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钱帝国 百度云盘:孙锡良:文化大发展必须抓住“五个紧密联系”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8 14:04:28

孙锡良:文化大发展必须抓住“五个紧密联系”

 

    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了一个“文化兴国”的大战略,并且把文化产业作为一个支柱产业来抓,虽然从文化发展的大规律来讲并不显得十分科学,但是,在中华文化极度消糜的特殊年代来一次全国性的文化重拾未免不是一件好事,至少说明社会主流已经认识到中国文化存在相当严重的危机性。

 

    把文化作为一个主题列为一次重要会议的单独议程本身就已经说明中央对文化建设的重视,有了最高层的重视,即便最终的结果与设想的目标存在偏差,但是,发展过程注定还是有相当大的正面意义,关键就看未来怎么抓。

 

    前一篇文章,我曾谈到过“文化兴国”的口号不太标准的问题,主要是担忧国家把文化过度产业化,任何过度产业化的东西都将失去文化应有的气质,涓涓细流的文化积淀才是最具有长久生命力的精品力作,金钱对文化的侵蚀往往会让文化退居到产业价值的第二线,商人以赚钱为主,如果单以赚钱为目的文化建设,那现在的文化产业已经够让人相当的难受,再往前走几步,文化就是“臭钱”的代名词了。

 

    我比较倾向于把文化大发展作为一个长期战略目标,而不是短期的产业效应,其战略性必须体现在文化如何根植于国民身上,而不是体现在支柱产业的成功。当然,现代社会不提经济效益也是不现实的,如果做文化能够做到每个人都愿意奉献自己的文化且不索取回报的程度,那么,中国的文化建设就达到了一个暂新的高度。文化发展如何做到渗入国民骨髓,至少应当做到以下几个紧密联系:

 

    一、文化建设必须与教育改革紧密联系

 

    文化本不是一种活性的东西,它只有与人联系起来,便具有生命的活性,若脱离了它所依存的广大群众,文化则无任何意义,把全人类的文化集成均置于月球之上,它与月球上的岩石没有任何区别,注定是死的东西。

 

    在新世纪,重新提出大搞文化建设的方向没有错误之处,然而,如果以经济效益判断其成功与否则大错特错,近三十几年来,中国的文化产业赚钱不可谓不多,企业也不可谓不大,然而,正是在这样伟大“市场繁荣”的环境下,为什么老百姓整体性怀疑自己的文化问题呢?我想归根结底恐怕是文化传播与人民的思维方向出现了背离,文化元素与教育元素出现了冲突。近几十年接受教育的中青年几代人渐渐失去了对自身文化的认同感,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自己的国民主体不认同自己的文化体系,任何努力都无法挽留住文化远去的背影。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教育体系,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化主流,这都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没有处理好两者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冲突。近几十年,中国的文化主流趋于完全西化,而教育体系则维持在一个没有主心骨的状态下,一心想学西方的教育体系,但学回来的全是皮毛,不是本质;想抛弃新中国成立后固有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但抛弃的恰恰是好东西,留下的却是坏东西。接受教育的几代中国人越来越不能从教育中感受文化信仰的必要性,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既不了解真实的西方,也不愿意相信缺少核心的中国现代价值观,他们唯一能够紧紧抓住的便是“赚钱最高目标”,从幼儿园开始,老师便培养小孩理财,到了入学以后,理财、争官更是家长、学校共同辅导的课题,一至大学阶段,赚钱仍然是不变的主题,进入社会,还是这个主题,中国人的一生便只一个文化信仰——赚然文化。教育之于中国人的价值已经浓缩成不能再小的范围,再小可能就变成了直接教育人吃人的文化信仰。

 

