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重不良反应上报时间:魏源《海国图志》与林则

　　魏源《海国图志》与林则徐

　　在朱维铮先生的《魏源：尘梦醒否？》一文中，魏源被质疑为一个剽窃他人研究成果而撰成《海国图志》的人。对此，我不敢苟同，谨提出几点疑问。

　　对魏源的发难是从魏源的《香港岛观海市歌》入手的。在诗中，他借观海市幻景叙述香港的实际情况：“中有化人中天之台千由旬，……商市罢，农事陈，农市散，军市屯，渔樵耕饁春树帘，画本掩映千百皴。……”《尘梦》认为这首诗反映出的“扩我奇怀，醒我尘梦”的恍然大悟的心态，竟出现在曾经游历名山大川、编过《海国图志》的魏源身上，十分令人费解。其实这并不难理解。通观《海国图志》，它的确是一部世界史地著作，但又不仅仅是单纯的史地著作。无论在叙述史地还是介绍西方科学技术，都抱着一个明确的政治目的，也即全书的宗旨——师夷长技以制夷。书中先以“筹海篇”开门见山地提出这一政治主张，而后在各卷中通过前叙或者在文中加注，反复阐明自己的意图，以及书中详各国制度、军事、山川险要、略各地社会风貌、物产人情，都带有鲜明的色彩。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更是一部海防之书。同时，魏源终其一生，仅作过一次岭南、香港之行，长期生活于传统社会环境下的他，一旦目睹近代资本主义创造出的繁华的文明城市，感受工业社会与农业社会的天壤之别，能不会如“尘梦初醒”么？也正如朱先生所说，逾天命之年的魏源就是活像刘姥姥进大观园，才大大由衷赞叹了一番。我猜测，魏源在此时间接感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先进与清朝的腐朽没落，面对巨大的反差的他，却有心无力，这也成为他晚年逐渐佞佛的重要原因吧。

　　接下来的主要问题就是魏源《海国图志》和林则徐的关系。

　　首先，《尘梦》怀疑魏源成书仅用了三个半月，指出“成书之速”值得深思。其论证过程未免武断臆测成分过多。须知魏源并不非游手好闲、终日混迹官场之人。在接受林则徐嘱托之前，魏源就在鸦片战争的刺激下立志通晓夷务，以求对时政有所讲画。道光二十年到二十一年间，他不失时机地从安突德、颠林等英国俘虏的口供中了解国外情况，著成《英吉利小记》；《圣武记》亦不是沉浸于先王赫赫武功中，而是以一个传统士人的思想角度希冀“后圣师前圣，后王师前王”“修军政，肃人心，战胜于庙堂”。魏源是晚清从传统向近代过渡的第一代代表，他身上体现出的新旧混杂的现象，乃至到了第二、第三代，到了康有为、胡适等人那里，仍然留有深刻的烙印。倘若硬要称之为使“师明长技以制明”，是因循守旧、故步自封、夜郎自大，乃是过度苛求古人。

　　其次，关于魏源在《普陀观潮行》等诗中体现出的放弃舟山群岛以防卫海疆的主张，《尘梦》认为魏源并没有同意林则徐的主张，却突然成为“筹海三策”的首倡者，实在“令人诧异”。可见朱先生没有认真研究林则徐的抗敌方略。道光二十二年，在防守定海的战役中，裕谦决定筹建定海防务，魏源和林则徐则主张放弃定海，集中兵力防守内地，以坚固的海岸为据点，以炮台对抗海敌。 比较《筹海篇》和《林则徐集》的奏稿中的制敌方略，几乎是同出一人。再比较魏源提出的海战战法和《海国图志》卷八十收录的林的《剿夷兵勇约法七章》中的海战战法，也无二致。筹海三策，实际上是林则徐在广州期间实践经验的总结。

　　再次，《海国图志》与《四洲志》的关系。《海国图志》依托《四洲志》为基本框架，再参以“历代史志及明以来岛志，及近日夷图夷语，钩稽贯串”而成。按照书中每卷卷前的标注，可以分为几类：一类为“欧罗巴人原撰，候官林则徐译，邵阳魏源重辑”，通常是开卷先引《四洲志》的内容，然后重辑其它史志中的相关内容，注明“原无今补”。一类为“原本无今补辑”，在《四洲志》中未提及的内容，如“吕宋”、“如德亚国”、“筹海总论”、“夷情备采”等，都是新辑录的内容。再一类为“撰”，一般均是魏源本人的叙述，如卷一之“筹海篇”、“图篇”等，还有魏源本人在史地考证方面的文章，特别是他将自己在元代边疆史地上的成就也收录进本书。另外，他还将林则徐的《剿夷兵勇约法七章》、《各国律例》、《论中国》、《论茶叶》、《华事夷言》等著作、译作收录，这些应该来源于林则徐给他的资料。倘若欲深没其文，为何要如此大费周章呢？

