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英语口语大典:“红色重庆”的价值与挑战

　　过去的一年里，这个中国最年轻的直辖市高举起社会主义大旗，从经济、政治、文化等层面全方位重塑社会主义价值观，这样的政治实践，被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学教授王绍光概称为"中国式社会主义3.0版"。重庆试验引发的波澜也早已超出了一级地方政府的范围，

　　伴随而来的，有狂热的颂扬，也有粗鄙的攻击。

　　在2010年即将结束时，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奔赴重庆，做了3天考察，对重庆试验给予了高度评价和肯定。这场在当下中国复杂语境下展开的地方政治改革实践，毫无疑问是2010年中国政治改革进程中最值得剖析的镜像。

　　经济问题

　　王绍光将中国过往的社会主义实践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从1949到1978年的匮乏阶段，主要特征是经济发展水平低，社会产出仅够维持人们的基本生存，在这样的条件下，尽量保证所有人的基本生存条件是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唯一途径;

　　第二是从1978年到2002年的温饱阶段，

　　中国开始进行改革开放，公有制的一统天下逐步被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所替代，计划经济逐步演变为市场经济。这一阶段中国最大程度上消灭了贫穷，提高了大多数人的收入和消费水平，但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社会公平、职工权益、公共卫生、医疗保障、生态环境、国防建设等，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让人们普遍感到不安全、不平等、不舒适;

　　第三则是小康阶段，以 2002年中国人均GDP跨越4000美元大关为起点。

　　这一阶段的根本任务应该是探索如何加大对那些能切实改善大多数人福利领域的公共投入。

　　" 如果说在温饱阶段私人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有助于社会福利改善的话，那么，进入小康阶段后，私人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已不再是社会福利改善的主要动力，它与社会福利改善的正相关关系开始递减，甚至走向反面。"王绍光说，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重庆模式，才能看出重庆所做的诸多有益探索的价值。

　　事实上，如果将重庆模式简要归纳，最重要的突破，一是进行从农村到城市的土地制度改革;二是在城市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这样的举措与1949年到1956年那段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时期颇有异曲同工之处，只不过语境已经转换成2010年的中国现实。

　　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及其所依附的户籍制度，早已成为中国现代化转型中最大的症结之一，无论是在政界还是知识群体中，争论多年，而共识仍无，各地改革试点零星闪现，但规模与成效均意义不大。，作为土地制度弊病附属品之一的城市超高房价困局也就一直无法破解。

　　2008年底，重庆成立了中国第一家土地交易所，农民可以将自己的土地拿到交易所去买卖，引入金融机制，通过地票交易，而不是征地拆迁来获取土地开发权，这一试验的效果已经初步得到了现实的检验，根据公开资料，该交易所成立以来的5次拍卖中，每亩成交价格平均为10万，远远高于一般的征地拆迁。

　　更重要的是，土地交易的整个环节基本都有政府或者政府出资的企业来控制，简单说来，政府掌控了大部分土地所有权，在整个土地开发过程中，重庆并没有像其他地方政府那样引入从事土地开发的地产商，减少了交易环节，从而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城市的房价。这个层面的重庆经验也得到了包括郎咸平在内的诸多经济学家的褒扬。

　　相较于土地和户籍制度的革新，重庆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引起的争论更多。尤其是2009年以来，整个传媒界以及知识群体对"国进民退"现象的集体批判声中，重庆依然对隶属于市政府的城投、高投、地产、水投、水务、开投、渝富、高发等八大国有建设性集团增资扩张。

　　极力扩张国有经济，重庆的领导者不仅是这么做的，也这么说。

　　今年9月份，黄奇帆在接受著名记者胡舒立访问时，当被问到，政府何时退出对企业和经济事务的掌控时，黄奇帆毫不犹豫的反问道，"为什么要退出?不能简单地靠理想主义，觉得政府不应该控制企业。"

　　对于一直关心政治改革的知识界来说，重庆大力扩张国有经济，致力于建设一个万能政府的做法及其毫不遮掩、高调宣扬的姿态，都是具有颠覆意义的。

　　崔之元是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对重庆试验投入了诸多关注和研究，今年更是停下了在学校的课程，到重庆国资委挂职，在他看来，重庆模式的另一个最大价值正在于用实践破除了学界国资和民资不能共存的固有。

　　" 从2002年到2009年，重庆市属经营性国有资产从1700亿到今年即将突破万亿元。"崔之元说，同时，重庆的国资增长并没有象人们所担心的那样与民争利，或者挤出民间投资，恰恰相反，重庆的民营企业实际上以比国有企业更快的速度增长。

　　王绍光也说："在一些思想僵化的人看来，'国进'必然导致'民退'，似乎'国'与'民'是天然的敌对关系，零和关系，不可能出现共赢局面。这种似是而非的说法既无任何理论根基，更被重庆的实践证明极其荒谬。"

　　无论是土地制度的整体改革，还是国有与私有的争锋，都是中国社会的核心议题，却又多年来陷入口水式的争论而进展缓慢，涉及3000多万人口的重庆试验在这两个领域高调推进，无论是其行为本身，还是所取得的成果都值得我们记录和思考。

