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件夹加密高级版:美日对华经济战的三把刀

　　经济战自古就是敌对国家利用经济手段“和平”地削弱甚至搞垮他国经济实力的一种不流血的战争方式。经济战的“和平”手段并不排斥其成为流血的军事战争的补充手段。

　　我国古代历史上就曾多次出现过经济战。如春秋时齐国管仲策划的经济战，曾成功地迫使鲁国割地。隋朝高炯利用经济战削弱破坏了陈国的经济后，一举灭陈。

　　自世界进入核武器时代，核大国之间的军事冲突便已具有史无前例的巨大风险，甚至有可能导致全人类的毁灭。但恐怖的力量平衡并不能阻止战争得以产生的各种政治经济矛盾的发展，因此各种不流血的战争方式－－冷战（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方面互相交织在一起的全面渗透和破坏）将比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更加残酷更加激烈。而经济战由于直接关系到敌对国家之间硬实力的消长，且能避开巨大的战争风险而削弱打垮对手，因此其具有比军事手段更大的战略价值。也无疑是必不可少的主要冷战方式。俄罗斯的经济灾难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美国自二战后成为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国家，成为世界货币的制造者。为保住这个最具国际经济利益的宝座，美国利用其有利的国际地位，在经济学术思想、各种经济援助、利用国际经济权威机构进行的各类活动、国际贸易和投资等各个方面，并结合政治及思想文化方面的渗透手段，对一切其认为有必要的国家和地区进行无孔不入的经济渗透、误导和破坏，以确保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能成为（将来）可以威胁到美国世界货币制造者的王位，并确保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符合美国的利益。为此，美国以其所谓“华盛顿”共识及其所主宰的“全球化”误导了世界上许多国家发生经济灾难，使拉美、俄罗斯等各国经济实力受到毁灭性打击。又支持国际金融投机资本制造东南亚大规模的金融风暴，重创了东南亚各国经济并殃及韩国、日本。（只是因我尚有较严格的外汇管制政策，东南亚金融风暴才被阻隔于国门之外。）

　　如一旦丧失世界货币者的地位，美元将因需求减少而大幅跌落。美国将因此而发生重大的经济灾难。美国大量的土地、不动产、优秀企业及大学等学术机构都将被外国人以极低的价格买走，然后发生恶性通货膨胀和银行倒闭风潮，接下去由全面的金融危机引发全面的经济危机（类似俄罗斯和东南亚曾发生过的经济灾难）。为避免这样的经济灾难，只有两条路可走。

　　其一：千方百计使世界上所有较大的国家或经济实体在长期的发展速度上慢于美国，在经济规模及实力上永远赶不上美国。如竞争不过他国就对其破坏之。

　　其二：在第一条路（即在长期发展速度上快于其它国家）走不通时，将凡是有可能与之竞争第一经济强国的大国分裂成若干一亿人口以下的国家。使其经济实力不论如何发展，也不能构成对美第一经济强国地位的挑战。

　　明白了以上两条美国维持其永久第一经济强国地位的必由之路后，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总是热衷于破坏他国的经济发展。 更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总想分裂大一点的国家。这对美国维持其第一经济强国的地位及建筑在这个地位上的世界霸权，避免美元被赶下世界货币的宝座而发生重大的经济灾难，实在是其生死攸关的事情。

　　经济战从来都是和其它方面的冷战渗透手段结合在一起使用的，若无政治、思想学术、文化等多方面渗透的配合协助，任何最阴险经济战图谋恐都难以对一个主权国家的经济政策进行误导而奏效。因此国家经济安全问题虽有时看起来只是国内的经济政策问题，但其实质却往往是国与国之间的经济战。

　　另一方面，只有法纪废弛腐败盛行的国度才会在其对外部世界的经济开放和交往中于内部形成一个靠出卖本国利益而牟利的买办集团，这个特殊的利益集团是外敌经济战及财富“掠夺”的最好帮手和合作伙伴。经济战其实就是利用对方内部的弱点最大限度地削弱其经济实力。而法制健全的国家内部的弱点必定要大大小于法纪混乱的腐败国家，因此，只有法纪健全的国家才有可能对法制混乱的腐败国家发动成功的经济战。古时如此，当今如俄罗斯、东南亚、拉美也都是因其内部的弱点而被算计。中国也是如此。

　　由于目前我国已成为美、日谋取世界霸权和亚洲霸权的最大障碍。因此，美、日等国除支持其在华金融资本对我进行商战外，还明显具有对我进行经济战的战略企图。这种经济战不仅以利己为目的，而且还有利用经济手段，兵不血刃彻底削弱打垮对手的战略目的。

　　俗话说“防人之心不可无”，更何况亡我之心不死之战略敌国。商战和经济战都企图削弱打垮对手，并乘人之危取得控制地位。商战虽也损人，但其基本目的在于利己。而经济战虽也追求现实利益，但其基本目的却在损人（不流血的战争），并把最大限度损害对手当作自己最大的战略利益。二者基本目的虽有不同，但不过是所追求利益现实与深远之区别而已。尤其金融投机资本，其残酷本性与战场仇敌生死相搏毫无区别。因此其与经济战手段往往有相似之处，二者也往往为共同的利益勾结融合在一起。东南亚金融危机时，美国政府对索罗思的支持和辩护就是这二者勾结最好的证明。　　

　　二. 对华经济战的三把刀

　　美对华经济战实际上从93年6月邓小平病重不能理事就正式开始了。日本在其中起了极坏的作用，可以说是美国的帮凶和同谋。迄今为止，这场经济战共有三把刀。前两把我们已结结实实挨上了，造成了我两大财富黑洞。

