归类为不大不小的罪人。这也确实是近现代中国舆论界对外交怪诞理解的延续——凡所谓外交，不管情势如何必须强硬到底，否则就是舆论的大力抨击。动辄高喊“玉碎”，才受追捧。而这个调子正是当年“五四运动”定下的，其后朝野之间互相争夺舆论支持，“玉碎”的调子不能不一浪高过一浪，谓之愤青绑架中国外交三十年是不为过的。如此僵硬的外交观念，既不能为国家换取布置应对的时间、争取国际同情与支持的空间，也不能为人民减轻痛苦。而胡适周旋于朝野之间的停战斡旋是对形势清醒的判断，也减轻了各方外交努力上的舆论压力。今天回看抗战，固然要看到37年全面抗战的艰苦卓绝，也要看到全面抗战之前的外交努力取得的宝贵时间与国际同情，得以把抗日战争拖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格局中，将敌人置于两线作战的困难中，这对最后赢得胜利具有战略意义。
　　
　　而力争停战、对战局的悲观，并不等于胡适反对抗战。1933年3月初，日本军队侵占热河。胡适立即写了《全国震惊之后》，强烈谴责热河守军的溃退。同时，又写了《日本人应该醒醒了》，宣示“即使日本的暴力进一步发展，即使日本人占领了华北，甚至深入到长江流域，中华民族也是不会屈服的”。同年，他还受傅作义将军所托，为长城抗战中死难将士公墓作碑文，洋洋洒洒千字白话碑文，结尾道““这里长眠的是二百零三个中国好男子!他们把他们的生命献给了他们的祖国。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来这里凭吊敬礼的，要想想我们应该用什么报答他们的血！”，质朴感人。1935年，胡适赴美国、加拿大展开民间外交，51天行程里演讲58次，甚至抱病上讲台，可谓殚精竭力。这是反对抗战吗？身处抗战爆发的历史转机，胡适在1933年的日记中记下了这样一笔——“我们说的是空话，人民受的苦痛是事实。”他的低调是反对空话的高调、趁火打劫的高调，而努力的是减少人民受的苦痛。至于所谓“低调俱乐部”，其实只是在抗战初期的一个非正式的私人圈子，经常到周佛海的宅子去或是聚会、或避轰炸，大致的方向是对战局不抱盲目乐观，反对乱唱高调。既没有组织程序，也没有共同的纲领。只不过，这个私人圈子的核心周佛海后来跟着汪精卫成为汪伪政权的要角，便在历史叙事中被有意无意地污名化了。比如硬加上了汪精卫作为所谓“精神领袖”，那真是荒唐得可以。因为，当时连周佛海本人都属蒋系人马，同列“俱乐部成员”的陈立夫、陈布雷更是铁杆的蒋系文官，而汪精卫并未参与这个圈子的活动，根据后来事态的发展硬要拖上他，只好追封个影影绰绰、莫须有的“精神领袖”了。“低调俱乐部成员”对抗战前途的判断、战与和的主张是否正确当然可议，但是其性质只是一些非主流的时局观点罢了。如果说当时受到战争情绪的影响，不能作持平之论还情有可原。那么，到了历史研究的领域还以“意见犯”待之，真是不知所谓了。在历次运动中贬低胡适的持论中，夸大这个“历史污迹”，尚能理解；而在扬胡的持论中，可以回避这段历史，也是视为污迹吧。这又该怎么说呢？虽然是捧他，却不能理解“我们说的是空话，人民受的苦痛是事实”的深意吧。
　　
　　较之胡适，鲁迅在抗战中的言论更为扑朔迷离，加之过早的离开人世，更留给了后人很多“想象的空间”。这是由其身份和处境决定的。相对胡适活跃于政、学界的主流身份，无论主观愿望如何，必将成为抗战事业的局内人。鲁迅则因其一贯的民间反对立场，始终处于“局外人”的境地。这一点上，他不仅和胡适迥然不同，甚至与周扬等有组织背景的“文化人士”也不同。尽管晚年的鲁迅与组织之间的关系变得密切，但是毕竟不是真正入伙，个人表达还有较大的自主空间。不至于忽而切齿痛骂人人可杀，忽而高喊万岁的“舵效”灵活。