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java python 数据分析:关于陈寅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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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海无人对夕阳：关于陈寅恪
一生负气成今日，
四海无人对夕阳。
——陈寅恪
一.观堂而后信公贤
1927年，岁次丁卯，是个不寻常的年头。
单说这年的6月2日，农历端午节前两天，一代文史大师王国维（字静安，号观堂，1877－1927）百岁功名才及半，却突然出人意料地在北京颐和园鱼藻轩投水自沉，当时约是上午11点。相隔十余米处，刚好有个清道夫目击此事，当即跃入水中将人救起，前后不到两分钟时间。池水甚浅，甚至连王先生背后的衣服都未曾浸湿，他并没有呛水。但湖底满是淤泥，王国维入水时头朝下并用了相当力量，以致口鼻都为淤泥湮塞，清道夫托他出水后又不知道如何及时抢救，观堂终于窒息而死。
这是王国维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光顾颐和园。出事之前，据说一切宛如平常，“无丝毫异样”。他向人借了五元钱，叫了一辆人力车代步。当时颐和园门票六角，死后他口袋中尚余四元四角。
王国维一路上究竟想了些什么呢？
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莫道昆明池水浅，一样呜咽送大贤。
观堂给儿子王贞明留下了一封一百余字的遗书。这份被昆明湖水浸染过的遗墨绝笔，毛笔手书，字迹清晰。由于湖水的浸染，可看到染在另一边依稀模糊的反字，还可见入封时的叠痕。据说，遗书发现于内衣口袋中，外有封，上书“送西院十八号王贞明先生收”。王贞明为王国维第三子，当时随父居京。遗书全文如下：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敛，即行藳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犇葬，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
五月初二日父字
观堂遗命：“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
陈指陈寅恪，吴指吴宓，两人都是王国维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最为相知的同事。观堂委托他们帮助料理后事，引为身后可以信赖依靠的朋友。
亦师亦友的王国维正当创造力旺盛、成果迭出的壮盛之年，忽然含恨自舍，一时间薄海同悲，众说纷纭。陈寅恪感到震惊、压抑和悲哀。他在挽诗中沉痛至极地写道：“敢将私谊哭斯人？文化神州丧一身！”表达了自己的深切哀悼，并对亡友作出了崇高评价。学生姚名达致送的挽联是：“绝学不传，师胡早死？群嚣未息，吾欲无言！”
我从来不信王静安“殉文化”这种说法，更不要说是“殉清”了。要不，中华文化在文革期间遭受了空前浩劫，平生心高气傲而终于饱受屈辱都远在王国维之上陈寅恪为什么没有自杀？陈寅恪不是死于精神崩溃，而是死于生理机能衰竭。自杀的人，尤其是中国人，大多都是在现实生活中遇到了无法克服的困难，内心受到极大的折磨和委屈。具体到王国维，我相信是成也萧和，败也萧和，家庭的麻烦和苦恼才是第一位的。直接的祸首，舍“上虞老贼”（傅斯年语）而谁？陈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坦言：“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说得已经相当刻露了。
岁月如流。
32年后的1959年，西南师范学院教授吴宓（字雨僧，1894-1978）非常想念阔别多年的生死之交、时任中山大学教授的陈寅恪，“受教追陪四十秋，尚思粤海续前游”。 吴雨僧乃狂狷之士，学贯中西，傲岸自负，偏是毕生对王国维、陈寅恪两位先生心服口服，无限仰慕。
吴宓怎样看待陈寅恪呢？有诗为证：
回思真有泪如泉，戊戌重来六十年。
文化神州何所系？观堂而后信公贤。
确实，与王国维一样，陈寅恪是百年中国最杰出的文史大师。而其对政局之明察、治家之严整、虑事之周密、风骨之崚嶒，尤非观堂可比。
二.旧时王谢早无家
陈寅恪（1890——1969），江西义宁（今修水）人，出生于湖南长沙，世家子弟。
祖父陈宝箴，字右铭，咸丰举人。右铭思想通达，精明强干，为曾国藩赏识提拔，累官至湖南巡抚。戊戌变法时，全国封疆大吏中惟有陈宝箴一人公开表示支持维新。戊戌六君子中的杨锐、刘光第，即是由他荐用的。湖南当时革新风气特别浓厚，百业兴旺，人才济济。名震一时的时务学堂，即由其子陈三立协同谭嗣同、梁启超、黄遵宪、熊希龄、唐才常、皮锡瑞等精英合力开办，旨在为国家培养新型人材；学生中最杰出的代表，就是“白帽轻衫最少年”的邵阳蔡松坡。中国近、现代史上，原来一向藉藉无名的三湘子弟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独领风骚，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而外，陈氏父子亦功不可没。
父亲陈三立，号散原，光绪进士，曾任吏部主事等职。陈三立既是维新派中的风云人物，名列“清末四公子”（湖北巡抚湖南浏阳谭继洵之子谭嗣同，湖南巡抚江西义宁陈宝箴之子陈三立，广东水师提督安徽庐江吴长庆之子吴保初，福建巡抚广东丰顺丁日昌之子丁惠康），又是清末民初最著名的旧体诗人。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认为，他的作品代表了鲁迅出现之前一段时间内中国文学的最高成就。陈氏父子受曾国藩、张之洞影响很大，关系极深，他们的变法主张比较持重稳健，与激进的康有为、梁启超一派有明显的不同。这一点也直接影响到陈寅恪后来的思想和立场，应该引起充分注意。
戊戌变法失败后，陈氏父子被清廷同以“招引奸邪”的罪名革职，永不叙用。不久，右铭郁郁而终。散原则从此绝口不谈世事，自号“神州袖手人”，转而致力于文学创作。其诗清奇拗涩，避俗避熟，成就斐然，成为同光体的首领，被近代宋诗派奉为宗祖，地位近乎北宋黄庭坚。其实，散原并未忘情国事，诗集中有不少反映庚子国变至辛亥革命年间重大题材的作品，忧时伤世，爱厚悲深。散原后来居于故都北平。卢沟桥事变后，坚拒绝日寇的威胁利诱，绝食而死
1928年，时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的陈寅恪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体育教师唐筼相识、相知并结为百年之好。好友吴雨僧写了一首七律，祝贺陈、唐新婚。诗曰：
廿载行踪遍五洲， 今朝萧史到琼楼。
斯文自有千秋业， 韵事能消万种愁。
横海雄图传裔女， 望门耆德媲前修。
蓬莱合住神仙眷， 胜绝人间第一流。
唐筼是前清署理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师范毕业，沉静贤淑，博学能干。从此两人琴瑟和鸣，相依为命达40余年，直至生命的终点。这是历经世难、目盲足膑的陈寅恪平生最大的幸运。
陈寅恪和唐筼有3个女儿：长流求，次小彭，幼美延。她们都是学的自然科学，无人继承乃翁衣钵。
1969年10月7日，79岁的陈寅恪在广州逝世。11月21日，唐夫人去世，终年71岁。两老的骨灰在广州银河公墓寄存多年。
2003年4月30日，在陈氏后人和社会各方尤其是著名画家黄永玉坚持不懈的努力下，尽管饱经波折，陈、唐夫妇终于得以埋骨名山，合葬匡庐。
1999年大约是春天，梁某特意去了一趟广州。主要目的有二：到银河公墓凭吊萧红；到中山大学瞻仰陈寅恪旧居。
在陈先生故居，绕室彷徨，心事浩茫。不由想起何士光的中篇小说《青砖的楼房》里面的句子：
要是很早很早的时候，就有人预先地告诉你，说你后来能有的日子不过只有这样的一条远远的楼廊，那你会怎样想？那时你还愿不愿意再望前走？
那是一个美丽的春日。春草芊芊，燕子呢喃，阳光暖洋洋的，微风中略带一丝薄寒。
楼空人去，旧游飞燕能说。
三.吾侪所学关天意
1902年春天，12岁的少年陈寅恪随长兄师曾（即陈衡恪。著名画家，亦精于金石篆刻，他是鲁迅的好友。其岳父范肯堂是当时颇有名气的文士，尤擅对联）东渡扶桑，留学日本。后因病回国疗养并就读于复旦公学。这时，其国学根柢已相当扎实。据他的表弟兼同学俞大维（曾任台湾国防部长）说：寅恪对十三经大都能背诵，而且每字必求正解；但他的志趣不在通经，而在研究历史。1909年秋天，赴德国留学。
此后十余年间，陈寅恪游学欧美，先后在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学习。有意思的是，他曾于1915年春天回到北京，担任全国经界局局长蔡锷的秘书，不过为期甚短。在哈佛攻读3年后，又离美赴德，“进柏林大学研究院，研究梵文及东方古文字学等”。这次在柏林历时4年，直至1925年应聘回国。
陈寅恪在欧美读书的重点是研究语言文字，目的在于打好做学问的基础，亦即汉学家所谓“读书必先识字”的门径。德国的历史语文考证学派，在当时影响很大。语文考证方法可以说是建立信史的最近途径。
陈寅恪曾这样概括王静安之治学方法：
1.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凡属于考古学及上古史之作，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鬼方昆吾猃狁考》等是也;
2.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凡属于辽金元史事及边疆地理之作,如《萌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等是也；
3.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等是也。
其着眼点即在于使用材料与研究门径。
当时留学之风大盛，潜心问学者固然不乏其人，混混儿却也为数不少。陈寅恪曾私下向吴宓说：“吾留学生中，十之七八，在此所学，盖惟欺世盗名、纵欲攫财之本领而已。”据杨步伟（赵元任夫人）回忆说：当时大家公论，只有傅斯年和陈寅恪两个人是宁国府大门前的一对石狮子。
1925年秋天，清华学校（清华大学的前身）利用美国退还的庚款，大事扩充。在胡适等名流的大力推动下，校长曹云祥决定设立国学研究院，吴宓任主任，主持日常事务；延聘国内泰山北斗级学者，充任教授。于是“清华学院多英杰”，四大导师先后到位，极一时之盛。
四大导师中，王国维、梁启超早就是学术界的领袖人物，名满天下，著作等身。赵元任文理兼修，学贯中西，1918年即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是留学生中的翘楚人物。只有陈寅恪寂寂无名，只写过很少几篇文章，而且没有任何学位。这在刻下完全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清华国学院不拘一格选拔人才，梁某别有感焉，不由想起两段话来：
一是湘军统帅胡林翼说的：做事全在用人，用人全在破格。
一是鲁迅逝世后，对长兄犹存余愤的周作人说的：“他做事全不为名誉，只是由于自己的爱好。这是求学问弄艺术的最高的态度，认得鲁迅的人平常所不大能够知道的。”
1925年，陈寅恪自德返国。因父病及经营母、兄葬事，直到1926年8月25日新学期临开学前才抵达清华园，从此开始长达43年的教学生涯。不惟学术成果斐然，而且桃李满天下。
陈寅恪通晓英、法、俄、日、德等11国14种文字（一说20余种），对史学、文学、语言学、人类学、宗教学、校勘学都有精深研究，史学造诣尤为深厚。对梵文、突厥文、西夏文、蒙文、满文的古代经典，也都非常熟悉。他的旧诗秉承家学渊源，功力深厚，广泛涉及政治文化社会生活诸层面，堪称一代诗史。
陈先生1942年 在为学生朱延丰所著《突厥通考》写的“序 ”中说“寅恪平生治学，不甘逐队随人，而为牛后。年来自审所知，实限于禹域以内，故仅守老氏损之又损之义，捐弃故技。转思身处局外，如楚得臣所谓冯轼而观士戏者。”
抗战军兴以后，国仇家恨，聚于一身。此老治学兴趣或为之一变，而专心一守禹域之学？
陈先生是中古史研究方面的权威，认为中国中古史最重要者即民族与文化两因素。他对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成果，不仅在许多方面都有开拓创建，而且有许多方法、结论至今仍发人深思，给人启迪。他从文化、种族、家族、门第（即社会阶级）四大突出特点进行分析，把政治史和文化史的研究融为一体并推向深入。他在研究隋唐史时提出的“关陇集团”的概念，给学者提示了一个宏观地把握西魏、夏周、隋代至初唐史发展基本线索的关键，是引导后学研究隋唐史入门的蹊径。“关陇集团”的论述，在日本学术界早己常识化。
陈寅恪从“古文运动”,“新乐府”、“行卷”三方面入手研究唐代文学。他把“古文运动”与民族意识，文化交互关系结合起来研究，提出了研究唐代文学新见解。在《论韩愈》一文中，指出古文运动的中心是恢复古代儒家思想的地位，韩愈等是走在古文运动中最前列的人。他认为“新乐府”是我国文学逐步由士大夫阶级趋向下层的一个重要标志，其价值与影响比陈子昂、李白更为高远，这也是他特别推崇白居易的原因。这是一种超越前人的全新见解，不过萧公权等著名学者对此持有不同看法。他又是第一个对“行卷”进行全面研究的人，重要成就是发掘了“行卷”思潮。陈先生穷晚年精力所著煌煌80余万言的《柳如是别传》，为明清文学研究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大大拓宽了人们的视野和思路。他详细考证了柳如是的生平事迹，精辟诠释笺证了钱、柳诗文，别开生面地反映了明清之际的政治、社会状况，是以诗证史的经典之作。当然，由于他对钱谦益尤其是柳如是过分偏爱，书中不免也有些穿凿附会曲为之说的地方。
《蒙古源流》是明朝万历年间内蒙古萨囊彻辰所著，其中夹杂不少神话传说，与元代蒙汉文史书多有不同，往往使学者们困惑不解。20世纪30年代初，陈寅恪发表了4篇论文，探明了《蒙古源流》一书的本来面貌，使人们对原来困惑不解的难题，得以了解通释，对后来的蒙古史研究产生重大影响。
佛教传入中国后，往往因语文能力限制，不能与原本或其语言译本对勘。陈寅恪最重外语研习，他研究佛教，能着重考证，并在考证中探讨问题，对政治与宗教的关系亦有新见。
陈寅恪从事敦煌文献研究并把它纳入到世界学术领域中，得到各国学术界的认可，被认为是“敦煌学”的开山鼻祖之一。为了引导国内学者重视研究北京图书馆收藏的敦煌残卷，他在阅读后，就有关摩民教经、唐代史文、佛教主义等9个方面，著文列举其价值，为从事敦煌文献研究者开阔了视野，为我国敦煌学研究的全面开展，奠定了基础，开创了先河。
他对藏学、突厥学研究精深，但从不轻下断语，总是以严谨的科学态度进行判别，不违背事实，是史识与史德统一的典范。他严谨处理“赞美”与“求真”的关系，评价历史实事求是，常与辩证法暗合。
陈先生在研究与著述上的几项突出的成就与贡献，有口皆碑。史学界称其“才、学、识、德”兼备，特别是他不断开拓学术研究的新领域，并取得不少重要成果，令世人惊叹敬佩。
陈寅恪平生最大的心愿是想写成一部《中国通史》。但他一生处于硝烟弥漫、祸乱丛生的年代，晚年又目盲足膑，以致夙愿未克完成。这是极可惋惜的。
陈寅恪的学术著作在国外也备受推崇。
日本刊行的《中国研究史人门》早已将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等著作列入必读课，《亚细亚历史研究大门》也有类似说明，可见其普及之广与受重视程度之深。
苏联学者在蒙古发掘了三件突厥碑文，但都看不懂，更不能理解。后来，陈寅恪以突厥文对译解释，各国学者都毫无异词，同声叹服。又如唐德宗与吐蕃的《唐蕃会盟碑》，许多著名学者如德国的沙畹，伯希和等，都难以解决，又是陈寅恪作了确切的翻译，才使得国际学者感到满意。
一位美国学者写《论韩愈》一书，特在扉页上注明；将此书献给陈寅恪先生。
正如美国维吉尼亚大学汪荣祖教授所说：“陈寅恪在现代中国史学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国外影响也很深远。”
陈寅恪先生的学问，“博矣，精矣，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能开拓学术之区宇”，“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藐予小子，搜罗胪列略事简介已感吃力，何敢赞一辞。令人喟叹的是，其中不少已成绝学。
时下，国内学文史吃饱了混天黑的博导博士后博士们比肩接踵，多如牛毛，但很多都是“行货 ”，他们中的不少人也许更适合去卖猪肉。因此，梁某对中国人民大学纪宝成校长“‘脊续’国学”的宏伟抱负深表理解，但很不乐观。
四.残废流离更自羞
葛兆光说：如果说鲁迅是中国最痛苦的文人，那么，陈寅恪就是中国最痛苦的学人。
就陈寅恪而言，除了遭逢世乱外，一个比较特别的原因，是他中年目盲、晚年足膑，身心额外遭受一份深重的苦难，生活失去了很多便利和乐趣，更给教学、研究和著述带来极大不便。
陈先生诗云：“道穷文武欲何求？残废流离更自羞。”实在是血泪真言。
在陈寅恪79年的生命史中，有两个阶段是最艰辛、最痛苦的，一个是八年抗战，一个是文革时期。
1937年七七事变，引发中日两国全面战争。9月15日，散原老人在故都北平逝世。寅恪料理父丧，哀伤过度，致伤双目。“满七”后，挈妇将雏，仓皇逃离北平，途径天津、青岛、济南、徐州、郑州、汉口、武昌，几经展转，历尽艰辛，才终于在11月20日夜间到达目的地长沙。
当年8月，平、津沦陷，国民政府命清华、北大、南开这几所国内最好的大学南迁长沙，合组长沙临时大学。10月25日开学，11月1日开始上课。没过多久，战火南延，长沙将成为前线。“临大”又奉命西迁云南，组建为后来极富盛名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陈寅恪又开始颠沛流离。沐雨栉风，披星戴月，乘坐长途汽车、江轮，经衡阳、零陵、桂林、乐平、梧州、虎门，在1938年春节前夕才到达香港。这时唐夫人出现心脏病症状，体力不支，幼女美延又患病发高烧，不能再走，只得租房在香港暂住。幸得好友许地山（时任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夫妇悉心照顾，妻女才转危为安。陈寅恪春节后只身一人，经滇越路赶往云南蒙自西南联大授课。初到蒙自，又不幸染上疟疾。伶仃孤苦，情绪落寞。
1939年春天，英国牛津大学聘请陈寅恪担任汉学教授，并授予他为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夏天，拟去国赴英讲学。端午节，好友吴雨僧于昆明“海棠春”设宴饯别并赋七律一首相赠：
国殇哀郢已千年，内美修能等弃捐。
泽畔行吟犹楚地，云中飞祸尽胡天。
朱颜明烛依依泪，乱世衰身渺渺缘。
辽海传经非左计，蛰居愁与俗周旋。
陈衡哲曾就此评论说：“欧美任何汉学家，除伯希和、斯文赫定、沙畹等极少数人外，鲜有能听得懂寅恪先生之讲者。不过寅公接受牛津特别讲座之荣誉聘请，至少可以使今日欧美认识汉学有多么个深度，亦大有益于世界学术界也。”
暑假期间，陈寅恪离开昆明到达香港，拟全家搭坐轮船前往英伦。孰料人算不如天算：他抵港的次日，恰逢英、法向德国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因此未能成行。秋天，回到昆明，重新担任西南联大教职。此后直到抗战胜利，虽曾几度打算再往英国，但因为旅费难筹等原因，终未如愿。
战时的生活条件是极为艰苦的。尤其后几年，更是百物腾贵，物价飞涨。薪水既不能按时发放，更是经常打折扣。作为最高级别的“教授中的教授”，身病目残，家累亦复不轻，陈先生也不时感叹：“残剩河山行旅倦，乱离骨肉病愁多”，“淮南米价惊心问，中统银钞入手空”，“少陵久废看花眼，东郭空留乞米身。日食万钱难下箸，月支双俸尚忧贫”……基本物质条件无法得到保障，经济困难，营养很差（一个学生馈赠3罐奶粉，居然就让老教授很开心），灯光昏暗，是造成陈寅恪目疾加重、终致失明的重要原因。我认为这也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闻一多等人思想急剧左转的一个重要原因。
1945年春天，陈寅恪惟一可用的左眼视网膜剥离趋重，不幸失明。住进成都存仁医院，开刀手术，但效果不理想，反而造成战后到英国医治时更难措手。
陈寅恪当时沉痛悲苦的心情，有诗为证：
天其废我是耶非？叹息苌弘强欲违。
著述自惭甘毁弃，妻儿何托任寒饥。
西浮瀛海言空许，北望幽燕骨待归。
弹指八年多少恨，蔡威唯有血沾衣。
所谓“著述自惭甘毁弃”， 自嘲而已，并非由衷之言。学术著作几乎就是学者的生命本身，何况是王、陈两先生这样神州文化系于一身的大儒呢。其实，最令他伤怀痛心的，就是其辗转流离时大量书籍、笔记不幸遗失，多年心血毁于一旦。
陈先生离开北平时曾将一批书籍托付友人寄到长沙，但当书陆续寄达时他已离湘辗转赴滇。后来张治中在长沙“三大政策一把火“，这批书都化为灰烬。而陈先生随身携带的两箱最珍贵的书籍（他曾用蝇头小楷在书眉详录有关资料及心得，可以说是他研究工作的“半成品”），也在他由香港经越南赴滇途中被窃，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唐夫人说陈先生“有一个时期几乎得了精神病”。这不仅是陈寅恪个人的损失，更是中国学术界的损失，大而言之，亦是我中华文化无可挽回的重大损失。
1949年后，陈寅恪长居岭南。虽有种种困扰不满，但生活曾经安静而较有保障，心情也一度不错，这应该是事实。
陈寅恪“学术精神与晚年心境”这个话题，当年余英时与刘斯奋（署名“冯衣北”）反复辩难，煞是好看。一个是陈先生的“异代相知”，一个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弦箭文章”，两者高下，不问可知。但是，客观地说，刘文并非一无可采。我认为，目盲足膑对陈先生的心理影响，余英时就明显注意不够。
1962年，岁次壬寅，是陈寅恪的本命（虎）年。先生自谓：“生于光绪庚寅，推命家最忌本命年。”但壬寅年适逢元旦日食，刚好日月合璧，五星连珠，按传统说法，又是盛世祥瑞。故作诗曰：“虎岁傥能逃佛劫，羊城犹自梦尧年”。
6月10日，在家中沐浴时，老先生不慎摔了一跤，右腿骨跌折，住进中山二医院留医半年。因年老未动手术，施行保守疗法。当时，陈氏及门弟子、复旦大学教授蒋天枢曾建议请上海中医骨科专家治疗，陈先生不肯，终未治愈。次年1月21日回家疗养，但从此不能下楼，更不能在中大校园散步，从此困居一室。古稀之年，目盲之外，更添足膑。苍天待陈寅恪何其酷也！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狂涛奔涌，洪流泛滥，陈寅恪遭受灭顶之灾，终难幸免。
就是在这样的时势和身体条件下，陈先生教授学生之余，仍以极大的毅力，出众的才识，对中华文化的深挚热爱，克服重重困难，著书立说，在文史的诸多领域取得了惊人成就，作出了创造性贡献，成为享誉中外的一代宗师。
寅恪先生是极为自负的，他也完全有这个资本。在《赠蒋秉南序》中，他写道：“寅恪亦以求学之故，奔走东西洋数万里，终无所成。凡历数十年，遭逢世界大战者二，内战更不胜计。其后失明膑足，栖身岭表，已奄奄垂死，将就木矣。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至若追踪昔贤，幽居疏属之南，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遗范，托末契于后生者，则有如方丈蓬莱，渺不可即，徒寄之梦寐，存乎遐想而已。呜呼！此岂寅恪少时所自待及异日他人所望于寅恪者哉？”
确实，如果不是生不逢辰遭遇战乱，又目盲足膑雪上加霜的话，我不知道，此翁的成就，将伊于胡底？
五.浮海宣尼未易师
1948年12月15日，几经周折后，一架来自南京的小飞机终于在解放军重兵围困之下的北平南苑机场冒险降落，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匆忙登机，逃离了风声鹤唳、一夕数惊的故都北平。国民政府“抢救学人”活动的序幕就此拉开。
与胡适同机抵达南京的，还有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寅恪。
这就是被鲁迅称作“奴隶总管”、“元帅”、“工头”的周扬后来津津乐道的“国民党把他当国宝，派飞机去接他”的由来。
此后，胡适等去了美国，另外一些人去了台湾，更多人则留了下来。陈寅恪虽经胡适、傅斯年等友人多次力劝，几经夷犹，唐夫人还曾一度滞留香港，但最终却决定留居广州，从此豹隐岭南。先任岭南大学教授，岭南大学为中山大学合并后，改任中山大学教授。北京方面曾以各种方式并几次派专人来穗敦请陈寅恪回北京任职，都被先生委婉而坚决地予以拒绝。
朝鲜战争爆发之前，几乎没有人认为台湾当局能偏安一年以上。白宫已通知其外交人员作好台湾落到毛泽东手里的准备，并声称美国不会向蒋介石提供军事援助。唐宁街10号由大哥沦为小弟，本来早已习惯跟在美国人后面跑，这次却更加激进：1950年初就已经扭扭捏捏地宣布打算承认新中国。
历史的发展并不一定循规蹈矩，它往往是诡异的、出人意表的。“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读史早知天下事”……之类大话，是不宜太过当真的。
国民政府并不象一些当代学人标榜鼓吹的那么好、那么美妙。确实，它也曾一度靓丽并赢得人心。但在内忧外患交困之下，执政者未能开诚心，布公道，采取符合民意而切实可行的内政外交措施，而是倒行逆施，贪腐公行，结果友邦唾弃，人心丧尽，诚如周恩来所谓“独裁无胆，民主无量”。它终于进退失据，众叛亲离，土崩瓦解，丧失政权，并不是偶然的。
当代学人的另一个误区，是过于强调“去”者与“留”者的高下得失。简言之：去者高、得；留者下、失。这实在是极为皮相的见解。如果不是突然爆发了朝鲜战争呢？台静农当年留在台湾未返回大陆的惟一原因是：家累太重，买不起船票。如此而已，事情其实往往就这么简单。这种例子还很多。学人们很多事后诸葛亮式的分析其实都是在自说自话大胆假设，经不起小心求证的。
抗战期间，陈寅恪西迁昆明，另一位史学大师陈垣留在日伪统治下的北平。在为陈垣著作《明季滇黔佛教考》所作的序言中，寅恪先生写道：“先生讲学著书于东北风尘之际，寅恪入城乞食于西南天地之间，南北相望，幸俱未树新义，以负如来。”事情很清楚：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孰去孰留，而在于是否“树新义，负如来”。
梁某认为：1949年后，去者如胡适、殷海光……，留者如陈寅恪、储安平……，应该等量齐观，完全无须强分高下。“去留肝胆两昆仑”！至于“树新义，负如来”者如陈援庵辈，又当别论；但亦应设身处地略迹原心，不必苛求。
就陈寅恪本人而论，他本来就对蒋家王朝多所不满。随着政局的不断恶化，他对政府不仅失去信心，甚至感到愤恨。这从《重庆春暮夜宴归有作》、《南朝》、《青鸟》、《哀金圆》……等诗中不难得到确证。我还注意到：陈寅恪不惟是立场鲜明的文化保守主义者，而且是坚定的民族主义者，而且这两者互为表里。