　　第一个财富黑洞是误导我实行错误的宏观经济政策造成94－98年持续五年的严重经济衰退损失至少4万亿人民币。{2.8万亿的银行呆帐中，估计真正损失掉的财富约为2万亿元，其余8千亿元为经过努力可追回的贷款加上地方政府为虚报政绩多缴税而向银行借的款。而社会自有资金的损失一般不会低于银行贷款的真正坏帐损失，因此估计因错误的宏观经济政策而造成的社会财富的损失（包括银行贷款和社会自有资金）约为4万亿元。其所对应的物质财富的损失则包括大量积压损毁的商品，闲置报废的生产能力和设施，亏损、破产的企业资产，廉价卖掉的土地、商品、建筑物、企业和无形资产，因失业而损失的工作时间等等。虽然银行的坏帐都被剥离冲销了，但这个财富黑洞却不会因此而消失。}这是其对我经济战的第一把刀。

　　（美在国内实行的对付通货膨胀的政策与误导我实行的反通货膨胀政策完全相反，居然有我宏观调控应得“诺贝尔奖金”之说。我十年货币政策完全用反了，对付通货膨胀和其后通货紧缩的货币政策都是完全错误的，与美国内政策完全相反。税收政策也与抑制通货膨胀的要求及美国的国内政策完全相反[注]。农村重新贫困，企业倒闭，失业下岗，我们的两极分化其实主要不是正常经济发展的自然产物，而是经济发展出了问题的产物。银行和金融机构大量坏帐，通货膨胀持续两年居高不下。几乎所有非垄断性的经营单位都在垂死挣扎，“动是找死，不动是等死。”都是短期行为，哪有余力顾及技术研发。

　　而趁中国经济萧条的机会，美国不失时机地使原主要依赖国内市场的中国经济变为严重依赖美国市场。外汇储备也都放在美国购买美政府债券。使中国经济的发展完全符合美国的利益。）

　　第二个财富黑洞是主要由国企私有化等腐败造成的大约3000亿美元的资本外逃，此外还形成了比这大数倍（还未逃出去）的资本外逃源泉。在有俄罗斯前车之鉴的情况下误导我国企私有化则是其对我经济战的第二把刀。

　　这里最关键之处是不分青红皂白撤销了国企的所有上级管理机构。厂长、经理们从此都自由了，几乎已完全没有了外部的监督和制约因素。然后又强令所有的国企（包括赢利企业）必须完成指令性的下岗指标（古今中外绝无仅有），彻底清除了企业内部的监督因素。而后在完全没有了监督和制约的条件下，不顾俄罗斯的前车之鉴，全面推行私有化改革。这是得到美国政府鼓励的。这里最关键的因素就是撤销了国企的所有上级管理机构。这个时候即使不搞私有化，厂长经理们通过关联交易资本运作，也能逐渐将国企财产装进自己的腰包。有些地方政府总是将国企视为包袱，不是想溅卖给厂长经理就是想溅卖给外资。这里除了有严重的腐败因素外，约束不了厂长经理们的监守自盗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国企最重要的问题是应有一个国有企业管理局而不仅仅是资产管理局，不但要管资产，而且要管人，监督日常经营，指导规划产业技术发展。）

　　这两大社会财富黑洞共计约7万亿人民币。（如考虑到这两大财富黑洞会有一些重合的部分，超过6万亿人民币的财富黑洞也应是只多不少。）两把刀之后，我们还没死，这三年又有较大发展。因此紧接着两把刀后，又有第三把刀杀了过来。这第三把刀，就是压我诱导我尽快与国际金融接轨。开放金融业，取消外汇管制，放开内外资本市场投资限制，诱导我开设股市和外汇市场期货等金融衍生产品等等。其目的是既要我资本外逃经济失血更快更便捷，又要方便其从外至内的金融掠夺吸血。总之是要使我金融对外淌血更有“效率”。以造成我重大经济灾难，得手之后再乘人之危以极小的代价全面控制我金融和经济命脉，使我中华民族永世不得翻身为战略目标。这第三把刀更为致命更加凶险。可以说，这是当前我面临的所有危险中最致命最紧迫的危险。重大的经济灾难所引发的社会动乱其剧烈程度无疑远远超过一切“颜色革命”，（如阿根廷的经济灾难使其政权频繁更迭，短期内就换了五位总统）。尤其危险之处在于我们面临敌人阴谋已日渐得逞，其意图已日益暴露，并很快就要痛下杀手“收官”的今天仍毫无经济战防范意识。况我已在经济战中吃了大亏，且又有俄罗斯、拉美、东南亚等国遭美国经济战算计前车之鉴，若此时仍不能及时省悟而制止敌所指引的自杀性金融和国企改革，等待我们的就只能是无情的崩溃和彻底的毁灭！

　　目前，美、日等与我敌对国家经济战之阴险目的正隐藏于支持国际金融资本利己的商战企图中。我若以君子之腹度之为仅一般商战利己之心，而疏于防范其经济战阴险意图，则必重蹈俄罗斯、东南亚之覆辙。　　

　　境外金融资本已大量涌入我资本市场，对我金融安全产生极大的威胁。这些投机资金在条件具备时的恶意冲击将比东南亚金融风暴更具破坏力。这些条件是：

　　1．外汇管制失效。（开放内外资本市场市的期货市场交易。（目前证监会及央行、外汇管理局正在全力推动。）

　　3．股市全流通后外企A股上市。（外企及其它外资脱离风险的撤出通道，目前已基本具备。）

　　目前只差正被有关管理部门积极推动的汇市和股市的期货交易了，一旦此条件具备，类似东南亚的金融风暴便在劫难逃。由于我已存在资本外逃3000亿美元及94－98年错误的宏观经济政策（紧货币高税率）损失4万亿人民币两大财富黑洞，因此一旦国际金融投机资本有条件对我进行恶意冲击，其所造成的经济灾难将比东南亚金融风暴更为惨重！

