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雨晚安心语图片带字:《少数民族建筑文化专题·第二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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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第一章】中国少数民族建筑发展概述

    第一节 建筑的演变与中国少数民族建筑

    第二节 生态环境与中国少数民族建筑

    第三节 民族文化与中国少数民族建筑

【第二章】中国少数民族民居

    第一节 院落式民居

    第二节 土掌房与石建筑

    第三节 穹庐式民居

    第四节 干栏式民居

    第五节 大房子

【第三章】中国少数民族宗教建筑

    第一节 伊斯兰教建筑

    第二节 佛教建筑

    第三节 祖庙建筑

【第四章】中国少数民族公用建筑

    第一节 侗族的鼓楼和风雨桥

    第二节 溜索和藤桥

    第三节 公房 房子凉亭 井亭 戏台

【第五章】各民族建筑艺术的交融








第一章 中国少数民族建筑概述



    “建筑和园林是社会的缩影、民族的象征,但它绝不是某一民族的,而是全人类的结晶。”梁思成:《走进樱花美术园》。建筑也蕴含着人们对自然的尊重,表现了人类对理想居住环境的追求。建筑生长在文化的土壤中,随时代、生活、人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中国建筑大师张钦楠说:“建筑必须反映生活,而生活离不开文化的根。”因此建筑也表现出鲜明的民族性和地域性。




云南宁蒗县永宁乡泸沽湖摩梭人民居





第一节 建筑的演变与中国少数民族建筑


一、建筑的功能与演变


    建筑来源于人类对居住和生活场所的实际需要。

    最初的建筑是原始人利用天然空间,为自己解决生存和安全需要的场所。这时居住分为“穴居”和“巢居”两种主要的形式,中国古文献中对此多有记载。《易经》中有“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的记载。《韩非子?五蠢》中写道:“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辟(避)风雨。”晋(265-420)张华《博物志》载:“南越巢居,北朔穴居,避寒暑也。”无论是“穴居”还是“巢居”,都是要对天然空间进行适当加工。人们住在里面躲避风雨和毒蛇野兽的伤害。




新疆喀什的维吾尔族民居


    随着人类的发展和技术水平的提高,人们开始建造由基础、墙壁、屋顶等构成的建筑物。这样,人类的居住就进入了人造空间阶段。由于各地自然条件的不同,便形成了在地面构建房子(土木结构或木石结构)和将房屋悬空构建在木柱上(即干栏式建筑)两个不同的建筑类别。



    建筑不仅可以挡避风雨,同时也成为文化的载体。“建筑就是凝固为物体的人生。人生在客观事物中体现得最全面、最完整、最生动具体的,莫过于建筑”。(郑光直:《负正论——建筑本质新析》,《新建筑》总第三期,第10页。)





二、中国少数民族建筑


    中国少数民族,亦称“风土建筑”,是指适应当地特有的环境与文化,为当地人创造出的具有当地特色的建筑风格与形态。风土建筑有很强的历史性、民俗性、地域性,是原始建筑的继承和发展。

中国少数民族建筑主要受气候环境、风俗文化、历史因素等几个方面的影响,因地制宜,反映其民族、地区、时代的特点与生活理念,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它不仅是民俗生活的场所,也是民俗文化活动的空间和场所。它反映着特定民族的社会观念和审美观念,因注重伦理、调和礼乐而成为民族文化的一种表现


第二节 生态环境与中国少数民族建筑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除汉族外,有55个少数民族。据2000年人口普查统计,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数的8.5%。少数民族人口虽少,但却分布广泛,在全国总面积60%以上的地区都有分布。内蒙古、新疆、西藏、广西、宁夏五个自治区和云南、贵州、青海等省是少数民族比较集中的地区。各地不同的地理、气候、物质资源、科学技术都对建筑有所影响,从而形成了特色的少数民族建筑。




新疆吐鲁番火焰山吐峪沟村庄



一、生态环境与中国少数民族建筑材料


各地的少数民族受当地生态环境的影响,采用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方法,建造着自己的家园。

  东北的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被称为“林木中的百姓”或“使用驯鹿的人”。他们充分利用森林中的资源,用桦木或柳木搭成窝棚,即“斜仁柱”或“撮罗子”,夏天用桦树皮覆盖,冬天则覆盖狍皮,住起来冬暖夏凉。

  草原上的生活的各游牧民族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易于拆迁转移的毡账成为他们最方便的依据。这种圆形或圆锥形的毡房,多用条木结成网壁与伞形顶,上面盖有毛毡,用绳索勒住。顶的中央是圆形天窗。这种房子冬天可以防止大风和寒冷的袭击,夏季则可减少阳光的照射。也有的地方,冬季住在木房或土砖房中。如哈萨克族牧民春、夏、秋三季住毡房,冬季则住木屋。他们利用伊犁河流域丰富的林木资源,用圆木垒成墙,墙外覆土抹泥,室内挂毡毯,以避风雪、保暖。

  南方气候温热,雨量充沛,竹木繁盛。在建筑材料的选择上就形成了以竹木为主、砖瓦石为辅的格局。

  布依族《殡凡经》中有个传说:“从前人们没有住所,后来用竹作柱子发明了房屋。”(周国茂:《论布依族稻作文化》。)而南方民族“不瓦而盖,盖以竹;不砖而墙,墙以竹;不板而门,门以竹。其余若椽、若楞、若窗牖、若承壁,莫非竹者,衙署上房,亦竹屋”(【清】沈日霖:《粤西琐记》。)的说法则不仅是历史记录,也是真实的存在。

  在高温温热地区,要求房屋通风良好。用竹子编成的墙壁或地板,有很多缝隙,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而云南傣族利用竹子两面色泽的不同,编织成几何纹的竹席墙,既有装饰功能,也有功能。除竹子外,木板、树皮、树叶、茅草或稻草也被用作为建筑材料。

  在木材资源丰富的地区,木材就成为主要的建筑材料。如贵州、广西、湖南交界地区,盛产杉木,这些地方“木楼”随处可见。羌族生活的地方多高山,所以他们的建筑材料主要是石片和黄泥土。

  西北地区建筑材料的使用也受到地域的影响和限制,人们往往就地取材,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选择石头、黄土、麦草、树木等。

西藏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其牧区放牧着被称为“高原之舟”的牦牛,体大毛长。牧民就用牦牛毛编织的毛毡覆盖居住的毡房。而山区藏族因为居住地林木稀少、石材丰富,所以建筑多以石材为主,用石块砌成的依山势而高低错落的碉房,成为高原一道独特的景观。



典型的吐鲁番民居。一层居住、二层是葡萄干晾房

瓦的使用与汉文化影响有关。如西双版纳“贵州则盖瓦盖,人民不准覆瓦,阶级极严。瓦形扁平,不似内地之作,鞍形,长七八寸,宽二三寸,厚二三公分,一端有钩,以竹木作椽,瓦覆钩挂于上。”(转引自杨美、征鹏:《西双版纳风物志》。1寸≈3.33厘米.)


二、生态环境与中国少数民族建筑类型

   人们为了适应所生活地区的生态环境,创造出各具特色的建筑。中国少数民族传统心甘情愿,受生产和生态环境的制约,具有明显的地区特征和民族特征。如新疆气候干热少雨,昼夜温差大,那时房屋多开窗小,空气对流少。岭南地处亚热带,气候炎热多雨,土地湿润,植被丰富。为了有效避免瘴气和毒蛇猛兽的袭击,人们经过不断探索,发明了离地的干栏式建筑。这种房屋不仅通风、干燥,而是可以免除瘴气、地面湿气和烈日的照晒,也可防止毒蛇猛兽的侵害

   晋《博物志》所载的“南越巢居,北朔穴居”,大致可以概括中大自然中的各种洞穴,为早期人类的生存提供了最初的家。考古遗址发扬表明北方民族的住所经历了由块石垒砌矮墙的觉察到浅穴,并由浅穴向地面建筑过渡的过程。东北地区生活的古代肃慎、挹楼、勿吉――靺鞨、夫余、女真等人的住所,都有地穴、半地穴式建筑。

   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房屋建筑开始出现,人工洞穴取代了天然洞穴。如居住在黄河流域的民族,充分利用这时广阔而丰厚的黄土层土质均匀、含有石灰质、避立不易倒塌的特点,挖洞穴居住。到原始社会晚期,在竖穴上覆盖草顶的穴居成为这一地区普遍的居住方式。而在黄土沟壁上开挖横穴而成的窑洞式住宅,在山西、甘肃、宁夏等地也广泛出现。

   随着人类建筑经验的不断累积和技术的提高,穴居逐步发展到半穴居,最后完全被地面建筑所取代。而现在仍在黄土高原上存在的窑洞,说明它对环境的极端适应。

   生活在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主要以穹庐式毡帐为居住之所。阴山岩画中的《穹庐图》,与今日蒙古族所居的蒙古包类似。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发现的辽墓中的石棺上绘有三座毡包,毡包为半圆形顶,南向开设半圆券顶状小门,白色居中间,两侧为黑色,用皮绳拴缚,颇类今天草原牧民的穹庐式毡包。这种土屋保留了蒙古包的外形,为土木结构。而完全定居从事农业生产的蒙古族,则采用了汉式房屋的样式。

  在树上构筑房屋谓之“巢居”,这大概是全人类最早的居住形式之一。《庄子?盗跖篇》说:“古者禽兽多而人民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昼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干栏式建筑是全人类早期“巢居”的进步与发展,在中国南方广阔的地域内延续了数千年,具有很强的生命力,至今仍为傣族、侗族、水族、壮族、布依族、佤族、景颇族、德昂族等民族所采用。

   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遗址,发现了大批榫卯木构件及干栏式建筑的遗迹,显示了河姆渡文化(约前5000-前3300)的住房特点。考古挖掘显示,这时盛行一种栽桩架板高于地面的干栏式建筑。在遗址各文化层,都发现了与这种建筑遗迹有关的圆桩、方桩、板桩、梁、柱、木板等木构件,共达数千件,许多建筑木构件上凿卯带榫,尤其是发明使用了燕尾榫,标志着当时木作技术的突出成就。

   云南晋宁石寨山发扬的青铜贮贝器上有干栏式建筑的模型。这是一座长方形楼房,高17.5厘米,四面无壁,以两圆柱撑之,前端置二梯,可以上下。屋顶的表面加铺长木条,竖行密排于两面坡上,木条顶端高出屋脊交叉成燕尾形。整个建筑下面架成高出地面的底架,底架约有半人的高度。

  在广东、广西、湖南、四川、贵州等省汉代(前206-公元220)随葬器皿中也多有干栏式建筑样式。如在广州出土的汉代陶屋有长方形和圆形两种,陶屋底部有四或六根高出地面的底架。圆形陶屋的屋顶为穹庐式,类似贮藏粮食的谷围。长方形陶屋的屋顶为悬山式。四川、贵州等地发掘的陶屋模型,除保留桩上建筑的特征外,屋顶为悬山式,表明汉式建筑对于干栏式建筑的影响。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外界建筑文化的影响,干栏式建筑如今有了不同的发展,出现了傣族竹楼、壮族麻栏、苗族吊脚楼及侗族宽廊型干栏等适应当地生态环境的干栏式民居。他们利用复杂多变的地形扩大空间,在干栏式民居中设宽敞的前廊,扩大了户外空间;楼层增建阁楼、望楼、抱厦,利用悬挑争取空间。这些方法不仅扩大了房屋使用面积,而且丰富了建筑造型。

  云贵高原地形错综复杂,西北高,向东南逐渐降低。从海拔2000多米以上的高寒山区,到温热多雨终年如夏的河谷平坝,这样复杂的地形地貌和气候类型,使这一地区民居建筑类型丰富多彩。从原始“穴居”、“巢居”、简陋的杈杈房,到父系大家族共居共耕共食的“大房子”(或称“长屋”),从傣家竹楼到以木雕、泥塑、彩绘装饰的白族民居,不同层次的民居建筑,无不打上了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的烙印。










第三节 民族文化与中国少数民族建筑


  筑作为人类生存所必需的物质设施之一,在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受到一定时期物质文化的影响和制约,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民族风格和时代感。

一、社会结构与中国少数民族建筑

  中国少数民族的建筑与其社会结构关系密切。

直到20世纪50年代,在一些民族中还不同程度的保留有原始公社制的残余,如云南的德昂族、拉祜族、基诺族以及东北的鄂伦春族、鄂温克族等。他们从事刀耕火种的山地农业或游猎,为共耕共食的原始共产制。在民居中的表现就是“大房子”或者“乌力楞”(鄂伦春族同一父系大家庭聚居的建筑)。





 



 

四川甘孜丹巴藏族民居

  聚居云南景洪悠乐山的基诺族村寨,“以两个‘阿珠’或‘内珠’的成员为基础组成,阿珠或内珠即为一种由血缘关系组成的氏族或家族”,“每个阿珠之下,又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分别组成大小不一的‘玛’,‘玛’为一种共同居住在一幢公共长房的大家庭。”(宋恩常:《基诺族社会组织调查》,《人类学研究》,中国人类学会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这种大房子一般长25米,宽15米,为用竹、木和茅草修建的干栏式长方形竹楼。同一父系家庭公社的成员同居一所大房子内,他们共同生产、共同消费,保留着原始共产主义的分配原则。(朱宝田:《试论基诺族大房子》,《民族研究第3辑》,1982年。)  
  而一些过去存在严格等级、辈分观念的民族在建筑上也有所体现。如云南傣族的竹楼建造。一般民居底层立柱为50根左右,过去的召片领(如车里宣慰使)住宅则多达120根左右。长辈居住的竹楼柱子不能低于2米,木梯9级以上;而晚辈竹楼要低于长辈,木梯7级以下。

  少数民族建筑与其家庭婚姻有密切关系。如壮族和傣族,其家庭形态是一夫一妻制的父系小家庭,几代同堂的很少,因此民居规模小。但壮族历史上受汉族影响较大,为确立男子的核心地位,在民居中采用中堂为核心、“前堂后室”的布局。家中人员的居住也以神龛为中轴线,男居左,女居右(左为尊,右为卑)。而傣族受汉族影响较小,民居内部布局没有严格的对称。他们全民信仰佛教,并有万物有灵的原始崇拜。家中没有奉祀祖先的神龛,其生活的中心是火塘,人们把它视为神灵加以崇拜。同时傣族也有中柱崇拜的风俗。傣族家中有8根中柱,称为男柱和女柱,分别穿着男女不同的衣服。这时是天与地、人与神交往的通道。

  一些民族中未婚青年男女有交往的自由。这样就产生了专为他们聚会用的公房。哈尼族在建房时,会在大房门外建小的土房,叫做“公房”。家中的儿女十五六岁后即单独在这时居住,晚间可以谈情说爱、寻求伴侣。傈僳族的村寨中也建有公房,青年男女未婚前可以在公房内谈情唱歌,成为寻找伴侣的重要场所。

  侗寨鼓楼是侗乡的标志。它造型美观、结构独特,上面饰有彩绘和雕塑。鼓楼不仅是侗族聚会议事、休闲娱乐、迎宾待客的场所,还在通婚范围界定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一般在侗族村寨中,一个姓氏建一座鼓楼。通婚范围以鼓楼为界,同一鼓楼的各户禁止通婚。


二、宗教与中国少数民族建筑

  中国少数民族中有以祖先崇拜、自然崇拜、灵魂崇拜、图腾崇拜和鬼神崇拜等为主的原始宗教信仰,也有伊斯兰教和佛教信仰。透过少数民族地区的村寨、民居、室内设施、建筑装饰等,可以看到他们各和宗教的观念和审美情趣,以及对多子多福、人畜兴旺、风调雨顺、人寿年丰的祈求。






 

四川丹巴藏族碉楼群

(一)宗教信仰对聚落的影响

  许多民族“建造村寨时,必须先建各种宗教设施,即在建寨前,宗教的观念就作为一种社会的重要因素,决定了村寨的面貌”。(【日】鸟越宪三郎:《始于云南的道路——探寻倭族之源》,云南省民族研究所编印,第34页。



  云南的布朗族信仰原始宗教。建寨首先要由达曼(村寨头人)通过占卜确定具体的位置。后由达曼或佛爷用米、鸡蛋供奉给山神,大家一边用茅草搓成草绳和白线搀合一起,一边在准备建寨的地方置上几排木桩。木桩竖立后,主祭人围着木桩念经、滴水,祭祀山神、树神;人们跟在他后面,边舞边将先前准备好的绳子拉拢。如果绳子两端相连或长出一段,即是神灵允许建寨,还能建寨。开始建寨时,要在穿寨而过的主路上建两道被称为“都拥”的寨门。两侧的道路上建侧寨门“把都期”。寨门的建立由达曼主持,他指挥大家在路上用木头搭一个门框,上边缠上草绳,挂上篾笆片。每道门前分别置两个木桩,木桩顶端刻成人头状,意为把虎豹、鬼怪拦于寨外。布朗族认为人有心,寨子也有心。寨子有心才有生气。所以每个村寨都在村落的中心建有寨心――“栽曼”。寨心是寨神“得那曼”居住的地方,神圣不可侵犯。一般是一个四方形的用石头砌成的高台,中间树一个顶端刻成人头形的方木柱。之后才由达曼用鸡蛋占卜为各户选择地基,建盖住房。

  白族在信奉大乘佛教的同时,还保留有本主信仰。白语称本主为“武增”、“武增尼”等,它是村社的保护神,由自然物、神灵、英雄、民间化合物、帝王将相、祖先以及佛教和道教的神祗等构成。白族村镇一般都有本主庙,本主庙和方形广场仅次于村镇的中心地带。村中广场上常有一株被本地人称为“风水树”的大青树。白族民居多为“三房一照壁”、“四合五天井”形式,院落的布局多为封闭式,正房朝向多坐西朝东。因白族讲究风水,“正房要有靠山,才坐得人家”,所以通常房屋主轴线的后墙会对着附近一个吉利的山峦,决不会出现对着山沟或空旷之地的情况。

  黔东南苗族认为人是从枫树中生出来的,所以他们以枫树作为自己的图腾。村寨的建设一定要选择在有高大枫树的地方。如果找到了一个没有枫树,但山环水绕适合农耕的地方,也要先种下枫树,看看枫树是否可以成活,才决定能否在这时建寨。


(二)宗教信仰对建构行为的影响

  对少数民族来说,住房带头人丁兴旺而格外受到重视,因此在建造过程中衍生出种种礼仪,贯穿于择定宅基、备料、动工和新居落成各个方面。

  生活在广西的壮族对宅基的选择非常重视,要请风水先生来确定宅基是否对应“龙脉”,朝向是否吉利。他们认为这不仅与新居的建造是否顺利有关,也与他们今后生活的安危兴衰相关。

  “在建筑材料的选择上,壮族同样十分重视。他们认为主柱是最为重要和神圣的,它是整个‘干栏’构架的核心与灵魂,关系到‘干栏’构架的稳固。他们首先在林场中选定一棵粗大挺直、首尾均匀的杉木作为主柱(俗称‘金柱’),要由其家长亲自操斧持锯砍伐。大杉木砍倒后,主人还要在树根的残柱上压三张纸钱,插三炷香,祈祷此树长出新苗,给主家带来好运。运主柱回村时,中途不能停留,柱木不能触地,否则其柱木的灵气就会散失,给新居带来不利。”(农祥亮:《广西壮族与云南傣族“干栏式”民居比较研究》,《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3月。)

