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化工公司:1958年中苏关系裂痕初现：毛泽东与赫鲁晓夫暗中对骂

　　苏联和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建立了曾经被称为“牢不可破的友谊”。为支援朝鲜抗击美国的侵略，两国人民投入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打败了美国侵略者。在新中国建国初期，毛泽东与斯大林在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始终是站在一起的。在赫鲁晓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后，苏中友谊有了新的发展。为了帮助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苏联派出大批专家到中国各地工作。为了借鉴苏联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经验，中国派遣大批留学生赴苏学习。应该说，那个时候苏中两国的关系非常友好。

　　第一次中苏首脑在北京谈判未果

　　苏中两国关系开始出现裂痕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在我的回忆中，我清楚地记得是在中国开展“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之后，即1958年夏天，那时候我在苏联驻华使馆工作。那年尤金大使因健康原因已暂调离北京，莫斯科新派来的临时代办阿波罗希莫夫告诉我，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即将率领苏联代表团来北京。代表团成员中还有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苏联外交部特发来电报，指定我届时作为苏联代表团的首席翻译，陪同赫鲁晓夫与中国领导人会谈。

　　这是赫鲁晓夫第二次访问中国。1954年10月1日，赫鲁晓夫首次来北京参加新中国诞生五周年庆典。毛泽东也曾经两次访问苏联。第一次是在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在新中国诞生之初即赴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至1950年2月14日，又与斯大林在莫斯科出席《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字仪式。1957年11月2日，毛泽东亲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苏联建国40周年观礼，同时出席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国际共运会议，与苏联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第二次会面。一年后两国领导人再度重逢，我们期待两位首脑为两国友谊的前景描绘新的蓝图。这是我们的良好愿望。

　　1958年我才29岁，已在中国断断续续工作了六年。这次我是第一次为苏中两国最高领导人会谈当翻译。我深感自己肩负的责任重大。据说这次是由苏联外交部向苏共中央提名，让我担任苏联代表团翻译。当我们的代表团到达北京后，我便获悉此次赫鲁晓夫来北京的主要目的，除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外，还要与毛泽东进行重要的谈判。

　　总的来说，毛泽东对斯大林的评价是七分功劳，三分过错，是功大于过。斯大林仍不愧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按毛泽东的说法，斯大林在世时并未指定由赫鲁晓夫当他的接班人，而是赫鲁晓夫“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斯大林逝世后，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应该由创建新中国的中国共产党参与领导，而不是由苏联共产党凌驾于中国共产党之上。从会谈始末给我的印象来看，我感觉到毛泽东是看不起赫鲁晓夫的。据我后来了解，毛泽东曾在中共中央的一次内部会议上点名批判赫鲁晓夫，讥讽他是“不读书不看报专靠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誉的大党阀”。

　　在这次会谈中，毛泽东对赫鲁晓夫提出的观点和建议几乎一概驳斥，同时提出尖锐的反对意见。赫鲁晓夫向毛泽东提出了关于苏联将调整的对外政策，包括与世界上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实行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关于对“帝国主义就是战争根源”这个问题的重新评论；关于苏联对中国开展“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不同看法。赫鲁晓夫对这些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并且表明他的看法代表了苏共中央的观点。这显然是得不到毛泽东支持的。我记得当时在会谈中，当我翻译完赫鲁晓夫的发言时，毛泽东的面容立即显现出异常反感的表情，以一种鄙视的目光盯着赫鲁晓夫，但他克制着没有发怒。

　　在会谈中，赫鲁晓夫没有忘记历数近十年来苏联给予中国许多支援和帮助，强调了苏联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巨大贡献。这时我看见毛泽东紧绷着的脸色开始放松了，终于露出了一丝笑容。接着，他用严肃的目光迅速环顾周围，然后开始讲话。

　　毛泽东在讲话中，首先对于苏联给予中国的援助给予高度评价，同时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表示感谢。然后，他强调中国要走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他说中国需要外援，但不依赖外援。中国将努力发展生产，要走自力更生的道路。他说，在不久的将来，世界的局势是“东风压倒西风”，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赶上和超过世界上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

　　当时，赫鲁晓夫认为列宁曾经提出关于“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根源”的理论现在已经过时，因为美国现在并不比苏联强大，美国也不敢贸然对苏联发动侵略战争。苏联现在应该可以同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实行“和平共处”。他的这个观点立即遭到毛泽东的严厉驳斥。他当即指出赫鲁晓夫的这个观点是错误的。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的中国永远不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平共处”。他说，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是不值得害怕的。毛泽东将美国视为中国的头号敌人。他说，只要世界上存在着帝国主义，就存在着战争的危险。毛泽东认为，对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根源这个论断是丝毫不应怀疑的。他向赫鲁晓夫表明中国的立场：我们与世界上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应该是有原则的，首先必须分清敌我。