　　现在，产生如俄罗斯和东南亚经济灾难的所有条件都在稳步而迅速的向我们走来，并且都是通过我们中国人自己在推动着。

　　索罗斯目前已参股海南航空和新华航空,其真实意图难道是老老实实投资？按他以其“职业道德”所自辩：“苍蝇不叮无缝的鸡蛋。” 何况我金融领域法纪松弛，漏洞百出，腐败盛行，监管不力，再加上那么大的外汇及财富黑洞，如此漏洞黑洞，岂止小缝？哪个苍蝇不眼红？又当招来多少苍蝇？若此类投机资本在条件具备时对我恶意冲击，难道不正中美国政府下怀而获其鼓励支持？其实美、日等国政府频频施压促我金融尽快与国际接轨，正是在为索罗思之流施展手脚创造机会，以利用彼之商战施行己之经济战。

　　下面谈谈我们当前被敌人诱导并利用的主要金融风险：

　　三.金融安全几个应注意的要点：

　　1.国内的流动性和对外一定程度的封闭（通向外部的血管）

　　一国经济若要有效率，必须有较高的流动性。丧失流动性的经济是死住的经济，就像我们93年6月宏观调控以后至2002年，近十年周转速度极慢。

　　但如在我高速运转经济肌体中装上通向外部世界的血管，我经济肌体高速运转的效率就将成为对外淌血或被外抽血的“效率”。这些通向外部的血管主要包括：

　　A.取消外汇管制，这是通向外部的主要血管。

　　B.外资控股银行开办人民币业务，因对其外汇和我本位币兑换事务难于监管，因此可绕过外汇管制，形成一条联接外部的血管。

　　这两种通向外部的血管都是既方便由内向外淌血又方便从外向内吸血。

　　C.而对内开放境外资本市场（QDII）和对外开放国内资本市场（QFII）则是力图（通过装几条小血管再将其扩大）突破外汇管制。

　　D.外企在已全流通的A股上市，将使外资在生产资本形态上的原自有资本逐渐变现撤出而又不影响其继续经营赚钱。虽未能使其原自有资本直接变为外币而只转变为人民币，但毕竟可使其最不容易变现撤出的生产资本变成了货币形态的人民币，接下去再将其弄出境外即可（这在电子货币和互联网时代其实并不太难）。因此，这条实业外资的撤出渠道也是一条通向外部的间接血管。

　　由于我现在的法制环境，所有通向外部的血管只能是以我单向失血为结果。

　　由于2003年以来我新一届国家领导人未再继续以前错误的货币紧缩政策，使我过去几乎窒息的经济又重新活跃起来，流动性也大大增强。美国等已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以诱导我实行货币紧缩政策来抑制我经济发展，于是便压我金融对外开放，力图使我产生效率的国内流动性成为对外失血的流动性。

　　因此，我国的经济当前只能是在保持和提高国内流动性及其所产生的效率的同时，对世界金融保持一定程度的封闭隔离。

　　2.关注以小博大的经济杠杆

　　欲提高我金融对外淌血的“效率”，不管是经济战还是被其利用的国际金融资本的商战，都要尽量利用经济杠杆以小博大。其形式主要有：1.控制银行等金融机构。2.利用期货的杠杆效果，尤其是对宏观经济至关重要的资本市场（股市）和外汇市场的期货。

　　四.外汇流失－－经济对外失血的主要方式

　　－－大量丧失外汇将引发惨烈的金融和经济灾难

　　外汇与其它物质财富共同构成本位币所对应的具体财富内容。

　　作为硬通货的外汇是世界货币，是世界上所有人一般欲望的具体体现，具有世界范围的流动性，也因此是财富流出（外逃）或被外人掠夺的主要内容，即经济失血的主要内容。

　　外汇虽在国内不能流通，但由于是世界货币及其有着与本位币的兑换比率，外汇与国内商品也存在（间接的）等价关系。

　　因此，外汇财富若大量流失，则失去的不仅是外汇，由于大量丧失外汇会引起本位币（与外币兑换）汇率的大幅跌落，所以还会再丧失其它国内物质财富。即下面所说的财富的第二波流失浪潮。也因此容易引发恶性通货膨胀和银行挤兑风潮，并由金融危机发展为全面的经济危机。当今世界上最严重的经济灾难一般都是外汇出了问题。如：拉美、俄罗斯、东南亚等。　　

　　因此，外汇问题，是否（会）有大量流失外汇财富的出血口，应该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首要问题。

　　凡是其本位币可与世界货币自由兑换的国度，若法制不完善，经济秩序混乱，尤其是社会腐败到权势者和管理者大模大样地盗窃社会财富人们已习以为常时，就必然会发生社会财富不断变为世界货币大规模逃出国境的现象。当一国以外汇的形式逃离的财富达到一定规模时，外资自然也会因感到风险而远离该国。若外汇流失超过一定程度，就会引发金融和经济危机。俄罗斯和拉美的经济灾难就是这种类型。

　　此外，如前所说，如果不仅本位币与世界货币可自由兑换，而且还有外汇和股票的期货市场，具备这三个条件的国家或地区，期货市场巨大的风险便可能同时光临对宏观经济具有关键作用的汇市和股市。从而发生如东南亚金融风暴那样的国际投机资本掠夺性恶意金融冲击，在短期内被“掠”走大量外汇财富。

