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爱晶：1968年7月7日毛主席召见五个半小时的谈话记录

毛泽东主席召见五个半小时的谈话记录

---《清华事件：文化大革命的一首断魂曲》的附录文章

韩 爱 晶

上网时间：2006年5月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号上午，我来到北京大学俄文楼，这是首都红卫兵代表大会总部办公地点。午饭后我就顺便在工作人员宿舍睡个午觉。当时我担任北京航空院会革命委员会主任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职务。我也是首都“红代会”核心组的副组长。对于大学红代会的日常工作由我校陈良同学，常驻“红代会”代表我处理。大部分时间忙于北航的运动。

熟睡之中，我被陈良叫醒，他很激动地说：“快、快起来，清华出事啦！多少万人把清华包围了，工人要强行拆除武斗工事，！”

我一骨碌从床上坐起来，拍手叫道，“那太好了，那太好了！”

陈良问：“怎么好？

我说：“这样不就把武斗问题解决了吗？”

陈良说：“还搞不清怎么回事！”

我下了床，说：“走，我们去看看。”

我们就赶紧从北大往清华走。清华大学围墙外面的路上人声鼎沸，停靠着许多卡车、吉普、大轿车……我们走近看，车上贴着“北京针织总厂”、“新华印刷厂”等字样。路边、树下、河坡，到处是密集的工人。他们处在热烈而有组织的状况。

我看着这样少见的情景，想起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员会跟我们讲过的话：“我可没你们那么大的胆子，一声令下，随便就在北京开十万、二十万人的大会。我开一万人的大会都要请示毛主席。”谢富治是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部长、北京军区政委，还是军委办事组成员。

我对陈良讲：“这么大的行动，调动几万人可不是儿戏！这么大的事情发生在北京，谁有这么大的胆量？党中央，毛主席能不知道吗？” 我们边走边看，我走到队伍里去，向一些工人师傅打听：“请问，谁派你们来的？怎么动员？”

“不知道。”

“领导组织我们来，我们就来，别的我们也搞不清”。问了几处，工人们是听从厂领导安排来的，内情没谁说得清。

我们绕到北面清华附中，从北面小门进了清华园。从北京四面八方来的老百姓摩肩接踵。听说清华出事了，外面的往里拥，想看明白，里面没看出名堂的往外走。人流涌动。

清华园高音喇叭像炸了锅，声嘶力竭：“工人同志们，工人同志们，你们受骗了，杨余傅及其黑后台，操纵你们镇压红卫兵……”

我听到这个广播脑袋嗡地懵了，又急又气地跟陈良说：“这是谁定的调子？这个定调子的人要撤职，这么大的事情还没搞清楚，怎么就可以轻率地说是杨余傅黑后台操纵的呢？定这样的调子太被动了。”

在迎面过来的人潮里，正巧碰到北京市中学“红代会”李冬民和陈文香。李冬民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陈文香是委员。他们从清华校园里看热闹往外走。我赶紧问：“冬民，到底怎么回事？”

李冬民也说不清。

总之，此时清华成了全北京的热漩涡。在人群里挤来挤去也搞不清怎么回事，再往里进也进不去了。真是问不清，看不明，听不懂，心里急，没办法。只好改变方向跟着人群往外奔。决计回北航再想办法。走到四道口，还遇到从清华被冲出来蒯大富的部队。我又问到底怎么回事，回答是：“工人来拆除武斗工事，于是跑出来，散落校外。”

我回到北航，就千方百计想和蒯大富取得联系，我打电话给清华大学总机，找蒯大富，电话总机回答：“接不通，找不到人。”

我又急不可奈地给市革委会领导打电话，也是找不到领导，在电话里我问市革委会工作人员怎么回事回答搞不清。我只好在电话里请他们赶紧把情况向中央汇报并非常严肃地强调搞不好要出大事的。

找不到上级领导，我无可奈何地坐在四合院院井的台阶上，真是呼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毫无办法，望着天，恰见浓云密布，我仰天击掌：“老天爷、老天爷，你快下雨，快下大暴雨，把工人和学生分开，只要过了今夜就好了”。

晚饭前后一场大雨把天地冲刷得清新宜人，有人说清华那边已经开枪了，准确消息搞不清。晚饭后，我心潮难平，叫上尹聚平、朱芒大、蔡新荣三个学生出门散步，我们从北航南校门走出，向北医三院方向漫步，快到了三院门口，看到路旁一堆石头子上，蹲着四五个大孩子，有男有女，中学生模样，我走过去问：“这么晚了，你们怎么在路边待着？从哪里来？”

他们说：“我们是广州来的中学生，住在清华大学了解运动情况，今天那里出事了，我们跑出来，找不到去处，只好在路边待着”。

我说：“那怎么行，走，跟我走，今天晚，我給你们安排”。一个小男孩说：“只要有个坐着的地方就行，明早天一亮我们就走。”我把他们带回学校，交給尹聚平，让她去安置。我就休息去了。疲劳，疲劳，睡着了。

电话铃惊醒我的时候，大概是深夜二点钟，是北京卫戍区军代表刘丰来的电话。刘丰说：“韩爱晶吗？今天夜里中央首长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要我通知你来开会。”

我说：“可以派别人代替我去吗？”

刘丰说：“中央首长要你自己来，到人民大会堂西侧南门口。”

我起床，准备纸和笔，又打电话给汽车班，请司机到红旗院门口，即驱车赶到人民大会堂西侧南门口。

奇怪而令人不解的是，这次等待中央首长接见与哪次都不同，似乎有一种受冷落的感觉，不是直接进大会堂会议厅见中央首长，而是在进门的过道口坐下来等。

我到大会堂参加中央首长接见和开会次数已记不清，早就习以为常。如果是重大活动有正式入场券，一般从东侧正门进大会堂，有时还在主席台就坐。至于平时，周总理，中央文革领导接见，我们一般从南门进，汪东兴同志经常站在门外接我们，说一声∶“来了？” 握握手，我们进去。在会议厅，比如安徽厅，或福建厅，或江苏厅坐下，等中央首长。如果学生、工人、农民代表来得多，那么我们先在小客厅里等。周总理、江青、陈伯达等中央文革领导总是先跟我们北京主要的学生头头、工人头头小范围谈谈，听听我们反映的情况，见面10分20分钟左右，然后周总理、中央文革领导再到会议厅。那时在安徽厅接见次数最多。周总理，中央领导在台上，我们就坐在下面，有几十、几百的学生、工人、外地来京的群众组织负责人坐在一起，往往每次接见要持续一两个小时，这种会议是文化革命时，周总理、中央文革领导与群众对话的最常用形式，所以这种会议的记录稿，在文化革命中也是流传很多，影响很大的。

可是这七月二十八日凌晨，我们来到人民大会堂西侧南门，只允许进到过道门里等着。

聂元梓、我、谭厚兰、王大宾先后来了，坐下来等着，很自然我们议论起今天清华发生的事情。王大宾严肃地说清华学生开枪，打死工人，聂元梓说这么多工人包围清华，她白天已打电报给中央反映这一情况。

等了大约二十分钟左右，谢富治副总理出来问：“都来了吗？” 我们说蒯大富还没来，谢富治对我们说：“不等了，进去吧。”

我们跟在谢富总理后面向里走，因为我年龄最小，脚步快，走在前面，挨在谢富治身边。到楼道中间要向右拐时，谢富治突然停住脚步看看我问道：“身上有小刀没有？”

我们也站住了，我说：“没有。”

谢富治弯下身子，用手把我卷起来的裤子抹下来。因为天热，我白天把裤腿卷到膝盖上。谢富治又站起身说：“快进去，毛主席在里面等你们好一会了。” 他这句意想不到的话所表达的内容跟他刚才在外面平淡的表情跨度太大。我觉得好像一下飞腾到云雾之中，顿时有迷离为梦的感觉，简直不敢相信，也来不及想什么。

我们快步，跟着谢富治往里边一个门走去。后来才知道这是人民大会堂的湖南厅。我还是走在前面。

走到门口，就看到毛主席和身后陪同的中央领导已经在门口迎我们。我们三步并着两步走上前去，毛主席也往前走动一下，我们非常激动地跟毛主席握手，嘴里说：“毛主席，您好！”

毛主席说：“都是一些年轻人”。

我们又依次跟其他中央领导人一一握手。毛主席还跟黄作珍同志握手说：“你叫黄作珍？我不认识，你没被打死！”

然后，毛主席要大家坐下，我们在沙发上坐了下来。这是毛主席会见客人，召集中央领导人议事的一个厅室，一个一个沙发围成大半个圆形，沙发旁边有茶几，茶几脚旁有白色搪瓷痰盂。可以看得出来，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们刚才已经在这里碰头议论了一个时候，也正是我们在外面走廊口等待的时候。

陪同毛主席接见我们的有：毛主席的接班人、中共中央副主席、国防部长林彪元帅、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文革小组顾问康生、毛主席夫人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文革小组成员姚文元、林彪夫人叶群、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团负责人汪东兴、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长、北京市革委员会主任、北京军区政委谢富治、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副总参谋长北京卫戍区司令温玉成、北京卫戍区政委黄作珍、北京市革命委员副主任吴德。在我们坐定以后，大会堂女服务员给大家分别倒了茶水。

江青说：“好久不见，你们又不贴大字标语。”

毛主席说：“还不是在天安门上见过，又没谈话，不行嘛！你们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啦，其实你们的小报我都看过，你们的情况我都了解。”

我赶紧拿出钢笔和纸一边听一边作记录。我看着毛主席他面色健康，大概因为经常游泳的缘故脸上皮肤映着红褐色的光泽，微黑，如同古柏，显出超人的神圣。毛主席问：“蒯大富没有来？是出来不了，还是不愿来？”

谢富治回答：“恐怕是不肯来。”

我觉得谢富治说的太不合情理就急忙替蒯大富解释说：“不会的，这个时候他要是知道中央领导接见不会不来，他要是见不着毛主席，他会哭的，肯定是出不来”。

毛主席说：“蒯大富要抓黑手，这么多工人去‘镇压’红卫兵，黑手到现在还没有抓出来，这黑手不是别人，就是我嘛！他又不来抓，抓我好了！本来新华印刷厂、针织总厂、中央警卫团就是我派去的，你们就给吹。我问他们怎么对待校园的武斗，我说你们去做做工作看看。结果去了三万人，其实他们恨北大不恨清华。”

毛主席一边说着，一边抽着紫褐色的大雪茄，当时我不懂，心里想毛主席怎么还抽卷烟叶？毛主席偶尔咳嗽，声如钟磬，清脆顺畅。

毛主席转向聂元梓问道：“工人和学生这样搞几万人游行。听说你们那里招待还好，是你们还是井冈山兵团？”

温玉成和黄作珍说：“不是他们，北大和那个单位冲突了”。

聂元梓说：“是和农科院，我们还在门口摆了茶水，他们骂我们二流派，老保，还骂我破鞋。”

我说：“不要在主席面前说这个。”

毛主席说：“那不知道，抓黑手，这个黑手不是我，是谢富治，我也没有这么大的野心。我说你们去那么一点人跟他商量商量，蒯大富说去了十几万。”

毛主席说：“你们看大学武斗怎么办？一个办法是统统撤出去，学生也不要管，谁想打就打，过去北京市委、卫戍区对武斗的态度是不怕乱、不管、不急、不压。这看来还是对的。另一个方法是帮助一下，这个问题深得工人的赞成，深得农民的赞成，深受学生大多数欢迎。大专院校五十九个，打得凶的大概五、六个，试试你们能力，至于如何解决呢？你们提出意见。我看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就必合。你们北京大学要那么大干啥？如果解决不了，不一定住在一个城市，一个住在南方，一个住在北方，都叫新北大，在一个城市打一个括弧‘井’ 在一个城市打一个括弧‘公社’ 。就像苏联共产党打一个括弧‘布’，另一个苏联共产党打个括弧‘孟’。”

毛主席说得大家都笑了。主席又接着说：“如果你们不能解决这些问题，第三个办法，那么军管。请林彪同志挂帅，还有黄永胜，问题总能解决。你们搞了两年了，一是斗，二是批，三是改。斗是斗，你们是搞武斗，也不斗也不批，也不改，现在是少数学校搞武斗，人民不高兴，工人不高兴，农民不高兴，居民不高兴，部队不高兴，多数学校学生也不高兴，就连拥护你的那一派也有人不高兴，就这样一统天下！你新北大老佛爷，你是多数，是哲学家。新北大公社、校文革里就没有反对你的人哪？我才不信呢！当面不说，背后还是说怪话。”

毛主席把脸转向王大宾问：“王大宾，你的事情好办一些吧？”

王大宾说：“那几个反对谢副总理的、反我们的人都跑了。”

谢富治说：“他的二把手聂树人要夺权，说他右了。”

毛主席说：“他就那么左？马克思！”

王大宾说：“那是他们挑拨关系、聂树人是一个好同志，出生又好，苦大仇深，这个人很正直，革命性强，就是急一些，不大会团结人，工作方法生硬一些。”

毛主席说：“你能团结他吗？一个左，一个右，很好团结嘛！你坐那么远，你坐过来些。”

林彪说：“来嘛。”

谢富治说：“去，去。”

王大宾起身坐到另外一个靠近一些的位子上。

毛主席说：”事情都要留点余地，都是学生，你们也没搞黑帮，最近有些学校斗了些黑帮，画了像，新北大搞了十几个，就那么点黑帮？我看不止那一点，就是因为关键两派忙于武斗。这个斗、批、改不行，或者斗、批、走，学生不讲了吗？斗、批、走，斗、批、散。现在的逍遥派那么多，现在社会上说聂元梓、蒯大富的坏话的多起来了。聂元梓炮灰不多，蒯大富的炮灰也不多，真的打起来，有时候三百，有时候一百五；哪里有林彪，黄永胜的那么多，这回我一出就出三万多。”

林彪说：“哪有黄永胜那么多。”

毛主席：“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把武斗工事统统拆掉，什么热武器、冷武器，要刀枪入库。聂元梓，他们叫你佛爷爷，叫你佛爷老巢。还有你这个谭厚兰同志，你还是个小辫子嘛？你就要下放？在学校读了十几年书，大家赞成你下去，我怕你走不开，你走了谁来代替你呢。”

谭后兰说：“都安排好了。”

毛主席说：“你们这五大将我们都是护你们的，包括蒯大富骂你们黑手的，我也是偏向你们这一边，你们回去一讲，我们有偏向，井冈山四一四兵团，就会对我有意见。我不怕别人打倒，清华四一四说四一四思潮必胜，我就不高兴。说打江山的人不能坐江山，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坐天下的就是四一四！四一四有个理论家叫周泉缨，理论家何必抓呢？人家是一派的理论家嘛？人家写文章你抓人家干什么！应该放出来，人家有意见让他再写嘛！不然不是没有言论自由了嘛？”

温玉成立即起身，打电话叫卫戍区放人。

毛主席接着说：“我说你老佛爷也大方点。北大井冈山有几千人，那一河水放出来你受得了受不了？你这个老佛爷，不然就实行军管，第三个方法就按照辩证法，而且不要住在一个城市里，就一分为二，一个南一个北，或者你搬到南方，或者井冈山搬到南方，根本不见面，打不起来，各人自己清理自己的内部，一统天下，不然你也害怕，把你那老佛爷老巢一捅就睡不着觉，你怕，他也怕，稍微留一手是必要的，你们大概还是留一手的，所谓……根子。留一手也是必要的，何必那么紧张呢，怕人家打，你不留点后手，人家一冲怎么得了啊。你们赞成……什么？听说不是一个凶手戳你吗？知道也不要一定抓。算了，明明知道是谁也不要说啦。不过你以后要注意点、不要一个人乱跑。”

江青说：“她有人保镖。”

聂元梓说：“没有”。

聂元梓说：“地质学院支持他们，半夜里抄我的家，到北大游行，把破鞋挂在树上。”大家沉默片刻，相对无言。

毛主席说：“人家说你哥哥也不好，姐姐也不好，你这个聂家就是不好。哥哥不好是哥哥，姐姐不好是姐姐 ，为什么一定要牵连妹妹呢？”

这时，有人进来报告说：“还是找不到蒯大富。”

谢富治说：“广播了，点名说中央文革要找，要请华蒯大富来开会，他就是不肯来。”

毛主席说：“蒯大富这个人，我看是好人，出面多，操纵他的人是坏人。蒯大富以及出面的，我看是好的，这个经验很多。”