研究陈寅恪，余英时成就斐然不容忽视，自不待言。但他为了强调陈先生对共产党的不满，自我发明了一套所谓“暗码系统”，刻意推求陈寅恪诗文中的微言大义，得出的结论居然是陈先生对国民党一往情深，念念不忘，甚至对自己的“晚节”感到愧耻。这就未免太过先入为主，走火入魔，过犹不及了。陈先生对五星红旗的态度自不待言，但他又何尝喜欢过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汪荣祖说：“一般而言，自由主义者根据两恶相较取其轻的选择，其右派选择了国民党，其左派选择了共产党。但无论左右二派，大都对国共二党均无幻想，只是表现中国自由主义者的一种无奈。1949年以后的陈寅恪，仍然保持独立自由的义谛，不卷入政治而关心政治，仍然以作诗为寄托，除感伤身世外，时而讽喻时政。他在国民党时代，写下‘九鼎铭辞争颂德’之句；他在共产党时代，写下‘文章唯是颂陶唐’之句，俱为讥刺一言堂的写真。他在国民党时代，写下‘弦箭文章苦未休’之句；在共产党时代，写下‘弦箭文章那日休’之句，俱为讥刺文人不自由的写真，真是前后一贯。”这方是持平之论。
余先生的另一个重大失误是胶柱鼓瑟，对号入座，拿唐夫人坐实柳如是，无视多处硬伤，显得书生气十足，非常不伦不类，闹出不少笑话。我有点奇怪：余英时研究红学也颇有成就，他何以不是“索隐派”呢？
陈寅恪的最后20年，按汪荣祖的说法，约可分为3个时期：前8年生活安静，教学与研究工作尚称顺利；中间8年遭到文字上的批判，不再教书，但仍然撰文，生活也受到照顾；最后4年受到文革狂风暴雨式的袭击，身心遭受严重摧残，以至含恨逝世。
这种说法表面看似乎不错。但对陈寅恪一以贯之的对专制政治与文化、尤其是对摧残中华传统文化精华的系统性的政府行为的切齿痛恨，对一代大师由此所感受到的巨大痛苦，如果不是视而不见，起码也是轻描淡写。余、汪两位先生都是高才博学的方家，均为陈氏功臣，在下敬服不暇。但他们各有预定立场，或右或左，则皆为梁某所不取。
陈毅看望。陶铸照顾。胡乔木、郭沫若、周扬……过访。不说是姿态，不算是统战，又当如何？又算什么？清高自负如陈寅恪者，会拿这些当回事？
陈先生在为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所写的“序言”中说：“呜呼！自剖判以来，生民之祸乱，至今日而极矣。物极必反，自然之理也。一旦忽易阴森惨酷之世界，而为清朗和平之宙合，天而不欲自丧斯文也，则国家必将尊礼先生，以为国老儒宗，使弘宣我华夏民族之文化于京师太学。其时纵有入梦之青山，宁复容先生高隐耶？”这完全可以当作是陈寅恪的夫子自道，也是他内心对当局的一种隐秘的期许。
然而，现实社会生活给陈寅恪的感受是什么呢？
是“领略新凉惊骨透”；
是“浮海宣尼未易师”；
是“垂老未闻兵甲洗，偷生争为稻粱谋。招魂楚泽心虽在，续命河汾梦亦休”！
……
先生渡岭后，在广州度过了他79年生命中最后、最艰难然而也是最璀灿的20年（1949至1969），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亦由此得到了最为充分的展现。
六．晚岁为诗欠斫头
不少人认为陈寅恪是个不问政治的纯粹书斋型学者。这其实是个很大的误会。陈先生不是一个普通的学者。他的抱负也曾并不局限于一个安坐书斋皓首穷经的传统型儒生。他心目中的榜样不是别人，而是隋代讲学河汾，培养出房玄龄、杜如晦、魏征、温大雅……等通权达变的大唐开国名臣及学士的文中子王通。此即孟子所谓“得天下英才而教之”的本意。目的之一，是希望自己能像王通那样，培育出一批能够担当天下大任的精英人物，试图影响现实政治。这实在耐人寻味。后来屡遭世变，残废流离，形格势禁，梦想破灭。但陈先生的政治热情未曾稍减。
1919年初，经俞大维介绍，吴宓在哈佛大学初交陈寅恪时，就感觉“寅恪不但学问渊博，且深悉中西政治、社会之内幕”，俨然是一个卧龙式人物。而据吴宓1961年8月30日日记，陈寅恪当时有七“不”：决计不离中山大学而入京；以义命自持，坚卧不动；不见来访之宾客；尤坚决不见任何外国人士；不谈政治；不评时事政策；不臧否人物。这折射出当时国内政治气氛的紧张状态。但究其实，也就是一种防范型的自我保护；尤其是后三“不”，不宜太过当真。
前文已经说过：一部《陈寅恪诗集》，可以视同诗史。而陈先生对政治的热情和关注，是一以贯之的。1949年以前，举凡袁世凯称帝、中日战争、中苏条约、中美关系、国共和谈、蒋介石宴请、张群组阁、王云五推行“金圆券”……等等，皆一一入诗，情见乎辞。1949年之后，“先生过岭诗为历”，诗集中“谈政治；评时事政策；臧否人物”的，更是大约占到十之七八。积习难除，此之谓也。下面就着重谈谈陈寅恪的晚年心境及其诗作。
陈寅恪晚年虽然失明膑足，深居简出，但仍然对时事很敏感，对社会现实有着清醒的认识和透彻的了解。
无庸讳言，选择留居大陆以后，陈寅恪生活相对安静，物质生活较有保障，国家也曾出现一些令人鼓舞的新气象，他的心情，也有比较明朗舒展的时候。“晴雪映朝霞，相依守岁华。莫言天地闭，春色已交加”、“万竹竞鸣除旧岁，百花齐放听新莺”（春联）、“沉郁轩昂各有情，好凭弦管唱升平”、“余年若得长如此，何物人间更欲求”、“今宵春与人同暖，倍觉承平意味长”……等等，即是明证。
但更多的，则是深重的痛苦感。这主要来源于新政权在政治、文化方面的极度专制及其对中华传统文化毁灭式的摧残。作为精神独立、思想自由、神州文化系于一身的一代文史大师，生活上的一点平和安适与精神上遭受的巨大磨难相比，是次要、乃至微不足道的。陈先生“对于历史文化，爱护之若生命”（蒋天枢语）。面对滔天浊浪，不避不惧，有为有守，义无反顾地担当起中国历史上文化最为黑暗、黑暗到几近寂灭的时代的精神守护重任，其展示出来的文化品质与道德勇气，直可“惊天地，泣鬼神”（黄萱语）。这集中表现在他晚年的两部主要作品《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及其相关诗作中。先说诗作。
“吃菜共归新教主，种花真负旧时人。鸿毛一例论生死，马角三年换笑频。”这是讥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弄成了强制性的魔教。
“八股文章试帖诗，宗朱颂圣有成规。白头宫女哈哈笑，眉样如今又入时。”这是讽刺陈垣等人见风使舵，改奉马列，吹捧“毛韶山”，“树新义，负如来”。陈先生的好友、著名学者邓之诚看到这首诗后私下对友人说：“这是陈先生的谤诗啊！”
“而今举国皆沉醉，何处千秋翰墨林？”这是悲叹北京琉璃厂的旧书店都改营新书，担心传统文化遭受灭顶之灾。
“买山巢许宁能隐？浮海宣尼未易师。”这是说惹不起也躲不掉，“道不行”，走也走不了。
“不识董文因痛诋，时贤应笑步舒痴。”这是说伦常失序，学生无情侮辱丑化老师。
“墨儒名法道阴阳，闭口休谈作哑羊。屯戌尚闻连灞水，文章唯是颂陶唐。”这是说：只有一种声音了，没有学术自由，不能说话；战争频仍，影响建设；铺天盖地都是吹捧性的主旋律文章，不能批评。
“孙盛阳秋海外传，所南心史井中全。”这是说没有发表、出版自由；著述只能流布国外，或是藏之名山。
“多谢相知筑菟裘，可怜无蟹有监州。柳家既负元和脚，不采萍花即自由。”这是说：多谢好友帮助作了不错的安排，可叹的是，其他条件一般般，却到处逃不脱“党领导一切”的天罗地网；既然不能自由著书立说，我不做声、不说违心话、不跟着瞎起哄总该可以吧？
“画符道士翻遭祟，说梦痴人总未休。”这是说连胡风这种左派文人也遭到整肃，连俞平伯（是陈先生的老友）这种纯粹的书呆子说说《红楼梦》也被攻击羞辱。
“照影湘波又换妆， 今年新样费裁量。声声梅雨鸣筝诉， 阵阵荷风整鬓忙好扮艾人牵傀儡， 苦教蒲剑断锒铛。天涯节物鲥鱼美， 莫负榴花醉一场。”
“万里重关莫问程， 今生无分待他生。 低垂粉颈言难尽， 右袒香肩梦未成。原与汉皇聊戏约， 那堪唐殿便要盟。天长地久绵绵恨， 赢得临邛说玉京。”
以上两首七律作于1957年，写的是反右运动，值得多说几句。它充分展现出陈先生高人一等的先见之明。
1957年，岁次丁酉，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大劫之年。从此以后，一花独艳，万马齐喑。1959年庐山会议，彭黄张周被罗织罪名残酷整肃，党内于是也一片死寂。如是直至“史无前例”的1966年。
阴谋还是阳谋，引蛇出洞还是事情起了变化，因原始档案尚未解密，仍存在很大争论。李慎之与朱正的看法就颇有不同。成为右派分子，积极的消极的，主动的被动的，也是五花八门千奇百怪无所不有。
但我发现，有两条巨大的吞舟之鱼，居然漏网。他们一南一北，不通音问，却心有灵犀一点通，英雄所见略同，都躲过了“滔天沉赤县”的这一巨劫：他们是陈寅恪与钱钟书。这里单说陈先生。
这两首诗分别写于农历丁酉年五月初五端午节和七月初七七夕节。换算为公历，则为1957年6月2日和8月2日。而作为从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到反右转折点标志的《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则发表于1957年6月8日。此后风声鹤唳，开始收网。
任当局如何指天誓日，天花乱坠；任别人如何心花怒放，争先恐后；任各方如何穿梭游说，百般诱导，寅恪先生以历史大师的超人眼力和卓绝定力，早早看穿了把戏，洞悉其奸。来了个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终于在惊涛骇浪扑面而来时安然无恙，并对飞蛾扑火者略有调侃。
“武陵虚说寻仙梦，子夜唯闻鬼哭歌。”这是说政府沉迷于空想，主观蛮干，祭出“大跃进”的“三面红旗”，试图“3年超英，10年赶美”，结果造成国民经济的严重损失，饿死不少老百姓。
“一自黄州争说鬼，更宜赤县遍崇神。”这是说个人崇拜、造神运动即将登峰造极，山雨欲来风满楼，“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史无前例”的文化浩劫快要来临了。
……
历年农历新正、元宵、七夕、中秋，陈先生多有诗作，而且多与重大时政密切相关。有兴趣的朋友不妨自行搜读。真个是余味无穷也么哥。
陈寅恪知道自己的“谤诗”流传出去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他屡次自戒：“东坡文字身为累，莫更为诗累去非”（两宋之际的著名诗人陈与义，字去非，此为先生自比）；“平生所学供埋骨，晚岁为诗欠斫头”。但终于还是技痒，欲罢不能，将对这一切观感吟哦入诗。“老岁为诗欠斫头”，就是这条漏网巨鲸的夫子自道，大有一种“此身虽在堪惊”的韵味。所幸当时无事。我们得以读到这些文意精美、独一无二的现代史诗，何幸如之。
雅斯贝斯说：克尔凯郭尔和尼采使我们睁开了眼睛。……（他们）是一等星。此言甚获我心。多年以来，梁某一直深度喜爱存在主义的鼻祖，那位只活了42岁的忧郁的丹麦人。他的作品，思想的深邃和文字的优美所同时达到的高度，除了庄子，无人企及。
克尔凯郭尔说：“什么是诗人？诗人就是一个不幸的人，他的内心充满很深的痛苦，然而他的嘴唇却具有奇异的构造，当呻吟和哭泣的声音通过他的嘴唇时会变成令人销魂的音乐。”
七.著书唯剩颂红妆
1961年8月，“问疾宁辞蜀道难”，年近古稀的吴宓不顾年高体弱、舟车劳顿，不远千里，由重庆穿三峡经武汉到广州，探望老友陈寅恪。“暮年一唔非容易”，这次难得的会面，给这两个中华文化的忠实守望者带来极大的快慰，使他们饱受摧残的身心彼此都获得了一份厚实的安抚。吴宓在日记里作了详细记载。陆键东在《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中对此进行了出色的描述，有兴趣的朋友不妨自行参看。
陈、吴两位先生都写有好几首诗，纪念这次难忘的会见。其中陈寅恪的一首七律，非常值得注意：
五羊重见九回肠，虽住罗浮别有乡。
留命任教加白眼，著书唯剩颂红妆。
钟君点鬼行将及，汤子抛人转更忙。
为口东坡还自笑，老来事业未荒唐。
其中“著书惟剩颂红妆”、“老来事业未荒唐”这两句，尤具深意。
红朝建立不久，就开始逐步全面、系统地在知识界进行思想改造，言必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1953年11月，陈寅恪的得意门生汪篯从北京奉命专程到广州劝驾，请陈先生北上就任中国科学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长。陈寅恪提出两项条件：
1.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且不学习政治。
2.请毛公（泽东）或刘公（少奇）开一证明书，以作挡箭牌。
这两项要求当然不可能得到满足，陈先生自己也心知肚明。他只不过是以此为借口，谢绝北上而已。否则，天子门下，要不“树新义，负如来”，困难就会大得多。广州毕竟僻处岭南，山高皇帝远，相对较易闪避：这正是陈寅恪的高明之处。此后，全国学术界即暗暗流传“陈寅恪公然提出不学马列”的故事。
唐夫人曾说：陈最讨厌看到别人写文章时提到马列主义，看到就头痛。陈在《对科学院的答复》中明确说道：“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这在当时几乎是仅见的,惊世骇俗。
北上是免了。但随着政治高压的加强，发表、出版自由逐渐都丧失了。著述是一个学者的生命。在当时的环境下，如果要坚持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如果不满足于吃饱了混天黑，那么，写什么、怎么写，都是大费周章的。陈寅恪经过反复考量，作出了自己的选择：颂红妆。即为清代的两大才女柳如是和陈端生的作品，进行笺证评议。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这两本书，特别是描述柳如是其人，倾注了晚年陈寅恪几乎全部的心血和情感，也是其学识水平和治学门径的充分展现。
陈先生得以完成《柳如是别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得益于冼玉清、黄萱、新谷莺等人的同情、理解、支持与欣赏，不排除其中有某种“移情”的心理动因。所谓“纵回杨爱千金笑,终剩归庄万古愁。 灰劫昆明红豆在,相思廿载待今酬”，或有本事，亦未可知，抉隐发微，尚待来哲。只是“江关谁省暮年哀”？对老先生的晚年心境，更应设身处地，取“理解之同情”的态度。“
陈寅恪一再把《论再生缘》比作“所南心史”，这在眼下早已成为共识。《柳如是别传》更是鸿篇巨制，书分5章，长达85万字。是什么精神力量支撑陈先生克服种种常人无法想象的困难，成此名山事业的呢？还是看陈寅恪的夫子自道吧：
“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阙毁禁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已者焉。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未雨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
话说得非常清楚：着眼点仍在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这正是陈寅恪几十年来一以贯之的学术精神之核心。
必须注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说法，源出自陈先生的《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静安先生是在国民政府北伐即将胜利之际自杀的，说是殉清固然不可信；说是“殉文化”，就梁某看来，也相当牵强。王静安实在不能看作是争取现代意义上的公民独立、人权自由的人。相反，他对此的反应是抗拒的，他的政治意识是陈旧的。作为观堂的知音，陈先生所说的独立、自由，不是就现代政治思想的层面而言，而是在中华文化中“士之精神”的意义上说的。“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式的独立，“虽千万人吾往矣”式的自由。这里所谓的独立自由，不是一种政治主张，而是一种精神取向。
陈寅恪自谓：“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又说：“余少喜临川新法之新，而老同涑水迂叟之迂。”这并非自谦，而是事实，他甚至以此自傲。他无疑是一个坚定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有人直称其为“文化遗民”，并不过分。
在生前出版的所有著作中，陈寅恪都坚持使用文言文、繁体字、竖排本。回国任教后，坚持穿中式服装。他学贯中西却坚决反对“全盘西化”。他对传统文化中腐朽、罪恶的一面缺少正视和警惕。林贤治直言他在《柳如是别传》中流露出“没落的士大夫情调”，亦非诬枉。
1937年2月，胡适就在日记中写道：“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但他的文章实在写的不高明，标点尤嫩，不足为法。”这还是仅就陈先生坚持不肯使用白话文而言。
钱钟书则认为陈寅恪的文言文也比较差劲，治学方法亦不着四六。确如今人慨叹：钱钟书瞧得起谁啊？
严耕望以陈寅恪为他及身所见的上一辈中国史学界四位大家之首，敬服不暇。但他亦曾评论说：陈先生不讲究著书体裁，他那种过于烦琐的考证，不适宜用来撰写专题研究的大书。
不学无术如梁某，对陈先生亦不乏腹诽之处。比如，他的见解与文字，实在远不如王静安之警策精洁。其论断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一定在北方、断言李白必为西域胡人之后......等等，皆甚为牵强，说服力明显不够。
骆玉明说：“胡适曾说陈寅恪有‘遗少’气。当然，他绝非那种孤陋寡闻、抱残守阙的‘遗少’，就单纯的‘西学’知识而言，胡适大概还不如他。但是，陈寅恪的文化主张，无疑不仅是出于理性认识，还与其显赫家世有关。因而在陈氏著作中，不仅呈现学者的睿智，同时亦往往呈现历史的羁绊，乃至某种陈腐的情感。后者想来并不是值得推崇的东西。我们尊敬陈寅恪，乃是因为他是一位正直的学者，一位把新的历史研究方法带入中国、为中国学术开辟道路的人，他的家世与我们无关。”
陈寅恪一向对生搬硬套地用西方模式来解读中国的文化、语言、政治和历史不以为然。他的看法是：“必须一方面吸收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这与鲁迅的根本意见“此所为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可谓不谋而合殊途同归。
值得警惕的是，一些所谓“当代新儒家”以“弘扬传统”、“光大国学”相标榜，拉大旗作虎皮，以学贯中西的陈寅恪毕生服膺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为理由，对洋务运动、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乃至个人权利、民主政治、科学精神、新闻自由等普世价值都提出了全面质疑，这无疑是一股逆流，也是注定不会得逞的。谬托知己自作多情，不过“枉与他人作笑谈”罢了。
陈先生是一个人，但是一个不太普通寻常的人。他身上有中华文化的深厚积淀，同时又有对异质文明的深刻体认，在这种中西的比照中形成自己独特的思想。他极度珍视自己精神的独立和超越，但是终究超越不了现实。自反而缩，为了坚守这份独立人格，他以自己的方式与这个他所关怀的社会所表现出的庸常、冷漠、狂热、迷信等思想浊流保持距离，殊死而战。
或许今天的我们依然处在一个平庸的时代，或许我们这个社会很多人不愿意背负那种坚持独立人格而带来的巨大的现实压力。但是很多人也不甘心，所以希冀浮现出类似英雄一类的神话，通过仰视英雄或者神像来寄托自己的幻想。
错了。连上帝都死了的时代，没有人没有英雄可以为我们背负生活意义的重担。我们只能在庸常中通过坚实的行动来重新接续和建构我们的生活意义和文明。
……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陈寅恪也不例外。他的思想、学术、文字乃至作风，也许都存在不无可议之处。但这一切，都无碍于他作为一代文史大师的崇高地位。他的学术成就和精神风貌，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不可多得的一份宝贵财富，将泽被千秋万世。
我喜欢看足球，其中耐人寻味的东西太多了。
开初最欣赏范.巴斯滕式前锋，锋利敏捷，一剑封喉。后来才觉得，对于一支攻守平衡的强队，也许巴雷西这样的铁闸后卫，才更其难能可贵。
还是陈先生自己说得好：
“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陈寅恪是说的王静安。我们其实也完全可以对陈先生本人作如是观。
英国思想家密尔在《论自由》一书中开宗明义，就将“意志自由”与“公民自由（社会自由）”区分，以明确讨论的范围，这是其论述严谨所在。但是个人化的意志（思想）的自由，是社会自由的来源和立足点，只有在思想上追求自由的人，才会感到有必要争取社会自由，也只有在思想上摆脱了“俗谛之桎梏”（陈寅恪语）的人，才能在社会层面上突破桎梏而非设下新的桎梏，由“人的自觉”进而上升到现代社会制度化建设的层面。“别求新声于异邦”（鲁迅语）自属必要，对本土资源的梳理扬弃，也是不可或缺的。
俱往矣。
王小波说得好：“自我辈成人以来，所见到的一切都是颠倒着的。在一个喧嚣的话语圈下面，始终有个沉默的大多数。既然精神原子弹在一颗又一颗地炸着，哪里有我们说话的份？但我辈现在开始说话，以前说过的一切和我们都无关系――总而言之，是个一刀两断的意思。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国要有自由派，就从我辈开始。”
八.斯文自有千秋业
1964年6月，及门弟子蒋天枢自上海南下广州问疾请安。陈寅恪写了三首七绝《甲辰四月赠蒋秉南教授》相赠，其中有这样的句子：“音候殷勤念及门，远来问疾感相存”、“俗学阿时似楚咻，可怜无力障东流。河汾洛社同邱貉，此恨绵绵死未休”、“拟就罪言盈百万，藏山付托不须辞”。
诗中表达了对师弟情深的感叹，对思想钳制、梦想破灭、舆论一律、万马齐喑的社会现实的无力感和愤怒情绪。
尤为重要的是：他深知自己的著述不合时流，“盖棺有日，出版无期”；但他深信“老来事业未荒唐”，总有雨过天晴、云开日出的那一天，而他自己是未必能看到了；所以，经过多年考察和慎重考虑，陈寅恪决定将著作“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他选中了蒋天枢。
蒋天枢（1903－1988），字秉南，江苏丰县人，文史学家，复旦大学教授。
陈寅恪在病榻上将编定的著作整理出版全权授与蒋天枢，这被后辈学人视为他一生学问事业的“性命之托”。受托之人蒋天枢，作为陈寅恪早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1949年后，十余年间两人仅有过两次相聚。其间，陈先生耳闻目睹以致亲身经历了太多昔日亲密无间的师友亲朋一夜之间反目为仇的事情，但他信赖这个晚年只有数面之缘的弟子。
在陈寅恪托付毕生著作的那几天，有一次，蒋天枢如约上门，恰好陈夫人不在，没有人招呼他，已目盲的陈寅恪也不在意，径直开始谈话。结果蒋天枢就一直毕恭毕敬地站在老师床边听着，几个小时始终没有坐下。那年，他已年过花甲。
蒋天枢没有辜负恩师的信任。1980年6月，由他整理编辑的《陈寅恪文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出版。文集中的《柳如是别传》、《寒柳堂集》等卷是陈先生生前亲自编定的。文集附录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及《寒柳堂集》附录的《寅恪先生诗存》，则第一次向中外学术界披露了陈寅恪的晚年状况及其诗作。300余万字的《陈寅恪文集》的出版，为研究者提供了完整的第一手资料，标志着对陈寅恪的研究将跃上新的台阶。陈先生泉下有知，亦当为自己托付得人而深感快慰。
诚如骆玉明所说，作为“教授中的教授”（郑天挺语），陈寅恪的著作十分专深，又极少参与社会活动，本来他是“最不该成为公众人物”的人。但出于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去世多年的陈寅恪却实实在在成为一个文化热点人物，很多当年“人面不知何处去”的文人学者先后跑出来自称是陈先生的弟子，呼天抢地歌功颂德，目的之一无外是借大师自重罢了。蒋天枢却从来没有多说过一句话。
事所必至，理有固然。
早在1958年，蒋天枢就在复旦大学干部履历表中“主要社会关系”一栏中填写道：“陈寅恪，六十九岁，师生关系，无党派，生平最敬重之师长，常通信问业。此外，无重大社会关系，朋友很少，多久不通信。”
当时正值批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高潮。很多人正忙着划清界限，落井下石者亦不乏其人。蒋天枢居然不避不惧，表里如一，反而引以为荣。则其为人如何，可想而知。
陈寅恪在《论韩愈》文中就曾说过：“华夏学术最重传授渊源。”
蒋天枢在致友人的信中表示，他费尽心力编篡《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中心意旨就是想写出陈先生是“中国历史文化所托命之人”。其实，吴宓早就说过：“ 义宁陈氏一门，实握世运之枢轴，含时代之消息，而为中国文化与学术德教之所托命者也。”
1979年，蒋天枢在为《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初版所写的“题识”中说：“余欲纂‘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已数年，悠忽蹉跎，今乃得从事辑录，距先生之逝世已将 十周年，余亦老矣。”
1997年，该书增订再版。蒋氏及门弟子、复旦大学教授章培恒在“后记”中引用了老师这段文字，而后淡淡写道：“现在，距离蒋先生的逝世也已将近十周年，而我也已经老了。”
无独有偶、令人感慨的事情非止一端。文革风暴中的1971年9月8日，自身处境已经极其不堪的吴宓致信中山大学校方，探询久无音信的陈寅恪夫妇的“生死情况”，其中有“国立中山大学”、“宓1894年出生，在美国哈佛大学与陈寅恪先生同学，又在国内清华大学及西南联合大学与陈先生同任教授多年”等极其不合时宜的语句。其实，当时陈氏夫妇去世都将近两年了。
……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后，中华文化受到致命摧残，道统中绝，后继无人。现在，季羡林都国学大师了，蒋庆都现代大儒了，纪宝成都“脊续国学”了。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严复、邹容、陈天华、宋教仁、蔡锷、张元济、王云五、蔡元培、张季鸾、鲁迅、胡适、傅斯年、赵元任、王国维、陈寅恪……
那是怎样的一代人啊！
以后，中国还有这样的人吗？文化的传承在巨大的断裂以后的接续本来就是一个大难题，更何况我们如今的制度恰恰是一个有效扼杀天才的摇篮。
1990年8月，汪荣祖先生作有一首七律，“聊志胡（适）、陈（寅恪）二氏的百岁纪念”。梁某移录在下面，借以结束本文，并借花献佛，稍表对陈寅恪先生的敬意，兼示对胡适之先生等未及列入“百年五牛”系列的华夏先贤的尊敬与怀念：
午未相随各百年，纵横世局感惘然。
过河博士情难已，渡岭先生意若禅。
粤海瀛台同有泪，新文旧义两无边。
莫教绝艳连根尽，瞻望千秋念昔贤。
日本刊行的《中国研究史人门》已将陈寅恪所著《魏晋南北朝史略论稿》和《隋唐制度渊源论略稿》列入必读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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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生前关于魏晋南北朝史论文未收集，此部分论文后由万绳楠整理为《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出版。没有听说陈寅恪论文曾经结集为《魏晋南北朝史略论稿》。（是否为日文翻为中文时名字有误？）
