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ython 结束程序 linux:杜导正：我经历的反右倾

我经历的反右倾
杜导正
想事做事写报道写文章，总该实实在在，光明磊落，力求经得起历史检验，经得起实践检验。总不该“利害第一，是非第二”
祸起一封长信
1958年，“三面红旗”搞得全国处处轰轰烈烈，我作为新华社广东分社社长，为此写了很多篇新闻报道。有一篇歌颂公社公共食堂的“三餐干饭不要钱”，由新华社发了通稿，《人民日报》登在第一版。大炼钢铁，我也高兴过。
秋后，农业放“高产卫星”，弄虚作假到荒唐的程度，我照样热情报道。粤北连县有个星子公社，说一亩高产达到36000斤。曾和我一起在马列学院毕业的周方写了稿子给我，他说，这36000斤是32亩水稻并在一亩地里的数字。我多了个心眼儿，说这稿子可以发，但要说明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写在括号中。稿子改好，我送给广东省委秘书长张根生审稿。他问：“老杜，怎么把这个也写上了？”于是，括号内的这几行说明文字被我违心地删掉，发往北京了。
1959年初，广东省已是到处喊缺粮，群众大面积出现水肿。有人提出，1958年“大跃进”，粮食多得堆成山，怎么转眼间便没粮了？不可能，准是农民将粮食藏起来了。东莞等县按照省委的部署，搞了一个“反瞒产运动”。我和《人民日报》记者林里到东莞去看，介绍情况的人说，村外哪个草垛哪个草垛下，搜出多少多少粮食，说得煞有介事。也的确搜出一点粮食，后来大家才知道，这是干部们事先藏在那里，专门做给反瞒产的上级领导看的。省委在东莞召开反瞒产经验交流会，我又写了详细的报道发往北京，说广东省反瞒产如何成功。
我的头脑真正冷下来，开始思考一些问题，是在1959年4月。那时，《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揖和记者聂眉初来到广州，要到湛江、海南岛去看看，我陪他俩去了。到了海南岛，我亲眼见到村庄里众多农民患水肿病，商店的货架子上空空的。在这之前，我听说，从化等县农民啃树叶子和一种叫“黄狗头”的块根植物，不少人外出讨饭。我认为可能出了问题，便派了两名记者去从化等县调查。我作为新华社分社社长，给他们定的任务是：放警报，想办法，协助党委领导人民渡过难关。
从海南岛回来，我又掌握了许多类似的情况。经过慎重的思考，便在4月19日晚上，给新华社副社长缪海写了一封信，反映广东农村缺粮的真实情况。我写道：广东发生灾荒，农民大部分处在饥饿状态，浮肿的很多，有的已断炊，情况非常严重。我写了自己看到的现场情景，然后说：粮食问题在社会主义国家是个政治问题，是个政权能否维持下去的问题。我还写道：1958年，我党在“三面红旗”上看来犯有错误。
那天夜里，广州闷热难当，我在灯下奋笔疾书，一口气写了4900多字。写完这封信，有感于记者的调查研究是多么重要，又多么艰难，我写了“记者的调查研究”专文，在新华社《新闻业务》刊物上发表。
从批判到“戴帽”
1959年8月，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召开。广东省委根据中央前期精神，部署“反左”。一天晚上，省委开电话会议，我参加了。散会后，在走廊里见到省委秘书长张根生，他面带愁云，悄悄跟我说：“不好了，庐山会议传来消息，全党又要反右了。已经搞出彭德怀！”我一怔，心里说“坏了”，马上想到4月19日写给缪海的长信。
果然，两个月后，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王匡到北京开会，遇到缪海，缪便将我4月的信给他看了。他便给广东省委写信，建议省委“就这封信立即组织对杜导正的批判”。不久，《人民日报》主办的《新闻动态》点了九位新华社国内分社社长的名，有我和尤淇、纪希晨、陈勇进、冯森龄、林麟、程光远、孙全、吴振全；说这九个人怀疑中央路线，右倾。我被列在第二名。
接着，对我的批判就开始了。前后批了两个月，共17场。最后一场是在广东省体育馆，省市宣传部门党员干部6000人参加。大会批我三条：怀疑1958年的“三面红旗”；把国内大好形势说成大坏形势，自以为是；狭隘的农民观点，悲天悯人，似乎党和毛主席都不了解下情，不关心农民，就你们几个人了解和关心农民。
揭发与批判继续扩大升级，我的错误越揭越多。最后，省委一位部长揭发我反对毛主席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事情是这样的：1959年夏，我到高要县去采访，与地委书记罗克明有过一次谈话。我们俩很熟。他说：毛主席1957年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没有讲客观规律。我同意罗的观点，便和这位此时揭发我的部长在车上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是讲人的主观能动性，“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是讲目的，都没讲客观规律，这便是我们1958年失败的根本教训。我说，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与“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之间，如果加上“实事求是”四个字便好了!这位同志此时把这事也揭了出来，说我妄图篡改毛主席制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这罪可就大了！
