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浪选股公式:揭秘赫鲁晓夫下台的真实原因

        过去有人说，赫鲁晓夫下台是中共的“九评”批倒的，实际并非如此。以下史实从一个侧面也可说明这一点。在赫鲁晓夫下台后，中共中央对此立即进行研究，并作出决定，派周恩来率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庆典，了解一下情况，试探改善中苏关系的可能性。1964年11月9日，周恩来和苏共新领导会谈时，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米高扬说：过去苏共是集体领导的，在同中共中央分歧问题上，苏共中央内部甚至在细节上也是没有分歧的。后来，周恩来询问赫鲁晓夫下台政治原因，苏共新领导没有立即答复，只是到了第三次，即最后一次会谈时，苏共新领导用了20分钟时间泛泛答复周恩来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路线和苏共纲领是正确的，不可动摇的。赫鲁晓夫主要是在国内工作的某些方面，以及在工作作风和领导方法方面犯了一些错误。这说明，苏共方面认为，赫鲁晓夫在中苏关系方面并没有错，当然，大论战也不是影响赫鲁晓夫领导地位的原因。
　　赫鲁晓夫下台的真正原因，苏斯洛夫在1964年召开的苏共中央十月全会上所作的主题报告中作了说明。他列举了赫鲁晓夫一系列的严重错误。而在苏共中央全会召开前，苏共中央主席团曾委托主席团委员波利扬斯基起草苏共中央主席团向苏共中央全会的报告。之所以没有采用波利扬斯基起草的报告而采用苏斯洛夫的报告，其主要原因有：一是波利扬斯基起草的报告虽较全面、深刻和尖锐，但有些错误的责任很难说完全应由赫鲁晓夫一人承担，中央主席团其他成员也难脱干系，出于策略考虑，未加采用。而苏斯洛夫的报告方案较温和，只是概括地、粗略地列举了赫鲁晓夫的主要错误；二是苏斯洛夫的报告方案回避了对外政策方面，特别是在处理与各国共产党关系方面的错误。而波利扬斯基起草的报告，涉及到对外（包括对各国共产党国家）关系，还在总体上肯定苏共反华政策的前提下，也承认对华政策中的某些错误。两份报告虽有差别，但基本内容和观点是一致的；并且这两份报告的一开头，都强调苏共二十大的各项决议和党的纲领所确定的路线是正确的。这里，我们着重从体制、经济等苏联国内方面，分析赫鲁晓夫下台的真正原因。
　　一、从政治体制角度看，赫鲁晓夫所犯的严重错误是背离了列宁主义集体领导原则，把无限的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但又不善于正确运用这一权力
　　这样就造成以下的状况：对带有根本性的重大的内外政策问题，中央集体无法进行自由的、切实的讨论。赫鲁晓夫公然无视党与政府领导集体的意见，不再考虑其他领导人的主张，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力图建立他的个人专政；赫鲁晓夫自以为绝对正确，骄傲自满，毫无根据地企图充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理论的实践家；他把一切成就不是归功于党，而是全部归功于他个人；他到执政后期，尽量摆脱苏共中央及其主席团的监督；在工作中，不尊重别人，只要别人谈自己的看法，立即就被打断，经常怒气冲冲地吼叫，极端粗暴，为所欲为，任性，心胸狭窄和热衷于发号施令；赫鲁晓夫的个人迷信虽未最后形成，但正处在形成过程中，处于复发阶段……一句话，在苏共中央“形成了一种令人不能容忍的局面，使得中央主席团不能正常地进行工作”。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苏共中央主席团不得不下决心让赫鲁晓夫离开领导岗位。