这段文字和下面的文字大半部分相同，上面提到的书名问题也如上。不知该文是否为梁兄所作？
http://learning.sohu.com/2004/05/21/27/article220202717.shtml
陈寅恪：“教授的教授”
陈寅恪（一八九○——一九六九），江西修水人。早年留学日本及欧美，先後就读於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和美国哈佛大学。一九二五年受聘清华学校研究院导师，回国任教。後任清华大学中文、历史系合聘教授，兼任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第一组主任及故宫博物院理事等，其後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一九三七年“芦沟桥 事变”後挈全家离北平南行，先後任教於西南联合大学、香港大学、广西大学和燕京大学。一九三九年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通讯院士。一九四二年後为教育部聘任教授。一九四六年回清华大学任教。一九四八年南迁广州，任岭南大学教授，一九五二年後为中山大学教授。一九五五年後并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
勤励教学，桃李天下
陈寅恪自1926年留学回国后，就任清华大学研究院教授，是当时清华“四大导师”之一。之后，成为清华大学唯一的中文系“合聘教授”，在师生中享有“盖世奇才”、“教授的教授”、“太老师”等称誉。在清华校园里，不论是学生还是教授，凡是文史方面有疑难问题，都向他请教，而且能一定得到他满意的答复。大家称他为“活字典”、“活辞书”。他讲课时，研究院主任吴宓教授是风雨无阻，堂堂必到的听课者；其他如朱自清等水准很高的教授，也常到教室听他讲学。哲学专家冯友兰，当时任清华大学秘书长、文学院长，可每当陈寅恪上《中国哲学史》课时，冯先生总是恭敬地陪着陈寅恪从教员休息室走出来，静静地坐在教室里听他讲课。
陈寅恪讲课时总是端坐而讲，所论者皆关宏旨，绝无游词;态度严肃，从不哗众取宠；认真负责，极少旷课，有人听他讲课四年，从未见过他请过假。讲课虽多平铺直叙，但听课者并不感到枯燥。
陈寅恪对学生的爱护无微不至，对学生生活乃到毕业后就业问题，也非常关心。他认为问答式的笔试，不是观察学问的最好方法。做论文，要求新资料、新见解。他从不要求学生用死记方法，而是鼓励思考，他更反对“填鸭式”的教育方式。
“桃李满天下”，对陈寅恪来说，当之无愧。他为国家培养了许许多多的优秀人才。据有关文章介绍，前些年在广东召开的陈寅恪学术研讨会上有来自全国各地和海外的专家、学者、著名教授70余人。其中大多数是他的学生。北京大学王承兴、邓厂铭、周一良；中山大学胡守为、王季思、黄萱、姜伯勤、林亚杰；武汉大学石杰、李函；中央民族学院王仲翰、天津社会科学院卞新，广东社科院金应照，安徽师大万绳南，兰州大学陈庆夫，美国华裔教授汪荣祖等。还有其他许多校内外听他讲课的史学界学者，不计其数。
严谨治学，著作等身
陈寅恪祖籍我县桃里竹段村，是清末维新派著名人士、官至巡抚的陈宝箴之孙，清末同光体诗派代表、近代爱国诗人陈三立第三子。1890年，陈寅恪出生在湖南长沙周南女中唐刘蜕故宅，因这一年属虎，故名“寅恪”。
陈寅恪是现代著名的史学家，大学教授，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崇高声誉。他少年好学、聪慧过人，13岁便出国求学，17岁回国考入复旦大学。尔后又就读于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士大学、德国巴黎大学、美国哈佛大学、柏林大学研究院。学成回国后，先后在清华大学、广西大学、成都燕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岭南大学等地执教，曾任清华大学中文历史系“合聘教授”和“部聘教授”，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英国牛津大学授于他“英国皇家研究院研究员”称号。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中山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委员、中央文史馆馆长、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
陈寅恪的一生是艰苦奋斗、严谨治学的一生，近80个春秋，求学30寒暑，执教45年，桃李满天下。教书之余勤于学术研究。直至双日失明，右膑骨折，仍坚持教学与研究，生平著作甚丰，并有许多开拓性的研究成果，为后一代史学研究者提供了典范。
陈寅恪通晓英、法、俄、日、德等11国14种文字。对史学、文学、宗教学、语言学、人类学、校勘学都有精深的研究。尤其对史学造诣更深。对梵文、突劂文、西夏文、满文的佛教经典，也都很熟悉。旧体诗词功底深厚。史学界称其为“一代文史大师”。
陈寅恪对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成果，不仅在许多方面都有开拓创建，而且有许多方法、结论至今仍发人深思，给人启迪。他从等级性，宗法性、民族性、宗教性四大突出特点进行分析，使政治史和文化史的研究推向了深入。陈寅恪在研究隋唐史提出的“关陇集团”的概念，给学者提示了一个宏观地把握西魏、夏周、隋代至初唐史发展基本线索的关键，是引导后学研究隋唐史入门的蹊经。《关陇集团》的论述，在日本学术界己经常识化了。
《蒙古源流》是明朝万历年间内蒙古萨囊彻辰所著，其中夹杂不少神话传说，与元代蒙汉文史书多有不同，往往让人们困惑不解。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陈寅恪发表了4篇论文，探明了《蒙古源流》一书的本来面貌，使人们对原来困惑不解的难题，得以了解通释，对后来的蒙史研究产生重大影响。
陈寅恪从“古文运动”,“新乐府”、“行卷”三方面人手研究唐代文学。他把“古文运动”与民族意识，文化交互关系结合起来研究，提出了研究唐代文学新见解。在《论韩愈》一文中，指出古文运动的中心是恢复古代儒家思想的地位，韩愈等是走在古文运动中最前的人。他认为“新乐府”是我国文学逐步趋向下层的一个重要标志，其价值与影响比陈子昂李白更为高远，这种见解超越了前人。他是第一个对“行卷”进行全面研究的人，重要成就是发掘了“行卷”思潮。他所著80余五言的《柳如是别传》为明清文学研究提供了许多价值的成果。他详细考证了柳如是，精辟地拴释了钱、柳诗文。他颂扬柳如是，赞同钱廉益的观点，使人耳日一新。他为钱、柳诗文进行笺证，反映明清之际的政治、社会状况，是以诗文论证一代史事的典范。
佛教传入中国后，往往因语文能力限制，不能与原本或其语言译本对勘，陈寅恪最重外语研习。他研究佛教，能着重考证，并在考证中探讨问题。世人认为宗教与政治是不同物，两者不可参与宗教有密切关系。
陈寅格从事敦煌文献研究并把它纳入到世界学术领域中，得到各国学术界的认可。为了引导国内学者重视研究北京图书馆收藏的敦煌残卷，他在阅读后，就有关摩民教经、唐代史文、佛教主义等9个方面，著文列举其价值，为从事敦煌文献研究者开阔了视野，为我国敦煌学研究的全面开展，奠定了基础，开创了先河。
对藏学、突劂学研究，他从不轻下断语，总以严谨的科学态度进行判别，不违驳事实。是一位史识与史德统一的典范。他严谨处理“赞美”与“求真”的关系，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至今仍然具有深远的教育意义。
陈寅恪在研究与著述上的几项突出的成就与贡献，众口皆碑，史学称其“才、学、识、德”兼备，特别是他不断开拓学术研究的新领域，并取得不少重要成果，令世人惊叹敬佩。
陈寅恪平生的心愿是想写成一部《中国通史》及《中国历史的教训》。但他一生处于战祸频繁，生活极难安定的年代，晚年又目盲足胰，以致未能完成宿取。这不但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那个时代的悲剧。
品行高洁，举世垂范
陈寅恪被誉为“中国史学界泰斗”，他高尚的人品、杰出的学术成就和贡献，赢得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外著名学者的尊敬和称赞。
解放后不久，周恩来总理专门派人看望他，转达党和国家对他的关怀。他的腿跌伤以后，周总理曾亲自过问医院的治疗方案。
1959年，陈毅副总理偕夫人张茜到中山大学看望他，与他讨论《世说新语》一书的有关问题。同年，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周扬看望他，和他商讨有关教育问题。
1953年，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写信请他赴京工作；第二年又派人迎接他就任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第二所所长。著名科学家李四光、周培源等也都劝他进京工作。中共中南局书记陶铸对他非常尊崇，不但到中山大学与他访谈，还多方面给予他生活上的优遇。
1963年，胡乔木特地到中山大学看望他，关心他的旧稿重印事宜。还说，在清华学院时，可惜没有机会听陈寅恪讲课，深感遗憾。
陈寅恪的学术论著不但在中国有人去研读，在国外也备受推崇。
日本近年刊行的《中国研究史人门》已将陈寅恪所著《魏晋南北朝史略论稿》及《隋唐制度渊源论略稿》列入必读课；《亚细亚历史研究大门》也有类似说明，可见其普及之广与受重视程度之深。
苏联学者在蒙古发掘了三件突劂碑文，但都看不懂，更不能理解。后来，陈寅恪以突劂文对译解释，各国学者都毫无异词，同声叹服，又如唐德宗与吐蕃的《唐蕃会盟碑》，许多著名学者如德国的沙畹，伯希和等，都难以解决，又是陈寅恪作了确切的翻译，才使得国际学者感到满意。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教授汪荣祖说：“陈寅恪在现代中国史学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国外影响也很深远。”
一位美国学者写《论韩愈》一书，特在扉页上注明；将此书献给陈寅恪先生。
有一位学者这样称赞道：在我心目中，陈寅恪是一位通儒，通儒有别于专家学者。今日环顾中外，专家学者比比皆是，而通儒绝鲜。他又是一个伟大的文学主义者，这包括他所有的人文品质与人文素养，他在人文学中，已达通儒的境界。而其人品，表现出高贵的书生风骨，令人有“心向往之而不能至的感概。
半月前青蛙在打折书店买得此书。青蛙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慢慢读之，觉得这是写陈寅恪的最好的一本。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去书店寻获之。
《史家陈寅恪传》 汪荣祖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3月 24.00元
另，转此书评：
独立史家之陈寅恪
□书评人 云飞扬
汪荣祖的《史家陈寅恪传》是研究陈寅恪的名著，完成30年来不断增删改写，可以代表陈寅恪研究的最新成果。此书数年前曾经以《陈寅恪评传》的题目出版，却与原书颇多不合，新版改正了其中的问题。
非常时代必有非常之人，二十世纪的中国就是如此。上承三千年未遇之变局，下启民族复兴之新纪元。无数英雄人物、政治势力、学术思潮此起彼伏，浩浩荡荡之下，或英明或昏沉，或容光或流星，或激进或保守，或为一往无前之士，或做敷衍了事之徒，或声名显赫一时，或烛照千秋万代，各自在历史上留下了属于自己的一点印迹。百年之时间，恍然而过。
胡适之说，历史本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但就是这句话本身也被重新打扮梳妆成完全相反的意思。而长他一岁的史家陈寅恪，则坚持自由之精神，独立审视着中古历史，做着不古不今的学问，虽盲目跛足而终不悔改其意志。
初次知道陈寅恪的名字，笔者尚是17岁少年，却因着一卷《柳如是别传》，私下与友人窃窃私议陈寅恪书写意义之何在。明季之秦淮河畔，旧梦遐思，神州陆沉，俱是大悲切也，陈寅恪以己身悲怆投射于三百年前的美境，幻灭之际遇，在于陶醉与怅惘之间。
对于笔者，首先系统阅览先生事迹是因为陆健东之书———《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其文也深沉，其情也真挚，序自南迁之初，恰共和国之建立，岭南岁月二十年，陈寅恪先生来到广州后的第一个元旦，曾经作诗云“无端来作岭南人”，估计他也未料到会终老于斯。
先生以困厄之身，著光辉灿烂之作品。然其毕竟是个人断代史，其所以有此情境，学养如何修为，家世及前半生行止，得之碎片印象。后购得先生文集，笔者以门外汉之莽撞径自读之，受益在于先生治史格局之开阔，常在习焉不察间开辟新意，若印度佛教之东土流变，若世家贵族之于朝野，若隋唐之时胡汉一体论之，史诗互证考释资料，先生之使用材料，在于用之有物，而非展示记忆。先生也有诗才，伤世之胸怀在吟哦之间，以上只是个人印象，陈先生经历与学术之转折和突进之关点，依然是懵懂。20 05年仲春，购得汪荣祖著《史家陈寅恪传》，为我解惑不少。前时雨夜读此书，甚是感怀。
汪荣祖1940年生于上海，童年辄移居台湾地区，后赴美取得博士学位，在美任教31年，现在台湾某大学担任历史学教授。《史家陈寅恪传》初版于1975年，后经三十年多次增订，方有如今规模。传记参以陈寅恪文集、诗词，系统论述，对其史学成就与思想持平论之。全书由陈寅恪的生平、学术、志业、命运等一路写来，格局相对完整，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作者书成之时，以《蝶恋花》为题咏怀其志，寄寓感慨万端：“隔海江山烟雾外，历尽沧桑，憔悴朱颜改。
风雨无情君莫怪，那堪春去情难再。销尽风流心力怠，昔日繁华，梦里相思债。玦月窥窗花影碎，秋虫似泣啼无泪。”此中之真意，若在有无中。
陈寅恪出身世家，然承继家学渊源，更开放胸怀，涉猎十余种活死文字，深究文史哲诸学问，中外传统现代尽得，从错综复杂中确定脉络。
一生远离政治，也距时代有一定空间，惟有如此始得独立。不作激进之言，不持保守之语，学问在乎衡平之判断。汪荣祖以陈寅恪为士子/学人之规范，但是毕竟那一代人的风流云散，细细读来更添悲欣。
陈寅恪生于晚清，后去国求学，再随国难奔波九州，文章藏书多星散。
直到晚年方才安顿，然目已盲足亦跛，世间之事务如梦里一般。不幸之外是先生记忆力超群，先生之志向转而从小处求证大历史，有《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两书用历史之手法，极尽考释隐讳之能事，然旨趣已然不同以往，主题在人，在风格，在人品，在笔者看来，此是新途径，我国之史家多喜论史事升迁变化，忽略女性久矣，陈寅恪以大家之论红妆，实在别有深意。
汪荣祖论陈寅恪，最大特点便是比较全面而持平，但是篇幅不足更深入讨论，草草带过之处甚多。从最初本之7万字，再到15万字，现版本有20万字，在此希望汪荣祖先生有劳，再为扩张之，以飨读者。
一代孤高百世师
记清华国学研究院
在中国现代文化学术史上, 有三处迷人的风景最令我流连忘返：创办于1925年, 培养造就了一代薪火承传的通才硕儒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在战火纷飞中奇迹般地存在并放射出璀灿夺目的人文精神光芒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群贤毕至、往来鸿儒的林徽音的“太太的客厅”。其中最令人叹为观止的当属“长剑如花，白衣胜雪”、穆然有鹅湖、鹿洞遗风的清华国学研究院。
清华国学研究院，又称清华研究院国学门，是清华大学为大学毕业和有国学根柢者专设的学术研究机构。清华大学的前身，是本世纪初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创办的游美预备学校。因校址是在大清皇帝行园之一的清华园，初建时称清华国立学堂，辛亥革命后改名清华学校。其国耻纪念碑的历史背景，使清华建校时便烙上了殖民文化的印痕。其从初创直至20年代中期， 清华的校务从教育方针到教师延聘，从规章制度到校园风物，从语言文字到生活方式，一如英国哲学家罗素1920年来清华参观后所说：“其恰似一个从美国移植到中国来的大学校”。尤其国学一门，其教师皆为前清进士举人，思想迂腐，教学内容陈旧，长期处于落后沉闷状态，充满晚清遗老遗少没落的霉味，在外界一直给人以零星、浅陋、不通国文的公共形象。而邻校北京大学在教育家蔡元培先生主持下，以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方针治校，延揽了一大批名教授、名学者，学校的学术水平、学生质量蒸蒸日上，虎虎有生气，使有优裕物质基础支撑的清华相形见绌。随着大批清华留学生的学成归来返校任教和五四运动后中国文化教育的长足发展，至1925年，全国大学增至47所，在校生达20000余人，争取教育自主和学术独立的呼声越来越高，与之相呼应的，教育界出现了“改大”潮。
清华国学院的设立，也有当时复杂的学术背景。近百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为两个梦魇所扰。一为罗兰*巴特在法兰西学院的讲演中谈到的阅读托马斯*曼的《魔山》所经历的“历史恐惧”，也即感觉自己变成了“历史的延长物”而恐惧得发狂的鲁迅的“狂人”的语言和行动。在“社会恐惧年龄”的惊扰下，学人所表现出的试图忘记自己的身体是“历史性”的冲动和努力，往往表现为声势浩大的对传统的颠覆和全盘否定。此为“疑古”。而当西方文化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沉淀结晶在国人血液中无处不在的传统时，那种强烈的失去精神家园无所归依的恐惧感，又使他们做千年回望，表现为强烈的“复古”、“信古”。于是当历史的脚步行进至上世纪末，诸多有远见卓识的学人都强烈地意识到必须用近现代的科学思想、观点和方法, 重新解释传统文本, 省察历史, 以回应当世。他们有别于传统释古学派的是, 他们不把东西方学术对立起来, 而是用一种文化解释另一种文化, 而非激进的“革命”和“取代”。于是执教北大的胡适提出了“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用新的科学方法来研究古代的东西”。冯友兰先生在其著作《古史辨》中对新“释古”派也做了详尽阐述：“疑古一派的人，所作的工夫即是审查史料。释古一派的人所做的工作，即是将史料融会贯通。就整个的史学说，一个历史的完成，必须经过审查史料及融会贯通两阶段，而且必须到融会贯通的阶段，历史方能完成。但就一个历史家的工作说，他尽可只作此两阶段中之任何阶段，或任何阶段中之任何部分。”于是清华国学院应景而生，并身体力行，开始了创世纪的实践。
清华“改大”，先后历三任校长乃成。1918年2月，张煜全接掌清华不久, 就筹办大学一事，在全体中西教职员会议上通过设立“大学筹备委员会”议案。并于1920年1月将筹委会工作计划呈交外交部，决定逐年停办中等科，集中财力办大学部。这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1921年金邦正任校长时，开始将高等科四年级改为大学一年级，为“改大”做基础性的准备。1922年4月，曹云祥校长到任，旋即筹划“改大”的一切措施和步骤，决定自1924年为大学筹备期。1924年2月，清华聘请范源濂、胡适、张伯苓、张福运、丁文江等 5 人为大学筹备顾问，清华“大学储备委员会”宣告成立。1925年4月，北洋政府外交部批准了大学筹备委员会提交的纲领草案，随即成立了由曹云祥、张彭春、梅贻琦等 10人为委员的“临时校务委员会”, 负责将清华学校改组为新制大学部、旧制留美预备部和国学研究部三制并存的过度形式的教学机构。1925 年2月，清华研究院筹备委员会成立，制定了相关章程，决定先开国学一科。1925年5月, 改制后的清华招收了第一批本科生，他们后来被称为清华大学第一级学生。清华大学开始由一所留美预备学校逐步向完整的综合型大学过渡。1925年9月1日，清华研究院国学门（通称“清华国学研究院”）正式成立，1925年9 月14日正式开学，同时创办《国学论丛》季刊，以供学界师生切磋交流。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是开创了清华的黄金时代的清华掌门人梅贻琦先生就职演说中的一句。拥有一批高质、稳定的一流教师队伍，是一所大学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和保障。清华国学研究院自筹建之日起，便委托有关人士自国内外网罗寻求国学界德高望重的泰山北斗来研究院担任教职，专聘为导师。导师是中国二三十年代清华教职中一个特殊的称谓，其有别于其他一般教授的是，他们的主要职责不是教而是导；他们的主要对象是学生（包括研究生），但助教、专任讲师、甚至教授也可以从他们的教学和研究中获得教益；他们的物质待遇高于一般教授，被誉为教授中的教授。
由于清华校方的开明、诚恳、远见卓识及对知识、学人的尊重和学者们之间的共同追求与彼此理解、合作，同时依靠其丰厚的物质基础，在短时间内众望所归的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等四大导师（后黄节、傅增湘、溥桐及外籍音乐教师古普克也曾称导师），专任教师考古学家李济（后增加林宰平、马衡）及助教赵万里、浦江清（后又增加了研究院第一届毕业生余永梁）等一时之选的众多才俊齐聚美仑美奂的水木清华，形成声名远播、蔚为壮观之景，昭示着清华前所未有的学术收获季节来临，为其今后的发展，为造就一代薪火相传的硕学通儒奠定了基础。聘请四大导师来清华任教，其间发生的诸多颇可玩味深吟的掌故、趣闻，思来仍令今辈学人唏嘘慨叹。
国学院筹建之日起，因校长曹云祥系外交官出身, 不善此道，便在1924年2月22日致函胡适,请他代为全面设计，并出任研究院导师、院长。胡接函后表示：“非第一流学者，不配做研究院的导师，我实在不敢当，你最好是去请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三位大师，方能帮研究院办好”。并建议研究院采用中国宋元传统书院、英国大学研究院学位论文的专题研究法和道尔顿辅导制。王、梁先后应邀，章太炎则终生不就。即使最早接受邀请任研究院导师的王国维先生，其过程也颇费周折。1924年12月8日，胡与曹亲往王府拜谒；9日、11日两次致函胡适，邀胡、王同游清华，商议聘王出任国学院导师、院长之请；12月31日，即发统一印制的聘书与王；后发觉不妥，于31日疾书解释，并附手书聘书。后胡适又多次往来京津承劝，并请得清废帝溥仪“圣旨”，同意王去职就聘。当时国学院学生蓝文徵曾这样记述了邀请王为导师及研究院初创时的情景：“民国十四年国学院成立时，校长为曹云祥，曹是外交官，不懂办学校。他请胡适之订研究制度，胡适之以中国旧式书院及英国学院制，裁长补短而成清华研究院，其主旨以科学方法整理中国旧学问，专任先生称导师，年青些则称讲师，无教授，亦无校长，只在办公室设主任一人，管理杂事。制度订妥，曹请胡适之主持，胡说不够资格。胡推荐梁启超、王国维、罗振玉和章太炎。于是曹亲自拿聘书请王静安先生，王先生不答应，曹回来找胡，胡说有办法。原来当时王先生在清宫教溥仪，所谓‘南书房行走’。溥仪劝他，王先生仍然不愿去，因为清华为洋学堂，溥仪没法，只得下一道‘圣旨’——这‘圣旨’我在王先生家看到了，很工整，红字。王先生没法，只得去了”。
这一点也可从1925年3月25日王国维给蒋汝藻的信中得知,“数月以来，忧惶忙迫，殆无
可语。直至上月，始得休息。现主人在津，进退绰绰， 所不足者钱尔。然困穷至此，而中间派别意见排挤倾轧, 乃与承平时无异。故弟于上月已就清华学校之聘, 全家亦拟迁至清华园，离此人海，计亦良得。”
此外,《吴宓自编年谱》中, 还有一段足可显露当时学人风采和国学大师性格的记载，1925年2月23日,“宓持清华曹云祥和校长聘书恭谒王国维静安先生，在厅堂向上行三鞠躬礼。王先生事后语人，彼以为来者必系西装革履、握手对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决就聘。后又谒梁启超先生，梁先生极乐意前来。”看来如不是胡、曹二人至诚厚意，吴宓执以中国传统学人之礼，于王府堂前行三鞠大躬，王很可能如拒绝北京大学的迎聘那样，能否“乃决就聘”，尚未可知。
礼聘梁启超先生为清华国学院导师较为顺利。梁任公一直和清华有较深的渊源。1914年冬，刚刚建校3年的清华，便邀请当时社会声望如日中天的梁任公到校演讲。梁以《君子》为题，引用《易经》中“乾坤”二象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是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来勉励少年学子们树立“完整人格”。这对清华的优良学风和校风的养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被立为清华校训。同年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梁任公已于11月30日来清华, “假馆著书”约10个月，取名所居的西工字厅为“还读轩”。自1920年12月2日始，梁开始在清华以《国学小史》为总题系统讲学，并于1922年2月正式就聘为清华学校的讲师。所以当1925年2月22日吴宓持聘书往天津梁之寓所请为国学院导师时，梁欣然就聘。
