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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东风：文化批评向何处去？

作为面向普通公众的公共性写作，文化批评既是非学院、非精英化的，同时又是批判性的。在此我想强调的是：批判并不是学院精英主义的专利，学院精英主义之外的批判并不是不可能的。
    文化批评的非精英立场主要表现在它的研究兴趣、研究对象、批评话语的选择上，而非表现在对现实的非批判态度上。人们常常把批判精神和精英话语捆绑在一起，似乎批判话语只能通过远离公众的学院式精英话语表达。文化批评既然志在就公共问题面向公众发言，那么，在今天这个消费时代，它就不可能不关注超越了专业樊篱的日常生活文化、物质文化、商业文化、消费文化，因为正是这些世俗日常生活文化，而不是经典的文学艺术，才吸引了大众的关注，也是当下公共问题的集聚地。因此文化批评家不能像某些学院精英那样，视这些世俗文化形态为庸俗低级、不值一提，将之排斥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之外。[1]这种学院精英主义与文化批评显然是格格不入的。[2]
    但与此同时，关注一个对象只意味着对其作为研究对象的重视，而不是赋予它以价值合法性或道德肯定性。文化批评并非肤浅的文化民粹主义，绝不是在价值立场上廉价地认同当下的日常生活文化、物质消费文化。放弃学科意义上的精英主义，不等于放弃文化价值上的批判精神，浅薄地拥抱日常生活现实及其文化。理查德.沃林在《文化批评的观念》一书中指出，20世纪文化批评的共同点是拒绝黑格尔的世俗神正论——把现实性等同于合理性，认为现存的任何事物都具有合理的基础或根据。“20世纪文化批评的诸多见解坚信：合理性和现实性被一条无限的鸿沟隔离了开来”，“文化批评家的角色在于精确地解释现实性与合理性之间的差异，暴露事物的实然存在和应然存在之间两相对立的隔阂。”[3]
    在这方面，英国最先关注大众消费文化的左翼马克思主义学者值得我们学习。他们把文化价值上的批判精神和学科上的平民主义很好地结合了起来。他们一方面认为大众文化败坏了工人阶级的社区文化、削弱了工人阶级的团结，但是同时提倡文化是日常的、普通的（以威廉斯为代表），而不是高高在上的。我列举这个例子旨在表明：即使是对于消费文化、日常生活文化的批判，如果是深刻的、深入其内部的，而不是情绪化的、意气用事的，那么它也应该建立在对它的学理探究之上。我们可以而且应该对于消费文化的诸多问题保持警惕，但大可不必把它排斥在学术研究的大门之外。
    除了超越狭隘学院精英主义之外，文化批评的批判还应该表现为具体的、扎根于现实语境的政治批判，而不是抽象的审美批判和道德批判。我认为强调这点在今天中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也是我与许多道德主义、审美主义取向的文化批评家的一个重大差异。
    在中国当代文化批评界，对物质消费文化、大众文化的集中批判，肇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具有浓厚道德主义和审美主义倾向的“人文精神”话语。此后，占主流地位的文化批评一直延续了这种道德主义和审美主义的批判取向。我曾经指出，“人文精神”论者对于大众消费文化的批判，目的在于维护自己在上世纪80年代确立的精英地位，在一个世俗化的祛魅潮流中，它是一个反祛魅的抵抗运动，而审美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则正是他们进行抵抗、质疑大众文化的合法性、为自己进行合法化辩护的两个基本立场。[4]从审美主义的立场看，他们认为大众文化在审美上是贫乏的、复制的、类型化的，缺乏创造性和想像力；从道德理想主义的标准看，他们更指责大众文化在道德上是低级的、堕落的、欲望化的，而导致大众文化蔓延的则是人的逐利本能和消遣娱乐本能。这种审美主义和道德主义的文化批判实际上已经沦为抽象的人性批判和世俗批判。他们感叹如今的大众沉溺于感官声色，丧失了对抽象哲学问题、人性问题、存在问题、“终极价值”问题、“天国”问题的兴趣。这是他们的大众文化批评的基本“话语型”。但恕我直言，这种对大众文化的批判是抽象的、大而无当的、不得要领的，因此也是无力的。它没有能够触及中国特殊语境中大众文化的特殊品格。这套围绕“人文精神”、“终极关怀”等超级能指建立的文化批评话语，显得高蹈而虚空，没有从社会理论和政治理论的层面发掘大众消费文化的具体社会语境与政治文化功能。