　　写到这里人们可能要问，赫鲁晓夫上台后就把很大精力花在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揭露其极权政治产生的严重弊端问题上，后来他为什么在不少方面又走斯大林的老路呢？斯大林的一些不良品质为什么又在赫鲁晓夫身上得到反映呢？在波利扬斯基起草的报告中，对此作了一些分析。事情的发生亦是有个过程的。斯大林去世后，苏共“一面揭露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一面遵循列宁的警告，并没有立即委托给赫鲁晓夫同志无限的权力。初期他仅仅领导苏共中央，担任中央第一书记。在这一时期，尽管他犯过一些错误和失误，总的说来还是相当谨慎地使用权力，尊重领导人集体的意见。因此，当1957年推举部长会议主席人选时，党中央委员会提名赫鲁晓夫，认为他在这方面也会正确地使用权力。他当时的行为没有引起人们的担心。此外，当时允许这种权力集中还出于一些国内和国外形势的考虑。”“我们党及其中央委员会，在推举赫鲁晓夫同志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之后，不断地对他表示关注，使他能够出色地履行这些崇高的职责，少犯错误，少出差错，使他的威望不断提高和巩固。的确，由于苏共中央委员会和全党的努力，为他树立了不小的威望。”“应当承认，赫鲁晓夫同志在初期似乎还能理解这些事实真相，对自己的威信所以不断提高似乎还有自知之明”。“大概正因为如此，我们的警惕在某种程度上放松了。”“当时的形势也助长了这个问题的发展。我指的是派别活动分子——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拥护者向党发动进攻的那个时期。当然，他们也向赫鲁晓夫同志发动了进攻。我们在反击的过程中，按照斗争的逻辑，不得不说许多赞扬赫鲁晓夫的话，而且那时又不能批评他。看来，他由此得出关于他本人的、完全不正确的结论。”这里可以看到，在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没有触动的情况下，在党内没有民主、对最高领导缺乏监督机制的条件下，起初沿着正确路线前进的赫鲁晓夫，之所以会背离这条路线，“这首先是权力过分集中在一个人手中的结果。”“权力集中在一个手中，势必潜伏着产生严重危险的可能性。”亚·尼·雅科夫列夫对此说道：“人是脆弱的：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腐败。”
　　二、从经济体制改革角度看，由于改革未取得成功，使得经济状况呈现恶化的趋势并出现混乱局面
　　下面根据波利扬斯基的报告材料作些分析。
　　1.一些国民经济综合指标下降。根据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提供的材料，苏联社会总产值从1956年到1963年八年间，增长速度降低了一半。
　　国民收入指标也出现了下降，直到1964年初，在年中国民收入增长速度降低了三分之二。
　　2.一些重要的质量指标不断恶化。以固定资产的利用指标为例，在七年计划的四年当中，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上述指标降低了9%，而在农业当中甚至降低了21%。劳动生产率也不断下降。1950—1955年，工业中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7.8%，而在七年计划的年份里，工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实际下降到5.6%，1962年为5.5%，1963年为5.2%。而按中央统计局的汇总材料来看，劳动生产率增长计划已经超额完成了。
　　工业中的“第一部类”与“第二部类”之间的比例更加失调。到1963年，这种比例失调已经达到创记录的水平。当年，“第一部类”的增长速度为10%，比“第二部类”的5%高出1倍。
　　3.农业生产形势严峻。按七年计划规定，1959—1963年农产品的年均增长速度应为8%，而实际上，前四年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7%，1963年则为负增长，按价值计算的总产量低于1958年的水平。五年中，国营农场的农产品成本理应降低2.1%，实际上却提高了24%。严重缺粮和缺饲料，导致大量牲畜被屠宰，结果使肉、油、蛋及其他产品严重缺乏。到1964年，肉类产品在各地普遍出现长时间脱销。1963年，苏联国内甚至连面包供应也发生了严重困难。为此，赫鲁晓夫甚至建议实行粮食凭卡供应制度。后来动用了860吨黄金，从加拿大和美国进口粮食，另外还动用了国家的国防储备粮，才未实行凭卡供应粮食制度。
