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从汇率风波看发展的风险

　　欧阳晓红

　　欧阳晓红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国家，行至特定周期，其经济发展的驱动轮总会面临各式各样的问题和困难，发展是硬道理，但持续发展的风险亦如影相随。

　　从汇率风波到通货膨胀、全球经济低迷，再到“占领华尔街”，国际经济不平衡的本质是什么？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风险较小的可选方案有哪些？全球经济步入了二次探底还是新的危机抬头？研究“动物精神”与“市场失灵”的凯恩斯主义错了吗？在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教授的阐释中，或许我们能找到一些答案。

　　经济失衡的本源

　　经济观察报：你如何看最近的汇率风波？其本质是什么？

　　樊纲：汇率风波闹了那么多年，是基于全球失衡，最重要的是各国国内的不平衡，中国消费太低储蓄太高，美国消费太高储蓄太低，合起来就是这种国际不平衡。

　　问题在于失衡是怎么发生的。中国的贸易顺差是因为储蓄太高，消费太低；如果投资、消费没有全部“花”完，储蓄就会剩一块；而外汇储备的增长，经常项目的顺差其实是一个国家的净储蓄，即在“投资与消费”之后，剩下的净储蓄。

　　中国为什么会发生如此之高——50%左右的储蓄率呢？很大程度是因为在发展的初期阶段，劳动力没有转移完，劳动工资低于劳动生产率，企业的资本回报较高。企业利润高，导致最大的储蓄是企业，而非居民储蓄。

　　那么能否把工资提上去？然后让它（企业利润）消失呢？很多人会想“现在农民工收入那么低，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做呢？”可是这又涉及到发展中国家的根本性问题，如果中国没有一个较高的利润率与投资率，剩下（没有出来）的近两亿农民怎么办？他们不就永远呆在农村了吗？

　　中国近两亿的农民离工业化还很遥远，如果农民新增就业停止，农民不再转移了，他们就永远在那小块土地上耕作，挣那点微薄收入，那麻烦就大了——收入差距无法缩小，社会矛盾就会越来越大，我们也就会被陷在这个社会矛盾的陷阱中了。

　　所以，我们又不能完全让那种利于投资和有利于就业增长的局面消失掉。如果货币大规模升值，企业成本大幅度提高，出口与投资的下降，最后将导致经济停滞。

　　经济观察报：你是在暗示可持续发展的风险？

　　樊纲：的确，某种意义上，这是关于中国要不要发展，以及能否持续继续发展的问题。我们保持“中国的增长快一点”的势头，说到底是为了使就业增长快一点,从而可以早点走完工业化进程，早点把应转移的农民转移出来（当然农民转移也很复杂，涉及城市化等）。

　　显而易见，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失去发展的动力，这正是汇率背后的基本现实问题。

　　所以，我个人一直赞成，不能把这块“额外的增长”消灭掉，绝不能通过汇率大幅度升值把那块顺差全部“消灭”掉，把较高的储蓄“消灭”掉。如果把较高的储蓄与投资，以及高额的就业增长“消灭”掉，那么，中国的发展也就停滞了。

　　经济观察报：事实上，你个人一直主张人民币小幅升值，那样做的好处是什么？

　　樊纲：之所以一直赞成小幅升值是因为其关乎中国增长的问题。人民币不能不动，一个变量不变就“卡”住了；也不能逆市而为——市场要升值，你却非得贬值。问题只是如何升值。从长远看，中国仍需逐步升值，因为我们的竞争力与劳动生产力在不断提高，确实有升值的需要，但只能小幅度升值，中国那样做会有几个好处：

　　其一，我们能继续保持增长的势头；其二，给企业一些调整的余地与时间，中国的一些制造业企业，适应汇率变化的能力比较差，一步到位的升值，大幅度的抬高成本，将令其无从适应。何况，有别于当年的日本（其已掌握新技术），中国尚处发展初期阶段，突然大幅升值，企业垮了，中国经济也会崩溃。