四大导师中，陈寅恪的就聘最费周折。时陈寅恪以翩翩 36 岁佳公子独身之躯长期游学欧美，虽学问博大精深，在国内却是无名望、无著作、无学位的“三无”学人。其与声名卓著的王静安、梁任公、赵元任同聘国学院四大导师，除学养深厚使然外，关键在于有力人物的推荐。“推荐说”有梁任公荐、吴宓荐两种。陈哲三《陈寅恪先生轶事及其著作》中这样记述：“十五年春，梁先生推荐陈寅恪先生，曹（云祥）说：‘他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先生气了，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廖廖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接着梁先生提出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几位教授对陈寅恪先生的推誉。曹一听，既然外国人都推崇，就请。”此说后人颇疑。梁陈二家世家通好, 陈为晚辈，陈游学欧美多年，除几封信之外，与梁无任何交往，梁对其学问人品一无所知。陈周围的学人同道与梁也非同一类型，素无往来。且清华作出聘陈之日，是2月16日，比吴宓往天津访梁之2月22日尚早6日。吴宓推荐之说则较为可信。一则吴时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办公厅主任，主持全面工作，一切事宜均由吴操持。二吴陈二人交好，为哈佛同窗，与汤用彤并为“哈佛三杰”。且吴对陈颇了解且宾服。他曾言：“宓于民国八年在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友人，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 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今时阅十五六载, 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且喜众人之同于吾言。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关于聘陈为导师详情，吴在《吴宓自编年谱》及《雨僧日记》也有记载：“（民国十四年元月）清华国学研究院开始筹备，宓为主任……研究院教授四位，已定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宓特荐陈寅恪”。1925年4月27日，陈寅恪致函吴，告以“㈠须多购书㈡家务，不即就聘”。吴叹道：“介绍陈来费尽气力，而犹迟疑，难哉！”后经吴再函劝，陈始得允诺就聘。惺惺相惜之情毕现。自2月决定聘陈，陈吴二人书函往来，6月陈始回函同意应聘，答应明春到校（1925年6月25日《雨僧日记》按:“晨接陈寅恪函, 就本校之聘, 但明春到校”）, 但陈因“家务”事（其母俞淑人及兄师曾接连先后一年逝世，1925年 8 月安葬于杭州。后陈父又卧病不起，陈服侍左右。）于1925年12月18日才归国, 但直至1926年7月7日始到清华报到。不久又到南方养疴, 至8月25日清华开学前夕归京就任。时吴宓因与校方就擘划院务等方面产生分歧, 诸事不畅，在主持院务一年后辞去主任一职，改任外文系教授了。但仍陪陈游览校景，访问同道，安顿如初。
关于创建清华国学研究院义旨、方针，时任研究院办公厅主任的吴宓在开学报告中阐述得较为祥备：“㈠值兹新旧递嬗之际，国人对于西方文化宜有精深之研究，然后可以采择适当，融化无碍；㈡中国固有文化之各方面，（如政治、经济、文学、哲学）须有通彻之了解，然后今日国计民生，种种重要问题，方可迎刃而解，措置咸宜；㈢为达上言之二目的，必须有高深之学术机关，为大学毕业及学问已有根柢者，进修之地，且不必远赴欧美，多耗资财，所学且与国情隔阂。此既本校设立研究院之初意。”“盖以中国经籍自汉迄今，注释略具。然因材料之未备与方法之未密，不能不有待于后人之补正；又近世所出古代史料，至为夥颐，亦尚待会通细密之研究。其他人事方面，如历代生活之情状，言语之变迁，风俗之沿革，道德、政治、宗教、学艺之盛衰；自然方面，如川河之迁徙，动植物名实之繁殖，前人虽有记录，无不需专门之研究。而此种事业，终非个人及寻常学校之力所能成就。故今开办研究院而专修国学。惟兹所谓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而研究之道，尤注重正确精密之方法（即时人所谓科学方法）, 并取材于欧美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此又本校研究院之异于国内之研究国学者也”, 此言阐明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创办, 是希望通过这一学术机构，培养造就一代国学门的通才硕学，精研深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使中西文化在交流、沟通的基础上，达到融通与创新。清华《研究院章程》中也阐明此一义旨。“本院以研究高深学术、造就专门人才为宗旨。”就科目而言，“先开国学一科，其内容为中国语言、历史、文学、哲学等。其目的专在造就下列两项人才：㈠以著述为毕生事业者；㈡各种学校之国学教师。”研究院的教学采取导师制，“学生研究之方法，略仿昔日书院及英国大学制度，注重个人自修，教师专任指导，分组不以学科，而以教授个人为主。”据当时研究院的学生蓝文徵回忆：“自十五年秋，陈寅恪先生到院，导师已增至四位，秋季开学，新同学及留院继续研究的同学，共有五十余人，院中充满了蓬勃气象。”“研究院的特点，是治学与做人并重。各位先生传业态度的庄严恳挚，诸同学问道心志的诚敬殷切，穆然有鹅湖、鹿洞遗风。每当春秋佳日，随侍诸师，徜徉湖山，俯仰吟啸，无限春风舞雩之乐。”古之“从师受业，谓之从游”，此“游于圣人之门”式的师生之谊，同乐之境，让后辈学子顿生无限倾慕之情。可惜此情此景已成遥远的绝响。
清华研究院的课程安排，也独具特色，颇有眼界。其课程分普通演讲和专题研究两种，讲演为研究院学生所必修，每人至少须选定四种，由教授拟定题目，规定时间，每星期演讲一至两次。专题研究则是在各教授所指定的学科范围内，“就一己志向、兴趣、学力之所近，选定题目以为本年内之专门研究。”学生专题研究的学科达23类，包括经学、小学、中国史、中国文化史、中国上古史、东西交通史、史学研究法、中国人种考、金石学、中国哲学史、儒学哲学、诸子、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佛教史、佛经译本比较研究、中国文学史、中国音韵学、中国方言学、普通语音学、东方语言学、西人之东方学、中国音乐考。在全部 23 类专修学科中，须考试外语者共 10 类，其中佛经译本比较研究、东方语言学要求考４门外语，东西交通史、西人之东方学考３门，中国人种考、中国音韵学、中国方言学、普通语音学考２门，中国佛教史、中国音乐考 １门。如陈寅恪担任的 ３门专修学科，两门要求考４门外语，１门要求考３门外语。单语言关，就有许多学子望而却步。学生中应届生不足一半，许多学生在入学前已有专著问世，已是较成熟的青年学者。可见该院选才之精、之苛。据该院颁布的“选考科目表”所示，对报考研究院的学生及其入学后的研究方向也有极严格的要求，要求学生在考试前必须确定自己将入哪位先生门下执弟子礼：“学生报考时，即须认定上列任何一类, 为来校后之专门研究, 考入后不得更改”。“教授所担任指导之学科范围，由各教授自定。俾可出其平生治学之心得，就所最专精之科目，自由划分，不嫌重复；同一科目，尽可有教授数位并任指导，各为主张。学员须自由择定教授一位，专从请业，其因题目性质，须同时兼受数位教授指导者亦为之；但既择定之后，不得更换，以免纷乱。”研究院学生入学考试极难。考题共三部分，第一部为普通国学，以问答形式不限范围；第二部分为作文，第三部分才是正式选考的六门课。这六门课程由各科导师预先设定，“考生报考之时，应先自问所拟研究之专题属于本表中某科之范围，即行择定该科，然后应靠本表中该科下所指定之六门，决不可倒因为果，妄测各门内容题目之难易，希冀考取，因而改定专研之学科及题目。”学生考试门类包括经学甲乙、小学甲乙、中国史甲乙、中国哲学甲乙、中国文学甲乙、普通语音学、声学、数学、心理学、世界史、统计学、人类学、西洋哲学、乐谱知识及英法德日等外国语（英法德又各分甲乙）。此项规定从研究院创立至1929年解散，始终如一，未因任何人事变动而更改。
是时研究院共有导师4人，讲师1人，助教3人，导师和讲师可以招生，导师、讲师所担任的指导科目也据各人专长分任。学制初定为一年，经导师批准可延长至两年到三年。研究院只招收了四届学生，总计70 余人。1925、1926年各录取学生30余人，合计61人（含备取6人）, 1926年毕业29人，其中15人申请留校研究一年（实际有7人注册）；1927年8月录取新生11人，加上1925、1926年录取而未入学的学生，以及留校生，共有学生24人；1928年又招新生3人，同时在本年度毕业的22名学生中，有10人留校续读。这些成为“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的清华国学院学生均为天资聪颖、慧心纨质的当世俊彦，成材率极高。“守先哲之遗范，托末契于后生”，从学生名册中可看到这些名字：刘盼遂、吴其昌、王庸、周传儒、高亨、徐中舒、杜钢百、姚名达、王力、姜亮夫、陆侃如、戴家祥、卫聚贤、杨鸿烈、陈守时、刘节、蒋天枢、谢国桢等。他们后来大都成为某国学门如语言学、古文字学、考古学、哲学、文学、佛学等方面的学术泰斗，使研究院的风范传统和学术薪火得以绵延承传，继之而起的清华文学院将此发扬光大，融铸而成经典的“清华学风”、“清华学派”。
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中，其排名顺序为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据传王居首席是由于梁的谦让与推崇。当时的国学院学生吴其昌曾回忆道：“先生之齿，实长于观堂先师，为全院祭酒。然事无巨细, 悉自处于观堂师之下。”王是当时公认的学术大师, 象梁任公、陈寅恪这样的具有国际声望的学界巨擘对王也由衷敬佩。他七岁读私塾，十六岁入州学，读前四史，兼骈、散文，始知有新学，于是弃科举而神往数理之学，二十一岁入《时务报》，二十二岁到上海习日、英、德等文，醉心于康德、叔本华、尼采之说，后留学日本，二十八岁《静庵文集》问世，三十岁后研究文学，于诗词、戏曲小说用功尤勤，三十一岁经典的学术奇葩《人间词话》脱稿，三十五岁推出《宋元戏曲考》。中年以后又治中国古代史，在甲骨、钟鼎方面成就卓著，奠定国学大师之位。梁曾语学生曰：“教授方面，以王静安先生为最难得，其专精之学，在今日几为绝学；而其所谦称为未尝研究者亦且高我十倍，我于学问未尝不可有一精深之研究……王先生则不然。先生方面亦不少，但时间则较我为多，加以脑筋灵敏，精神忠实，方法精明，而一方面自己又极谦虚，此诚国内有数之学者。故我个人深以得先生共处为幸,尤以诸君向学亲师, 勿失此机会也。”陈屈居末席, 是由于陈的辈份较梁为低，对梁以“世丈” 相称。与王为学术同道，精神契友，年龄相差13岁，当为“平生风谊友兼师”。而赵任哈佛的资历较陈为早，当赵接聘清华国学院导师一职时，尚任教哈佛，哈佛亦有让寅恪接任赵职之请，所以虽年小寅恪三岁，排名亦在陈之上。
王国维是最早就聘清华国学院导师一职的, 作为入值“南书房行走”的帝师, 其学涯如海、浩瀚精湛、声望甚隆。原拟请他来清华研究院任院长一职，但王以“院长须总理院大小事宜”, 怕影响他的学术研究而坚辞不就。王在清华国学院任教期间，担任经学、小学、上古史、金石学、中国文学等学科的指导，精力旺盛，学业成熟，著作彪炳。他的学术研究由《耶律文正年谱》转入《西北地理》和《蒙古史》，致力于四裔金石文献之考证；先后完成《月氏未西徙大夏时故地考》、《宋代之金石学》、《鞑靼考》等近四十篇著述。王国维通晓西方哲学理论，受到过严格的自然科学方法论的训练，翻译过形式逻辑的书籍，从而能突破旧有史学方法，提出新的“二重证法”和“阙疑法”为主要特点的新史学方法——所有的历史文本不再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它必须接受来自“地下新材料”的挑战，“以实证史”而又“以史证实”开以科学方法研究史学之新河。他在其《古史新证》中这样解释：“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苟考之史实与制度文物，以知时代之情状，本之《诗》、《书》以求其文之义例……由此而彼，即甲以推乙，则于字之不可释，义之不可通者，必间有获焉。然后阙其不可知者以俟后之君子，则庶乎近之矣。”陈寅恪在论及王国维的治学方法时写道：“然详绎遗书，其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凡属于考古学及上古史之作，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鬼方昆夷玁狁考等是也。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凡属于辽金元史事及边疆地理之作，如萌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等是也。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唐宋大曲考等是也。三类之著作，其学术性质固有异同，所用方法亦不尽符会，要皆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
是时中国正处于大动荡、大变革时期，北伐军的隆隆炮声已隐约可闻，刀光剑影已逼近京师。“感于事变”的帝师王静安先生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1927年6月2日夜草拟遗书怀之，“是夜熟睡如常，翌晨盥洗饮食亦如常，忽于友人处假银币五枚，独行出校门，雇车至颐和园，步行至排云殿西鱼藻轩前，临流独立，尽纸烟一支，园丁曾见之，忽闻有落水声，争往援起，不及二分钟已气绝矣。”上言：“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一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蒿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致饿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文化神州丧一身”，“海内同声哭郑君”。如果说王之华诞预示了中国现代学术的光辉序幕，那么王之自沉则成为盘桓在中国学术史上一阕永恒的悲歌，至今仍为学界聚讼。
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静安先生举身赴清池的诀绝身影震惊海内外。社会上异说异是，察察为揣，纷纷撰文释其原因。独最知静安心境的陈寅恪从文化兴衰和一代学者的命运角度对其死因拨冗驱雾，给以正解，廓清那些“流俗恩怨荣辱委琐龌龊之说”。在清华国学院师生向大师遗体告别之际，陈氏出人意外地行三跪九叩大礼，并以一诗一词寄托哀思。在挽词中陈氏写道：“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 迨既达极深之度, 殆非出于自杀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钜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1934年，陈寅恪又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言：“自昔大师巨子，其关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时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时地域之众人所能共喻。”对王氏死因升华至“承续先哲将坠之业”“文化托命”“不止局于一时间一地域”的深度。
1929年夏，清华国学院师生在王氏辞世二周年之际, 募款为他修立了纪念碑。陈氏又撰写了碑文；建筑大师梁思成勘定碑址，并亲绘彩色大样；书法家林志钧特为书丹；“北大三马”之一的马衡亲为篆额；名刻家李桂藻敬工刻字。纪念碑于1929年7月15日落典。据载：“此碑位于科学馆南土山东麓两槐树之间，碑之本身，约高七尺，挺立于四尺许高之碑基上，色呈淡黑，颇足表出哀思之意。”碑之正面，大书“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碑上刻有陈寅恪先生撰写的碑文“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 共三光而永光。”从此，陈寅老从“静安自沉”事件中提炼结晶放大出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成为学人精神和魂魄的八字真言。
由于梁启超与清华的特殊渊源，在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中，他对清华发展的影响可谓广博。举凡董事会的组成、校长的人选、校训的制立、科目的安排乃至每一个学生的特点及发展方向, 都渗透着任公的拳拳之心。1929年9月梁启超在《清华周刊》发表《学问独立与清华第二期事业》，着重地谈了清华设立大学部及国学研究院与中国学术独立的关系，提出“一国之学问独立，须全国各部分人共同努力，并不希望清华以独占。但为事势便利计，吾希望清华最少以下列三种学问之独立自任。1．自然科学——尤注重者生物学与矿物学；2．工学；3．史学与考古学。”1925年9月23日，在清华国学院首届学生开学前夕，他与研究院学生就“人才的培养与养成问题”以及研究院的培养目标等问题深入交谈。他负责的课程达11门之多，包括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文学、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中国史、史学研究法、儒家哲学、东西交通史等。梁任公学识广博、学养深厚，且又是天生的演说家, 能言善辩, 口才极佳, 绕梁三日, 独具魅力。他经常“穿着肥大的长袍，步履稳健，风神潇洒，左顾右盼，光芒四射” ，其课程最受学生的欢迎，一时“学子景从，风气大开”，在清华园留下了众多的传奇与掌故。他授课之余，勤于著述，昼夜弗辍，以至积劳成疾，体质弗抗。其许多著述系抱病完成，许多著述由其口述弟子，笔记成篇。早在1925年，因患肾病不得不入协和医院割去一内肾。1926年, 以久病之躯完成《中国文化史》, 此书分三部29 篇, 上自叙述历史之朝代篇, 下至研究图书之载籍篇，凡中国文化之一切关涉，几无所不包无所不容，极类以一部文化百科全书。1927年5月，梁病加剧，无法持笔撰稿，仍口述弟子周传儒、姚名达、吴其昌速记成篇，集为《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后陆续完成《合传及其作法》、《年谱及其作法》、《专传的作法》、《孔子传的作法》, 至秋后“体不能支而止”。1928年梁启超肾病加剧，虽于5月末“收同学论文评阅竣事，即辞回天津养病。”9月中旬, 病发作, 乃入协和医院就医，仍撰读如初，病未愈而归天津，“执笔侧身卧，仍扶病继草此稿”。终因病入膏肓，一病不起。与南海学堂、公车上书、戊戌变法、亡命东瀛、护国之役等大气磅礴、风云跌宕等历史事件融为一体的一代天骄梁任公，遂于1929年1月19日谢世，年仅五十有六。
作为一代学术大师的梁任公其业绩实不止湟湟七百万言的《饮冰室合集》所能涵盖。作为代表其成就的《饮冰室合集》分文集、专著两部分，包括论文七百余篇，诗话一种，诗词三百余首，书一百零四种，大都有其独得和创见，如此等文、史、论诸方面的皆广博精深的之大家硕儒亘古罕有。授人一物，不如授人一技；授人一技，不如授人一法。作为开一代风气之先的清华国院导师，他认为做学问须具备“明敏、密察、别裁、通方”的能力和“忠实、深切、敬慎、不倦”的习惯及治史的科学方法，认为有价值的学问的标志是发明新原则，应用已发明之新原则研究前人未曾研究过的现象，从而为新史学确立了全面和系统的学术规范。他认为为人师者的首要责任为培养学生的独立钻研能力，“做学问之要点，吾以为以开发本能为不二法门》孔子曰：‘人能宏道，非道宏人。’苏格拉底亦云：‘余非以学教人，乃教人为学。’……是以教授之法，系教师引导学生做学问，教师给学生学问之责任也。……学而能触类旁通，开发真本能，以致用，而为已也”。其弟子周传儒曾这样忆及先师：“他不是思想家，不是经师。……他讲整理国故，而不讲训诂、考据、名物。他是一个史学家，特别是学术文化史专家。”“他既富有渊博的学识，又富有综合之才能，扼要钩玄，深入浅出……同时代的人如胡适、梁漱溟、陈垣、丁文江，皆视新会如宾如师。又如蒋百里和徐志同道摹，则持束修贽见跪拜称弟子。一般均认太炎为南方学术界的泰山，任公为北方学术界的北斗”。“独为神州惜大儒”，“千古文章未尽才”。斯人其逝，国宝云亡，山河同悲。任公之殇，于中国学术、于八方学子之损失不可量也，我们今天仍然感觉得到。
研究院最年轻的导师是刚届33岁的有“中国语言之父”之称的赵元任先生。1910年赵以第二名的成绩作为第二批庚款游美生赴美, 先后毕业于康奈尔大学、哈佛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 并在上述两校任教。他于1925年应聘为清华国学院导师, 指导现代方言学、中国音韵学、普通语言学、中国乐谱乐调、中国现代方言的课程, 并身体力行在各地进行方言调查，并灌制了大量有关语言方面的唱片，单是中国华中、华南各地方言的录音唱片就有 2000 多张。他是语言方面的天才，精通英、德、法、日、俄、拉丁、古希腊等国文字，尤擅各国各地的方言，几达广通博大的地步。据当时欢迎他来清华任教的《清华周刊》这样描述：“先生学问渊博，名震中西，对于语言学一门，尤多研究，既善论理堂上催眠，复精小桥食社调味，巧手操琴，莺歌唱谱，是以耳目口鼻，皆不能忘先生。”一派新派文人的形象。三十年前，北大教授前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罗常培先生这样评价他：“他的学问的基础是数学、物理学和数理逻辑，可是他于语言学的贡献特别大。近三十年来，科学的中国语言研究可以说由他才奠定了基础，因此年轻一辈都管他叫中国语言学之父。”1929年，清华国学院停办，赵旋被聘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兼语言组主任。赵于1931年接任梅贻琦为清华留美监督，1938年后定居美国，入美籍，曾先后执教于美耶律大学、哈佛燕京学社、密执安大学、加州大学, 1965年退休。沧海桑田, 岁月奄忽，1981年已臻九旬之寿的前清华国学院导师赵元任来清华寻旧，徘徊于其故居照澜院（旧南院），百感交集，久久不忍离去。物是人非，恍如隔世，老人用那特殊的浙江常州吴语声调长吟一阕老歌，系六十年前由元任先生亲自谱曲，老友著名诗人刘半农填词的《教我如何不想她》，一吐几十载思念故国旧友之情。“去国不久的人，不懂得思恋故土的深情！”此语从去国四十多载的前清华国学院导师之口缓缓吐出，柔肠寸断、力透千钧，令人不胜沉迷、低廻。
“盖世奇才”、“教授之教授”、“太老师”，这是国内外学术界及清华国学院学生对一代学术大师陈寅恪的尊誉。陈系世家子弟，祖父陈宝箴，父陈三立，兄陈衡恪，皆为当世名士。他以“三无”之身与当代学界泰斗王、梁及哈佛博士赵元任共席；后又被聘为清华大学唯一之中文系、历史系合聘教授；在西南联大执教时为部特聘教授；他还曾为英国剑桥大学首位汉学讲座教授、牛津首席汉学教授。自1902年春随兄师曾东渡日本求学，到1926年归国就聘清华国学院导师, 陈寅恪已断续在欧美游学近20年。能够聘得陈为学院导师, 虽颇费气力，确是清华之幸。在三四十年代中国的学术界有一场“土产学者”和“出洋学者”之争。前者讽刺后者不解中国传统，其学问主张为隔靴搔痒，胶柱鼓瑟；后者则批评前者方法陈旧，工具不够，考训充满迂腐之气。陈的到来，得到了新旧两派学人的首肯和推崇。陈寅恪先生家学渊源，旧学根底深厚，诸多古章典籍如十三经等均能流利背出，且每字必求正解。况且又游学欧美多年，对西洋新观点科学方法及工具亦有很深的造诣。单就语言为例，陈通晓的有二三十种之多，举凡英、法、德、日、俄乃至印度梵文、蒙、满、阿拉伯、巴利文、突厥文、波斯文、暹罗文、西夏文以及诸多中亚西亚现存或已亡的文字甚至匈牙利和马札尔文，他都目到意通，手到擒来。他在研究院授课课程为年历学、古代碑志与外族有关系者之研究、摩尼教经典回纥译本之研究、佛教经典各种文字译本之比较研究、蒙古、满洲书籍及碑志与历史有关系者之研究等。陈寅恪治学面广，宗教、历史、语言、人类学、校勘学等均有独到的研究和著述。据他在1923年与妹书中所言:“我所注意者有二：一历史。（唐史、西夏）西藏（即吐蕃）藏文之关系不待言。一佛教。”其一生研究的重心是国史, 对于史籍无所不读, 他特别注重史实，他常说在史中求事实，目的是在历史中吸取历史的教训，举凡中国历代兴亡的原因，中国与边疆民族的关系，历代典章制度的嬗变、社会风俗、国计民生、一般经济变动的因果，以及中国文化独立于世界之林长久连续存在的原因等都在他的目下，并做深入细致的研究，提出自己独到的观点。在史学领域中，他又将重点研究范围倾注在中国中古史，主要是魏晋南北朝及隋唐五代，尤推崇宋史。他在二十年代所授课程有佛经文学、禅宗文学、世说新语研究、欧阳修研究、元白刘氏研究等。他曾言：“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由于其所授皆为前人所未逮，服膺其倾世之才，陈授课时出现了不仅学生云集而且许多名教授如朱自清、冯友兰、吴宓、北大的德国汉学家钢和泰等都风雨无阻来听课的情景。
陈寅恪学贯中西，治学严谨、缜密、公正、勤奋。据1947年3月3日《燕京新闻》这样评价:“陈先生是一个勤奋的垦荒者, 他不多说话, 尤其不唱高调，只是一个接着一个地在解决历史上的疑案。用很简练的笔法些出来”，却是一篇一篇的短论文，登在学术水准很高的杂志上。”他虽身体羸弱, 在教授学生方面极严格, 风雨无阻，绝少辍讲。他享有“字字精金美玉”之称。据牟润孙回忆:“陈在清华大学讲书……专讲个人研究心得, 繁复的考据, 细密的分析，”姜亮夫先生也曾这样回忆：“陈寅恪先生广博深邃的学问使我一辈子也摸探不着他的底。他的最大特点：每一种研究都有思想作指导。听他的课，要结合若干篇文章后才悟到他对这一类问题的思想……听寅恪先生讲课，我不由自愧外国文学得太差。他引的印度文、巴利文及许许多多奇怪的字，我都不懂，就是英文、法文，我的根底也差。”他讲授和指导的科目均为地道的欧洲汉学，由于他中西共通的教育背景，其教授一在让学生打下扎实的国学根基，更在科学的研究方法，使从其学的学子终生受益者甚多。
陈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中虽到校最晚，且排名屈居末席，但陈实为国学院之魂。1927年春节刚过, 研究院师生平静的学术生活就被北伐军北上的隆隆炮声打断, 已无法潜心向学于美仑美奂的清华园。6月2日又发生了举世震惊的王国维先生在颐和园鱼藻轩自沉事件。6月7日，梁任公又因肾病加剧，不得不归天津长期静养，基本无暇顾及院内事宜，不久就辞去清华一切职务。而另一位导师赵元任担任功课极少（新旧制均无课，仅每周研究院演讲吴语一小时），且自1927年10月起长期来往于江浙、江西、湖北、广东等地考察方言。清华国学研究院实际上只有陈氏一人大厦独擎，勉力支撑。总理院内大小事宜，执教原来从王、梁问业的莘莘学子。其间虽有增聘章太炎、罗振玉、陈援庵为导师之动议, 但均被婉言逊谢。1928年6月北伐军攻占北京后，研究院由外交部划归教育部。1929年1 月19 日梁任公溘然逝去。四大导师风流云散，名藻一时的清华国学院已举步维艰、形同虚设了。
至此，在20世纪20年代，绽放在中华学术之链中最灿烂一环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在风雨飘摇动荡跌宕之中四度春秋后, 于1929年正式停办。自创办之日起, 清华国学研究院一波三折，走过了一段极不平静的路程。1925年9月开学；1926年9月四大导师始聚齐；1927年6月2日，王静安先生自沉，已呈不祥之色；6月7日梁任公回天津养疴，不久辞去清华一切职务，1年后谢世。王、梁二人去后留下的学术空白，此时已动摇了研究院学术权威的地位。自1927年下半年始清华国学研究院全部重任实由陈寅恪一己弱躯勉力维持承当, 虽殚精竭虑, 但已回天无力，呈星散飘零状。终于在1929年11月奏响广陵散曲。四大导师凋零其半，四方学子各奔东西。陈寅老吟于1927年春的《春日独游玉泉静明园》诗中云：回首平生终负气，此身未死已销魂。人间不会孤游意，归去含凄自闭门”，业已窥颇天机，竟致一语成谶。清华汇西方现代的科学观念和研究方法，去化解传统思想文化的危机，以实现文化托命之旨，争取学术独立的艰辛努力和曲折历程，反映了中国现代学术和文化的悲怆命运。想来令人悲哀而心酸。国学研究院曲折跌宕的命运，暗合了中国学人在一个大变迁、大动荡的时代，以学术为基，融融汇西方现代的科学观念和研究方法，去化解传统思想文化的危机，以实现文化托命之旨，争取学术独立的艰辛努力和曲折历程，反映了中国现代学术和文化的悲怆命运。想来令人悲哀而心酸。
