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工程师 老了:北平五烈士

　　叶孝慎 本报记者 郭泉真 梁建刚

 

　　见到赵炜老人的第一印象，便是他真高，又真帅。长身玉立，儒雅可亲，与书架上他年轻时那张照片一样让人印象深刻。而且九十岁的人了，腰板仍然挺拔，坐在椅子上姿容端正。老人很客气也很热情，说到往事又很认真。时光，就这么不知不觉间过去。近午，窗外很静。而他当年那段亲历，却叫人惊心动魄。

 

　　六十二年前的昨天，一场“大危机”发生。

 

　　六十一年前的今天，“北平五烈士”就义。

 

　　九十高龄的赵炜一脸肃穆：“北平五烈士，我一刻没忘。”

 

　　那是当年的“惊天大案”。1947年9月18日，中共北平密台被敌特破获，前后共有144人被捕，其中就有陈布雷的女儿。一年后的9月19日，谢士炎、丁行、石淳、朱建国、赵良璋被敌枪决，史称“北平五烈士”。

 

　　往事历历在目，忠魂与世长存。

 

　　【回眸】

 

　　“北平五烈士”齐声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新中国万岁！”

 

　　赵炜掏出了手枪。

 

　　那是在1947年一架联络机上。从沈阳飞锦州。机舱很小，仅坐两人，飞行高度很低，只有一千多米。枪一抬就能抵住飞行员的脊背，逼迫他偏左15度往东南飞，一直进入本溪或安东解放区。

 

　　赵炜时任敌东北保安司令部参谋处少校作战参谋。陈诚命赵炜去北平谒见蒋介石，当面送呈东北防御作战计划。陈诚做梦也不曾想到他深信不疑的赵炜，竟然会是代号“902”的中共情工人员。他更加想不到的是那样一份最高级别的绝密件，早在两个多星期之前，就已经由赵炜的同志沈秉权利用地下密台拍发上报中共最高决策层。

 

　　介绍赵炜加入中共情报组织的是朱建国。朱建国跟赵炜是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六分校十六期同学。1945年8月，朱建国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3月，朱建国将赵炜“不满蒋介石的独裁统治，痛恨国民党的贪污腐败”的“思想政治情况”，经我党常驻北平“军调部”代表团成员冯铉转告李克农。李克农“随即批准”赵炜为“中共地下情报员”。赵炜报告了“东北现有七个正规军的番号、驻地、兵力部署”，以及“杜聿明‘北守南攻、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赵炜有了一个“902”的代号，并在沈阳“建立密台与陕北党中央直接联系”。

 

　　问题是现在这个密台出事了！

 

　　五天前，确切地说，也就是1947年9月27日晚，赵炜按规定去沈秉权家送情报。但赵炜吃惊发现那临街房子的窗后有了警号。半遮半掩的窗帘让赵炜感觉到了异样，感觉到了电台的失事，同志的罹难！

 

　　飞机上，赵炜举起了悄悄掏出的勃郎宁手枪。

 

　　但他很快就又打消了这一个“美妙而冒险的念头”。因为他就在跃跃欲试的最后关头，想到了一名情工人员的神圣职责。他想到我们党对于每一情工人员的要求是忠诚、敏锐、严谨、务实，而不是慌里慌张，毛毛躁躁，心血来潮，为所欲为。既然，自己借机去北平的真正目的是“汇报沈阳秘密电台被破坏的情况，听取组织上对自己下一步工作的指示”，那就无权自作主张。

 

　　一小时后，联络机在锦州降落。赵炜拿出派令，找空军站长换乘C—47美国军用运输机续飞北平南苑机场。

 

　　赵炜一到北平就向人打听朱建国。听说“朱建国是共产党，已经被逮捕了”，他的心中顿感茫然。“沈阳出事，朱建国又被捕，这绝不是孤立的偶然事情，一定要提高警惕！”赵炜暗暗叮嘱自己。赵炜暗自叮嘱得对。北平因为“中共北平密台的被破坏”，又一次发生中共情报史上的大危机。

 

　　中共情报史上先后有过两次大危机。

 

　　第一次是1931年4月，当时中央特科的主要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叛变投敌，将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各大机关以及核心领导的住址，全都出卖给了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我们实在难以想象，覆巢之时，千钧一发之际，要是没有“龙潭三杰”的抢先报警，没有周恩来的力挽狂澜，其后果将是何等样的凶险！所以，周恩来生前多次动情说道：“要不是钱壮飞同志，我们这些人都会死在国民党反动派手里。钱壮飞同志在对敌斗争中，立下的丰功伟绩的确使我们党少走了弯路，全党将永远纪念他。”

 

　　第二次就是1947年9月，中共北平密台的被破坏。谢士炎的儿子谢鹏说中共北平密台存有大量电报底稿。这些电报底稿以及太多变节分子的指认，使得整个华北、东北、西北的我党地下情报系统，犹如多米诺骨牌一样，接踵倒下。时任当局十一战区司令部一处少将处长的谢士炎、时任当局十一战区司令部军法处少将副处长的丁行、时任当局十一战区司令部参谋处少校参谋、代理作战科科长的朱建国、时任当局十一战区司令部二处少校情报参谋的石淳，和时任当局北平空军第二军区司令部上尉交际参谋的赵良璋旋即被捕。先后被捕的还有董剑平、田仲严和李恭贻。还有袁永熙和陈琏。袁永熙是陈琏的新婚丈夫。陈琏是陈布雷的女儿。