　　通过农业改革提高农业工作人员对物质利益的关心问题，也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1958年，集体农庄一个人日劳动报酬所得的货币与实物报酬合计为1.56卢布，而到五年后的1963年，仅增加到1.89卢布，五年期间一共增加36戈比，即一个人日劳动报酬每年才增加7戈比。
　　从赫鲁晓夫执政后期来看，苏联经济的发展状况表明，改革远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赫鲁晓夫迈着笨拙的步子急急忙忙地去追赶美国，结果以出丑告终。”
　　以上我们仅从体制角度分析了赫鲁晓夫下台的真实原因，应该说这也是主要原因。但赫鲁晓夫对外政策的一些失误，对他下台也不是没有影响。赫鲁晓夫喜欢出国访问，在对外活动中竭力让外交部、外交官靠边站，力图通过他本人去解决很多国际问题。还有一个特点，他出国喜欢携带家眷及大量随行人员。1959年赴美访问，随行人员为150人，还带上了夫人、儿子、女儿、女婿，并带去一大批礼物。在赫鲁晓夫执政的后七年当中，“苏维埃国家在无任何重大理由和根据的情况下，已经三次陷入战争的边缘。”
　　三、赫鲁晓夫时期改革失败的原因
　　在赫鲁晓夫执政后期，由于改革未能取得成功所造成的经济状况恶化已十分明显。那么，改革失败的原因是什么，这是值得研究的。纵观赫鲁晓夫时期的改革，在笔者看来，主要问题有：
　　（一）赫鲁晓夫反斯大林存在局限性
　　现在人们对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反斯大林已有一个共识，即“赫鲁晓夫揭露的、批判的并力图战而胜之的是斯大林，而不是斯大林主义。也许，他真诚地相信，整个问题也就是这样，只要揭露斯大林，他就解决了使社会从过去的极权主义桎梏中解放出来的全部问题。”赫鲁晓夫并不理解，揭露斯大林仅是走上革新社会道路的第一步，而更重要的是对斯大林模式，必须在经济、政治、社会精神生活等方面进行根本性的重大改革。“赫鲁晓夫的主要错误认识就在于此，而他至死也没有摆脱这个错误认识。总的看来，他真的相信，揭露了斯大林个人，他就完成了任务，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虽然对消除我们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经济、文化、意识形态、整个社会上层建筑）出现的深刻的变形现象没有做任何一点事情。”
　　赫鲁晓夫对斯大林问题认识之所以存在严重的局限性，这与赫鲁晓夫是斯大林时代的产儿，是斯大林体制形成与发展时期的产儿有关。正如阿尔巴托夫说的，赫鲁晓夫的“主要问题在于他本人就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斯大林主义的产物。”因此，要靠他来在“清除斯大林主义遗产方面做更多的事，他多半是根本做不到的。”这样，“在政治上他变成了‘在原地跑步’”。对此，麦德维杰夫分析说：“赫鲁晓夫同时又是斯大林的门生，是斯大林时代的一个产物，那个时代训练了他在政治上的灵巧熟练，也为他留下一部具有残酷无情、审慎从事以及那种可以置某些明显真理不顾之机敏颖悟的遗产。”因此，就产生了赫鲁晓夫这位“非同寻常的、带有悲剧性的双重意识的矛盾人物。他在苏共二十大所做的关于揭露斯大林镇压的报告，这是在政治上走出的出色的一步，它在很多方面决定了斯大林去世后的过渡时期事态发展方向。他想要同斯大林主义分手，但不是同这种制度分手。他虽同这种制度的创造者决裂，可是他崇拜由这位创始者所创造的世界。这种矛盾无法解决，但他不懂得这个道理。”赫鲁晓夫一方面“给了社会一点儿自由，后来他自己拧紧了龙头。”正如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的：“苏联领导决定开始解冻时期，并自觉地走去的时候，大家，也包括我在内，同时对解冻感到担心：‘会不会因解冻而出现冲向我们的洪水，这就将很难处理。’”“在赫鲁晓夫的活动中有许多与他的生活道路的特点（从政治意识形态上说他是斯大林派的活动家，在他的良心中也有斯大林制度的罪恶的阴影）以及他的个性相联系的矛盾。他往往是进一步，退两步。这儿碰碰，那儿撞撞。”这些都说明，赫鲁晓夫执政期间，在体制改革和重大国内外政策方面出现的摇摆、前后不一贯、不彻底性和动摇性的原因，不能归结为纯属他个人的弱点（如虚荣心）和实用主义（争权）。
