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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意义的追寻——弗兰克之意义疗法

                                                    作者：汪新建    单位：南开大学心理学研究中心，天津 300071

     每个时代都有它的神经症，都需要有它的心理疗法。今天，科技的突飞猛进与传统的土崩瓦解使人们面对纷至沓来的选择、机会和风险，无所适从。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开始更多地思考生存的意义与本质。伴随着对生命意义的质疑，产生了烦心的焦虑、极度的苦恼和难奈的空虚。弗兰克始终把对生存空虚与生存挫折的关注作为其理论的中心，并发展了意义疗法。几十年过去了，蔓延的无意义感使得他的意义疗法日久弥新，散发着浓郁的时代气息。回顾其思想，当有益人心智、发人深省之处。

   

  1 理论背景及其发展

    弗兰克的职业生涯以精神病医师为开端。作为精神分析学派的一名成员，此时他是以精神分析学说为指导的。在其治疗实践与教学的过程中，弗兰克受到存在哲学家的影响，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存在哲学与心理疗法。但是弗兰克并未排斥弗洛伊德。他认为，每个个体包含三个维度，生理的、心理的和精神的。精神分析学说对前两个维度，尤其是心理维度的理解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它忽视了精神这一人所独具的方面，因而对人真实图象的描绘是不完全的、不准确的。弗兰克视意义疗法为一种补充性的治疗方法，通过填补精神这一领域，完善了精神分析[1]。据此，弗兰克对精神分析学说作了修正。主要集中在两方面：

    1)人要寻求意义是其生命中的原始力量，而非因本能驱策力而造成的续发性合理化作用。这种求意义意志与弗洛伊德的求乐意志(the will to pleasure)和阿德勒的求权力意志(the will to power)是不同的，它是人最深刻的动机，是最具有人本质特征的现象，因为动物寻求快乐和征服，却不懂得生存的意义[2]。快乐意志不是根本的。人们实际上所要追求的最终并不是幸福生活本身，而是某种构成幸福生活的因素。然而，在神经症患者那里，作为幸福和快乐根据的意义意志被扭曲为对幸福的一种直接追求，扭曲为快乐意志。随着快乐成为注意力的唯一内容和对象，快乐的根据溜走了，而快乐效应也很难再出现。类似的分析也适用于权力意志。就意义实现与特定的社会和经济前提条件联系起来这一涵义而言，权力是实现目的的手段。人们使自己局限在实现目的的手段即权力中，本身就是神经症的表现。弗洛伊德和阿德勒二者都是从神经症患者身上得出其诊断，必然误解人原初的意义取向[3]。

    2)精神分析所采取的“泛决定论”是极为错误与危险的。诚然，人总是受制于一定的条件，包括生理的、心理的、环境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决不是自由的。但人存在着意志自由，人面对任何情境有自由地采取某种立场、态度的能力。即便是神经症甚或精神病患者，在症状的肆虐下仍保留一定程度的自由。基于此，弗兰克对精神分析“泛决定论”表现的非人格化，非人道化倾向表示不满，并提出自己的精神医学信条：一个无法治疗的精神病患者可能失去了他的“有用性”，但仍保有作为一个人的尊严[4]。

    弗兰克也未原封不动地照搬存在主义的理论。他认为人类存在的一个基本特征是超越：人总是超出自身而朝着某物或某人，一个人越是在他的使命中升华、越是献身于他的伙伴，就越成为他自身。弗兰克还提出了“超越的意义”(the supra-meaning)这一概念，特指那种超越了人的理解范围的终极意义。而且，终极意义因每个人选择精神维度的形式及运用方式的不同而不同。他认为人并非如同某些存在主义哲学家所言，要去忍受生命的无意义；而是要忍受自身无能力以理性抓住生命的绝对意义[5]。弗兰克的理论与此前的存在分析也不尽相同。存在分析(daseinanalyse)是关于人丧失存在意识从而处于一种可以诱发精神病的思想状态的理论。而弗兰克的存在分析(existenzanalyse)则是对那些对自己存在的看法有偏差的人的心理治疗方法[6]。

    2 基本理论与概念

    弗兰克对于人的本质的认识是其理论及方法的基础。他认为人类的存在有三个特征使之与动物区分开，其一就是精神性(存在性)，第二个特征是自由，第三个特征是责任[7]。其中，精神性是弗兰克最有特色，也是最有争议性的概念。精神性并无宗教含义，它与生理、心理一样，是构成完整自我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精神维度与潜意识联系在一起，从而提供自我超越的力量，实现对价值和意义的自由追求[8]。在这种对人的本质的假定下，弗兰克讨论他最为关注的动机、生存空虚和存在挫折问题。