　　俄罗斯和东南亚的经济灾难其性质是一样的，都是财富以硬通货形式大规模流失导致货币金融体系的崩溃并继而引发惨烈的经济危机。不论何种原因，丧失外汇形式的财富达到一定程度，都会引发金融和经济危机。因为凡大量丧失外汇而引起的本位币兑换外币汇率的大幅跌落，都会导致财富的第二波流失浪潮，即大量国内商品和民族企业被（此时具有巨大交换价值的）外币的持有者以难以想象的低价买走。（由于财富是以外汇的形式流出，而国内具体的使用价值财富依然存在，因此本位币币值的大幅跌落会首先表现在与硬外汇的比价上，然后才波及到其它具体商品。）因丧失大量外汇财富而引发的经济灾难既有包括银行金融系统在内的大规模公司倒闭及严重的失业，也有恶性通货膨胀。这样的通货膨胀其实与货币政策的松紧无关，而是财富流失导致的必然结果。由于商品的交换价值取决于人们的现实意愿和欲望，而人们对未来的信心对他们的意愿和欲望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又由于现代经济是建立在人们现实欲望和意愿基础上的资源充分利用并高速运转的“效率经济”，（不仅能放大效率，而且更能放大风险。） 因此以硬通货形式大量丧失社会财富而引发的金融和经济危机，由于人们信心的崩溃和“效率经济”的放大作用，其损失也必然数倍甚至数十倍于最初引发危机的那些流失财富。总之，以硬通货形式大量丧失社会财富而引发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它的“杀伤力”足以使一国的经济实力损失大半甚至十之八、九。东南亚、俄罗斯和拉美一些国家的灾难都证明了这一点。

　　五．必须坚持并重新严格外汇管制政策

　　有人不禁要问：为了防止经济灾难就要永远自我封闭吗？世界上许多国家尤其是发达或半发达国家都是开放的，为何单单我们要与国际金融隔离呢？

　　这是因为我国目前特殊的法制环境及因此而产生的财富流失源头及出血口，以及巨大的财富黑洞和特殊的国际国内形势，决定了我们必须扎住向外淌血的血管，与国际金融保持一定程度的隔离。具体分析如下：

　　1.我们的法制环境目前既不能杜绝产生大量非法收入形成资本外逃的源泉，也无法在金融放开后保护我免遭外来金融资本的恶意冲击和控制侵食。恰恰相反，正是由于我们法制环境的缺陷，才造成了我们巨额的资本外逃源泉。并造成我们今天空前严重的金融风险。这是当前我们必须保持与国际金融某种程度隔离的主要原因。

　　2.再说我们的财富黑洞，由于我已存在94－98年错误的宏观经济政策（紧货币高税率）造成4万亿元的巨大物质财富损失，及资本外逃约3千亿美元的巨大外汇财富损失，这两大财富黑洞不小于六、七万亿人民币。

　　资本外逃超过3000亿美元流失外汇财富黑洞，形成我极易引发货币金融危机的隐患，国企私有化及其它腐败形成的数万亿（甚至十几万亿）非法收入，则形成资本外逃的巨大源泉和内在动力。（俄罗斯的资本外逃是边产生非法收入边换成外汇逃出境外，我国则是大量非法收入因外汇管制政策阻隔一时难以完全逃出而憋在国内。一旦外汇管制的安全堤坝坍塌，资本外逃则将如决堤之洪水迅猛异常，因此其导致经济灾难所需时日必定要短于俄罗斯。）

　　而境外投机资金在具备一定条件时可发动的金融冲击，则将形成外部强大的“吸血”效应。如果由于我继续大量流失外汇财富而引发了金融危机，超过六万亿人民币的已有财富黑洞加上继续流失的大量财富将会使恶性通货膨胀和银行挤兑风潮届时更加猛烈，其导致的经济灾难将比俄罗斯和东南亚更具毁灭性。这种可怕的前景将会使我们的民族至少再倒退一百年，因此也是美、日等国梦寐以求的经济战目标。

　　在所有控制金融风险的安全阀中，外汇管制政策无疑是最简单也是最后一道安全闸门。只要这最后一道闸门继续有效，资本外逃就难以形成引发经济灾难的洪流，并能阻止国际金融投机资金的恶意冲击。因此，坚持并严格外汇管制政策对我金融乃至整个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都具有最为关键的巨大作用。　　
　　只要我国还存在严重的腐败问题及由此而产生的资本外逃源泉，只要松开这道闸门后就无法抵挡境外投机资金的恶意冲击，这道闸门就绝对有着生死攸关的巨大安全价值。而一旦在条件不成熟时放开外汇管制这道安全闸，就如同以割破动脉的方式“对外开放”，将我贫弱肌体的宝贵鲜血输送给那些早已肥得流油的资本过剩国。这对中国是生死攸关的动脉大出血，对世界也是一场大灾难。

　　尤其是目前，我真正有效的反腐斗争还未展开，任何放松外汇管制的措施都将使我即将展开的反腐斗争成为驱赶资本外逃的自杀之举。因此，当前外汇管制政策不是应否放松的--为了能有效地消除“接轨”隐患，为以后能更全面的接轨而创造必要的安全条件。

　　而当前一些人以目前外汇储备状况为理由对外汇管制政策的种种非议则完全是毫无根据似是而非的谬论。当前外汇储备存在的问题不是多与少的问题，而是其结构和使用不合理的问题。如：为何将外汇储备大量保持在其长期趋势注定要贬值的美元，尤其是对国家安全风险极大的美元债券形式上？为何不将其保持在注定要升值并重回世界货币宝座的黄金，以及其它货币形式上？等等。