  动工前,要请风水先生或师公择定吉日。“开工前,先由主家和风水先生在宅基的中心处(即竖立主柱或安置神龛的位置),用一长方形石块奉立‘土地神’之位,神石上贴挂象征五谷丰登的稻穗和吉利的红纸或红布,并焚香献醴祭祀。目的一是敬告土地神破土动工奠基之事,二是祈求土地神保佑建宅顺利平安。完毕,众人便可动工,或挖掘墙基角,或砌筑房基平台。广西龙胜龙脊一带的壮族,在动工之日,要在宅基的一侧奉立鲁班圣师之位,以祈求保佑顺利吉祥。(农祥亮:《广西壮族与云南傣族“干栏式”民居比较研究》,《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3月。)

  当房屋建好后,“要举行隆重的进新房仪式。首先是请道公在新居中安立祖先神位,诵经祈祷,同时在神龛边上奉花婆神(壮族信奉的生育保护神)和财神之位,还要在神龛下方安立土地神之位。主家杀猪宰鸡祭祖及其他神灵,以期保佑财源广进、生活富足;祈求土地神镇守家宅、驱鬼避邪。前来庆贺的亲朋好友拾镜屏、甜酒、禾把(稻米)、封包(钱)送给主家,主家则设宴款待,歌手还唱起‘贺新居歌’。”(农祥亮:《广西壮族与云南傣族“干栏式”民居比较研究》,《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3月。)

经过这些仪式,建房才算完成。在建房地过程中,全村寨的人及其他村寨中的亲戚都会前来帮忙。

(三)宗教信仰对建筑装饰的影响

  中国少数民族建筑的装饰也反映了他们的宗教信仰。如北方达翰尔族“正房大门的门头雕刻是以蝙蝠为题材的图案,有镇宅、驱邪避祸的作用。取其谐音,蝙蝠象征着富、福之意;隔扇门的用材多为黑桦或果松,其上的木雕或花纹,图案对称分布,平衡感极强。门头以满、汉文的福、禄、寿、喜、吉等字装饰,门身中部由棂条组成,充满玲珑剔透之感,下部则装饰着达斡尔族的吉祥物――猎鹰,它是达斡尔族坚贞、顽强的化身,象征着幸福、如意、吉祥、拼搏”。(倪超:《达斡尔族传统民居初探》,《黑龙江民族丛刊》,2005年2月。)

  中国少数民族中的祖先崇拜、自然崇拜渗透到民族建筑之中,主要表现在图腾柱、装饰艺术及村寨的神树、神坛等方面。满族古代民居话庭前立神杆一根,四时祭祀。古代朝鲜族村落口立一鸟竿,顶端有木鸟一只,被看作是村落的守护神。龙、蛇、虎、狮等动物雕塑或浮雕作为装饰艺术在少数民族建筑中也被广泛采用,侗族鼓楼的木雕龙头,台湾排湾人的蛇形木雕,白族屋脊上的虎头以及彝族民居中的浮雕鹰翅、鹰爪,羌族民居中悬挂的羊角,佤族民居中的木鸟装饰等,即是装饰,也是少数民族崇信的神灵。牟永杭先生指出:“图腾之所以常常见于屋脊或专门建立的图腾柱上,不仅仅是为了表现人们对它的崇敬,在古代东方,还与那种图腾来自天上的天命观有关。”

  中国少数民族民居的门楣上所悬挂的羊角、牦牛角、鱼网、犬齿或猪下颌骨等,才是驱鬼避邪的灵物。如普米族认为虎是自己的保护神,所以他们的门楣上喜画虎。云南“彝族崇虎,以虎为图腾。很多彝族民居建筑上,往往雕刻一小石虎置于正房脊中部或大门上挂虎头牌,意为避邪驱魔,保佑家运兴旺。”(杨莆旺:《云南彝族民居文化简论》,《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2月。)

  南方民族民居中都有火塘,是支铁三脚或二块石头架锅做饭的地方,也是取暖御寒和家庭聚会待客的地方。彝族认为火塘是家庭兴衰的标志,客人脚踏锅庄石或跨过火塘、冲火塘吐痰,都被认为是对神灵的冒犯和很不吉利的事情,会引起主人极大的不悦。傣族竹楼中的火塘火种不能断绝,三脚架不能随意移动,不能在火塘中焚烧不洁之物,火塘周围的座位主客有序,不能乱坐


【第二章】中国少数民族民居




第一节 院落式民居

  院落式民居也称“庭院式民居”,是中国北方和南方少数民族均有的民居类型。院落式民居由住宅和院落两大部分组成,功能齐全,较好地适应了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反映出较高的建筑艺术水平。在平面布局、空间组合或建筑装饰手法上,中国南北这类民居各具特色。





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藏族村落一角



一、满族民居

  满族是中国东北地区人数最多的一个少数民族。生活在“白山黑水”(长白山、黑龙江)之地的满族,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民居文化。

  满族民居与其村屯联系在一起。这种村与常以家庭聚居为主,以栅相围。每家都有院落,用泥土垒成院墙,用木栅或木条作院门,院落宽敞,可容车马。殷实人家还可在院内盖厢房、仓房、碾房、车马房等,组合成四合院。

  满族四合院的布局受封建礼教宗法的支配和“风水”思想和影响。正房建在南北向纵轴线上,正房前东西向横轴线上建对峙的厢房。这样就形成了门房、正房、东厢房、西厢房的建筑单元。正房是家长起居、会客的地方,东西厢房供晚辈居住或用作饭厅。

  满族民居多为木架构,外墙的垒筑方法有土筑、堡瓷、泥堆等。堡瓷是将泥与草搅拌在一起打成土坯,再将土坯,再将土坯垒砌。泥堆是用树枝编成笆上涂灰泥,也称“拉核墙”。土筑墙、堡瓷墙和拉核墙都能就地取材,防寒保温性能好能够适应北方寒冷地区生活的需要。屋顶为双坡瓦屋面或覆以茅草,也可防寒。

   “口袋房、蔓子炕、烟囱出在地面上”是满族居室的主要特点。满族住房一般为三或五间房,坐北朝南,三间房一般在东边第一间开门,五间房则在东边第二间开门,居室多为套房,又称“口袋房”。卧室内南、西、北三面有火炕,构成“匚”型,叫“蔓子炕”。满族以西为贵,西炕墙上供有祖宗板,不许睡、坐,不许放置杂物。烟囱砌在房屋侧面,从地面用砖或土坯砌起,高出屋檐许多。

  满族人家的大门为独扇木板门,用木制插销;内门为双扇木板门。窗户分上下两个部分,上扇窗户安有木轴,可向室内开启,下房窗户安在窗框里,可以摘下。窗棂格一般有方格形、梅花形、菱形等多种几何图案。糊窗用的窗纸满语称为“摊他哈花上”,汉译为“麻布纸”。窗纸糊上后淋以豆油、苏子油等,可防雨水并增加亮度。

二、达斡尔族民居

  俗话说:“有达斡达尔村屯的地方不怕水淹。”生活在黑龙江和嫩江流域的达斡尔族有着悠久的定居历史,他们的村落多选择在依山傍水、视野开阔、向阳背风、地势较高的岗坡或山脚下。

  达斡尔族同姓聚族而居,村庄规划整齐。庭院为方形或长方形,家家院墙都围着红柳条纺织的带有花纹的篱笆。一般有前后院之分,前院有畜厩、柴垛、牛粪堆、羊草垛等,后院为菜园。马棚和牛舍离院较远。

  达斡尔族民居一般坐北朝南而建,分三开间和五开间。庭院两侧为厢房、仓库或碾坊。房屋为土木结构,用松木、柞木或桦木做屋架。木料不备齐、不干透,他们决不草率施工。房间空间宽敞,多开有西窗,采光充足。房中建有东、南、北相连的大炕,俗称“蔓子炕”。达斡尔族也有以西为尊的传统,祖神、娘娘神都供奉在西屋,家中接待贵客也安排在西炕住宿。三间房、五间房都以中间为厨房,东西两侧各有两个单间。婴儿摇篮悬挂在房顶东西向横杆上,摇篮底部挂有兽骨,晃动摇篮时兽骨会发出有节奏的叮咯声,婴儿就在这种叮咯声中进入甜甜的梦乡。

三、青海民居“庄窠”

  青海东部农业地区,沿湟水和黄河一带的湟中、湟原、大通、互助、西宁、乐都、民和、化隆、循化以及大通河中游的门源等县市,居住着汉、藏、回、土、撤拉等民族。庄窠就是这些民族几百年来在同大自然的斗争中创造出的居住形式。

  庄窠为方形或长方形,围以板筑黄土墙或土坯砌筑的庄墙。围墙上开有一扇大门,大门由松木或柳木板拼装钉成。有四合院、三合院和两面建房等几种形式,院中设有花坛,种植果树,花卉,附设有车棚、草料棚、畜棚、果园、菜园等,形成一个多功能的组合体。

  庄窠以平房居多,极少平楼结合的房屋。房屋为木构架承重,平顶屋面,上施草泥用小磙碾压光,顶坡度平缓。下雨时屋顶不易被雨水冲刷,下雪时便于上房扫雪,以免屋顶漏水。屋顶也可作为庭院的补充,上面可晾晒粮食、干菜,架设木梯可上下屋顶。

  庄窠的居室一般三间为一组,一明两暗,即堂屋居中,两边是卧室。堂屋内沿庄墙对称布置家具。卧室的火炕顺窗或顺山墙布置,炕上放衣箱、炕柜、炕桌等,火炕和家具占居室面积的一半以上。居室的大小、进深与梁架的用材有关,六柱或八柱成的开间为基本开间。前廊是房屋与庭院间的过渡,每座庄窠都尽量设廊,廊檐部位是庄窠重点装饰的部位。

  整座庄窠的外观是质朴的,大门偏于一侧,门楼的式样很多,有的入门砖砌雕饰,造型精美。每座庄窠都尽量装饰大门。廊檐雕饰最为丰富,窗格式样也很多。木雕是庄窠装饰的主要手段。

  因各民族大分散、小集中分布,庄窠的形式虽基本相同,但部分设施却有差异。回民庄窠入门处多有砖雕、照壁,院内设有自用井;土族庄窠有套庄和联庄的布局,庄墙高大;藏族庄窠房顶四角和门前有各色布幡飘扬,室内增加了小佛堂;撒拉族庄窠,房子进深较大,庄内多为一面或两面建房,木刻花纹,透雕雀替,较为考究。

四、维吾尔族民居

  生活在新疆的维吾尔族经济早就以农业为主,因此在维吾尔族居住的地方,村庄很多。信仰伊斯兰教后,其民居形式深受波斯——阿拉伯的影响。房屋为中亚地区的平顶,呈方形,墙壁是泥土夯筑的,有较深的带护栏的前廊。庭院中种植花卉、果树和葡萄,是弹唱、休息、餐饮之所。维吾尔族人民喜爱在庭院或外廊摆设茶具,接待客人。

  住宅有前室——后室、客室——后室、外间——客室等几种组合形式。室内设有壁炉、璧龛、壁炉用来取暖,壁龛用来存放物品。壁龛和壁炉均饰以精致的石膏花。墙壁用砖砌成图案花纹或挂有壁毯,地上铺设地毯或毛毡。室中央放有长桌或圆桌,家具及陈设品多由装饰巾遮盖。

  吐鲁番盆地全年基本无雨,生活在这里的维吾尔族人就地取材,用土坯建房,建成单层或双层带半地下室的土拱平顶房。院子周围以平房和楼房相穿插,用土坯花墙、多种形状的拱门、平台、葡萄棚等组合成富于变化的空间。宅内各组房间之间由葡萄棚或天棚组成的宽敞过道相连。院内引入渠水,通风良好、避日纳凉的庭院成为人们生活起居的主要中心。室内外装饰较少,仅有用木模压印出的图案花纹装饰墙面。

  伊宁地区寒冷多雨,维吾尔族住宅多为砖土木结构的坡顶房屋。房屋与果园以绿篱(葡萄棚等)分隔,绿篱与房屋外廊搭接,组成凉爽的户外生活场所。门廊有挂落和栏杆,墙面和顶棚为浅蓝色,木门窗板有装饰性木雕。室内陈设较为讲究,用工艺刺绣、壁毯、大幅织花窗帘装饰。

  喀什、和田的维吾尔民居多为砖砌,不讲朝向,室内多壁龛和石膏花饰,精美华丽。因维吾尔族信奉伊斯兰教,装饰颜色多为绿色。

  在建筑装饰方面,由于石膏质地细腻、洁白,涂色和不涂色使用都能收到良好的效果,维吾尔族常用它来装饰民居。石膏花饰有用于墙顶边缘、壁龛周边的带状图案,有用于壁面的大幅尖拱形图案和用于顶栅的圆形、多角形图案。图案取材于牡丹、荷花、葵花、菊花、梅花、玫瑰等。石膏粉花饰中的植物纹与几何纹结合自然,疏密有致。

  另外,彩画、木雕、拼砖等手法也常用于维吾尔族建筑装饰。彩画色调浅淡柔和,在顶棚边缘和密梁等处稍加点缀,效果突出。木雕花纹多取材于桃、杏、葡萄、石榴、荷花等植物花卉,主要用于柱子、梁、枋和门窗装饰。木雕花饰多用原色材料或施加彩绘,在雕法上有线雕、浅浮雕及透雕等。拼砖所拼砌出的花纹为各种几何纹,施工中要求有高度的拼合技巧,主要用于装饰砖砌的墙面、台基、柱墩和楼梯等处。

五、藏族民居

  分布在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境内的藏族民居建筑形式多样,主要有碉楼、木楞房等。

  各地藏族民居的样式与风格,与地理环境、历史和宗教关系密切,其中受宗教影响最为明显。藏族民居聚落大多以寺院为中心向外延展分布。室内一般设有经堂,或简单的设置供桌,敬奉佛像、唐卡、法器等。外墙装饰还反映了藏传佛教不同的教派或地域特点,比如后藏萨迦民居就是受到萨迦寺建筑风格影响,也在外墙涂有红、白、黑三色花条,象征文殊、观音和金刚手菩萨;而在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无论那个教派,其民居外墙皆在土墙上饰有下窄上宽的白色条纹,这与藏族的白色崇拜相关。

  拉萨、日喀则、昌都的土、石、木结构的民居,称为“碉楼”。从外面看整个外墙没有一根木头,全为石砌,墙厚80—100厘米,有明显的收分,门窗口很小,平顶居多。一般高2—3层,外形厚重、粗犷。拉萨的碉楼,一般为二层或三层楼房。有些还采用了内院回廊式,在楼梯上往往加有房廊。院内有水井,厕所在院落的一角。底层为杂用房,楼上住人,房间中最好的一间供佛龛,旁边是卧室和灶房。而乡村多为农民自建的独院式平房住宅。

  西藏东部林区民居,多为独院式,为正方形或长方形。由居室、贮藏间、畜厩和外廊组成,室内以炉灶为中心,周围布置床和其他日用家具。为适应林区多雨的特点,屋面为坡顶。建筑多取村于木材,以木构架承重,墙体材料除碎石、片石、卵石外、木板、柳条篱、竹篱等也有使用。屋面密铺木瓦、上压石块。

  窑洞是青藏高原上较为少见的民居。西藏阿里地区在河谷平川地带多为独院式住宅,土木结构,以二层居多。靠山崖地带修建窑洞,形成窑洞和房窑结合的民居。窑洞平面有方、圆、长方等形状,其中4×4米正方形窑洞最多。

  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海拔3000多米,那里山林茂密、草原辽阔、雨水充沛,当地藏民充分利用丰富的黄土、杉木和桦树资源,创建独具一格的甘南藏居。在甘南“藏民住一坡,家家有院落”,村寨多选在向阳的山坡,阳光充足,视野开阔,也便于排泄雪雨山洪。甘南藏居的院落有单院、双院(内外院)、上下院和三进院之分,利用坡地的差度,在院内修台阶,形成高低不等的空间。建筑材料主要是土、木。整座民居为黄土外墙内包木柱框架,浑厚、朴实,室内则为木板墙、木天棚、木壁橱、木地面、木门窗、独木梯,均使用素色木材,故谓“内不见土,外不见木”。民居多为两层,主要由居室、堂屋、经堂、库房和底层的畜圈组成,上层住人,楼下为畜圈。堂屋有锅灶、碗厨、暖炕等,是全家集体活动和待客的地方。

六、纳西族民居

  生活在云南丽江地区的纳西族崇尚人与自然的和谐,傍水而居是他们建寨的重要出发点。纳西族村寨多建在平坝、河谷或半山区,住宅旁或院内泉水淙淙,环境宜人。

  纳西族还有善于学习和吸收其他民族先进文化的传统,其民居也吸收了汉、白、藏等民族建筑的优点,多为土木结构,有“四合五天井”、“三坊一照壁”,前后院、一进两院等形式,其中,最为常见的是“三坊—照壁”,“三坊”即正房和两侧厢房,与正房对面的照壁共同构成一个院落。一般正房高于两侧厢房,主要供老人居住;两侧厢房由晚辈居住。院落为长方形或正方形,中间种植果树花木或置放盆景。封火板正中的“悬鱼”,象征着“吉庆有余”同,是纳西族与白族民居的主要区别。

  纳西族重视院内装饰,正房有宽敞的檐廊,门窗多雕有各种花鸟镂空图案图饰;房屋的石柱、梁头上也有雕刻画饰;地面用卵石、瓦片、碎石镶嵌成的图案花纹地面。整座民居清幽宜人。

  据东巴经和丽活菩萨方志记载,纳西族最早的民居是井干式木楞房。“井干”是指水井上的栏木,积木而成的建筑称为井干式住宅。木楞房又称木罗房,用整根圆木堆垛成壁,用木板做瓦,整个建筑不用任何钉子和砖瓦。宁蒗县永宁地区和四川盐源、木里等县的纳西族,至今仍居住在这类木楞房中。

  永宁地区纳西族由于至今仍保留母系大家族的传统,人多、家禽多、房屋多。民居一般为“三坊—照壁”或四合院,由正房、经堂、畜圈和一幢两层楼房组成。正房宽敞,是全家就餐、主妇休息及存放粮食的地方,人们日常生活多在正房火塘周围。房中有两根大柱子,分左右柱,左柱称男柱,右柱称女柱。每年正月初一,满13岗的孩子在这里举行成年礼。行礼时,女孩子站在右边的女柱下,男孩子站在左边的男柱下,一脚踏粮食,一脚踏猪膘,象征着终生吃用不尽。女孩由母亲为她穿上百褶裙,扎上红腰带,盘起发辫,带上项链、耳环、手镯;男孩由舅舅为他穿上裤子,扎上腰带,戴上佩刀。二层楼上设有许多小间,为母系大家庭内婚龄妇女与男阿注(伴侣,朋友)偶居的地方。厢房或称“经堂”的楼,楼下住单身男子或为客房,楼上是喇嘛念经及休息的处所或供佛像。

七、白族民居

  云南省西部大理白族自治州是白族的文化发祥地之一。白族心甘情愿具有浓厚的文化积淀,多采用“三坊—照壁”、“四合五天井”的格式,还有两院相连的“六合同春”、楼上楼下全由走廊贯通的“走马转阁楼”等。白族民居在院落布局、建筑结构等方面受中原汉族民居建筑的影响,但由于自然环境、审美情趣上的差异,其民居斗拱重叠、雕梁画栋,富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