因此，鲁迅在抗战早期中独特、奇异的存在，恰恰是他在时代洪流中保持了个人立场的社会批判者本色。时局变了，大家都变了，而鲁迅没有变，还是“不合时宜的批判者”，因此显得另类。而且，任何研究者都应该注意到，尽管鲁迅和胡适都有公共知识分子批判社会的共性，但是两者的处境截然不同。胡适更贴近学院、政坛的主流，在抗战爆发时，他有入局做事的立场和责任。而鲁迅离开大学校园很久，以作家身份活跃在公共领域，与学术圈、主流政治均已疏离。加之晚年的心境与日趋衰弱的身体都无法和正当壮年的胡适相比，当然不可能、也不必如胡适那样迅速调整步调，去入局做事、担当重则。而垂暮之年的鲁迅，在身心俱疲的状态下，在抗战初期保持旧日生活的步调，真的不可理解吗？向死而生的战士，难道不可以有生的眷恋、生的意趣吗？鲁迅对种种“高调子”报以讽刺、处以漠然，不趋时地做些热闹文字，与胡适的“低调”又是怎样的共鸣？
　　
　　在抗日的问题上，鲁迅的遭遇与胡适相似。批评者从文字中、生活中找出很多鲁迅和日本人“黏糊糊”的证据，以为得胜了。吹捧者的不平也激发了很多创造力，找出很多迅哥的“抗日文字”。很热闹的样子，却很无聊。为什么鲁迅要凑趣地热血沸腾、慷慨激昂、苦大仇深？难道今天还在信奉“文学”必须“国防”吗？
　　
　　抗战背景下看鲁迅和胡适，如果以所谓的“政治正确”去裁度衡量，那是可以找出很多口实的，两人都不能免。但是，那些都脱不出“高调子”的范围，做事的人需要心念“人民受的苦痛是事实”，观世的人要有冷静的自信力。这正是近代以来中国最缺乏的两种品质。
　　
　　五、终焉
　　1936年，鲁迅过世，享年五十六岁。在他身后，迅速被拱上神坛。有人讲这是违背他的本意的，有人讲这是他一生追求的，其实都不关鲁迅的事。说自己不要当皇帝而想着当皇帝的人很多，欲为领袖奋斗终身而不得的人也不少。想与不想、成与不成，真有那么要紧？谁讲得清楚？斯人已矣，其实都是活人自己的事情。
　　
　　鲁迅确实死了，而和鲁迅相关的命运还在继续，演绎出一幕幕人间悲剧。神坛之鲁迅比起被打到的孔家店远能吃人，胡适留在大陆的朋友们大都受到牵扯。但是，这笔账竟要找鲁迅算吗？那么，不要忘记，他最后的挚友胡风、冯雪峰等倒的也很早、命运也很惨——吊诡的是，鲁迅的宿敌们周扬们、郭沫若们倒成了鲁记神坛的铁棒喇嘛。这肯定不是鲁迅的本怀吧。当然，结果确实是鲁迅反感的都倒霉了，以至于人们难免把鲁迅生前骂过的、反对过的都看做性命攸关的严重事件。其实，这是逆推了因果。比如被鲁迅骂得最惨、最无道理的梁实秋，也不过是生气骂还罢了，并不影响他丰富多彩的后半生什么。也不影响他继续对鲁迅评价的不敬或中肯。由此观之，到底是死人作孽、活人倒霉，还是活人作孽、死人受累呢？
　　
　　被拱上神坛，是鲁迅的晦气。“吃鲁迅”可能比“吃教”更怪诞。神明本来就是要凡人拜的，虔诚叩拜是应有之义。对一个昂然的战士，匍匐崇拜得不能自已，岂不是很荒谬?满脸正经地大谈继承鲁迅思想、鲁迅精神的，是拿鲁迅当盘菜罢了。
　　
　　如果说鲁迅的不幸在于死后的异化，那么胡适的不幸则是真切的跌宕起伏，盛极而衰、晚景尴尬。
　　
　　36年后，伴随着全面抗战，胡适的人生走向巅峰。从非正式的对美外交到正式出任驻美大使，其后虽有短暂的消沉，却很快回国执掌北大。载誉而归、名满天下的胡适，而后又被提名为考试院院长，甚至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四十年代的胡适距离最高政治舞台只有一步之遥。其声望之隆，朝野无人可匹。不过，直到离开大陆前最后一刻，他仍然是北大校长而已。
　　