一生负气成今日，
四海无人对夕阳。
——陈寅恪
一.观堂而后信公贤
1927年，岁次丁卯，是个不寻常的年头。
单说这年的6月2日，农历端午节前两天，一代文史大师王国维（字静安，号观堂，1877－1927）百岁功名才及半，却突然出人意料地在北京颐和园鱼藻轩投水自沉，当时约是上午11点。相隔十余米处，刚好有个清道夫目击此事，当即跃入水中将人救起，前后不到两分钟时间。池水甚浅，甚至连王先生背后的衣服都未曾浸湿，他并没有呛水。但湖底满是淤泥，王国维入水时头朝下并用了相当力量，以致口鼻都为淤泥湮塞，清道夫托他出水后又不知道如何及时抢救，观堂终于窒息而死。
这是王国维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光顾颐和园。出事之前，据说一切宛如平常，“无丝毫异样”。他向人借了五元钱，叫了一辆人力车代步。当时颐和园门票六角，死后他口袋中尚余四元四角。
王国维一路上究竟想了些什么呢？
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莫道昆明池水浅，一样呜咽送大贤。
观堂给儿子王贞明留下了一封一百余字的遗书。这份被昆明湖水浸染过的遗墨绝笔，毛笔手书，字迹清晰。由于湖水的浸染，可看到染在另一边依稀模糊的反字，还可见入封时的叠痕。据说，遗书发现于内衣口袋中，外有封，上书“送西院十八号王贞明先生收”。王贞明为王国维第三子，当时随父居京。遗书全文如下：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敛，即行藳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犇葬，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
五月初二日父字
观堂遗命：“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
陈指陈寅恪，吴指吴宓，两人都是王国维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最为相知的同事。观堂委托他们帮助料理后事，引为身后可以信赖依靠的朋友。
亦师亦友的王国维正当创造力旺盛、成果迭出的壮盛之年，忽然含恨自舍，一时间薄海同悲，众说纷纭。陈寅恪感到震惊、压抑和悲哀。他在挽诗中沉痛至极地写道：“敢将私谊哭斯人？文化神州丧一身！”表达了自己的深切哀悼，并对亡友作出了崇高评价。学生姚名达致送的挽联是：“绝学不传，师胡早死？群嚣未息，吾欲无言！”
我从来不信王静安“殉文化”这种说法，更不要说是“殉清”了。要不，中华文化在文革期间遭受了空前浩劫，平生心高气傲而终于饱受屈辱都远在王国维之上陈寅恪为什么没有自杀？陈寅恪不是死于精神崩溃，而是死于生理机能衰竭。自杀的人，尤其是中国人，大多都是在现实生活中遇到了无法克服的困难，内心受到极大的折磨和委屈。具体到王国维，我相信是成也萧和，败也萧和，家庭的麻烦和苦恼才是第一位的。直接的祸首，舍“上虞老贼”（傅斯年语）而谁？陈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坦言：“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说得已经相当刻露了。
岁月如流。
32年后的1959年，西南师范学院教授吴宓（字雨僧，1894-1978）非常想念阔别多年的生死之交、时任中山大学教授的陈寅恪，“受教追陪四十秋，尚思粤海续前游”。 吴雨僧乃狂狷之士，学贯中西，傲岸自负，偏是毕生对王国维、陈寅恪两位先生心服口服，无限仰慕。
吴宓怎样看待陈寅恪呢？有诗为证：
回思真有泪如泉，戊戌重来六十年。
文化神州何所系？观堂而后信公贤。
确实，与王国维一样，陈寅恪是百年中国最杰出的文史大师。而其对政局之明察、治家之严整、虑事之周密、风骨之崚嶒，尤非观堂可比。
二.旧时王谢早无家
陈寅恪（1890——1969），江西义宁（今修水）人，出生于湖南长沙，世家子弟。
祖父陈宝箴，字右铭，咸丰举人。右铭思想通达，精明强干，为曾国藩赏识提拔，累官至湖南巡抚。戊戌变法时，全国封疆大吏中惟有陈宝箴一人公开表示支持维新。戊戌六君子中的杨锐、刘光第，即是由他荐用的。湖南当时革新风气特别浓厚，百业兴旺，人才济济。名震一时的时务学堂，即由其子陈三立协同谭嗣同、梁启超、黄遵宪、熊希龄、唐才常、皮锡瑞等精英合力开办，旨在为国家培养新型人材；学生中最杰出的代表，就是“白帽轻衫最少年”的邵阳蔡松坡。中国近、现代史上，原来一向藉藉无名的三湘子弟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独领风骚，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而外，陈氏父子亦功不可没。
父亲陈三立，号散原，光绪进士，曾任吏部主事等职。陈三立既是维新派中的风云人物，名列“清末四公子”（湖北巡抚湖南浏阳谭继洵之子谭嗣同，湖南巡抚江西义宁陈宝箴之子陈三立，广东水师提督安徽庐江吴长庆之子吴保初，福建巡抚广东丰顺丁日昌之子丁惠康），又是清末民初最著名的旧体诗人。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认为，他的作品代表了鲁迅出现之前一段时间内中国文学的最高成就。陈氏父子受曾国藩、张之洞影响很大，关系极深，他们的变法主张比较持重稳健，与激进的康有为、梁启超一派有明显的不同。这一点也直接影响到陈寅恪后来的思想和立场，应该引起充分注意。
戊戌变法失败后，陈氏父子被清廷同以“招引奸邪”的罪名革职，永不叙用。不久，右铭郁郁而终。散原则从此绝口不谈世事，自号“神州袖手人”，转而致力于文学创作。其诗清奇拗涩，避俗避熟，成就斐然，成为同光体的首领，被近代宋诗派奉为宗祖，地位近乎北宋黄庭坚。其实，散原并未忘情国事，诗集中有不少反映庚子国变至辛亥革命年间重大题材的作品，忧时伤世，爱厚悲深。散原后来居于故都北平。卢沟桥事变后，坚拒绝日寇的威胁利诱，绝食而死
1928年，时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的陈寅恪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体育教师唐筼相识、相知并结为百年之好。好友吴雨僧写了一首七律，祝贺陈、唐新婚。诗曰：
廿载行踪遍五洲， 今朝萧史到琼楼。
斯文自有千秋业， 韵事能消万种愁。
横海雄图传裔女， 望门耆德媲前修。
蓬莱合住神仙眷， 胜绝人间第一流。
唐筼是前清署理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师范毕业，沉静贤淑，博学能干。从此两人琴瑟和鸣，相依为命达40余年，直至生命的终点。这是历经世难、目盲足膑的陈寅恪平生最大的幸运。
陈寅恪和唐筼有3个女儿：长流求，次小彭，幼美延。她们都是学的自然科学，无人继承乃翁衣钵。
1969年10月7日，79岁的陈寅恪在广州逝世。11月21日，唐夫人去世，终年71岁。两老的骨灰在广州银河公墓寄存多年。
2003年4月30日，在陈氏后人和社会各方尤其是著名画家黄永玉坚持不懈的努力下，尽管饱经波折，陈、唐夫妇终于得以埋骨名山，合葬匡庐。
1999年大约是春天，梁某特意去了一趟广州。主要目的有二：到银河公墓凭吊萧红；到中山大学瞻仰陈寅恪旧居。
在陈先生故居，绕室彷徨，心事浩茫。不由想起何士光的中篇小说《青砖的楼房》里面的句子：
要是很早很早的时候，就有人预先地告诉你，说你后来能有的日子不过只有这样的一条远远的楼廊，那你会怎样想？那时你还愿不愿意再望前走？
那是一个美丽的春日。春草芊芊，燕子呢喃，阳光暖洋洋的，微风中略带一丝薄寒。
楼空人去，旧游飞燕能说。
三.吾侪所学关天意
1902年春天，12岁的少年陈寅恪随长兄师曾（即陈衡恪。著名画家，亦精于金石篆刻，他是鲁迅的好友。其岳父范肯堂是当时颇有名气的文士，尤擅对联）东渡扶桑，留学日本。后因病回国疗养并就读于复旦公学。这时，其国学根柢已相当扎实。据他的表弟兼同学俞大维（曾任台湾国防部长）说：寅恪对十三经大都能背诵，而且每字必求正解；但他的志趣不在通经，而在研究历史。1909年秋天，赴德国留学。
此后十余年间，陈寅恪游学欧美，先后在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学习。有意思的是，他曾于1915年春天回到北京，担任全国经界局局长蔡锷的秘书，不过为期甚短。在哈佛攻读3年后，又离美赴德，“进柏林大学研究院，研究梵文及东方古文字学等”。这次在柏林历时4年，直至1925年应聘回国。
陈寅恪在欧美读书的重点是研究语言文字，目的在于打好做学问的基础，亦即汉学家所谓“读书必先识字”的门径。德国的历史语文考证学派，在当时影响很大。语文考证方法可以说是建立信史的最近途径。
陈寅恪曾这样概括王静安之治学方法：
1.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凡属于考古学及上古史之作，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鬼方昆吾猃狁考》等是也;
2.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凡属于辽金元史事及边疆地理之作,如《萌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等是也；
3.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等是也。
其着眼点即在于使用材料与研究门径。
当时留学之风大盛，潜心问学者固然不乏其人，混混儿却也为数不少。陈寅恪曾私下向吴宓说：“吾留学生中，十之七八，在此所学，盖惟欺世盗名、纵欲攫财之本领而已。”据杨步伟（赵元任夫人）回忆说：当时大家公论，只有傅斯年和陈寅恪两个人是宁国府大门前的一对石狮子。
1925年秋天，清华学校（清华大学的前身）利用美国退还的庚款，大事扩充。在胡适等名流的大力推动下，校长曹云祥决定设立国学研究院，吴宓任主任，主持日常事务；延聘国内泰山北斗级学者，充任教授。于是“清华学院多英杰”，四大导师先后到位，极一时之盛。
四大导师中，王国维、梁启超早就是学术界的领袖人物，名满天下，著作等身。赵元任文理兼修，学贯中西，1918年即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是留学生中的翘楚人物。只有陈寅恪寂寂无名，只写过很少几篇文章，而且没有任何学位。这在刻下完全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清华国学院不拘一格选拔人才，梁某别有感焉，不由想起两段话来：
一是湘军统帅胡林翼说的：做事全在用人，用人全在破格。
一是鲁迅逝世后，对长兄犹存余愤的周作人说的：“他做事全不为名誉，只是由于自己的爱好。这是求学问弄艺术的最高的态度，认得鲁迅的人平常所不大能够知道的。”
1925年，陈寅恪自德返国。因父病及经营母、兄葬事，直到1926年8月25日新学期临开学前才抵达清华园，从此开始长达43年的教学生涯。不惟学术成果斐然，而且桃李满天下。
陈寅恪通晓英、法、俄、日、德等11国14种文字（一说20余种），对史学、文学、语言学、人类学、宗教学、校勘学都有精深研究，史学造诣尤为深厚。对梵文、突厥文、西夏文、蒙文、满文的古代经典，也都非常熟悉。他的旧诗秉承家学渊源，功力深厚，广泛涉及政治文化社会生活诸层面，堪称一代诗史。
陈先生1942年 在为学生朱延丰所著《突厥通考》写的“序 ”中说“寅恪平生治学，不甘逐队随人，而为牛后。年来自审所知，实限于禹域以内，故仅守老氏损之又损之义，捐弃故技。转思身处局外，如楚得臣所谓冯轼而观士戏者。”
抗战军兴以后，国仇家恨，聚于一身。此老治学兴趣或为之一变，而专心一守禹域之学？
陈先生是中古史研究方面的权威，认为中国中古史最重要者即民族与文化两因素。他对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成果，不仅在许多方面都有开拓创建，而且有许多方法、结论至今仍发人深思，给人启迪。他从文化、种族、家族、门第（即社会阶级）四大突出特点进行分析，把政治史和文化史的研究融为一体并推向深入。他在研究隋唐史时提出的“关陇集团”的概念，给学者提示了一个宏观地把握西魏、夏周、隋代至初唐史发展基本线索的关键，是引导后学研究隋唐史入门的蹊径。“关陇集团”的论述，在日本学术界早己常识化。
陈寅恪从“古文运动”,“新乐府”、“行卷”三方面入手研究唐代文学。他把“古文运动”与民族意识，文化交互关系结合起来研究，提出了研究唐代文学新见解。在《论韩愈》一文中，指出古文运动的中心是恢复古代儒家思想的地位，韩愈等是走在古文运动中最前列的人。他认为“新乐府”是我国文学逐步由士大夫阶级趋向下层的一个重要标志，其价值与影响比陈子昂、李白更为高远，这也是他特别推崇白居易的原因。这是一种超越前人的全新见解，不过萧公权等著名学者对此持有不同看法。他又是第一个对“行卷”进行全面研究的人，重要成就是发掘了“行卷”思潮。陈先生穷晚年精力所著煌煌80余万言的《柳如是别传》，为明清文学研究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大大拓宽了人们的视野和思路。他详细考证了柳如是的生平事迹，精辟诠释笺证了钱、柳诗文，别开生面地反映了明清之际的政治、社会状况，是以诗证史的经典之作。当然，由于他对钱谦益尤其是柳如是过分偏爱，书中不免也有些穿凿附会曲为之说的地方。
《蒙古源流》是明朝万历年间内蒙古萨囊彻辰所著，其中夹杂不少神话传说，与元代蒙汉文史书多有不同，往往使学者们困惑不解。20世纪30年代初，陈寅恪发表了4篇论文，探明了《蒙古源流》一书的本来面貌，使人们对原来困惑不解的难题，得以了解通释，对后来的蒙古史研究产生重大影响。
佛教传入中国后，往往因语文能力限制，不能与原本或其语言译本对勘。陈寅恪最重外语研习，他研究佛教，能着重考证，并在考证中探讨问题，对政治与宗教的关系亦有新见。
陈寅恪从事敦煌文献研究并把它纳入到世界学术领域中，得到各国学术界的认可，被认为是“敦煌学”的开山鼻祖之一。为了引导国内学者重视研究北京图书馆收藏的敦煌残卷，他在阅读后，就有关摩民教经、唐代史文、佛教主义等9个方面，著文列举其价值，为从事敦煌文献研究者开阔了视野，为我国敦煌学研究的全面开展，奠定了基础，开创了先河。
他对藏学、突厥学研究精深，但从不轻下断语，总是以严谨的科学态度进行判别，不违背事实，是史识与史德统一的典范。他严谨处理“赞美”与“求真”的关系，评价历史实事求是，常与辩证法暗合。
陈先生在研究与著述上的几项突出的成就与贡献，有口皆碑。史学界称其“才、学、识、德”兼备，特别是他不断开拓学术研究的新领域，并取得不少重要成果，令世人惊叹敬佩。
陈寅恪平生最大的心愿是想写成一部《中国通史》。但他一生处于硝烟弥漫、祸乱丛生的年代，晚年又目盲足膑，以致夙愿未克完成。这是极可惋惜的。
陈寅恪的学术著作在国外也备受推崇。
日本刊行的《中国研究史人门》早已将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等著作列入必读课，《亚细亚历史研究大门》也有类似说明，可见其普及之广与受重视程度之深。
苏联学者在蒙古发掘了三件突厥碑文，但都看不懂，更不能理解。后来，陈寅恪以突厥文对译解释，各国学者都毫无异词，同声叹服。又如唐德宗与吐蕃的《唐蕃会盟碑》，许多著名学者如德国的沙畹，伯希和等，都难以解决，又是陈寅恪作了确切的翻译，才使得国际学者感到满意。
一位美国学者写《论韩愈》一书，特在扉页上注明；将此书献给陈寅恪先生。
正如美国维吉尼亚大学汪荣祖教授所说：“陈寅恪在现代中国史学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国外影响也很深远。”
陈寅恪先生的学问，“博矣，精矣，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能开拓学术之区宇”，“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藐予小子，搜罗胪列略事简介已感吃力，何敢赞一辞。令人喟叹的是，其中不少已成绝学。
时下，国内学文史吃饱了混天黑的博导博士后博士们比肩接踵，多如牛毛，但很多都是“行货 ”，他们中的不少人也许更适合去卖猪肉。因此，梁某对中国人民大学纪宝成校长“‘脊续’国学”的宏伟抱负深表理解，但很不乐观。
四.残废流离更自羞
葛兆光说：如果说鲁迅是中国最痛苦的文人，那么，陈寅恪就是中国最痛苦的学人。
就陈寅恪而言，除了遭逢世乱外，一个比较特别的原因，是他中年目盲、晚年足膑，身心额外遭受一份深重的苦难，生活失去了很多便利和乐趣，更给教学、研究和著述带来极大不便。
陈先生诗云：“道穷文武欲何求？残废流离更自羞。”实在是血泪真言。
在陈寅恪79年的生命史中，有两个阶段是最艰辛、最痛苦的，一个是八年抗战，一个是文革时期。
1937年七七事变，引发中日两国全面战争。9月15日，散原老人在故都北平逝世。寅恪料理父丧，哀伤过度，致伤双目。“满七”后，挈妇将雏，仓皇逃离北平，途径天津、青岛、济南、徐州、郑州、汉口、武昌，几经展转，历尽艰辛，才终于在11月20日夜间到达目的地长沙。
当年8月，平、津沦陷，国民政府命清华、北大、南开这几所国内最好的大学南迁长沙，合组长沙临时大学。10月25日开学，11月1日开始上课。没过多久，战火南延，长沙将成为前线。“临大”又奉命西迁云南，组建为后来极富盛名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陈寅恪又开始颠沛流离。沐雨栉风，披星戴月，乘坐长途汽车、江轮，经衡阳、零陵、桂林、乐平、梧州、虎门，在1938年春节前夕才到达香港。这时唐夫人出现心脏病症状，体力不支，幼女美延又患病发高烧，不能再走，只得租房在香港暂住。幸得好友许地山（时任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夫妇悉心照顾，妻女才转危为安。陈寅恪春节后只身一人，经滇越路赶往云南蒙自西南联大授课。初到蒙自，又不幸染上疟疾。伶仃孤苦，情绪落寞。
1939年春天，英国牛津大学聘请陈寅恪担任汉学教授，并授予他为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夏天，拟去国赴英讲学。端午节，好友吴雨僧于昆明“海棠春”设宴饯别并赋七律一首相赠：
国殇哀郢已千年，内美修能等弃捐。
泽畔行吟犹楚地，云中飞祸尽胡天。
朱颜明烛依依泪，乱世衰身渺渺缘。
辽海传经非左计，蛰居愁与俗周旋。
陈衡哲曾就此评论说：“欧美任何汉学家，除伯希和、斯文赫定、沙畹等极少数人外，鲜有能听得懂寅恪先生之讲者。不过寅公接受牛津特别讲座之荣誉聘请，至少可以使今日欧美认识汉学有多么个深度，亦大有益于世界学术界也。”
暑假期间，陈寅恪离开昆明到达香港，拟全家搭坐轮船前往英伦。孰料人算不如天算：他抵港的次日，恰逢英、法向德国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因此未能成行。秋天，回到昆明，重新担任西南联大教职。此后直到抗战胜利，虽曾几度打算再往英国，但因为旅费难筹等原因，终未如愿。
战时的生活条件是极为艰苦的。尤其后几年，更是百物腾贵，物价飞涨。薪水既不能按时发放，更是经常打折扣。作为最高级别的“教授中的教授”，身病目残，家累亦复不轻，陈先生也不时感叹：“残剩河山行旅倦，乱离骨肉病愁多”，“淮南米价惊心问，中统银钞入手空”，“少陵久废看花眼，东郭空留乞米身。日食万钱难下箸，月支双俸尚忧贫”……基本物质条件无法得到保障，经济困难，营养很差（一个学生馈赠3罐奶粉，居然就让老教授很开心），灯光昏暗，是造成陈寅恪目疾加重、终致失明的重要原因。我认为这也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闻一多等人思想急剧左转的一个重要原因。
1945年春天，陈寅恪惟一可用的左眼视网膜剥离趋重，不幸失明。住进成都存仁医院，开刀手术，但效果不理想，反而造成战后到英国医治时更难措手。
陈寅恪当时沉痛悲苦的心情，有诗为证：
天其废我是耶非？叹息苌弘强欲违。
著述自惭甘毁弃，妻儿何托任寒饥。
西浮瀛海言空许，北望幽燕骨待归。
弹指八年多少恨，蔡威唯有血沾衣。
所谓“著述自惭甘毁弃”， 自嘲而已，并非由衷之言。学术著作几乎就是学者的生命本身，何况是王、陈两先生这样神州文化系于一身的大儒呢。其实，最令他伤怀痛心的，就是其辗转流离时大量书籍、笔记不幸遗失，多年心血毁于一旦。
陈先生离开北平时曾将一批书籍托付友人寄到长沙，但当书陆续寄达时他已离湘辗转赴滇。后来张治中在长沙“三大政策一把火“，这批书都化为灰烬。而陈先生随身携带的两箱最珍贵的书籍（他曾用蝇头小楷在书眉详录有关资料及心得，可以说是他研究工作的“半成品”），也在他由香港经越南赴滇途中被窃，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唐夫人说陈先生“有一个时期几乎得了精神病”。这不仅是陈寅恪个人的损失，更是中国学术界的损失，大而言之，亦是我中华文化无可挽回的重大损失。
1949年后，陈寅恪长居岭南。虽有种种困扰不满，但生活曾经安静而较有保障，心情也一度不错，这应该是事实。
陈寅恪“学术精神与晚年心境”这个话题，当年余英时与刘斯奋（署名“冯衣北”）反复辩难，煞是好看。一个是陈先生的“异代相知”，一个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弦箭文章”，两者高下，不问可知。但是，客观地说，刘文并非一无可采。我认为，目盲足膑对陈先生的心理影响，余英时就明显注意不够。
1962年，岁次壬寅，是陈寅恪的本命（虎）年。先生自谓：“生于光绪庚寅，推命家最忌本命年。”但壬寅年适逢元旦日食，刚好日月合璧，五星连珠，按传统说法，又是盛世祥瑞。故作诗曰：“虎岁傥能逃佛劫，羊城犹自梦尧年”。
6月10日，在家中沐浴时，老先生不慎摔了一跤，右腿骨跌折，住进中山二医院留医半年。因年老未动手术，施行保守疗法。当时，陈氏及门弟子、复旦大学教授蒋天枢曾建议请上海中医骨科专家治疗，陈先生不肯，终未治愈。次年1月21日回家疗养，但从此不能下楼，更不能在中大校园散步，从此困居一室。古稀之年，目盲之外，更添足膑。苍天待陈寅恪何其酷也！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狂涛奔涌，洪流泛滥，陈寅恪遭受灭顶之灾，终难幸免。
就是在这样的时势和身体条件下，陈先生教授学生之余，仍以极大的毅力，出众的才识，对中华文化的深挚热爱，克服重重困难，著书立说，在文史的诸多领域取得了惊人成就，作出了创造性贡献，成为享誉中外的一代宗师。
寅恪先生是极为自负的，他也完全有这个资本。在《赠蒋秉南序》中，他写道：“寅恪亦以求学之故，奔走东西洋数万里，终无所成。凡历数十年，遭逢世界大战者二，内战更不胜计。其后失明膑足，栖身岭表，已奄奄垂死，将就木矣。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至若追踪昔贤，幽居疏属之南，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遗范，托末契于后生者，则有如方丈蓬莱，渺不可即，徒寄之梦寐，存乎遐想而已。呜呼！此岂寅恪少时所自待及异日他人所望于寅恪者哉？”
确实，如果不是生不逢辰遭遇战乱，又目盲足膑雪上加霜的话，我不知道，此翁的成就，将伊于胡底？
五.浮海宣尼未易师
1948年12月15日，几经周折后，一架来自南京的小飞机终于在解放军重兵围困之下的北平南苑机场冒险降落，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匆忙登机，逃离了风声鹤唳、一夕数惊的故都北平。国民政府“抢救学人”活动的序幕就此拉开。
与胡适同机抵达南京的，还有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寅恪。
这就是被鲁迅称作“奴隶总管”、“元帅”、“工头”的周扬后来津津乐道的“国民党把他当国宝，派飞机去接他”的由来。
此后，胡适等去了美国，另外一些人去了台湾，更多人则留了下来。陈寅恪虽经胡适、傅斯年等友人多次力劝，几经夷犹，唐夫人还曾一度滞留香港，但最终却决定留居广州，从此豹隐岭南。先任岭南大学教授，岭南大学为中山大学合并后，改任中山大学教授。北京方面曾以各种方式并几次派专人来穗敦请陈寅恪回北京任职，都被先生委婉而坚决地予以拒绝。
朝鲜战争爆发之前，几乎没有人认为台湾当局能偏安一年以上。白宫已通知其外交人员作好台湾落到毛泽东手里的准备，并声称美国不会向蒋介石提供军事援助。唐宁街10号由大哥沦为小弟，本来早已习惯跟在美国人后面跑，这次却更加激进：1950年初就已经扭扭捏捏地宣布打算承认新中国。
历史的发展并不一定循规蹈矩，它往往是诡异的、出人意表的。“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读史早知天下事”……之类大话，是不宜太过当真的。
国民政府并不象一些当代学人标榜鼓吹的那么好、那么美妙。确实，它也曾一度靓丽并赢得人心。但在内忧外患交困之下，执政者未能开诚心，布公道，采取符合民意而切实可行的内政外交措施，而是倒行逆施，贪腐公行，结果友邦唾弃，人心丧尽，诚如周恩来所谓“独裁无胆，民主无量”。它终于进退失据，众叛亲离，土崩瓦解，丧失政权，并不是偶然的。
当代学人的另一个误区，是过于强调“去”者与“留”者的高下得失。简言之：去者高、得；留者下、失。这实在是极为皮相的见解。如果不是突然爆发了朝鲜战争呢？台静农当年留在台湾未返回大陆的惟一原因是：家累太重，买不起船票。如此而已，事情其实往往就这么简单。这种例子还很多。学人们很多事后诸葛亮式的分析其实都是在自说自话大胆假设，经不起小心求证的。
抗战期间，陈寅恪西迁昆明，另一位史学大师陈垣留在日伪统治下的北平。在为陈垣著作《明季滇黔佛教考》所作的序言中，寅恪先生写道：“先生讲学著书于东北风尘之际，寅恪入城乞食于西南天地之间，南北相望，幸俱未树新义，以负如来。”事情很清楚：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孰去孰留，而在于是否“树新义，负如来”。
梁某认为：1949年后，去者如胡适、殷海光……，留者如陈寅恪、储安平……，应该等量齐观，完全无须强分高下。“去留肝胆两昆仑”！至于“树新义，负如来”者如陈援庵辈，又当别论；但亦应设身处地略迹原心，不必苛求。
就陈寅恪本人而论，他本来就对蒋家王朝多所不满。随着政局的不断恶化，他对政府不仅失去信心，甚至感到愤恨。这从《重庆春暮夜宴归有作》、《南朝》、《青鸟》、《哀金圆》……等诗中不难得到确证。我还注意到：陈寅恪不惟是立场鲜明的文化保守主义者，而且是坚定的民族主义者，而且这两者互为表里。
研究陈寅恪，余英时成就斐然不容忽视，自不待言。但他为了强调陈先生对共产党的不满，自我发明了一套所谓“暗码系统”，刻意推求陈寅恪诗文中的微言大义，得出的结论居然是陈先生对国民党一往情深，念念不忘，甚至对自己的“晚节”感到愧耻。这就未免太过先入为主，走火入魔，过犹不及了。陈先生对五星红旗的态度自不待言，但他又何尝喜欢过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汪荣祖说：“一般而言，自由主义者根据两恶相较取其轻的选择，其右派选择了国民党，其左派选择了共产党。但无论左右二派，大都对国共二党均无幻想，只是表现中国自由主义者的一种无奈。1949年以后的陈寅恪，仍然保持独立自由的义谛，不卷入政治而关心政治，仍然以作诗为寄托，除感伤身世外，时而讽喻时政。他在国民党时代，写下‘九鼎铭辞争颂德’之句；他在共产党时代，写下‘文章唯是颂陶唐’之句，俱为讥刺一言堂的写真。他在国民党时代，写下‘弦箭文章苦未休’之句；在共产党时代，写下‘弦箭文章那日休’之句，俱为讥刺文人不自由的写真，真是前后一贯。”这方是持平之论。