　　六.外资大举进入我银行金融系统

　　金融是社会经济运行的核心，银行是金融的核心。银行的自有资金有8％即可，而占自有资金一半以上即可控股。因此占银行资产的4％以上不但可有20倍以上杠杆效果，而且其控制了庞大社会存款等于掌控了国家的经济命脉。 核心命脉若被他人控制，则经济主权和宏观调控能力皆失！害莫以此为大！若非丛亚平的揭露，金融休矣！国家经济命脉休矣！

　　引用文章：

　　“从一幅不甚清晰的全球治理图景中可以看出，倘若跨国巨头掌握了市场占有率极高的国有银行，有着顽强储蓄传统因而储蓄也特别丰富的中国，就可能成为跨国公司在全球进行资金配置的一个主要的储蓄抽取地。这就好像中国城市对中国农村的抽取一样。如此，中国就随时可能成为全球版图中的凋敝乡村，成为全球资金流动的候补受害者。袁剑分析，金融作为一种工具，具有极强的财富分配功能，在这种全球性的财富分配游戏中，中国除了某些顶层阶级在最初的出售中可能受益之外，其他阶层的在食物链中的位置可想而知。事实上，中国纳税人在与国际金融资本的第一场博弈中已经受到损失，因为他们对国有银行数以万亿计的注资，已经部分被跨国金融资本通过参股方式轻而易举地收入囊中。如果跨国资本与权贵资本携起手来，进行一场超越国界的合谋，中国未来的命运就值得担忧了。”

　　“上海某银行会计学博士骆德明认为，境外资本入股中国金融企业，除了追逐利润这一资本的本质特性外，其更长远的目标是要控制中国的金融企业和金融产业，最终达到控制中国经济的目的，从而瓜分中国的经济资源及其所创造的财富。有关专家指出，根据外资金融机构常用的策略，可以粗略模拟出他们在中国本土攻城略地的“路线图”。 　　第一步，小比例参股，进入董事会，了解被投资企业情况，同时了解和掌握所在行业趋势和市场状况。 　　第二步，通过增资或收购等途径把持股比例提高到离控股国内金融企业仅有一步之遥的某个临界点（或直接控股）。 　　第三步，通过外资所在国的政府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借助中国经济的上升周期，迫使人民币进一步升值，使外资机构所持有的人民币资产（中国金融企业股权）升值。 　　第四步，人民币持续升值导致出口逐步下降，而国内需求因财富外流却难以提高，最后导致宏观经济环境逐步恶化。 　　第五步，在中国宏观经济环境逐步走向恶化的过程中，人民币汇率已经处于高位。此时，外资机构通过政府组织和其他手段要求中国开放资本账户，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 　　第六步，在人民币可自由兑换的情况下，伴随中国经济增长周期一路持有的股权不仅分红丰厚、而且得到股份增值和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双重收益，他们通过金融企业上市减持股份，并把投资和利润兑换成为外汇撤离中国。 　　第七步，当这种撤离行动变成一种一致行动时，人民币不得不大幅度贬值，国内金融危机爆发。 　　第八步，利用金融危机和人民币贬值之际，境外机构把外汇回流回来再兑换成人民币，并进一步增持或收购中国金融机构股份，达到控股目的，完成对中国金融业的进一步控制。经过一系列的有序进攻，大部分中资金融企业将变成外资金融机构在华的分支机构。 　　如果外资金融机构像血管一样深入到中国各个产业的肌体之中，它们可利用金融资本控治国内产业资本，并参与社会财富的分配和转移；中国大型金融机构的董事会里都有境外的金融机构的代表或董事，国内企业的任何国际并购活动都可能通过银行的渠道透露到国际市场或竞争对手一方，中国企业的一举一动都处在竞争对手的监控之下；外资机构还可将其全球金融市场上的金融风险通过关联交易和衍生工具转移到其控股的中国金融企业之中。从而，达到国际金融资本在中国开疆拓土的最终目的：转移风险，收获利润，掌控经济命脉。 ……　　　　2007年以后，中国银行业将对外资全面开放，届时进入中国的银行将更多地以独资银行的形式存在，必然包括当前的这些境外战略投资者自己所设立的各个嫡系分支银行，这些战略投资者银行的嫡系分支将和它们在中国参股银行的旁系分支发生面对面的争夺，包括市场和高端客户群。境外战略投资者将自然会通过各种渠道把参股银行的优质客户群提供给其嫡系分支机构，外来战略投资者当然不会无保留地把中方想得到的先进管理经验等东西提供给所参股的中资银行。如果外方不能取得相当的控制权，肯定不会尽力地改善中资银行的管理和效率的。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研究生刘崇献指出，外资银行利用打入中资银行内部的机会，将掌握中资银行的核心信息和弱点。

　　外国某银行一位经理私下对他的中国朋友说，现在许多中国大银行都有外国银行或公司入股，并进入董事会，了解中国银行的机密和各种资金动向、客户资源等，这会让中国非常被动。” 这说明外资目前虽未对我国有银行控股，但也占到20％左右。其风险弊端依然非常巨大。

　　如境外独资银行大举进入再开办人民币业务，等于是在我经济肌体中装上一条通向外部的出血管。既便于我资本外逃又便于其吸血掠夺。外汇管制政策就将彻底失效。因此境外独资银行大举进入并开办人民币业务，应该是在我外汇管制政策可以彻底放开而不再存在经济安全问题之后。(未完)

七.开放内外资本市场投资限制（QDII与QFII）的巨大金融风险：

　　央行及外汇管理局等部门正大力推进境内资金投资海外资本市场（QDII）和对外开放国内资本市场（QFII）。双Q的迅猛开放将直接产生以下三个方面足以致命的巨大金融风险。

