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阴影电影:孔儒性即中华民族的劣根性

—— 一个以“伪”为自己“文化”起点的民族

—— 一个以“人性本善”为自己虚假“文化”基础的民族

—— 一个以“天命”为自己“文化”本体的民族，以“血统”为自己“文化”枢纽的民族

—— 一个以“宗法”为自己“文化”骨骼的民族，以“人治”为自己“文化”骨髓的民族

—— 一个以“暴力”权力为自己“文化”力量的民族

—— 一个以“极权专制”为自己“文化”体制的民族

—— 孔儒性即中国人的深根固蒂的民族性，即中华民族的深深的劣根性

—— 能够认识到自己的劣根性的民族，才是有希望重新崛起的民族

黎 鸣

我为什么要彻底地批判孔丘及其儒家，包括所谓儒学、儒教，总之全部孔儒的意识形态，或思想体系？因为它们实质上即集中地表现出来了几乎全部中华民族“文化”的劣根性。这种劣根性决不是仅仅只存在于少数中国人，例如中国的统治者们，也包括中国的文人们的身上，而是完全地，它们几乎就存在于两千多年来几乎整整一百多代中国人的每一个人的身上。为什么？因为两千多年来，几乎全都是一以贯之地“独尊儒术”和“尊孔读经”，它几乎就是全部中国“文化”的历史空间、历史时间和历史意义本身，即使有人想要逃避它，也是绝对不可能的。下面，我就来具体地分析孔儒性，以及它们为什么即就是中华民族的全部“文化”的劣根性？从而也就是中国人全部民族性的劣根性。没有勇气、没有能力、没有志向认识到这种民族的全部劣根性的中国人，即是根本就没有任何文明希望的中国人。

为什么孔儒性能够成为中国人的民族的劣根性？而孔儒性究竟又是因为什么而成为了中国人的民族的劣根性？下面，我们就来一一进行分析，并严密地论证它之所以成为中国人的民族的劣根性的最终的理由和原因。

在进行上述的分析之前，首先必须简单地谈谈我的作为分析工具的重要理论的基础。我的理论的“工具”的基础，就是我的“人学”，我的“人学”的最基本的观点如下：

第一，            万事万物赖以出生、成长、发展的起点均只能是老子的“道”，换言之，即只能是万事万物的逻辑、规律、真理；

第二，            老子“道”的起点是“常”，是“恒”，用老子的话来说即“不伪”，用今天人类的话来说，即“真”；

第三，            对于“人学”的全息逻辑而言，“真”是“善”的必要条件，“善”是“美”的必要条件，真—善—美，既是全息逻辑的“结构”，也是全息逻辑的“程序”，同时也是全息逻辑的“功能”；

第四，            只有符合全息逻辑规律的万事万物，才是有进化动力的万事万物，当然这里特别需要讲到的是人类的历史，才可能是具有进化动力的真正人类文明的历史；

第五，            “人学”的第一真理，即是“人性本真”，换言之，“人性本真”才是“人学”的根本的基础，同时也即是人类生存的最根本的基础；

第六，            人类文化的本体必须是人类可知、可求的“道”——逻辑、规律、真理；

第七，            “人人平等”是一切关于人类问题的绝对的真理；

第八，            维护“人人平等”的真理精神的“社会”是人类文化的“枢纽”；

第九，            维护“人人平等”的真理精神的“宪法”是人类文化的“骨骼”；

第十，            维护“人人平等”的真理精神的“法治”是人类文化的“骨髓”；

第十一，     维护“人人平等”的真理精神的“法治”的力量即人类真正文化的“力量”；

第十二，     维护“人人平等”的真理精神的“法治”的体制即人类真正文明的体制；

第十三，     真正人类文明的体制即显示人人政治平等、经济自主、文化自由的社会体制；

第十四，     显示人类真正文明体制的人类的民族性即人类之中优秀民族的民族性。

比较上面所述人类之中优秀民族的种种属性，我们将会立即看到，我们中华民族作为

一个民族的历史属性与它们之间的巨大的差距，从而也自然地显示出来了我们民族的巨大的“劣根性”。很显然，与上述的诸条进行比较，我们可以立即看到，孔丘及其儒家的主张，可以说简直就是与之完全地对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指称孔丘其实就是一个政治流氓，而两千多年来的所谓的“儒家文化”，其实质上即是一个绝对“流氓”的“政治文化”，或者说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文化”（关于这个问题我将后面的文章之中继续进一步的论证）可言，而完全就只有“流氓政治”的欺骗和愚弄的（对于中国人类的文明的）“禁化”。