江青问：“是他自己不愿意来，还是出不来？”

谢富治回答：“我估计有人控制他，有人控制他也不紧。”

姚文元说：“有可能。”

毛主席又问：“王大宾你那里没有打架。”

王大宾说：“我那里没有，就是六六年九月二十三日和保守派夺电台干了一下，是伯达同志派人救援我们，以后我们就没打过。”

毛主席说：“那就好，以后一个你、一个韩爱晶内部就没打过架。”

毛主席风趣地说∶“韩爱晶，你是韩信的后代，很会打主意，是个谋士啊。”

我说：“我们学校工农子弟多，比较朴实，有不同意见，但没有分裂为两派。”

姚元文说：“我才不信呢！你们那里就没有不同意见，纯之又纯。” 姚元文总把头翘得高高的，一副谁也瞧不起的样子。

康生说：”韩爱晶不是你说的那样吧？！”

毛主席：“你们不要把韩爱晶说得那么坏，人家很难受。”

我说：“蒯大富周围有一批人，里面比较杂，运动初期靠写大字报起家的人权少了，搞武斗的人就多了。要求改组总部。蒯大富控制不了。”

毛主席说：“谭厚兰，文化革命两年了，你那一个两百人的兵团也没解决得了。弄得你睡不着觉，你暂时还不能走，你是女皇啊！今天四个，两个女的，真了不起。我看你暂时还不能走，给他们恢复粮食，出出进进，那些人也够惨的，造反兵团是个湖南‘省无联’式的大杂烩，因为他夺权嘛！别的有些学校都参加了。”

我说：“我也参加了。”

江青说：“韩爱晶想颠覆人家谭厚兰。”

毛主席说：“你也有份，我们的蒯司令也有份。青年人就是做些好事，也会做些坏事。”

毛主席又说：“你们说中央没打招呼，林彪同志、周恩来在三月二十四号、二十七号讲了话，又开了十万人大会。这次黄永胜同志、温玉成同志讲了话，可是下面还打，好像专门和我们作对。我们这么一个道理，第一条要文斗，不要武斗，如果你们要打，就打，也可以，越大越好，两方面都有土炮，你们算什么打嘛！你们的打法算不了什么打，把卡宾枪、大炮都使出来，像四川一样，把高射炮对天上打。”

江青说：“败家子。”

毛主席一边抽雪茄，一边说话，有时还用火柴重点雪茄。

毛主席说：“你这个老佛爷，那么大的神通，调起兵来只调两三百，你的兵跑哪去了嘛？还得靠工人、复员军人为主力，没有那个你还是不行。护兵，林彪同志多哪！给你几千、几万，可以把‘井冈山’统统灭掉嘛！这个问题也不要在这里答复。商量商量也可以，开些会讨论，但是首先还是要联合。”

林彪说：“首先还是要联合，主席讲的四个方案：第一，军管；第二，一分为二；第三，斗、批、走；第四，要打就大打。”

毛主席说：“一分为二，就是因为结了仇，双方紧张得很，双方都睡不着觉。搬家可是个问题，找地点在北京就会争起来。我看这个大会堂很多空地，中南海地方很大，接待四、五万红卫兵，办个学校还不行？或者你聂元梓来，或者侯汉清来，你们不是‘杀牛宰猴断羊腰’吗？牛是牛辉林，侯是侯汉清，羊是杨克明，这三个人我知道杨克明。杨克明也是个青年人嘛！到过十一中全会，那张大宇报，杨克明帮了忙。你们这张大宇报分成了两家，这种社会现象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谁会料到会打起来呢？原来打算停课半年，登了报，后来不行，延长一年，又不行二年，我说三年就三年嘛！我说不行要多少时候就给多少时候，反正人是在长的，你一年级现在就是三年级了。再搞二年，四年，八年，你还不是在那里过一天长大一天。斗、批、走也是一个办法，谭厚兰不就是想走了吗？走光，扫地出门，大学还要不要办呢？要不要招新生呢？不招新生也不行。我那个讲话是留有余地的，这个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并没有说文科都不办。但旧的制度、旧的办法不行，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我看现在高中比大学的课程还多，上六年、十年顶多了。搞不出名堂就拉倒。我看高中、高小、初中基础课跟大学差不多，这专业课先生都不大懂专业，哲学家讲不出哲学。你聂元梓不是哲学家吗？

聂元梓说：“我不是哲学家。”

江青打趣说：“她是老佛爷。”

毛主席说：“这个哲学有什么学头呢？这个哲学是能够在大学里学来的吗？没有做过工人，农民就去学哲学，那个哲学叫什么哲学。”

林彪说：”越学越窄，是窄学。”

毛主席说：“如何学文学呢？就不要搞文学史，但要写小说，每周给我写篇稿，写不出来就到工厂当学徒，当学徒就写当学徒的过程，现在学文学的写不出小说、诗歌。上海的胡万春原来还是写了很多东西，以后就没有看见什么了！”

周恩来说：“还有高玉宝都进了大学，后来头脑都僵化了。

毛主席说：“我跟你们讲讲马、思、列、斯，除了马克思，列宁大学读完了。其他人都没读完，列宁读法律读了一年，恩格斯只上了半年，中学还没有读完，父亲叫他到工厂当会计，后来工厂搬到英国，在工厂里接触了工人。恩格斯的自然科学是怎么学的呢？是在伦敦图书馆里学的，在那里呆了八年，根本没有进大学。斯大林没有进过大学，他是教会中学毕业的。高尔基只读了两年小学，比江青还差，江青是高小毕业，读了六年，高尔基只读了二年。”

叶群马上奉承说：“江青自学很刻苦。”

毛主席很不高兴地冲着叶群说：”你不要又吹她。学问才不是靠在学校里学来的，以前我在学校里很不规矩的，我只是以不开除为原则，考试嘛！60分以上，80分以下，70分左右，好几门学科我都不搞的，再搞有时没办法，有的考试，我有时交白卷，考几何我就画了一个鸡蛋，这不是几何嘛！因为一笔交卷最快。”

林彪说：“我读中学，读四年，没毕业就走了，自动退学，又没有中学文凭，去当小学教员，喜欢自学。”

毛主席说：“现在办军事学校害死人，黄埔军校你们知道多长，三个月，六个月。”

林彪说：“一、二、三期只有三个月，到了四期加长了。”

毛主席说：“就是训练一下，改变一下观点，至于有什么学问呢？不太多；，实际学一些军事，教练。”

林彪说：“有一点，学了就忘了，学几个礼拜的东西，到军队里几天一目了然，读书结合不起来，百闻不如一见。”

毛主席说：“我就是没上过什么军事学校，我就没读过什么兵法，人家说我打仗靠《三国演义》，我说《孙子兵法》我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我是看过的。”

林彪：“那时候你叫我给你找，我没给你找到。”

毛主席：“遵义会议的时候，我跟谁辩论……”

毛主席记不起那个人的名字，看看周总理。

周恩来说：“是何凯丰。”

毛主席接着说：“他问我《孙子兵法》你看过没有，我问他：《孙子兵法》有多少篇？他不知道。我问他第一篇叫什么？他还是不知道。后来我写什么战略问题才把《孙子兵法》粗粗望过一遍。”

江青说：“……”

毛主席说：“什么叫兵法，谁学英语，阿特密尔就是兵法，阿达密尔孙子就是《孙子兵法》，还是学英语好，我半路出家外文吃了亏，学外文要赶快，年轻时学好，谭厚兰你学什么？”

谭厚兰说：“我学俄文。”

毛主席又转向我们， 我和王大宾也作了回答。

这时，由于谈话时间比较宽裕，我向主席提出我个人前途问题。我说：“主席，文化革命搞完以后让我当兵去吧。”

毛主席回答道：“当半年兵就够了。当那么长时间兵干什么？当半年兵一切就范，再当一年农民，二年工人，那就是真正的大学校啊！真正的大学是工厂，农村，你说林彪同志不算个知识分子，上过中学。黄永胜、温玉成还不是丘八！”

毛主席问黄永胜：“黄永胜，你念过几年书 ？”

黄永胜马上站起来，把军帽放在茶几上，毕恭毕敬答道∶“一年半。”

主席又问：“你家什么成份呢？”

黄永胜回答：“下中农。”

毛主席又转向温玉成：“温玉成，你念过几年书呢？”

黄永胜坐下去了，温玉成又毕恭毕敬地站起来回答说：“三年。”

主席问：“你家什么成份呢？”

温玉成说：“贫农。”

毛主席说：“都是土包子，就这么点学问，黄永胜就学这么点，他当总参谋长，你信不信。黄永胜这个人我原来也不认识，到北京来谈了两次就认识了。”

林彪说：“黄埔军校x x x，蒋介石给他一个金表，后来在南京就是不能打仗。”

叶群说：“他是反对主席的。”

毛主席：“世界上的人没人反对还行，反对就让他反对，我说他译的孙子兵法有缺点，让他改也不行。周约翰、王明、还有王德侯，还到苏联学过呢。

林彪说：“在延安，他给朱德当秘书。”

林彪说：“x x x在南京军事学院，x x学科，x x 学科，x x 学科都能考5分，就是不能打仗。”

主席说：“所以，斗、批、散，还是个办法。走谭厚兰的道路，谭厚兰不是想走吗？我并没有说文科都不要办，但要改变办法，学文的要写小说，诗歌，学哲学的要写论文，论述中国现在革命斗争的过程。至于，法律恐怕是不太要学为好。你们说，根据法律……听说天派反谢富治，不了了之，天派又不反了。砸烂公检法，砸烂谢富治，实际上砸烂公检法，是谢富治第一个提出来的，北京公安局三万人，弄出九百几十个地富反坏右。因此提出砸烂公检法，三万人只剩百把十人，其余进学习班，你们也提口号。谢富治是中央的人，可你们一定要打倒。于是匆匆忙忙抓人，人大三红总部不出面，只让个小战斗队提打倒谢富治。只是一个战斗队，追究责任，他说只是一个战斗队，我们总部没有打倒谢富治。他们提出打倒反革命赵贵林。赵贵林我不认识，但怎么是反革命呢？你们那些材料我都看过。聂元梓，侯汉青你们还没有提他们是反革命嘛？”

聂元梓说：“侯汉青在社会上搞了一个反动集团，恶毒攻击主席、林副主席。”

毛主席说：“我们这些人受到一些诬蔑不要紧。牛辉林纲上得不好，又不是什么大的政治问题……法律也不一定要否定。政法学院，一个政法公社、一个政法兵团，他们听了要不高兴的。要把时间减少，挑工农子弟。鞍钢一个审讯侦察的案子，有群众参加消息灵通，多少年没有查出来的案子搞出来了。在这之前公安局预审没有别的办法，只是打人，现在由群众来审，又不打人。用侦察得来的材料不确切，军管会还不是丘八。温玉成，黄永胜，这些人又不认识人，就根据几个侦察能行吗？我们说：向群众学习，他们……我说一不要杀，二不判重刑，判他们二三年算了。军队过去关禁闭现在还有没有？‘逃兵’，你们还抓吗？”

温玉成说：“禁闭早就取消了。”

毛主席说：“人家还想逃，你抓回来干啥呢？斗、批、走，如果他想走，就让他们走，为什么人家要走呢？还不是斗了他，批了他，打了他，不舒服。或者家里有家事，或者军队太苦了，他受不了，逃兵不捉，不关禁闭，逃兵比过去反而少了。我们是人民解放军，现在学校捉了人要做俘虏，要供，不供，就打，打死了，打伤了，知识分子最不文明了。你说什么知识分子最文明，我看最不文明。我看老粗最文明，黄永胜、温玉成也不抓逃兵了，也不关禁闭了，你们发明了个喷气式，这个罪魁祸首是我，我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讲戴高帽子游乡，我可没讲‘坐飞机’，我是罪魁祸首，罪责难逃啊！今天怎么样？以为要抓你们来坐禁闭吗？井冈山他们这个做法不好，我说这蒯司令的井冈山打死四个人，打伤针织总厂五十个，就是如果不考虑这个社会影响，我也不是看一个人，实际损失最小，最小。”

林彪说：“值得，损失最小”。

周恩来说：“林副主席说得好，损失最小最小，成绩最大最大。”

毛主席说：“如果以后有工人到你们那里去，你们呀，不要采取蒯大富这个办法。”

周恩来说：”在1966年下半年，你们去工厂串联，工人欢迎你们，没有打你们嘛。”

毛主席说：“让他们去宣传嘛！不要开枪，是工人么，是中央派出的么！不是工人是领导阶级吗？我们不是说过工人阶级专政么！专你们学校极少数坏人的政。你们都是主要人物，知名人士，包括蒯司令。现在搞个串联会，又在清华开会，又在北航开会，还在和平里开会，又是广西的‘四·二二’，河南分出来的‘二七公社’，四川的‘反到底’，锦州的‘糟派’，辽宁的‘八·三一’一部分，黑龙江的‘炮轰派’，广东的‘旗派’…这些都不该搞。”

我说∶“有的我也不知道。”

姚文元∶“你们侯玉山不是做了报告吗？”

林彪笑了说：“我们没有开九大，他们就开了。”

周总理说：“也没有开十二中全会。”

毛主席说：“又说是中央开十二中全会，中央闹得乱七八糟，斗争很激烈，什么社会斗争是中央斗争的反映。不是社会斗争反映中央，应当是中央斗争是社会斗争的反映。”

周总理说：“北航要开什么国防科委系统的会议，开了没有？”

我说：”我听到下面有这样的建议，一吓，没敢开。

周总理说：“这就对了，你是知道的嘛，国防机密嘛。”

毛主席说：“我为什么不找你们的反对派呢？找你们几个人来人来讲讲，这件事，使你们有个准备。我历来不搞录音，今天录了。因为你们回去各取所需，我就放我这个东西，你们先去讨论、讨论。这么一放，搞得许多人都被动，搞了这么多天不算数，开了这么多会。开始，黄作珍讲话不算数，一定要中央直接表态，我对你们的事，除了运动一开始，管了一下，以后因为太忙，召集你们开会在北京由谢富治负责，我也不到的，林彪也不到的。当了官僚，这次怕你们把我开除党籍。官僚主义就开除，我早就不大想当了，我又是黑手镇压红卫兵。”

林彪说：“昨天我开车了，我说去看看大字报吧。我问怎么没有北大、清华的大字报？’人家说：‘他们武斗’。我说你们脱离群众，群众反对武斗。”

毛主席说：“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

林彪说：“你们把自己孤立到工农兵之外。”

毛主席说：”有人讲，广西的布告只适用于广西，在我们这里不适用。陕西的布告只适用陕西。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的布告，如果谁继续违反，打解放军，抢劫军用物资，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是包围起来，就要打围剿，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林彪说：“现在有的是真正的造反派，有的是土匪、国民党分子，他们打着造反的旗号，烧了一千多间房子，还不让救火。”

毛主席说：“报告上要写清楚，给学生讲清楚，如果坚持不改，抓起来。抓起来，这是轻的，重的实行围剿。”

林彪说：“广西烧了一千多间房子，还不让救火。”

毛主席说：“国民党还不是这样？这是阶级敌人的一种垂死挣扎，烧房子要犯大错误的。”

林彪说：“我们长征过广西时，和白崇禧打仗，他也用此计，先放火，冒充共产党，现在是旧计重用。”

毛主席说：“韩爱晶、你是蒯大富的朋友，你要帮助他，做政治上的朋友。”

我说：“蒯大富是骑虎难下，下不来，他有难处。”。

康生说：“情况不是像你说的那样。”

毛主席说：“如果他不能从虎背上下来，那么我们就要杀掉老虎。

周总理说：“从广西来的人住在你北航，你们怎么召集那些人来参加这个会的呢？你们还把‘四·二二’藏起来，广西来的学生就在北航。

康生：“他们想控制全国运动。”