　　所以，从两方面而言，这会使我们的企业有回旋余地，适应汇率的变化，从而逐步“消化”成本，保持增长的条件。

　　然而，坚持小幅升值的办法永远会面临美国人拿汇率“说事”，过一段就来闹一闹。特别是现在美国经济低迷，各种各样的保护主义会更加频繁出现，对此，我们也要有思想准备。

　　其实，发展是国际关系的调整，更是各国利益关系的调整。中国有自身的利益，但也不能不顾国际的平衡，既不能停下来不升值，也不能使我们的发展停滞下来。发展就是在国际关系的不断调整中实现的。其间，会面临各种风险，一个大国的崛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经济观察报：小幅升值带来的升值预期，难免吸引跨境资本的流入，也会影响中国的宏观调控。

　　樊纲：没错，这也是人民币小幅升值不可避免的代价——投机套利热钱流入中国。

　　首先要想清楚我们要什么？机会成本是什么？不这么做，能否容忍大幅度升值后，面临经济形势的“变盘”？难道像日本那样停滞下去？而不进行大幅度升值，也是有代价的，问题只在于比较两种代价哪个更小。

　　现在，中国外汇储备主要增长部分是资本金融账户，而非经常账户。这种资本流入，使得热钱增多，导致流动性泛滥；外汇增加多了，形成外汇占款，带来基础货币的增长。这时怎么办呢？当然就要用货币政策，从数量上控制住流动性，也就是所谓的“对冲”，把货币再锁住一部分，以管理通货膨胀。

　　但另一方面，现在也需要进行外汇管理体制的改革。过去我们不鼓励外资流出，即使现在，宽进严出的观念也没有完全转换。如果能让更多资本“流”出去，中国的外汇储备未必增长那么多。

　　经济学从来就没有免费的午餐，只是代价大与小的权衡。我个人认为小步升值比较好，它的确会带来各种问题，不妨一一去处理：比如面临通货膨胀压力，就去处理通胀；外汇储备太多了，就去想法减少储备，使资本账户进一步开放，允许外资流出等。

　　毕竟，经济学最终分析是做选择，是在都不那么好、都有问题的方案中选出一个相对较好的方法。可以指一大堆小步升值的坏处，但只要承认比其他方案好，那它就是最好的选择。

　　经济观察报：现在外汇储备这么多，能否完全放开居民购汇的限制，让其进行海外直接投资？

　　樊纲：现在的问题是很多居民不愿意持有外汇，他们还在赌人民币升值。

　　实际上，现在对于有着5万美元购汇额度的居民来说，买消费品基本没有问题了，但居民还无法进行海外投资；更主要的是企业仍需强制结汇，包括外汇的使用亦受到限制。个人认为，国有企业的资金一定要限制，国家的钱应该一审再审；对私人企业的钱，国家则不用限制太多。

　　经济观察报：汇率风波事件发生以后，特别美国参议院通过汇率监督改革议案之后，人民币汇率的双向波动性似乎更为明显？你如何看这种变化？

　　樊纲：最近美元在波动，就其波动而言，参考一篮子标准，人民币也应波动。那么，波动的方向是随着市场的变化而变化，则应加大波动的幅度。

　　其次，在目前情况下，顺势而为，适当的升值，也可以稍微升得更多些，但不能光盯美元，要看综合汇率，美元对其他国家的汇率上升之时，实际有效汇率升值较多。

　　而无甚大损害的情况下，人民币不妨顺势跟着美元波动走，在冲击较小时，调整多一些。当然，也要意识到中国在升值期间，怎么让升值的痛苦小些：一方面浮动大一点；另一方面，抓住机会让实际有效汇率多升一点。

　　经济观察报：不久前的央行报告认为，今年上半年经常贸易顺差占GDP的2.8%，某种意义上，这表明中国的汇率已接近均衡水平吗？

　　樊纲：我们尚未跟踪研究中国汇率是否接近均衡。顺差毕竟还很大，难说均衡。当然我们贸易顺差在缩小，到底缩了多少？预计今年全年能占GDP的4%以下，就不错了，现在国际承认的趋于均衡数字是占GDP的4%之下。