  白族村寨多选在依山傍水的缓坡地带,使用当地盛产的鹅卵石来砌墙,因此有“大理有三宝,石头砌墙墙不倒”的说法。缓缓流淌的溪水被引入村寨,街边巷侧都有石渠清泉,配以盛开的花木,形成“家家泉水、户户花木”的美景。由于这里常年的风向是西风或西南风,风力及频率都很大,所以民居院落绝大多数坐西向东,正房向东主要考虑背风。民居院落为封闭式。

  “三坊—照壁”是白族民居的传统布局。庭院内种植各种花木。正房高于两边的厢房。照壁又称“风水壁”,分为独脚照壁及三叠水照壁两种,三叠水照壁将壁面分为三段,两端较窄,中段较宽,形似牌坊。独脚照壁的壁面不分段,过去只有仕宦人家方能采用。照壁的绘饰在民居中处于最重要、最突出的中心地位。整座照壁以白色为基色,壁檐下方和壁的左右两边多用深色薄砖框成矩形、圆形或扇形的画框。框中用彩墨或淡墨绘上祥禽瑞兽、花鸟虫鱼、山水人物和松竹兰梅,写上唐诗宋词中的名言名句。照壁正中,或镶上一块圆形的彩花或黑白花大理石,或写上个斗大的“福”字。有的则题上四个黑色大字,内容有表达心愿的,如“福寿康宁”、“人寿年丰”等;有描绘景色的,如“彩云西现”、“河清海晏”等;最为讲究的是引述典故,典故不但与主人姓氏相关,故事更要为人们所称道,如李姓题“紫气东来”。张家题“百忍家声”,赵姓题“价值连城”或“琴鹤家声”,杨姓题“关西世第”等。这种典故题识,不仅表达了白族对祖先道德风范的崇敬和怀念,也反映出白族对汉文化的吸纳和弘扬。照壁前砌有花台,以花卉盆景装饰,为庭院增辉添彩。

  白族民居重装饰,木雕、泥塑、石刻、彩绘、大理石拼镶装饰着大门门头、照壁、墙面、门窗、梁柱及地坪等部位。木雕多用于建筑的格子门、吊柱、门头等部位。白族工匠擅长做玲珑剔透的三至五层“透漏雕”,多层次的花鸟鱼虫、山水人物栩栩如生。砖碉、泥塑、镶砖等手法多用于门头装饰。“粉墙画壁”是白族装饰的另一特色。粉饰部位有檐下、山尖、窗口等处,甚至在外墙檐下部位绘制山水风景。山墙一般都有腰带厦,厦以上全部山尖,用黑白彩画装饰,或用浮雕式泥塑大山花装饰。表现出清新雅致的情趣。“四合五天井”房屋由四坊组成一个四合院,除居中的大院外,四角各有一个小院。两个房子相交有一个漏角天井,共四个,连同五个院子,称“四合五天井”。各坊房屋多为三间两层,正房较高。漏角天井中都有两层耳房,厨房设在某一耳房内。








第二节 土掌房与石建筑

居住在云、贵、川等省境内的彝、羌、哈尼、藏、布依等少数民族依据山区和半山区的自然地理条件,就地取材,建造了土掌房与石建筑的传统民居。土掌房是利用当地的粘性沙土修建的平顶土房,土墙土顶,屋顶兼作晾晒场所。“地无三尺平”的贵州,山多石头多,布依族人民利用这一特点修建了风格独特的石建筑。

一、彝族民居

  彝族分布在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四省区,其中大小凉山是彝族主要聚居区。彝族不同支系、不同地区的民居样式各异,并与当地的居住习俗密切相关,从民居的选址、房间的布局、建筑结构都表现出独特的民族风情。彝族房屋主要类型有瓦房、土掌房、垛木房、草房、木楞房等,其中以瓦房和土掌房最为普遍。

 





湖北省鹤峰县铁炉白族乡吊脚楼

  作为农牧兼营的民族,彝族村寨多选择在地势险要的高地或斜坡上,或靠近河谷的向阳坡地。在高山区一般为散居,平坝河谷地带则为聚居。彝族民间对住址的选择与民间信仰紧密相连。虽各地有所不同,但一般都将“上边有坡养羊,下边有田种粮”作为理想的地方。杂居区的彝族受汉族“风水”观念的影响,选择房基地时多考虑“龙脉”宝地。

  土掌房有正房、厢房之分,正房为三开间两层楼房,厢房为平房。土掌房主要流行在云南中部哀牢山、无量山的广阔山区,这里的彝族村寨多修建于海拔2000—3000米的山区。

  土掌房的结构是用木梁承重,四周夯土为墙或垒石、土坯墙,内隔墙用木板或土坯。木梁上架横梁和檩条,上面铺木板或劈柴,其上再铺柴草和粘土,拍打严实,即可防雨防寒。

  土掌房一般包括楼层(正房)和平房(厢房)两部分,楼层的存粮间直通平房房顶,是晾晒农作物或堆放粮草、瓜果的场所。讲究的还有“正三两耳”围建成封闭庭院式。正房高大,楼下是家长住以及待客的地方;矮小的耳房为厨房和子女住的地方。

  凉山彝族住的一般是传统的长方形平房。整个房子为双坡屋顶,木架搭成,墙为厚约40厘米的夯筑土墙。屋面采用木板瓦或山草覆盖。房屋内分成三个部分,进门正中是堂屋,里面设有火塘,这是家庭生活的中心,也是全家人议事、待客、休息的地方。堂屋左侧,用木板或竹笆隔成一格内室,里面放置箱柜;右侧做储藏室。

  火塘在彝族的民居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它是家庭生活的中心,也是家庭的象征。彝族人认为火塘与家人的命运祸福有密切关系,尤其是火塘中的火的熄燃与人的命运休戚相关。因此,火塘中的火要常年不熄,称为“万表火塘神(彝语称为“姑鲁侈”);有的则在此设有祖先神龛。

  彝族民居外形朴素简单,大门入口及屋檐是装饰重点。大门上常有各种图案并带有门楣,门楣上刻有日月鸟兽等纹饰,屋脊中部及两端也有简单的起翘及起拱,山墙、屋檐的挑拱、屋内的梁枋也刻有牛、羊头及鸟兽花草等纹饰。这些都体现了彝族的审美情趣和建造艺术。

二、哈尼族民居

  哈尼族主要分布在滇南红河和澜沧江的中间地带。哈尼族村址的选择颇为讲究,要求该处必须有茂密的森林、充足的水源。村寨依山而建,背后是山林,山环水绕,梯田密布。民居有茅草房、蘑菇房、封火楼、土掌房、干栏房等形式。瓦房顶均为悬山式,草房顶有两面坡和四面坡两种。受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哈尼族建筑为北土掌、南干栏。

  蘑菇房是哈尼族传统建筑,形如蘑菇。云南红河、元阳、绿春等地多为土墙草顶,以木构架承重。房顶为四个斜坡面,上铺茅草,也有用瓦覆盖。楼房分上中下三层,下层关牲畜,中层住人,上层堆放杂物。如果是两层楼房,二楼一般不住人,用于贮藏粮食、杂物。

  不同地区哈尼族的房屋样式不同。红河及墨江的哈尼族平顶土掌房较为普遍,较多地保存着大家族的生活特点。建房前需要选择吉日进行占卜。破土动工时也要选择一个天气晴朗的吉日良辰,亲戚朋友都过来帮忙。房屋用优质木料做支柱,舂土或以土坯为墙,顶部铺以粘土,厚0.3米左右,房屋分成三间,中间堂屋供奉祖先,右边大屋家长居住,晚辈住在左边的小房间里。

  各地哈尼族住房类型虽有不同,但都体现出男女有别的特点。住间的床位分男床和女床,男子的床位必须在中轴线一侧,女床则可压中轴线。父亲去世,长子要睡父亲的床位,表现出其男性继嗣的原则。正房堂屋的饭桌只准男人就餐,女性只能在耳房内用饭。

三、羌族民居

  羌族是中国的一个古老民族,大多聚居在青藏高原东部边缘的高山或半山地带。羌族村寨依山傍水、据险而建,其民居的代表是碉楼和庄房。

  羌族碉楼历史悠久,早在汉代已经存在和盛行了。《后汉书·西南夷传》载:羌族“依山居止,垒石为室,高者至十余丈”(一丈约合3.33米),当时这种建筑称为“邛乱”,意为碉楼。建造碉楼的最初目的是为了防御,后来碉楼逐渐成为羌族居住的普遍形式。

  羌族碉楼以石、土为建筑材料,基本上是平顶,分为三种类型:一类是专门用于瞭望观察、防御作战的碉楼,一般高达10余丈,10多层,用于自卫和通报紧急信息,遇有来犯,可在碉楼顶上燃烧烟火,向村民和邻寨求援;一类是主要供居住用的碉楼,多数为三层,富裕或有权势的人家建四层;还有一类是居住和防御相结合的混合式。(14)

  碉楼有四角碉、六角碉和八角碉不等,高达数丈或十余丈;有以片石加黄泥砌筑的石碉,也有夯土筑成的泥碉。过去平顶碉楼的房顶上放置一块乳白色的石英石,代表房主人供奉的天神,现在平顶主要用作晒场和休息的地方。围绕四周的矮墙角上供有白石,象征着天神、地神、山神、山神娘娘和树神。传说羌族祖先在迁徙过程中,经天神指引,以白石为武器打败了强敌,因此产生了白石崇拜。每座碉楼离地205米的地方有一个大窗户,是碉楼的入口处,通过梯子方可进入碉楼。碉楼内有经堂、卧室,底层是饲养牲畜的地方。碉楼与碉楼之间可搭木板互相往来。建筑碉楼过程中没有图纸,只凭借精湛的技术与经验,令人叹为观止。

  羌族的另一建筑形式“庄房”,多为堡垒式,基部较宽大,逐渐上缩,一般为三层或两层,最高处为一方形的石板小堆,中间插一小树枝,称为房背。三层庄房底层是牲畜的厩舍并堆放杂草。中间一层是居住用房,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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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张国雄:《中国碉楼的起源、分布与类型》,《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7月。

中靠墙处供有神位,是全家起居、会客及举行各种仪式的地方。顶层为开放式的照楼和晒台,是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晾粮食、妇女手工编织或儿童游戏都可利用这块平地。

四、布依族民居

  布依族是中国西南地区的一个古老民族,多居住在绿树成荫、气候温和的地方。布依族民居因其所居地区不同而样式各异,从形式看有石板房、茅草房、夯土房、吊脚楼;从材料看,有木结构、木石结构、土木结构和石头结构;从居住环境看,有水边居、山地居、屯堡居、岩洞居。布依族喜聚族而居,很少和其他民族同寨。大的村寨有上百户,小的也有十来户,很少见单家独户。

  布依族一般利用木材和石头建房子,房顶上盖茅草或稻草,但大多数都用石板盖屋。贵州流行的“八大怪”之一就是布依族的“石头当瓦盖”。这种独特的建筑形式一般“以木为架,石头为墙,石片为瓦”,特点是冬暖夏凉,隔热驱湿,不怕火灾。(15)

  布依族在建房时,要请阴阳先生来看“风水”,房前屋后不能无向山和靠山。房子的正屋一般是一开三间,中间是堂屋,两边是卧房,按左大右小排序,左边住老人,右边住年轻人。右边床前不远处一般设有火塘煮饭、炒菜,厨房设在靠正屋旁的偏屋内,在正屋的墙上打一个四方形洞口,用于传递酒饭、碗筷,极为方便。堂屋是布依族敬奉祖先的地方。(16)

  贵州镇宁、安顺等布依族聚居地区,有着丰富的石灰岩、白云质灰岩资源,此类岩石岩层外露,材质硬度适中,节理裂隙分层,易于开采,为民间的石构建筑提供了良好的建筑材料。当地而在 依族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用石料修造出一幢幢颇具民族特色的石板房。

(15)http://www.jierduanxin.cn

(16)http://www.jierduanxin.cn

  黄果树瀑布上游的镇宁县扁担山石头寨,就是一个著名的“石头王国”,当地布依语称之为“板波森”,其意是“背靠石山,世居石屋”。这里以石为墙,以石为廊,以石为柱,以石为瓦。石屋层层叠叠,沿着山坡自下而上,布局井然有序。有些石屋房门朝向一致,一排排并列;有些石屋组成院落,纵横交错;有些石屋有石砌围墙,有石拱门进出。寨边竹林、树下安置着石凳、石椅与石桌,可供休憩、娱乐。这些民居在建造时是颇有讲究的:石房依山而建,建房前看中一处地方后,就地开采石料。石屋屋基很高,一般都在两米以上,所以家家都砌有进门的石台阶。这种木石结构的房屋造价低,经久牢固,冬暖夏凉,实用且独具特色。全寨石屋久经见雨,则变得洁白如银,自然好看。石头寨民居的建造还十分注重修饰外观,在石头房的整体造型中,能根据自然环境、生产力及经济水平,创造出独特简洁的几何图形美。在石头寨房屋的内部与外部结构装修上,由于运用了大小不同材料的组合,很有肌理美,不规则的长方形、菱形、三角形及多边形的石块及圆形的卵石垒砌组合形成一种特别的美;石头寨房屋的山墙石质榫头上雕有图案,有的是龙形、兽形,有的是花卉纹样,别具一格。






第三节 穹庐式民居

穹庐式民居流行于以畜牧业为主的游牧民族居住区,是游牧民族为适应游牧生活和北方寒冷的气候,随时拆装组合的移动式民居。

  穹庐式民居历史悠久,它与草原民族天圆地方的宇宙观相关,是敬天崇天的观念在居室建筑上的反映。《史记·匈奴列传》有“匈奴父子乃同穹庐而卧”的记载。内蒙古阴山岩画中的《穹庐图》,颇似今日蒙古族牧民所居的蒙古包。现在较为典型的穹庐式民居有蒙古族的蒙古包、哈萨克族的毡房、藏族的藏式毡房、鄂伦春族的“仙人柱”、赫哲族的”撮罗子“(一种尖顶窝棚)等。

一、蒙古包

  蒙古包,蒙语称“蒙古勒格尔”,是蒙古族旅游生活的产物。蒙古包为圆形尖顶,高约2—3料,四周用条木结成网状圆壁,顶部用椽木组成伞骨形圆顶。冬天周围和顶上覆以白色毛毡,用毛强勒紧;夏天则用苇子、柳条或桦树皮围盖。顶部中央留有天窗,可通风,可采光,便于空气流通。按照传统习惯,草原牧民的作息时间,通常根据枯部天窗射进来的阳光来判断。蒙古包的优点是易拆易装,便于搬迁,冬暖夏凉。

 







云南丽江原始的纳西族民居

  蒙古族认为白色象征着圣洁、长寿,因此蒙古包亦为白色。与北方草原民族崇尚太阳的风俗相关,蒙古包的门必须向东或南方向,因蒙古族居住在高寒带,冬季多西北风,这样的门朝向还可以抵御严寒和风雪。蒙古包的门槛严禁用脚踩。蒙古包内部中央为饮食和取暖的炉灶。蒙古族崇拜火,认为火是家庭兴旺的象征,激怒了火神会走厄运。因此对火有若干禁忌:不许往火里扔不干净的东西,甚至烟头;不准敲打炉灶;不能用剪子碰撞炉灶;不能把锅斜放在炉灶上;不能在灶旁砍东西等。毡包内物品摆设体现着蒙古族尚右尚西的习俗:以西为贵,西边除供奉神像、佛龛、祖先或成吉思汗像外,不挂任何其他东西。在毡包内,主人的床榻设在北面,妇女在东面。蒙古包的套瑙(天窗)、围毡和门帘等地方多饰以犄纹、回纹、卷字纹等民族图案。

  蒙古包后面常立有一根光秃秃的木头杆子,不准外人走近,据说是为了纪念汉朝苏武(前140—前60)的。苏武是汉朝的使节,传说出使匈奴后被流放到北海边放羊打草、种地做活,但他时刻不忘汉朝,行居坐卧时使节棒片刻也不离身,作为苏武使节棒的象征。

  蒙古包有大有小,但都便于拆卸搬迁。普通人家一户一顶蒙古包,条件好的人家也会有多顶蒙古包。搬迁时小的蒙古包可用一头牛挽曳,大的蒙古包则需要用三四头牛挽曳。蒙古包的大小视人们的社会地位和贫富贵贱而定。

二、哈萨克族毡房

  哈萨克族从古至今一直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坚固耐用、居住舒适、防风、防雨、防寒的毡房就成为千百年来哈萨克族喜爱的传统民居形式。哈萨克族一般春、、秋季住毡房,冬季住土房或木房。

  被称为草原“白色宫殿”的哈萨克族毡房由围墙、房杆、顶圈、房毡和门五部分组成。毡房取材与当地自然环境有极大关系:毡房的骨架由戈壁滩上的红柳木做成圆栅和顶圈构成。围墙用横竖交错相连的红柳木栏杆构成。毡房上半部为穹庐顶,用几十根红柳木撑杆搭成骨架。屋架搭好后,在围墙及顶部铺盖毛毡。天窗在顶部中央,上有活动毡盖,平日通过天窗通风采光,风雪天则盖上天窗以避风寒。

  哈萨克族毡房门多为东朝向,高约1.5米左右,为雕花双扇木板门。毡房中间是火塘,右后方存放食物、炊具,后半部分住人待客。伊斯兰教信仰对哈萨克族起居有较大影响:伊斯兰教禁止任何偶像崇拜,所以毡房间内的西墙上不能挂人头像;麦加的方向在西方,所以睡觉时不能头东脚西。哈萨克族还保存着对火的崇拜,他们赞扬道:“我们的火的母亲,使挨冻的人得到温暖,使挨饿的人吃饱。”火对他们而言是神圣的,火炉不能随便移动,否则便认为冒犯了火神,家中的牲畜会受惩罚而丢失。

  哈萨克族牧民冬季所住的房屋用木头、土坯和石块构筑,房屋外形为四方平顶。还有一种圆顶房,围墙用土坯和石块砌成,房顶呈穹庐形。哈萨克族房屋四周有篱笆或土墙相围,用以圈放牲畜。

三、藏式毡房

  青藏高原牧场繁多,逐水草而居的藏族牧民,居无常所,再加上草原上缺少建材,实用的帐篷便适应了藏族牧民的独特需要。藏式毡房有方形、长方形和椭圆形等不同的造型,其主要材料是牦牛毛(牦牛是青藏高原特有的畜种)。用牦牛毛线织成宽20多厘米、长6米多的毪子,再把数十幅毪子缝制成两大片长方形的帐篷布,然后把两幅帐篷布用10多个扣环连接起来,就形成了帐篷。这种帐篷在材质、色彩上与其他民族牧区毡房有明显的差异,成为青藏高原的独特景观。

  牦牛毛帐篷大小不一。较小的一般用两根柱支撑,大的一般呈四方体,有8根立柱支撑。这类帐篷顶部正中留一可以开合的天窗,打开可以通风、排烟、散热,合盖能防风雨、保温暖。天窗平时是不关的,否则认为是对天神不敬,会有祸事。帐篷前大帐篷布上有牵引绳,用木杆支起来就是门,天热时把门支高,帐篷内凉爽舒适。藏族基本上全民信奉佛教,一般门的上方或天窗,都挂有印着六字真言的经幡(也称玛呢旗、风马镇)。富有人家或部落村寨公用的账房比较大,帐内支柱多至19根,可容二三百人。
  藏族存在着灵魂信仰,他们将灵魂称为自身神。男性的自身神叫肩头守护神,能使人英勇善战,一般居左;女性的自身神是女神,可保佑人畜兴旺,一般居右。表现在毡房中,则是房内没有隔断,但有左右之分。人站在帐篷内,面对着门,左边为男人住地,称为阳帐;右边为女人住地,称为阴账。藏族以左为尊,招待客人都在左侧。毡房的中央是火塘,火塘后面有木箱做的佛台,上面供有佛像、经书、活佛的照片等。佛台上还放上整夜不息的酥油灯和净水碗。