我说：“那个会不是我们召集的。中央可以调查。当时，我生病在北京体育学院休息，学校里打来电话，说从广东来两个省革委会常委。一个是工人邱学科，一个是中山大学的武传斌，他们是找黄永胜总参谋长，他们说黄永胜支持他们，我说自己没有体力接待。北航的学生说，现在外面都说你韩爱晶骄傲自满，老大作风，自以为上有天堂、下有北航。五四国防科委学代会，外省来了很多领导和群众组织负责人，可是你根本不见人家。邱学科、武传斌是广东省革委会常委，你应该接待人家，要不人家说你是富农，不革命了。于是我在体育学院接待了邱学科、武传斌。送行之时，他们提出要开一个全国形势串联会。我说北京不比外地，北京不能随便开会，一开会，中央就会批评是黑会。北京还有天派、地派，很复杂。我只同意，在天派、地派都参加的情况下找一些可靠的外省革委会负责人，只交流情况，蒯大富，王大宾都参加才行，后来我住了医院，开会的那天，学校的同学，打电话说，大家感到不对头，地质学院只参加筹备会就不参加了。蒯大富来听一会儿就吓跑了，井冈山也跑了。我说，那你们赶快写报告，把这件事报告中央，谁知道报告还没有写好，中央批评已经下来了，说是黑会。”

毛主席说：“有些……”

康生说：“你韩爱晶……”

姚文元说：“韩爱晶……”

毛主席说：“你们把韩爱晶讲的太多了，他才二十二岁。”

江青说：“运动初期北航也好、北大也好，外地人来上访，你们把他们藏起来，你们做了很多工作；事实上，我们当时有委托，现在变了，要认识了，现在再搞这个不行了。因为他们反对的是各省的革委会和解放军。谭厚兰，‘九·七’谁去给你稳定局面的？”

谭厚兰说：“是毛主席，中央文革。”

谢富治说：“ 那时江青同志知道了，是江青同志给你稳住了。”

江青说：“对兵团我也不一定有多大好感。这么热天，断水、断电、断粮。三伏天，三个月不见阳光，亏你作得出，我听了都流泪了，他几百个人，几十个人也是群众嘛。还有蒯大富，最听韩爱晶的话，我们的话不听，你们想推翻谭厚兰。开头是韩爱晶不对，他想推翻你。”

我说：“我有错。”

毛主席说：“相当有点无政府。世界上，无政府是跟有政府相对的，世界上只要有政府，无政府主义就不会消失，就是过去说的奴隶主义驯服工具走向反面，这是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惩罚，这是对我们中央右倾机会主义的惩罚。”

江青说：“据说兵团反对我们的，我们为什么要替他们讲话呢？无产阶级要讲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你最好把他们放了，有几十个反革命分子，他们想绞死我，不管怎么样是年轻人嘛，老佛爷也是这样，你也绝对的。什么油炸我啦，绞死我啦，我不怕别人油炸。我听说，北大井冈山想油炸江青。”

聂元梓∶“北大井冈山兵团有人要油炸江青同志。”

姚文元说：“油炸只是一种说法。”

毛主席说：“ 油炸，主要在小房里说说。那是希望，什么绞死蒯大富啦。”

谢富治说：“牛辉林不好。”

江青说：“牛辉林可能有点问题，也可以教育嘛。聂元梓，我还有没有点发言权。我躲着你们难过，你们现在都是群众斗群众，坏人藏起来了，我说四一四，你们不是必胜吗？四一四专门反对中央文革，也反对总理，康生，可他是个群众组织，蒯司令就要搞掉他。”

毛主席说：“四一四，几千人，你搞又搞不掉。北大井冈山几千人，坏人自己会被端出来。”

江青情绪激动起来说：“我住的地方，你们都知道，要油炸就油炸，要绞死就绞死。我们都是一块共过患难的，就不能容人家，将来还要治国同天下呢！你看你们不学习主席著作，不学习主席作风，主席向来是团结反对他的人。”

毛主席说：“可以不提了，‘宰牛杀猴断羊腰’，牛可以耕田嘛，宰了它干吗？我们为什么要杀猴呢？你们举例的罪状无非是攻击江青，攻击总理、林彪和我。统统一笔勾销，人家在小屋子里讲的嘛，又没有在外面贴大字报。”

江青说：“贴大字报，我也不怕。”

毛主席说：“前年什么人反对林彪同志？”

总理、叶群说：“是伊林、涤西。”

毛主席说：“此外，北京外语学院六一六的领袖刘令凯反对总理，总理一直保护着他。有人讲，总理宽大无边，我就同意总理这样做，联动这些人开始就不应该抓，许多人被抓了，我点了头。”

谢富治说：“这与主席无关，是我抓的。”

毛主席说：“你不要袒护我，给我掩盖。抓，我也是同意抓的；放，也是我同意放的。”

谢富治说：“没叫我抓那么多。”

毛主席说：“放了，就是八宝山、天安门骑着自行车，搞了一、二个月，他也没意见。有些人耍流氓，无非弄几个钱，路上弄一个女人……彭小蒙不是那么反动吧？我看彭小蒙这个人还是不错的。

姚文元说：“他的父母很坏，跟伍修权搞在一起。”

毛主席问：“彭小蒙父母是干什么的？”

姚文元答：“红十字会秘书长。”

江青说：“在政治上我们对你们都是有政治责任的，帮助你们不够，你们自己去搞，各抓各的，抓出黑手，搞联合。”

聂元梓说：“井冈山，下山一千多，正在办学习班。”

毛主席说：“下山的靠不住，你那里井冈山大多数人身在曹营心在汉，身在你老佛爷，心在井冈山。不要关牛辉林，让他们回山去，有自由，不勉强，不要侮辱人家，尤其不要打，不要搞逼、供、信。我们过去是犯错误的，你们初犯错误，也怪不得你们。”

江青说：“樊立勤怎么样？”

聂元梓说：“没有搞他，他和彭珮云反革命集团搞成一块。”

毛主席说：“牛辉林，把他看起来了吗？”

聂元梓说：“他内部看的，一部分同意，一部分不同意。”

毛主席说：“侯汉青是学生，还是教员？”

聂元梓说：“是研究生，父亲63年。搞投机倒把。”

江青说：“最坏的，不是大组织，几个组织联起来背后有黑后台的，有外国特务，他们还搞什么单线联系。”

聂元梓说：“他们是‘井冈山’、‘红旗飘’、‘零’等联合起来的。”

毛主席说：“这个作风不好，飘、零、井、红，应该变成团、零、飘、红，他小，可是他厉害。你们今天，两个天派，两个地派，两个支持清华四一四，两个支持北大井冈山，两个天派同意蒯司令。我不很清楚天派和地派的事，有那么多的学校，简言之，我们和五大将打交道很多，我们是有经验的。一个叫聂元梓，一个叫谭厚兰，女将，一个叫蒯大富，一个叫韩爱晶，一个叫王大宾。其他各个学校都有领袖，著名的就这么五个，你们也做了很多工作，不管运动中有多少缺点，我们都是护你们的。你们在工作中也要面对很多问题，我也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你们也没有。大多数学校没有搞武斗，只有他们其中一小部分人搞武斗，－打就不可开交，现在五十九个学校，打得厉害的也就几个，清华、北大、人大、石油、轻工、电力。电力为什么那么多逍遥派？他们影响了工人、解放军和内部团结，为什么有那么多没有参加武斗呢？为什么炮灰那么少呢？你们想过了没有？”

我一边听，一边记录，钢笔水写空了。我低声问进来换茶水的女服务员：“请问有没有墨水？”

女服务员说：“没有。”随后递来几只铅笔，我开始用铅笔记录。后来，每过半小时左右女服务员就递来一把削好的铅笔，换走我写秃的铅笔，直到这次召见结束。

在谈话过程中毛主席几次看手表，从深夜三点半开始接见，时间已经很长了。文革中毛主席见外国元首一般也才40分钟左右。

谢富治说：“主席爱护你们，是红卫兵小将，林副主席，总理，中央文革，特别是江青同志很关心你们，这个事情说起来责任在我，帮助你们不够，我可以向你们检讨。”

毛主席说：“首都大专院校学习班又不向中央报告，引起聂元梓他们不满，你又开学习班，又不让串联，人家就开大串联会，不准串联，不对，不过你打倒谢富治也不对。”

谢富治说：“对我帮助很大。”

毛主席说：“北京有个习惯，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

林彪说：“一场大雨就把打倒吹了，现在外面的大标语字越写越大。”

毛主席说：“小孩子揭大字报当废纸卖，几分钱一斤”。

谢富治说：“七分钱一斤，小孩子发大财。”

毛主席说：“我才不相信那一套呢！中国人有一个好处有意见就讲出来，讲不让串联是对的，但一点也不让串联是不好，人家还在串联。砸三旧派在串联，反砸三旧也在串联，串联一下为什么不行？天派、地派串联－下为什么不行，我讲串联一下可以，实际在串联，你不让好人串联，坏人在串联，你不让多数人串联，多数人是好人，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好人，坏人是极少数。”

江青说：“通过串联把观点统一起来，把坏人揪出来。”

黄作珍报告说蒯大富来了。

蒯大富走进来，嚎啕大哭。毛主席起身，在座的也都站了起来。毛主席向前走两步，大家都站在主席周围。蒯大富握住毛主席双手，脑袋靠在毛主席胸前。他一边哭，一边告状：“主席救我，主席救我！杨余傅黑后台调几万工人突然把清华包围。我们跟工人讲理，他们也不讲。我们学生一出去，他们就把学生抓到卡车上拉走。我们打不过工人，我们的人现在都在大街上……”

毛主席转过身把手伸出来说∶“你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工人是我派去的。”

我紧挨着站在旁还。我一边流泪一边对蒯大富讲：“不要胡说！工人、解放军是毛主席派去的。”

蒯大富说：“不可能！主席每次派解放军制止武斗，都是不带枪、不打人、不骂人，把人隔开。这次怎么抓我们的人！”

毛主席对着谢富治、温玉成问道：“是不是抓人了？谁让你们抓人！统统放了！

蒯大富说：“我们二把手鲍长康也被抓了。”

毛主席又对谢富治说：“把所有的人都放了！把鲍长康放到人民大会堂门口。”

蒯大富如在梦中，无知的悲痛感染着气氛，蒯大富嗯嗯地哭。他还完全认为自己是无辜遭劫，其言、其声、其情、其态，悲恸至极点，见到毛主席如同在外面挨打的小孩回到家里一样，只顾告状。整个气氛被蒯大富的情绪所影响，毛主席是极重感情的人。毛主席流着眼泪，江青也哭了。

江青重复着说：“蒯大富，安静点，不要激动。蒯大富，你不要激动。你坐下来。”

蒯大富，晕头转向，不知怎么回事。大家又坐下。

毛主席又问黄作珍：“你叫黄作珍，哪里人？”

黄作珍说：“江西宁都人。”

毛主席说：“老表么！久闻大名。黄作珍同志讲话不算数，谢富治讲话不算数，市委开会也不算数，不晓得我们中央开会算不算数，我变成了黑手。蒯大富，你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你来抓呀！把我抓到卫戍区去吧！”

谢富治说：“伸出红手！宣传毛主席思想，我们都紧跟！”

聂元梓说：“领导也找不到，工人包围清华之后，我们到处找中央，我就给中央打电报。”

毛主席说：“聂元梓打给中央的电报我们也收到了。不是说派三万人吗？怎么说十万人。”

毛主席说：“四个办法，是什么呢？

因为蒯大富刚来，所以话题又转回武斗问题，谈话内容又重复了。

姚文元说：“如果必要的话，军管；一分为二；斗、批、走；大打。”

毛主席说：“第一个是军管，第二个是一分为二，第三个斗、批、走，头一点，你没有斗，其次你们没有批，第三，你们没有搞大联合，你们打了几个月了。”

周总理说：“从去年开始。”

毛主席说：“第四个办法是大打，打他一万人，撤回工人，把枪还给你们，大打一场，我才不怕打呢，一听打仗我才高兴，北京算什么打，无非是，冷兵器干了几枪，四川才算打，双方都有几万人，有枪有炮，听说还有无线电。”

江青说：“……”

毛主席说：“以后布告出来要广泛宣传，如果谁不遵照执行，个别抓起来，个别的包围消灭，因为这是反革命行为。”

江青说：“广西围了快两个月了。”

周恩来说：“你们不想想，广西布告为什么是主席的战略部署，说关心国家大事，你们五个人也不发表联合声明，表个态度什么，做做工作。”

毛主席说：“ 他们忙啊！”

周恩来：“这就是国家大事嘛！”

毛主席说：“……”

周恩来说：“你们不要再分派了。”

江青说：“希望你们团结起来，不要分天派，地派。什么张家派，李家派，都是毛泽东思想派。”

毛主席说：“不要搞成两派，搞成一派算了，搞什么两派？困难是有的。”

陈伯达说：“教育革命，教改搞不上去。”

毛主席说：“教育革命搞不上去，甚至我们也搞不下去，更别说你们了，这是旧制度害了他们，为什么搞不上去呢？……我们的陈伯达同志在中央会议上着急，我说不要着急，过几年人家走了就算了么？我看无非这么几条，搞什么教育革命，搞不成了，还不就散了，这是学生讲的，我还不是从消遥派那里得点消息？恩格斯还不是中学没毕业，马克思搞经济，变成搞哲学，什么《资本论》研究他的一本什么书，他的资本论，第一卷为什么不能出版，因为他身体不好。你说创建党就这么容易。马克思、恩格斯创建的党就那么纯。第一国际至少分三派，一个马克思主义，一个蒲鲁东主义，一个布朗基主义、拉萨尔主义，布朗基的所谓报告……只不过是根本无政府，为什么搞不下去呢？第一国际还不是四分五裂？我给你们讲了四条，最后一条就是大打，打上十年八年、地球照样转动。现在我们来管些事情，我看不公道，老佛爷，这个天派、地派，我也搞不清，学校那么多……

姚文元说：“我倾向于学校斗、批、走，斗、批、散或者在一些学校里采用斗、批、走方式。”

毛主席说：“地球一转一年、十转十年，要打我就让他们大打，空出地盘来，让人家写小说的去自修。学文写的你要写诗，写剧本；学哲学的，你给我搞家史。写历史革命的过程；学政治经济学不能学北大的教育，北大有没有什么出名的教授？这些东西不要先生教，先生教这是个害人的办法。”

姚文元插话∶“少慢差费。”

毛主席接着说：“组织个小组自己读书，自修大学等等，来来去去，半年一年，不要考试，考试不是办法，一本书考十题，一本书一百个观点，不只是十分之一吗？就考对了么？对其它百分之九十怎么办呢？谁考马克思？谁考恩格斯？谁考斯大林？谁考林彪同志？谁考黄作珍同志？群众需要，蒋介石当教员，我们都是这样。中学要教师，小学要教师，教材要删繁就简。”

姚文元说：“办好几个图书馆。”

毛主席说：“让工农兵都有时间去，到图书馆读书是个好办法。我在湖南图书馆读了半年书，自己选择图书，谁教啊！我只上了一门新闻学，新闻班我算一个，那个哲学研究会，办哲学研究会的没有诚意。胡适签的名，还有谭平山，陈公博。大学办得那么死，应该比较自由一些。”

江青说：“现在是搞武斗。”

毛主席说：“武斗有两个好处，第一打了仗有作战经验，第二战争要暴露坏人，这个事要分析，这种社会现象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不以中央为转移，不以我为转移，不以你聂元梓为转移，也不以牛辉林的意志为转移。现在工人去干涉，如果不行，把工人撤出来，再斗十年，地球照样转动，天也不会掉下来。”

江青说：“我们真痛心你们，瞎说什么我们不要你们了，我们是要你们的，你们有时还听我们一些，你们后头的东西我也搞不清。”

毛主席说：“ 背后不听，我们这里有个办法，工人伸出黑手，用工人来干涉，无产阶级专政去干涉。”

聂元梓说：“我要求派解放军到北大来。”

毛主席说：“你要合你胃口的63军，别的你又不要。如果井冈山，38军真支持，我就给你派63军，你就该做38军的工作。”

江青说：“聂元梓在对待解放军这个问题上很好。如果作38军工作，你们欢迎38军行不行？”

毛主席说：“去一半38军，去一半63军，38军不那么坏。有错误，主要根子在杨成武。北京军区开了两个会，第一个会不太好，第二个就比较好了，郑维山作了检讨。谭厚兰，其实你有炮位一直在聂元梓身上。你谭厚兰这位女将，轰了一炮，郑维山够紧张，郑维山正好不在北京，到保定、山西去解决问题去了，我们不是没有见他吗？各军都不知道这个军长是好的还是坏的，他也没有找你的麻烦。”

谭厚兰说：“不是，学生不同意他。”

毛主席说：“过去是有历史原因的，有点历史，不是突如其来的。”

陈伯达说：“紧跟毛主席教导，坚决照办。”

毛主席说：“不要讲什么教导。”

姚文元说：“今天毛主席的话意味深长。”