　　现在，欧美经济不好，又有“中国能否救世界”的观点泛起。对此，我们可以不予理会，它未必是件坏事，至少我们的升值压力会小点。

　　但这时候，反而更应担心资本的流入。至少有三个原因：西方经济不好，中国投资机会比较多；人民币升值预期；美国利率为零，欧洲可能还得降息，中国的基准存款年利率已是3.25%了，息差如此之大，亦是鼓励外资流入。

　　中国的问题

　　经济观察报：你如何定义中国目前的通胀？是否存在滞胀的可能？

　　樊纲：历史而言，我们目前的通货膨胀水平还比较温和，上世纪90年代曾到过24%，80年代都有17%、18%，2008年还到过8.7%，6点几的通胀率相对并不严重，而且现在正在趋于稳定。

　　GDP9%以上的增长，怎可能是滞胀？这种说法不顾常识。其实，高增长时期很容易出现通货膨胀，中国总体上并没有出现过真正的超级通货膨胀；几十上百的通胀率在发展中国家很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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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这次通货膨胀确实跟前两年的危机有关。那时，为了应对危机，我们出台了剌激政策，包括超发货币，但那也是无奈之策。想想2008年年底，订单一夜就没了，那时还敢不采取措施吗？但凡事总有成本与代价，就像事后有了流动性过剩的问题。处理诸多后遗症，也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

　　经济观察报：你如何看目前的“钱紧”？其中受打击的往往都是中小企业。

　　樊纲：首先得认识调整的必要性，调整总有人受冲击。从11%的GDP增长降到9%，尽管9%还是世界上最高的增长，但失去了2%的增长，难免有人受打击，往往受伤最深的是中小企业。

　　试想，如果谁都不感到“钱紧”，紧缩银根紧在哪里？银根收紧时中小企业资金最紧是全世界通病。我们的问题更严重一些，因为金融体制缺少为中小企业服务的机制，大银行很难为中小企业工作。所以，在调整当中，应该出台一些中小企业特殊政策，作为一种微观政策的补充是必要的。应该加紧发展民营经营金融机构、发展民营正规的金融机构，把地下金融“翻”上来进行监管。

　　其实，在从11%到9%的调整过程中，中小企业受伤并不意外。如果真出现危机，中国GDP回到14%增长，然后再跌到6%，甚至跌到5%，届时恐怕会出现中小企业大规模的倒闭。

　　显而易见，我们现在是“软着陆”。比如调整房地产市场，没有出现倒闭，而是有人被接盘或被兼并了，这说明有价值，企业还能卖出去。及时调整，一部分人受损失，但可以防止大规模倒闭，是风险较小的选择。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房地产市场拐点会在什么时候出现？

　　樊纲：拐点肯定会出现，何时出现我不知道，但无论如何不会出现全国性的大崩盘。政策是在二、三线城市还没有出现大泡沫的时候，就进行了调整，所以我们没有全面的大泡沫，不会出现像美国、日本那种崩盘。尽管有些城市会有拐点，出现房价下降，但也都是正常情况，相信绝大多数二、三线城市不会有大问题，这恰是及时调整的好处。

　　被误读的“凯恩斯”

　　经济观察报：你如何定义目前欧美的经济状况？是新的危机还是二次探底？

　　樊纲：全球而言，始于2008年的那场金融危机并未完全过去，仍有更深层次的问题需要解决。目前不是二次探底，也不是新的危机，而是一次危机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金融部门和私人部门泡沫破掉，经济增长衰退；第二阶段是公共部门债务问题的水落石出。

　　但这些暴露出来的公共部门问题，并非像有的人以为的那样是凯恩斯主义导致的结果，那纯粹是一个长期的问题，恰恰是放弃新古典主义，回到所谓原教旨主义的市场经济，再加上各种形势的“民粹主义”。

　　一个国家持续“三高”（高福利、高赤字、高债务）的最后结果一定是经济崩盘，而一旦出现增长停滞的危机，可能十年都很难走出去。很大程度上，欧美目前的困境是其一直以来“三高”造成的后果，这需要付出历史代价。

