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微信出现乱码:何路社：分权自治论(2)

何路社：分权自治论(2)

　　国有企业实现自治后，既可以避免计划的弊端，又较易克服市场的缺陷。私有制有效率之根源，是经济私权力自然优越，进而引起经济私权力市场自然竞争；公有制低效率之根源，是公共权力道德化，进而引起公共权力腐败低效；反之，若公共权力客观化，实行公共权力优越，进而引起公共权力市场公平竞争，则公有制同样可以有效率。而且国有企业消除了剥削，比私有制更能调动劳动者积极性，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所有制竞争中，国有企业应完全可以胜出。我们的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在导向性上也应向公有制（国有制、集体制）倾斜，相信公有制一定能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自然而然地而不是人为主观地战胜私有制。条件成熟时再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通过自由合法的购买将私企转变为国企，私企老板便成为国企权力者。当然，这将会是一个渐进的、很长的历史自然演进过程。

　　3、关于政府自治（略）。

　　其前提是党政分开，理顺党政关系，党通过宪政法治来控制政府。政府自身则关键是理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建立适应市场政治要求的现代行政组织制度，使行政的决策、执行、监督三权分离，之间形成相互制约。就前者而言，国家要权威，社会要自由；其自由则不权威，或权威则不自由。如思想、舆论、政论、学术属于社会范畴，应自由、民主挂帅，允许“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立法、行政、宪政、司法则属于国家范畴，应强调集中、纪律，必须“一个声音说话，一种调子唱歌”。党委、人大、政府、军队、法院……的法律、法令、政策、文件、报告与机关刊物、电视、广播、网站属于国家领地，而企事业单位及民间的刊物与电视、广播、网站皆属于社会领地。两大领域分开，各自遵守各的游戏规则，国家仅能通过行政法治来控制社会。尚有其他初步阐述请参见拙作《市场政治论》中的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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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重新发现邓小平

　　我对中国政治制度改革及转型的研究，现在可以作如下简要概括：中国政治制度的病根，在政治哲学、政治体制、政治治理三个层次上分别是“权力道德化”、“计划政治”、“集权治理”。因此，我开出的处方也分别是“权力唯物论”、“市场政治论”、“分权自治论”。吊诡的是，从现实及经验逻辑上讲，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改革或转型，却首先应是从政治治理上开始，然后才依次是政治体制、政治哲学跟进的水到渠成。但这其实正是存在决定意识、政治制度决定政治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行文至此，不能不提到的一位伟人便是邓小平。他最早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改革之初，就以卓越的政治智慧与经验正确地抓住了我国政治制度改革的首先步骤，即从改进政治治理上开始着手。其这方面的精辟论述主要包括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等一系列收入《邓小平文选》第2、3卷的重要文献中（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曾被称为政治改革的指导性“纲领文件”），以下按时间顺序择要列出：

　　“党内确实存在权力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常常以“党的领导”、“党的指示”、“党的利益”、“党的纪律”的面貌出现，这是真正的管、卡、压。许多重大问题往往是一两个人说了算，别人只能奉命行事。这样，大家就什么问题都用不着思考了。”（《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31页。以下引文只注卷次和页码。）

　　“加强党的领导，变成了党去包办一切、干预一切；实行一元化领导，变成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坚持中央的统一领导，变成了‘一切统一口径’。违反中央政策根本原则的‘土政策’要反对，但是也有的‘土政策’确是从实际出发的，是得到群众拥护的。这些正确政策现在往往也受到指责，因为它‘不合统一口径’。”（第2卷第132页）

　　“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否则不利于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实行现代化的经济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应该让地方和企业、生产队有更多的经营管理的自主权。……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使每一个工厂和生产队能够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创造精神。一个生产队有了经营自主权，一小块地没有种上东西，一小片水面没有利用起来搞养殖业，社员和干部就要睡不着觉，就要开动脑筋想办法。全国几十万个企业，几百万个生产队都开动脑筋，能够增加多少财富啊！……同样，要切实保障工人农民个人的民主权利，包括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不但应该使每个车间主任、生产队长对生产负责任、想办法，而且一定要使每个工人农民都对生产负责任、想办法。”（第2卷第135页）

　　“权力不宜过分集中。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妨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妨碍集体智慧的发展，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也是在新的条件下产生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第2卷第281页）

　　“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官僚主义现象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它的主要表现和危害是：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陈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我们现在的官僚主义现象，除了同历史上的官僚主义有共同点以外，还有自己的特点，既不同于旧中国的官僚主义，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官僚主义。它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这些事只要有一定的规章，放在下面，放在企业、事业、社会单位，让他们真正按民主集中制自行处理，本来可以很好办，但是统统拿到党政领导机关、拿到中央部门来，就很难办。谁也没有这样的神通，能够办这么繁重而生疏的事情。这可以说是目前我们所特有的官僚主义的一个总病根。”（第2卷第287页）

　　“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全国各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题。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多数办事的人无权决定，少数有权的人负担过重，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各种错误，必然要损害各级党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个人分工负责制等等。这种现象，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我们历史上多次过分强调党的集中统一，过分强调反对分散主义、闹独立性，很少强调必要的分权和自主权，很少反对个人过分集权。过去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分过几次权，但每次都没有涉及到党同政府、经济组织、群众团体等等之间如何划分职权范围的问题。我不是说不要强调党的集中统一，不是说任何情况下强调集中统一都不对，也不是说不要反对分散主义、闹独立性，问题都在于“过分”，而且对什么是分散主义、闹独立性也没有搞得很清楚。党成为全国的执政党，特别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的中心任务已经不同于过去，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极为繁重复杂，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第2卷第288页）