陈伯达说：“六六年上半年是比较好的，点革命风暴，后来脑子膨胀了，以为不得了。蒯大富和韩爱晶手到处伸，救世主一样，他们想控制全国，就要一统天下了，又没有什知识和学问。”

毛主席说：“二十几岁，周瑜嘛！周瑜原来是个骑兵，他当吴国宰相时才16岁。不能轻视他们年轻人，你摆老资格。”

江青说：“我们十几岁参加革命。”

毛主席说：“不要膨胀起来，全身浮肿，害浮肿病。”

陈伯达说：“韩爱晶对毛主席的思想和中央意见没有很好的思索、考虑。传小道消息，开秘密会议。”

毛主席说：“第一条是我们官僚主义，一次没见过你们，人家不要抓我们黑手，我还不见你们？让蒯大富猛醒过来！”

陈伯达说：“蒯大富，你应该猛醒，悬崖勒马，你正站在危险的道路上。”

林彪说：“悬崖勒马。承认错误。”

毛主席说：“不要叫错误了。”

陈伯达说：“蒯大富不尊重工人群众，如果仍然不听我们的，就是不尊重中央，不尊重毛主席。”

毛主席说：“是相当危险，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周总理说：“毛主席早就讲了，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林彪说：“蒯大富，我们的态度是通过卫戍区和市革委会，你说不了解中央的态度，今天是毛主席亲自关心你们，作了最重要、最正确、最及时的教导，这次还置若罔闻，要犯很大错误。你们红卫兵在伟大的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全国起了很大作用，现在全国很多学校实现大联合，超过北大、清华。”

毛主席说：“湖南、天津、青岛、沈阳、包括广西……大学我们要管，都是市委管。”

林彪说：“响应毛主席号召，大联合走到后面去了，要赶上去，你们要看到运动的需要，看到各个阶段我们应该干什么？”

毛主席说：“谭厚兰那里有200人，一年也不能解决问题，200人都不能征服，快一年了。其它学校对立面更大的，你怎么能征服呢？曹操征服孙权，赤壁打了败仗，刘备征服孙权也打了败仗，结果失了街亭，孔明想征服司马懿也不行，头一仗打得很长，张和只剩下一匹马。司马懿征服诸葛亮、碰上个空城计也打了败仗。”

林彪说：“打走资派和文艺界的牛鬼蛇神，现在不是，相反学生打学生、群众打群众，都是工农子弟，被坏人利用。有的是反革命，有的人主观上是想革命的，但是客观上、行动上是相反的；有一小撮人，主观、客观上都是反革命、是双料反革命；有的开始是革命的，后来革命性差了；有的是走向反面，革命精神消失了。这个发展下去就会走向反面，你们脱离群众。”

毛主席说：“工农兵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几，你们学校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较好的，打内战的比较少，北京只有六所。”

谢富治说：“清华有两万学生，参加武斗的不到五千。”

林彪说：“那些不参战的人就是不同意。”

毛主席说：“他们也是上了老虎背，想下也没有个好办法。蒯大富可以下台嘛！下台照样做官，也要当老百姓。”

谢富治说：“工人们手无寸铁，他们只有三件武器，毛主席语录、毛主席最新指示、七三布告。”

康生说：“听人家说，蒯大富是司令，韩爱晶是政委，北航支持清华两汽车枪。”

我申辩说：“没那回事，根本没有那回事，卫戍区到我们那检查了好几次，枪一条也不少。”

谢富治说：“你就都是正确，又全是你对，我批评了你几次，你也都不接受，你根本没有自我批评态度。”

陈伯达说：“是不是把他们枪给收回来。”

我向毛主席表示：“主席，我有个请求，给我派个解放军监督我，很多事情不是那么一回事，我是很爱护蒯大富的。我也知道，跟他好，许多事情要受牵连，但我觉得在努力保护他，不让他倒台，他的命运和全国红卫兵的命运是有联系的。给我派个解放军，这样什么事情就清楚了。 ”

陈伯达说：“没有自我批评精神。”

江青说：“我有错误，宠了你，谢富治比我还宠你，还是主席这个方法好。”

毛主席说：“不要老是批评！我是觉得……杨成武搞多中心，国防科委搞多中心论，这个杨成武一个中心，全国可以搞，搞几千个，几万个中心，都是中心，就是无中心。还是他是中心。各人皆以为天下第一，真是！那还有什么中心！一个单位只能有一个中心，一个工厂，一个学校只能有一个中心。”

江青说：“韩爱晶，我批评了你们好几次，你们就没一次很好的给我表个态。”

毛主席说：“不要总说他！你们专门责备人家，不责备自己，不在自己，总在人家。”

江青说：“我是说他太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了。”

毛主席说：“年轻人听不得批评，他有些像我年轻的时候。孩子们就是主观主义些，只能批评别人，我们年轻的时候也这么主观，武断得厉害。”

江青看看蒯大富说：“蒯大富有点笑容了，轻松一下，别那么紧张了。蒯大富说陈育延被工人抓了，陈育延出来没有？告诉宣传队，陈育延是个女孩子，对女学生要保护。”

蒯大富说：“陈育延在北航睡觉呢。”

毛主席说：“你们在抓黑手，黑手就是我。对于你们毫无办法，你们打下去没有出路，要消灭四一四也不行。我还是倾向你们这派，因为四一四那个思想，我不能接受。但是对四一四要争取群众，领袖也要争取些。周泉缨的文章，我已经看了，主要口号，打江山的不能坐江山，说蒯大富只能夺权交给四一四。我们叫人去作宣传，你们拒绝。布告明明宣传好多天了。你们清楚地知道他们会做怎么样的宣传，黄作珍同志向谢富治解释过这件事，工人是没有武装的，所以毫无办法，你们打到哪一年去？你们应该欢迎嘛！工人又徒手。你们反对工人，还打枪，打死五个工人，打伤工人。等于北大一样，我们比较偏向聂元梓派，并不偏向井冈山，我们偏向于你们五个，今天我们放了录音，今天我们开了好几个钟点的会了。谭厚兰学校主要偏向谭厚兰，就是你们五个领袖。”

江青说：“就是……”

毛主席说：“你们想想，几万人去，什么事情，没有中央的命令，他们敢？你们完全被动，四一四反而欢迎，井冈山反而不欢迎，你们搞得不对头，今天没有邀请四一四和北大井冈山的人来。他们一听就要骂我了，骂我就是有道理，你那个四一四思想必胜是不对的嘛！你那个团、零、飘、红、四个组织就是坏人比较多，聂元梓一派好人比较多一些。”

聂元梓说：“王、关、戚插了一手。”

毛主席说：“你们反王、关、戚好嘛，你们要串联，学习班也是对的嘛！韩爱晶、蒯大富你们不是好朋友吗？你们两个以后还要作好朋友。韩爱晶以后要帮助他，政策上作得好一些，现在四一四高兴了，井冈山垮台了，我就不信，前年我就上了井冈山，我不是说的你老佛爷的井冈山。”

姚文元、谢富治说：“是真正的井冈山，革命的摇篮。”

江青说：“不要搞得我们爱莫能助……”

毛主席说：“有很多打工人的，不是你们，听说是外地来的。”

蒯大富说：“有。”

毛主席说：“今天晚上睡觉！你们还没有睡觉呢！蒯大富，你没有地方睡觉，到韩爱晶那里去睡、韩爱晶好好招待。韩爱晶，你要好好招待他，你们把井冈山总部几个找到一起，都到韩爱晶那里去，休息一下，然后开个会。”

江青说：“……”

周总理说：“韩爱晶，你得帮他想个办法。”

毛主席说：“蒯大富，你真蠢哪，我们搭梯子让你下来，你不下来。你们这样和中央的政策对抗，黄作珍讲话不听，谢富治讲话不听，市委开会不算数，中央才出来，伸出‘黑手’，调动革命，制止武斗，宣传多大，敲锣打鼓，你们又不理，你们脱离群众，脱离工农兵，脱离绝大部分学生，甚至脱离自己领导下的部分群众，你领导下的学生，说你的坏话的不少。没有打招呼，是我的错误，间接打了招呼。”

黄作珍说：“……”

吴德说：“昨天我约蒯大富谈了一次，他不听我的。”

毛主席说：“四一四欢迎工人，你们井冈山很蠢，我才不高兴那个四一四。那个四一四是反对我们的。”

江青说：“四一四是反对我的。”

谢富治说：“四一四也是反对我的。”

毛主席说：“他搞抬尸游行，他搞砸电线，在这个时候，四一四也没有通知，为什么他们欢迎？这一次你们很蠢，让四一四欢迎工人。”

江青说：“甚至四一四的群众都说蒯大富是左倾，沈如槐是右倾。清华要搞大联合，但没有蒯大富不行。”

毛主席说：“还是要联合，还是要蒯大富，没有蒯大富不行的，蒯大富是偏左的，井冈山出两个，四一四出一个。”

毛主席说：“蒯大富，你能当清华的校长吗？”

蒯大富说：“我不行。”

毛主席说：“蒯大富当校长，沈如櫆当副校长。”

江青说：“现在你们五个人先做起来，反正先不要打了。”

毛主席说：“第一条，军管；第二条，一分为二，四一四分一个，你蒯大富分一个；第三条，斗、批、走，这都是学生提出来的，他们不愿干了，你们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集中精力打内战。把枪都给你们，无非是大打，要打就大打，文科要不要办呢？文科还是要办的，至于如何办法，研究出另外一个办法，过去的办法培养是修正主义的。”

谭厚兰说：“师范大学要不要办？”

毛主席说：“不办，谁教高中，谁教中专？外语学院不办怎么行，一风吹不行，吹那么几年，也可以，天塌不下来，欧洲大战一打几年，不仅大学没办，其实中学小学也都没办，但我们办了西南联大。办了一下，但也办得可怜，困难时候没能办好。鸡飞狗跳，我们可能犯错误。”

江青说：“那是个艰苦的工作，你们屁股坐不下来。”

毛主席说：“学文不是在学校里学出来的，林彪刚才不讲了吗？他们学文，哪里学来的，难道是黄埔大学学来的？黄永胜学了一年半，温玉成你是幸运的，你上了三年了，你是黄岗的？也就认识几个字，社会是个最大的大学嘛，坐在那个楼里怎么能行。整个社会是个最大的大学，列宁大学读了一年半，恩格斯中学没读完。我们两个比高尔基高明得多，高尔基只上过两年学。华罗庚数学家就是个中学生，自学的。苏联卫星上天，祖宗是中学教员。发明蒸气机的人是工人，不是什么大学教师，是工人。我看我们的一些孩子，读书十几年把人毁了，睡不着觉，一个孩子读历史，不懂阶段斗争，历史就是阶段斗争的历史，可是读了好几年，就是不懂阶级斗争。”

江青说：“读那些什么厚本，几十种，而马、恩、列、斯和你的书都是参考资料，只有给你们老师造的书才是正规的教科书。”

毛主席说：“小学六年太长，中学六年太长，荒废无度，又要考试，考试干什么呢？一样不考，那才好呢？谁考马、恩、列、斯，谁考林彪同志，谁考我，以后特别是《反杜林论》，杜林活了88岁，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还活着。谢富治同志把他们统统招回来，统统回学校，可能有些生了气，不勉强，把四一四留在学校里，井冈山统统到大会堂来，对四一四的头头，要有所区别，分别对待。”

在毛主席和我们谈话的过程中，我心里在想一个有关中国前途的大问题，这个问题早已压在我心里很长时间。我想问毛主席，可又不敢开口，几个小时过去了，我想今天不问，什么时候才能有机会问呢？今天不问，今后要后悔的，主席百年之后怎么向人民交待呢？

于是我鼓足勇气问道：“毛主席，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再过五十年、一百年，如果中国出现了分裂，你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他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出现了割据混战局面那我们怎么办？”

我的话音一落，我看在座的人神情都变得很严肃。我问这种问题，我明白，这是大家都想不到的，大家都很紧张，很严肃。

毛主席说：“这个问题问得好，韩爱晶你还小，不过你问我，我可以告诉你，出了也没啥大事嘛。一百多年来，中国清末民初二十年，跟蒋介石不也是打了几十年嘛，中国党内出了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博古、张国焘，什么高岗、刘少奇多了，有了这些轻验，比马克思还好”。

林彪说：“有毛泽东思想。”

毛主席说：“有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比没文化大革命好，但我们保证要好些，你们要跟人民在一起，跟生产者在一起，把他们消灭干净，有人民就行，就是把林彪以及在座的都消灭，全国人民是灭不掉的，不能把中国人民都灭掉，只要有人民就行。最怕脱离工人、农民、战士，脱离生产者，脱离实际，对修正主义警惕性不够，不修也得修。你看朱成昭刚当了几天司令，就往外国跑。或者保爹、保妈，就不干了。聂元梓攻她哥哥姐姐不好来攻她。你那个姐姐也不那么坏嘛，聂元梓，哥哥，姐姐为什么一定和她联系起来呢？”

周总理说：“我弟弟周永爱，跟王、关、戚混在一起，我把他抓到卫戍区去了。”

毛主席说：“我那个父亲也不大高明，要是在现在也得‘坐喷气式。’”

林彪说：“鲁迅的弟弟是个大汉奸。”

毛主席说：“我自己也不高明，读了哪个就信哪个，以后又读了七年，包括在中学读半年资本主义，至于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马克思，只知道拿破仑、华盛顿。在图书馆读书实在比上课好，一个烧饼就行了，图书馆的老头都跟我熟了。”

陈伯达说：“韩爱晶，你的缺点就是没有毛泽思想，就是不知道这次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是什么。”

姚文元说：“韩爱晶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去年就说过，有林副主席做毛主席的接班人，有毛泽东思想，就不怕出修正主义。”

毛主席说：“不能保证这次文化大革命以后就不搞文化大革命了，还是会有波折的，不要讲什么新阶段。好几个新阶段，我讲上海机床厂又是什么新阶段。”

姚文元说：“毛主席已经谈过这类问题，不要再提新阶段。”

周总理说：“林彪同志对主席著作学习好，包括苏联在内，对马列原著都没掌握好，林副主席掌握了。”

毛主席说：“党内出了陈独秀，党就没有啦？党犯错误，党还是有的，还是要革命的，军队还是要前进的。第四次王明路线那么长还不是纠正了，张闻天搞了十年也不高明。灾难多了，解放后又是多少次？我们这个党是伟大的党，光荣的党，不要因为出了刘少奇、王明、张国焘，我们党就不伟大了。你们年轻人就是没有经验，上帝原谅你们。韩爱晶你问起我，我答复你了，不要以为我们这些人有什么了不起，有我们这些人在就行；没有我们这些人，天就掉下来了。”

陈伯达说∶“韩爱晶你读过多少马列的书，你懂得多少马克思主义！”

毛主席说：“你们不要光说人家韩爱晶，他还小嘛，才二十二岁，你们就是不说你们自己，你们自己懂得多少马列主义。”

江青说：“韩爱晶给我写过好几次信，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一到我跟前，就问将来，为什么韩爱晶总喜欢提这类问题呢，总说几十年以后的事，还问我第三次世界大战什么时候打。”

毛主席说：“想的远好，想的远好，这个人好啊，这个人好哇。我有几种死法，一个炸弹，一个细菌，一个火车飞机，我又爱游点水，淹死无非如此，最后一种寿终正寝。这无非还是细菌吗？薄一波差点死了，听说刘少奇也救活了，一种肺炎，一种心脏病，还有肾感染，四个医生和两个护士抢救，可以说脱离危险期了，你们听说了吗？”

大家说：“没听说。”

姚文元对我说：“韩爱晶，你是个悲观主义者，对共产主义没有信心。”

我反驳姚文元说：“我相信共产主义一定会胜利，如果我对共产主义没有信心，我就不会献身共产主义事业，可是我认为，历史的发展是波浪式的，不可能是条直线，难道中国革命，由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到共产主义就是一条直线走向胜利吗？不会出现反复吗？不是波浪式吗？按照辩证法肯定有曲折。”

毛主席说：“韩爱晶这个人好啊！他的性格很像我年轻的时候认为自己对的，就要坚持。”

毛主席又说：“一次前进是没有的，历史总是曲折的，一九二七年受挫折，二、三次受挫折，胜了以后，又出现高饶反党联盟，庐山会议以后，出了彭德怀。现在有走资派。像蒯大富那个彻底砸烂旧清华，四一四就不赞成，四一四就说，教员也有好的，可你们说的彻底砸烂，不是砸烂好人，而是一小撮坏人，你把含义讲清楚，他就驳不倒了，赶快把六、七个领导找来，集中起来，你们今天晚上睡个觉，明天再开会，散会算了，以后再来。”