 

　　陈布雷大惊，蒋介石大怒。

 

　　1947年11月29日，谢士炎、丁行、石淳、朱建国和赵良璋被国民党保密局用美国军机从北平押送南京。1948年9月19日，国民党的“国防部军法局”以“泄露军机”为名，在中央陆军监狱的刑场上判处谢士炎、丁行、石淳、朱建国和赵良璋死刑。

 

　　面对行刑队的枪口，“北平五烈士”齐声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新中国万岁！”

 

　　【钩沉】

 

　　中共北平密台的确切位置究竟何在

 

　　谷正文是个血债累累的国民党特务。他说“北平共党地下电台”是他带飞贼段云鹏等破获的。谷正文说：“电台位于北平桌子腿胡同四号。”

 

　　王业鸿说“中共秘密电台”在“北平鼓楼锣鼓巷方向”。王业鸿是“军统”少将专员，曾在国民党保密局局长郑介民身边任秘书。

 

　　另有不少材料说国民党保密局通讯科出动10余辆吉普车，装上最先进的美制测向仪，在北平的街头巷尾交会侦听，最后锁定中共北平密台的确切位置在交道口京兆东公街24号院。

 

　　陈琏到底是在哪儿被捕的

 

　　王业鸿说袁永熙、陈琏夫妇的家就是“中共秘密电台”的所在地。国民党特务“进入陈琏家时，地下电台正在通电，收发报机、电码本等都俱在，报务员无法隐瞒。当即搜走电台、密本和来往电稿、各种宣传品，陈琏夫妇以及家中大小均被逮捕”。

 

　　另有说袁永熙、陈琏夫妇的家在“交道口南面的那个棉花胡同”。他们的被捕虽跟飞贼段云鹏有关，却跟中共北平密台无涉。

 

　　【口述】

 

　　“谁喜欢这皮夹克，拿去当纪念”

 

　　口述人：赵炜

 

　　那个秘密电台是1946年初建立起来的。东公街这个地方独门独院，房主急于脱手，我们就买下来了。电台是从上海、西安、北平等地找到配件后，自行组装的，效果很好，只是有些笨重，不容易转移。

 

　　北平密台被敌破获，原因是多方面的。那时候，曾任当局十一战区司令长官的孙连仲想要跟我方和谈的消息，引起国民党高层的警觉，敌方加大人力和物力的投入，侦测到我北平密台。

 

　　孙连仲想要跟我方和谈的消息，是在北京饭店一个记者招待会上，说到孙长官要和共产党谈判。招待会还没有结束，美联社的消息就发出去了，说：“孙连仲与中共勾结，北平有发生第二个西安事变的可能……”蒋介石看到这条消息后很震惊，就要保密局局长郑介民查办。

 

　　那个密台就设在交道口京兆东公街24号院。我到那个地方去过两次，一个小四合院，非常安静，离雍和宫不远，非常适合建电台。那天报务员正在发报的时候，特务就在他附近。那个地方，有个围墙，特务翻身上去一看，正好看见在那儿发报呢，特务就赶快出来报告上司，请求增援。大批特务赶到，一下子进去，就把整个电台，连同密码本，包括谢士炎、丁行、石淳、朱建国、赵良璋他们的情报底稿，都拿到了。所以就大逮捕，谢士炎、丁行、石淳、朱建国、赵良璋都被捕了。那次大逮捕，一共逮捕了144人，还有陈布雷的女儿，也都被捕了。

 

　　谢士炎、丁行、石淳、朱建国、赵良璋最后牺牲在南京。那天早晨六点半，他们刚洗完脸，那个监狱的副典狱长就来到他们的牢房前。有人看见就说今天有人要“吃馒头”了。“吃馒头”就是处决。朱建国就坚定地说：“‘吃馒头’我一定有份的。”副典狱长头一个点到谢士炎，接着就是朱建国和石淳。三个人一声不响，昂着头走出去。丁行住在隔壁牢房里，听到点他的名，随口骂了一声：“他妈的，我的遗嘱还没有写！”赵良璋住在第三个牢房里。他不等副典狱长叫到他的名字，就把穿在身上的皮夹克脱下来，对同屋子的难友说：“一定有我！谁喜欢这皮夹克，拿去当纪念……”

 

　　我是幸运的，差点就是“六烈士”。我从沈阳赶到北平，一打听，朱建国已经被抓了，心里痛呀！后来，我想方设法返回沈阳，发觉敌人正在抓我，我就急忙出了小南门，游泳游过浑河，在高粱丛中向西南方走去，在1947年10月16日进入解放区。一进解放区，解放军便派了一个排长和几名战士，将我送到营部，然后一级级往上送，一直送到辽南军区。军区司令员接见了我。我说明自己的身份，是中共中央派出的902号情报员，请他们打电报到中共中央询问。10月底，中共中央的复电证实了我的身份，辽南军区就又派人送我到中共东北辽东分局所在地通化。陈云、肖劲光他们全都亲切接见了我，并加以慰勉。就这样，我一直活到今天。

 

　　谢士炎、丁行、石淳、朱建国和赵良璋的英勇就义，已经有六十多年了。然而他们的音容笑貌，至今仍然清晰留在我的脑际。他们是为国捐躯的烈士。我们在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的庄严时刻，更加应该记得他们，缅怀他们。他们是我们的先驱，我们的榜样。他们的光辉业绩将光照人间，永垂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