第一，  优秀民族的历史必须从崇尚“真”的精神出发，即讲真理，讲真实，讲真诚，

而孔儒的主张明显与此相反，孔儒的一切，几乎全都是从“伪”出发。最关键的是，孔丘一生竭力提倡“周礼”，崇尚“礼乐”，而为了“礼乐”的尊严，孔丘宁可要求所有的中国人，全都必须从“说假话”开始。什么叫做“子为父隐”？什么叫做“臣为君隐”？说白了，即是为了“亲亲尊尊”的“礼乐”，所有的中国人，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天下，全都不能够说真话，全都必须为“亲”隐、为“尊”隐，为“贤”隐，“隐”什么？“隐”去一切真理、真实、真诚，总之，即是绝对地“隐”去一切的“真”。由此，我们完全可以断言，凡是“独尊儒术”、“尊孔读经”的中国历史，全都是“隐”去了一切“真”的历史。

第二，  优秀民族的历史必须以“人性本真”作为一切文化观念的起点，然而孔儒，尤

其从孟子开始，“人性本善”即成为了几乎全体中国人的代代相传的文化“箴言”，简直即成为了中国“文化”中的“真理”——一个根本就不具备“真理”本质的“伪真理”。我们应该认识到，“真”是惟一的信念，“善”却不是。为什么？因为“善”永远是在时间的长河之中不断变迁的完全相对而言的“利益”、“效率”、“有用”等等的总的代名词。一个以“人性本善”的观念为自身文化的根本信念的民族，实质上即是一个丧失了自身民族的“真”本体的民族，也即是说，这个民族从一开始，或比较早，就进入了一条与人类文明历史相违背的“歧途”。对于中华民族来说，这个历史从孔孟的出现起即产生了进入文明历史“歧途”的萌芽，并进而从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开始，则彻底地进入了与人类真正文明历史相悖的“歧途”了。

第三，  两千多年来的“尊孔读经”、“独尊儒术”的历史造成的中国历史的结果如何呢？

即如本文前面的“索要”所言：

从此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念“本体”即成为了孔儒的“天命”——人类永远不可知的宿命，而绝对不可能是真正人类文明本体的逻辑、规律、真理；

从此中国历史“文化”的“枢纽”即成为了孔儒所主张的永远权力既得利益者们的“血统”论的“天下”，而绝对不可能是真正人类文明“枢纽”的维护“人人平等”的真理精神的“社会”（严格地讲，中国人直到今天也没有真正认识到“社会”概念的本来意义的内涵）；

从此中国历史“文化”的“骨骼”（或总体的结构框架）即成为了孔儒所主张的“礼乐”的“宗法”，而绝对不可能是真正人类文明“骨骼”的维护“人人平等”的真理精神和人类社会的契约精神的“宪法”；

从此中国历史“文化”的“政治的骨髓”即成为了孔儒所主张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人治”，而绝对不可能是真正人类文明“政治骨髓”的“法治”。顺便指出，现代的一些叫唤要回归“尊孔”的文人们，竟然想要从儒家的“文化传统”之中去寻找到“宪政主义”的“精神”，那简直就是“缘木求鱼”和“水中捞月”。当代如此文人的典型，即是我曾多次进行过批评的“食洋不化”、“食古不化”、“食今不化”的秋风先生。秋风先生最近在《南方周末》（2011年7月1日）发表的《儒家宪政主义的源与流——敬答袁伟时老师》真是一篇“奇文”，其中的“食古不化”、“食洋不化”和“食今不化”，简直就是当代中国文人之中“不学无术”的突出的代表。非常令人惊讶的是，这位秋风先生居然还是我一直非常敬重的茅于轼先生所一手创办的“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的“副主席”。如此“不学无术”的秋风先生，居然还是“学术委员会”的“副主席”，如此的“学术委员会”能够会有什么样的“学术”呢？“尊孔读经”的“学术”么？两千多年来的所谓“孔儒”，它们究竟有过什么样的“学术”呢？我表示严重的存疑：它们有资格被称作“学术”么？而《南方周末》在现代的“尊孔读经”方面，居然也成为了今天十分重要的宣传“媒体”，这也是让我感到非常遗憾的事情。如此“不学无术”的文章，竟然可以整版整版长篇大论地发表在《南方周末》的版面上，请问，我的反对“尊孔读经”的文章能够发表么？《南方周末》的“尊孔”倾向究竟表达了什么样的自由主义呢？