  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的藏族牧民居住以帐篷为主。在若尔盖地区定居点有一种冬房,为土木结构,内分四五间,每间用细木柱柳条上糊牛粪或泥土隔间。冬房以灶房为中心,布置有贮藏室、马厩、幼畜圈等。冬房的层面较低,最高处约2.2—2.8米,檐口处只有约1.5米左右。室内设有壁橱、碗架,陈设简单。院墙为草皮或细木条来筑成方形。这是牧民根据生产和日常生活的需要创造出来的,是帐篷式民居向土木屋室的过渡。

四、鄂伦春族的“斜仁柱”

  大小兴安岭的鄂伦春族是中国人口最少的民族之一,他们世化以游猎为生,迁徙频繁,形成了独特的居住文化。鄂伦春族的居住方式分露突和屋内居住两种。为适应逐野兽而居的生活,他们形成了传统民居“斜仁柱”、“仙人柱”,俗称“撮罗子”。“斜仁”,鄂伦春语,意为“树干”,“柱”是房舍,“斜仁柱”即“树干支起来的房屋”。“系由二三十根木棍支建而成,冬季上盖兽皮,夏季桦皮”。
  “斜仁柱”就地取材,建造者多为男子,砍树干、搭架子、扒桦皮、割芦苇都是国办的事务,妇女只负责煮桦皮、缝狍皮围子和桦皮围子。在两三个人的相互配合下,一个“斜仁柱”大约一个小时就可以建成。第一步是搭房架,选择较细的、笔直的桦木杆或柳木杆作支架。木杆的数量和长度随“斜仁柱”大小而定,其中以八根作主杆,主杆稍粗,每根主杆顶部留有两根枝杈,以便于其他支架能够互相交叉搭在上面。先把八根主杆支立成圆锥形,然后在顶端套上柳条圈加以固定。第二步是覆盖围子,覆盖物夏天用桦树皮,冬天用狍子皮。顶部留十几厘米的缝隙,以便通风、采光和放烟。在东部鄂伦春族地区,冬天还有用蒿草覆盖的现象。  “斜仁柱”的门一般朝东南或西南方向。内部三面是睡铺,中间是火塘,大门入口的左右摆放水桶、铁锅,左右铺位的后面存放华树桶、皮装、马鞍等。正面铺位称“玛路”,上悬挂神像。“玛路:是男客人和未成家的男主人居住的地方;两边的铺位为其他家庭成员所居住,左侧住晚辈,右侧住长辈;家中未婚妇子在右边靠门地方再建铺位。“玛路”席是女人绝对不能居住的。
  每个“斜仁柱”就是一家庭。鄂伦春的每个家庭的人数一般都在七个以下,且同一“斜仁柱”内最多不会超过三代。鄂伦春有20个左右的氏族,每一个氏族就是一个聚落,随着人口的发展,氏族分成若干子氏族——“乌力楞”。“乌力楞”是子孙们的意思,一个乌力楞就是由一位父亲的后裔和其他亲属,包括配偶、女婿及养子等组成。这样的大家族的人数有十几人、几十人不等,分住在几个“斜仁柱”里。
五、赫哲族的“撮罗子”

  赫哲族是北方唯一以捕鱼为生的民族,他们居住在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三江流域,自古以来一直从事渔猎生产。这种生产方式在他们的民居上也有所表现。以捕鱼为生的赫哲族,一般将房屋建在江河沿岸的高处,既便于捕鱼,又可避免江水泛滥的危害。他们的民居分为临时性住房和固定住房两类。固定住房有“地窨子”、“马架子”和正房等几种。这些民居都是就地取材,以当地盛产的桦木、杨木为主骨架,屋顶铺上桦树皮,再用随处可见的黑土、黄泥制成墙坯。赫哲族崇尚万物有灵,以西为贵,各家西屋都供有神物。有的人家窗棂上雕有大量图案。

 









纳西族民居大门

  由于渔业生产的季节性,他们还建有临时性住房,称“撮罗安口”,即“撮罗子”,分锥形撮罗子和圆形骨架,再用多道横条绑扎在骨架上,外部覆盖茅草。昂库是用柳条弯成半圆形,两头插入土中。苫上茅草,即可住人。



这是临时性的建筑,多建于水边,供夏季捕鱼时居住,用完即扔掉。

六、裕固族民居

  裕固族是甘肃省特有的一个少数民族,主要从事畜牧业,信奉藏传佛教。蒙古文化、回鹘文化、突文化、汉文化以及藏文化都对裕固文化产生了影响,而今裕固族在风俗习惯上近似藏族。便于搬迁的帐篷是他们的主要民居。传统的裕固族帐篷,是用四、六或九根木柱支撑的圆锥形帐篷,有些地言也有受藏族影响的方形帐篷。帐篷用牦牛和山羊织成的毛毯覆盖,多坐北朝南,忌讳门朝北开。帐篷内正上方是摆神位的地方,左边是板炕,进门的右边为女客的座位,左边是男客的座位。裕固族把搬迁新居看成大事,一定选择吉日进行。每当遇到婚事或诵经活动时,都会搭起大帐篷。裕固族农牧民冬春季节多住土木结构的房屋。这种房屋一般较宽敞、明亮,室内有土炕,有的也修有院墙。这种居住形式的变革是裕固族从游牧向半游牧定居转变的表现。


第四节 干栏式民居

中国南极方少数民族生活的地方炎热多雨,因此其典型的传统民居是干栏式民居。干栏亦称高栏、葛栏或麻栏。这种建筑主要为“编竹苫茅为两重,上以自处,下居鸡豚,谓之麻栏”。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广泛保存着这种建筑形制。在南方各省区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都发现了干栏式的建筑模式。干栏式建筑多建于地势较高的坡地上,尽量不占或少占耕地。为争取更多的生存空间,他们充分利用山区的自然地貌,创造了灵活多变的建筑形式,形成造型美观、风格独具的干栏式民居,丰富了中国源远流长的建筑文化。

一、壮族民居

  壮族先民生活的地方炎热多雨、地面潮湿、瘴气浓重,为适应这种生态环境和气候条件,他们发明构建了干栏式建筑。这种建筑形式具有通风干燥、安全实用、凉爽舒适的特点。有关壮族干栏式建筑的最早记录见于宋代(960—1279)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民居檐茅为两重棚,谓之麻栏。”今天的壮族地区仍然保留着传统的干栏式建筑,但不同地区其建筑形式有所差异。从江、黎平等地的壮族与侗族杂居,所以干栏式建筑的外观基本与当地侗族民居相同。

  壮族多选择在依山傍水近田的缓坡或平台上建造房屋,既可方便下田,又不怕水淹。在建筑材料的使用上,也就地取材,因材施用。







内蒙古呼伦贝尔夏牧人家的蒙古包大帐

  壮族的干栏式建筑可分为三种。一是简单全楼居,以广西西南部靖西为代表,是干栏式建筑的较为原始的形式,以两开间及三开间为多,也有少数单开间或四开间。建筑为木结构。舂土或竹篱涂泥墙,分上、下两层。底层为牲畜圈和放置诸如柴草、农具等杂物的地方;上层住人,设有入口外廊,前堂后房。火灶位于右侧间,中间三间房是连通的。这类房屋的突出特点是左右侧间的前部另设两耳房。二是发达全楼居,以桂北龙胜为代表,为全木结构,建筑以三开间带偏厦和五开间居多,分上、下两层,居住层由望楼、堂屋、火塘和卧室组成,下层为牲畜圈和放置杂物的地方。火塘间的近处向阳面设有晒排,供洗涤晾晒用。三是半楼居,这是适应木材较缺乏的丘陵地区的一种建筑形式,如宜山、都安、武鸣等地区。其外墙和部分内墙用舂土或砖墙代替木料,底层较低,只有一部分空间可以利用,居住层为半楼半地,多为三开间。

  干栏式建筑以穿斗式的构架为主,屋顶多为悬山式,屋面平缓。居住层由望楼、堂屋、火塘间和卧室组成。望楼是居住层半户外空间,是休息、眺望、晾晒的场所。房屋内部采用了前堂后房的居室布局模式。厅堂正中的板壁上,有一个神龛,神龛上部是祖先神台,下部为土地神的神位,侧边为火塘间,同时兼作厨房和餐室,这里也是全家聚会、会客、娱乐的地方。火塘间室外的向阳面搭有晒排,供晾晒之用。在屋顶还设有阁楼,用来贮存农作物、杂物,用活动爬梯或固定木板梯上下,可起到防寒、隔热的作用。







新疆蒙古族图瓦人的木屋

  在宗教信仰方面,壮族以师公教为核心,巫、道、佛三教一并信仰,是个多神信仰的民族,这在其民居上都有所体现。在住址选择上讲究执照为了居室的安全他们还在住宅中奉祀了种类众多的神灵,有守护出入关口的门神,镇宅的土地神、财神、灶神以及主管添丁送子的花婆神等。

  干栏式建筑的四周,常用荆棘编成篱笆围成庭院,庭院内种柑桔、芭蕉、木瓜和翠竹。壮族有聚族而居的传统,同一家族的成员多集中居住在一起,因此形成了串联式和并联式两种类型的分布格局。有的还修建门楼以示分隔。串联式干栏群落是将每行辐射线上的建筑用飞桥串联起来;并联式干栏群落是将若干栏排成两行,中间留有通道,两端有围墙和院门,形成一长方形院落,同一家庭的兄弟之间,可不经过外门而相互联系。

二、傣族民居

  傣族居住的地区多为河谷平坝,地势较低,终年无雪,雨量充沛,属亚热带气候。傣族的竹楼是典型的干栏式建筑。建筑材料以竹、木为主,通常上层住人,下层为畜圈或堆放杂物。

  傣族的干栏式民居可分成两种类型:一是西双版纳型,二是德宏瑞丽型。云南元江一带的傣族民居建筑形式与当地彝族相同,为土掌房;德宏的芒市、盈江、梁河等地是与汉族建筑相似的平房。

  西双版纳傣族竹楼多为方形,分上下两层,上层为居住层,堂屋、卧室各一间,外有开放的前廊和晒台,楼下架空。堂屋中设火塘,供日常饮食、待客。火塘常年火不灭。卧室为一大通间,在楼面上铺垫、挂帐,席地而卧,家中数代同室而寝,睡觉位置按长幼次序排列,长辈靠里,晚辈靠外。傣族一般不欢迎外人进入卧室。屋顶为歇山式,脊短,坡陡,下有披屋面(即偏厦),有重檐屋顶遮阳挡雨。一般没有窗户,墙及楼板多缝隙,可以通风,达到了室内阴凉的效果。

  德宏瑞丽一带的竹楼由“干栏”和平房两部分组成,“干栏”是住房,平房是厨房。“干栏”多为长方形,下层架空,可堆放杂物。上层做横向分割,成一间堂屋和数间卧室。堂屋中设有火塘,一般用于烧茶,在一角设有佛龛。堂屋外有开敞的前廊和晒台。屋顶为歇山式,脊长,坡面平缓,外墙开窗,有的还是落地窗,墙与屋顶之间有缝隙,这些都加强了室内空气的流通,达到了室内阴凉的效果。

  傣族民居中有家神柱、中柱、男柱和女柱。家神柱是傣族卧室房内的一根柱子,柱子端包有白布,白布中间放有芭蕉叶、甘蔗苗、蜡条和棉花条各两支,它被认为是房屋守护神居住的地方,同时,也是该户人家父系祖先居住的地方。中柱在客厅内,柱上贴有彩色纸条,并插有蜡条,此柱为家中老人临终时靠着穿衣服的地方,柱上东西不能触动或倚靠,更不能在上边挂东西,中柱的楼下部分,也不能拴牛马。男柱立在家神柱旁边,男柱门是家中男性成员进出卧室的地方,男主人的卧具就摆放在男柱下面。家中的妇性成员由女柱旁边的门进出卧室,家中财物由主妇保管,主妇一般有两个储存金钱衣物的竹箱,就放在女柱下。傣族以东为尊,以西为卑,所以房间中男柱在东、女柱在西。“傣族家庭在用餐时,男性面向门而坐,是上方;女性背向门而坐,是下方。“(28)这些都反映了傣族过去男尊女卑的观念。

三、侗族民居

  侗族的村寨多建在河溪两旁,以鼓楼为中心,建干栏式木结构民居。侗寨内建筑随山就势,灵活多变,道路自由延伸,“依坡而居”、“天平地不平”是对侗族民居和村寨的形象概括。

  侗族地区盛产杉木,杉木树干笔直、生长迅速、防腐性强,是建筑中广泛使用的材料。侗族的干栏式建筑,分为高脚楼、矮脚楼、吊脚楼和平地楼四类。








四川桃坪羌寨碉楼

  高脚楼是典型的干栏式建筑,山区的侗族多采用这种建筑格局。房屋多为三开间,两边配置偏厦,是四面流水的形式,一般为2—3层,也有4—5层的。屋顶为歇山式,上覆青瓦,楼檐层层而上。

  吊脚楼是一种前虚后实的木楼,前半部为架空的楼房,后半部是接地的平房。吊脚楼和高脚楼一般配常并称为吊脚楼,但严格说来,二者是有区别的。高脚楼一般建在坡脚或缓坡辟出的台地上,它四面的立柱在同一平面;而吊脚楼坡度一般超过30°,有的甚至达到70°。

  矮脚楼是高脚楼的变体,与之最大的送别是较矮。平地楼是矮脚楼的变体,直接以沙和土、水泥混凝土或把泥土夯实作为地板。

  侗族民居布局灵活。南向为宽大的走廊,与正中的开敞式堂屋连为整体,构成“T”型起居空间。堂屋与大门相对的中轴线上设置神龛,供奉祖先牌位。火塘是家人相聚和待客的空间。底层空间圈养牲畜。侗族民居前廊宽敞、开阔,可以满足通风、采光、乡花、纺织等家务劳动的需要,是人们休息的半室内空间。侗族民居还常采用各种手法增加楼层的户外空间。



四、苗族民居

  苗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由于山水阻隔,各地苗族形成了不同的建筑形式,其中最主要的住房形式有平房和干栏式楼房两种,建筑材料就地取材,木、砖、竹、茅草都有,视各地经济发展水平而定。

  住在平坝及河谷地区的苗族,住房多为一楼一底的木结构建筑;山区的苗族民居有全楼居和半楼居之分;而贵州西部山区中的苗族多为茅草顶,夯土墙,有的甚至是杈杈房。

  平房一般为三开间,五开间较少,正中一间为堂屋,设有神龛祀奉祖先。两端的开间又分为前后两间,前为厨房、用餐之处,后为卧室。

  山区苗族依山就势,充分利用和开拓山区的建筑空间,民居一般是三间三层的吊脚楼,不封闭。楼梯架在房屋两侧,底层通常不住人,作圈栏和堆放杂物。二楼是全家人活动的中心,由堂屋、退堂、卧室、火塘间、厨房等组成,辅助部分有贮藏间、过间、挑廊等。堂屋大门上宽下窄,形如斗,意为招财进宝,祈望日进斗金。堂屋前是退堂,大多扩为敞厅。敞厅边沿有“美人靠”栏凳。卧室多在半楼前部,采光通风朝向均好。火塘间是全家生活起居中心。阁楼以贮存粮食为主。

  苗族民居装饰以几何纹样为主,装饰重点在入口、退堂、门窗、吊柱、檐脊等处。黔东南苗族以水牛为图腾,所以他们堂屋大门的连楹、腰门上的门枢着意做成水牛角状。在湘西、黔东北一带,不少村寨苗居的堂屋中央,有一块微微突起的圆石盖,石盖下面深埋一小罐清泉,那是通过“接龙”活动请回的龙神的安居之所。人们期望在龙神的庇护之下请泰平安、人丁兴旺。

五、黎族民居

  黎族是海南岛最早的土著居民,主要居住在海南岛五指山区。他们最早的居住方式是洞居,随着生产水平的提高,出现了巢居、树居、干栏式民居。

  为躲避瘴气和毒虫野兽侵袭,顺应炎热、多雨、潮湿的自然环境,黎族形成了富有特点的民居形式——干栏式船形屋。这种船形屋分高脚、低脚两种,二者区别在离地的距离,高脚船形屋离地约2米左右,低脚船形屋离地半米左右。

  建造船形屋,先要在纵长方形平面的地上立木柱,中间一行立的柱是中柱,用以支撑脊梁;两侧立的柱是檐柱,与中柱两两对称,支撑檐梁。每个柱子上端是天然的树杈或人工砍成的杈状,以此支撑屋梁。在脊梁和檐梁上架着小斜梁,在斜梁的下嵯稍做弧形向下弯曲,其上放有小檩条,小檩条上是用竹子或小木条编成的方格子网,从屋脊顺着斜梁方向一直延伸到楼面以下,形成屋盖与檐墙合一的半圆拱形船蓬状。面上覆以茅草或葵叶。整栋房子不开窗,正面入口处对着当地主导风向。从外看形如一条船。

  船形屋分前廊和居室两部分,居室床铺对面是石头砌成的三石灶或马蹄形灶,居室是全家睡觉和煮食的地方。四周用竹子或吊绳搭成棚架,挂衣物、粮食、种子等杂物。居室或前廊的屋梁上悬挂婴儿的摇篮和儿童玩耍的秋千;后附有杂物间,或在前廊一侧另盖小房一间。

  黎族有在船形屋门口挂某种树叶的习俗,“如门口挂了荔枝树叶或龙眼树叶,说明这家生了男孩子;假如挂的是菠萝树叶,那就是生了女孩。外人不要随意进去。假如某家死了人,门口也会挂一种树叶作标记。即使在酿酒,他们也要在门口插上树叶。因此,去黎族人家,最好事先打听一下,不要贸然入屋。”



六、傈傈族民居

  傈傈族是中国西南古老的民族,喜欢依山傍水而居,其民居有干脚落地房、木楞房和土木结构的瓦房三种。其中聚居在滇西北恕江州境内的傈傈族民居以干栏式干脚落地房最具代表性。

  干脚落地房因房屋的四周和中间需用许多竹木桩直插入地而被当地人形象地称为“干脚落地”。建造房屋时,先在地基上打入数十棵木桩作为基柱,这些木桩较细。上央铺以楼板。这类民居原地表不挖填土方,只依靠木桩的长短将楼面调至水平。民居构件主要用竹篾或藤条绑扎,间或用树杈作支撑点。内墙以竹席围扎而成。屋顶为悬山式茅草顶或木板顶。





彝族的土掌房和种植蔬菜的院落

  干脚落地房楼上住人,一般分2—3间。进门一间为客房,中央是火塘;第二间是男女卧室,不许外人入内;若子女结婚,则将房屋面积扩大,父母住内室,子女住外室。楼下养牛、猪等牲畜。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傈傈族民居的布局有所改善,有的将底层畜圈移出另建,有的增盖厨房,减少了烟熏火燎之苦。傈傈族的“奶依”(江水)崇拜在其民居上也有所体现。他们建房时要选择在依山傍水的斜坡上,房门一定要开在逆江水流向的方向,因为有“门朝逆江开,日进斗金;顺江水流向开,倾家荡产”之说。