　　关于“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问题的争论

　　在双方谈判中，引发两国首脑彼此强烈反感的是关于苏联和中国建立“联合舰队”和苏联在中国设置“长波电台”问题的争议。这两个问题是赫鲁晓夫作为苏联在中国准备实施的一项战略性军事援助计划。在这次北京会谈中赫鲁晓夫正式向毛泽东提出了这个计划。也许，他以为这个计划一定会得到中国领导人的赞同与支持。这是赫鲁晓夫此行来北京与毛泽东谈判的主要目的。

　　我清楚地记得，在那次两国首脑会谈中，当赫鲁晓夫提出的苏联对外政策的观点未被毛泽东接受时，他显得很不高兴，但没有过多地与毛泽东争论。接着，他提议将这两个重要问题请中国领导人考虑。他认为，这是一个既有利于中国加强海防，亦有利于苏联加强保卫社会主义大家庭安全的战略性措施。

　　他说，苏联将与中国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联合舰队”是当务之急。因为中国海防缺少现代化的大型战舰和海军陆战队，为了共同抵御帝国主义对苏联和中国的海上侵略，苏联将帮助中国训练一支强大的海军，装备现代化的大型战舰。在这样的战舰上，将配备两国的海军指战员，共同指挥训练和参与作战。同时，在中国大连军港建立由苏中两国海军组成的“联合舰队”的海防基地。另外，苏联将在中国东南沿海某地设立一个军事长波信号台，用于指挥太平洋水域的苏联潜水艇。赫鲁晓夫滔滔不绝地谈论了苏联将要实施的这个战略性计划的理由，以证明这个计划是对中国最大的军事援助。他要我将他的话逐字逐句翻译给中国领导人。他也许认为，毛泽东应该会赞同苏联的这项重要建议。

　　然而，毛泽东不等赫鲁晓夫说完，立刻严正指出：苏联实施的这个计划，实际上是对中国主权的蓄意侵犯。所谓“联合舰队”，“共建海防”纯属无稽之谈。这个问题不容讨论。中国是断然不会接受的。这就是中国的立场。他再次强调，中国不怕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人民能够打败侵略者。毛泽东的言下之意等于拒绝接受苏联的“军事援助”。我注意到，毛泽东慷慨激昂地说完这些话，瞪了赫鲁晓夫一眼，于愤愤不平中竟忍不住骂出声来。

　　这时，我当然不能对赫鲁晓夫翻译毛泽东骂他的话。但此刻赫鲁晓夫已经坐不住了。他显得非常烦躁不安，并且他似乎感觉到毛泽东刚才是在骂他什么。于是他问我：“毛泽东刚才是不是在骂我？”我不便直译，只好说：“毛泽东说的是生气的话，但他不是骂您。”他半信半疑地看着我，又看着毛泽东，也对我低声说出一句难听的俄语。这时，我听见在场的中国翻译将我与赫鲁晓夫的对话也悄悄地翻译给毛泽东听。俄顷，毛泽东反而平静地笑了，对赫鲁晓夫朗声说道：“赫鲁晓夫同志，我们对原则问题是不让步的，这个原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看来我们之间有些原则分歧还要继续争论下去啊！”

　　毛泽东的话使赫鲁晓夫感到很尴尬。他已清楚地知道，在这个问题上与毛泽东再也没有协商的余地，于是，他不再言语。因为他已经感觉到毛泽东对他的建议和意见并不感兴趣，而且也不会听他的。他已经预感到，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不再服从苏联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阵营的核心领导。这时我看见赫鲁晓夫的面容现出一丝不易察觉的苦笑，看得出他很忧郁。我听见他低声地说：“毛泽东怎么会这样？”然后，他看着毛泽东没有说话。双方会谈中大约有三分钟的冷场。因为两位国家首脑没有表态，在场的双方代表团成员也都沉默不语。我在心里揣测，此刻赫鲁晓夫忧虑的是，毛泽东是怎么看待他和苏联的？今后的苏中关系将会怎样？我亲历了这次苏中首脑会谈，与赫鲁晓夫的心情同样沉重。我在心里祈祷，但愿苏中关系已经出现的这道裂痕不至于成为断痕。

　　会谈结束时，赫鲁晓夫依然沉默着。毛泽东则微笑着对他说了声再见。这时，赫鲁晓夫才从沉思中站起身来，迎向前去，无可奈何地与毛泽东握手告别。

　　这次会谈对于苏联方面来说，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这使赫鲁晓夫非常懊恼。按照原定日程，苏联代表团在中国访问一周。但会谈一结束，赫鲁晓夫决定提前回国。毛泽东和中国领导人曾予以挽留，然而赫鲁晓夫已经没有好心情再继续逗留。我记得那次他在北京实际上只逗留了四天（1958年7月31日至8月3日）。