　　一．外汇管制政策将因此而基本（甚至彻底）失效。我从此不再有能阻挡资本外逃与阻挡国际金融投机资本恶意冲击的安全堤坝。

　　二．由于外汇管制政策失效，资本外逃势将形成不可阻挡的洪流。仅此一点，不出三、五年就足以引发俄罗斯1998年那样惨烈的金融及经济灾难。

　　三．境外金融资本大量涌入我资本市场将对我金融安全产生极大的威胁。

　　由于我已存在两大财富黑洞，这些投机资金在条件具备时的恶意冲击将比东南亚金融风暴更具破坏力。

　　QDII与QFII交织在一起大大强化了叠加在一起的双重灾难

　　 前面已说过，双Q的实质是力图（通过装几条小血管再将其扩大）突破外汇管制。

　　从表面看，内资进入国际资本市场（QDII）与外资进入我国内资本市场（QFII）似乎对等开放，外汇有进有出也并无储备总量大减之虞。但在现阶段，不论对内放开境外资本市场的投资限制，还是对外开放国内资本市场，二者仅有其一都将是灾难性的。前者自减外汇储备产生俄罗斯资本外逃类型的经济灾难，后者在为产生类似东南亚金融风暴的经济灾难创造条件。而二者同至则双重巨大灾难交织在一起，其综合破坏力将远大于二者的简单叠加。

　　开放QDII所发生的大量资本外逃与开放QFII国际投机资本大量进入这两种交织在一起的巨大危险，却因其外汇流动的方向相反，使我外汇储备总量不减（甚至反增）而将其危险掩盖。央行和外汇管理部门甚至以此（外汇储备不减反增）为理由更加不遗余力地推动QDII。而正因此种危险被掩盖从而使其更加危险，因此而导致的经济灾难无疑将具有更大的隐蔽性、突然性和破坏力。令我防不胜防。

　　QDII所引起直接间接的资本外逃，损失的是我们自己的财富。而QFII所流入的外汇却是他人的财富。即我们流失外汇财富的黑洞是以他人的外汇掩盖着。如果QFII流入的外汇大大小于QDII帮助的资本外逃，盖不住这个黑洞，则不出数年，在国际投机金融资本还未来得及对我恶意冲击时就很可能发生俄罗斯资本外逃类型的经济灾难。国际金融投机资本及其它外资在这之前（通过全流通的股市等渠道）也会大量撤出以规避风险，从而提前引发金融货币危机并对其推波助澜。而如果QFII流入外汇相当于甚至大于QDII产生的资本外逃，外汇储备总量虽不会发生大的变化，但其结构及所有者变了。随着双Q的继续发展，我外汇财富的黑洞会越来越大，也越来越依赖流入的国际投机资本的掩盖。这些流入的国际投机资本在一番兴风作浪（卷着更多的外汇财富）撤出后，就会完全露出我们流失外汇财富的巨大黑洞而引发货币金融危机。因此不论是QDII帮助的资本外逃，还是QFII进入的国际投机金融资本的恶意冲击，二者不论哪个首先引发金融危机，二者的破坏力都会结合在一起造成更加巨大的灾难（1+1远大于2）。

　　八.应立即停止外企及其它外资A股上市的推进计划

　　一旦外企在A股上市，其在中国的经营风险就全转给了中国人和中资机构。这样外企既可利用我廉价的劳动力赚大钱，又可利用中国人的钱从而彻底甩掉风险。他们不是作为A股市场的投资者而是作为A股市场的融资者（股票供应者）去吸收中国人在A股的投资。其相当一部分原自有资本因被替换为中国投资者的股本而可逐渐撤出中国，因有境外投机资本继续涌入，这部分（以外汇的形式）撤出的外资可能并不会显露出我外汇储备的显著变化，即外汇储备总量由于境外投机资金（因我金融不断对外“接轨”）的大量进入掩盖了实业外资的大量撤出。外汇储备总量可能变化不大，但其结构变了，实业外资所占比例日益减少而投机外资则日益增加。最终我外汇储备中投机外资将大大超过实业外资。这时，类似俄罗斯和东南亚的金融风暴及随后引发的全面经济危机就难以避免了……。

　　外企在全流通的A股上市，可使其在感到风险的时刻从股市套现撤出资金，也就是使其具有了一条宽敞便捷的撤出通道。而全流通却正是外企A股上市的前提和前奏。

　　随着国际金融资本不断进入我银行金融领域，及我金融领域不断与国际接轨，外汇管制政策即使不正式废除也会有名无实；不但资本外逃规模会更大，而且为国际金融投机资本的恶意冲击创造了一切必要条件。而当实业外资A股上市后不断变现撤离并因此而大大改变了在华外资的结构（使投机外资大大超过实业外资）时，不论是剩下的实业外资因感到风险而从己全流通的A股市场撤离中国（带走大量外汇），还是境外投机资金在我外汇和股票期、现货市场同时进行恶意冲击，卷走大量外汇形式的财富后撤离（类似东南亚金融风暴），我外汇储备都会突然大幅下降，这时就会露出资本外逃数千亿美元（恐怕届时已远远超出三千亿美元）的大窟窿。此时人民币对美元等外汇的汇率便会大幅下跌……。恐怖的金融灾难于是降临！　　

　　这就是A股全流通及接踵而来的外企A股上市将产生的巨大金融风险。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1.使实业外资大批撤离并改变实业外资和投机外资的相对比例，从而造成极易发生金融危机的危险形势。 2.在金融危机来临之时或在这之前，使（A股上市的）实业外资和金融外资能够迅速撤离。

　　即便我在实现A股全流通后不开放在华外企A股上市，外企（包括金融业外企）仍可通过与我合资的方式“曲线进入A股”融资撤资。

　　只有立即停止正酝酿推出的外企及其它外资A股上市计划，才能使已实现全流通的股市不会成为外企的撤出通道和境外金融投机资金兴风作浪之处。为防止外企通过与我合资方式“曲线进入A股市场”融资撤资，对实行全流通的个股，应明确规定合资外方不得撤出资金。