    弗兰克认为人的主要动机是求意义意志。意义不能被制造，只能被发现。生命的意义并非是抽象的，每个人的生命都有其独特价值。求意义意志也不是心理动力意义上的驱动力。价值观并非人的内驱力，它不能推动人(push)，而是吸引人(pull)。它包含着个体的选择与决定。比如，人不会被驱使去做道德的行为，而是它“决定”要做合于道德的行为。人对意义和价值的追寻可能会引起内在的紧张，然而这种紧张是心理健康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人所需要的不是生物学的平衡，而是心灵动力学——心灵动力处在紧张的两极之中，一极代表需实现的意义，另一极代表必须实现此意义的人[9]。

    弗兰克将求意义意志受挫称为生存性挫折。这种挫折根源于人在生活中感到的“生存空虚”。生存空虚的主要表现是无聊厌烦。但求权力的意志和求金钱的意志，以及求乐意志的泛滥之下往往也掩盖着生存的空虚[10]。

    在他的理论思想指导下，弗兰克对传统的神经症及精神病的基本概念进行了扩展与重新诠释。他认为神经症存在于人的四个基本层面上：生理的、心理的、社会的和精神的(或存在的)。四个维度的不同组合就构成了不同类型的神经症[11]。

    心灵性神经症：心灵性神经症是弗兰克意义疗法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它特指由价值和意识的冲突以及存在挫折、生存空虚引发的神经症[12]。心灵性神经症并非由“驱策力”及“本能”的冲突引起，而是产生于精神层次的病态。但它并不直接表现于精神维度，而是从生理及心理状况的异常体现出来[13]。

    集体性神经症：现代人的许多特征使他们易患神经症(similar to neurosis)，这种状况称为集体性神经症。这些易感特征可以追溯到人对责任的恐惧与对自由的逃避。治疗集体性神经症需要教育、心理卫生，而不仅仅是心理治疗[14]。

    神经症：严格意义上的神经症应涉及的主要是人的心理维度，但在器质性因素与心理因素之外，还包含存在性因素。以两种主要的神经症为例：(1)焦虑症。神经质焦虑的背后有一种对死亡及对生命这一整体的恐惧。这种恐惧会将注意力集中于身体的某一器官，并且以一种病态的方式对某一标志性的抽象情境给予关注。(2)强迫症。每种完全发展的强迫症都是个体选择的结果。患者不需要对其强迫性观念负责，但他可以选择自己对强迫观念所持的态度。

    精神病：精神病的症状是心理学的，病原学是医学的，即便如此，它也包括存在性方面。典型的有两种：(1)忧郁症。忧郁症中的存在性焦虑体现为由于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间，以及需要与现实间的紧张而产生的心理上的匮乏感(insufficiency)。这种匮乏感导致病态的恐惧，如对无能力达到目标的恐惧，对审判日的恐惧等，使得忧郁症患者看不到自己及外部世界的价值，进而认为生命是无意义的。(2)精神分裂症。精神分裂症患者将自己视为被观察与被迫害的客体，以致于他们再也无法感觉自己是一种真实的存在。此时，他们的人性层次是不完善的，意识和责任感都会受影响[15]。

    3 治疗方法

    如果说经典精神分析的目标是使无意识变为可意识的，阿德勒的个体心理疗法的目标是使神经症患者对其症状负责，那么意义疗法的目标就可以概括为使人有意识地对自己负责。通过帮助病人认识并接受生命的精神(或存在)本质，通过确立病人对自己、对生命的价值的责任，意义疗法力图去帮助病人找到生活的意义，填补生存的空虚，从而消减生存挫折。因此意义疗法是专门针对心灵性神经症的一种方法。这样，准确的诊断就成了心理治疗的第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治疗者需要根据生理、心理、精神各方面不同的组合，确定神经症的类型：器质性的、心理病原的、还是心灵的，从而选择应采取的方法。当然，治疗过程中，通常不会单纯使用某一方法，而是综合了医学治疗、心理治疗和意义治疗，只不过不同情况下各有侧重[16]。正如弗兰克所言：意义疗法并不想取代现存的各种疗法，只是想使其更完善，使得一贯被遗忘的价值受到人们的重视[17]。