顺便指出，什么是“宪政主义”？它的最本质的内涵至少必须包含如下两点：坚守“人人平等”的真理的精神，以及在这种平等精神的基础之上的人类社会之中的契约精神，然而，绝对没有任何“人人平等”的观念意识的孔儒，同时也绝对地没有在“人人平等”的基础上形成过任何社会“契约精神”的孔儒，他们能够成为“宪政主义”的“源和流”么？秋风先生究竟是在做什么样奇怪的“幻梦”呢？我说他“不学无术”，仅此就是铁证。秋风先生之流的中国文人朋友们，真是让我太遗憾了，他们居然还能打着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的招牌。如果你们不是去找孔丘及其儒家，而是去找老子和他的《道德经》，在那里找到“宪政主义”之“源”或许还是有可能的，只是“流”也依然是没有的。因为在中国的历史之中早就已经完全地充塞了孔儒绝对地反“宪政主义”、反“人人平等”精神的缘故，那里实际上早就已经丧失了“文明”的“流”，自然就更不要说还可能会有“宪政主义”的“流”了。

第四，  人类“文化”的力量，现在看来，明显地应该主要是指，人类智慧的精神的力

量，而智慧的精神的力量又分为先验的真理发现的力量和超验的理想的追求的力量。恰恰这两种力量中国人全都非常地匮乏。为什么？因为孔儒的“文化”既匮乏发现真理的最起码的愿望，更匮乏追求超验的理想的（绝对自由境界的）愿望。说到底，孔儒给予中国人的“文化”全然丧失了人类智慧的精神，而且不仅匮乏先验的真理的发现和超验的理想的追求，甚至也严重地匮乏追求经验的实践的真实的知识的力量。结果到头来，所谓中国“文化”的力量，就只能有统治者的军队、警察、监狱的“暴力”和被统治者们的完全奴性地“屈从”的虚假的“文化”的力量。按照今天的看法，这就叫做纯粹地丧失了“文明”的力量。正是因为中国历史全都只有如此的非“文明”的虚假“文化”的力量，所以中国人的历史，在过去的两千多年的漫长的过程之中，就只能有文明的停滞不前，就只能有完全限于自身极其低下的“文明”层次的永远的自我循环。正是这种永远的“自我循环”产生了永远难以变化的中国人特有的“极权专制”的“天命的、血统的、宗法的、人治的”政治体制，这个政治体制不仅仅是中国人的行为的习惯，更加是中国人心灵的深深的思维的习惯，正是全体中国人的这种身体、行为、思维的多层重叠的顽固不化的“孔儒性”的“习惯”，共同构成了中国人两千多年来历史之中的永远难以变更的恶劣的民族性。

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所述的全部中国人历史之中所表现出来的非常恶劣的“民族性”，

恰恰正就是孔丘及其儒家的“孔儒性”。中国人的“孔儒性”正就是中国人的恶劣的“民族性”，也即民族的“劣根性”，这简直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中国人要想改变中国人自己未来的命运，惟一的办法就只能是彻底地下定决心，清空自己身上和心灵之中的“孔儒性”，而实质上也即是清空自己身上和心灵之中的恶劣的“民族性”，或者说清空中华民族自身和心灵之中的“劣根性”。

“孔儒性”即是中国人的民族的“劣根性”，这完全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历史命题。我请我亲爱的同胞们全都清醒地认识到这个关切到自身、自身民族的前途和根本利益的重要的历史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