　　（二）赫鲁晓夫时期的改革从来没有离开斯大林体制模式的大框架
　　他在改革过程中，往往是一只脚向民主迈进，另一只脚却陷入了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泥潭。由于赫鲁晓夫个人的经历，他在反斯大林过程中，也能感悟到战后新时代将会到来，但他又无力自觉地把握住战后时代转换的重要契机，深刻地转变斯大林留下的不能再继续推进社会经济进步的体制。很明显，他只能是个过渡性人物，而不是能担当推进苏联社会大步前进、改变旧体制的代表新生力量的人物。
　　从经济理论上讲，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赫鲁晓夫时期并没有摆脱斯大林“左”的教条主义。拿讨论得最多的商品货币理论来说，1961年通过的《苏共纲领》，也只是说它具有新内容和加以充分利用而已，根本没有人提出经济体制改革要以市场经济为方向，强调的还是指令性计划。在所有制问题上，赫鲁晓夫同样是片面追求“一大二公三纯”。在他执政时期，急于消灭手工业合作社，向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过渡。在赫鲁晓夫的倡导下，人们搞起扩大集体农庄规模，有的地方甚至把30来个或更多的农村合并成一个大集体，成立了根本无法管理的集体农庄。
　　政治体制改革的局限性，也使得赫鲁晓夫经济体制改革难以从传统体制中解脱出来。应该说，赫鲁晓夫在揭露斯大林问题过程中，力图推进苏联政治民主化进程，他针对斯大林政治体制存在的弊端，提出了反对个人集权、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加强法制、反对个人专横行为、反对干部终身制和提出实行干部任期制等。这些改革措施在赫鲁晓夫执政的头几年（1958年前）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到执政后期，有的改革措施并没有贯彻到底，有的被赫鲁晓夫自己破坏。譬如，他自己搞集权乃至个人迷信。又如，他通过干部制度的改革，并没有建立起一套民主、科学的选拔干部制度，“他挑选干部越来越不按德才兼备的原则，而按忠实于人，叫干啥就干啥的原则”。产生这种情况虽有多种原因，但主要的是赫鲁晓夫时期的政治体制改革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其要害即权力过度集中的问题。按照熟知苏联内情的阿尔巴托夫的说法，“赫鲁晓夫完全是有意识地不想放弃从斯大林时期继承下来的政治制度的，因为他作为党的头头知道这样做会直接威胁到他自己的利益，因为他想象不出用以取代这种制度的其他方法。如果你不想在政治和经济体制中实现深刻的变革(而赫鲁晓夫是不想的)，掌握权力就会越来越变成目的本身。他不想放弃过去的政治制度。如果将从斯大林那里继承下来后，当年斯大林建立它们正是为了确保‘个人专政’（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在回忆录里用了库西宁的这个概念，看来，这个概念深深地印在他心上——显然他不了解这个概念的全部涵义）的许多机制原封不动的保留下来，那么领导党和国家就可能简单得多和方便得多了。他还欣赏对他本人的颂扬，当然不是斯大林时期的那种凶险的血腥的个人迷信，但毕竟是十分有害的”。
　　（三）经济体制改革本身存在一系列问题
　　1.从改革思路来讲，为了克服传统体制的弊病，在改革开始阶段，首先应把中心放在改革经济机制和调整经济关系上，即要调整好国家与企业的关系，放权让利，重视商品货币关系与经济杠杆的作用，而1957年的工业和建筑业大改组把中心放在调整经济管理组织形式上，只是把经济管理的重心由中央转到地方，管理机构从条条搬到块块，即只是在条条与块块、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方面兜圈子。由于上述原因相联系，大改组的结果是，只是从一种行政手段转为另一种行政手段，即从中央的行政指令方法转向地方的行政指令方法。