　　“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第2卷第293页）

　　“我们要精兵简政，真正下放权力，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把人民群众和基层组织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现在机构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设立许多公司，实际是官办机构，用公司的形式把放给下面的权又收了上来。机构多、人多，就找事情干，就抓住权不放，下边搞不活，企业没有积极性了。”（第3卷第160页）

　　“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总的来讲是要消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党的领导是不能动摇的，但党要善于领导，党政需要分开，这个问题要提上议事日程。”（第3卷第177页）

　　“我想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提高效率，克服官僚主义。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第二个内容是权力要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同时地方各级也都有一个权力下放问题。第三个内容是精简机构，这和权力下放有关。”（第3卷第177页）

　　“我们越来越感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现在还没有完全理出头绪。最近我在设想，要向着三个目标进行。第一个目标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第二个目标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效率不高同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作风拖拉有关，但更主要的是涉及党政不分，在很多事情上党代替了政府工作，党和政府很多机构重复。我们要坚持党的领导，不能放弃这一条，但是党要善于领导。……第三个目标是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这些年来搞改革的一条经验，就是首先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把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力下放给农民。农村改革是权力下放，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要权力下放，下放给企业，下放给基层，同时广泛调动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让他们参与管理，实现管理民主化。各方面都要解决这个问题。”（第3卷第179页）

　　“中央要有权威。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没有这一条，就是乱哄哄，各行其是，怎么行呢？不能搞“你有政策我有对策”，不能搞违背中央政策的“对策”，这话讲了几年了。党中央、国务院没有权威，局势就控制不住。……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这一切，如果没有中央的权威，就办不到。各顾各，相互打架，相互拆台，统一不起来。谁能统一？中央！中央就是党中央、国务院。我们要定一个方针，就是要在中央统一领导下深化改革。……宏观管理要体现在中央说话能够算数。这几年我们走的路子是对的，现在是总结经验的时候。如果不放，经济发展能搞出今天这样一个规模来吗？我们讲中央权威，宏观控制，深化综合改革，都是在这样的新的条件下提出来的。过去我们是穷管，现在不同了，是走向小康社会的宏观管理。不能再搬用过去困难时期那些方法了。现在中央说话，中央行使权力，是在大的问题上，在方向问题上。”（第3卷第277页）

　　关于如何改进我国政治治理？以上论述概括起来主要是三个方面：（1）“总病根”是权力过分集中，制度问题更带根本性；（2）具体的目的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政治治理效率；（3）具体的改进内容重点是：要充分调动多方面的积极性；正确解决好党政不分及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问题；向地方、社会与企、事业下放权力。

　　邓小平的政治改革思想（总体主张、步骤、策略）与他的经济改革思想（总体主张、步骤、策略）一脉相承并同样正确。回顾过去30年的“改革”历史，中国经济改革是从经济治理层面开始，首先是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给农民生产经营自主权；接着带动城市改革，城市允许个体经营，向农民开放城市工商业；随后政府向国有企业放权让利，国有企业允许租赁承包，逐渐放松对价格的管制，允许股票证券交易发行，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允许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经济体制、经济道德观念变化的跟进都是水到渠成。正是经济上向社会放权带来的经济自由，极大地调动了多方面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从而形成了中国经济30年的快速发展，呈现出今日之繁荣局面。实践证明，这是一条正确的经济改革之路。

　　遗憾的是，在经济改革一路高歌的同时，政治改革却严重滞后；既得利益者不愿政治上放权，邓小平的正确政治改革主张受到左右两方面的干扰（包括时而右以左为口实、时而左以右为口实），刚刚起步便被迫夭折中断。否则，中国政治改革也象经济改革一样，今天已经基本实现。国有企业不至于出现今天这般境地，地方官吏不会有今天这么腐败，社会亦无今天这么多问题。

　　我们现在只有回到邓小平的正确政治改革思想，重新确立它的指导地位。一句话，再次从党政、政企、政事分开和理顺中央与地方关系扎实做起，循序渐进……一国两制，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并与中央双向互动，中央依靠立法和司法手段来控制特区地方政府的成功实践，便是一则范本，是邓小平在地方政治治理上留给我们的最大政治实体遗产，也是他的卓越政治智慧具体物化体现。我通过几十年如一日对中国政治制度改革及转型的不懈研究，以为这是惟一正确之路。那种想跳过改进政治治理，直接改良政治体制，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方案，违背了政治发展的自然逻辑，必然具有极大的政治风险，或者要么是自欺欺人和推而不动，如几十年“一贯制”的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由于其社会政治资源贫乏与政治活动的分层性明显，难以对整个国家政治生活产生广泛深刻的影响，相反处处受制于县、乡一直在原地踏步。吾愿“化着杜鹃啼血归，不信东风唤不回。”

　　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曾指出：“在英美，人们将国家的力量与繁荣归因于众多的理由，但他们都将地方自治的好处摆在第一位。”而中国自古却是一个中央集权“大一统”的国家（人类原始的自治天性早于春秋战国时代便遭到毁灭性的扼杀），缺乏地方自治理念。地方自治是滥觞于西方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城邦治理。中世纪时，伴随着欧洲封建主义的盛行，地方自治的理念和制度日渐发达，在欧洲兴起了数百个大大小小的自治城市或城市共和国，诸如英格兰的伦敦、法兰西的巴黎、意大利的威尼斯和佛罗伦萨。这些自治城市或城市共和国具有高度独立性，可以行使立法、司法、行政等各项权力。西方诸多自由民主国家的政治发展历史经验表明，地方自治乃自由民主社会之基石，今天，那些实行联邦主义并被认为是自由民主社会典范的国家，诸如美国、瑞士、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奥地利等，都有着坚实的地方自治传统。中国之自由民主转型恐怕也离不开从地方自治始。当每一个地方县、市都能奉行自治，都能实践自由民主治理方式的时候，再举国实现自由民主便是水到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