江青说“蒯大富，看你那样子难过，不过对你也是锻炼。”

毛主席站了起来，大家也都站起来。我们围到毛主席身边，一一跟毛主席握手告别。

我拉着毛主席的手说：“主席，我一定为您的革命路线奋斗终生。”

蒯大富握着主席的手说∶“主席，谢谢您，祝您万寿无疆。”

一个女工作人员，表情异常平静，她扶着毛主席胳膊，向客厅里走几步，掀起一个黑色的布帘，走过去，布帘放下，留下林彪、周总理、中央领导和我们五个。那个神秘的黑色门帘，那个女工作人员毫无表情的平静，与我自己无比激动的心态同时深深留在我的记忆中，永远不能忘怀。

我们又分别跟林彪、周总理、江青、中央领导握手告别。

没想到，在我们和其他中央领导握手告别，还站着说话的时候，那个黑色的布帘又掀开了，毛主席又回来了，我们又赶紧迎上去。

毛主席走过来说：“我走了，又不放心，怕你们又反过来整蒯大富，所以又回来了。”

毛主席对在场的中央领导说：”不要又反过来整蒯大富啦，不要又整他们。”

毛主席说了一会儿，我们又跟毛主席握手，依依不舍地，看看那个女工作人员，又掀起那个黑色布帘扶着毛主席走了。

毛主席走了，真的走了。

我们又一次跟林彪、周总理等中央领导握手。

江青对我说∶“韩爱晶，怎么不握手就走了！”

跟江青握手告别之后，我和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王大宾跟在谢富治身后一起走出毛主席召见的房子，走向另一个大厅。

我脚踏在过道长条地毯上，可是身体好像飞腾在飘渺的天空，周身依附在云里，周身依附在雾里。我觉得主观的自己根本失去了自我的控制、我像被超越人群、超越正常生活的魔力烘托在天上，社会人间都在看不见的脚下。我觉得不可思议，不可想象，也不敢相信。我觉得自己“轻” 、“ 稚”。我不敢相信我凭什么置身于这种最高决策的范畴之中，我怎么能参于处理这样重大的事件！我意识到这是亿万人根本不可望也不可及的无比高贵的领地。作为一个红卫兵头头与统治全中国的神在一起，我有被天风吹飘在空中的感觉。

回头下望人寰处，不见北京见云雾。

我镇定自己，表面很正常地跟大家在一起来到另外一个大厅。

谢富治讲：“已经九点了，毛主席还没有睡觉。我们吃点饭，然后讨论怎样传达毛主席的指示。”

人民大会堂的工作人员端来一盆鸡蛋炒饭和汤，还请谢富治到后面就餐。谢富治说：“不用了，就在这里一齐吃吧。”

工作人员又给谢富治端上来一个盘子，盘子上有一只蒸熟的大蜜桃。谢富治剥去桃子皮，吃了桃子，就召集我们坐在一起。

谢富治说：“今天，毛主席接见你们，从三点到八点半，谈了五个半小时，内容很多，我们先整理一个简单的统一稿，统一传达，一齐整理，一齐备案，一齐签名。要把对自己有利的先压下来，把批评的先传达。工人阶级是毛主席派的，对外先不讲。我再说一句话，如果有利的记下来要吃亏，批评的要记清，多从批评方面去接受。”

我们围在一起，由我执笔，一齐组织了一份约一千字左右的稿子。整理好之后，念了两遍，又做了些补充改正，五个人都签了名就交给谢富治了。

这也就是第二天印着大红标题在北京市散发的统一稿。

谢富治说：“我看先照这份稿传达，其他内容今后再说。我们马上出发，先到北航去，到那里看看跑到那里的清华学生，然后再到清华大学去。”

出了人民大会堂，果然像毛主席命令的那样，鲍长康站在大会堂门外等着，衣服上沾着血迹。

我和蒯大富就坐在谢富治的车里，后面有吴德、黄作珍的车，还有聂元梓、谭厚兰、王大宾的车。

一行车子，向北航驶去。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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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聂元梓著;《聂元梓回忆录》，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

[2] 唐少杰2005年9月29日与韩爱晶的谈话，北京。

[3] 参见唐少杰：《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4] 李冬民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北京市中学生红卫兵代表。

[5] 陈长江、李忠诚：《跟随毛泽东二十七年》，转引自《共和国历程》编辑委员会编：《共和国历程》，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中卷，第1133－1134页。

[6] 聂元梓著;《聂元梓回忆录》，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282－283页。

[7] 陈长江、李忠诚：《跟随毛泽东二十七年》，转引自《共和国历程》编辑委员会编：《共和国历程》中卷，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第1134页。

[8] 唐少杰1999年12月19日与蒯大富的谈话，深圳；唐少杰2001年1月30日与蒯大富的谈话，北京；唐少杰2005年3月17日与蒯大富的谈话，北京。

[9] 聂元梓著;《聂元梓回忆录》，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315页。

[10]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 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49页。

[1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20页。

[1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33页。

[1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33页。

[1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30页。

[15]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29页。

[16]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31页。

[17]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31－532页。

[18]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24页。

[19]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40－541页。参见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北京，国防大学，1988年，第161页。

[2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526页。

[21] 唐少杰1999年12月19日与蒯大富的谈话，深圳。

[2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525页。

[2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89－490页。

[2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18页；详文参见清华大学编印：《资料选编》，1967年1月，第209－213页。

[25]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94－195页、第208页；详文参见清华大学编印：《资料选编》，1967年1月，第213－218页。

[26]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05页、第509页。

[27]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09页。

[28] 陈晓农编纂：《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香港，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修订版，第309－310页、第361页。

[29]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35页。

[30] 参见唐少杰：《清华大学“教育革命”述评》，载《大学人文》第4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4－142页。

[31] 沈如槐：《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一个红卫兵领袖的自述》，香港，时代艺术出版社，2004年版，第420页。

[32] 宋永毅、孙大进：《“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香港，田园书屋，1997年版，第365－416页。

[33] 参见唐少杰：《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32－244页。

[34] 唐少杰1999年12月19日与蒯大富的谈话，深圳；唐少杰1999年12月24日与韩爱晶的谈话，深圳；唐少杰2005年9月29日与韩爱晶的谈话，北京。

  重新解读毛泽东1968年7月28日召见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的谈话
作者：唐少杰（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2006年5月31日

　　在“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且不带引号）期间，众所周知，鉴于清华大学1968年7月27日发生大规模的武斗流血事件，7月28日凌晨3时半至上午8时半，毛泽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湖南厅紧急召见了时称北京地区红卫兵“五大领袖”：聂元梓（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主任兼新北大公社领导人）、韩爱晶（北京航空学院革命委员会主任兼北航红旗战斗队领导人）、谭厚兰（北京师范大学革命委员会主任兼北师大井冈山公社领导人）、王大宾（北京地质学院革命委员会主任兼东方红公社领导人）和蒯大富（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领导人）。

　　参加召见的还有时为“无产阶级司令部”（实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文革最高领导集体）的成员：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另外还有北京卫戍区司令温玉成、政委黄作珍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吴德。迄今还不知道的原因，当时作为该“司令部”成员的李作鹏、张春桥没有参加这次召见。参加这次召见谈话的共计20人。

　　韩爱晶的回忆文本（参见： http://www.wehoo.net/book/wehoo/index2.htm ，编者）

　　当年参加了这次召见的韩爱晶，近些年来，从事了力争比较完整地回忆和记述毛泽东的这次召见谈话的工作。据韩爱晶所言，他收集了当时经过流传的关于毛泽东此次召见谈话的不同文本，多次请当时参加谈话的聂元梓、蒯大富、王大宾等人（谭厚兰已经病逝）事后追述、补充。特别珍贵的是，韩爱晶在当时所记录下来的谈话速记稿，据我所知，是目前已知的关于这次召见谈话的比较完整的文本。韩爱晶在自己所保管的这份速记稿的基础上，参考其他文本，写出了他自己的回忆文本。这个文本实际上已经以某种形式公开发表了，例如，据韩爱晶所言，已经出版发行的聂元梓回忆录［1］中转述的毛泽东“7·28”谈话就是根据韩爱晶所提供的这个文本。［2］韩爱晶的这个署名文本题目是“毛泽东主席召见五个半小时谈话记”，全文约三万字。这个文本写成后，在韩爱晶的部分同学、朋友以及少部分文革研究者中流传，现已在美国华人主办的网站“新世纪”（http://www.ncn.org）上全文发表。遗憾的是，这个文本也存在当时的记录者记录不清和事后的回忆者回忆不明的几个空白之处。

　　我对毛泽东这次召见谈话的文本重新解读就是根据韩爱晶撰写的《毛泽东主席召见五个半小时谈话记》（下面引用的毛泽东谈话，皆引自该“谈话记”，—— 注）。我个人认为，除了至今还没有公布的当时毛泽东召见这五位领袖的谈话录音以及录音文字资料之外，韩爱晶的这个回忆文本是目前为止关于毛泽东1968年 7月28日召见谈话的比较可靠的文本。它比当时由北京许多所大学的红卫兵组织广为传抄、印行的《毛主席、林副主席七·二八召见红代会代表》一文（该文注有 “此稿经王大宾同另四位再去听录音而记成”，这在当时和以后都没有证实）等，更为丰富和详细。在记录关于这次召见谈话的几个公开发表的文本中，韩爱晶的这个文本作为文献的价值性、准确性和翔实性都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其理由主要在于三点：一是在当时出现和流传的文本，主要是力图贯彻执行毛泽东关于制止和结束武斗的指示精神，对毛泽东在这次召见的全部谈话，完全是根据当时的形势和需要，有所选择地公布或传达；而韩爱晶的回忆文本不存在这种局限；二是在韩爱晶文本之外的其他文本，都有一个过于简单的特点，即对于毛泽东的这次长达五个半小时的谈话，只是用几千字（最多的约一万字）来记述，不能展现出这次召见活动的全貌；三是当时流传的几个有关文本还经过不同的红卫兵组织或造反派组织的加工甚至“取舍”，过分折射出当时这些组织各自对于这次召见谈话进行不同领会或不同解读的功利目的和实用手段。而韩爱晶的文本基于当时的速记稿和当事人的补充，在事后三十年的追述，凸显出它的相对客观、平和、细致。

　　毛泽东召见的由来

　　毛泽东此次召见北京红卫兵五位领袖的直接起因是1968年7月27日在北京清华大学发生的严重流血事件。这一流血事件源自于清华大学文革群众两派，即作为激进造反派的“井冈山兵团总部”（以下简称“团派”）和作为相对温和造反派的“井冈山兵团四一四总部”（以下简称“四派”），主要基于关于文革的分歧和各自利益的分化，展开了持久的论战，并最终于1968年4月23日爆发了全校规模的大武斗。这场直至7月27日由于毛泽东派出工宣队才结束的、史称“百日大武斗”的事件，共造成清华师生员工11人死亡，400多人受伤，经济损失无法估计。［3］

　　根据毛泽东的决定，由来自北京61个工厂工人组成的、中共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人员领导的三万多工人组成的“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下简称“工宣队”）进驻清华，制止武斗，遭到了团派的武力抵抗。而与此同时，四派采取了先是观望后是认可的态度。自中午时分至子夜，共计有5名工人被打死，731名工人、解放军官兵受伤。那一天，进驻清华的工人们和清华大学的所有人员都不知道这一工宣队进驻是由毛泽东本人直接决定的。即使蒯大富在那一天的下午赶赴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所在地，与吴德等人争吵，他都不知道工人这次进驻清华的内情，直至次日清晨见到毛泽东不久，才如梦初醒。

　　从韩爱晶在7月27日午后才得知清华聚集了众多工人的消息而赶往清华的经历来看，他们这些红卫兵领袖（如韩爱晶、李冬民［4］等）和前来清华的工人都不知道调集数万工人来清华的内情。清华的团派喇叭还在广播，指责工人们受到了所谓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及其黑后台的操纵。韩爱晶给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有关部门打电话，不得而知，给北京市领导人打电话，也联系不上。众多的事例表明，毛泽东决定派出工宣队进驻清华一事，在实施之前，仅限于毛泽东身边的一些人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要负责人所知。毛泽东的这个决定的保密性以及实施的突然性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以后都是颇有意味的。

　　7月28日凌晨2时多，住在中南海而入睡不久的毛泽东被周恩来的电话叫醒，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了发生在清华大学严重的流血事件，毛泽东听后，惊奇之余，大为恼怒，脱口而出地说道：“造反派，真的反了？！”［5］毛泽东对于清华“七·二七事件”当下的反应，充分表明毛泽东完全没有意识到他派出工宣队所带来的事态的严峻性。当时，毛泽东再也无法入睡了，他驱车前往人民大会堂，在那里的湖南厅召集会议，开始着手处理这一事件。

　　凌晨时分，韩爱晶接到电话，通知他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中央首长接见活动。在这之前，韩爱晶等并不知道是毛泽东的召见。在韩爱晶、聂元梓、谭厚兰、王大宾来到人民大会堂等待接见之际，韩爱晶已经感觉气氛与以往多少有所不同。他们四人在等待时，议论起清华白天发生的事情，只是王大宾提起了清华学生开枪打死了工人，看来，韩爱晶、聂元梓、谭厚兰三人当时并不知道清华发生了严重的流血事件。他们在由谢富治领进会场时，才知道是毛泽东要召见他们。谢富治对韩爱晶、聂元梓等四人说，“今天是毛主席召见你们，还有中央首长参加。”谢富治又重复说： “是召见我们，不是接见啊。”［6］这次活动，正如谢富治所强调的，不是毛泽东接见，更不是会见，而是“召见”。“召见”一词的使用，即使在三十年后韩爱晶依然使用这个词，表明了毛泽东实际上迫不得已地举行这次与红卫兵领袖的谈话，表明了红卫兵五位领袖在这次谈话中所处的尴尬或窘境。这次毛泽东与红卫兵五位领袖长达五个多小时的谈话，是毛泽东在文革时期也是在毛泽东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与红卫兵领袖的正式谈话。

　　从毛泽东接到周恩来报告清华发生流血事件的电话后赶往人民大会堂，到韩爱晶等人出现在毛泽东等人面前，可以断定，毛泽东在召见这几位红卫兵领袖之前，已经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亦即文革“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大多数成员有过商谈。韩爱晶也指出了这一点。这个商谈的内容至今没有透露。而这种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人集体地与红卫兵五位领袖的谈话架势，非同一般，也从未有过。

　　蒯大富因为忙于清华流血事件后疏散团派人员以及到北京电报大楼紧急致电中共中央领导人等等事务，没有及时赶来。毛泽东在谈话刚开始时，还有点不满地问道：“蒯大富没有来？是出来不了，还是不愿来？”谢富治、韩爱晶分别作了解释。由于在北京航空学院“暂时避难”，蒯大富是在7月28日清晨六时左右，才接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通知以及聂元梓的电话转告赶往召见会场的。在蒯大富进来时，据毛泽东身边的警卫人员回忆，他们把蒯大富随身所带的刀子等加以收缴。［7］根据蒯大富与我的多次谈话记录，蒯大富一再强调，他没有携带任何刀子、手枪之类的武器。［8］今天看来，蒯大富的说法是可信的。

　　毛泽东在谈话一开始，就把向清华大学派驻制止武斗的队伍即工宣队的决定当成他个人的不容对抗的命令。毛泽东说：“蒯大富要抓黑手，这么多工人去‘镇压’红卫兵，黑手到现在还没有抓出来，这黑手不是别人，就是我嘛！他又不来抓，抓我好了！本来新华印刷厂、针织总厂、中央警卫团就是我派去的。”据事后作为进驻清华的工宣队指挥部成员之一的迟群的回忆，在7月26日，毛泽东在他的中南海住所里就派出制止武斗的队伍进驻清华问题，亲自做了决定，并在清华的地图前还对队伍的进驻路线作了具体的部署。