余先生的另一个重大失误是胶柱鼓瑟，对号入座，拿唐夫人坐实柳如是，无视多处硬伤，显得书生气十足，非常不伦不类，闹出不少笑话。我有点奇怪：余英时研究红学也颇有成就，他何以不是“索隐派”呢？
陈寅恪的最后20年，按汪荣祖的说法，约可分为3个时期：前8年生活安静，教学与研究工作尚称顺利；中间8年遭到文字上的批判，不再教书，但仍然撰文，生活也受到照顾；最后4年受到文革狂风暴雨式的袭击，身心遭受严重摧残，以至含恨逝世。
这种说法表面看似乎不错。但对陈寅恪一以贯之的对专制政治与文化、尤其是对摧残中华传统文化精华的系统性的政府行为的切齿痛恨，对一代大师由此所感受到的巨大痛苦，如果不是视而不见，起码也是轻描淡写。余、汪两位先生都是高才博学的方家，均为陈氏功臣，在下敬服不暇。但他们各有预定立场，或右或左，则皆为梁某所不取。
陈毅看望。陶铸照顾。胡乔木、郭沫若、周扬……过访。不说是姿态，不算是统战，又当如何？又算什么？清高自负如陈寅恪者，会拿这些当回事？
陈先生在为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所写的“序言”中说：“呜呼！自剖判以来，生民之祸乱，至今日而极矣。物极必反，自然之理也。一旦忽易阴森惨酷之世界，而为清朗和平之宙合，天而不欲自丧斯文也，则国家必将尊礼先生，以为国老儒宗，使弘宣我华夏民族之文化于京师太学。其时纵有入梦之青山，宁复容先生高隐耶？”这完全可以当作是陈寅恪的夫子自道，也是他内心对当局的一种隐秘的期许。
然而，现实社会生活给陈寅恪的感受是什么呢？
是“领略新凉惊骨透”；
是“浮海宣尼未易师”；
是“垂老未闻兵甲洗，偷生争为稻粱谋。招魂楚泽心虽在，续命河汾梦亦休”！
……
先生渡岭后，在广州度过了他79年生命中最后、最艰难然而也是最璀灿的20年（1949至1969），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亦由此得到了最为充分的展现。
六．晚岁为诗欠斫头
不少人认为陈寅恪是个不问政治的纯粹书斋型学者。这其实是个很大的误会。陈先生不是一个普通的学者。他的抱负也曾并不局限于一个安坐书斋皓首穷经的传统型儒生。他心目中的榜样不是别人，而是隋代讲学河汾，培养出房玄龄、杜如晦、魏征、温大雅……等通权达变的大唐开国名臣及学士的文中子王通。此即孟子所谓“得天下英才而教之”的本意。目的之一，是希望自己能像王通那样，培育出一批能够担当天下大任的精英人物，试图影响现实政治。这实在耐人寻味。后来屡遭世变，残废流离，形格势禁，梦想破灭。但陈先生的政治热情未曾稍减。
1919年初，经俞大维介绍，吴宓在哈佛大学初交陈寅恪时，就感觉“寅恪不但学问渊博，且深悉中西政治、社会之内幕”，俨然是一个卧龙式人物。而据吴宓1961年8月30日日记，陈寅恪当时有七“不”：决计不离中山大学而入京；以义命自持，坚卧不动；不见来访之宾客；尤坚决不见任何外国人士；不谈政治；不评时事政策；不臧否人物。这折射出当时国内政治气氛的紧张状态。但究其实，也就是一种防范型的自我保护；尤其是后三“不”，不宜太过当真。
前文已经说过：一部《陈寅恪诗集》，可以视同诗史。而陈先生对政治的热情和关注，是一以贯之的。1949年以前，举凡袁世凯称帝、中日战争、中苏条约、中美关系、国共和谈、蒋介石宴请、张群组阁、王云五推行“金圆券”……等等，皆一一入诗，情见乎辞。1949年之后，“先生过岭诗为历”，诗集中“谈政治；评时事政策；臧否人物”的，更是大约占到十之七八。积习难除，此之谓也。下面就着重谈谈陈寅恪的晚年心境及其诗作。
陈寅恪晚年虽然失明膑足，深居简出，但仍然对时事很敏感，对社会现实有着清醒的认识和透彻的了解。
无庸讳言，选择留居大陆以后，陈寅恪生活相对安静，物质生活较有保障，国家也曾出现一些令人鼓舞的新气象，他的心情，也有比较明朗舒展的时候。“晴雪映朝霞，相依守岁华。莫言天地闭，春色已交加”、“万竹竞鸣除旧岁，百花齐放听新莺”（春联）、“沉郁轩昂各有情，好凭弦管唱升平”、“余年若得长如此，何物人间更欲求”、“今宵春与人同暖，倍觉承平意味长”……等等，即是明证。
但更多的，则是深重的痛苦感。这主要来源于新政权在政治、文化方面的极度专制及其对中华传统文化毁灭式的摧残。作为精神独立、思想自由、神州文化系于一身的一代文史大师，生活上的一点平和安适与精神上遭受的巨大磨难相比，是次要、乃至微不足道的。陈先生“对于历史文化，爱护之若生命”（蒋天枢语）。面对滔天浊浪，不避不惧，有为有守，义无反顾地担当起中国历史上文化最为黑暗、黑暗到几近寂灭的时代的精神守护重任，其展示出来的文化品质与道德勇气，直可“惊天地，泣鬼神”（黄萱语）。这集中表现在他晚年的两部主要作品《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及其相关诗作中。先说诗作。
“吃菜共归新教主，种花真负旧时人。鸿毛一例论生死，马角三年换笑频。”这是讥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弄成了强制性的魔教。
“八股文章试帖诗，宗朱颂圣有成规。白头宫女哈哈笑，眉样如今又入时。”这是讽刺陈垣等人见风使舵，改奉马列，吹捧“毛韶山”，“树新义，负如来”。陈先生的好友、著名学者邓之诚看到这首诗后私下对友人说：“这是陈先生的谤诗啊！”
“而今举国皆沉醉，何处千秋翰墨林？”这是悲叹北京琉璃厂的旧书店都改营新书，担心传统文化遭受灭顶之灾。
“买山巢许宁能隐？浮海宣尼未易师。”这是说惹不起也躲不掉，“道不行”，走也走不了。
“不识董文因痛诋，时贤应笑步舒痴。”这是说伦常失序，学生无情侮辱丑化老师。
“墨儒名法道阴阳，闭口休谈作哑羊。屯戌尚闻连灞水，文章唯是颂陶唐。”这是说：只有一种声音了，没有学术自由，不能说话；战争频仍，影响建设；铺天盖地都是吹捧性的主旋律文章，不能批评。
“孙盛阳秋海外传，所南心史井中全。”这是说没有发表、出版自由；著述只能流布国外，或是藏之名山。
“多谢相知筑菟裘，可怜无蟹有监州。柳家既负元和脚，不采萍花即自由。”这是说：多谢好友帮助作了不错的安排，可叹的是，其他条件一般般，却到处逃不脱“党领导一切”的天罗地网；既然不能自由著书立说，我不做声、不说违心话、不跟着瞎起哄总该可以吧？
“画符道士翻遭祟，说梦痴人总未休。”这是说连胡风这种左派文人也遭到整肃，连俞平伯（是陈先生的老友）这种纯粹的书呆子说说《红楼梦》也被攻击羞辱。
“照影湘波又换妆， 今年新样费裁量。声声梅雨鸣筝诉， 阵阵荷风整鬓忙好扮艾人牵傀儡， 苦教蒲剑断锒铛。天涯节物鲥鱼美， 莫负榴花醉一场。”
“万里重关莫问程， 今生无分待他生。 低垂粉颈言难尽， 右袒香肩梦未成。原与汉皇聊戏约， 那堪唐殿便要盟。天长地久绵绵恨， 赢得临邛说玉京。”
以上两首七律作于1957年，写的是反右运动，值得多说几句。它充分展现出陈先生高人一等的先见之明。
1957年，岁次丁酉，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大劫之年。从此以后，一花独艳，万马齐喑。1959年庐山会议，彭黄张周被罗织罪名残酷整肃，党内于是也一片死寂。如是直至“史无前例”的1966年。
阴谋还是阳谋，引蛇出洞还是事情起了变化，因原始档案尚未解密，仍存在很大争论。李慎之与朱正的看法就颇有不同。成为右派分子，积极的消极的，主动的被动的，也是五花八门千奇百怪无所不有。
但我发现，有两条巨大的吞舟之鱼，居然漏网。他们一南一北，不通音问，却心有灵犀一点通，英雄所见略同，都躲过了“滔天沉赤县”的这一巨劫：他们是陈寅恪与钱钟书。这里单说陈先生。
这两首诗分别写于农历丁酉年五月初五端午节和七月初七七夕节。换算为公历，则为1957年6月2日和8月2日。而作为从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到反右转折点标志的《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则发表于1957年6月8日。此后风声鹤唳，开始收网。
任当局如何指天誓日，天花乱坠；任别人如何心花怒放，争先恐后；任各方如何穿梭游说，百般诱导，寅恪先生以历史大师的超人眼力和卓绝定力，早早看穿了把戏，洞悉其奸。来了个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终于在惊涛骇浪扑面而来时安然无恙，并对飞蛾扑火者略有调侃。
“武陵虚说寻仙梦，子夜唯闻鬼哭歌。”这是说政府沉迷于空想，主观蛮干，祭出“大跃进”的“三面红旗”，试图“3年超英，10年赶美”，结果造成国民经济的严重损失，饿死不少老百姓。
“一自黄州争说鬼，更宜赤县遍崇神。”这是说个人崇拜、造神运动即将登峰造极，山雨欲来风满楼，“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史无前例”的文化浩劫快要来临了。
……
历年农历新正、元宵、七夕、中秋，陈先生多有诗作，而且多与重大时政密切相关。有兴趣的朋友不妨自行搜读。真个是余味无穷也么哥。
陈寅恪知道自己的“谤诗”流传出去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他屡次自戒：“东坡文字身为累，莫更为诗累去非”（两宋之际的著名诗人陈与义，字去非，此为先生自比）；“平生所学供埋骨，晚岁为诗欠斫头”。但终于还是技痒，欲罢不能，将对这一切观感吟哦入诗。“老岁为诗欠斫头”，就是这条漏网巨鲸的夫子自道，大有一种“此身虽在堪惊”的韵味。所幸当时无事。我们得以读到这些文意精美、独一无二的现代史诗，何幸如之。
雅斯贝斯说：克尔凯郭尔和尼采使我们睁开了眼睛。……（他们）是一等星。此言甚获我心。多年以来，梁某一直深度喜爱存在主义的鼻祖，那位只活了42岁的忧郁的丹麦人。他的作品，思想的深邃和文字的优美所同时达到的高度，除了庄子，无人企及。
克尔凯郭尔说：“什么是诗人？诗人就是一个不幸的人，他的内心充满很深的痛苦，然而他的嘴唇却具有奇异的构造，当呻吟和哭泣的声音通过他的嘴唇时会变成令人销魂的音乐。”
七.著书唯剩颂红妆
1961年8月，“问疾宁辞蜀道难”，年近古稀的吴宓不顾年高体弱、舟车劳顿，不远千里，由重庆穿三峡经武汉到广州，探望老友陈寅恪。“暮年一唔非容易”，这次难得的会面，给这两个中华文化的忠实守望者带来极大的快慰，使他们饱受摧残的身心彼此都获得了一份厚实的安抚。吴宓在日记里作了详细记载。陆键东在《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中对此进行了出色的描述，有兴趣的朋友不妨自行参看。
陈、吴两位先生都写有好几首诗，纪念这次难忘的会见。其中陈寅恪的一首七律，非常值得注意：
五羊重见九回肠，虽住罗浮别有乡。
留命任教加白眼，著书唯剩颂红妆。
钟君点鬼行将及，汤子抛人转更忙。
为口东坡还自笑，老来事业未荒唐。
其中“著书惟剩颂红妆”、“老来事业未荒唐”这两句，尤具深意。
红朝建立不久，就开始逐步全面、系统地在知识界进行思想改造，言必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1953年11月，陈寅恪的得意门生汪篯从北京奉命专程到广州劝驾，请陈先生北上就任中国科学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长。陈寅恪提出两项条件：
1.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且不学习政治。
2.请毛公（泽东）或刘公（少奇）开一证明书，以作挡箭牌。
这两项要求当然不可能得到满足，陈先生自己也心知肚明。他只不过是以此为借口，谢绝北上而已。否则，天子门下，要不“树新义，负如来”，困难就会大得多。广州毕竟僻处岭南，山高皇帝远，相对较易闪避：这正是陈寅恪的高明之处。此后，全国学术界即暗暗流传“陈寅恪公然提出不学马列”的故事。
唐夫人曾说：陈最讨厌看到别人写文章时提到马列主义，看到就头痛。陈在《对科学院的答复》中明确说道：“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这在当时几乎是仅见的,惊世骇俗。
北上是免了。但随着政治高压的加强，发表、出版自由逐渐都丧失了。著述是一个学者的生命。在当时的环境下，如果要坚持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如果不满足于吃饱了混天黑，那么，写什么、怎么写，都是大费周章的。陈寅恪经过反复考量，作出了自己的选择：颂红妆。即为清代的两大才女柳如是和陈端生的作品，进行笺证评议。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这两本书，特别是描述柳如是其人，倾注了晚年陈寅恪几乎全部的心血和情感，也是其学识水平和治学门径的充分展现。
陈先生得以完成《柳如是别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得益于冼玉清、黄萱、新谷莺等人的同情、理解、支持与欣赏，不排除其中有某种“移情”的心理动因。所谓“纵回杨爱千金笑,终剩归庄万古愁。 灰劫昆明红豆在,相思廿载待今酬”，或有本事，亦未可知，抉隐发微，尚待来哲。只是“江关谁省暮年哀”？对老先生的晚年心境，更应设身处地，取“理解之同情”的态度。“
陈寅恪一再把《论再生缘》比作“所南心史”，这在眼下早已成为共识。《柳如是别传》更是鸿篇巨制，书分5章，长达85万字。是什么精神力量支撑陈先生克服种种常人无法想象的困难，成此名山事业的呢？还是看陈寅恪的夫子自道吧：
“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阙毁禁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已者焉。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未雨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
话说得非常清楚：着眼点仍在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这正是陈寅恪几十年来一以贯之的学术精神之核心。
必须注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说法，源出自陈先生的《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静安先生是在国民政府北伐即将胜利之际自杀的，说是殉清固然不可信；说是“殉文化”，就梁某看来，也相当牵强。王静安实在不能看作是争取现代意义上的公民独立、人权自由的人。相反，他对此的反应是抗拒的，他的政治意识是陈旧的。作为观堂的知音，陈先生所说的独立、自由，不是就现代政治思想的层面而言，而是在中华文化中“士之精神”的意义上说的。“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式的独立，“虽千万人吾往矣”式的自由。这里所谓的独立自由，不是一种政治主张，而是一种精神取向。
陈寅恪自谓：“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又说：“余少喜临川新法之新，而老同涑水迂叟之迂。”这并非自谦，而是事实，他甚至以此自傲。他无疑是一个坚定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有人直称其为“文化遗民”，并不过分。
在生前出版的所有著作中，陈寅恪都坚持使用文言文、繁体字、竖排本。回国任教后，坚持穿中式服装。他学贯中西却坚决反对“全盘西化”。他对传统文化中腐朽、罪恶的一面缺少正视和警惕。林贤治直言他在《柳如是别传》中流露出“没落的士大夫情调”，亦非诬枉。
1937年2月，胡适就在日记中写道：“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但他的文章实在写的不高明，标点尤嫩，不足为法。”这还是仅就陈先生坚持不肯使用白话文而言。
钱钟书则认为陈寅恪的文言文也比较差劲，治学方法亦不着四六。确如今人慨叹：钱钟书瞧得起谁啊？
严耕望以陈寅恪为他及身所见的上一辈中国史学界四位大家之首，敬服不暇。但他亦曾评论说：陈先生不讲究著书体裁，他那种过于烦琐的考证，不适宜用来撰写专题研究的大书。
不学无术如梁某，对陈先生亦不乏腹诽之处。比如，他的见解与文字，实在远不如王静安之警策精洁。其论断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一定在北方、断言李白必为西域胡人之后......等等，皆甚为牵强，说服力明显不够。
骆玉明说：“胡适曾说陈寅恪有‘遗少’气。当然，他绝非那种孤陋寡闻、抱残守阙的‘遗少’，就单纯的‘西学’知识而言，胡适大概还不如他。但是，陈寅恪的文化主张，无疑不仅是出于理性认识，还与其显赫家世有关。因而在陈氏著作中，不仅呈现学者的睿智，同时亦往往呈现历史的羁绊，乃至某种陈腐的情感。后者想来并不是值得推崇的东西。我们尊敬陈寅恪，乃是因为他是一位正直的学者，一位把新的历史研究方法带入中国、为中国学术开辟道路的人，他的家世与我们无关。”
陈寅恪一向对生搬硬套地用西方模式来解读中国的文化、语言、政治和历史不以为然。他的看法是：“必须一方面吸收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这与鲁迅的根本意见“此所为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可谓不谋而合殊途同归。
值得警惕的是，一些所谓“当代新儒家”以“弘扬传统”、“光大国学”相标榜，拉大旗作虎皮，以学贯中西的陈寅恪毕生服膺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为理由，对洋务运动、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乃至个人权利、民主政治、科学精神、新闻自由等普世价值都提出了全面质疑，这无疑是一股逆流，也是注定不会得逞的。谬托知己自作多情，不过“枉与他人作笑谈”罢了。
陈先生是一个人，但是一个不太普通寻常的人。他身上有中华文化的深厚积淀，同时又有对异质文明的深刻体认，在这种中西的比照中形成自己独特的思想。他极度珍视自己精神的独立和超越，但是终究超越不了现实。自反而缩，为了坚守这份独立人格，他以自己的方式与这个他所关怀的社会所表现出的庸常、冷漠、狂热、迷信等思想浊流保持距离，殊死而战。
或许今天的我们依然处在一个平庸的时代，或许我们这个社会很多人不愿意背负那种坚持独立人格而带来的巨大的现实压力。但是很多人也不甘心，所以希冀浮现出类似英雄一类的神话，通过仰视英雄或者神像来寄托自己的幻想。
错了。连上帝都死了的时代，没有人没有英雄可以为我们背负生活意义的重担。我们只能在庸常中通过坚实的行动来重新接续和建构我们的生活意义和文明。
……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陈寅恪也不例外。他的思想、学术、文字乃至作风，也许都存在不无可议之处。但这一切，都无碍于他作为一代文史大师的崇高地位。他的学术成就和精神风貌，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不可多得的一份宝贵财富，将泽被千秋万世。
我喜欢看足球，其中耐人寻味的东西太多了。
开初最欣赏范.巴斯滕式前锋，锋利敏捷，一剑封喉。后来才觉得，对于一支攻守平衡的强队，也许巴雷西这样的铁闸后卫，才更其难能可贵。
还是陈先生自己说得好：
“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陈寅恪是说的王静安。我们其实也完全可以对陈先生本人作如是观。
英国思想家密尔在《论自由》一书中开宗明义，就将“意志自由”与“公民自由（社会自由）”区分，以明确讨论的范围，这是其论述严谨所在。但是个人化的意志（思想）的自由，是社会自由的来源和立足点，只有在思想上追求自由的人，才会感到有必要争取社会自由，也只有在思想上摆脱了“俗谛之桎梏”（陈寅恪语）的人，才能在社会层面上突破桎梏而非设下新的桎梏，由“人的自觉”进而上升到现代社会制度化建设的层面。“别求新声于异邦”（鲁迅语）自属必要，对本土资源的梳理扬弃，也是不可或缺的。
俱往矣。
王小波说得好：“自我辈成人以来，所见到的一切都是颠倒着的。在一个喧嚣的话语圈下面，始终有个沉默的大多数。既然精神原子弹在一颗又一颗地炸着，哪里有我们说话的份？但我辈现在开始说话，以前说过的一切和我们都无关系――总而言之，是个一刀两断的意思。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国要有自由派，就从我辈开始。”
八.斯文自有千秋业
1964年6月，及门弟子蒋天枢自上海南下广州问疾请安。陈寅恪写了三首七绝《甲辰四月赠蒋秉南教授》相赠，其中有这样的句子：“音候殷勤念及门，远来问疾感相存”、“俗学阿时似楚咻，可怜无力障东流。河汾洛社同邱貉，此恨绵绵死未休”、“拟就罪言盈百万，藏山付托不须辞”。
诗中表达了对师弟情深的感叹，对思想钳制、梦想破灭、舆论一律、万马齐喑的社会现实的无力感和愤怒情绪。
尤为重要的是：他深知自己的著述不合时流，“盖棺有日，出版无期”；但他深信“老来事业未荒唐”，总有雨过天晴、云开日出的那一天，而他自己是未必能看到了；所以，经过多年考察和慎重考虑，陈寅恪决定将著作“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他选中了蒋天枢。
蒋天枢（1903－1988），字秉南，江苏丰县人，文史学家，复旦大学教授。
陈寅恪在病榻上将编定的著作整理出版全权授与蒋天枢，这被后辈学人视为他一生学问事业的“性命之托”。受托之人蒋天枢，作为陈寅恪早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1949年后，十余年间两人仅有过两次相聚。其间，陈先生耳闻目睹以致亲身经历了太多昔日亲密无间的师友亲朋一夜之间反目为仇的事情，但他信赖这个晚年只有数面之缘的弟子。
在陈寅恪托付毕生著作的那几天，有一次，蒋天枢如约上门，恰好陈夫人不在，没有人招呼他，已目盲的陈寅恪也不在意，径直开始谈话。结果蒋天枢就一直毕恭毕敬地站在老师床边听着，几个小时始终没有坐下。那年，他已年过花甲。
蒋天枢没有辜负恩师的信任。1980年6月，由他整理编辑的《陈寅恪文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出版。文集中的《柳如是别传》、《寒柳堂集》等卷是陈先生生前亲自编定的。文集附录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及《寒柳堂集》附录的《寅恪先生诗存》，则第一次向中外学术界披露了陈寅恪的晚年状况及其诗作。300余万字的《陈寅恪文集》的出版，为研究者提供了完整的第一手资料，标志着对陈寅恪的研究将跃上新的台阶。陈先生泉下有知，亦当为自己托付得人而深感快慰。
诚如骆玉明所说，作为“教授中的教授”（郑天挺语），陈寅恪的著作十分专深，又极少参与社会活动，本来他是“最不该成为公众人物”的人。但出于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去世多年的陈寅恪却实实在在成为一个文化热点人物，很多当年“人面不知何处去”的文人学者先后跑出来自称是陈先生的弟子，呼天抢地歌功颂德，目的之一无外是借大师自重罢了。蒋天枢却从来没有多说过一句话。
事所必至，理有固然。
早在1958年，蒋天枢就在复旦大学干部履历表中“主要社会关系”一栏中填写道：“陈寅恪，六十九岁，师生关系，无党派，生平最敬重之师长，常通信问业。此外，无重大社会关系，朋友很少，多久不通信。”
当时正值批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高潮。很多人正忙着划清界限，落井下石者亦不乏其人。蒋天枢居然不避不惧，表里如一，反而引以为荣。则其为人如何，可想而知。
陈寅恪在《论韩愈》文中就曾说过：“华夏学术最重传授渊源。”
蒋天枢在致友人的信中表示，他费尽心力编篡《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中心意旨就是想写出陈先生是“中国历史文化所托命之人”。其实，吴宓早就说过：“ 义宁陈氏一门，实握世运之枢轴，含时代之消息，而为中国文化与学术德教之所托命者也。”
1979年，蒋天枢在为《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初版所写的“题识”中说：“余欲纂‘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已数年，悠忽蹉跎，今乃得从事辑录，距先生之逝世已将 十周年，余亦老矣。”
1997年，该书增订再版。蒋氏及门弟子、复旦大学教授章培恒在“后记”中引用了老师这段文字，而后淡淡写道：“现在，距离蒋先生的逝世也已将近十周年，而我也已经老了。”
无独有偶、令人感慨的事情非止一端。文革风暴中的1971年9月8日，自身处境已经极其不堪的吴宓致信中山大学校方，探询久无音信的陈寅恪夫妇的“生死情况”，其中有“国立中山大学”、“宓1894年出生，在美国哈佛大学与陈寅恪先生同学，又在国内清华大学及西南联合大学与陈先生同任教授多年”等极其不合时宜的语句。其实，当时陈氏夫妇去世都将近两年了。
……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后，中华文化受到致命摧残，道统中绝，后继无人。现在，季羡林都国学大师了，蒋庆都现代大儒了，纪宝成都“脊续国学”了。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严复、邹容、陈天华、宋教仁、蔡锷、张元济、王云五、蔡元培、张季鸾、鲁迅、胡适、傅斯年、赵元任、王国维、陈寅恪……
那是怎样的一代人啊！
以后，中国还有这样的人吗？文化的传承在巨大的断裂以后的接续本来就是一个大难题，更何况我们如今的制度恰恰是一个有效扼杀天才的摇篮。
1990年8月，汪荣祖先生作有一首七律，“聊志胡（适）、陈（寅恪）二氏的百岁纪念”。梁某移录在下面，借以结束本文，并借花献佛，稍表对陈寅恪先生的敬意，兼示对胡适之先生等未及列入“百年五牛”系列的华夏先贤的尊敬与怀念：
午未相随各百年，纵横世局感惘然。
过河博士情难已，渡岭先生意若禅。
粤海瀛台同有泪，新文旧义两无边。
莫教绝艳连根尽，瞻望千秋念昔贤。
日本刊行的《中国研究史人门》已将陈寅恪所著《魏晋南北朝史略论稿》和《隋唐制度渊源论略稿》列入必读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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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生前关于魏晋南北朝史论文未收集，此部分论文后由万绳楠整理为《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出版。没有听说陈寅恪论文曾经结集为《魏晋南北朝史略论稿》。（是否为日文翻为中文时名字有误？）