第五节 大房子

中国一些少数民族在家庭和社会组织方面曾长期保留了父系大家庭的特征。同一父系祖先的后代共同劳动、共同消费、和睦共居,他们居住的房屋就是颇有特色的“大房子”。

一、独龙族民居

  独龙族主要居住在云南独龙江、恕江两岸和贡山一带,这里山高谷深,河水湍急,每年雪封期达半年之久,交通极为不便。独龙族的住房主要有两种:独龙江上游的住房多为用原木交叉垒培建成,下游的住房多为竹篾房。这两种房子多建成长方形,屋内两边用竹席隔成十多间小屋,中间是通道。同一家族的成员共同居住在这里。房屋建造时一般离地1米许,楼上住人,楼下堆放杂物和圈养牲畜。房屋中间设有一个或几个火塘,用以取暖、做饭、烧水。大家族内由主妇们轮流煮饭分食,过着共耕、共居、共食的原始共产制生活。



阿贡盖提草原的哈萨克族毡房

  独龙族的房子大小随家庭人口多少而定。随着私有制的发展,大房子逐渐被小房子所取代。个体家庭的民居面积约在20—30平方米左右,一家两代或三代同居一室,老人和小儿子一家同住,父母与已婚子媳的住处只用竹蔑作简单的分隔。室内设火塘,火塘上方高处有竹木架和小形吊棚,以供烘烤粮食,室内光线较暗。房屋屋顶为歇山式草顶或木板顶,楼硕为竹片或木板制作。

二、基诺族民居

  基诺族主要聚居在云南西双版纳中部,景洪以东、励养与励仑之间的基诺山一带。这里原始森林密布,雨量充沛,属热带、亚热带气候。直到20世纪50年代,基诺族社会还处于父系大家族向农村公社过渡阶段,土地归大家族或村社所有,分配给各个小家庭耕种。

  龙帕寨的大房子居住形式,集中反映了父系大家族的特征。基诺语“龙帕”意为“住在山石头陡坡的人”。据1963年调查,全村都是基诺族,共67户,221人。全寨共4个姓,分别住处在10座大房子里。龙帕寨的大房子皆干栏式建筑,呈长方形,两头对开门。梁、柱为木结构,四壁用竹篾围起,房顶用茅草排铺盖。室内无窗,白天光线很暗。每梁柱间均以子母扣咬紧,不用钉子。房架与茅草间用藤条系紧缠牢。

  以龙帕寨阿扯绕家长子且的大房子为例,这个房子长28米,宽16米,高7米左右,由八根柱子搭成房子的主要骨架,两头对开门的左侧都没有木制的七至八级楼梯。进屋穿过大门是一横宽约2米的长方形客房。过客房就是大房子的正厅,中间有木楞镶边的长13.2米、宽1.14米的大房子内各户的火塘,全是用三块石头鼎足立起。每户的火塘对着自己小家庭的卧室。大房子的右边最末一间固定为家长住房。客房的右端专门隔有宗教房,房内四周挂着该房内成员猎获到的动物头架、牙齿,平时任何人不能进入。各种小户的仓房增均盖在大房子周围,每一小户有一仓房,呈方形。各小家庭平时各有煮食,只有年节或打来野兽时,才燃起大家族的总火塘,一起共食。

  随着私有制的出现和个体家庭经济能力的增强,个人家庭的民居开始出现。这种民居仍是干栏式建筑,从平面布局看与传统大房子相同,只是面积綋小,火塘数目减少。中央通道改为全家人起居、煮食的堂屋。


干净整洁的哈萨克族毡房

三、拉祜族民居

  拉祜族居住在澜沧江东西两岸的山区,这里属亚热带气候,干、湿季分明,雨量充沛,丛林密布。“拉祜”意为“居住在山地上的人”,拉祜族的村落多分布在崇山峻岭中。其民居大致有落地式的茅屋和桩上竹楼两种,建筑材料有木桩馼、茅草、竹子等。

  拉祜族保留着母系大家庭的遗存,或母系、父系大家族并存的双系家庭。母系大家庭以女性为中心,家庭成员包括始祖母、女儿、孙女、曾孙女及他们的丈夫和子女,拉祜人称为“底页”。大家庭内部又分为若干小家庭,拉祜人称为“底谷”。一个“底页”包含若干“底谷”,一般6—7个,多者达20多个;人数从不足10人到100多人不等。与这种大家庭制度相适应的居室结构是长房或称大房子。长房有的长25米,宽8米,高约6—7米,面积约300多平方米。分上下两层,楼上住人。长房正面有走廊,从正中或两侧开门。室内按对偶家庭的多少,用竹笆分成若干格,每个小家庭住一格。

  拉祜族房屋内部结构严格遵循传统,火塘设在室内,分三种:一种是传供煮饭用的灶塘;一种是父母老人使用的火塘;一种是子女或招待客人用的火塘。家庭成员按照辈份和婚否,住在规定的位置。

  拉祜族村寨中央立有寨桩,象征着村寨的心脏,神圣不可侵犯。

四、哈尼族民居

  生活在云南西双版纳地区的哈尼族,同一家族的成员共同住在一组房子内,叫“住房群”。他们把住房统称为“拥”,又分成“拥戈”和“拥雅”两种。




新疆巴音布鲁克草原的蒙古色

  “拥戈”是一楼一底的干栏式建筑,以竹、木为材料建成。屋脊两端各安装一格×型竹架,表明住户昌个夫妇之家。楼内一道横板将楼室分成前后两间,前面的一间是男性成员的居室,称男室;后面的一间是女性成员的居室,称女室。男室和女室都设有火塘,男子由前门进入房间,女子由后门进入房间。未成年男子随父亲住在男室;未出嫁女儿随母亲住在女室。男性住处的火塘主要用来取暖、待客,女性住处的火塘是全家煮食、进餐的处所。大家族内由父亲或长兄任家长,主持全家的生产劳动;家务由母亲或长媳主持,各小家庭的主妇轮流煮饭。

  “拥雅”意为子房或小房,一般盖在“拥戈”附近。“拥雅”为平房,泥挂墙或竹篱墙。室内面积仅十余平方米,有一张竹床。这是为家中成年男子建造的,一个家庭中有几个成年的儿子,就建几间“拥雅”。儿子在这里谈情说爱,以至结婚生子。待父亲亡故,长子长媳迁入“拥戈”,分别住在以前父母住的男室、女室内,履行家长职责。  

第三章 中国少数民族宗教建筑
    宗教影响着人们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及生活等各个方面,也影响着人们的建筑活动。中国各少数民族由于宗教信仰不同,生活环境差异较大,因而宗教建筑也呈现出不同的特色。 
第一节 伊斯兰教建筑

    伊斯兰教与佛教、基督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自唐永徵二年(公元651年)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以后,先后在回、维吾尔、哈萨克、东乡、柯尔克孜、撒拉、塔吉克、乌孜别克、塔塔尔、保安等十个民族中传播和发展,成为这些民族的宗教信仰。

  伊斯兰教建筑主要有清真寺和拱北(麻扎)两种类型。清真寺又称礼拜寺,阿拉伯人称为“麦斯吉德”,意为“礼拜的场所”,是最主要的伊斯兰教建筑。清真寺和拱北都是由许多功能不同的单体建筑组成,主要包括:礼拜寺大殿、后窑殿、大门、宣礼塔(邦克楼)、墓祠、经堂、讲堂、水房、阿訇或教主的办公室和住室,以及碑亭等。




 
风光旖旎的傈僳族山寨

一、中国伊斯兰教建筑发展分期

  中国伊斯兰教建筑发展可分为五个历史时期:

  (一)唐永徽二年(公元651年)至宋朝(960—1279)末年,为伊斯兰教向中国移植时期。随着中国与外国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发展,大批波斯、大食商人来华,他们多聚居在长安、洛阳及东南沿海的广州、泉州、杭州、扬州等地,因此这些城市中开始出现了伊斯兰教建筑。这些建筑多为侨居中国的阿拉伯、波斯商人及传教人士所建,其平面布局不强调对称,礼拜殿、大门及宣礼塔等为砖石砌筑,多用尖拱券或穹隆顶,内部多用植物及阿文组成装饰纹样,与早期的阿拉伯伊斯兰教建筑手法一脉相承。这时有名的清真寺有广州怀圣寺、泉州清净寺等。






 

黎族船形屋

  (二)元朝(1271—1368)是中国伊斯兰教建筑的形成时期。元朝时期,蒙古军队先后征服葱岭以西、中亚、西亚以及东欧的广大地区,大批中亚、西亚的各族人民随之不断迁徙来到东方,他们主要是阿拉伯、波斯等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他们在中国各地屯田定居,并作为一个独立的回回民族开始形成,形成元代回回大盛的局面。此时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分面较多的地方为西北、新疆、云南、中原诸省以及东南沿海。这一时期除新疆外,其他地区伊斯兰教建筑尚保留着某些阿拉伯的形制,但已逐步吸收中国传统建筑的布局方式和木结构体系,开始运用院落式建筑组群,形成具有中国特点的伊斯兰教建筑。新疆地区伊斯兰教建筑受中亚、波斯影响较大,具有浓厚的阿拉伯建筑风格。这时较为著名的伊斯兰教建筑有:杭州真教寺、河北定县清真寺、昆明大南门寺以及新疆霍城吐黑鲁克铁木耳麻扎等。

  (三)明及清前期时期(公元1368年至1840年)为中国伊斯兰教建筑的高峰时期。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到明清之际,逐步形成了信仰伊斯兰教的十个少数民族,出现了讲经堂、道堂、拱北等建筑类型,并已明显形成了中国伊斯兰教建筑的两大体系:内地采用木构架体系,总平面布局多为以大殿为主导的纵横式的院落布局,大殿及主要配殿均为起脊式的清真寺建筑;新疆地区结合当地材料、气候和建造技术,保留有浓厚阿拉伯风格的礼拜寺和麻扎建筑。明末清初,在西北、西南、华北诸省出现了教主世袭的门宦制度,逐步形成四大门宦、四十多支系,因之出现道堂建筑,并崇祀拱北。这时期有名的建筑有:西安华觉巷清真寺、北京东四清真寺、山东济宁西大寺、泊镇清真寺、甘肃临夏八坊清真寺、宁夏同心清真大寺以及新疆的艾提尕尔礼拜寺、苏公塔礼拜寺、阿帕霍加麻扎、伊敏王墓。








 云南西双版纳景洪县的傣族民居



 堂安山寨的侗族吊脚楼木民居与石板山道

 芋头古寨是典型的侗族古建筑群。图为依山借势而建的吊脚楼
(二)礼拜殿与后窑殿

  礼拜大殿由卷棚、礼拜殿及后窑殿三部分组成。内地后窑殿是圣龛所在,是朝拜方向的标志,因而采用各种手法进行装饰,成为全寺最辉煌华丽的地方,如在龛前及龛周围安装华美的木装修,像牌楼、垂花门、佛道帐等,并施精丽的彩绘。而新疆、云南等地礼拜殿不单设后窑殿,仅在大殿西壁开一龛而已,新疆地区圣龛还用色彩艳丽的石膏花饰和拼砖纹样装点。

(三)宣礼塔

  宣礼塔又称唤醒楼、邦克楼,最初的功能是定时呼唤教民到清真寺做礼拜,在内地为中国传统的木结构楼阁式建筑,并大多沿中轴线单独设置,或位于寺院的一隅,或与大门、二门结合在一起,一般一座寺里有一座邦克楼,偶尔也有两座的。而新疆地区的邦克楼与大门连建,往往有五六层高,均为砖结构,塔身往往用花砖拼砌成各种各样的线角、图案和凹凸面,一般平面为圆形,塔身下部大,逐层缩小,顶部建一砖砌圆亭,亭顶作穹隆式,顶尖为一弯新月,阿拉伯风味极浓;礼拜寺中邦克楼的数量也比一般内地的寺院多,有的达六七座。



 

广西龙胜的壮族民居吊角楼

(四)大门

  早期伊斯兰教建筑的大门为阿拉伯式拱券大门,现在内地已不多见,而为中国式的寺庙大门所代替,大门、二门逐渐由砖石演变为木构架体系,并常与邦克楼合二为一,在大门或二门上部起楼,二至五层不等,并在大门对面设置照壁,有的加建牌楼。而新疆地区的礼拜寺和麻扎建筑的大门,形式与中亚极为接近,大门一般分内外两个部分,外部较高峻,用高大尖拱券式门廊相罩,门旁及上部有许多小而有实有虚的尖拱券龛,门两侧用圆形邦克楼与大门相配合,透空的塔楼高出大门之上,楼顶多为半圆拱顶,上施月牙刹顶。大门墙面上满贴各式琉璃型砖,或用砖砌成各种图案,构成华丽壮美的外观。

(五)建筑装饰

  内地伊斯兰教建筑装饰,成功地将伊斯兰装饰风格与中国传统建筑装饰手法融合,后窑殿及圣龛上的彩画精美绝仑,华北地区多用青绿彩画,西南地区多为五彩遍装,西北地区喜用蓝绿点金,这些彩画全用花卉、几何图案或阿拉伯文字而非动物图纹为饰,有的还采用中国传统的宝瓶、牡丹、荷花、菊花等图案。而新疆地区伊斯兰教建筑的门扉、壁龛、前廊、藻井、梁枋、木柱均用浓彩绘制成具有独特形式和风格的花卉、水果、花瓶、风景及几何图案,鲜艳明丽、花样翻新为内地清真寺所少见。 




 裕固族的家安扎在雪山脚下
 

  内地清真寺木雕多用于邦克楼的窗根。大殿的格门、后窑殿内部壁面、圣龛周围等处,花纹为山水花卉、博古纹样、卷草花卉等,这些木雕,绝不使用一丝一毫的油彩,露出淡黄褐色木面,古色古香。而新疆地区清真寺的木雕精细非常,多见于栅栏门、院落门、木制格窗、梁枋檐柱及雀替,花形为几何形、圆形、菱形、方形、六角形、八角形,普遍施以重彩,使全殿显得富丽多姿,特别是木柱雕花,粗看大体相仿,细看各有特点,绝不雷同。

  内地清真寺多石雕,抱鼓石、石柱、石坊、石碑及照壁出现了一些兽形题材的装饰。而新疆地区清真寺装饰多以黄褐色砖作建筑材料,将砖直接拼成三角花格、六边连环双关格、六边连环交叉格、菱形斜格等图案;或将砖预告制成各种形式,再砌成不同的几何图形,多用于大门边框、尖塔、拱北、墙垣、土台某些部位;或将砖面上铸成图案纹样,然后再按图案拼砌,从而形成新疆礼拜寺所独有的砖花装饰。为适应天热少雨特点,新疆地区的礼拜寺在装饰中大量应用石膏花装饰图案,这也成为其特点之一。

三、典型的伊斯兰教建筑

  伊斯兰教建筑遍布全国各地,异彩纷呈。这里我们仅选几个有代表性的典型建筑作具体的介绍:

(一)福建泉州清净寺又称作圣友寺、麒麟寺,建于北宋大中祥符二至三年(1009—1010),后于元至大二年(1309)由耶路撒冷人阿哈玛重修,为中国有名的四大清真古寺之一,保留着浓厚的阿拉伯风格。

  清净寺平面布局采用非左右对称方式,轴线略偏向西北,平面呈凸字形,大门开在寺院南墙东侧,进门有甬道,甬道后向左转弯即为礼拜大殿,大名奉天坛,坐西朝东,面阔五间,进深四间,殿内共有12根方形石柱,现仅存柱础残迹。四周墙壁全部用花岗石砌筑,殿南壁临街开八个窗洞,西面窑殿两侧墙上有六个尖拱券状石龛和四个洞口,龛壁皆嵌有阿拉伯文《古兰经》石刻经句。窑殿位于正中,并向后凸出,正中开圣龛,为朝拜的标志。清净寺为砖石结构,大门及大殿石寺砌法独特,为长条石及正方形丁头交替使用法,使石墙外观每隔一层即是一方块形物,殿面极富装饰趣味。这种砌石法,常见于伊朗一带。




赫哲族民居桦皮“撮罗子”

 


鄂伦春族的“撮罗子”,又称“仙人柱”

  后窑殿较大,近似方形,内部装饰比大殿尤为讲究,宣渝台前以垂花门形式作台门,门上用悬山式顶,全部用木雕镂,做工精巧。

(四)新疆喀什艾提尕尔礼拜寺

  艾提尕尔礼拜寺相传建于公元1798年,经多次维修,到1838年才形成现在的规模,为新疆地区规模最大的寺院。艾提尕尔礼拜寺打破左右对称的平面布局形式,门楼略偏北侧,距北侧尖塔较近,二者之间仅有一段院墙,墙上无任何装饰;距南侧尖塔较远,二者之间院墙上有两个尖拱状的图案装饰。

  整座礼拜寺由尖拱门楼、礼拜大殿及数十间讲经堂和阿訇、学生住宅等组成,还有两个亭状砖龛,布置在由大门至外殿的道路两侧,为二层平顶的小建筑,四面有尖拱门,当夏季礼拜人多时,可作为院中礼拜人的圣龛。高塔式邦克楼、尖拱及穹隆顶都具有浓厚的阿拉伯建筑风格。

  庭院中有净身池、讲经堂和礼拜殿,最主要的建筑为礼拜大殿,礼拜殿正面宽160米,进深16米,是国内面积最大的伊斯兰教建筑。大展采用廊柱式即敞口厅做法,为内外殿形式,内殿一般位于大殿中后部,用砖砌成封闭式空间,开间十间,进深三间,为冬季礼拜之所。内殿前有阔四间深三间的平顶抱厦,抱厦中部采取减柱法,天花上有五彩藻井。礼拜殿为密肋式梁柱构架,平屋顶。殿内有160根木柱,油饰绿色(或蓝色),柱身呈八角形,柱头没有任何雕饰,柱下部则为南疆一带常见柱脚,造型细长,提拔纤秀。天棚上梁枋交错,图案简洁,重点部位做彩画,色彩富丽浓郁。

  殿内圣龛为装饰重点,圣龛的石膏花饰为几何图案,大殿内除澡井及顶棚楞木外,皆为白色天花,修长的同一颜色的列柱,显得空间高大轩敞,光线充足,充分体现了伊斯兰教建筑特有的幽静明快气息。

(五)新疆喀什阿帕霍加麻扎

  阿帕霍加麻扎俗称“香妃墓”,为阿帕霍加家族的墓地。始建于17世纪,19世纪扩建后形成现在的规模,占地约2.67公顷,包括一座墓祠、四座礼拜寺、一座教经堂,以及阿訇住宅、浴室等,是新疆伊斯兰教建筑中最宏大的综合建筑群。

  墓地大门在墓祠的西南方向,与高礼拜寺紧邻。大门饰满蓝白色琉璃面砖,厚实高大,与礼拜寺开敞的柱廊彼此相依。

  墓地建筑以墓祠为主,最早建于17世纪,埋葬的是阿帕霍加的父亲阿吉·默合买提·玉素甫。墓室四角有四座尖塔,塔身有明显收分,并以不同颜色琉璃砖做成横向图案,色彩协调,层次分明。室内由四支尖拱支持着一个大穹隆顶,顶高8米,直径16米,上面冠以小亭式塔楼,墓祠外墙面每间做成尖拱形,墙面外杠镶嵌绿色琉璃砖,尖拱形墙面刷成白色并开小窗,窗为榻条组成的多种几何图案,纹样多具阿拉伯风格,墓祠入口处的墙上,布满了石膏花饰。墓祠内的地面上有一个用栅栏围着的平台,上面排列着72座陵墓。平台上东北角有两个小型陵墓,传说是清代乾隆皇帝的维吾尔族妃子香妃的墓。在墓祠北面的空地上,排列着当地居民的墓群,主墓祠的西南面,为陵园大门、高礼拜寺、低礼拜寺和教经堂组成的建筑群,西面为大礼拜寺。