    意义与价值一直是意义疗法关注的中心，也是摆脱由生存挫折、存在空虚导致的心灵性神经症的重要条件。对此，弗兰克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生命与死亡的意义：意义疗法首先指出的是，快乐并非生命的意义，怀疑主义与虚无主义也是不可取的。意义疗法将引导人去体验一种存在，并视之为实现价值的一种不断的努力。它还必须向患者表明，确认对某项任务的责任具有巨大的价值，并促使患者向这一方面转变，以此帮助他克服或忍受客观的困难与主观的烦恼。另一不可遗漏之处是指出每个人的生命都有自己独特的目标，需要以相应的方式达到。人们不应总去追问生命的意义是什么，而应担负起生命中的任务所赋予的责任，在完成这一使命的过程中，生命的意义将逐渐呈现。

    存在的终结同样赋予生命的意义。人存在的意义正在于它的不可逆转性。在意义治疗中，为了使患者明白这一点，意识到他每时每刻的责任，常常采取演剧意义疗法(logodrama)：让患者想象，此刻他正躺在临终的病榻上，回顾着自己的一生，并对假想的一生做出评价。而且，他有能力对“此刻”之后所已发生的一切做出修改。死亡是命中注定的，同样，人的过去、身体机能、外部环境、心理态度也具有不可变更性。这些内部与外部的限定与人的自由间的斗争是生命的内在特征。意义疗法认为，神经症患者失误之处正是在于对种种限制采取了病态的屈从[18]。

    按照意义疗法，人们能以三种不同的途径去发现生命的意义：(1)创造或工作；(2)体认价值；(3)受苦[19]。

    工作的意义：工作使人的特殊性在对社会的贡献中体现出来，从而使人的创造性价值得以实现。这是发现生命意义的一条重要途径。因此，人所从事的工作是什么并不重要，关键在于他是如何从事这项工作的，或说他对工作采取了何种态度。正是积极的、创造性的、有责任感的态度赋予工作以意义。然而，工作常常被有些人用作填补生活的空虚与无意义感的手段。于是，一旦一周的匆忙结束，无目的、无意义便再度袭来，并使人觉察到他对自己生命的不满意。这正是“星期天神经症”的起因。工作作为发现生命意义的重要途径，还可以从“失业神经症”中体现。由于失去了工作，有人会感到无用与失落，并且病态地将失业作为一切问题的根源，推卸自己的责任。此时，意义疗法会指导病人：工作并不是发现生命意义的唯一途径。在失业这一不幸面前，人仍能不为环境所左右，保持内心的自由，从困境中发掘出生命的意义。

    爱的意义：发现生命的意义的第二条途径是体认价值。可以通过体验某种事物，如工作的本质或文化，尤其可以通过爱体验某个人。爱是将某个人当作独特的个体去体验。只有借助爱，才能进入另一个人最深的人格核心，也只有借助爱，才能发现所爱者的潜能，并促使他发挥那些潜能。在这种超越自己的爱中，潜藏着生活的深蕴和价值，等待着人们的发现。弗兰克将两性之间的关系分为三个层次：生理的、心理的、精神的，这三者分别对应着性、情、爱。诸多类型的性神经症有一个共同特征：患者或害怕不愉快、单恋带来的紧张，或不相信爱的存在，因而回避一切爱的机会，将两性关系降格到较低的层次。对于这部分人，意义疗法采取的方法是引导他们学会并乐于接受九苦一甜的爱，以及随之而来的责任。

    苦难的意义：当一个人面临无可改变的厄运，创造性价值和体验的价值都难于实现时，人们也得到了一个机会，去实现最深的意义与最高的价值——态度的价值。因为坦然正视命运所带来的痛苦本身就是一种进取，而且是人所具有的最高的进取。苦难还使人远离冷漠与无聊，使得人更为积极，从而导致成长与成熟。当然，只有在痛苦是不可避免的时候，忍受痛苦才具有巨大的价值。否则，苦难不成其为苦难，忍受也就没有意义[20]。

    4 意义疗法的技术

    意义疗法不仅适用于心灵性神经症，对于存在着精神性(存在性)问题的神经症、精神病，它同样有效。在对这些病症进行治疗时意义疗法所关心的既不是症状，也不是心理病原，而是患者对疾病的态度[21]。针对此，意义疗法发展了两种专门的技术。