　　由于长期以来我管理层不注意保护投资者利益，而仅把股市当作融资的摇钱树，致使股市今天已几乎丧失了融资功能。在此情况下被榨干了的股市又如何能再承受为外企融资的重负？因此，外企A股上市至少在我金融领域已作好全面对外开放的准备之前，于近几年之内完全不应予以考虑。

　　九.不能搞股市和汇市的期货期权等衍生产品

　　由于股市和汇市对宏观经济具有的关键性作用，股市和汇市的期货就成为可利用20倍的杠杆掀起股市和汇市巨大波澜并发展为猛烈的金融风暴的工具。东南亚的金融风暴就是如此。

　　凡期货交易都是为规避现货交易者的风险，这些风险（及由此产生的利益）则完全由期货投机者承担起来。由于有手续费，期货的风险总是大于其规避的风险。如再考虑机会成本的因素，则产生的风险更是大大超过规避的风险。

　　如用于期货投机的资金完全是投机者的自有资金，是他们用自己的钱在为社会承担风险并因此而获得利益或亏损，这对社会经济无疑是一个好事。但目前相当大一部分期货投机资金是银行及金融机构的贷款，（在我国还有国企资金，）即这些期货投机的风险最终还是由社会承担，而且是社会经济最核心最敏感也最脆弱的金融系统承担。因此，当今的期货交易带给社会的风险已远远大于其为社会承受的风险。

　　在期货交易的内容上，商品期货对商品的流通和生产比金融期货更有实际意义。（而即将重据世界货币宝座的黄金，其期货交易不能算作一般的商品期货，而应视为金融外汇期货。应将黄金纳入外汇管制政策适用范围而禁止其期现货交易。） 但即使是商品期货交易，也必须是在隔绝了金融系统贷款及国有资金进入（即完全由投机者个人承担风险）的条件下，才对社会经济有积极的意义。

　　而金融期货方面，由于股市已全流通，管理层因此积极筹划推出股市的期货交易。此举大大增加了金融风险。

　　股市的期权期货只能有利于空方打压股市，并掀起更大幅更频繁的股市波澜，其对资本市场的发展完全是一种消极的破坏作用。而股市作为主要的资本市场，又是整个国民经济中最敏感的晴雨表，股市的动荡必将对宏观经济产生严重消极影响。因此，即使我金融与国际接轨后，也决不能搞股市的期货期权。更何况放开外汇管制后，股市（还有汇市）的期货期权将使我受到国际金融投机资本的猛烈冲击而发生经济灾难……。

　　汇市的期货期权交易则是为规避汇率风险而产生，由于金融期货本身的特点及很难避免的银行金融业实际上的混业经营，汇市期货期权目前不仅和其它一切期货一样为社会制造的风险远远大于其为社会分担的风险。而且与本位币与外币的自由兑换及股市的期货期权一起构成可使境外金融投机资金得以恶意冲击的三个必要条件。（这三个必要条件加在一起则构成可能发生金融灾难的充分条件。）

　　我目前的所谓汇率风险，完全是我刻意要搞与国际接轨而放宽波动幅度的“汇率形成机制改革”造成的。即我们自己的“接轨改革”造成的风险需要以产生更大风险的（汇市期货）改革去规避。

　　鉴于汇市期货期权的巨大风险，因此目前对其应与股市期货期权一样，决不能考虑推行。只要我们刻意保持汇率长期缓慢而可预测的平稳变化，就不存在汇率风险。即我们可使人民币汇率每年保持小于2％的平稳升幅，以其变化的可预测性来规避社会汇率风险。（每年不大于2％的人民币汇率的平稳升值，可使货币投机者无太大利益和兴趣。） 这样虽不一定能完全避免（未来的）社会汇率风险，但也会有相当效果。况所剩些许社会汇率风险毕竟只是微观的个别风险，不值得为其再制造汇市期货期权这样巨大的宏观社会风险代价。

　　即使将来我消除了金融与国际接轨的所有重大隐患而真正实现金融对外开放，汇市的期货期权也应是在能保证阻隔银行金融系统贷款及国企资金进入的条件下才能实行，否则仍有重大的社会风险。
　　而股市的期货期权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弊大于利的巨大社会风险。因此，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永远不应沾惹这个倒霉鬼。

　　西方其它一些五花八门的金融衍生产品绝大多数已与商品流通和生产无关，只是在为投机者规避风险提供炒作工具。其对社会造成的风险都远远大于其所规避的社会风险。对此我们切不可盲目模仿效尤，以垃圾为宝。
　　

　　十.外汇储备的结构和使用问题

　　而当前一些人以外汇储备过多为理由对??备存在的问题不是多与少的问题，而是其结构和使用不合理的问题。如：为何将外汇储备大量保持在其长期趋势注定要贬值的美元，尤其是对国家安全风险极大的美元债券形式上？为何不将其主要保持在注定要升值并重回世界货币宝座的黄金形式上？等等

　　 正是由于我们的外汇储备被主要用于购买美国政府债券，才生出所谓外汇占款的“通货膨胀”问题和人民币汇率的国内升值压力的问题。

　　 央行对外汇占款的通胀顾虑完全是没有必要的。外汇占款根本不会产生通货膨胀因素，因为国家用人民币买进的是硬通货，如收购外汇放款过多引起物价上涨，国家随时可用购入的外汇进口紧缺货物平易物价回笼人民币。任何一个国家的本位币作为一般的交换价值，它所对应的具体物质财富，其构成都包括商品和硬通货（世界货币）。因此作为本位币所对应的物质财富--硬通货增加了，本位币自然也应增加。这其中没有什么通货膨胀的问题，因为硬通货可以很容易地转变为任何紧缺商品以回笼本位币。从这个意义上说，硬通货比起其它具体商品，是能支撑住人民币币值的更为可靠的物质保证。

