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创业项目:毛泽东时代为什么会极少腐败

　　除了极少数对毛泽东怀有刻骨仇恨、肆意要抹着良心说话的人以外，其他人都不得不承认毛泽东时代与现在比较是极少腐败的。

　　一、毛泽东时代极少腐败的原因

　　那么，毛泽东时代为什么会极少腐败?有的人归之为那是因为毛泽东时代是计划经济时代，言下之意只有市场经济才会产生腐败。这个论断不能说不正确，因为关于腐败的定义以及腐败的行为中的确有这样一种定义，这就是：腐败就是公职人员把其享有的公共权力作为一种资源，通过设租或者寻租的方式，进行市场交换，获取私人利益的行为。但也不正确，因为腐败是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存在着的，只不过存在的程度有不同而已。毛泽东时代同样有腐败，只不过程度较现在要少。

　　毛泽东时代为什么会极少腐败?首先就要弄清何谓腐败?

　　何谓腐败?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主要国家反腐败体系比较研究”课题组在《国际上关于腐败概念及其行为的界定》一文的观点，腐败原指有机物由于微生物的滋长而受到破坏，是一种自然现象。后来，这个概念被引伸到社会领域，用于分析公共权力在行使过程中因不合规范的行为滋生而使社会有机体受到破坏的现象。国外学界和政界以现代政治和经济生活为背景，从不同角度对腐败进行分析和界定，主要有以下三种看法：

　　1.从公共职位的角度定义。把腐败视为公职人员为了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而对公职规范(主要指现行的法律规定和职业道德准则)的背离。这是目前国际上普遍接受的一种关于腐败的定义方式。

　　2.从市场取向的角度定义。该学说从经济收益的角度将腐败视为“官员将所掌握的权力进行一种经营活动，尽量扩大权力所带来的收益，由此

　　而导致的寻租活动就是腐败”(前面已经论述)。

　　3.从公共利益的角度定义。该理论从行为后果的角度将腐败看作是“担任公职的人员，为了特殊利益(个人的、家庭的和小集团的利益)而对公共利益或共同利益的损害”。

　　综上所述，腐败是公共权力主体利用职权，违背社会政治规范，通过各种途径和手段谋取私利(包括个人或小团体利益)的行为和现象。无论从什么角度来对腐败进行阐述，其核心内容即主体、目的、手段基本相同，即：腐败的主体是掌控公共权力的人(通常指政府官员，但应该含不是政府官员但掌握了公共权力的所有人)，腐败的目的是获取个人的、家庭的或小集团的利益，腐败的手段是假公济私。

　　通过上述的第一、第三种定义，我们分析毛泽东时代为什么会极少腐败的原因?

　　(一)毛泽东时代是一个提倡“大我”的时代

　　众所周知，中国社会思想意识的主体或者说执政者一自主张的都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只有到了中国近期的执政者或者说是革命领导人物才开始改变这种观念，如孙中山就提出了“天下为公”的思想。而毛泽东不愧是杰出的无产革命家、反潮流的英雄，更是大张旗鼓地提出了“我为人人”的思想。在建国前，他就要求“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指白求恩)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要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见《纪念白求恩》)。建国后，首先他在国家体制上实行“一大二公”，其次在思想领域内实行“斗私批修”，而且毛泽东更是身体力行。假若我们可以咒骂毛泽东专制，甚至骂毛泽东是“暴君”，但即使是毛泽东的政敌也不得不承认毛泽东是廉洁的。当然，那些恶意中伤者除外。

　　(二)毛泽东时代是一个老百姓可以监督官员的时代

　　只有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他们才不会害人。那么，何谓害人?最直观的是有明显的欺压老百姓的行为。其实，腐败就是一种害人，而且是杀人不眨眼或者是杀人不见血的害人。

　　怎样才能实现对统治者的驯服，说通俗点就是官员要置身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其实，官员要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这句话其实没有一点儿新意。60多年前，当中国共产党人还没有取得政权时，毛泽东在延安就对民主人士黄炎培说：“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毛泽东没有忘记他对黄炎培的承诺。从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发动的一个又一个的群众运动就是对这个承诺的兑现。

　　(三)毛泽东时代是一个对腐败实行零容忍的时代

　　一提起共和国的反腐，人们自然而然地要提到建国初期对张子善、刘青山的镇压。这俩个人当时究竟有多大经济问题而非杀不可?据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开除这二位贪官党籍的决议介绍，刘张二位共贪污挥霍三亿多元旧币。旧币的三亿元等于新人民币三万元，按照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计算，1951年的一元新币大体相当于2000年的七元人民币。这就是说，按照今天的标准，这二位大贪官平均每人贪污了十万元左右，官员贪污公款十万多元，当时就要判死刑。那么，现在呢?