　　政治隐忧

　　经济领域的成功，让重庆市政府掌握了充足的财力用以民生事务。"3000万平米公租房、1000万农民工转户、6万微型企业等'十大民生工程'，涉及金额数千亿元。"重庆市所公布的这些民生计划，看起来相当惊人，但也为这场改革的领导者薄熙来赢得了不少民心。

　　过去的两年里，记者曾多次到重庆采访，基层民众对薄熙来的赞誉远超出了媒体和知识群体的判断。这恐怕是中国最近30年来社会转型中最值得深思的一幕，"公平"与"正义"这两大传统社会主义理论中最核心的价值观依旧保有着超强的政治号召力和动员力。但是，如何为公平正义的实现设计出具体可行的路径，却是过往的社会主义实践没能给出答案的问题。

　　今年7月份，西欧共产党宣传和媒体负责人联合考察团一行9人曾经前往重庆考察，在与重庆市委党校教授苏伟座谈时，意大利"21世纪马克思"政治文化协会副主席弗拉迪米罗·贾克曾经提出一个问题，他说，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应该是基于民主的模式，而不应该是斯大林模式那种集权式的社会主义。那么重庆的模式，是不是民主的模式?

　　事实上，过往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已经清晰地昭示着，如果没有合理可行的监督机制，无论所宣扬的价值观多么美好，最终都会成为镜花水月，从而将一个政党领导的政治事业搞砸。面对外国友人的质疑，苏伟坦陈，中共的党内民主、中国的政治民主建设还任重道远，所以，重庆也一样，党内民主、政治民主都还不足。

　　重庆试验之所以引起广泛讨论，除了其大力推进公有制经济，更在于其高调拾起了毛泽东时代的另外一大法宝：群众路线。

　　重庆版的群众路线简单概括而言，主要是指针对基层干部的"三项制度"与针对全市各级机关干部的"三项活动"。

　　"三项制度"要求村、社区党组织书记每周集中接待群众不得少于一次，每次不少于半天;制订严格的入户走访群众计划;对群众提出的问题详细登记、限时办理等等。

　　"三项活动"则是指"三进三同"、"结穷亲"和"大下访

　　"，要求各级干部进基层、进村子、进农户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与贫困户结对帮扶等等，并制订了详细的时间、数量等硬性要求和考核办法。

　　在王绍光看来，重庆试图在新形势下将群众路线落到实处，无疑是有极大价值的。"

　　大家比较关注的公众参与模式强调参与是民众的权利，群众路线则强调与群众打成一片，两者着眼点不同，一个敦促决策者走出去，另一个要把民众请进来，但在听取民意，吸取民智方面，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处，不是对立的，可以珠联璧合。这是一份丰厚的政治遗产，我们不该将其淡忘。"

　　但跟过往的社会主义实践一样，重庆版的群众路线依然解决不了的悖论是，这些单向度"官对民"的恩惠式接触，无法从根本上克服官僚主义的侵蚀，然而，动员民众真正参与日常政治事务治理，则又面临着陷入文革式混乱的危险。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构建，路径依旧模糊，实质性的突破依旧难以期待。

　　重庆试验在政治层面另外一个被广为诟病的问题则在于对司法和传媒的严密控制，在过去的一年里，重庆辖区范围内，公检法一体办案、传媒上清一色的颂扬声。但在重庆之外，则是另外一番景象，重庆试验遭遇法传媒界和学家群体的批判声一浪高过一浪。

　　经过30多年发展，司法和传媒虽未取得完全意义上的独立，但也早已成长为中国社会相对独立且拥有自我价值取向和利益诉求的两股力量，也必定会在未来的政治变革中发挥强大的作用。重庆毕竟不是一个独立王国，其政治革新进程中的每一件事情，都将接受各方的评判，每一件成就有可能被颂扬，但每一个错误更可能被放大。

　　过去的几年中，重庆与传媒和法学家群体之间已经积累了相当大的敌意。

　　这种敌意的产生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传统官僚系统的执政惯性，在这个问题上，不论是社会主义1.0，2.0还是今天的3.0并无本质的进步，另外一方面则是源于传媒和法学家群体的偏见，传媒和法学家群体经过多年的专业化训练，早已形成了整体性的固有价值评判标准和体系，这同样对中国的政治改革毫无益处。

　　过去的很多年，中国的政治改革总是呈现出这样一种面貌：在学者的设计和争论中显得激越而深广，到了现实情境，则多会矮化为某项具体事务的行政改革。

　　2010年这种面貌终于有所改变，重庆作为一个完整的政治实体形象出现，有鲜明的价值诉求，意识形态目标，有通盘的制度设计，有明确的政治承诺，为中国政改注入了一股新鲜活力。

　　2010年下半年，短短三个多月内，习近平、李长春和周永康三位政治局常委分别到重庆考察，至少说明了重庆模式在执政党高层得到了相当大程度上的认可。与此同时，中国另外一个超级都市深圳也悄然将"建设公民社会"写入了本市的"十二五规划"，低调地开启着另外一种意义上的政治改革。

　　地方政府的实践开创着中国政改的新局面，一种稳妥的、基于地方实践和地方竞争的政治改革，至少让人们看到，中国政治的前途是可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