[5]具体的、立足于大地的政治批判被挡在了高蹈虚空的“人文精神”论的视野之外。它从来不对当代中国日常生活文化化或消费主义的具体社会环境，特别是政治环境进行深入分析，从来不对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和消费主义的政治维度进行深入的分析（比如权力和市场是如何纠缠、勾结、沆瀣一气的，权贵市场经济是如何形成的），他们所说的“市场经济”和消费主义是抽象的、纸上的，而不是扎根于中国本土的，正如他们拿出来抵抗消费主义的那个神秘兮兮“人文精神”是抽象的、不着边际的。他们只有所谓人文激情，却缺乏社会理性，他们动辄祭起“宗教”的大旗，诉诸“天国”的律令，昂扬所谓“终极价值”，它恨不得灭绝世俗社会及其日常生活文化，而没有耐心与后者进行平等、理性的对话。
    基于上述思考，我以为针对中国的消费主义和日常生活文化，目前文化批评最迫切、最重要的任务，是建构一种具体的、立足中国本土语境的政治批判话语。从这种政治批判话语出发，我们可以发现，当今中国文化（以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为标界）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大众的政治冷漠、犬儒主义与畸形的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深度结合。与革命时期的全面禁欲不同，后革命时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发展主义和物质主义，在坚持革命时期的政体和意识形态（俗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同时，吸纳了消费主义，鼓励国民把精力投入到日常消费（理财治家、崇拜明星、追逐时尚、健美塑身等等）中。这种情况与后斯大林时期的东欧极为相似。哈维尔曾经这样描述那个时代：“今天的人们一心一意地想着自己的家庭和房子，他们在那儿找到安息，忘掉世界的愚蠢和自由地体验他们的创造性才华。他们在自己的房子里布满各种用具和可爱的东西，他们试图改善他们的食宿，他们想为了使自己生活变得愉快，修建小别墅，照料自己的小汽车，将更多的兴趣放在食物、穿着和家庭舒适上。简言之，他们将兴趣转向他们私人生活的物质方面。”[6]这不是当下中国大众及其生活方式的真实写照吗？在哈维尔看来，这种日常生活消费领域的所谓自由，是以政治自由的丧失为代价的，它用物质上、经济上的“自由”消费，来掩盖政治生活中自由参与以及文化生活中自由创造的缺失。“通过这种压力的等级制度，人们被设法变成一种消费品中的一个顺从成员。”[7]在一个光怪陆离的娱乐世界、影像世界蓬勃兴起的同时，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却急剧地萎缩与衰落了。当大众（也包括数量众多的知识分子）沉迷在传媒打造的日常生活审美途图景、沉迷在去政治化的自我想象和个性想象（“想唱就唱”，“我的地盘我做主”）的时候，真正值得关怀的重大公共问题由于进入不了传媒，而被逐出了“现实”。今天的公共空间充斥着以身体为核心的各种图像与话语，美容院与健身房如雨后春笋涌现，人们在乐此不疲地呵护、打造、形塑自己的身体。这样的结果可能导致一个糟糕的状况：实际上我们目前生活在一个急需争取与扩大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推进公民的政治参与的社会环境里，而大家都在那里津津乐道地关注自己的生活方式，热衷于美容化妆，打造自己合乎时尚的身体。这很有点滑稽与悲哀。有理由认为：在今天，我们最应该警惕和担心的是出现一种没有政治自由而有所谓消费自由的社会。
    我觉得这才是当今中国消费文化、日常生活文化背后隐藏的最严重误区，也就是说，从政治批评角度看，当前中国大众消费文化的真正危害，不是缺乏什么抽象的“崇高理想”、“终极关怀”、“宗教精神”，而是以娱乐的自由、消费的自由取代了政治的自由，以娱乐消费领域的畸形繁荣掩盖了公共政治领域的萎靡，以消费热情掩盖了政治冷漠。[8]对此，大而无当、不着边际的审美主义、道德主义批判是无法把握的。
    因此，真正有力的文化批评不是审美批评，也不是道德批评，更不是宗教批评，而是政治批评。对大众文化做出审美价值、道德价值的高下评判和等级鉴定，并非不重要，但不是文化批评的职责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