这段文字和下面的文字大半部分相同，上面提到的书名问题也如上。不知该文是否为梁兄所作？
http://learning.sohu.com/2004/05/21/27/article220202717.shtml
陈寅恪：“教授的教授”
陈寅恪（一八九○——一九六九），江西修水人。早年留学日本及欧美，先後就读於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和美国哈佛大学。一九二五年受聘清华学校研究院导师，回国任教。後任清华大学中文、历史系合聘教授，兼任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第一组主任及故宫博物院理事等，其後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一九三七年“芦沟桥 事变”後挈全家离北平南行，先後任教於西南联合大学、香港大学、广西大学和燕京大学。一九三九年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通讯院士。一九四二年後为教育部聘任教授。一九四六年回清华大学任教。一九四八年南迁广州，任岭南大学教授，一九五二年後为中山大学教授。一九五五年後并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
勤励教学，桃李天下
陈寅恪自1926年留学回国后，就任清华大学研究院教授，是当时清华“四大导师”之一。之后，成为清华大学唯一的中文系“合聘教授”，在师生中享有“盖世奇才”、“教授的教授”、“太老师”等称誉。在清华校园里，不论是学生还是教授，凡是文史方面有疑难问题，都向他请教，而且能一定得到他满意的答复。大家称他为“活字典”、“活辞书”。他讲课时，研究院主任吴宓教授是风雨无阻，堂堂必到的听课者；其他如朱自清等水准很高的教授，也常到教室听他讲学。哲学专家冯友兰，当时任清华大学秘书长、文学院长，可每当陈寅恪上《中国哲学史》课时，冯先生总是恭敬地陪着陈寅恪从教员休息室走出来，静静地坐在教室里听他讲课。
陈寅恪讲课时总是端坐而讲，所论者皆关宏旨，绝无游词;态度严肃，从不哗众取宠；认真负责，极少旷课，有人听他讲课四年，从未见过他请过假。讲课虽多平铺直叙，但听课者并不感到枯燥。
陈寅恪对学生的爱护无微不至，对学生生活乃到毕业后就业问题，也非常关心。他认为问答式的笔试，不是观察学问的最好方法。做论文，要求新资料、新见解。他从不要求学生用死记方法，而是鼓励思考，他更反对“填鸭式”的教育方式。
“桃李满天下”，对陈寅恪来说，当之无愧。他为国家培养了许许多多的优秀人才。据有关文章介绍，前些年在广东召开的陈寅恪学术研讨会上有来自全国各地和海外的专家、学者、著名教授70余人。其中大多数是他的学生。北京大学王承兴、邓厂铭、周一良；中山大学胡守为、王季思、黄萱、姜伯勤、林亚杰；武汉大学石杰、李函；中央民族学院王仲翰、天津社会科学院卞新，广东社科院金应照，安徽师大万绳南，兰州大学陈庆夫，美国华裔教授汪荣祖等。还有其他许多校内外听他讲课的史学界学者，不计其数。
严谨治学，著作等身
陈寅恪祖籍我县桃里竹段村，是清末维新派著名人士、官至巡抚的陈宝箴之孙，清末同光体诗派代表、近代爱国诗人陈三立第三子。1890年，陈寅恪出生在湖南长沙周南女中唐刘蜕故宅，因这一年属虎，故名“寅恪”。
陈寅恪是现代著名的史学家，大学教授，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崇高声誉。他少年好学、聪慧过人，13岁便出国求学，17岁回国考入复旦大学。尔后又就读于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士大学、德国巴黎大学、美国哈佛大学、柏林大学研究院。学成回国后，先后在清华大学、广西大学、成都燕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岭南大学等地执教，曾任清华大学中文历史系“合聘教授”和“部聘教授”，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英国牛津大学授于他“英国皇家研究院研究员”称号。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中山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委员、中央文史馆馆长、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
陈寅恪的一生是艰苦奋斗、严谨治学的一生，近80个春秋，求学30寒暑，执教45年，桃李满天下。教书之余勤于学术研究。直至双日失明，右膑骨折，仍坚持教学与研究，生平著作甚丰，并有许多开拓性的研究成果，为后一代史学研究者提供了典范。
陈寅恪通晓英、法、俄、日、德等11国14种文字。对史学、文学、宗教学、语言学、人类学、校勘学都有精深的研究。尤其对史学造诣更深。对梵文、突劂文、西夏文、满文的佛教经典，也都很熟悉。旧体诗词功底深厚。史学界称其为“一代文史大师”。
陈寅恪对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成果，不仅在许多方面都有开拓创建，而且有许多方法、结论至今仍发人深思，给人启迪。他从等级性，宗法性、民族性、宗教性四大突出特点进行分析，使政治史和文化史的研究推向了深入。陈寅恪在研究隋唐史提出的“关陇集团”的概念，给学者提示了一个宏观地把握西魏、夏周、隋代至初唐史发展基本线索的关键，是引导后学研究隋唐史入门的蹊经。《关陇集团》的论述，在日本学术界己经常识化了。
《蒙古源流》是明朝万历年间内蒙古萨囊彻辰所著，其中夹杂不少神话传说，与元代蒙汉文史书多有不同，往往让人们困惑不解。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陈寅恪发表了4篇论文，探明了《蒙古源流》一书的本来面貌，使人们对原来困惑不解的难题，得以了解通释，对后来的蒙史研究产生重大影响。
陈寅恪从“古文运动”,“新乐府”、“行卷”三方面人手研究唐代文学。他把“古文运动”与民族意识，文化交互关系结合起来研究，提出了研究唐代文学新见解。在《论韩愈》一文中，指出古文运动的中心是恢复古代儒家思想的地位，韩愈等是走在古文运动中最前的人。他认为“新乐府”是我国文学逐步趋向下层的一个重要标志，其价值与影响比陈子昂李白更为高远，这种见解超越了前人。他是第一个对“行卷”进行全面研究的人，重要成就是发掘了“行卷”思潮。他所著80余五言的《柳如是别传》为明清文学研究提供了许多价值的成果。他详细考证了柳如是，精辟地拴释了钱、柳诗文。他颂扬柳如是，赞同钱廉益的观点，使人耳日一新。他为钱、柳诗文进行笺证，反映明清之际的政治、社会状况，是以诗文论证一代史事的典范。
佛教传入中国后，往往因语文能力限制，不能与原本或其语言译本对勘，陈寅恪最重外语研习。他研究佛教，能着重考证，并在考证中探讨问题。世人认为宗教与政治是不同物，两者不可参与宗教有密切关系。
陈寅格从事敦煌文献研究并把它纳入到世界学术领域中，得到各国学术界的认可。为了引导国内学者重视研究北京图书馆收藏的敦煌残卷，他在阅读后，就有关摩民教经、唐代史文、佛教主义等9个方面，著文列举其价值，为从事敦煌文献研究者开阔了视野，为我国敦煌学研究的全面开展，奠定了基础，开创了先河。
对藏学、突劂学研究，他从不轻下断语，总以严谨的科学态度进行判别，不违驳事实。是一位史识与史德统一的典范。他严谨处理“赞美”与“求真”的关系，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至今仍然具有深远的教育意义。
陈寅恪在研究与著述上的几项突出的成就与贡献，众口皆碑，史学称其“才、学、识、德”兼备，特别是他不断开拓学术研究的新领域，并取得不少重要成果，令世人惊叹敬佩。
陈寅恪平生的心愿是想写成一部《中国通史》及《中国历史的教训》。但他一生处于战祸频繁，生活极难安定的年代，晚年又目盲足胰，以致未能完成宿取。这不但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那个时代的悲剧。
品行高洁，举世垂范
陈寅恪被誉为“中国史学界泰斗”，他高尚的人品、杰出的学术成就和贡献，赢得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外著名学者的尊敬和称赞。
解放后不久，周恩来总理专门派人看望他，转达党和国家对他的关怀。他的腿跌伤以后，周总理曾亲自过问医院的治疗方案。
1959年，陈毅副总理偕夫人张茜到中山大学看望他，与他讨论《世说新语》一书的有关问题。同年，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周扬看望他，和他商讨有关教育问题。
1953年，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写信请他赴京工作；第二年又派人迎接他就任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第二所所长。著名科学家李四光、周培源等也都劝他进京工作。中共中南局书记陶铸对他非常尊崇，不但到中山大学与他访谈，还多方面给予他生活上的优遇。
1963年，胡乔木特地到中山大学看望他，关心他的旧稿重印事宜。还说，在清华学院时，可惜没有机会听陈寅恪讲课，深感遗憾。
陈寅恪的学术论著不但在中国有人去研读，在国外也备受推崇。
日本近年刊行的《中国研究史人门》已将陈寅恪所著《魏晋南北朝史略论稿》及《隋唐制度渊源论略稿》列入必读课；《亚细亚历史研究大门》也有类似说明，可见其普及之广与受重视程度之深。
苏联学者在蒙古发掘了三件突劂碑文，但都看不懂，更不能理解。后来，陈寅恪以突劂文对译解释，各国学者都毫无异词，同声叹服，又如唐德宗与吐蕃的《唐蕃会盟碑》，许多著名学者如德国的沙畹，伯希和等，都难以解决，又是陈寅恪作了确切的翻译，才使得国际学者感到满意。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教授汪荣祖说：“陈寅恪在现代中国史学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国外影响也很深远。”
一位美国学者写《论韩愈》一书，特在扉页上注明；将此书献给陈寅恪先生。
有一位学者这样称赞道：在我心目中，陈寅恪是一位通儒，通儒有别于专家学者。今日环顾中外，专家学者比比皆是，而通儒绝鲜。他又是一个伟大的文学主义者，这包括他所有的人文品质与人文素养，他在人文学中，已达通儒的境界。而其人品，表现出高贵的书生风骨，令人有“心向往之而不能至的感概。
半月前青蛙在打折书店买得此书。青蛙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慢慢读之，觉得这是写陈寅恪的最好的一本。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去书店寻获之。
《史家陈寅恪传》 汪荣祖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3月 24.00元
另，转此书评：
独立史家之陈寅恪
□书评人 云飞扬
汪荣祖的《史家陈寅恪传》是研究陈寅恪的名著，完成30年来不断增删改写，可以代表陈寅恪研究的最新成果。此书数年前曾经以《陈寅恪评传》的题目出版，却与原书颇多不合，新版改正了其中的问题。
非常时代必有非常之人，二十世纪的中国就是如此。上承三千年未遇之变局，下启民族复兴之新纪元。无数英雄人物、政治势力、学术思潮此起彼伏，浩浩荡荡之下，或英明或昏沉，或容光或流星，或激进或保守，或为一往无前之士，或做敷衍了事之徒，或声名显赫一时，或烛照千秋万代，各自在历史上留下了属于自己的一点印迹。百年之时间，恍然而过。
胡适之说，历史本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但就是这句话本身也被重新打扮梳妆成完全相反的意思。而长他一岁的史家陈寅恪，则坚持自由之精神，独立审视着中古历史，做着不古不今的学问，虽盲目跛足而终不悔改其意志。
初次知道陈寅恪的名字，笔者尚是17岁少年，却因着一卷《柳如是别传》，私下与友人窃窃私议陈寅恪书写意义之何在。明季之秦淮河畔，旧梦遐思，神州陆沉，俱是大悲切也，陈寅恪以己身悲怆投射于三百年前的美境，幻灭之际遇，在于陶醉与怅惘之间。
对于笔者，首先系统阅览先生事迹是因为陆健东之书———《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其文也深沉，其情也真挚，序自南迁之初，恰共和国之建立，岭南岁月二十年，陈寅恪先生来到广州后的第一个元旦，曾经作诗云“无端来作岭南人”，估计他也未料到会终老于斯。
先生以困厄之身，著光辉灿烂之作品。然其毕竟是个人断代史，其所以有此情境，学养如何修为，家世及前半生行止，得之碎片印象。后购得先生文集，笔者以门外汉之莽撞径自读之，受益在于先生治史格局之开阔，常在习焉不察间开辟新意，若印度佛教之东土流变，若世家贵族之于朝野，若隋唐之时胡汉一体论之，史诗互证考释资料，先生之使用材料，在于用之有物，而非展示记忆。先生也有诗才，伤世之胸怀在吟哦之间，以上只是个人印象，陈先生经历与学术之转折和突进之关点，依然是懵懂。20 05年仲春，购得汪荣祖著《史家陈寅恪传》，为我解惑不少。前时雨夜读此书，甚是感怀。
汪荣祖1940年生于上海，童年辄移居台湾地区，后赴美取得博士学位，在美任教31年，现在台湾某大学担任历史学教授。《史家陈寅恪传》初版于1975年，后经三十年多次增订，方有如今规模。传记参以陈寅恪文集、诗词，系统论述，对其史学成就与思想持平论之。全书由陈寅恪的生平、学术、志业、命运等一路写来，格局相对完整，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作者书成之时，以《蝶恋花》为题咏怀其志，寄寓感慨万端：“隔海江山烟雾外，历尽沧桑，憔悴朱颜改。
风雨无情君莫怪，那堪春去情难再。销尽风流心力怠，昔日繁华，梦里相思债。玦月窥窗花影碎，秋虫似泣啼无泪。”此中之真意，若在有无中。
陈寅恪出身世家，然承继家学渊源，更开放胸怀，涉猎十余种活死文字，深究文史哲诸学问，中外传统现代尽得，从错综复杂中确定脉络。
一生远离政治，也距时代有一定空间，惟有如此始得独立。不作激进之言，不持保守之语，学问在乎衡平之判断。汪荣祖以陈寅恪为士子/学人之规范，但是毕竟那一代人的风流云散，细细读来更添悲欣。
陈寅恪生于晚清，后去国求学，再随国难奔波九州，文章藏书多星散。
直到晚年方才安顿，然目已盲足亦跛，世间之事务如梦里一般。不幸之外是先生记忆力超群，先生之志向转而从小处求证大历史，有《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两书用历史之手法，极尽考释隐讳之能事，然旨趣已然不同以往，主题在人，在风格，在人品，在笔者看来，此是新途径，我国之史家多喜论史事升迁变化，忽略女性久矣，陈寅恪以大家之论红妆，实在别有深意。
汪荣祖论陈寅恪，最大特点便是比较全面而持平，但是篇幅不足更深入讨论，草草带过之处甚多。从最初本之7万字，再到15万字，现版本有20万字，在此希望汪荣祖先生有劳，再为扩张之，以飨读者。
一代孤高百世师
记清华国学研究院
在中国现代文化学术史上, 有三处迷人的风景最令我流连忘返：创办于1925年, 培养造就了一代薪火承传的通才硕儒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在战火纷飞中奇迹般地存在并放射出璀灿夺目的人文精神光芒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群贤毕至、往来鸿儒的林徽音的“太太的客厅”。其中最令人叹为观止的当属“长剑如花，白衣胜雪”、穆然有鹅湖、鹿洞遗风的清华国学研究院。
清华国学研究院，又称清华研究院国学门，是清华大学为大学毕业和有国学根柢者专设的学术研究机构。清华大学的前身，是本世纪初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创办的游美预备学校。因校址是在大清皇帝行园之一的清华园，初建时称清华国立学堂，辛亥革命后改名清华学校。其国耻纪念碑的历史背景，使清华建校时便烙上了殖民文化的印痕。其从初创直至20年代中期， 清华的校务从教育方针到教师延聘，从规章制度到校园风物，从语言文字到生活方式，一如英国哲学家罗素1920年来清华参观后所说：“其恰似一个从美国移植到中国来的大学校”。尤其国学一门，其教师皆为前清进士举人，思想迂腐，教学内容陈旧，长期处于落后沉闷状态，充满晚清遗老遗少没落的霉味，在外界一直给人以零星、浅陋、不通国文的公共形象。而邻校北京大学在教育家蔡元培先生主持下，以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方针治校，延揽了一大批名教授、名学者，学校的学术水平、学生质量蒸蒸日上，虎虎有生气，使有优裕物质基础支撑的清华相形见绌。随着大批清华留学生的学成归来返校任教和五四运动后中国文化教育的长足发展，至1925年，全国大学增至47所，在校生达20000余人，争取教育自主和学术独立的呼声越来越高，与之相呼应的，教育界出现了“改大”潮。
清华国学院的设立，也有当时复杂的学术背景。近百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为两个梦魇所扰。一为罗兰*巴特在法兰西学院的讲演中谈到的阅读托马斯*曼的《魔山》所经历的“历史恐惧”，也即感觉自己变成了“历史的延长物”而恐惧得发狂的鲁迅的“狂人”的语言和行动。在“社会恐惧年龄”的惊扰下，学人所表现出的试图忘记自己的身体是“历史性”的冲动和努力，往往表现为声势浩大的对传统的颠覆和全盘否定。此为“疑古”。而当西方文化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沉淀结晶在国人血液中无处不在的传统时，那种强烈的失去精神家园无所归依的恐惧感，又使他们做千年回望，表现为强烈的“复古”、“信古”。于是当历史的脚步行进至上世纪末，诸多有远见卓识的学人都强烈地意识到必须用近现代的科学思想、观点和方法, 重新解释传统文本, 省察历史, 以回应当世。他们有别于传统释古学派的是, 他们不把东西方学术对立起来, 而是用一种文化解释另一种文化, 而非激进的“革命”和“取代”。于是执教北大的胡适提出了“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用新的科学方法来研究古代的东西”。冯友兰先生在其著作《古史辨》中对新“释古”派也做了详尽阐述：“疑古一派的人，所作的工夫即是审查史料。释古一派的人所做的工作，即是将史料融会贯通。就整个的史学说，一个历史的完成，必须经过审查史料及融会贯通两阶段，而且必须到融会贯通的阶段，历史方能完成。但就一个历史家的工作说，他尽可只作此两阶段中之任何阶段，或任何阶段中之任何部分。”于是清华国学院应景而生，并身体力行，开始了创世纪的实践。
清华“改大”，先后历三任校长乃成。1918年2月，张煜全接掌清华不久, 就筹办大学一事，在全体中西教职员会议上通过设立“大学筹备委员会”议案。并于1920年1月将筹委会工作计划呈交外交部，决定逐年停办中等科，集中财力办大学部。这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1921年金邦正任校长时，开始将高等科四年级改为大学一年级，为“改大”做基础性的准备。1922年4月，曹云祥校长到任，旋即筹划“改大”的一切措施和步骤，决定自1924年为大学筹备期。1924年2月，清华聘请范源濂、胡适、张伯苓、张福运、丁文江等 5 人为大学筹备顾问，清华“大学储备委员会”宣告成立。1925年4月，北洋政府外交部批准了大学筹备委员会提交的纲领草案，随即成立了由曹云祥、张彭春、梅贻琦等 10人为委员的“临时校务委员会”, 负责将清华学校改组为新制大学部、旧制留美预备部和国学研究部三制并存的过度形式的教学机构。1925 年2月，清华研究院筹备委员会成立，制定了相关章程，决定先开国学一科。1925年5月, 改制后的清华招收了第一批本科生，他们后来被称为清华大学第一级学生。清华大学开始由一所留美预备学校逐步向完整的综合型大学过渡。1925年9月1日，清华研究院国学门（通称“清华国学研究院”）正式成立，1925年9 月14日正式开学，同时创办《国学论丛》季刊，以供学界师生切磋交流。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是开创了清华的黄金时代的清华掌门人梅贻琦先生就职演说中的一句。拥有一批高质、稳定的一流教师队伍，是一所大学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和保障。清华国学研究院自筹建之日起，便委托有关人士自国内外网罗寻求国学界德高望重的泰山北斗来研究院担任教职，专聘为导师。导师是中国二三十年代清华教职中一个特殊的称谓，其有别于其他一般教授的是，他们的主要职责不是教而是导；他们的主要对象是学生（包括研究生），但助教、专任讲师、甚至教授也可以从他们的教学和研究中获得教益；他们的物质待遇高于一般教授，被誉为教授中的教授。
由于清华校方的开明、诚恳、远见卓识及对知识、学人的尊重和学者们之间的共同追求与彼此理解、合作，同时依靠其丰厚的物质基础，在短时间内众望所归的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等四大导师（后黄节、傅增湘、溥桐及外籍音乐教师古普克也曾称导师），专任教师考古学家李济（后增加林宰平、马衡）及助教赵万里、浦江清（后又增加了研究院第一届毕业生余永梁）等一时之选的众多才俊齐聚美仑美奂的水木清华，形成声名远播、蔚为壮观之景，昭示着清华前所未有的学术收获季节来临，为其今后的发展，为造就一代薪火相传的硕学通儒奠定了基础。聘请四大导师来清华任教，其间发生的诸多颇可玩味深吟的掌故、趣闻，思来仍令今辈学人唏嘘慨叹。
国学院筹建之日起，因校长曹云祥系外交官出身, 不善此道，便在1924年2月22日致函胡适,请他代为全面设计，并出任研究院导师、院长。胡接函后表示：“非第一流学者，不配做研究院的导师，我实在不敢当，你最好是去请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三位大师，方能帮研究院办好”。并建议研究院采用中国宋元传统书院、英国大学研究院学位论文的专题研究法和道尔顿辅导制。王、梁先后应邀，章太炎则终生不就。即使最早接受邀请任研究院导师的王国维先生，其过程也颇费周折。1924年12月8日，胡与曹亲往王府拜谒；9日、11日两次致函胡适，邀胡、王同游清华，商议聘王出任国学院导师、院长之请；12月31日，即发统一印制的聘书与王；后发觉不妥，于31日疾书解释，并附手书聘书。后胡适又多次往来京津承劝，并请得清废帝溥仪“圣旨”，同意王去职就聘。当时国学院学生蓝文徵曾这样记述了邀请王为导师及研究院初创时的情景：“民国十四年国学院成立时，校长为曹云祥，曹是外交官，不懂办学校。他请胡适之订研究制度，胡适之以中国旧式书院及英国学院制，裁长补短而成清华研究院，其主旨以科学方法整理中国旧学问，专任先生称导师，年青些则称讲师，无教授，亦无校长，只在办公室设主任一人，管理杂事。制度订妥，曹请胡适之主持，胡说不够资格。胡推荐梁启超、王国维、罗振玉和章太炎。于是曹亲自拿聘书请王静安先生，王先生不答应，曹回来找胡，胡说有办法。原来当时王先生在清宫教溥仪，所谓‘南书房行走’。溥仪劝他，王先生仍然不愿去，因为清华为洋学堂，溥仪没法，只得下一道‘圣旨’——这‘圣旨’我在王先生家看到了，很工整，红字。王先生没法，只得去了”。
这一点也可从1925年3月25日王国维给蒋汝藻的信中得知,“数月以来，忧惶忙迫，殆无
可语。直至上月，始得休息。现主人在津，进退绰绰， 所不足者钱尔。然困穷至此，而中间派别意见排挤倾轧, 乃与承平时无异。故弟于上月已就清华学校之聘, 全家亦拟迁至清华园，离此人海，计亦良得。”
此外,《吴宓自编年谱》中, 还有一段足可显露当时学人风采和国学大师性格的记载，1925年2月23日,“宓持清华曹云祥和校长聘书恭谒王国维静安先生，在厅堂向上行三鞠躬礼。王先生事后语人，彼以为来者必系西装革履、握手对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决就聘。后又谒梁启超先生，梁先生极乐意前来。”看来如不是胡、曹二人至诚厚意，吴宓执以中国传统学人之礼，于王府堂前行三鞠大躬，王很可能如拒绝北京大学的迎聘那样，能否“乃决就聘”，尚未可知。
礼聘梁启超先生为清华国学院导师较为顺利。梁任公一直和清华有较深的渊源。1914年冬，刚刚建校3年的清华，便邀请当时社会声望如日中天的梁任公到校演讲。梁以《君子》为题，引用《易经》中“乾坤”二象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是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来勉励少年学子们树立“完整人格”。这对清华的优良学风和校风的养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被立为清华校训。同年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梁任公已于11月30日来清华, “假馆著书”约10个月，取名所居的西工字厅为“还读轩”。自1920年12月2日始，梁开始在清华以《国学小史》为总题系统讲学，并于1922年2月正式就聘为清华学校的讲师。所以当1925年2月22日吴宓持聘书往天津梁之寓所请为国学院导师时，梁欣然就聘。
四大导师中，陈寅恪的就聘最费周折。时陈寅恪以翩翩 36 岁佳公子独身之躯长期游学欧美，虽学问博大精深，在国内却是无名望、无著作、无学位的“三无”学人。其与声名卓著的王静安、梁任公、赵元任同聘国学院四大导师，除学养深厚使然外，关键在于有力人物的推荐。“推荐说”有梁任公荐、吴宓荐两种。陈哲三《陈寅恪先生轶事及其著作》中这样记述：“十五年春，梁先生推荐陈寅恪先生，曹（云祥）说：‘他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先生气了，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廖廖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接着梁先生提出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几位教授对陈寅恪先生的推誉。曹一听，既然外国人都推崇，就请。”此说后人颇疑。梁陈二家世家通好, 陈为晚辈，陈游学欧美多年，除几封信之外，与梁无任何交往，梁对其学问人品一无所知。陈周围的学人同道与梁也非同一类型，素无往来。且清华作出聘陈之日，是2月16日，比吴宓往天津访梁之2月22日尚早6日。吴宓推荐之说则较为可信。一则吴时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办公厅主任，主持全面工作，一切事宜均由吴操持。二吴陈二人交好，为哈佛同窗，与汤用彤并为“哈佛三杰”。且吴对陈颇了解且宾服。他曾言：“宓于民国八年在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友人，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 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今时阅十五六载, 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且喜众人之同于吾言。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关于聘陈为导师详情，吴在《吴宓自编年谱》及《雨僧日记》也有记载：“（民国十四年元月）清华国学研究院开始筹备，宓为主任……研究院教授四位，已定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宓特荐陈寅恪”。1925年4月27日，陈寅恪致函吴，告以“㈠须多购书㈡家务，不即就聘”。吴叹道：“介绍陈来费尽气力，而犹迟疑，难哉！”后经吴再函劝，陈始得允诺就聘。惺惺相惜之情毕现。自2月决定聘陈，陈吴二人书函往来，6月陈始回函同意应聘，答应明春到校（1925年6月25日《雨僧日记》按:“晨接陈寅恪函, 就本校之聘, 但明春到校”）, 但陈因“家务”事（其母俞淑人及兄师曾接连先后一年逝世，1925年 8 月安葬于杭州。后陈父又卧病不起，陈服侍左右。）于1925年12月18日才归国, 但直至1926年7月7日始到清华报到。不久又到南方养疴, 至8月25日清华开学前夕归京就任。时吴宓因与校方就擘划院务等方面产生分歧, 诸事不畅，在主持院务一年后辞去主任一职，改任外文系教授了。但仍陪陈游览校景，访问同道，安顿如初。