　　在公审大会召开之前，曾有高级干部考虑到刘、张两人在战争年代有过功劳，向毛泽东说情。毛泽东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我建议你们重读一下《资治通鉴》。治国就是治吏!“礼仪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之不国。”

　　刘青山、张子善被处以死刑。枪声一响，举世震惊。老百姓说，这两

　　个人头换来了中国官场上至少20年的廉政。

　　此外，毛泽东时代还对现在普遍被认为是生活小节还没有被列入反腐视野的问题，如公款吃喝、男女关系、损公肥私等问题，只要违反，都是一律严厉打击，决不姑息迁就。也就是说毛泽东时代实行的是诸如香港社会的对腐败的零容忍。

　　二、对毛泽东时代极少腐败原因的反思

　　1976年毛泽东逝世，1978年中国(确切的说是中国大陆，下同)开始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是指中国的经济发展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二是指中国的腐败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我们常常用狄更斯的一句名言来形容我们现在的社会：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当人们在欢呼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也对日益猖獗的腐败现象深感担忧。于是，天真善良的人民自然而然地回忆起毛泽东时代，毛泽东又成为了人们心中的“红太阳”。那么，我们能否又重新回到毛泽东时代?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一个人不可能两次从同一河水中走过，历史不可能重复。再说，1978年之所以要搞改革开放，就是因为我们不能够再沿袭毛泽东时代的做法了。

　　但是，历史已经证明我们不再沿袭毛泽东时代的做法就要造成腐败猖獗。那么，这就迫使我们反思当时的改革开放是否正确?何谓改革?虽然我没有看到权威的解释，但当时搞改革开放时的响亮口号是“拨乱反正”，就是对何谓改革的最好的注释。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的拨乱反正，具体到对毛泽东时代极少腐败原因的“拨乱反正”是否存在有问题?

　　(一) 对毛泽东时代是一个提倡“大我”的时代的反思

　　应该说，毛泽东时代提倡的“大我”既有合理的一面，又有不合理的一面。合理的一面是：人之所以是人是因为人是有思想的、是有追求的，这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也就是说人应该崇高，所以，人不能够单纯为“自我”生活。不合理的一面是：人的本能首先是要生存，如果当人们连生存的权利都欠缺的时候，要求人们放弃“自我”，无异于要贫穷的人们去自杀。应该承认，毛泽东时代的人民普遍是贫穷的，所以，毛泽东时代提倡的“大我”就有超越时空的感觉，多多少少有点可望而不可及。

　　但当人们的生活条件都得到了改善，或者说对一些能够体面的生活的人们，比如对官员，再要求他们也不要有“大我”的思想，这就使人本来就是“自我”的思想火上加油而放肆地去追求“自我”。这与要求劳动人民放肆地追求“自我”不同，因为劳动人民只有通过自己的双手或者大脑去追求“自我”。劳动人民的这种通过双手或者大脑地去放肆追求“自我”，能使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如“承包制”的出现和作用。而官员放肆地去追求“自我”，就促使官员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利用手中的权力去谋私。官员是什么?即使是封建社会的官员都自称是为人民利益工作的。一个为人民利益工作的人，如果没有“大我”的思想，那就只有“自我”的思想。一旦当官不是为的“大我”，而是为了“自我”，这个官员必然会贪赃枉法而贪得无厌。于是，权力演化为商品，官场成为了市场，如买官卖官的出现。

　　对毛泽东时代提倡的“大我”，在拨乱反正的时候由于我们没有区别对待，以至于官员们都认为他们也要放弃“大我”而要象普通劳动者一样地要充分发挥“自我”。所以，就出现了一大批“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的官员。不仅如此，我们在制度设计上，按理说一个以推翻不平等的社会为己任的政党，当他自己执政后，就不应该再制造社会的不平等。但，非常的遗憾，以制造社会不平等的官本位制度不仅在现今的官场依旧存在，而且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同时，执政者又狂热地用当官作为官场的激励机制，这就使官场更加追逐“自我”而抛弃“大我”。

　　不错，新时期以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都念念不忘对官员的思教育，也多次要求他们要有“大我”，即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以“三个代表”思想为指针，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但是，如果不废除官本位等影响官员“大我”的制度，不旗帜鲜明地提出官员就是不能追求“自我”，官员们又怎么能够有“大我”?