　　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最令人不解的，即在林则徐远戍新疆后，二人似乎再没有联系对方；三年后林则徐获赦复出，历任陕西巡抚、云贵总督等职，但迄今也未见任何他提及《海国图志》的材料；林则徐是否看到《海国图志》或者知道了《海国图志》的出版？林则徐和魏源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矛盾，难道真如《尘梦》所说，性格火爆的林则徐早已“不直于这位老友，却在复出后强忍心中的怒火”，而魏源也“乐于利用林则徐的厚道”，来掩盖剽窃行为？

　　二人当日在镇江不期而遇，夜谈多时，其内容今人已无法得知。在镇江别后，魏得知林突然改役河工，又及时赶来再度相会，“晤林少穆先生大公祖于淮上，奉题饲鹤图，敬送河上之行”，“澄清未几风色变，鸦阵作群还索战。……仙禽不语惟戟翼，可怜精卫空流血……安得更起玄鹤凌天衢，尽收羽族游蓬壶……” 他希望“玄鹤”能东山再起，与旧日僚属好友，共济难关。此种真挚感情，似乎难以怀疑。

　　在从林则徐方面看。道光二十四年，五十一岁的魏源入都应试，中礼部会试第十九名，不料不久却因“字迹潦草”被罚停殿试科。同年中进士的有林则徐的好友王柏心（字子寿），还有李星沅（时任陕西巡抚）的儿子李杭（字梅生）。林则徐从京报中得知了这些消息，迫于关山阻隔，通信不便，他只给李星沅寄去了贺信：“梅生太史三试皆列前茅，……此科新贵，梅生最少。……默深、子寿晚达可喜，子寿不知签分何部；默深既停殿试，而适以知州分发江苏，其即乐于外除耶？抑俟来年补试后希冀得一尽先补用耶？旧友如星晨，殊为盼之。” 在随信附的诗中，《梅生公子联捷南宫选入词馆三叠前韵为贺》自注：“是科楚产，仆识四人，......魏默深、王子寿两君则三十年来名宿也。” 在随后给姚衡的信中，他也提到：“曩于春闱见魏默深、王子寿之捷，未尝不叹干镆之不终埋也。”倘若林则徐早已“不直”魏源，怒火难遏，那么，他就不会为魏源中进士而深感欣喜了，更不会称魏源为“三十年来名宿”了。

　　既然二人并未发生冲突，为何在后半生中没有再通信呢？

　　在林则徐贬戍后，二人再没联系的原因可能是：

　　第一，林则徐在新疆期间，信息闭塞，更因为是一个谪宦，他仍然受到官方的监视，在通信上有着种种的不便。在家书中他提到：“此间寄信，必须央求将军用官封，别人的官封不准出境。”而且寄信需要“由伊犁将军官封随折递去方可，非将军官封不得出境，而非随附驿递折便，即将军官封亦必延搁也。”关内外驿站，还常常私自拆信检查，“用纸刀一直割开取阅，并不为粘好”，有时甚至将来信“转打回去”。这实在令他无可奈何，难以与友人取得联系。

　　第二，二人主观上的原因。林则徐首先是一个政治家，一个在现实官场上经历多年的人，他开明、精干，在遭贬谪后，面对多事之秋自身处境的骤变，现实主义的作风使他敏锐地注意到危险的政治环境，开始小心翼翼地在逆境中求存，在“凤鸟不至，河图不出”的时代，他尽量地保持着缄默。在祥符工次时，他在致吴嘉宾的信中说：“惟仆此时宜亟守如瓶之戒，而于志趣相合者，忽又倾吐于不自禁，极自悔其愚妄，然转息爱注之深，究不可以自匿，惟祈密之勿为外人道也。”在赴戍途中，他又在致苏廷玉的信中提到：“工次起身，不敢受一人之赠，缘处危疑之境，不能无戒心耳。”在新疆时又致李星沅：“东南事局，口不敢宣，而固无时不悬悬于心目间，不知何所终极！” 可见他有多么地谨小慎微。尽管谨慎，但林则徐又不希望朝廷继续文恬武嬉下去，继续沉浸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所以他急切希望《海国图志》能够出版，引起重视。但对于要不要让自己“成为”《筹海篇》的作者，却有另外的谨慎考虑吧。

　　晚年的林则徐，虽不断奔波劳累，但与他在鸦片战争初期的积极指切时政、倡言改革、学习西方的思想和行动相比，似乎已经没有继续前进，而是踯躅不前了。他指切时政或许仍然锋芒不减，但更多的是悲愤和消极了。其实，这也是慢慢产生的情绪，在赴戍新疆的路上，不断听到来自东南海疆的不幸消息，不免令他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感觉日益强烈；这种感觉渐次发展，先是使他自觉不自觉地卷入现实繁忙的公务中，以求麻醉；接着就是在愈来愈理不清的社会积弊中越发地无力、绝望。他在致贝青乔的信中说：“所论岛夷之害、漕运之弊，可谓扶离无遗，然昔日体统犹存，尚能操纵，今则黑白当从局外看。惟付之浩叹已乎……一人之力难胜众人，亦徒抱之空言而已。”他虽然操劳于公务琐事之中，早已力不从心、愈来愈对时政失去信心近乎绝望了。 可叹林、魏二位时代先驱，终于被无奈的时代淹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