    中国的教育问题,人人都在谈,人人都焦虑,但就是没有人敢于直面问题并解决问题,虽然去年曾经出台了一个什么教育长期规划,其实也就是一篇长文章而已,根本就没有触碰到中国教育的主要矛盾,对中国教育的具体改革没有任何意义,教育问题被某些人解读成“钱”的问题,认为只要国家加快投入,钱多就会使问题解决,这是哪门子思想啊?中国的教育问题与钱没多大必然联系,问题在哪里呢?我想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人为什么要接受教育的问题,教育是为了育奴才还是教人才?若以培养奴才为旨,则整个国家以奴性文化为盛,若以培养人才为旨,国家则现清明之态;二是教什么的问题?教多了,学生累,负担重,教少了,知识结构不完善;三是怎么教的问题,教的方式不对,教育出来的人才就缺乏创新意识,呈事倍功半的结果;四是教育为了谁的问题,教育若以私为重,则国民必自私自利,教育若以国家社会为重,国民必多以公德为尊。

 

    如果不能解决教育存在的四大问题,文化必定成为无根的浮萍,漂哪儿算哪儿,任凭你摊子铺得多大,终究经不起风吹浪打,文化建设首先得从育人开始。

 

    二、文化建设必须与语言自信联系起来

 

    在观察中国有关领导谈论文化兴国的时候,比较多的谈到文化走出去的大计,我就在想:文化为什么要走出去?文化怎么走出去?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文化要想走出去,首先你得自己对自己的文化有信心,如果自己的文化感情已经游离到它国的文化符号中间,怎么能让他人接受连自己都看不起的文化呢?

 

    谈到文化自信,我必须要提起语言的自信,语言是民族文化的最核心的符号,如果连自己的语言都被视为文化垃圾,那中国要推广出去的文化靠什么来承载?靠英语?那是不可能的。据说,部级机关干部中间,有很多人都以说英语为荣,不会用英语交流的官员算不上有层次的官员,不会用英语交流的人才算不上人才,这不?南京市某领导讲话汉语夹英语的混说——不能说NO,只能说HOW DO YOU DO?。这些人组成了中国最高层次的文化推广队伍,他们满脑子里只有西方文化,他们用一尽办法淘汰汉语文化,他们从心底里鄙视汉语言文化,让他们去实现文化兴国,是不是有意让中华文化丢人显眼?

 

    清末才子陈季同不是说过:留学欧洲的中国青年习惯于把中国的丑陋无限放大,回国后则竭力把欧洲的不足无限缩小。

 

    我还记得在三年前,上海某高校组织的学术交流会,会议主办者只允许用英语作报告,不允许用中文演讲,结果,唯有美籍华人丁肇中用中文做了报告,只有他敢批评组织者的无知,只有他敢于声明在中国的地盘,中国人必须用中文传递信息。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中国人在洋人面前,越有知识,越是自卑,越是痛恨自己的出身,越是想洗脱语言符号。另外,上海几所高校自主招生的单独考试也只考英语,不考汉语。如果此种风气不被切断,任其成为一种社会风气的话,那么,时间越久,文化越多的人便越是轻视汉语言文化,最后,振兴中华文化的重担就只能寄托在那些文化贫瘠者的身上,虽然他们很忠心,但若奢求他们振兴什么就勉为其难了。

 

    英语也好,日语也罢,都不过是认识外国的一种工具,绝不可视外国语言为科技立国的必需品,科技的强大与否并不是取决于语言,中国科技的落后也并不是语言落后所致,日本的科技进步也并非英语促成,印度也并没有因讲英语实现科技强国。语言只是交流的工具,若把外国语言上升到身份的贵贱,那真是愚人所为。若把外国语言提高到全民素质教育的高度上来,则更是荒谬至极的蠢事。

 

    任何中华文化都只能用中文才可以很好的诠释和演绎,把她变成任何其它语言的复制品,都将失去中华文化的固有内涵。西方文化以汉语的形式传播到中国,其精神内涵也大有失真,以至于中国常取其表而失其里。同样,东方文化以英语、德语、法语的形式传到西方,也会有很多西方国民难以参透的文化内核被丢掉。文化差异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语言元素,语言的多样性也促成了文化多样性。人类无须追求语言同一性,正如不必主张文化同一性一样,一个十三亿多人的民族不应当也不可能放弃属于自己的语言工具,更不要丢失自己的语言自信。

 

    全民学外语的现状应当改变了!终身考外语的政策应当改变了!以说外语为荣的心态更是应当调整了!