  与墓祠同时修筑的是绿顶礼拜寺,寺外殿为面阔四间进深三间的平顶式敞廊,内殿为覆有绿琉璃瓦的穹隆顶,直径11.6米,高16米,殿内上下有四层壁龛,梁枋及板门上满刻精细的花纹。大礼拜寺建于19世纪,正面为5间敞廊式外殿,廊柱林立,内殿是一排低矮的砖尖拱,无任何线脚装饰,色调幽暗,内外殿形成强烈对比。

  高礼拜寺造型十分高敞,成排的木桩比例修长,支持着平屋顶。屋顶下的大小木梁组成纵横的图案,每根柱子的柱身和柱头布满雕饰,造型多变,细腻精巧。梁枋天花上均饰色彩艳丽的几何图案彩画。柱廊的后面是由成排拱顶组成的后殿,幽暗而肃穆,寺的东北、西南两角各有一座砖砌邦克楼,楼身为黄褐色,用砖砌出十余花纹横带,很是秀丽典雅。  低礼拜寺规模很小,位置靠近陵园大门,殿外有高耸的尖塔。殿内柱廊只有二进,在木柱和木梁上画满彩画,气氛宁静而亲切,是少数人举行礼拜仪式的场所。







第二节 佛教建筑

佛教是公元1世纪左右逐渐传入中国的,少数民族中信仰佛教的也很多。佛教对中国少数民族的思想、文化以及物质生活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一切都在建筑上有所反映,并集中地表现于佛教建筑上。

  中国信仰藏传佛教的有藏、蒙古、土、裕固等民族,纳西、怒、羌、普米、锡伯、柯尔克孜、鄂温克、达斡尔等民族中也有部分或少数人信仰。藏传佛教寺庙在藏、蒙古等民族的聚居地普遍建立,其中有名的有西藏拉萨三大寺(哲蚌、色拉、甘丹)和大昭寺及小昭寺、日喀则扎什伦布寺、青海西宁塔尔寺、甘肃甘南拉卜楞寺、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寺、北京雍和宫等。


 

云南红河哈尼族房屋

  大乘佛教主要在白族中较流行,部分拉祜和少数壮、布依、侗、畲、纳西、彝、羌、满、朝鲜族等民族中也有信奉。云南大理白族地区,唐宋时佛教便很盛行,兴建了一批佛塔寺院,著名的有大理崇圣寺三塔。元明以后,宾川鸡足山更出现了大量佛寺。信仰小乘佛教的主要是傣族,受其影响,德昂、阿昌和部分布朗及少数佤族等也有信仰小乘佛教的。傣族地区传入小乘佛教年代已不可考证,但那里村村寨寨都有佛寺,寺院建筑比较堂皇,艺术加工亦较精巧,多为砖木结构,以瓦盖顶,集中反映了这一地区建筑艺术的成就。

 



 

云南哈尼族的蘑菇房


云南省勐海县拉祜族村寨

    西藏地区的寺院均是土(石)木混合结构,梁柱组成纵向排架,梁柱间不用样榫卯而是上下搭接。一般建筑是密梁平屋顶,其外部包以很厚的石墙或土墙,少数佛殿用歇山式金顶,木屋架做法简单,檐下也有斗拱,但形制和做法与内地有差别。藏地寺院的柱式、檐墙及门窗独具特色,柱头及梁上均有雕刻、彩画,柱身施朱漆;其外檐使用边玛草或刷成一条深红色带;窗口则用青砖砌成梯形窗套。

    藏传佛教寺院主要建筑外墙多用红、白、黄等色,檐部一条深棕色横带,木构架及装修主要用红色,间以青、绿。蒙古族地区藏传佛教寺院建筑在明(1368-1644)、清(1644-1911)之际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内蒙古自治区各旗有藏传佛教寺院1000余座。

    蒙古族的寺院从使用上可分为两类:一类主要供僧从学习经文,组合内容及建筑处理和藏族寺院类似;另一类僧众不多,一般只有一所经堂,主要供朝拜之用。后一种在蒙古的寺院中有一定的典型意文。







 云南勐海县拉祜族室内 

    蒙古族从明代起,大量吸收了汉文化。到清代,与汉族文化更加融合,这一情况反映到建筑上则是城市中的寺院完全采用了汉族传统佛寺的布局方式,空间处理仍然保持藏传佛教经堂的特有形式,其他建筑都与汉族建筑一样。

    云南大理白族信奉大乘佛教,兴建了许多佛塔寺院,有“妙香国”、“佛国”之称,这里的佛寺、佛塔造型及变化基本同于内地。

    主要信奉小乘佛教的傣族地区,佛寺的建筑有宫殿式、竹楼式和竹楼宫殿混合式三种。西双版纳、孟连、景谷一带为单纯的宫殿式,德宏、临沧则是三种形式俱备。

    宫殿式佛寺建筑,一般含大殿、僧舍、鼓房、围墙、山门等几部分,部分寺内还建有佛塔中心佛寺不特设戒堂(布书)。佛殿基本沿东、西纵向布置。大殿是佛寺建筑的主体建筑,基本上为木架结构,形状呈长方形,落地式,佛像坐西向东。殿内有对称的16根大型圆柱作支撑,大殿上层以架、擦、椽、梁等物为主体框架。在两排对称圆框的外侧,均联结着副梁,形成偏厦。大殿为重檐式,重檐加上多层次面坡,给人以重叠多姿的美感,高层屋檐的坡度较陡,曰“呈竹”,但下层屋楼的坡度渐趋平缓,曰“呈洲”,形制与傣族民用竹楼上部相似。沿大殿偏厦的檐下四周,环筑两米多高的围墙(山墙),使偏厦的横梁直接安放在山墙顶部石檄上,使阳光可以从 山墙顶空隙处透进殿内。长方形殿堂内西面正中,塑一大型释迦牟尼像盘坐于莲台上,顶方高悬华盖,佛前供桌上摆满香、烛、鲜花、纸象、纸马及日常生活用品。佛座前面设有塔亭,供和尚在内诵经。殿堂一侧筑有离地0.3米高的长方形平台——殿桑,为僧侣念经、拜佛和主持仪式的地方。殿堂内悬挂层层幡幔,上绘佛本生故事或解释教义的连环画。墙壁上绘满红漆涂金壁画,屋顶镶嵌若干片红、黄、兰、绿诸色亮瓦。殿外俄脊上饰有凤、狮、鱼、龙、孔雀等形象,正脊中央其饰一圆形宝塔,逐层向上收缩,顶端安置塔针,直指天空。塔身涂以我鑫粉,在阳光照射下,帷见金光闪烁,殿宇生辉。除大殿外,其余建筑如僧舍、戒堂、鼓房等均坐落在大殿左右两侧或殿后。









西双版纳基诺族山寨

    竹楼式佛殿,在临沧及德宏的摆多派佛寺中保存较多(如孟定的南丁掌寺),其建筑完全采用竹楼形式,一楼一底,大殿设在楼上,一端设置龛台,龛台正中供释迦牟尼塑像,龛下另设一小块专供僧侣诵经、拜佛的地方。殿左右侧设僧房,供僧侣食宿之用,并与大殿联成一片,建筑规模较为狭小。

    竹楼宫殿混合式佛殿主要坐落在德宏芒市一带。大殿似一座大型的二层竹楼,下以许多木柱支撑,楼下中空,楼面离地1.5米左右,殿堂设在楼上,中堂连着偏厦,朝拜者可从大殿正面沿石阶登楼,亦可以从侧面沿木梯登楼。大殿顶部为二重檐多坡面结构,檐面坡度平缓。

二、佛塔

    除佛寺外,小乘佛教地区佛塔极多,有单塔、双塔和群塔之分,高者数十米,低者不足5米,多为砖石结构,外敷石灰涂料,有的还要绘彩或贴金。塔身皆为实心。塔基下往往藏舍利、碑刻、经卷等类。有的塔和佛寺同一院落,成为寺院建筑的一部分;有的建于寺院外不远处,彼此呼应;亦有少数远离寺院,独立于山野。

    一般佛塔的外部由塔基、塔身和塔刹三部分组成。塔基为四方形平台,高出地面一米左右,也有双层平台的。塔身有六角形、八角形和圆形数种,有的塔身周围还没若干佛龛,内供小型佛像。塔刹为多层次结构,下部为一覆钵状圆形体连接塔身,之上为多节的环状体,由大而小逐渐收缩,环状体之上再竖一塔针,针的四周环绕着数重铁制伞状物。从外形看,每座佛塔自上而下,层层叠叠,由粗而细,变化多姿。佛塔的形式,有螺旋式、覆钵式、一条鞭式、叠涩式四种。





第三节 祖庙建筑



祖先崇拜是建立在“万物有灵”基础上的一种宗教信仰,最早产生于原始社会父系氏族公社时期,认为人是有灵魂的,并且灵魂永远不会死,人死只是灵魂离开身体的表现,灵魂一旦离开身体就变成了鬼,对祖先的“灵魂鬼”进行不断地祭祀,“灵魂鬼”就可以变为“神”,“神”就会保护和赐福于子孙后代。于是,在他们的头脑中幻想虚构出一种“祖先神”,并且把对“祖先神”的崇拜置于其他诸神之上,形成了一种以祖先崇拜为中心的信仰。祖先崇拜的对象先是氏族的共同祖先,后来是家庭的祖先,最后是个体小家庭的祖先。 





 广西环江毛南族古民居:干栏式房子 

    


  据记载,中国少数民族早期佛寺的平面布局大致和印度相同,以塔藏舍利(佛的遗骨)作为教徒崇拜的对象,所以塔位于寺的中央,成为全寺的主体。以后建佛殿供奉佛像,供信徒膜拜,于是塔与殿并重,而塔仍在佛殿之前。东晋(317-420)初期已出现双塔的形式,南北朝(420-589)到唐(618—907)渐多,供奉佛像的佛殿逐渐成为寺院的主体,寺旁建塔,另成塔院,到宋(960—1279)又出现了将塔建于佛殿之后的做法。具体到不同的佛教教派,其建筑亦有所不同,殿堂与塔的分布各具特色。

一、殿堂

    一般藏传佛教寺院内主要分为宗教和生活两个部分,有佛殿、经堂、经学院、活佛公署和喇嘛住宅待等。稍具规模的寺院,宗教部分还有佛塔、辩经场、嘛民廓洛廊(亭)等;生活部分有行政管理公署等。

    佛殿(是指寺内独立的佛殿)而不是经堂后面或两侧的佛殿)平面大都呈方形,面阔开间为奇数,进深开间等于或少面阔;有前殿,有的在殿前有庭院和围廊。一般高均二层以上,内部中央空间;有前殿,有的直贯顶层,可以供奉高大佛像或佛塔。屋顶为平顶。佛殿属寺内最高级别的建筑,可以使用边玛墙和金顶。

 





  大门平面为一窄而深的长方形,分为内外两部分:外部是开敞式门厅,内部为封闭式门厅。两个门厅由四道尖拱券状门组成。第一道拱门高10米,宽3.8米,拱顶甚尖。拱门用辉绿岩石装饰,图案华丽。门内作穹隆顶,上有密肋八条,状似藻井,饰以龟斑纹,象征宇宙的无穷威力,在此穹隆顶下,即为第二道拱门。此门高6.7米,较外门略小,也以辉绿岩石为饰,层层叠叠,象征安拉的无尚崇高。顶下为一门洞,安有普通大小双扇门板。第三道和第四道拱门,高度分别为4.3米和4.06米。在这两门之间的甬道上,罩一完整的砖砌圆顶盖,即所谓的“拱北”,是盛行于阿拉伯的一种建筑形式,这个拱北涂圣洁白,毫无装饰,古朴大方。这种门外有门的门楼建筑,尖拱大门的发券做法,蜂巢状的小尖拱雕饰,气势雄伟壮丽,正是阿拉伯地区伊斯兰教建筑的特点之一。

(二)西安化觉巷清真寺

  西安化觉巷清真寺是中国传统建筑类型清真寺中规模最宏伟的一座,又称东大寺。始建于明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总平面为东西狭长的长方形。

  化觉巷清真寺坐西朝东,全寺分四进院落,每进庭院均为四合院模式,设厅、殿、门楼,东端院墙正中的照壁是全寺中轴线的起点,在这条中轴线上依次排列着木牌楼、“五间楼”(二门)、石牌坊、敕修殿(三门)、省心楼(邦克楼)、连三门(四门)、凤凰亭、月台、礼拜大殿等主要建筑。中轴线的两侧,建有各式碑楼、石坊、南北对厅和厢房、门楼等各种附属建筑。这些建筑的屋顶大多覆以蓝绿琉璃瓦。

  化觉巷清真寺的大门,借鉴孔子文庙的入口布局,将门楼设置在第一进院落东端南北两侧的院墙上,两座门楼均为硬山式筒布瓦屋面,北大门正面门楣上砖雕“清真大寺”四字,别无其他装饰。

  进入第三进院,居中为楼阁式省心楼(又称邦克楼),原为呼唤教民礼拜而设。平面为八角形,两层三檐,琉璃瓦攒尖顶,楼上楼下均以围廊相绕。

  礼拜大殿由前卷棚、礼拜殿、后窑殿三部分组成,其平面为凸字形,关面为二卷同高的勾连搭歇山顶,后窑殿屋顶垂于第二券屋顶呈丁字形,形成丰富多变的屋顶造型。

  化觉巷清真寺的礼拜大殿,是中国内地清真寺彩绘装饰艺术的代表作。殿内吊顶全部做成井形天花,天花枝条为绿地红边,井内为绿地红花,沥粉贴金,全殿天花彩画600余幅,柱身全部为红地沥粉贴金的阿拉伯文图案,柱上的枋木及门罩、垂柱等均施彩画,犹如圣龛前挂上一层华丽的垂幔。壁龛呈尖拱状,龛内为阿拉伯文和几何纹装饰。围绕这一壁龛,向左右及上方做层层扩大的木雕装饰,直至将整个壁龛墙面做满。在以伊斯兰教传统装饰纹样为基调的情况下,多处采用中国传统的牡丹、宝瓶、荷花、菊花等图案,使这个伊斯兰教壁龛呈现出一定的中国风味。

  西安化觉巷清真寺的庭院布置颇富中国情趣,在其第四进南北庭院中央,建有一座凤凰亭。主亭六角形,两座边亭为三角形,袭中国传统木牌楼手法,三亭相连,如凤凰展翅,风格轻巧,极富庭园趣味,与宏伟壮观的礼拜大殿及其月台的严肃宗教气氛形成鲜明的对比。亭西有登月台的甬道,长约10米,两侧为石栏板,栏板外有海棠形鱼池,池深约2米;池底砌盆座,叠石成峰,高约4米,南峰曰“招云”,北峰曰“邀月”;南道下有石拱涵洞,贯通鱼池,意境若桥。两峰顶端,泉石涓滴,时闻水声淙淙,分明一尘不染之佳境,暗隐园林画意之静幽。

(三)宁夏同心清真大寺

  同心清真大寺为中国现存最大的清真寺建筑之一,位于宁夏同心县的西北高地上,寺门附近有明万历(1573—1619)及清乾隆五十六年(公元1791年)重修字样。现存主要建筑为清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重修的。

  整座清真寺由礼拜殿、邦克楼、阿訇住宅等部分组成,主体建筑建在一个用砖包砌成高约10米的台座上,面积约3500平方米。平面布局以大殿为中心左右对称。现在大门位于寺西南角的高台之下,三孔砖券门洞上部用刻有阿拉伯文的砖雕予以装饰,中间门洞稍为高大,在枯部的台地上建有楼阁式邦克楼。

  门对面有仿木结构的八字形砖照壁,壁身上仿垂花门罩做法,中间部分砌筑精细,中心有大幅砖雕“月桂松柏”图案,两侧有文字对联相衬。邦克楼平面为正方形,高二层,四角攒尖顶,四面透空,省略周围檐柱,做成垂柱形式。自金柱伸出挑枋斜撑承托垂柱,垂柱之上再置斗拱承托挑出深远的屋檐,柱间花牙子加长,状若挂落,镂刻植物纹样。屋顶四隅起翘较大,整个邦克楼姿态挺拔轻秀。

  礼拜殿平面呈十字形,屋顶采用二脊一卷勾连搭形式,大殿两侧加建八字墙,前卷棚檐柱间加透雕的木柱落。檐下斗拱采用甘青宁地区常见的如意斗拱。柱头斗拱五踩四方相等,四角斜出。而平身科斗拱亦为五踩,内外挑出斗拱均向内抹斜,与柱头斗拱形成有趣的组合。拱眼壁在透雕网纹上点缀各种花卉纹样,不加任何油彩,保持木面本色,使大殿显得雅洁精美。大殿内为彻上露明造作法,为获更广阔的空间,采取“减柱移柱”作法,即将殿内减少四根金柱,并将金柱向左右推移,构成有四根金柱上承两品屋架,柱上双重内额象杠杆一样承托屋架的垂柱,从而组成西北伊斯兰教建筑所独有的承重体制。 



 
二、中国伊斯兰教建筑的两大体系

  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条是陆路,自波斯经由中国新疆到达长安、洛阳等地的“丝绸之路”;一条是海路,即由波斯湾绕马来半岛至中国东南沿海商业城市,如广州、泉州、杭州、扬州等地,并逐渐深入内地,称为“香料之路”。

  由此,中国伊斯兰教建筑便分为两大体系:一类是以木结构为主,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建筑风格,主要分布于内地,多为元到明智清时期建筑;一类保留浓厚的阿拉伯风格,包括东南沿海伊斯兰教初传入时的唐代建筑、内地部分近20年的新建筑以及新疆地区清真寺及供北(麻扎)建筑。

  这两大体系有相同的地方,也有迥异之处,它表现于伊斯兰教建筑的各个方面:

(一)平面布局

  早期清真寺采用廊院式,与阿拉伯地区早期伊斯兰教建筑相同。以后,中国内地清真寺大多采用传统汉式四合院,并往往是一串四合院制度,以全寺的主体建筑礼拜殿为中心轴线,来规划整个组群的内在秩序。而新疆地区礼拜寺不强调院落重重,也不强调轴线对称的原则,多采用内外殿制度,外殿全为廊柱式结构,布列层层柱廊,间数也不受奇偶数之限,内殿专为冬天时教民礼拜之用,多以外殿相绕;内外殿随意布置不强求对称。内地清真寺由于教民增多而扩建寺院时,采用勾连搭结构。


  (四)从1840到1949年百余年间,伊斯兰教建筑处于停滞时期。这时期的中国伊斯兰教建筑有的已开始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出现了楼层式礼拜殿,细部处理运用欧美建筑手法。新疆地区伊斯兰教建筑缓慢发展。西北地区随着门宦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兴建了许多装饰华丽、规模宏大的道堂和清真寺建筑,仅临夏即出现了八坊十二寺。而东南沿海地区饱受战乱,伊斯兰教建筑遭到极大的破坏,许多著名清真寺遭战火焚毁,伊斯兰教建筑发展迟缓甚至出现了衰退现象。