　　当鲁记神坛与军事胜利一起降临后不久，一场轰轰烈烈的批判胡适运动在神州大地展开。胡适的学生如吴晗，儿子胡思杜都发文批之，至于被迫表态、积极表态的老朋友更多。后世谈及胡、鲁关系时，总是很自然地视为高度对立、善恶二元（包括颠倒过来的善恶二元）又有多少是受到这场运动的影响呢？
　　
　　海峡对面，鲁迅的文字也遭到了和政治捆绑的命运，受到全面禁绝、批判斥责的待遇。所幸的是，终归停留在口诛笔伐的纸面状态。而在对岸的胡适晚年也并不幸福。“雷震案”先是波及到胡适，而后他积极营救未果、痛苦悲愤的同时，还要忍受晚辈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殷海光们批评他的“软弱”。同时，新儒家等新学派的崛起，对胡适“全盘西化”的文化观展开了攻势，晚辈们更好的学养与当时的政治、文化氛围，都令胡适应付得很艰难。处于自东西两面的晚辈夹击，胡适的难堪可想而知。但是，胡适还是胡适，该说该做的并不含糊。执掌中研院时发生了那样一件事：老总统训话，要中研院发挥反共反俄、复兴中国文化的任务，胡院长当场回呛“我个人认为，我们学术界做的工作还是在学术上，我们要提倡学术”。场面相当尴尬。时在1958年，大陆反右已经取得完全胜利，开始向“地上天国”冲刺。四年后，胡适过世，蒋介石亲赴吊唁，挽曰“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对这位相伴三十余年的亦敌亦友哀荣备至。又四年，大陆开始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导火索就是胡适昔日提携的弟子吴晗创作的《海瑞罢官》。胡适之死，倒也免去了噩号频传的痛苦，也算种另类的幸运吧。其后的十年中，鲁迅的著作是大陆几亿人可以公开阅读的少数几个作家。那是一个时代的终焉，对胡适、对鲁迅都如此。
　　
　　X型的人生轨迹、49年后政治捆绑所营造的胡、鲁之间的对立态势，都很容易让人想到两者的异，却遮蔽了二人的同。他们都受到了“天演论”的影响，有着社会进化论的底子；都在文学革命和文化批判上用力甚大；都对文学的改造社会功能笃信不已；甚至都对容纳两人多年的上海不抱好感。甚至两人的背后都有一个为自己守候一生的女人，鲁迅的朱安夫人，胡适的韦司莲小姐。这究竟意味这什么呢？
　　而且，胡适和鲁迅都是民国文化人中有数的富人，胡适兼差多、俸禄厚，稿费也不少。而鲁迅的稿费收入、出版收入与理财能力也带给他充裕的财力。而两人都在自己的朋友、后辈圈子里“挥金如土”，有“今孟尝”之风。待朋友有情有义，出钱、出力、出眼泪。曾经阔过的胡适，身后除了一屋书外，只有二百元遗产。人际交往中，胡适给人的印象温厚和煦如春风沐人。其实，鲁迅在私人朋友中也是善谈笑、喜交友著称的。后人可以从最痛恨鲁迅者——如高长虹的笔下，看到一个抽好烟且自承“不差这点钱”的享受生活、很有生趣的鲁迅。
　　
　　我们不得不反思一下，多年来对胡适、鲁迅的研究，非此即彼、厚此薄彼的“研究”、“评价”是否真有意义。他们之间的合作、分歧、冲突，自有真相可查，其中的是非当然可以商榷。但摒弃深文周纳、穿凿附会是必要前提。在胡、鲁之间交往、分歧与交恶的研究中，往往有拔高之嫌。或从政治角度，或从思想角度，抽象出一些奥妙，甚至受到党争的分析模式影响，突出其尖锐与决绝，却抽离了人情、心理与场景的具体因素。这样的研究，结论不可能不偏颇。而人物本身亦变得面目不清，非神即魔。捧杀与骂倒，其实都是一样的。如果说胡适和鲁迅是20世纪中国文化界的双峰，那么后人是该驻足仰望、浮想联翩，还是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直到今天，还是一个值得思考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