 

    三、文化建设必须与群众劳动联系起来

 

    我本不是一个特别怀旧的人,但是,我对几十年前的歌曲、戏曲、话剧、小说、电影等文化产品却特别留恋,经常会找出一些作品来欣赏一下。实事求是地讲,上世纪80年代末以后就再也没有留下多少经典的好作品了,离开了情和爱,离开肉体和暴露,再也找不多少源于生活的、有群众味的好作品。

 

    文化是劳动人民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精神产品,是社会实践的总结和升华,离开了群众的社会劳动,仅凭空想臆造出来的作品绝对是无源之水,时间久了就会发臭。过去的文化创作者需要长时间与劳动人民生活在一起,需要参与到劳动实践中去,部分作家的作品就取自于自己的生活经历。

 

    不妨再看看现在的文化创作过程:写电影剧本的全是一些宅男宅女,看看电视上上网便依此创造新作品;一辈子没在农村呆过几天的人也写农村题材的小说;终身没种过几次地的人居然也写北大荒的戏;看了几部韩剧,就信心满满地依样拍青春偶像剧;胆子大一点的张艺谋,让女人多脱几件衣服便也能得到外国人的常识;赵本山过去的作品能体现农民特色,那是因为曾经是农民,城市呆久了,作品也就只能演变成丑化农民的憋脚货;那些长期当官的“诗人”写出来的诗,读起来比嚼蜡还难受,竟然还能获得国家级大奖?没在工厂干过事的作家写出来的工人感情与贪官形象没有多大异质之处;就连政府的官样文章都写得与社会相差甚远,根本就没有什么群众基础。

 

    文化要有大发展,文化创作者必须深入到群众中去,必须参与到劳动中去,不到社会实践中吸取营养,无能多高学历的文化人都无法创造出文化新产品。骄奢淫逸的新一代文化人除了能把“情”和“爱”演绎得出神入化以外,我看也拿不出其它多少能耐。

 

    四、文化建设必须与科技发展联系起来

 

    从社会发展的方向看,越往前走,科技只会越发达,传播文化的方法及途径只会变得越容易。然而,如果静下心来思考一下近几十年来中国文化的衰落过程,我们不得不承认正是科技发展摧毁了我们的文化体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怪科技吗?我看毫无道理,科技是由人掌握,摧毁中国文化体系的是中国人。

 

    居于世界各个文化中心的所有国家,均有电视,均有网络,为什么中国的电视、网络就成了破坏民族文化的凶手呢?中国台湾、日本、韩国等地方为什么就没有如此悲惨的现象呢?广大的穆斯林地区为什么也没有发生如此现象呢?关键还是中国掌握媒体主导权的精英阶层出了大问题,他们利用新科技不是着力于传播中华文化,相反是用来极力宣传西方文化,并且越是高层精英越以此为荣,掌握科技越多的人越鄙视自己的民族文化元素,有部分高官富豪到了外国恨不得自己就不是中国人。

 

    有时候,我在想,国家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让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然而,在自己的国度里,精英都以中华文化为贱,都以传播西方文化为荣,你怎么能期望维也纳歌厅的演出能结出什么大成果?除了送给他们一笔庞大的演出费用,我看别无它用。

 

    令人非常担忧的是,随着信息科技的快速发展,主导文化传播的各大媒体几乎全由亲西方人士把控,他们的重心就是基督教文化、西方现代文化、性开放文化、同性恋文化、性乱沦文化。怎么办?中央是继续支持这种发展趋势,还是努力让国内主流媒体实现一种相对平衡的主导权?如果支持以基督教文化和美欧文化为核心,那么,也就不要再提什么文化兴国的口号,别谈什么文化战略了。我这样说并非简单地反对基督教文化,也不是要求以儒家文化为主导,中国的文化体系相当丰富而且完备,可以说是博大精深,光是典藏文化、记录文化、遗迹文化、工艺文化、说唱文化、建筑文化、园林文化就有取之不尽的奥妙之处,然而,中国的精英们鄙视她们了,实乃痛心之至。