  (五)近20年来,随着国际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开展,中国的伊斯兰教建筑蓬勃发展,不少清真寺借鉴了阿拉伯的建筑形式和风格,使伊斯兰教建筑的特色更为突出。这些新建清真寺的外观仿阿拉伯式样,在大殿顶上设一组绿色穹顶,四个小穹顶,各踞殿顶一角,簇拥着中间一个巨大穹顶,顶上置宝瓶或以不锈钢球体为饰,大穹顶上一弯新月挺向天空;在平面布置上采用集中式构图,强调垂直轴线。这些清真寺的殿堂一般都很淡雅、素洁,雕塑和彩画不多,而在门楼设计上吸收了穹顶式阿拉伯建筑风格。然而,也有不少新建、重建的清真寺保留了中国宫殿式建筑风格,古朴大方,庄严雄伟。可以这样说,当代中国清真寺建筑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景象。



     中国有许多少数民族保存着浓厚的祖先崇拜信仰,这在民居和村寨布局中都有后所反映。其最初表现是在民居建筑中设有一处专门供奉祖先,定时举行祭献。也有的地区各小家庭的祖先崇拜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单独供奉祖先的建筑,但这些建筑仍未脱离当地的民居,而是成为民居的组成分之一,仡佬族家庭架有的神楼就是这样的建筑。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祖先崇拜也慢慢地由一家一户的祭祀形式转而成为整个宗族共同举行的祭祀活动,并随之产生了共同祭拜之处——祖庙。而各个民族由于祖先崇拜方式不同,因此祖庙建筑也各有千秋。

    一开始的祖庙形式非常简单。如蒙古族祭敖包,在辽阔的草原或沙漠地带,择一高地,垒上众多的砂土石块,插上树枝柳条,点火燃香,献马供羊,由巫师跳神或喇嘛念经,进行种种宗教仪式。敖包实际上是一座人工的山林,以代替往昔祖先住地——圣山。过去,每年氏族或部落皆有自己的敖包,其中供有各自的守护神。它又是宗教仪式和其它集体活动的场所,平时过此定要下马或洒祭酒食;叩头祈祷或添土垒石;剪下马尾、马鬃及各色布条,系于敖包以求万吉。


  云南西双版哈尼族聚居区 

 


云南省勐海县哈尼族村寨

    云南省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境内有祭祀南诏王的庙宇,这些庙宇被当地群众称为土主庙,是当地彝族的原始宗教——祖先崇拜进一步发展的产物。巡山土主庙是最早出现在巍山土地上的土主庙,它既是巍山土主庙的首祖,也是西南各地土主庙的策源地。当时庙宇建筑宏大,建有大殿、厢房、厨房和藏头房,占地面积达500多平方米。大殿中塑的细奴逻像高达3米多,左右两边各塑一侍童。平时彝族村寨中60岁以上的老人死后,家人就用柏木为他做一个灵牌放在家中供奉,三至五年后,把灵牌送到巡山殿里,通过举行一定的仪式后,把灵牌上死者的名字镌刻在祖公碑上,再将灵牌烧毁。他们的这种活动从很早时候开始一直相沿至今。



    祖先崇拜发展到后来,出现了临时的和永久的祖庙建筑形式。有的民族崇拜祖先神,临时搭台祭祀;有的民族则建立祠堂、庙宇等建筑供奉祖先神。

    广西防城县巫头寺和哈亭建在巫头岛上,是京族庙堂建筑的代表作。京族庙堂分大小两种:小庙堂一般是同姓或同族的宗庙,逢年过节或红白喜事,同姓或同族的人都一起到庙堂参拜;大庙堂则是同一地方居住人们的公共祭祀场所,其建筑布置富丽堂皇,用料考究,做工精细。哈亭的建筑总体布局与庙堂有些相似,坐北朝南,北面正中是神坛,以过道直通大门;过道两侧是通透的厅堂。哈亭内设有全村共同敬奉的神像、神位和各姓祖先牌位,可见哈亭具有祠堂和神庙的功能。 
 第四章 中国少数民族公用建筑




 中国各少数民族的公用建筑,无论从单体造型到群体组合,还是从单体的选点度势到总体的规划布局,都呈现出多姿多彩、独具风格的特色。

 





 

寺内的碑亭饰有雕镂精美的砖刻

 





 

二层三檐八角攒顶的“省心楼”

 







 

木牌楼,高约9米,琉璃瓦顶,挑角飞檐,雕梁画栋,及为壮观











第一节 侗族的鼓楼和风雨桥

   鼓楼是侗族固有文化的象征,其形式经历了独木巢居——多木巢居——干栏民居——鼓楼雏形——现代鼓楼的发展过程。鼓楼挺拔的身姿、轻灵的飞檐、严整的结构、精美的雕饰,展示了侗族建筑独特的风格。

(一)鼓楼的功能

    自古以来,侗族便“聚种而居,窟宅之地皆呼为寨,或二三家为一寨,或百数十家为一寨”。最初,寨由同血缘的一个族姓组成。此姓称为“众人姓”或“大姓”。如今,除个别大寨外,大多数村都是由同地域内的数个自然寨组合而成的,村内各寨自建鼓楼作为本族族姓的标志性建筑。一个鼓楼代表一个族姓,如果一个村寨中有四五个族姓,这个村寨就建四五座鼓楼。作为氏族的聚集场所和标志,鼓楼建于村寨的重要位置上,由全体氏族成员集资、献工筹料建成,并被视为“遮阳树”,用以保佑全寨的兴旺和安宁。

 






 

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藏区随处可见的寺院

  除了作为族姓的标志外,侗族鼓楼还是侗族村寨中必不可少的公共活动中心。

  侗族有被称作“款”的氏族组织,村寨中有以地域为纽带的、肯有部落联盟性质的“合款”。“款首”要召集众人商议款内大事,订立款约、款规,商议御敌、团结等问题;要组织兴修水利、开山造田、评议物价等生产、经济活动,同时惩罚反款约的人。这些都需要有聚众集会议事的场所,这也是鼓楼形成的重要原因,鼓楼因之成为执行款约、排解各种纠纷的场所和必然的公共活动中心。

 





 

金顶

  每一座鼓楼都悬挂皮吉鼓,又称为“鼓楼”。村寨中如果发现匪情或火灾等紧急情况时,就由“款首”登楼击鼓为号,人们听到鼓声,就迅速到鼓楼前聚齐。邻寨的人也赶来,共同商议对策,大家互相支援,共同渡过危难。

  每逢佳节,侗族人都要齐聚于鼓楼前举行各种庆祝活动。大家聚集在鼓楼前的广场,穿上节日的盛装,舞龙灯、唱侗戏、跳芦笙舞等,充分享受节日的欢乐。春节时,各寨间进行“月耶”(侗歌比赛)走访,倾寨出动,主寨在鼓楼前设宴款待来宾,男女青年则利用这个机会对歌择偶。

  鼓楼又是侗族人民休息和娱乐的场所。在一天的辛勤劳动之后,人们晚间喜欢到鼓楼聚会。鼓楼中央通常燃起一个火堆,人们随意围坐在火堆四周谈古论今或商议农事。青年男女则汇聚鼓楼习吹芦笙、集会对歌。一般男女对歌各有一个领头的,女声先唱,男声接着唱,多为即兴对歌,要求对答如流,衔接自然,这是显示聪明才智和物色对象的大好时机。

  由于鼓楼具有如此众多的功能,它在侗族人的心目中便占有极高的位置。侗语中,鼓楼被称为“播顺”,即“寨胆”,有“寨子灵魂”之意。可见鼓楼具有特殊的社会文化作用,它是侗族强大的内聚力和高度的群体性的象征,并在村寨布局中点有主导地位。

 







法轮

(二)鼓楼的建筑形式

  鼓楼一般布置在村寨的中央,寨中其他建筑环绕四周,从总体平面布局上突出强调鼓楼的核心地位。村寨可以呈放射状地向四周自由发展扩建,但是以鼓楼为中心的基本格局则始终保持不变。也有的将鼓楼建造在整个村寨所处地形的中心,“诸山来朝,势若星拱”,鼓楼的个体特征得到充分的展示,鼓楼也显得更加高峻挺拔。还有的将鼓楼建在村寨的边缘地带,使之成为该村寨的樗,又兼具守门的作用,从而突出展现这一村寨的风格,并强调了村寨的出入口。

 





 

新疆乡村里的小清真寺

  侗族鼓楼有两种形式,即塔式鼓楼和阁式鼓楼。塔式鼓楼呈正方形,底层是四方形,上面则是多角形,层层叠叠,有的五六层,有的达13层,立面形似古塔,高耸挺拔,造型优美。阁式鼓楼以长方形居多,与侗族民居相似,造型朴素,结构自由、灵活。无论塔式鼓楼还是阁式鼓楼,均为杉木结构,整栋建筑物不用一钉一卯,全部用榫槽连接,表现了侗族人民高超的建筑技术。

  侗族鼓楼具有极强的空间内向性。四周墙体采用栅栏形式,使鼓楼内部空间与外部空间保持视觉的连续性,使鼓楼在与村寨相融合的同时,在空间上一种内聚力。栅栏内部常由12根大柱子构成第二层柱网序列,重复强调了鼓楼空间的内向性。鼓楼内部有4根主柱,用以支撑鼓楼主要结构及屋顶的重量,并建立起固定的、崇高的中性空间领域,并使这一内向性集中于鼓楼空间的焦点——火塘。

 







新疆喀什艾提尕尔清真寺

  火塘是鼓楼的中心与内部空间的焦点,并已形成了侗族特有的文化——火塘文化。人们围坐于火塘四周讨论政事、谈论家常、娱乐欢歌、谈情说爱,并最终产生火神崇拜。

  鼓楼的楼檐密叠,檐层多为单数,有3—17层不等,高者近30米。塔式鼓楼有的二层以上巧妙地变作六边形或八边形。鼓楼的顶部有歇山顶、悬山顶、多角攒心顶,以及这些房顶的缉合。在它的栋梁、檐角和窗棂上,还塑有龙凤、翔鱼、花卉等装饰,从而使鼓楼更显得秀丽多姿。

 





 

新疆喀什香妃墓

  鼓楼作为村寨的象征和击鼓报警、聚众抗敌、抗灾的军事要地,一般多处在村寨各处视线的焦点。寨内各栋住宅中,至少要有一个位置能看见本族姓鼓楼的楼顶,而村寨中民居的建造也恪守着层数不逾鼓楼层数的规则,从而使鼓楼成为村寨中引人注目的建筑物,成为令人瞩目的所在。

(三)典型鼓楼建筑——马胖鼓楼

  马胖鼓楼为桂北地区规模最大、造型最雄伟庄严、结构最为严谨的塔式鼓楼。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三江县马胖寨,始建于清朝(1644—1911)末年,重建于1943年,为广西壮族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马胖鼓楼位于马胖河畔的一个高地上,在马胖寨的边缘地带,与村寨相对脱离,形成了较为独立的形象,使之成为村寨各处视线的聚合点。

 







沈阳西塔护国延寿寺

  马胖鼓楼宽11米,长12米,近似于正方形,四周墙体采用栅格形式。楼高10.5米,楼檐密叠,檐层为九层,顶部为歇山式。它的檐部和屋面色彩绚丽,充满民族特色的彩画、泥塑国翼角纤巧秀丽、充满动感。这些共同构成马胖鼓楼雄浑、稳定而又秀丽多姿的艺术风格。

二、风雨桥

  风雨桥是侗族村寨的另一种标志性建筑。

  据考证,风雨桥起源于公元3世纪初叶左右,现存于中国西南、西北及华东部分地区。其中,侗族风雨桥种类繁多、风格多样、规模宏大而又风格独特,是集侗族建筑艺术之大成者。

  风雨桥又称“廊桥”,装饰华丽者又称作“花桥”,简陋无华者被称作“湖桥”。由于侗族村寨多建于河畔山边,桥梁便成为不可或缺的建筑。风雨桥的位置视河流的流向而定,通常被架设在村头寨尾。这样的选址,不仅便于进出村寨及过河通行,而且还符合侗族人守护财富的心理。侗族人认为,将这种吉祥物建造在村寨尾,能够守护住村寨的财富不往外流。

 





 

藏、汉风格结合的建筑艺术

(一)风雨桥的功能

  侗族风雨桥集多种功能于一身。首先,它方便了村寨之间的联系,是人畜通行所必需的交通建筑;其次,风雨桥多在桥上加盖长廊,能够遮日避雨,用以保护木质的桥身不致损伤,同时便于行人驻足休息、观赏景致和躲避风雨。风雨桥还作为侗族桂冠的重要交往空间而存在。平时,寨子里的人们到这里来谈天说地,嬉戏游玩;节日期间,侗家老少妇孺身着节日的盛装汇聚桥廊四周观看各寨的大小芦笠队的比赛,欢庆娱乐;风雨桥造型优美别致,与四周秀丽的自然景观融为一体,具有极强的观赏性,而它那富于民族特色的外观造型,也标志着侗族村寨的存在。

(二)风雨桥的建造

  风雨桥由廊亭、跨桥及墩台三部分组成。廊亭为木结构,采用凿眼与样枋相结合的办法,直穿斜套,相互勾联,从而形成严密的整体。整个廊这由栏杆、坐凳连结柱廊,巧妙地将它的使用功能与结构功能结合起来。栏杆外面设有腰檐,既增加了桥体结构的完整性,又保护了桥面及桥托架,使之免受太阳的曝晒和雨水的侵蚀。跨桥采用密布式悬臂托架简支梁体系,皆为木构架体系。桥墩上通常设两排托架梁。在墩台上则采用悬臂托架支撑主体桥跨结构。风雨桥的墩台由青条石垒砌原则而成,坚固耐久。整座大桥不加任何粉饰,显露出木石的本色,古雅大方,与侗族淳朴的民风融为一体。

 





 

白塔群

  在风雨桥举行奠基仪式时,人们往往要往桥墩里放一些金银制品,以祈祷神灵保佑,使桥梁永固,使村寨繁荣兴旺。风雨桥的桥亭与村寨中鼓楼的造型相似,挺拔秀丽,桥廊则与民居的横向线条相吻合,从而使整个村寨中的民居、鼓楼与风雨桥成为一个完整的整体,共同表现出侗族村寨所特有的艺术风貌与民族特色。

(三)典型风雨桥建筑——程阳风雨桥

  程阳风雨桥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三江县城北20公里的程阳村旁,建于1916年,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程阳风雨桥是建筑的集大成者,集桥、廊、亭三者于一身,在中外建筑史上独具风韵。整座大桥以大青石作桥墩,共有五座,中分四孔,用1米多长的六根连排杉木垒架二层为梁,桥面铺板,并竖柱、架棚、盖瓦,在桥上建有长廊,长廊上建五座多角塔式桥亭,桥亭上重停瓴飞檐,蔚为壮观。大桥的通道两侧设栏杆长凳,供行人躲避风雨或小憩观赏风景。大桥的桥亭和廊檐上,都雕刻和绘有精美的侗族图案。

程阳风雨桥的整个建筑,不用一个铁钉或铁部件,而是依照杆原理,用挂云、挂撑支撑亭檐及大小条木,凿通孔眼,以榫衔接,斜穿直套,交错吻合,结构精密,充分表现了侗族人民高超的建筑艺术。







第二节 溜索和藤桥


    中国的少数民族居住地区,有的山高路险,水流湍急,交通极不方便,生活在那里的各民族创造了溜索、藤桥等交通工具,以此沟通与外界的联系。

  据《洛阳伽蓝记》记载,北魏(386—534)时新疆地区就有铁索桥,这是世界上最早的铁索桥。索桥又分独索、多索两种。独索桥,又叫“溜索桥”,将竹筒或木筒穿在竹索或藤索上,索下面再系一根横木与两股皮绳。渡河时,人骑在横木上,将筒挟在腋下,以手用力攀着索,借助于绳索的倾斜度,脚用于蹬索线,屈身而过。绳索有牦牛毛绳、藤编强及钢丝绳等多种。多索枯木逢春是并列几根缆索,上铺木板桥面,有的两边悬索作栏杆。

 各民族由于所处地区不同,溜索、藤桥的种类也各有千秋,呈现出不同的风貌。

一、溜索

  溜索是最原始的渡河工具,古代称为“撞”,即用胶合成的藤篾、竹篾或钢索架设在山涧激流之上,用以飞越深谷。生活在中国西南、西北的彝族、傈傈族、恕族、独龙族、羌族、藏族、土族等民族均使用溜索。

 





 

 吐鳃番枚孜克里克千佛洞外景

  独龙族架设的溜索较为简单,在枯水季节选择江面最窄的地方,先用系着线的弯箭射向对岸,细麻线联结成逐渐增粗的藤索,对方接过后,双方将藤索两端分别绑固在两岸的大树或岩石上,就可通行。溜索的架设分“平溜”和“陡溜”则需一来一往两根索,溜索一端高另一端低。过溜索的人,用皮带或粗麻兜绑在臀和颈臀部,将身体牢牢拴在竹制或木制的穿过有槽孔的“溜梆”(溜壳)上,再将凹槽向下拴套在溜索上,双手抱住溜梆,蹲着腿悬空下滑。如果平溜,人到江心时,手足倒挂挂攀着到达彼岸,但比较费力气,往往是力气大的人在前面,用绳子拉着力气小的人渡过溜索。陡溜一滑到达彼岸,虽然比较省力,但危险性较大,需要凭借经验来掌握溜索的速度,既要防止由于失控而撞上对岸树岩,又要注意溜梆快速滑动同溜索摩擦生热而产生断裂,因此有时需要用湿布敷在溜梆上,来降低速度以防万一。溜索除渡人外还可以运货和过牲畜。

二、索桥

  居住在云南、四川、贵州等地的彝族有一种索桥,彝语叫做“索补”,多用于山涧、河流两岸之间。这种索桥是用竹篾搓成的一根粗绳,绑在两岸的树上、木桩上或石柱上,绳索上边放一个近1米长的弯木杠、别以1.5米左右长的牛皮带一根,结在木杠的两端。人过索桥的时候,将腰套在皮带的上面,两脚镯交缠在绳索上面,两手攀着绳索滑向对岸。

  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流行一种索桥,称为“窄桥”、“绳桥”。据说是因为汉朝羌人窄部落善于修建窄桥而得名,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因为该桥是由竹编溜索发展演变而来的。桥的主要建造方法是:在桥的两岸各砌一座石洞口,用几根或十几根拳头般粗大的竹绳并列,强头系在两岸坚固的石础或木柱上,竹绳上铺着木板,桥上面左右两边各系着几股平行的竹绳,既可以固定索桥,又可以作为渡桥的扶手。最著名的窄桥是横跨在岷江及杂谷脑河交叉点上的威州大索桥,相传始建于唐代,全长100余米,宽1.5米,南北共立24根大木柱,十公雄伟壮观。

三、藤桥

  居住在西藏珞渝地区的珞巴族,有一种民间交通工具,即藤桥。珞巴语称为“希白加”,意为“漂浮在水上的编织物”,亦称“竹笼”。就是在竹子的两端和中间各凿一个孔,将数十根整竹编扎在一起,并用木棍将竹子串联成一排,用藤条捆绑加固。竹筏的两端各放一个带有木钩的绳索,木钩挂在固定在河段两岸的悬空绳索之上,以便前后滑动。在使用竹筏的时候,筏子的首尾各有一个人,双手互相倒挂悬空的藤索,用脚撑着竹筏前进,载人如果多达10余人时,则另外增加人在两岸用绳索牵引。而小竹筏则由数根整竹编扎而成。一般使用撑杆或木浆划。