　　清华大学在“七·二七事件”之际，又一次成为毛泽东直接关注和直接左右的文革单位，工宣队的领导人先是中共中央警卫团副团长杨德中、张荣温，后是自1970年之后，迟群、谢静宜，成为清华的主要领导人。不仅如此，迟群、谢静宜还被委以重任，负责兼管教育部、北京大学、北京市共青团以及北京市文教等工作。他们两人直接行使着来自毛泽东权威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总管”职责。文革之际，毛泽东很少向某个单位或部门直接派出有关队伍或特殊组织，在某种意义上，以“七·二七事件”为标志，毛泽东对于清华大学的关注和钳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更加深切，这一点也为1975年清华刘冰等四人给毛泽东写信而遭到毛泽东严加痛斥的事实所证明。无论怎样，清华大学在文革时期都不愧是毛泽东的“点”，即毛泽东的“基地”之一以及文革的“样板”之一。

　　召见完后，谢富治在湖南厅门口对出来的五位领袖说，“毛主席批评了你们，一句话你们都不检讨。”［9］谢富治的意思是五位领袖尤其是蒯大富应该在毛泽东等人面前对“七·二七事件”表示出某种自我批评的态度，但是处在困惑甚至迷惑中的五位领袖怎么能够表示清楚这种态度呢？谢富治在这次召见之后，立即让这五位领袖讨论并且由韩爱晶执笔起草关于毛泽东这次召见谈话的一个用于公布的文件，旨在立即有效地结束北京地区特别是北京高等院校的群众武斗。这个名为《毛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精神要点》的文件，稍后得到周恩来等的认可，经上报毛泽东、林彪后，迅速地以布告、更多地是以传单的形式转发全国，而没有像以前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加以正式公布、传达。另外，还可能有一份在周恩来主持下的关于这次召见谈话的书面整理稿，这个整理稿没有公布。［10］

　　肇始于清华大学武斗事件而来的这次毛泽东召见北京红卫兵五位领袖，既是毛泽东在文革经历了两年多后最终决定“重整”文革的群众问题（即主要是群众组织和群众武斗）的契机，也是毛泽东首次通过面对面地同红卫兵五位领袖的谈话方式，来总结和改变大学的文革运动的转机。今天，解读这个召见谈话记录文本，可以确定，它体现了毛泽东在文革初期理论的丰富内涵和其实践的重要取向。

解读毛泽东召见的谈话

　　相比于毛泽东在文革时期几个著名的、通过不同方式传达到全国的讲话（例如，1967年夏季毛泽东巡视南方的讲话、1970年底毛泽东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1975年底的“打招呼”讲话等等），毛泽东1968年7月28日的这次召见谈话，在当时，公布出来的信息量似乎不是很多，但是它对文革局势发展的作用，尤其是对文革群众运动以及群众组织的影响，却非常重要，超过了我们提及的上述几个谈话。

　　在这次召见谈话中，毛泽东还有一些情绪化的东西，还有许多事态并不明朗的特点，例如，是否把工宣队作为大学文革的领导力量，是否把大学的整个师生尤其是那些在文革初期给文革立下犬马之劳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学生列入文革的对象即“再教育”、“再改造”的对象，在7月28日当天的召见谈话中并不明显、具体和确定。显然，经过这次召见谈话，毛泽东最终决定从整体上转换大学文革的局面，把他所派出的工宣队提升为一支文革的崭新角色，昔日被毛泽东所倚重的文革始作俑者的功能——造反及夺权功能转入到文革 “斗（斗资本主义）、批（批修正主义）、改（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以及“教育革命”的整治功能。例如，毛泽东8月5日把巴基斯坦朋友送给他的芒果转赠给清华工宣队以表示慰问，8月15日接见了工宣队代表以表示更大的关怀，8月中、下旬指示姚文元写出有关指导性的文章并从总体上概述由清华文革带来的新情况，以表示毛泽东的文革新策略的确定，等等，这些都表明，毛泽东在7月28日的召见谈话与他8月之际的一系列措施之间具有强烈的互动，并且清楚地显示出毛泽东那些直指文革全局愈益强硬的决断和愈益具体的措施。在我看来，至少是毛泽东在7月28日之后，他对清华“七·二七事件”的进一步详细了解，加上根据他的通盘考虑，他把清华这次事件当作一个转机，来整合整个文革大局。

　　毛泽东的这次召见谈话，我认为可以从下几个重点来加以解读：

　　1、标志着文革群众运动的衰败和群众组织的终结

　　文革伊始，毛泽东依靠并利用群众运动掀起了文革的狂风暴雨。这种群众运动大致上包括了红卫兵运动、造反派运动，前者主要是以中学生、大学生为骨干的推广和普及文革的群众运动，后者是旨在夺权（即夺取各省级以下地区、各基层单位的权力）的群众运动。例如，1966年7月底至8月，正是给了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钦定”和鼓励，毛泽东有了一支把文革的运作推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各个角落的突击队；又如，差不多与此同时，正是借用清华大学以蒯大富为代表的激进造反派，毛泽东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在文革初期战胜了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所理解、所推行的那种沿袭过去政治运动模式的文革运作方式。1966年9月崛起的清华“井冈山红卫兵”造反派是使文革矛头直指清华之外的文革最大的斗争对象的一支生力军。把清华大学作为文革初期的一个重要前沿阵地，毛泽东、中央文革小组就把大造刘少奇为代表的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之反的斗争由北京推向全国，由中央推向基层，由清华推向各地。以红卫兵和造反派为主体的文革群众运动无疑是毛泽东在文革初期屡屡得势并且成功的一大“法宝”。

　　到了1968年夏季，经过两年的文革群众运动，已经把文革最初的打倒走资派和进行“斗、批、改”这一文革主旨，转换成了群众运动的内讧直至内战。不同的群众派别围绕着权力之争，很有可能使得文革走向不归之路。经历了由“文斗”到“武斗”，群众组织本身也已是千疮百孔，群众组织自身的弊端和危机不亚于文革最高领导层内部的矛盾和张力。

　　1967年夏秋，毛泽东一再主张，文革不同的群众派别应实行联合，认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即使到了这次召见谈话前夕，毛泽东也从不公开表示对文革不同的群众组织的具体看法，至少在表面上，毛泽东对于文革不同的群众组织保持一个中立的态度，不赞成群众组织的分裂和武斗，殊不知正是他掀起的文革大潮冲开了群众的利益急剧分化和群众的派别四处对立的潘多拉盒子，而一发不可收拾。

　　在蒯大富来到之前，毛泽东着重谈论怎样解决大学内的文革两派难于化解的武斗，对此，毛泽东在气头上说出的一些话，显得有些凌乱。在重复地提出的几种解决武斗问题的办法中，看来毛泽东最不满意大学文革的一点的就是：文革由最初确定的 “斗、批、改”变为“斗、批、走”，这里的“走”既是指在武斗形势下广大群众对于自己所在单位的武斗的回避或出走，也是蕴涵着对于文革初衷和文革主题的游移或背离。

　　面对两年来以清华为代表的大学文革群众运动的弊端，毛泽东提出了四个具体解决办法（这四个办法又被林彪、姚文元各自归纳、强调了一遍）：一是军管，二是把武斗的学校一分为二，即让武斗的双方分离开来，三是斗、批、走，四是继续武斗并且大打。根据我的分析，第一种办法即军管在当时曾广泛应用于许多的工厂、机关和部门，但对于学校是否进行军事管制，毛泽东比较慎重，最终没有决定在全国所有的大学实行军事管制。这是颇为值得回味的。第二种办法把各个大学武斗的双方安置到不同的地方，这毕竟不太切实可行，毛泽东说此话更多的是一种无奈，正如毛泽东所言，就是在同一个群众组织内部也会有不断的分化，即使从空间和地理上把对立的群众组织分离开来，也是如此。第三种办法是把文革初衷的“斗、批、改”演变为“斗、批、走”，这里的“走”其实还进一步有可能显示出由于文革群众运动的内战而有可能带来文革的衰落或失败。第四个办法实际上也不可行，这更加显示出毛泽东说出气话之际的失望和焦虑。到了 1968年仲夏，毛泽东再也不会放任群众运动自行其是了，尤其是不会容忍群众武斗继续下去了。

　　上述的四个办法实际上最后都没有采用。这四个办法其实只有第三个办法似乎有一定的可行性，恰如姚文元所说的：“我倾向于学校斗、批、走，斗、批、散，或者在一些学校里采用斗、批、走方式，”最后演变为由进驻大学制止武斗的工宣队来主管大学全部“文革”事务的所谓“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即工宣队占领并主导大学乃至整个教育界。

　　当初，毛泽东向清华派出工宣队，他的打算是什么？他所希望看到的结果或最理想的结局又是什么？如前所述，毛泽东没有预料到清华出现的严重流血牺牲的结果，没有估计到团派对于工宣队的激烈反抗。这是由于毛泽东派出工宣队的决定没有及时地、明确地、直接地传达到清华，尽管毛泽东对蒯大富等人说过，向清华派出工宣队“没有打招呼，是我的错误，间接打了招呼”，还是在毛泽东之外的什么人员或机构由于特定的理由而根本不传达、不公布毛泽东的决定呢？这些几乎已经成为历史的悬案，也成为由于错综复杂的因素导致清华乃至整个文革发生转折的一个关键点。尽管现今人们无法完全复原毛泽东派出工宣队的初衷，但是我个人推论，毛泽东当时是想以他的名义派出的数万名工人进驻清华，制止武斗，调和或结束群众两派的冲突，促成群众两派的大联合，最终成立并形成以团派为主体的清华文革权力机构。从毛泽东建议蒯大富当清华大学校长、沈如槐当副校长的说法，可见其端。然而，工宣队进驻清华所遭到的严重的流血牺牲，给毛泽东改写文革初期历史提出了一个崭新的题目。

　　今天看来，毛泽东派出的工宣队及其结局还形成了同文革诸多事件或事态相类似的某种历史吊诡。虽然毛泽东当时派出工宣队引起的境况可能超出了毛泽东的预料，但是毛泽东适时地利用这个境况，把它导向对于大学的文革运动乃至全国的文革运动的一次重整。在清华“七·二七事件” 这个问题上，毛泽东的初衷与毛泽东的应变之间的张力，毛泽东的目标与毛泽东的手段之间的转换，得到了一次淋漓尽致的发挥和表现。当然，在这些张力和转换中，毛泽东失去的或渐渐失去的是给文革爆发和文革得势效过犬马之劳的红卫兵及造反派群众的内聚力和向心力。

　　1968年8月15日，《人民日报》在庆祝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社论中，公布了毛泽东第一次发表的“最新指示”：“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11］这是首次向全国公布毛泽东以及中共中央基于清华“七·二七事件”而来的文革策略的重大转换。这也再次表明，在7月28日召见后，基于对当时大学文革情况的分析和对文革全局的推断，毛泽东采取了把最初派驻大学去制止武斗的工宣队“升格”为领导大学的政治力量。随后，毛泽东指示姚文元写出“宜有一篇指导当前政治的文章”［12］时，这一点就非常明确了。8月22日，姚文元在把自己写就的题为《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认真搞好斗、批、改》一文送给毛泽东审阅。姚文元写道：“整理了您的两段重要指示，驳斥了一些错误的观点，不知能否作为社论或署名文章在《红旗》用。”［13］毛泽东修改、审定了姚文元的文章，把原来的题目改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并加上了“姚文元”的署名。8月25日《红旗》杂志发表、次日《人民日报》转载了经过毛泽东多处修改、补充的姚文元此文。毛泽东让文革的头号笔杆子姚文元而不是以文革时期著名的“两报一刊”社论的形式来宣讲文革的新策略，耐人寻味。毛泽东在姚文元文章的初稿上加写进去的话语，则把由于清华“七·二七事件”所导致的文革策略的变化加以明确的概括：

　　一是确立以工人阶级身份出现的工人宣传队对大学文革的占领地位，“并且永远领导学校”。［14］

　　二是所谓排斥工人阶级的“全国各地那些被资产阶级分子所把持的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的公民们”不仅咎由自取，而且应当研究这类独立王国被摧毁的教训。［15］

　　三是大学中所有的学生、知识分子，即使是那些在文革伊始造过“走资派”反的红卫兵小将，都不可能完成斗、批、改等任务。

　　四是在所有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和单位，要“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占领那些‘多中心即无中心’论者盘踞的地方”，只有如此，知识分子才“有可能得到改造和解放”。［16］

　　五是继续进行毛泽东所部署的斗、批、改任务，即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权力机构、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等等，［17］言外之意，就是使文革沿着毛泽东指出的轨道进行，而不是陷于群众内讧和群众武斗之中。在1968年整个8月里，毛泽东一而再、再而三地指出，“认真搞好斗、批、改”，［18］这就表明，“斗、批、改”这一文革初衷和文革主题，在经过了群众运动的演变、取代以及被群众武斗所异化之后，开始重新回到文革运动的中心地位。

　　8月25日同日，毛泽东批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这个通知指出，根据进驻大学的北京工人宣传队的经验，决定向全国大、中城市的大、中、小学派出领导各个学校文革的工宣队。［19］自那时起，文革形形色色的群众组织实质上已经不起什么作用了。从1968年底，毛泽东号召广大中学红卫兵学生到农村去、到边疆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到同年底次年初，在大学的几届高年级学生一起毕业分配和几届低年级学生几乎全部到军队、到农场接受训练和从事劳动，再到1969年4月随着中共“九大”的召开而逐步恢复党的一元化领导及干部管理体制，以红卫兵和造反派为主体的群众运动经历了由中心走向边缘、由学校走向基层、由城市走向农村、由狂热走向冷寂的命运，最终走进了它那衰弱、消解的历史归宿，并由此而宣告了文革初期的结束。

　　正如毛泽东在这次召见时谈起北京大学文革的“斗、批、走”问题，显露出他对文革如何发展的困惑甚至被动。毛泽东说，从北大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来，大学原计划停课半年搞文革，到延长一年，再到延长两年，他不愿意继续延长下去了，他说了一句很有分量的话：“我说三年就三年嘛！”到了8月19日，毛泽东在同中共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成员谈话时，谈及大学文革等问题，毛泽东强调了文革有关任务的部署，并作了一个判断：“今年下半年，整顿、教育是差不多了，是时候了”。［20］“三年就三年嘛”和“是时候了”，短短几个字，既流露出毛泽东所期待的文革初期转变的将要来临，又表明了毛泽东再也不愿意让文革初期的群众运动进行下去了，再也不看好群众组织的角色了。因而，文革群众运动寿终正寝、文革群众组织偃旗息鼓，就不是置身于其中的群众及其领袖所能左右的了。

　　2、意味着红卫兵领袖和造反派领袖角色的衰竭

　　这次召见谈话之所以对红卫兵运动和造反派运动产生致命性的影响，还在于毛泽东对于蒯大富、韩爱晶、聂元梓、谭厚兰、王大宾这五位领袖所表示出的不信任和所进行的指责，尽管毛泽东在当时再三地表示出对他们的关爱和惋惜。蒯大富、韩爱晶等五人兼有文革红卫兵领袖与造反派领袖之化身的集合，他们不仅在北京地区的文革初期群众运动中叱咤风云，而且在全国的文革初期形势中独领风骚。他们五人在当时被冠之为富有意味的“五大领袖”的称呼，而毛泽东称他们为“五大将”，就从诸多侧面显现出他们的文革角色及其“政治能量”。毛泽东说：“你们这五大将，我都是护你们的，包括蒯大富骂你们的，我也是偏向你们这一边的。” 毛泽东在蒯大富还没有赶来之前说：“蒯大富这个人，我看是好人，出面多，操纵他的人是坏人。蒯大富以及出面的，我看是好的，这个经验很多。”“我为什么不找你们的反对派呢？找你们几个人来人讲讲，这件事，使你们有个准备。我历来不搞录音，今天录了。因为你们回去各取所需，我就放我这个东西，你们先去讨论、讨论。”毛泽东由昔日对这五位领袖的重视到此时所具有的懊恼态度，或多或少地体现出了毛泽东在文革初期矛盾而复杂的心路历程。毛泽东已经体会到了，文革不同的群众组织或派别对于他本人的诸多指示、讲话等，加以唯己所需地利用所带来的后果，造成了毛泽东不愿意看到的群众组织混战致使文革天下大乱的恶果。毛泽东力图纠正在他的文革麾下聚集的不同利益和不同要求的文革群众对于整个文革大局的实用主义的目的和急功近利的做法，其途径之一就是经过这次召见谈话而使北京地区的这五位领袖逐渐地淡出文革大局，而直接的影响也是自1968年底起，全国各地区、各部门的红卫兵风云人物和造反派代表人物逐渐地游离或远离出文革的政治舞台。

