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80 superview:视经济增长至高无上与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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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 吴敬琏:中国的极左极右都危险 下一篇: 黄宗江:才子文章今难再 ? 视经济增长至高无上与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疾病袁剑 @ 2010-10-31 16:53
加拿大华人网www.sinonet.net 2010-10-31  来源:文化纵横2010年第4期

        这是又一个十年的开始。

  在这些案件中,我们容易发现,杀人者是社会的弱者,而被害者则是社会的更弱者和最弱者:儿童。如此,一条极为清晰的杀人逻辑就立即显示出来:弱者对更
弱者,是“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但这些案件所呈现出的,已经远远不是蒙昧时期狂热和混乱的屠杀逻辑,而是一种包藏着更加极端也更加残忍的冷静计算过
程。显然,这是“弱者对更弱者的战争”,是弱者向社会所发动的一场超限战。当弱者无力发动常规战争,而又必须对这个社会实施他们心目中的惩罚的时候,选择
比他们更弱者就是更为可能并唯一具有震撼性的方式。杀人者成功地向我们表达了这样一种行动逻辑:弱肉强食。然而,这种早已过时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野蛮
原则,又何尝不是潜藏于我们这个“文明”社会之下一种普遍的社会行动逻辑呢?它又何尝不是深嵌于我们民族集体意识之中的一种精神结构的表征呢?偶发的、零
散的杀童案件或许可以像精神病专家那样归结为个人的精神问题,但系统的、集中的杀童事件大概就只能归咎于这个社会的一种集体无意识。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种弱肉强食的集体无意识究竟是怎样形成的?中国是如何蜕变为一个野兽出没的原始丛林的?

  1949年之后,出于赶超目的,经济增长一直是中国国家层面的一个重要目标。这一目标在改革前和改革后并没有什么不同。及至1990年代,由于政治意
识形态的弱化,经济增长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替代品,在国家层面逐渐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在中国改革初期,国家层面的经济增长与微观层面的个体福利增进,
几乎是同步的。因为这一缘故,经济增长为政府在民间开辟了一条新的合法性来源。正是洞悉了这一奥秘,在1990年代,经济增长实际上变成了中国各级政府唯
一的和压倒性的施政目标,成为全体中国人唯一可以短暂共享的意识形态。易言之,只要能够达成国家层面的经济增长目标,那么任何手段就不仅是允许的,而且是
必须鼓励的。


  对一个将经济增长视为至高无上的国度来说,要实现不断加码的经济增长速度,就必须在全民之中塑造一种对财富的一元价值观,甚至对财富的贪婪。换言之,
除财富之外,就没有其他的价值。只有财富才能带来尊严、荣誉并表征自己的成功。反之,没有财富就没有尊严,就没有生命的意义。以此观察中国最近的三十年,
这种财富的一元价值实际上成为了一种具有高度垄断性的价值观念。很多年以前,一位朋友与我辩论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时候,曾经提出了一个让我折服的微观证
据,他说:你去看看每个中国人发财致富的愿望有多么强烈,你就会知道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有多大。我必须承认,在短期内这种愿望作为一种微观动力,将极大地
推动经济增长速度。然而,更加清楚的是,在一定时期内,财富的总量不可能按照我们的欲望增长,这就意味着,在财富的竞争中,将出现为数众多的失意者。在一
个财富代表了全部生命价值的社会之中,这些人的生命意义将荡然无存。非常明显的是,在中国诸多暴力事件背后的肇事者,都是这些财富竞赛中的输家。就我们的
经验而言,我们还没有看到任何一个民族对财富的渴望像中国一样扭曲,没有看到任何一个民族的财富价值观具有如此强大的排他性。从某种意义上,它是所谓中国
奇迹的另外一件秘密武器,但在另一面,它显然也是中国社会精神疾病的一个致命病灶。

  在2007年,在中国股票市场处于一轮特大牛市的狂欢时刻时,我曾经判断:“中国的牛市与中国社会发展可能构成了某种反向指标关系:看得见的牛市越
大,看不见的社会断裂就越深。在企业及政府牛市的背后,很可能有一个社会及公民的熊市。”现在看来,真是不幸言中。回溯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在美国的麦金
利时代,政府也秉承着一种惊人相似的亲商主义,但后来的进步主义运动证明:一个稳定健康的社会必须在社会和市场之间达成一种平衡。一个被政府遗弃,被企业
挤压着的社会一定是一个暴力丛生的社会。在一次饭局上,当聊起中国最近频发的暴力事件时,一位成功的房地产商人含蓄地谈到了他的忧虑,他说,保安公司现在
放开了,我准备去注册一家保安公司。这让我们看到了一种令人不安的情景。

  在改革开放以迄的最近三十年中,在与政府、企业以及其他社会成员博弈过程中失意的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不仅没有被安抚,被救济,反而受到主流价值及社会结构上的强烈排斥和抑制,这其实就是隐匿于暴戾中国背后的社会结构。

  每一个时代都会有暴力,每一个国家也都会有暴力,隐藏在暴力背后的原因实际上是相当复杂的,但在中国,如果像某些轻薄的传播学者所归因的那样,只是因
为媒体的传播而导致的示范和传染,那就太过于忽视这背后的社会结构和集体意识的意义了。我相信,如果有像某些传播学者所说的所谓传染的话,那至多只是传播
的暴力的形式,而不是暴力本身的动机。显然,是我们重建中国社会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