    西藏珞渝地区的珞巴族还有一种过河设施称作“藤网桥”,全桥都是用白藤编制而成的。整个桥身为椭圆形的长管,悬吊在两岸的大树或木架之下。桥的底部用3—5根粗大的白藤并列固定,供人踩踏。桥的左右和上方也用藤条编织而成,可以作为扶手。有的桥长达数百米,悬空数十米高,随风摇曳。墨脱等地的门巴族也使用这种桥。 

第三节 公房 凉亭 井亭 戏合

、公房

  在中国南方许多少数民族村寨中都有一处称为“公房”的公共建筑。公房是村寨中人商议寨中大事的所在,同时也是专门为未婚男女青年提供的社交之所,青年男女可以在公房中对唱情歌、互赠信物,表达感情。

  居住在海南岛的黎族有一种“栏房”,即“寮房”,是供青年男女居住的公寓性质的住房。在边远的黎族山寨中,众多的青年男女砍伐高高的树木,筑成干栏式的船形屋,下面用木架起来,用竹片或整竹编排成地板,房顶覆盖上茅草,每到傍晚,村寨中的青年男女就汇集到这里谈情说爱,对歌欢唱。也有的地方黎族在紧靠村寨的较为偏僻的山岗林中,盖供男子或女子集体居住的“放寮”房。房子仍为船形屋状,上为茅草盖顶,用泥糊的竹篱做墙,没有窗子,门从两端开,有40厘米宽,室内面积不大,贴墙一边有一排高25厘米的竹床,上面铺着露兜叶子做的席子,在床铺的上空横加一根木条,上面挂着粗麻制成的被单,此外没有陈设任何家具。据说一间“放寮”房可供10个女子或男子居住。



广西三江程阳风雨桥

  云南德宏潞西地区傣族公房一般位于浓荫蔽日的大青树下。白天为行人休息遮荫之所,夜晚则为青年男女幽会之处。

二、凉亭

  凉亭一般建在靠近村寨的山坳或路旁,有时也建在田间地角、寨内或交通路口,是人们休息乘凉的地方。凉亭与寨门、井亭共同组成完整的娱乐休息性质的建筑体系,并与村寨中其他公共建筑一起构成村寨的公共建筑系统。

  凉亭的建筑结构较为简单,能够遮风避雨躲避日晒就行。亭中还设有竹木搭成的供人乘坐的长凳。

  海南岛一部分地区的黎族,在村寨住房集中的地方,几家人在屋檐相连接处往往入势搭盖一个茅草盖顶的凉棚。夏天的晚上大家坐在这里乘凉闲谈,冬天则在一起围坐烤火。

三、井亭

  井亭是一种建在水井之上的四面开敞的小房,用以保护水质的清洁。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井亭的造型各具特色。

  哈尼族居住地区水量丰富,水质良好,水井一般位于村落的中心地带,民居皆围绕这一中心顺山坡自由布置。当地建有专门的小亭保护水井的清洁,并订有使用水井的严格规章。

  彝族地区的村寨内有井或者泉水供饮用,每座水井上面都盖有小屋,用以保护水质的清洁。


广西三江马胖鼓楼

  云南省傣族地区的饮用水井上通常都加盖一个亭子来加以保护,多为竹子搭成,顶部则为歇山屋顶。而瑞丽地区的水井多水面较高而水质清凉,因此水井上面用石筑成小亭加以保护,小亭形式近似“塔龛”。

  广西亮寨井亭,属于下沉式井亭,泉水从一块巨石下面流出,井亭便建在巨石之上,采用九架三柱抬梁式构架。亭内设有坐凳,供行人或村寨中的人饮水休息之用。该井亭一面贴山,一面靠近道路。

  而同在广西的皇朝寨井亭,则位于几条道路的交汇处,地理位置十分特殊,因而功能也有所增加,成为人们乘凉歇脚、休息娱乐的场所。井亭的建筑结构采用抬梁式构架,并加上双步梁的组合,严谨稳固的同时,又有效地增加了使用面积。井亭中的水源,来源于用竹筒从远处引来的清泉水,沿着井亭檐柱有长长的坐凳供人休息之用。

四、戏台

  中国的少数民族大多能歌善舞,音乐舞蹈艺术成就显著。有一些民族在村寨中逢年过节便搭台唱戏,也有的民族平常也建有戏台。戏台成为村寨娱乐活动的中心。最为有名的是侗族戏台。

  在侗族叙事歌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侗戏,是侗族人民喜闻乐见的一种民间戏曲,至今已有150多年的历史了,戏曲剧目已达百种以上。侗族的村村寨寨都建有戏台,戏台多与鼓楼、鼓楼坪连在一起,形成较为完整的空间造型,从而构成村寨中的多功能中心。

 





 

云南大量崇圣寺三塔



 

 四川阿坝马尔康卓克基官寨

 

 
广西程阳桥村中戏台



 

福州琴江满期族村的古戏台



 



侗族凉亭



 

西藏墨脱过溜索的门巴人



广西三江程阳风雨桥

  内地回族清真寺的建筑装饰更是集伊斯兰装饰风格与中国传统建筑装饰手法之大成,既能把握建筑群的色彩基调,突出伊斯兰教的宗教内容,又能充分利用中国传统装饰手法而取得富有伊斯兰教特点的装饰效果。最为鲜明的表现是清真寺的石工装饰,抱鼓石、盘龙柱、盘花柱、石柱基础上面的雕饰,中国风味十足。寺内照壁上更有上国传统建筑中常见的“二龙戏珠”、“麒麟走兽”,八字墙上布满琉璃,屋脊上的吻兽、抱鼓石的狮子更是突破了伊斯兰教建筑装饰基本不用动物形纹的原则,使之具有浓郁的中国特点。
     内地清真寺大多具有浓厚生活情趣,反映出中国穆斯林不避世厌俗、注重现实的生活态度。他们在寺院内遍植花草树木,设置香炉、鱼缸、立碑悬匾,堆石叠翠,掘地架桥,大有“小桥流水”的园林风味。


  这些寺庙在造型上留有汉、蒙、藏建筑手法相交融的痕迹。大乘阁外部有六层屋檐,但下部两山墙上又辟盲窗三层,通体如五层高阁。用辟盲窗的方法以增加建筑装门面层数,是藏族的传统手法;而大体量的木构屋顶和大面积的菱花格装修,又富有蒙古族建筑特点;上部五个屋顶组成一个整体,既保存它所模仿的西藏桑耶寺原型,又做了新的组合,发挥出汉族屋顶的艺术形象。安远庙普渡殿的立面,吸收了汉族传统城楼形式,把下面两层处理成汉族城楼的基座,厚墙上又辟狭窗,略带藏族建筑风格。

三、外来建筑艺术的中国化

  外来建筑艺术捉国化主要是指回族的清真寺建筑。随着伊斯兰教的传入及时间的衍进,原来保留有浓厚阿拉伯风格的伊斯兰教建筑,逐渐吸收汉族建筑艺术手法,形成具有独特风格的中国式的伊斯兰教建筑,最具代表性提回族清真寺。这些清真寺大都采用中国传统的四合院布局形式和木结构系统。中国化清真寺的结构体系和建筑形制,表现于大门、邦克楼和礼拜大殿等主要建筑上。

  自明以后,阿拉伯式的拱券大门在内地回族清真寺中已不多见,而为中国式的庙门制度所代替。河北泊头市清真寺寺门坐西朝东,寺门前有上马石两块旗杆一根,两侧有古式雕刻扇面八字墙陪衬,衬墙两边各开一便门供人出入。寺门门扇系朱红大漆,吊耳铜环,上端为武式古栅出厦,五脊六兽硬山筒布瓦屋面,系仿北京午门样式。

  代替阿拉伯尖塔式砖砌邦克楼的基本上是中国传统的木结构楼阁式建筑。甘肃兰州解放路(西关)清真寺邦克楼,位于大殿与大门之间。楼高四层,下层平面为文武,兼作大门之用;上层为六边形,主要用六根木柱通达上下,但其中有四根为垂柱(吊柱),系中国穆斯林工匠的大胆创造;最上层不用立柱同,只用厚木枋架起并中间开一壶门,枋上安的斗拱出三跳,为当地特殊做法。楼的四壁周围有栏杆,在第三层楼的栏杆前后均有一小段如飞桥跳出屋面之上,系辽代独乐寺、观音阁及宋代《营造法式》所规定的制度。每层楼板正中央,均开一六角形洞口,用栏杆围起,使每层楼上下都可以由内部互相看见,楼井周围的木栏杆与楼外围的木栏杆内呼外应,玲珑可观,整座邦克楼给人以宏伟庄严之感。 

  这些清真寺的礼拜大殿以及主要配殿,通常都是大木起脊式建筑,用斗拱。大殿一般由前卷棚、大殿殿身、后窑殿三部分组成。这三部分各有起脊的屋顶,上面用勾连搭的形式连在一起,形成一座完整统一而又起伏灵活的大殿建筑。一座大殿,经过几十年、百年之后,因穆斯林人口激增,殿内容纳不下时,即可用几个勾连搭,将大殿扩充增大,故清真寺大殿平面多为窄而深的长方形,这种建筑结构自明代以后便普遍使用于内地回族清真寺院较大的礼拜殿,成为中国内地回族清真寺的一种典型形式。同时,大殿的平面积型制也富有变化,有矩形、凸字形、工字形、十字形等多种,后窑殿一般不采用砖砌圆拱的做法,而是亦木亦砖,搭配使用,后窑殿的样式更是百花齐放,有单檐、重檐、三重檐的十字脊式及各种宁式脊,变化繁多。

 



 

  青海塔尔寺在青海省东部的湟中县境内,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新高度大寺院之一。塔尔寺的建筑具有特殊的风格。首选取,一般的藏族寺院,多采用高大粗糙的石墙,而且外墙部分很大,形体坚实有力,与华丽的木装修及金顶在质感与色彩上构成强烈的对比;主体建筑物之前必有广阔的庭院或广场,借此给人以充分感受建筑的空间,给人以坚实、有力、崇高和雄伟的印象。而塔尔寺的建筑,大多数建筑直接接受了当地的制砖技术采用砖墙,且大面积外抹白灰(西藏、甘南等地的寺院是极少用砖的),其色调、质感的分量,显得比石墙轻。其次,塔尔寺运用木结构坡屋顶数量很多,有些坡屋顶又多是甘、青一带汉、回族建筑的做法:屋檐出檐较大,斗拱纤细繁复。一些佛殿在屋顶结构、装修等方面,有明显的河州工匠的手法。门、窗、柱头等部分雕镂细腻,大量使用砖雕。几座比较重要的建筑,使用琉璃砖或琉璃雕花墙面,屋顶也用琉璃瓦,而这些琉璃、砖雕等无论从纹样或雕技上看,和甘肃西南部地区所见相同。可见塔尔寺的建筑,更多地接受了当地汉、回民族建筑的影响,是藏、汉、回建筑技术融合的结果。

  承德是由北京东北通往内蒙古的一条通道。清朝皇帝为了抵御沙俄侵略者,便于联系和团结蒙古族、藏族等少数民族,从公元18世纪初起在这里建造离宫,兼任避暑之用。围绕离宫的东面和北面的山地上建有十一座藏传佛教寺院,现存八座,称为“外八庙”,即傅仁寺、普宁寺、普佑寺、安远庙、普乐寺、普陀宗乘庙、殊象寺及须弥福寿庙。其中普陀宗乘庙是模仿布达拉宫修建的,须弥福寿庙是模仿札什伦布寺修建的。这些建筑的形式,吸取了西起西藏、新疆、北到蒙古,东南到浙江等许多地区著名建筑的特点,集中了当时建筑上的诸多成功经验,反映了当时民族文化交融的情况。

  这些寺院在总体处理上,有些利用山势的自然坡度布置建筑,有些则作了较多的人工处理,把坡地处理成几个不同高度的台阶,在各个台阶上对称地布置建筑。建筑布局大部分采用对称方式,但普陀宗乘庙和须弥福寿庙则只是前面部分对称,其他部分随地形而变化。部分寺院还附有园林,但处理手法不同于一般的园林,而是就自然地势略加人工点缀,把山石树木结合到一起,也有些山石花木的处理主要是用来衬托建筑,给某些严整的建筑增添了不少生趣。

  承德外八庙在主体轮廓上发挥了藏族寺院的特征,对主体建筑采用加大体量、提高基座的手法,尽量使其形象突出。以山门外地面为基准,普宁寺大乘阁基高出13.25米,阁通高36.75米;普乐寺旭光阁基高出17.60米,加阁城通高39.6米,兀突于其他建筑之上。普陀守乘庙和须弥福寿庙的大红台本身就是一个大体量的基座。

 




二、多民族建筑艺术的融合

  还有一些建筑反映了多民族建筑艺术的交融。

  蒙古族从明代(1368—1644)起,大量吸收了汉族文化,到清代(1644—1911)得到更加密切的融合,这种情况反映到建筑上是城市中的寺院完全采用了汉族传统的佛寺布局方式,除大经堂的平央、空间处理仍然保持了藏传佛教经堂的特有形制外,其他建筑都与汉族建筑一样,充分反映了蒙、汉、藏三族建筑艺术的交融。

 




  侗族文化自成体系,但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不少方面受中原文化的影响。鼓楼吸收了汉式木构建筑的某些特点,与自身的风格渗透在一起,既有完美的建筑艺术,又有浓郁的民族气息。表现鼓楼建筑艺术吸收汉文化影响最为明显的是塔式鼓楼。它的尺度虽较古塔为小,但在侗寨中却仍有挺拔的外观效果,平面呈正方形,规整、对称,而屋顶形式则更为丰富,有歇山顶、悬山顶、多角攒心顶以及这些屋顶的相互组合。

  云南信奉小乘佛教地区的佛寺建筑,分为宫殿式、竹楼式、竹楼宫殿混合式三种。除竹楼式佛寺保留傣族建筑艺术的风格外,其余二种佛寺建筑均不同程度也吸收了汉族建筑艺术的特点。

  宫殿式佛寺建筑的总体布局、殿内陈设、佛塔形式均保持小乘佛教的特点,但大殿和山门的外形结构已明显受到内地汉族大乘佛教寺院建筑的影响,并有汉族建筑艺术的特点。大殿的上层以梁、模、椽、架等构成主体框架,顶部为重檐式多坡面结构。耿马总佛寺大殿为两偏厦三重檐古式建筑,屋顶是用瓦覆盖,檐坡度约为30°,比西双版纳一带大殿顶层的坡度平缓,而与内地佛寺基本相同。而景谷县谦糯寺建筑的山门全部模仿内地的牌坊结构,上段为木质,下段为石质,底部为须弥座,上为三重檐覆盖青灰瓦,牌门正中用汉文书写“清佛寺”三个大字,落款有“乾隆戊戌季春旦”的字样。

  竹楼宫殿混合式佛殿的典型是德宏芒市场的菩提寺。大殿顶部为二重檐多坡面结构,檐面坡度平缓而内地大乘佛殿形式相似,远处望去,重叠相椅,富丽堂皇。山门亦仿内地,在石阶两旁,雕刻有石兽,技艺精巧,另有红墙绿瓦,颇富内地寺院气派,显然受内地大乘佛教建筑的影响。只在殿堂的底部仍旧保持傣族民间竹楼风格,殿内陈设亦都是小乘佛教所特有。

  受汉文化的影响,康定地区藏族土司的“官寨”,在平面布局、装修结构等方面均依照汉式建筑的做法,其中的卓克官寨的形制受汉文化的影响最为强烈。它的建筑平面及外观采用中轴对称的形式,侧面则为前低后高,采用拖压的做法,正面大门设在南屋正中,神圣的高大经堂位于北屋正中,两厢皆做成坡面屋顶(唯北屋坡顶是山面向前仍为藏式)以示尊贵。土司规定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建坡面屋顶。房间的内部装修,如栏杆、窗格皆为仿汉式的花纹,但不难看出其中的结构、用材、技术、房间安排乃至厕所的处理等,仍属于藏族建筑的传统方式。

  藏传佛教建筑作为西藏建筑的一个方面,也反映出汉式建筑的影响。大昭寺的觉康主殿从柱头方斗的设置到梁架中大雀替的处理手法和木楣檐木刻半瓦当的形象,都明显地带有汉式早期建筑的痕迹。在建筑的平面构图上,大昭寺的主要建筑庭园,一般采用正方形或近似正方形,这与佛教中坛城(曼陀罗)方形建筑很有相似之处。大昭寺一开始为砖木结构,后为石木结构,在建筑中汉式建筑的斗拱被广泛采用,顶部为歇山式屋顶。

 




一、汉族建筑艺术对少数民族建筑的影响

  汉族的建筑艺术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形成了独特的建筑艺术特征,闰要表现于:①以木构架为主体,建筑材料以木材为主。②以斗拱为结构的关键并作为度量的单位。③在外部轮廓中,有高大的台基,屋顶式样繁多,有虎殿、歇山、悬山、固顶、攒尖顶以及单坡、十字脊、丁字脊、拱券顶、盔顶、圆顶等以及由这些屋顶组合而成的各种复杂的形体,并相对有各种脊吻、檐边、转角等各种曲线,柔和而壮丽。④院落的组织上,除主要建筑殿堂外,附属建筑多用配厢、夹室、廊虎、前殿、围墙等,并为沿中轴线左右对称的布局。⑤建筑色彩的使用,隋唐时期的邪第、宫殿、庙宇多为白墙、红柱,屋顶覆以灰瓦、黑瓦及少数琉璃瓦,脊与瓦采用不同的颜色;宋、金时期使用白石台基,红色的墙、柱、门、窗及黄绿各色的琉璃屋顶,而在檐下用金、绿青等色的彩画。这种方法到元代基本形成,明代则更为制度化。

  汉族建筑艺术,在强大中央王朝建立以后,不可避免地对少数民族的建筑艺术产生巨大的影响,并表现于各类建筑之中。

  西藏建筑从7世纪唐文成公主进藏时起,便受汉族建筑艺术的影响,并历久不衰。

 




  广西壮族自治区三江县八协台的庆云戏台,是侗族戏台中的代表作。庆云戏台下部架空,高1.9米,面阔9.8米,进深7.05米,有后台。整座戏台为全木结构,檐柱、吊柱采用大抬梁穿斗做法,在台中则为减柱法,以方便露天的观众看戏。 相对而言,程阳戏台则造型更为别致,戏台的屋顶由双坡屋面和重檐攒尖顶组合而成,戏台的平面简洁明快,在前台和后台的一侧加盖了一间偏房,里面设有火塘,既是演出时的辅助用房,同时又是人们平时休息聊天的场所。戏台前面有一个较大的广场,有道路辐射向村寨各处。




第五章 各民族建筑艺术的交融

     中华民族包括个民族,这些民族的族源各不相同,但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随着民族的迁延、屯田、移民戌边及朝代更迭、经济往来日益增多,各民族之间的联系不断加强,民族之间的文化也相互融合、相互影响。一方面边疆各少数民族文化流入中原,对汉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另一方面汉文化不断向四周扩散,又促进那里文化的发展,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特点。这种融合与影响表现于文化的诸多方面,在建筑艺术上也有所体现,尤其是元朝和清朝皆为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朝代,更是促进了汉族建筑艺术与少数民族建筑艺术及各少数民族建筑艺术之间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