　　 如果我们从过去几年就将汇储备合理使用，购买大量石油、铁矿砂、有色金属等战略物资储备。难道不是比现在将外汇储备主要美元债券上更有利于抑制通货膨胀吗？如果我们的硬通货有一个合理的储备结构，将其主要保持在注定要升值并重回世界货币宝座的黄金形式上，难道不是比保持在美元债券形式上更有利于国家安全，更能使其保值增值吗？正确的使用和储备外汇，人民币又能有什么内部升值压力？

　　 外汇管理局显然把问题搞错了，然后又借此提出要实现外汇进出平衡，鼓励境内对外投资，这只能有利于资本外逃。

　　十一.其它一些较大的经济失血问题

　　1.关于银行大量坏帐的处理问题

　　 巨额的坏帐损失有很多是完全可以追回来的。但经济管理权威匆匆忙忙让这些拖欠银行巨额坏帐的大中型国企破产解散，有关责任人也一走了之，人走帐烂，人为地造成无人追帐无人过问的状况。如中央各部许多直属公司都是这种情况。这实际上是当时的管理层放弃了追逃巨额银行坏帐的努力。

　　 现在银行和金融管理部门又将这些原本只要认真追逃就能部份追回的大量坏帐打包，以不成比例的低价溅卖外商。这也是一种巨额财富外流。

　　2.外资大量兼并我骨干国企的严重金融后果

　　 跨国公司对我骨干国企大量兼并的严重后果，除我民族产业基础、市场、品牌、优良资产、技术研发力量及大批熟练技工、国防军备、就业、税收等各方面难以弥补的巨大损失外，对金融和宏观经济方面也有着非常严重的恶劣影响。

　　对外大批溅卖骨干国企无疑是国家民族财富的巨大流失，并将因此而极大地恶化已很危险的金融形势。由于我已存在总共不小于六、七万亿人民币的两大财富黑洞。在此已严重失血的经济形势下，外企大鳄对我骨干国企大量兼并不但使我进一步大失血，而且还将使我彻底丧失宝贵的造血细胞。因此其必导致我财政金融形势更加恶化，从而大大增加了发生金融及经济灾难的危险。

　　拉美国家由于腐败而走上经济发展的买办化道路，为一时的财政收益不惜对外大肆出卖国企、矿山、港口、土地等等。直至卖光全部资源、权益、基础设施，国家再无可创造财富的造血细胞，惨烈的金融及经济危机就随后降临了。

　　历史证明，这种对外开放的买办化道路，其最终结果不是拉美国家的经济崩溃，就是甲午战争的丧权辱国。总之都是一蹶不振。

　　3.重大对外经济合作失误造成失血

　　 由于目前我法制环境不能有效抑制腐败，以及与外国勾结的买办贪官政治势力坐大，以及我重大经济决策机制还存在较多漏洞，因此我在重大对外经济合作中很可能会出现较严重的失误，出现一些片面有利于外方而我由方承担风险和损失十分悖理的情况，尤其是几百几千亿甚至上万亿的特大型项目，如出现失误就将使我经济遭受重大挫折，而且还是在不触动外汇管制的情况下流失大量外汇。

　　 总之，所有这些经济失血问题加在一起，也会大大增加金融风险，恶化国家金融及经济安全形势。

　　十二.建议采取的措施

　　 鉴于目前我法制环境尚不能有效清除严重腐败并杜绝大量非法收入形成资本外逃的源泉，并于与国际金融接轨后不能有效监管、防范境外金融资本的冲击、控制和侵蚀。

　　 鉴于美、日等国对我明显的经济战图谋及已使我受到的重大损失。

　　 鉴于美国对俄罗斯、拉美、东南亚实行的经济战并使其经济实力均受到毁灭性打击的前车之鉴。

　　 鉴于境外敌对势力对我各个领域尤其是要害关键部门的严重渗透及这种渗透对其经济战的有力配合。

　　 我目前应高度重视国家金融及经济安全，特建议采取以下措施：

　　 1.暂停一切与国际金融接轨的推进措施和计划，在保持国内经济活力和流动性的同时，对国际金融保持一定程度的隔离状态。中国金融若要与世界接轨，必须是在基本清除了腐败及其产生的资本外逃的源泉，并基本完善了法制，消除了主要“接轨”隐患的成熟条件下，方才是可行的。

　　 2.成立国家经济安全监管机构。以对经济改革经济运行及国际经济合作中任何可能出现有损国家金融和经济安全及其它方面安全的事件和发展趋势，执行检查、审议、评估、监督等职能。该机构应有足够的权力，并向国家领导人、国务院和全国人大报告工作。其成员应是具有专业素质的爱国者，以维护国家利益为根本宗旨，而不能是以全球化和各类改革目标为根本宗旨。

　　 3.完善法制，严肃法纪，铲除腐败。并健全金融及经济政策决策机制。以消除未来以国际金融接轨的一切隐患。

　　 4.一切国家工作人员、各级人大、政协代表及候选人，基层组织工作人员、基层民意代表及候选人都应该而且必须是爱国者。应追究任何有意损害国家利益的人和事，以纯洁各级国家组织，清除买办汉奸贪官污吏的政治势力。唯如此才能有效应对境外敌对势力对我实行的经济战及各方面的严重渗透。

　　 买办汉奸贪官污吏与外国势力的勾结足以亡国，因此我们的和谐社会中不应有买办汉奸和贪官污吏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