 

    这种依靠科技快速灭亡中华文化的路子不能再继续走下去,相反,必须利用信息技术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充分进行保护、挖掘、传播、创新,在有条件的情况下,集中性地向世界逐一推广。必须利用国家的政策力量将中国文化经过现代化改造的新文化深入发展,使其成为人民群众生活的组成部分。科技的发展是服务于文化发展,不能成为埋葬文化的凶手。

 

    五、文化建设必须与阶级感情联系起来

 

    本来,骂人是非常不文明的事情,也不符合文化进步的要求,但是,对一些至死不醒的糊涂虫,我还是很想骂他们象猪一样的愚蠢。某些人,出了几次国,听了几次洋鬼子的报告,回到国内便唾沫横飞地大谈什么“文化无国界、艺术无国界”等等。我就不知道这些人书是不是白读了,文化怎么会无界呢?文化侵略自古以来都是国家竞争的一个热点,也是控制其它民族的一个核心要素,基督教世界对所谓异教徒国家的侵略过程就是一个文化传播的过程,文化控制是它们进行灵魂控制的最重要手段。一个大的民族,只要能够保持住自己的文化灵魂不被归化,无论被统治多久,最终都会保存自己的独立状态,一旦失去了自己的文化灵魂,这个国家也便自然的消亡了。

 

    文化不但有国界,而且有鲜明的阶级性,如果某种文化脱离一个特定的阶级,它就会失去这个阶级的支持,某种文化就可能是这个阶级的情感敌人,至少不会是朋友。比如说:戏曲文化本是产生于农民阶级,农民阶级对她很有感情,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戏曲文化开始演变成仕大夫阶级的阶级附属品,演给农民看的戏曲越来越少了,农村的戏台子渐渐消失了,农民已经看不起戏了,这就是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的重大问题,政府天天抓大企业、大剧团、大排场,结果,戏子都留在大剧场,没有人愿意扎根于农民中间,最后,戏曲文化便从无产阶级文化产品变成了小资和官僚贵族的淫乐文化产品,现在,戏曲的身上已经看不到多少工农阶级的阶级感情了。

 

    中国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分歧正在变得越来越大,财富差距也越来越大,文化产品的阶级属性也越来越明显,文化精英的无产阶级感情已经越来越淡薄,所谓的文化下乡不过是形象做作而已,底层百姓其实也不稀罕他们了,感情上不能水乳交融,形式是掺合在一起极其别扭,扎根于哪里的文化才是哪里的情感文化。

 

    我想提醒的是:如果中国在大力推进文化兴国战略的时候,不充分考虑文化的阶级感情,不要说让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在国内都走不下去,最终只能发展成为官僚文化、贵族文化、小资文化,再往后就发展成为腐朽的堕落文化,现在就有此种苗头,北京随处可见的、最低几万元才能入场的所谓“天上人间及某某会所”就是少数人梦寐以求的“新文化模式”。在城市糜烂的同时,缺少先进文化支撑的农村也开始出问题,赌博文化、脱衣舞文化、乱沦文化也开始有所抬头,先进文化没有传播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腐朽文化便趁势占领了阵地。

 

    结束语:中央提出文化发展的大战略没有错,关键是如何定位、如何规划、如何发展?盲目地以经济指标和外向型发展为判断标准,终将会重走过去几十年的老路,如果再经历几十年的文化折腾,我想中华文化虽不至会消失,但中华文化的主战场会完全西化,所谓的文化兴国,恐怕兴的是它国,而不是中国。

 

    ——孙锡良(转载须署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