    4.1 矛盾意向
    矛盾意向主要用于类似焦虑症、强迫症的情况。弗兰克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失调行为是由于预期焦虑而产生的。亦即由于过分担心某种可能使之感到焦虑的处境，人变得极度恐惧，以至不由自主地被引入这种境地。所发生的结果又强化了预期焦虑，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最后，病人不得不回避一切可能引起这种恐惧的情境。矛盾意向法就是要求病人在这种情况下去做他感到最为焦虑、恐惧的事，或盼望这种事发生，从而让病人逐渐认识到自己的焦虑和恐惧是没有根据、不符合客观现实、十分荒唐的。如果一个患者一小时洗十次手，治疗者不是叫他不要洗那么多次数，相反要他洗二十、三十次；如果一个患者总放心不下他的几千元存折而总要检查它，治疗者不是劝患者不要老是检查，而是劝他存到更保险的地方去。当病人停止与症状的抗争，转而对情境采取一种幽默的、嘲讽的态度时，他便不再与症状结合在一起，而是从更高的位置，以一定的距离来审视自己的症状。如此便打破了恶性循环，各种症状也就随之消失了。
    4.2 非反思(dereflection)
     非反思是意义疗法的另一种技术，主要用于过度意愿、自我窥视(self-observation)的治疗，尤其适用于性神经症。在这些病症中，患者通常过于担心行为表现不尽人意，由此导致扭曲的过度意向(hyper-intention)和过度反思(hyper-reflection)，并将注意力集中于自我，从而阻碍了行为的正常进行。为了寻求正常的表现或快感，患者会将此视为目的本身，进一步强化过度意向和过度反思。于是，患者便被某种恶性循环包围了。非反思就是使患者的注意力从行为本身或自我转移到积极的方面，转移到外部事物，如转移到伴侣、自然界、社区活动上。要求患者将注意力转向外部事物，避免过分的自我关注，从而减轻焦虑与痛苦，并通过参与活动，学会发现人生的价值和意义。通过超越自我，来消除自身的神经症症状。
    弗兰克区分了四种反应模式：正确积极性、错误积极性；正确消极性、错误消极性。焦虑症、恐惧症患者的回避、退缩行为属于错误消极性，性神经症患者的过分意愿则是错误积极性。矛盾意向力图用正确消极性取代错误消极性，非反思则致力于使错误积极性转化为正确积极性。弗兰克还特别强调了这一点：仅仅靠这些方法是不够的。只有引导病人再度发现其生命的意义及天赋使命，才能彻底协助他摆脱神经症或精神病的纠缠[22]。

    5 结语

    意义疗法形成于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经过弗兰克本人集中营生活的检验，并在二战后得到充分发展。其重精神(或存在)的特征与二战前后特殊的时代精神是密不可分的。世界大战使人们的生活具有高度不确定性，每个人都不知道等待自己的将是什么。面对战争的残酷，人们却无能为力。这种情况下，人们对生命本身、生活的意义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与思索。二战后，由于现代化的飞速发展，机遇与风险充斥着生活，这种状况并没有根本改变。同时，心理治疗长期以来受还原意义的影响，将人视为“不过尔尔”，排斥对精神领域的探讨，更加剧了时代的神经症。意义治疗法应运而生。它坦然地将意义、价值这类传统的哲学问题纳入心理治疗的范畴，既丰富了心理治疗的层次，又使得心理治疗在变化的时代中能从容应对人们所面对的变化了的问题。

    从治疗技术上看，意义疗法与同期兴起的行为疗法有诸多异曲同工之处。二者都需要患者直面症状，都试图打破困扰患者的恶性循环，而且都不关心症状的深层心理动因。但在这些相似性的背后，却潜藏着本质的不同。意义疗法对个体症状的治疗贯穿着其存在哲学的思想。它从个体的最高层次着手，通过引导患者主动地改变精神领域的态度、哲学，至上而下，纵向地调整人整体的状态，症状的消失只是存在改善的副产品。而行为治疗则不关心症状以外的事物，由行为至行为单一的诊治，并且主要借助外在力量。正是这种不同使得意义疗法对于时代性的神经症有着很好的疗效。
    但重存在(或精神)、与哲学问题贴近也使得意义疗法的理论技术缺乏系统性、清晰性。意义疗法与哲学说教之间的尺度也悬而未决。如何将对人的精神层次的讨论与科学性结合起来，仍是意义疗法的发展有待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FRANKL V E.The doctor and the soul[M].New York:Knopf,1956.2.

    [2] FRANKL V E.The doctor and the soul[M].New York:Knopf,1956.10.

    [3] 弗兰克.活出意义来[M].赵可式，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227-230.

    [4] 弗兰克.活出意义来[M].赵可式，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136-141.

    [5] 弗兰克.活出意义来[M].赵可式，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