关于创建清华国学研究院义旨、方针，时任研究院办公厅主任的吴宓在开学报告中阐述得较为祥备：“㈠值兹新旧递嬗之际，国人对于西方文化宜有精深之研究，然后可以采择适当，融化无碍；㈡中国固有文化之各方面，（如政治、经济、文学、哲学）须有通彻之了解，然后今日国计民生，种种重要问题，方可迎刃而解，措置咸宜；㈢为达上言之二目的，必须有高深之学术机关，为大学毕业及学问已有根柢者，进修之地，且不必远赴欧美，多耗资财，所学且与国情隔阂。此既本校设立研究院之初意。”“盖以中国经籍自汉迄今，注释略具。然因材料之未备与方法之未密，不能不有待于后人之补正；又近世所出古代史料，至为夥颐，亦尚待会通细密之研究。其他人事方面，如历代生活之情状，言语之变迁，风俗之沿革，道德、政治、宗教、学艺之盛衰；自然方面，如川河之迁徙，动植物名实之繁殖，前人虽有记录，无不需专门之研究。而此种事业，终非个人及寻常学校之力所能成就。故今开办研究院而专修国学。惟兹所谓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而研究之道，尤注重正确精密之方法（即时人所谓科学方法）, 并取材于欧美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此又本校研究院之异于国内之研究国学者也”, 此言阐明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创办, 是希望通过这一学术机构，培养造就一代国学门的通才硕学，精研深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使中西文化在交流、沟通的基础上，达到融通与创新。清华《研究院章程》中也阐明此一义旨。“本院以研究高深学术、造就专门人才为宗旨。”就科目而言，“先开国学一科，其内容为中国语言、历史、文学、哲学等。其目的专在造就下列两项人才：㈠以著述为毕生事业者；㈡各种学校之国学教师。”研究院的教学采取导师制，“学生研究之方法，略仿昔日书院及英国大学制度，注重个人自修，教师专任指导，分组不以学科，而以教授个人为主。”据当时研究院的学生蓝文徵回忆：“自十五年秋，陈寅恪先生到院，导师已增至四位，秋季开学，新同学及留院继续研究的同学，共有五十余人，院中充满了蓬勃气象。”“研究院的特点，是治学与做人并重。各位先生传业态度的庄严恳挚，诸同学问道心志的诚敬殷切，穆然有鹅湖、鹿洞遗风。每当春秋佳日，随侍诸师，徜徉湖山，俯仰吟啸，无限春风舞雩之乐。”古之“从师受业，谓之从游”，此“游于圣人之门”式的师生之谊，同乐之境，让后辈学子顿生无限倾慕之情。可惜此情此景已成遥远的绝响。
清华研究院的课程安排，也独具特色，颇有眼界。其课程分普通演讲和专题研究两种，讲演为研究院学生所必修，每人至少须选定四种，由教授拟定题目，规定时间，每星期演讲一至两次。专题研究则是在各教授所指定的学科范围内，“就一己志向、兴趣、学力之所近，选定题目以为本年内之专门研究。”学生专题研究的学科达23类，包括经学、小学、中国史、中国文化史、中国上古史、东西交通史、史学研究法、中国人种考、金石学、中国哲学史、儒学哲学、诸子、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佛教史、佛经译本比较研究、中国文学史、中国音韵学、中国方言学、普通语音学、东方语言学、西人之东方学、中国音乐考。在全部 23 类专修学科中，须考试外语者共 10 类，其中佛经译本比较研究、东方语言学要求考４门外语，东西交通史、西人之东方学考３门，中国人种考、中国音韵学、中国方言学、普通语音学考２门，中国佛教史、中国音乐考 １门。如陈寅恪担任的 ３门专修学科，两门要求考４门外语，１门要求考３门外语。单语言关，就有许多学子望而却步。学生中应届生不足一半，许多学生在入学前已有专著问世，已是较成熟的青年学者。可见该院选才之精、之苛。据该院颁布的“选考科目表”所示，对报考研究院的学生及其入学后的研究方向也有极严格的要求，要求学生在考试前必须确定自己将入哪位先生门下执弟子礼：“学生报考时，即须认定上列任何一类, 为来校后之专门研究, 考入后不得更改”。“教授所担任指导之学科范围，由各教授自定。俾可出其平生治学之心得，就所最专精之科目，自由划分，不嫌重复；同一科目，尽可有教授数位并任指导，各为主张。学员须自由择定教授一位，专从请业，其因题目性质，须同时兼受数位教授指导者亦为之；但既择定之后，不得更换，以免纷乱。”研究院学生入学考试极难。考题共三部分，第一部为普通国学，以问答形式不限范围；第二部分为作文，第三部分才是正式选考的六门课。这六门课程由各科导师预先设定，“考生报考之时，应先自问所拟研究之专题属于本表中某科之范围，即行择定该科，然后应靠本表中该科下所指定之六门，决不可倒因为果，妄测各门内容题目之难易，希冀考取，因而改定专研之学科及题目。”学生考试门类包括经学甲乙、小学甲乙、中国史甲乙、中国哲学甲乙、中国文学甲乙、普通语音学、声学、数学、心理学、世界史、统计学、人类学、西洋哲学、乐谱知识及英法德日等外国语（英法德又各分甲乙）。此项规定从研究院创立至1929年解散，始终如一，未因任何人事变动而更改。
是时研究院共有导师4人，讲师1人，助教3人，导师和讲师可以招生，导师、讲师所担任的指导科目也据各人专长分任。学制初定为一年，经导师批准可延长至两年到三年。研究院只招收了四届学生，总计70 余人。1925、1926年各录取学生30余人，合计61人（含备取6人）, 1926年毕业29人，其中15人申请留校研究一年（实际有7人注册）；1927年8月录取新生11人，加上1925、1926年录取而未入学的学生，以及留校生，共有学生24人；1928年又招新生3人，同时在本年度毕业的22名学生中，有10人留校续读。这些成为“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的清华国学院学生均为天资聪颖、慧心纨质的当世俊彦，成材率极高。“守先哲之遗范，托末契于后生”，从学生名册中可看到这些名字：刘盼遂、吴其昌、王庸、周传儒、高亨、徐中舒、杜钢百、姚名达、王力、姜亮夫、陆侃如、戴家祥、卫聚贤、杨鸿烈、陈守时、刘节、蒋天枢、谢国桢等。他们后来大都成为某国学门如语言学、古文字学、考古学、哲学、文学、佛学等方面的学术泰斗，使研究院的风范传统和学术薪火得以绵延承传，继之而起的清华文学院将此发扬光大，融铸而成经典的“清华学风”、“清华学派”。
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中，其排名顺序为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据传王居首席是由于梁的谦让与推崇。当时的国学院学生吴其昌曾回忆道：“先生之齿，实长于观堂先师，为全院祭酒。然事无巨细, 悉自处于观堂师之下。”王是当时公认的学术大师, 象梁任公、陈寅恪这样的具有国际声望的学界巨擘对王也由衷敬佩。他七岁读私塾，十六岁入州学，读前四史，兼骈、散文，始知有新学，于是弃科举而神往数理之学，二十一岁入《时务报》，二十二岁到上海习日、英、德等文，醉心于康德、叔本华、尼采之说，后留学日本，二十八岁《静庵文集》问世，三十岁后研究文学，于诗词、戏曲小说用功尤勤，三十一岁经典的学术奇葩《人间词话》脱稿，三十五岁推出《宋元戏曲考》。中年以后又治中国古代史，在甲骨、钟鼎方面成就卓著，奠定国学大师之位。梁曾语学生曰：“教授方面，以王静安先生为最难得，其专精之学，在今日几为绝学；而其所谦称为未尝研究者亦且高我十倍，我于学问未尝不可有一精深之研究……王先生则不然。先生方面亦不少，但时间则较我为多，加以脑筋灵敏，精神忠实，方法精明，而一方面自己又极谦虚，此诚国内有数之学者。故我个人深以得先生共处为幸,尤以诸君向学亲师, 勿失此机会也。”陈屈居末席, 是由于陈的辈份较梁为低，对梁以“世丈” 相称。与王为学术同道，精神契友，年龄相差13岁，当为“平生风谊友兼师”。而赵任哈佛的资历较陈为早，当赵接聘清华国学院导师一职时，尚任教哈佛，哈佛亦有让寅恪接任赵职之请，所以虽年小寅恪三岁，排名亦在陈之上。
王国维是最早就聘清华国学院导师一职的, 作为入值“南书房行走”的帝师, 其学涯如海、浩瀚精湛、声望甚隆。原拟请他来清华研究院任院长一职，但王以“院长须总理院大小事宜”, 怕影响他的学术研究而坚辞不就。王在清华国学院任教期间，担任经学、小学、上古史、金石学、中国文学等学科的指导，精力旺盛，学业成熟，著作彪炳。他的学术研究由《耶律文正年谱》转入《西北地理》和《蒙古史》，致力于四裔金石文献之考证；先后完成《月氏未西徙大夏时故地考》、《宋代之金石学》、《鞑靼考》等近四十篇著述。王国维通晓西方哲学理论，受到过严格的自然科学方法论的训练，翻译过形式逻辑的书籍，从而能突破旧有史学方法，提出新的“二重证法”和“阙疑法”为主要特点的新史学方法——所有的历史文本不再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它必须接受来自“地下新材料”的挑战，“以实证史”而又“以史证实”开以科学方法研究史学之新河。他在其《古史新证》中这样解释：“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苟考之史实与制度文物，以知时代之情状，本之《诗》、《书》以求其文之义例……由此而彼，即甲以推乙，则于字之不可释，义之不可通者，必间有获焉。然后阙其不可知者以俟后之君子，则庶乎近之矣。”陈寅恪在论及王国维的治学方法时写道：“然详绎遗书，其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凡属于考古学及上古史之作，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鬼方昆夷玁狁考等是也。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凡属于辽金元史事及边疆地理之作，如萌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等是也。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唐宋大曲考等是也。三类之著作，其学术性质固有异同，所用方法亦不尽符会，要皆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
是时中国正处于大动荡、大变革时期，北伐军的隆隆炮声已隐约可闻，刀光剑影已逼近京师。“感于事变”的帝师王静安先生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1927年6月2日夜草拟遗书怀之，“是夜熟睡如常，翌晨盥洗饮食亦如常，忽于友人处假银币五枚，独行出校门，雇车至颐和园，步行至排云殿西鱼藻轩前，临流独立，尽纸烟一支，园丁曾见之，忽闻有落水声，争往援起，不及二分钟已气绝矣。”上言：“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一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蒿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致饿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文化神州丧一身”，“海内同声哭郑君”。如果说王之华诞预示了中国现代学术的光辉序幕，那么王之自沉则成为盘桓在中国学术史上一阕永恒的悲歌，至今仍为学界聚讼。
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静安先生举身赴清池的诀绝身影震惊海内外。社会上异说异是，察察为揣，纷纷撰文释其原因。独最知静安心境的陈寅恪从文化兴衰和一代学者的命运角度对其死因拨冗驱雾，给以正解，廓清那些“流俗恩怨荣辱委琐龌龊之说”。在清华国学院师生向大师遗体告别之际，陈氏出人意外地行三跪九叩大礼，并以一诗一词寄托哀思。在挽词中陈氏写道：“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 迨既达极深之度, 殆非出于自杀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钜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1934年，陈寅恪又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言：“自昔大师巨子，其关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时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时地域之众人所能共喻。”对王氏死因升华至“承续先哲将坠之业”“文化托命”“不止局于一时间一地域”的深度。
1929年夏，清华国学院师生在王氏辞世二周年之际, 募款为他修立了纪念碑。陈氏又撰写了碑文；建筑大师梁思成勘定碑址，并亲绘彩色大样；书法家林志钧特为书丹；“北大三马”之一的马衡亲为篆额；名刻家李桂藻敬工刻字。纪念碑于1929年7月15日落典。据载：“此碑位于科学馆南土山东麓两槐树之间，碑之本身，约高七尺，挺立于四尺许高之碑基上，色呈淡黑，颇足表出哀思之意。”碑之正面，大书“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碑上刻有陈寅恪先生撰写的碑文“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 共三光而永光。”从此，陈寅老从“静安自沉”事件中提炼结晶放大出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成为学人精神和魂魄的八字真言。
由于梁启超与清华的特殊渊源，在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中，他对清华发展的影响可谓广博。举凡董事会的组成、校长的人选、校训的制立、科目的安排乃至每一个学生的特点及发展方向, 都渗透着任公的拳拳之心。1929年9月梁启超在《清华周刊》发表《学问独立与清华第二期事业》，着重地谈了清华设立大学部及国学研究院与中国学术独立的关系，提出“一国之学问独立，须全国各部分人共同努力，并不希望清华以独占。但为事势便利计，吾希望清华最少以下列三种学问之独立自任。1．自然科学——尤注重者生物学与矿物学；2．工学；3．史学与考古学。”1925年9月23日，在清华国学院首届学生开学前夕，他与研究院学生就“人才的培养与养成问题”以及研究院的培养目标等问题深入交谈。他负责的课程达11门之多，包括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文学、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中国史、史学研究法、儒家哲学、东西交通史等。梁任公学识广博、学养深厚，且又是天生的演说家, 能言善辩, 口才极佳, 绕梁三日, 独具魅力。他经常“穿着肥大的长袍，步履稳健，风神潇洒，左顾右盼，光芒四射” ，其课程最受学生的欢迎，一时“学子景从，风气大开”，在清华园留下了众多的传奇与掌故。他授课之余，勤于著述，昼夜弗辍，以至积劳成疾，体质弗抗。其许多著述系抱病完成，许多著述由其口述弟子，笔记成篇。早在1925年，因患肾病不得不入协和医院割去一内肾。1926年, 以久病之躯完成《中国文化史》, 此书分三部29 篇, 上自叙述历史之朝代篇, 下至研究图书之载籍篇，凡中国文化之一切关涉，几无所不包无所不容，极类以一部文化百科全书。1927年5月，梁病加剧，无法持笔撰稿，仍口述弟子周传儒、姚名达、吴其昌速记成篇，集为《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后陆续完成《合传及其作法》、《年谱及其作法》、《专传的作法》、《孔子传的作法》, 至秋后“体不能支而止”。1928年梁启超肾病加剧，虽于5月末“收同学论文评阅竣事，即辞回天津养病。”9月中旬, 病发作, 乃入协和医院就医，仍撰读如初，病未愈而归天津，“执笔侧身卧，仍扶病继草此稿”。终因病入膏肓，一病不起。与南海学堂、公车上书、戊戌变法、亡命东瀛、护国之役等大气磅礴、风云跌宕等历史事件融为一体的一代天骄梁任公，遂于1929年1月19日谢世，年仅五十有六。
作为一代学术大师的梁任公其业绩实不止湟湟七百万言的《饮冰室合集》所能涵盖。作为代表其成就的《饮冰室合集》分文集、专著两部分，包括论文七百余篇，诗话一种，诗词三百余首，书一百零四种，大都有其独得和创见，如此等文、史、论诸方面的皆广博精深的之大家硕儒亘古罕有。授人一物，不如授人一技；授人一技，不如授人一法。作为开一代风气之先的清华国院导师，他认为做学问须具备“明敏、密察、别裁、通方”的能力和“忠实、深切、敬慎、不倦”的习惯及治史的科学方法，认为有价值的学问的标志是发明新原则，应用已发明之新原则研究前人未曾研究过的现象，从而为新史学确立了全面和系统的学术规范。他认为为人师者的首要责任为培养学生的独立钻研能力，“做学问之要点，吾以为以开发本能为不二法门》孔子曰：‘人能宏道，非道宏人。’苏格拉底亦云：‘余非以学教人，乃教人为学。’……是以教授之法，系教师引导学生做学问，教师给学生学问之责任也。……学而能触类旁通，开发真本能，以致用，而为已也”。其弟子周传儒曾这样忆及先师：“他不是思想家，不是经师。……他讲整理国故，而不讲训诂、考据、名物。他是一个史学家，特别是学术文化史专家。”“他既富有渊博的学识，又富有综合之才能，扼要钩玄，深入浅出……同时代的人如胡适、梁漱溟、陈垣、丁文江，皆视新会如宾如师。又如蒋百里和徐志同道摹，则持束修贽见跪拜称弟子。一般均认太炎为南方学术界的泰山，任公为北方学术界的北斗”。“独为神州惜大儒”，“千古文章未尽才”。斯人其逝，国宝云亡，山河同悲。任公之殇，于中国学术、于八方学子之损失不可量也，我们今天仍然感觉得到。
研究院最年轻的导师是刚届33岁的有“中国语言之父”之称的赵元任先生。1910年赵以第二名的成绩作为第二批庚款游美生赴美, 先后毕业于康奈尔大学、哈佛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 并在上述两校任教。他于1925年应聘为清华国学院导师, 指导现代方言学、中国音韵学、普通语言学、中国乐谱乐调、中国现代方言的课程, 并身体力行在各地进行方言调查，并灌制了大量有关语言方面的唱片，单是中国华中、华南各地方言的录音唱片就有 2000 多张。他是语言方面的天才，精通英、德、法、日、俄、拉丁、古希腊等国文字，尤擅各国各地的方言，几达广通博大的地步。据当时欢迎他来清华任教的《清华周刊》这样描述：“先生学问渊博，名震中西，对于语言学一门，尤多研究，既善论理堂上催眠，复精小桥食社调味，巧手操琴，莺歌唱谱，是以耳目口鼻，皆不能忘先生。”一派新派文人的形象。三十年前，北大教授前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罗常培先生这样评价他：“他的学问的基础是数学、物理学和数理逻辑，可是他于语言学的贡献特别大。近三十年来，科学的中国语言研究可以说由他才奠定了基础，因此年轻一辈都管他叫中国语言学之父。”1929年，清华国学院停办，赵旋被聘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兼语言组主任。赵于1931年接任梅贻琦为清华留美监督，1938年后定居美国，入美籍，曾先后执教于美耶律大学、哈佛燕京学社、密执安大学、加州大学, 1965年退休。沧海桑田, 岁月奄忽，1981年已臻九旬之寿的前清华国学院导师赵元任来清华寻旧，徘徊于其故居照澜院（旧南院），百感交集，久久不忍离去。物是人非，恍如隔世，老人用那特殊的浙江常州吴语声调长吟一阕老歌，系六十年前由元任先生亲自谱曲，老友著名诗人刘半农填词的《教我如何不想她》，一吐几十载思念故国旧友之情。“去国不久的人，不懂得思恋故土的深情！”此语从去国四十多载的前清华国学院导师之口缓缓吐出，柔肠寸断、力透千钧，令人不胜沉迷、低廻。
“盖世奇才”、“教授之教授”、“太老师”，这是国内外学术界及清华国学院学生对一代学术大师陈寅恪的尊誉。陈系世家子弟，祖父陈宝箴，父陈三立，兄陈衡恪，皆为当世名士。他以“三无”之身与当代学界泰斗王、梁及哈佛博士赵元任共席；后又被聘为清华大学唯一之中文系、历史系合聘教授；在西南联大执教时为部特聘教授；他还曾为英国剑桥大学首位汉学讲座教授、牛津首席汉学教授。自1902年春随兄师曾东渡日本求学，到1926年归国就聘清华国学院导师, 陈寅恪已断续在欧美游学近20年。能够聘得陈为学院导师, 虽颇费气力，确是清华之幸。在三四十年代中国的学术界有一场“土产学者”和“出洋学者”之争。前者讽刺后者不解中国传统，其学问主张为隔靴搔痒，胶柱鼓瑟；后者则批评前者方法陈旧，工具不够，考训充满迂腐之气。陈的到来，得到了新旧两派学人的首肯和推崇。陈寅恪先生家学渊源，旧学根底深厚，诸多古章典籍如十三经等均能流利背出，且每字必求正解。况且又游学欧美多年，对西洋新观点科学方法及工具亦有很深的造诣。单就语言为例，陈通晓的有二三十种之多，举凡英、法、德、日、俄乃至印度梵文、蒙、满、阿拉伯、巴利文、突厥文、波斯文、暹罗文、西夏文以及诸多中亚西亚现存或已亡的文字甚至匈牙利和马札尔文，他都目到意通，手到擒来。他在研究院授课课程为年历学、古代碑志与外族有关系者之研究、摩尼教经典回纥译本之研究、佛教经典各种文字译本之比较研究、蒙古、满洲书籍及碑志与历史有关系者之研究等。陈寅恪治学面广，宗教、历史、语言、人类学、校勘学等均有独到的研究和著述。据他在1923年与妹书中所言:“我所注意者有二：一历史。（唐史、西夏）西藏（即吐蕃）藏文之关系不待言。一佛教。”其一生研究的重心是国史, 对于史籍无所不读, 他特别注重史实，他常说在史中求事实，目的是在历史中吸取历史的教训，举凡中国历代兴亡的原因，中国与边疆民族的关系，历代典章制度的嬗变、社会风俗、国计民生、一般经济变动的因果，以及中国文化独立于世界之林长久连续存在的原因等都在他的目下，并做深入细致的研究，提出自己独到的观点。在史学领域中，他又将重点研究范围倾注在中国中古史，主要是魏晋南北朝及隋唐五代，尤推崇宋史。他在二十年代所授课程有佛经文学、禅宗文学、世说新语研究、欧阳修研究、元白刘氏研究等。他曾言：“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由于其所授皆为前人所未逮，服膺其倾世之才，陈授课时出现了不仅学生云集而且许多名教授如朱自清、冯友兰、吴宓、北大的德国汉学家钢和泰等都风雨无阻来听课的情景。
陈寅恪学贯中西，治学严谨、缜密、公正、勤奋。据1947年3月3日《燕京新闻》这样评价:“陈先生是一个勤奋的垦荒者, 他不多说话, 尤其不唱高调，只是一个接着一个地在解决历史上的疑案。用很简练的笔法些出来”，却是一篇一篇的短论文，登在学术水准很高的杂志上。”他虽身体羸弱, 在教授学生方面极严格, 风雨无阻，绝少辍讲。他享有“字字精金美玉”之称。据牟润孙回忆:“陈在清华大学讲书……专讲个人研究心得, 繁复的考据, 细密的分析，”姜亮夫先生也曾这样回忆：“陈寅恪先生广博深邃的学问使我一辈子也摸探不着他的底。他的最大特点：每一种研究都有思想作指导。听他的课，要结合若干篇文章后才悟到他对这一类问题的思想……听寅恪先生讲课，我不由自愧外国文学得太差。他引的印度文、巴利文及许许多多奇怪的字，我都不懂，就是英文、法文，我的根底也差。”他讲授和指导的科目均为地道的欧洲汉学，由于他中西共通的教育背景，其教授一在让学生打下扎实的国学根基，更在科学的研究方法，使从其学的学子终生受益者甚多。
陈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中虽到校最晚，且排名屈居末席，但陈实为国学院之魂。1927年春节刚过, 研究院师生平静的学术生活就被北伐军北上的隆隆炮声打断, 已无法潜心向学于美仑美奂的清华园。6月2日又发生了举世震惊的王国维先生在颐和园鱼藻轩自沉事件。6月7日，梁任公又因肾病加剧，不得不归天津长期静养，基本无暇顾及院内事宜，不久就辞去清华一切职务。而另一位导师赵元任担任功课极少（新旧制均无课，仅每周研究院演讲吴语一小时），且自1927年10月起长期来往于江浙、江西、湖北、广东等地考察方言。清华国学研究院实际上只有陈氏一人大厦独擎，勉力支撑。总理院内大小事宜，执教原来从王、梁问业的莘莘学子。其间虽有增聘章太炎、罗振玉、陈援庵为导师之动议, 但均被婉言逊谢。1928年6月北伐军攻占北京后，研究院由外交部划归教育部。1929年1 月19 日梁任公溘然逝去。四大导师风流云散，名藻一时的清华国学院已举步维艰、形同虚设了。
至此，在20世纪20年代，绽放在中华学术之链中最灿烂一环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在风雨飘摇动荡跌宕之中四度春秋后, 于1929年正式停办。自创办之日起, 清华国学研究院一波三折，走过了一段极不平静的路程。1925年9月开学；1926年9月四大导师始聚齐；1927年6月2日，王静安先生自沉，已呈不祥之色；6月7日梁任公回天津养疴，不久辞去清华一切职务，1年后谢世。王、梁二人去后留下的学术空白，此时已动摇了研究院学术权威的地位。自1927年下半年始清华国学研究院全部重任实由陈寅恪一己弱躯勉力维持承当, 虽殚精竭虑, 但已回天无力，呈星散飘零状。终于在1929年11月奏响广陵散曲。四大导师凋零其半，四方学子各奔东西。陈寅老吟于1927年春的《春日独游玉泉静明园》诗中云：回首平生终负气，此身未死已销魂。人间不会孤游意，归去含凄自闭门”，业已窥颇天机，竟致一语成谶。清华汇西方现代的科学观念和研究方法，去化解传统思想文化的危机，以实现文化托命之旨，争取学术独立的艰辛努力和曲折历程，反映了中国现代学术和文化的悲怆命运。想来令人悲哀而心酸。国学研究院曲折跌宕的命运，暗合了中国学人在一个大变迁、大动荡的时代，以学术为基，融融汇西方现代的科学观念和研究方法，去化解传统思想文化的危机，以实现文化托命之旨，争取学术独立的艰辛努力和曲折历程，反映了中国现代学术和文化的悲怆命运。想来令人悲哀而心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