　　凯恩斯是我最为崇拜的伟大经济学家；有人批凯恩斯，但批的人并不懂凯恩斯。欧美危机不是因为凯恩斯；相反，凯恩斯在繁荣时期主张赢余，就像美国在克林顿时期是有赢余的；欧美财政长期以来搞入不敷出的社会福利导致他们长期出现赤字，而非短期的调控政策。

　　其实，凯恩斯主张短期波动中，好的时候盈余，差的时候搞点赤字。没有一位真正的经济学家会糊涂到不懂得收支平衡，包括动态平衡。什么是新古典主义？（包括凯恩斯主义）是不相信市场能够自动避免经济危机与经济周期，所以需要搞现代市场经济——一个有监管，有调控，有社保，有法制的市场，而不是没有这些的“原始的自由市场”；在此意义上及时调控，经常保持监管，防止经济的大波大动。但现在有些人还在唱着过去二十年美国人唱的去监管、去调控的老调。美国发生危机了，美国人都回到要监管、要调控的道路上了，我们的一些人还没“醒过味来”，还在批判凯恩斯，他们不懂现在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情，不懂美国几十年的泡沫，造成全世界目前的后果。

　　因此，我们要引以为鉴，经常保持一些调控，以防大波大动，中国在发展的过程中太容易出现百分之十几的泡沫了，不防后果不堪设想。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之前的“好日子”已经过去了吗？

　　樊纲：不是好日子，而是昙花一现的表面光鲜过去了，实质问题还在进一步暴露。危机开始时，我就说过美欧经济可能会有三五年的低迷；而过去一段时间世界上一些人以为危机过去了，盲目乐观了一阵，现在又来大叫什么二次探底。

　　现在美国人在谈论真正复苏需要十年，我可能乐观些，但也认为至少再需要三五年，再加上过去的三年也差不多八年了。实际上，从现在开始的三五年内，美欧经济会比较低迷，持续低增长。

　　不过，我不认为会出现像2008年那样的大危机，只不过是“一个相对长期的、悬而未决的老问题，像幽灵一样在那里时常‘搅局’”。

　　经济观察报：回过头看，你认为目前货币政策是否存在“超调”的风险？

　　樊纲：政策的效果通常有滞后性，有时不见效，结果以为力度不够，于是追加政策，往往又追加太多了，这是一种情况。似乎每个政策作用都不是很大，但叠加在一块效果就很明显。但中国现在是不是这种情况，还不能确定，要再看一下。

　　另外，有人以为宏观政策能解决很多问题，包括调整经济结构，此倾向容易导致“超调”，以为把经济永远压下去，就能解决中国问题。但宏观经济政策只调总量，解决不了结构问题。增长速度压低了，结构上可以同比例地下调，并不能解决问题，一旦反弹，结构可能更差。

　　从经济学基本理论来讲，有多少经济变量问题，就需要多少政策同时“作用”，结构的问题需要结构的政策，通过各种改革来解决，不可能全部靠总量关系来解决。因此，不能赋予宏观经济政策过多的使命。

　　中国的问题不是压得越低越好，而是需要更多的体制改革措施，如果赋予宏观政策太多的职能，就容易产生超调。

　　要想调整结构，需要的是更多的改革，而不是只有宏观政策，包括财政体制、税收体制，社保体制、金融体制等。不要以为宏观政策，特别是一个货币政策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此外，有些人又赋予货币政策过窄的功能，认为货币政策“只管通货膨胀，不管经济增长，不管就业”，这也是错的。世界各国都在追求“就业与通胀”的一个均衡点，所谓菲利普斯曲线（表示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交替关系，通货膨胀率高时，失业率低；通货膨胀率低时，失业率高），即如何在其反向关系中找一个比较好的结合点，从来不是只看一个通货膨胀的指标。

　　美联储的任务是“管理通货膨胀与就业的增长”；欧洲中央银行是以通货膨胀为主，同时也看经济增长；如果我们赋予宏观政策太窄的目标，认为货币政策只管通货膨胀的话，就可能出现经济下滑过多的问题。

　　所以，通货膨胀是要治理，曲线是要往里边移，但是同时也要看到，中国经济不增长也不行。经济学永远是权衡和选择，永远是多样目标，而非单一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