　　2.从改革的步骤来看，1957年大改组确实是未经充分准备，仓促上阵，事先也未经过试验。正如一些苏联学者指出的：“这样全面的工业改革，不言而喻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应该经过几个州若干年试点后，再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报刊上对改革计划的种种分析，不能代替实际的尝试。”改组的结果使企业下放过了头，权力分散过了头。例如，大改组后，使中央管辖的工业产值在全苏工业产值中的比重大大下降，从而削弱了国家对国民经济必要的集中统一领导和计划管理，致使地区的“分散主义”和“本位主义”泛滥，“差不多在每个管理局中都有分散力量的情况。”赫鲁晓夫在打破原来的部门管理体制的同时，并没有建立起一套新的管理体制。
　　3.从改革方法来看，赫鲁晓夫往往凭个人的主观愿望，依靠行政命令强制推行改革，特别是到后期，随着赫鲁晓夫领导地位的确定，他的个人专断、唯意志论日益增长。苏联学者布拉尔茨基发表的文章分析说，赫鲁晓夫的改革是不彻底的和低效益的。其原因是由于他用传统的行政方法、官僚主义方法搞改革，不重视人民群众的作用，没有发动劳动人民为改革而斗争。
　（四）从政治角度来看，由于赫鲁晓夫的改革，涉及到大量的人事变动，侵犯了很多人的利益，事先没有充分考虑，也未作出应有的安排
　　在这方面赫鲁晓夫面临的挑战是十分严峻的。例如，他要取消领导干部终身制，对于党选举产生的各级领导机关（从地方到中央委员会成员），采取按一定比例经常更换的制度。每次选举时，苏共中央委员会及其主席团成员至少更换1/4，1962年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代表在选举中更换了近70%；他还取消了高级干部（如州委书记、中央委员、报纸主编等）的相当可观的月薪“津贴”，对局级干部不再配备司机，不再提供可以随意到任何地方去的专车；在工业和建筑业大改组时，引起大量领导干部的调动；在农业改革过程中，由于赫鲁晓夫的鲁莽和急躁，改组了从农业部、大中农业机构、农学院到试验站的整套政府结构，让农业部离开莫斯科，迁到农村，农业部工作人员失去了在莫斯科舒适的办公室。与此同时，各加盟共和国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
　　以上情况说明，赫鲁晓夫在改革过程中，触犯了很多人的利益，在客观上树立了一批“政敌”或“反对派”。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正确的改革方案也难以贯彻。
　　（五）赫鲁晓夫个人的性格尽管对改革的失败不起主要作用，但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苏联著名政治家布尔拉茨基写道：“赫鲁晓夫不仅是环境的牺牲者，而且也是其性格的牺牲者。急性子、过于匆忙、容易激动，这是他无法克服的缺点。”他还引证1956年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访问英国期间，在苏联大使馆举行招待会上，丘吉尔对赫鲁晓夫说的话：“赫鲁晓夫先生，您在着手大规模改革，这当然好!我只是想劝您不要操之过急。靠跳跃两步跨越鸿沟是相当难的，还可能会坠入沟中。”“我（布尔拉茨基——笔者注）冒昧地试着以个人名义补充一句：当你没有看清，准备跳到那个岸上时，是不能跨越鸿沟的。”
　　总之，到赫鲁晓夫执政后期，他已处于极其困难的境地。“当时许多人都已感到赫鲁晓夫及其政策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空转打滑、毫无作为的地步，虽然他离开了习惯了的斯大林政策的此岸，但无论如何也不能找到彼岸。换句话说，他失掉了人们对他的信任和个人声望……因此，在关键时刻到来时，他没有得到任何人的支持，几乎引起了所有人的忿怒。”“1964年没有一个人上街维护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是个矛盾人物，至今在中国学术界对他的评价仍存在不少分歧，对赫鲁晓夫仍需要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