　　之后，赫鲁晓夫曾跟我谈起1957年11月，应苏共的中央邀请，毛泽东到莫斯科参加苏联40周年国庆，同时出席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情况。那时候毛泽东对他和苏共是很支持的。他曾当众对赫鲁晓夫说：“好花还要绿叶扶，你这朵花比我毛泽东好看，我这次来苏联就是来扶持你的。”他说，那次在莫斯科他与毛泽东相处和交谈都很愉快。他以为，这次他率苏共代表团第一次来北京，毛泽东应该会支持他的。但他没有想到，在此次谈判中毛泽东的态度与他一年前在莫斯科的表态大相径庭。而我这次在北京是第二次作为翻译陪同苏联领导人与毛泽东会谈，却是第一次看到毛泽东的另一种性格，与我一年前在杭州见到的他也大不相同。那时他幽默的风度、风趣的谈吐与现在的严肃表情、果决表态，简直判若两人，真令人捉摸不透。其实，这就是毛泽东作为政治家的复杂性格。在这方面赫鲁晓夫显然逊色，他在谈判席上表现的喜怒感情全部流露在面容形色上。至散会时毛泽东一改方才的不快心情，转而以微笑面对赫鲁晓夫。中苏首脑在北京的第一次谈判未果。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第二次握手终究没有弥合两国关系的初始裂痕。

　　赫鲁晓夫第二次北京之行

　　自从1958年夏天赫鲁晓夫与毛泽东在北京会谈之后，苏中两党关系便被蒙上了一层阴影。那次令人不愉快的谈判使赫鲁晓夫和苏联领导人对毛泽东和中国曾一度失望，同时对巩固两党两国的友谊和团结失去了信心。但是，赫鲁晓夫仍然想弥补双方之间产生的裂痕，仍寄希望于双方和解，希望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应该说，赫鲁晓夫曾经将保持苏中友好关系的希望寄托于毛泽东，而不希望在我们两个社会主义大国之间出现有碍于团结的矛盾。这无疑是个良好的愿望，两国应该相互支持，而不应是一国将危害或破坏两国友好关系的原因或责任推给另一国。当然，这在当时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由于苏中两国关系开始淡化，苏共与中共在某些原则问题上的分歧，使苏联领导人非常担忧，这些分歧将导致两党两国长期建立的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破裂。这将使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产生分裂。这是当时苏联共产党十分不情愿看到的暗淡前景。

　　第一次苏中北京谈判后不久，我奉调回到莫斯科在苏联外交部远东司任职。1959年9月，我的领导通知我，苏共中央已选派我再次作为翻译，于最近随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率领的苏联代表团再赴北京，应邀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国庆观礼。代表团成员中有苏共中央第二书记苏斯洛夫、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等苏联领导人。

　　据我所知，时隔一年，此次赫鲁晓夫再次亲率苏联代表团赴华，意欲借此机会与毛泽东握手言和，期待在双方消除分歧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因此，他和代表团的苏联领导人非常重视此次参加中国国庆十周年观礼活动，寄最大希望于他的第三次中国之行。

　　当我们的专机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我们受到了非常热烈的欢迎。毛泽东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中国主要领导人亲自到机场迎接苏联代表团。当赫鲁晓夫走下飞机，毛泽东亲切地与他握手拥抱，随即微笑着说道：“赫鲁晓夫同志，欢迎您！欢迎我们的苏联老朋友！”我立即走过去翻译。毛泽东也与我握手，我也向他问好。他握着我的手说：“你好！顾达寿同志，你辛苦了！”尔后，在首都机场举行了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组成的热烈的欢迎仪式，一群活泼可爱的女少先队员向赫鲁晓夫和苏联代表团献花。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四位中国党政领导人陪同赫鲁晓夫检阅三军仪仗队，毛泽东亲切地与苏联代表团成员一一握手，刘少奇代表中国政府向苏联代表团致欢迎词。此情此景令我们深受感动。

　　我们在北京受到中国方面给予的最高礼遇的款待。周恩来总理陪同我们参观了新落成的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人民大会堂、民族文化宫等北京的十大建筑奇观。一年前，赫鲁晓夫一行到北京来去匆匆，此次再访中国首都给他留下的印象颇深。他感慨地说：“中国人在短短的十年中取得如此巨大的建设成就，这不能不说是毛泽东的功劳。”

　　1959年10月1日，毛泽东邀请苏联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检阅盛大的游行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