　　毛泽东对于这些领袖的复杂态度还可以从下面这个情节中体现出来。晚来参加这次召见活动两个多小时的蒯大富，在清华、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机关、北京航空学院等许多地方奔波了一天一夜之久，赶往人民大会堂时还不知道是毛泽东召见。当蒯大富一进到会见场地，见到端坐在沙发上、身着白衬衣的毛泽东时，悲喜交加之情，无以复加，放声大哭。毛泽东站了起来，其他人也都站立起来。蒯大富多年后对笔者回忆说，他像一个受到委屈的孙子见到自己慈祥的爷爷一样，双手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一头扑进毛泽东的怀里，纵情哭诉：“主席救我！主席救我！”毛泽东也落下眼泪，江青几乎是失声痛哭，其他人也泪盈眼堤。当蒯大富讲到由“黑后台”操纵几万工人打进清华园，清华“井冈山”群众被抓或被迫撤出时，毛泽东转过身来把手伸出来说：“你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工人是我派去的。”蒯大富曾对笔者说过，他当时听到毛泽东的此话，情绪颇为激动，脱口而出：“不可能！”［21］蒯大富的理由是毛泽东每次派解放军制止武斗都是不带枪、不打人、不骂人、不抓人，而“这次却抓了我们清华井冈山的人”。毛泽东听后有些恼怒，责问谢富治、温玉成，并命令把抓的人统统放了。蒯大富进来以后，气氛大变，因为蒯大富是“七·二七事件”的一个主角。经过安慰，蒯大富平静下来，毛泽东继续他的谈话。毛泽东有些气愤地继续说道：“蒯大富，你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你来抓呀！把我抓到卫戍区吧！”“蒯大富，你真蠢呢，我们搭梯子让你下来，你不下来”，问题在于蒯大富事先既不知道有这种“梯子”，又在事发之际根本不可能“下来”。

　　在7月28日的召见谈话中，毛泽东对于五位红卫兵领袖的关爱之情溢于言表，他强调说：“不管运动中有多少缺点，我都是护你们的”，他对这五位领袖情况的了解似乎如数家珍。毛泽东对于五位领袖的态度还分别具有不同的特点，他对聂元梓的批评相比之下显得过多，对蒯大富显得恨铁不成钢，对王大宾有些欣赏，对谭厚兰给了鼓励和希望，对韩爱晶则是给予了多次的肯定和赞扬。毛泽东还赞扬韩爱晶和王大宾各自所在的北京航空学院和北京地质学院没有发生群众武斗。又如，在参见召见的这五位红卫兵领袖中，韩爱晶说话最多，在场的姚文元、陈伯达、江青、康生屡屡批评韩爱晶总是爱提出前途问题、信心不足、不懂马列主义等等时，毛泽东一再制止这些人对韩爱晶的批评。在韩爱晶当面请教毛泽东关于中国未来前途的大问题时，毛泽东颇有感触地说：“想的远好，想的远好。这个人好啊，这个人好啊。”“韩爱晶这个人好啊！他的性格很像我年轻的时候认为自己对的，就要坚持。”韩爱晶在受到毛泽东一再表扬的同时，他希望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能给他以及他所在的北京航空学院派出解放军，以便对他进行监督。

　　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再次强调：“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毛泽东在1967年夏季外出巡视时，对于全国性的文革激进群众运动达到狂热之际，曾说过类似的话。但那一次，毛泽东的此话似乎对于广大红卫兵小将以及造反派群众来说所起的作用不大，而在这次召见上述五位领袖时，毛泽东旧话重提，这就不是所谓的一般批评了，而是意味着即将对红卫兵运动和造反派运动做出历史性的扭转即终止，也即在毛泽东看来，红卫兵们和造反派们及其领袖在1967年与1968年所犯的所谓错误还是有所不同的，后一错误似乎是无法弥补的、无法原谅的。正如林彪给这次召见中毛泽东所说的一系列话语做出了画龙点睛式的总结以及对于五位领袖的“错误”做出的一针见血的概括：“响应毛主席号召······你们要看到运动的需要、看到各个阶段我们应该干什么。”红卫兵小将和造反派群众及其领袖在1968年所犯下的 “错误”不但对于他们在政治上来说是致命的，而且给全国的红卫兵运动和造反派运动带来了全局性的影响。

在当时的召见谈话中，毛泽东还没有明确地形成处置这些红卫兵领袖的具体意见或部署，至少，毛泽东在接见结束之后还有些出人意外地、颇为令人感动地重新回到召见会场，嘱咐在场的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以及有关负责人：“我走了，又不放心，怕你们又反过来整蒯大富，所以又回来了。”“不要又反过来整蒯大富，不要又整他们。”这表明，毛泽东在那一天还不可能下定决心，采取非常措施来处置这些领袖人物，甚至还谈不上像后来几年那样从政治上用隔离、审查等方式惩治这些领袖人物。不过，到了8月8日，在接见中共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成员以及有关负责人时，毛泽东谈及大学问题，他说道：“靠学生解决问题是不行的，历来如此。学生一不掌握工业，二不掌握农业，三不掌握交通，四不掌握兵。他们只有闹一闹。”“所谓‘五大领袖’，群众不信任他，工人、农民、士兵不信任他，学生不信任他，本派的大部分不信任他，只有几百人勉强控制，怎么行呢？学生为人民没作什么好事，怎么能取得群众的信任呀？要二十年、三十年做了点好事，才能取得群众信任”。［22］在这之后不久，在姚文元所写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文章中，对于那种所谓知识分子脱离实际、轻视工农的批评和对那些红卫兵学生搞所谓独立王国和“多中心”以及不搞文革斗、批、改的任务等等所作的声色俱厉的斥责，实际上也是毛泽东对于红卫兵领袖们、造反派领袖们更加严厉的训斥，似乎与毛泽东在7月28日召见中的批评不可同日而语。到了1968年年底1969年年初，毛泽东已经完全“冷落”了这些领袖。到了1975年年底 1976年年初，在又一次缘起于清华大学的所谓“教育革命大辩论”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打招呼”指示中，毛泽东提及这种大辩论必须在党委领导下进行，不能像过去那样受蒯大富、聂元梓的“无政府主义”影响，让来听“打招呼”的老中青干部中，“青（年）要好的，不要蒯大富、聂元梓那样的”，［23］毛泽东在文革末期对于蒯大富、聂元梓的失望甚至绝望，由此可见一斑。

　　从由毛泽东这次召见谈话而来的红卫兵领袖和造反派领袖角色的衰竭，可以展现出文革初期与文革中、后期在任务、主题、取向、群众功能以及群众领袖角色等诸多方面的深刻差异，同时，也不难看出文革不同阶段的划分理由和不同阶段的方针、策略、矛盾的根据所在。

　　3、催生文革的“教育革命”

　　过去，人们对于毛泽东这次召见谈话所忽视的一点就是毛泽东所谈及的“教育革命”问题。这次召见谈话，也是毛泽东在文革时期比较集中地谈及“教育革命”的 “范文”之一。毛泽东从重整大学文革到论及大学的教育问题，这不仅是必然的，而且也是毛泽东所主导的文革战略在基本上结束群众运动之后对于将要到来的大规模的“教育革命”的大致勾勒。

　　毛泽东在这次召见谈话中用较长的时间谈论了包括教学方式、教材体系、文科教学等在内的教育问题，这些都是他50年代“大跃进”时期许多言论和思想的重复，没有什么新意，例如，相比较于毛泽东1958年3月22日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24］和同年5月8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25］其主题论调，如出一辙，甚至所列举的人物、事例都非常雷同。但是，不同于1958年全国众多大学掀起的、为时几个月的 “教育革命”，在1968年夏季之际，对于“教育革命”，毛泽东老调重谈，这不但成为开展文革“教育革命”的先声，再次充分显示出毛泽东对于知识分子的轻蔑，例如他就文革中大学的武斗情况说：“知识分子最不文明了。你说知识分子最文明，我看最不文明。我看老粗最文明”，他对获得书本知识的轻视和对经验知识的重视，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成为在1968年之后逐步开展的文革“教育革命”具体运作的基本准则。

　　由于文革头两年的群众造反运动以及夺权和武斗占据着文革的主流地位，文革意义上的“教育革命”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而这种造反运动的日趋衰落，则“促生”了“教育革命”逐渐由后台走上前台。从目前已公布出来的材料来看，在清华“七·二七事件”以及毛泽东这次召见之前，毛泽东在1968年7月12日会见中共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成员的会议上，已经就教育问题以及大学办学方针和政策作了有关谈话。7月20日，中共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组员姚文元在提交给毛泽东一份关于上海机床厂培养工程技术人员道路问题的报告中，说明派出记者写出此调查报告，加写了编者按，并准备公布毛泽东7月12日的那段谈话，即“理工科大学还是要办的，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26］毛泽东审阅时，将其中的“理工科大学还是要办的”改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是要办的。”［27］7月22日，毛泽东的这一谈话通过《人民日报》社论的方式公布出来。我个人推论，毛泽东在7月28日召见中关于“教育革命”问题的谈话与7月12日的谈话和7月22日的公布是有着前后关联的，即毛泽东以及中央文革小组打算整治教育界尤其是大学的文革局势，在文革群众运动大潮过去之后，具体地说，在清华“七·二七事件”之后，将适时地、大力地开展文革“教育革命”。

　　在这次召见中，仿佛陈伯达最为重视“教育革命”问题以及学校办学和复课问题。陈伯达说：“教育革命，教改搞不上去。”陈伯达似乎意识到了文革对于大学教育的严重冲击使得大学已在1966年－1968年连续三年不但停止招生，而且几乎完全停学的严重性。当然，陈伯达不可能主张恢复文革前的教育运作模式，他只不过是想使被文革群众运动暂时阻断了的“教育革命”走上文革的议事日程。陈伯达的这一见解与他在稍后起草的关于在中共“九大”报告中强调促进生产力、恢复经济发展的见解是相辅相成的。［28］

　　毛泽东接着陈伯达的话说：“教育革命搞不上去，甚至我们也搞不下去，更别说你们了，为什么搞不上去呢？······我们的陈伯达同志在中央会议上着急，我说不用着急，过几年人家走了就算了么？”从毛泽东的话来看，主要是由于大学里分成了群众两派及其对立，他似乎也拿不出完全有效的实施“教育革命”的解决办法。文革初期的两年多，不仅大学的教学活动几乎完全停滞，而且大学停止招生直到1970年才告结束。像中国文革时期这样一个全国停止大学招生长达四年之久的国度，恐怕在20世纪教育史中是绝无仅有的。因而，文革初期的群众造反运动及群众武斗不停，“教育革命”就无法进行。这也就使得大学的本职工作究竟是以文革的群众之战为主，还是以办学、教学为主，愈益成为一个迫切需要文革最高领导层加以解决的问题。

　　毛泽东说：“这个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并没有说文科都不办。但旧的制度、旧的办法不行，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文科还要不要办呢？文科还是要办的，至于如何办法，研究出另外一个办法，过去的办法是培养修正主义的。”毛泽东对于包括哲学在内的大学人文学科教育有着根深蒂固的偏见，他说：“这个哲学有什么学头呢？这个哲学是能够在大学里学来的吗？没有做过工人、农民就去学哲学，那个哲学叫什么哲学。”毛泽东认为，“学文不是在学校里学出来的”；他还说，“至于法律恐怕是不太要学为好”，这与他同意在文革初期“砸烂公、检、法”有关；他强调不能拿学历来看待人才。毛泽东还一以贯之地主张，学校教育要取消考试，教材要删繁就简；强调学生自学；认为师范大学、外语学院等还是要办的，等等。

　　这次召见谈话之后所带来的文革“教育革命”已经不同于以往“教育革命”还是由学校干部、师生来主导的，例如，毛泽东在1967年底还打算依靠学校的革命师生来进行“教育革命”，那时他发出的号召“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学校中广大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员，革命的工人，要依靠他们中的积极分子，即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29］由于清华“七·二七事件”所带来的一系列后果，文革“教育革命”仿佛已经成为来自学校之外、从天而降的事情了，学校的一切主要工作都是由工宣队主宰的，学校几乎所有的师生员工成为“教育革命”的对象或被改造者。

　　在这次召见谈话中，毛泽东也担心，在办学方面，“我们可能犯错误。”是的，毛泽东所主导的文革“教育革命”从根本上讲不仅非常荒唐，而且彻底破产。长达六年之久的文革“教育革命”不仅成为文革整个历史上最大的“乌托邦”噩梦，而且从教育理念到教育实践、从教学体制到教学的各个环节都成为不堪回首的教育史上的“怪胎”。［30］毋庸置疑，毛泽东的这次召见谈话是使文革“教育革命”开始涌动和铺张起来的一个引子。

　　4、评说清华团派和四一四以及四一四思潮

　　在这次召见谈话中，给人印象最具体的是毛泽东对于清华大学两派群众组织——团派和四派（又称“四一四”）——的评说。由于一再主张群众派别的大联合，毛泽东在文革时期，对于一个单位（或地区或部门）对立的群众两派的直截了当的评论，极为少见。这仿佛是毛泽东对于聚集在他的文革“角斗场”中的不同群众派别的一种表面上不偏不倚的姿态。正是基于这种策略，再加上清华武斗给文革形势带来的特殊作用（主要是如何制止造反派群众日益严重的武斗），在1968年7月 28日之后公布的毛泽东此次召见谈话的指示精神要点，删节掉了许多有关毛泽东谈及的对于清华四派的指责。

　　在这次召见谈话中，毛泽东对于团派的偏爱，对于四派的不满，毫无掩饰，分外真切，这与他在文革以来一贯对待两派群众的所谓一碗水端平的政策，大相径庭。毛泽东对于四派的不屑之情溢于言表，他对十几个小时前在清华发生的流血事件看来颇为感叹：“现在四一四高兴了，‘井冈山’垮台了，我就不信”。毛泽东对于团派抵抗而四派没有抵抗工宣队进驻清华，感到有些意外，痛斥团派的愚蠢。毛泽东恨铁不成钢地批评团派的策略：“四一四欢迎工人，你们‘井冈山’很蠢，我才不高兴那个四一四。那个四一四是反对我们的。”毛泽东的这个“四一四是反对我们的”说法不啻是他个人以及以他为首的文革“无产阶级司令部”对于四派的历史性结论，也正如江青所说的：“四一四专门反对中央文革”。毛泽东似乎对于清华整个四派的一系列行径了如指掌，愤愤不平地说：“他（指四一四，——注）搞抬尸游行，他搞砸电线，四一四也没有通知，为什么他们欢迎？这一次你们很蠢，让四一四欢迎工人。”毛泽东对于清华两派的不同态度由此昭然若揭，只是当时出于文革大形势的需要，制止包括清华在内的全国性的武斗远远高于给清华一隅的群众派别做出结论，毛泽东的这番对于四派不啻为致命性的评判才没有得以公布。毛泽东对于四派和团派在“七·二七事件”各自所采取不同的策略而做出的评价，看来有些惆怅和无奈，但他还是建议两派实行联合，并且这种联合是要以蒯大富为主的，“没有蒯大富不行的，蒯大富是偏左的，井冈山出两个，四一四出一个。”“对待四一四的头头，要有所区别，分别对待。”毛泽东不愧是一位群众运动和群众斗争的大师，他非常准确又十分细致地区分了团派与四派的根本不同，并且一针见血地意识到团派代表了他所推行的文革运动的正宗和体现了他所主张的文革理论的真谛，而四派不过是他统率的文革群众中一部分人具有的偏执、“修正主义”甚至是异端的派别。毛泽东不看好四派，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也是非常合乎文革逻辑的。毛泽东对于清华四一四的评价堪称清华文革历史的一大“亮点”。在整个文革期间，几乎没有哪一个群众组织像四派这样受到了毛泽东如此明确、详细的评价。四派的群众当时不知道毛泽东的此番评论。可以想象，当时若是公布了毛泽东的评价，四派群众的失望、失落和失败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境况。即使在许多年后得知了毛泽东关于四派以及“四一四思潮”的评价，当年的四派领袖及其群众对于毛泽东把他们自己视为文革的“另类”，特别是对“四一四是反对我们的”那句名言，一些人失望不已，叫苦不迭；一些人耿耿于怀，难于冰释；更有一些人自以为是，见怪不怪。在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四派领导人沈如槐的看法：“毛主席把蒯大富看成是自家的好孩子，犯了点错误，上帝原谅他们；而四一四则是一群异己分子。在谈论四一四时他老人家的用字遣词、语调神情，跟谈论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时的用字遣词、语调神情一模一样。在他老人家眼里的四一四完全是一个保守组织、右派组织，他之所以没有下令搞掉四一四，只不过是想保留四一四作为一个难得的反面教员而已。前不久，在与韩爱晶谈到毛主席7·28讲话时，我把我的看法告诉他，韩爱晶说：‘你的感觉对极了’。”［31］不过，说毛泽东想把四一四作为一个反面教员保留下来，值得商榷，因为在“七·二七事件”之后，不到二十天，团派与四派在清华大学似乎是“无疾而终”。显而易见，自1968年8月起，团派和四派都已失去了他们存在的理由，也完全失去了他们各自的功能和价值。到了8月中、下旬，团派和四派都停止了运作，都从文革政治的轮盘赌局中迅速消失。