　　(二)对毛泽东时代是一个老百姓可以监督官员的时代的反思

　　应该承认，毛泽东发动的一个又一个的群众运动，伤害了一大批的无辜。或许，毛泽东的本意不是如此，但客观效果确实是这样。因而我们绝对不能再沿袭毛泽东的作法。但，中外反腐的历史证明，反腐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参加，反腐是不能够有成效的。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发动的一个又一个的群众运动的确对官僚主义有震慑力。我们会发现毛泽东对人民群众力量的认识水平和对官员的思想感情可以说目前还无人企及。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说，我们又必须沿袭毛泽东的做法。但，为了不重蹈覆辙，首先，在指导思想上我们不能再搞以阶级斗争为纲;其次，在工作方法或者方式上我们发动人民群众监督官员必须要在法律许可的范围之内或者依法办事。

　　应该说，本届党中央领导人是英明的。他再三声明，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而且提出了一系列的主张。问题是这些主张虽然有的已经变成了现实，如网络的兴起(网络论坛、博客的开设，都为人民群众监督官员开辟了通道)，但多数还只是一种设想。这就需要我们要加速政治体制的改革，让设想尽快成为现实。

　　(三)对毛泽东时代是一个对腐败实行零容忍的时代的反思

　　对于这一点，我认为没有什么值得反思的，对腐败就是要实现零容忍。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就是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大旗，要旗帜鲜明地提出，人，特别是官人(即官员)要崇高，就象豫剧《村官李天成》中唱的：“当官就是要吃亏”，也就是说对官员的思想道德要求决不能等同于普通劳动者，首先，在制度的设计上决不能搞“官本位”。其次，要抓好以下几件事情：

　　第一，要学习借鉴西方国家反腐的一切先进制度，详细可见我写的《中国反腐走向何方》。这里，仅对两个问题进行驳斥。

　　一是坚决不搞西方一套。首先，这个所谓的坚决不搞西方一套违背邓小平的教导。邓小平在南巡讲话过程中提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就包括了西方国家。其次，违背了共产党理论的祖宗。共产党是以马列主义作为其指导思想的，而马列主义又的的确确来自西方。坚决不搞西方一套，是不是向国人表明，他坚决不相信马列主义了?

　　二是实行财产公开是侵犯官员的隐私权。对于人的隐私，的确需要保护，而且是西方国家首先提出的包括要保护隐私权在内的人权。但，西方国家在隐私权的问题上，恰恰认为官员不应该有过多的隐私，其中明确规定官员的财产不属于隐私，要定期公开。

　　第二，要废除目前的一些对腐败实行零容忍有妨害的制度。如公款接待制度。无论是共产党的过去还是国际社会，都没有象我们目前这样的公款吃喝制度。又如公车配备制度。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官员都没有配备公车，我们为什么不能做到?在当前交通运输非常方便的今天，为什么还要单独给官员配置小车?。

　　一句话，官员不应该有丝毫特权。任何特权都是一种腐败。

　　第三，要废除一切能够为官员寻租的制度。如，我们官员的选拔为什么至今仍然还是仅由少数几个人圈定?我们的财政资金为什么不跑就得不到?等等。

　　第四，要坚决批判“小节无害论”。如，要将官员们的男女作风问题当做大问题来抓。

　　三、 结束语

　　人的本性都是趋利避害，但，既然是人，就应该具有人与动物不同的属性，就应该与人的有的本性如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了人永远不能摆脱的兽性，尽可能的“拜拜”!这样，人就不应该趋炎附势。所以，当人们都在千方百计把当官作为首选或者是唯一的职业时，当千万个青年人共同在追逐一个或者几个公务员的职位时，我们应该意识到是这个社会出现了病态。只有当官员真的越来越感到难当、人民再也不羡慕官员富裕的时候，中国的政治才是清明的一天。

　　让我们都为这一天的到来而努力奋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