对于这些批判，开始时我想不通。我想，我4月19日长信写的情况是我现场亲眼看到的，这不会假。那些概括性的灾荒估计可能与实情有些出入，但不会错到哪里去。我只是给上级——新华总社副社长写的内部信件，我又没有公开散播什么东西，那几个批判我最勇敢最尖锐的人，都是那段时间蹲在办公室、根本没跑过广东农村的同志。我心想，我反映的是看到了的情况，你们没有看到，你们批判我的根据是什么呢？
不过，毛主席说：“犯右倾错误的人，七斗八斗，顽而不固。”在这点上，他说对了。经过七斗八斗，渐渐地，我竟然想通了。第一，信中对全省灾情的概括估计，我可能错了，因为这些情况只是听来的，我又没到每个地方看过。5月，我在给中新社广东分社做报告时曾说，“中国的农民太好了，我们党在农民中的威信太高了，不然，我们党就会垮掉，太危险了！”我是不是真的把问题估计得过于严重了？第二，列宁说过，“对转变中的困难……散播惊慌情绪……这一切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我想，就算我对情况的估计不错，但也不能散布惊慌情绪。第三，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批判张闻天是“热起来热得蒸笼里坐，冷起来冷得牙关锉”，这话往我身上一套，不也合适吗？我不正是对“三面红旗”那么热切地宣扬过、现在又说农村状况很严重的吗？
于是，我虔诚地批判了自己，诚恳地在六千人大会上做了两个小时的检讨。
“宁左勿右”之弊
1960年5月，中共广东省委对我作出书面正式处分决定：“兹定杜导正同志为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另行分配工作。”后来知道，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和庐山会议后整掉彭德怀“反党俱乐部”以后，以为各部门、各省市都有大大小小的“彭德怀式的人物”，下令各地都要揪一批划一批。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在广东省被迫违心地划了12个，我便是其中之一。
处分后的第二天夜里，林里打来电话，转达陶铸的话：“相信老杜在新岗位上能工作好。”话虽短，我听了很受感动。
1960年4月底，我带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下放到暨南大学，筹办新闻专业。在暨大搞了几个月，有人告状，说“怎么能让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办大学？应该让他劳动去”。于是，我又被下放到新会县农村，劳动了半年。
1961年夏天，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挺身而出，为我们新华社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分社社长中的七位说了话，称之为“七司马事件”，搞错了。同年7月，我被摘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调回暨南大学执教。但处分的尾巴仍然留着，说“杜导正同志仍犯有严重错误，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1962年2月，中共中央七千人大会后，广东省委副秘书长陈越平、省委文教部长梁嘉，代表省委找我谈话说：“陶铸同志让我们通知你，说现在省委认为，杜导正同志对1959年广东农村形势的估计和意见是正确的。”听了这番话，我泣不成声。
2月底，我得到彻底平反，恢复了新华社广东分社社长职务。
我以为，我们党有个弊病：党员犯“左倾”错误时，多数情况不受责备，连自我检讨也可不做；犯“右倾”错误，多数被整得很惨，有的家破人亡。这个弊端沿袭多年，历久不衰（当然总的说，我们还是比以前聪明了、文明了。改革开放以来，文明的进步更明显一些）。作为记者，说假话，说“左”话，写假报道，也是大多不被责备的。我写的“三餐干饭不要钱”“星子公社亩产三万六千斤”等报道，我在“反右派运动”中错划了四位同志为“右派”，我将老同盟会员罗冀群骂得狗血淋头，在《南方日报》写了批他的四个整版的文章，等等。多少年了，除了我自己在文章中、信件中作过自我检讨，向受害的同志表达歉意，作为上级党政组织从不曾批评我，更不必说处分我了。
然而，1959年写了一封说了点真话的长信，“文革”中对太离谱的现象说了点不满的心里话，我就被整得死去活来。“文革”中受批斗，大家彼此彼此，那不必说了。1959年写那封长信时，我也知道上级某些人听了不会高兴，所以才没写成公开报道，连“内参”也不敢写，只作为一封信写给自己信任的顶头上司。当时，我以为这么写，风险会有些，但不至于被整到哪儿去。后来被划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我始料不及的。
近些年来，我的想法是：人生很短暂，数十寒暑而已。做人，特别是作为记者，能力有大有小，但想事做事写报道写文章，总该实实在在，光明磊落，力求经得起历史检验，经得起实践检验。不要看别人眼色行事，不要一心只图个人的荣华富贵。总不该“利害第一，是非第二”。这些年，在重大问题上，我以为我没有含糊过，我尽我的能力，说了些真话，说了些实话。现在，每每想到这些，良心上便能得到甜蜜的欣慰。■
杜导正：《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曾任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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