　　在毛泽东的这次召见谈话中，对于清华文革最有意义的一点是他对“四一四思潮”的具体评价。从这些评价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毛泽东本人对于清华文革的诸多具体问题的心态和视角，尤其是他本人对于像清华这样一个单位的文革运作的态度和策略。毛泽东说：“清华四一四说，四一四思潮必胜，我就不高兴。说打江山的人不能坐江山，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坐天下的就是四一四！四一四有个理论家叫周泉缨，理论家何必抓呢？人家是一派的理论家嘛，人家写文章你抓人家干什么！应该放出来，人家有意见让他再写嘛，不然不是没有言论自由了嘛？”温玉成立即起身打电话指示北京卫戍区释放被关押的周泉缨。在蒯大富进来之后，毛泽东又一次谈到了四一四问题：“你们在抓黑手，黑手就是我。对于你们毫无办法，你们打下去没有出路，要消灭四一四也不行。我还是倾向你们这派，因为四一四那个思想我不能接受。但是对于四一四要争取群众，领袖也要争取些。周泉缨的文章我已经看了，主要口号，打江山的不能坐江山，说蒯大富只能夺权交给四一四。”毛泽东实际上在这次召见之后所采取的一系列部署，既没有让整体意义上的造反派也没有让相互对立的造反派群众两派的任何一派“坐江山”，这同毛泽东开始把造反派从文革大局中逐出的策略有关。因而，毛泽东口头上对四派的批评与他实际上对四派主张的默认之间的矛盾、反差再一次证明了毛泽东不可能完全放手让造反派群众横行、恣意文革天下。即使四派自己没有“坐江山”，它也没有让团派“坐江山”的意图得逞，这些从更大的层面上都是来自毛泽东的作用。

　　清华文革群众两派自1967年初围绕着如何理解和如何进行文革、如何看待和如何评价文革前十七年历史、如何评价和如何对待文革伊始被打倒或被迫“靠边站”的清华原中、基层干部等等重大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进而围绕着如何建立和如何运转文革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并由这些论战和冲突而走向旷日持久、无法调和的大规模武斗。在这一论战和冲突进行之际，四派所谓理论家周泉缨1967年7月写出了著名的《四一四思潮必胜》一文，比较系统地概括和阐述了闻名遐迩的“四一四思潮”。“四一四思潮”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一是文革中阶级关系及阶级阵线不变，即文革的对象不能因为包括了“走资派”而撇开了“地富反坏右”，文革的敌人是“两小撮”，而不是“一小撮”；二是造反派只能造反即“打江山”而不能掌权即“坐江山”；三是文革已经到了必须修正、巩固、妥协的阶段；四是应该对广大干部“平反平黑”并大胆解放和大胆使用他们；五是文革的主流应回归文革前十七年的河道。［32］“四一四思潮”的提出和流行是文革初期来自群众运动的对毛泽东的文革意识形态的一次重大的“修正”甚至解构。在这次召见谈话中，毛泽东十分准确地看到，四派及其“四一四思潮”是与他的文革主张和文革部署难以吻合的，甚至有可能是南辕北辙的。而毛泽东对于清华团派思潮和主张的肯定就是不言而喻的，只不过是对其武斗策略大为不满。

　　今天看来，“四一四思潮”的确是文革初期对毛泽东的文革理论（或文革主张）和文革实践的“偏离”，即从毛泽东的文革“原教旨主义”意识形态分离出来的 “修正主义”思潮，甚至有可能演变为有悖于毛泽东文革正统意识形态的异端思潮。令人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思潮对于文革的怀疑、批评和动摇实际上有可能演变为导致对于文革的否定！这一点在文革结束后，非常明显地表现出来，即许多人士对于文革的批判和控诉更多的是依据于文革前十七年的情结和心怀来进行的。如果说，周泉缨在文革期间以对待十七年的看法来指责文革是相当有见地的话，那么文革结束后，过多地从文革前十七年的取向和价值角度来评判文革，就远远不够了。一个简单的反问就可以说明这一点：文革十年的历史直接源自于何处？周泉缨本人在文革后的反思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四一四思潮”既动摇了毛泽东的文革意识形态在文革初期对文革造反派的思想一统局面，又加剧了文革广大群众的思想分化以及部分群众的怀疑倾向，更有效地削弱了以团派为代表的所谓文革群众组织的“正宗性”并瓦解了同样以团派为代表的文革群众主流思潮的“真谛性”。文革众多的思潮在文革结束之后，到目前为止，只有“四一四思潮” 是最为走红并且成为唯一胜者的文革群众性思潮。［33］

　　5、展望文革的前途

　　毫无疑问，毛泽东这次召见谈话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我个人认为，颇为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毛泽东对于文革前途的展望。

　　韩爱晶在这次召见快要结束时，当面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在他心中久久挥之不去的问题：“毛主席，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再过五十年，一百年，如果中国出现了分裂，你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他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出现了割据混战局面，那我们怎么办？”换言之，这个问题就是毛泽东之后的中国的前途问题，也包含文革的前途问题。韩爱晶向毛泽东和在座的人员一再提及蒯大富不能及时赶来参加召见的难处，并强调蒯大富“的命运和全国红卫兵的命运是有联系的，”这也意味着红卫兵领袖们的命运是同文革的前途息息相关的。韩爱晶直言提出的包括文革前途在内的中国的前途问题是与会者们所始料不及的，会场气氛变得严肃起来。韩爱晶提出的这个问题决不是偶然的、突发的，而是经过长期思考、孜孜以求的。例如，1967年7月初，在北京中南海西门形成的由学校、工厂、机关等七百余所单位、数十万人参加的“揪刘（少奇）火线”步入高潮时，身处文革漩涡中心的韩爱晶已经充分地意识到了文革的“隐患”。7月9日，韩爱晶、蒯大富从这一“火线”上“视察”后，搭乘中共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的轿车返回清华。途中，韩爱晶向陈伯达提出了与其一年后向毛泽东提出的类似的问题，请陈伯达解答。韩爱晶的这个问题具体来说就是：在毛主席百年之后，中国会不会有像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成果那样的窃取文革成果的人物，中国会不会出现你说你坚持了毛泽东思想、他说他坚持了毛泽东思想的分裂、割据、混战的局面？等等。在下车分手之前，陈伯达告诫韩爱晶、蒯大富说，在文革前进的路上，不要“行百里者半九十”，并鼓励他们，文革有“无限的光明，无限的前途”。［34］以韩爱晶为代表的文革著名风云人物在1967年夏季至1968年夏季就已经切切实实地体验到了文革矛盾重重，危机四伏，他们的底气不足和忧患意识预示了文革前途岌岌可危。在毛泽东去世后不久，文革的前途就被历史地画上了沉重的休止符。

　　对于韩爱晶提出的问题，毛泽东强调：“有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比没有文化大革命好”。包括文革前途在内的问题，毛泽东只是笼统地谈到要依靠人民，谈到中国共产党就是通过一次次党内斗争而前进的。毛泽东有些信心不足地说：“你们年轻人就是没有经验，上帝原谅你们。韩爱晶你问起我，我答复你了，不要以为我们这些人有什么了不起，有我们这些人在就行，没有我们这些人，天就掉下来。”差不多是在毛泽东回答了韩爱晶的上述提问后，这次召见谈话也就基本上结束了。

　　这次召见谈话还表明，毛泽东对于文革确实没有什么具体的计划或方案，往往是随着文革形势的变化，穷于应付，显示出他的文革诸多策略具有迫不得已的内涵和特点。不过，毛泽东应付文革危机和转折的能力和对策无疑是独一无二的，这固然基于文革中亿万大众对他的爱戴、服从和迷信，但非常清楚的一点就是除了毛泽东之外，没有什么人能够从大局上改变清华文革的武斗形势乃至清华文革的出路，也没有什么人能够由此而制约文革的全局。毛泽东的文革权威达到如日中天之际，也是它得过且过、四分五裂之时。

　　总之，毛泽东拿过去中国历史以及过去中共历史的斗争经验来“度量”中国的前途以及文革的前途，这并不能免除文革在他去世不久的彻底破产，并不能免除他的文革理念和文革实践随着他的生命的结束而出现全盘崩溃。

　　曲终人散“魂”何在？

　　正如韩爱晶指出的，毛泽东的这次召见时间之长，远远超出了毛泽东会见其他人的时间，例如，毛泽东接见外宾一般也不过是在40分钟左右，由此可见，毛泽东对于这次长达五个半小时召见谈话的良苦用心。在《毛泽东主席召见五个半小时谈话记》中，通过那亲身体验而维肖维妙的描写，韩爱晶给人们提供了一幅多姿多彩的文革政治语义的画卷。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毛泽东在这次召见谈话中的神态、语气和举止，栩栩如生，而且毛泽东之外的其他人的音容神貌乃至心境，也跃然纸上。而所有这些给我们重新解读毛泽东的这次召见谈话，同样提供了非常值得回味的佐证。

　　例如，在这次以毛泽东谈话为主的召见中，“无产阶级司令部”其他成员各显特色，林彪的一言中的和老谋深算，姚文元的咄咄逼人的讲话，陈伯达的大大咧咧的插话，江青的大而无当的谈论，一些发言者之间的相互吹捧，陈伯达、江青和康生对韩爱晶、聂元梓等居高临下的训斥，吴法宪和汪东兴的一言不发，叶群吹捧江青而遭到毛泽东的白眼等。又如，军方人士除林彪之外，大都保持沉默，或者不主动参与话题的谈论。相比之下，文方人士，诸如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则显得夸夸其谈，喋喋不休。又如，黄永胜、温玉成在回答毛泽东的问话时，他们各自立即毕恭毕敬地从座位上站立起来回答（黄永胜还把自己的军帽拿下来，放在桌子上）。他们一个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一个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对于他们自己的统帅兼领袖的敬畏之情，拂面扑来。

　　概言之，毛泽东的这次召见谈话作为文革的一首“断魂曲”，其意义主要在于：

　　一方面，毛泽东通过这次召见谈话，基本上成功地遏制了整个文革的无论是地区性的还是单位性的群众武斗。毛泽东承认，他在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讲的一些群众斗争方法被滥用到文革之中，但他认为这个无关文革大局，即使是打死了人，即使两派群众各自虐待武斗中的俘虏等，那也是策略和方法问题。尽管毛泽东口头上说，清华武斗造成数人死亡，众人受伤，实际损失最小、最小，然而，有一点毛泽东是非常明确的，他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群众武斗，并一再明令制止这类武斗，强调坚决镇压继续从事武斗的行为，甚至不惜以解放军的武力来加以歼灭。因此，遏制直至终止了武斗，文革群众运动的“气数”就由来自这一运动之上的毛泽东的断然干预而走到尽头。在毛泽东这位文革不同群众派别的同一个最高领袖的“强制性”的决断下，文革群众组织派别之间的分歧论战也好，则不休而休；文革群众派别之间的生死武斗也罢，则不败而败。从这次召见谈话之后，文革群众运动开始徐徐落下它那沉重的历史帷幕。以群众运动为主的文革第一阶段（1966 年6月至1968年年底）作为文革最为激烈、最为狂热和最为动荡的阶段，则趋于结束。无论是在深远性上还是在广泛性上，文革以后的阶段都无法企及文革的第一阶段。在某种意义上，文革后期的七年历史只不过是为时近三年的文革第一阶段的“回声”或“综合后遗症”。

　　另一方面，毛泽东坚决反对在文革不同地区、不同单位或不同部门的群众组织搞横向联系，搞什么“全国时事形势讨论会”之类的串联会，他这里批评的是北京和外地一些群众组织及群众组织头头在1967年夏季文革群众运动高潮之际召开有关名目的讨论会。在这次召见中，毛泽东以及江青、康生、姚文元等人在这个问题上对红卫兵领袖们的批评，表明 “无产阶级司令部”绝不容许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游离于该“司令部”控制之外的可能发生。毛泽东指责那些外地来京的群众造反派头头躲藏于北京个别红卫兵领袖的地盘，他认为，这些头头是“反对各省革委会和解放军”的。而这些群众造反派头头的作用已不是文革伊始的“开路机”，而是文革此时的“绊脚石”了。毛泽东还大力反对文革群众的所谓无政府主义现象，表明他1967年夏季就意识到外地群众组织头头来北京串联，搞所谓形势讨论会一类的活动大有离心于文革“无产阶级司令部”之虞。而到了这次召见谈话之际和之后，这种无论是想象的还是潜在的危险都已化为泡影。正如毛泽东强调的，不能在文革中搞什么“多中心”，全国 “搞几千个、几万个中心，就是无中心。还是他中心。各人皆以为天下第一，真是！那还有什么中心！”毛泽东的这番话，在8月25日姚文元那篇对于这次召见谈话精神做出注解的文章里，得到了详细的阐释。进而，文革第一阶段的一大“主体”——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全面的失落、衰败、瓦解和消退，就是大势所趋、无法阻挡的了。

　　那么，什么是由毛泽东这次召见谈话所折射出的文革“断魂曲”呢？一句话，文革群众性的分崩离析和文革群众问题的全面异化。

附录文章：
韩爱晶《毛泽东主席召见五个半小时的谈话记录》
http://www.wehoo.net/book/wehoo/index2.htm

注释：
　　［1］聂元梓著；《聂元梓回忆录》，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
　　［2］唐少杰2005年9月29日与韩爱晶的谈话，北京。
　　［3］参见唐少杰：《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4］李冬民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北京市中学生红卫兵代表。
　　［5］陈长江、李忠诚：《跟随毛泽东二十七年》，转引自《共和国历程》编辑委员会编：《共和国历程》，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中卷，第1133－1134页。
　　［6］聂元梓著；《聂元梓回忆录》，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282－283页。
　　［7］陈长江、李忠诚：《跟随毛泽东二十七年》，转引自《共和国历程》编辑委员会编：《共和国历程》中卷，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第1134页。
　　［8］唐少杰1999年12月19日与蒯大富的谈话，深圳；唐少杰2001年1月30日与蒯大富的谈话，北京；唐少杰2005年3月17日与蒯大富的谈话，北京。
　　［9］聂元梓著；《聂元梓回忆录》，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315页。
　　［10］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49页。
　　［1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20页。
　　［1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33页。
　　［1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33页。
　　［1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30页。
　　［1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29页。
　　［1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31页。
　　［1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31－532页。
　　［1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24页。
　　［1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40－541页。参见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北京，国防大学，1988年，第161页。
　　［2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526页。
　　［21］唐少杰1999年12月19日与蒯大富的谈话，深圳。
　　［2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525页。
　　［2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89－490页。
　　［2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18页；详文参见清华大学编印：《资料选编》，1967年1月，第209－213页。
　　［2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94－195页、第208页；详文参见清华大学编印：《资料选编》，1967年1月，第213－218页。
　　［2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05页、第509页。
　　［2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09页。
　　［28］陈晓农编纂：《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香港，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修订版，第309－310页、第361页。
　　［2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35页。
　　［30］参见唐少杰：《清华大学“教育革命”述评》，载《大学人文》第4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4－142页。
　　［31］沈如槐：《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一个红卫兵领袖的自述》，香港，时代艺术出版社，2004年版，第420页。
　　［32］宋永毅、孙大进：《“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香港，田园书屋，1997年版，第365－416页。
　　［33］参见唐少杰：《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32－244页。
　　［34］唐少杰1999年12月19日与蒯大富的谈话，深圳；唐少杰1999年12月24日与韩爱晶的谈话，深圳；唐少杰2005年9月29日与韩爱晶的谈话，北京。 收藏 分享 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