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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大头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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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大头银圆是正面镌有袁世凯侧面像、背铸嘉禾图银圆的俗称。它是民国北洋政府1914年（民国三年）二月公布的《国币条例》所确定的国币，在中国银元史上有一定的地位。

　　袁大头银圆的产生背景
　　清末，朝廷对外不能抵御外国列强的侵略，外国币在中国行用，失去了货币自主权。对内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控制权日益削弱，各省地方长官为增强各自的财力及扩充军事力量也纷纷制造和发行货币，货币金融十分紊乱。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令江南造币厂归财政部管理，主张把铸币权集中于中央政府，并着手定币制。不久，袁世凯在中外反动势力扶植下，迫使孙中山于民国元年四月一日让位，故币制问题未及整顿。袁世凯出任大总统后，有3个原因促使北洋政府实行币改：一是孙中山虽辞去临时大总统，但出于救国救民之心，于1912年8月24日应袁世凯之邀，进京与袁世凯先后谈话13次。同年12月3日孙中山发出“创议钱币革命，对抗沙俄侵略”的通电。二是北洋政府的国务总理熊希龄、农商总长张謇等鉴于当时铸币、纸币十分复杂，在市场上流通的中外货币在百种以上，而且各有各的流通范围，规格不一，折算繁琐，对收税、发饷、交换都有不便，市面恐慌，民众积怨，也主张实行币改。三是袁世凯为了解决军费，也需要借助于货币，并趁机把他的头像铸于币面，来提高他的政治地位。民国元年七月十五日，北洋政府设立了币制委员会，专门研究和拟定币制改革方案。民国二年一月十四日，又拟定了币制委员会章程并调整了组成人员。经过一段时间的热烈争论，熊希龄内阁于1914年1月17日提出了银本位制统一币制方案。本位可供选择者有四，即金银复本位、金本位、金汇兑本位、银本位。1914年2月7日，以大总统令公布了《国币条例》及《国币条例施行细则》，其要点是：国币铸发权专属于政府。旧有各官局所铸发之壹圆银币，政府以国币兑换改铸之，但于一定期限内，认为与国币壹圆有同一之价格。国币以壹圆银币为主币，重量为库平纯银六钱四分八厘，以银九、铜一（后改为银89，铜11）铸造后总重量为七钱二分。国币壹圆银币的形式，以教令颁定之。后定为正面镌袁世凯侧面头像及发行年号，背面铸嘉禾纹饰与币值。国币种类，有银币四种：壹圆、半圆、贰角、壹角；镍币一种：五分；铜币五种：二分、一分、五厘、二厘、一厘。国币计算均以十进，每圆十分之一称角，百分之一称分，千分之一称厘。自《国币条例》公布后，同年先在天津造币厂铸造袁大头壹圆银币，后在南京、广东、武昌等造币厂陆续铸造。因袁大头壹圆银币币型划一，花样全新，重量、成色准确，易于识别，很快被民众接受，流通各地。

　　“袁大头”壹圆银币的主要版别
　　袁大头壹圆银币版别纷繁，现择要述之。
　　第一，民国三年版中的主要版别
　　民国三年版正面为袁世凯侧面像，上列“中华民国三年”。“年”字后没有“造”字，其他年版都在“年”字后面有一“造”字。三年版“民”字中有一“点”，而其他年版民字无“点”。三年版有老模和新模两种模具，老模具为185道边齿，新模具为170道边齿，铸量都较多，属普通流通版。另外有数种铸造量较少的版别：
　　1.“O”记版。即在嘉禾图案中有“O”形暗记，在嘉禾结带处呈横“8”字形，左上方的带孔中有一极小的“O”形圆圈，而且袁像下巴前衣领未封领，肩章较宽，五星比较凸出。
　　2.粗发版。袁头发较粗，发型呈波浪。嘉禾结带没有形成纵横交叉“8”的结花，右边一束嘉禾结带处形成一个不规则的圆。
　　3.三角圆版。此币背面圆字内的“口”字形成“△”形，而其他版别是“厶”形。
　　4.开口贝版。此币壹圆的“圆”字内“贝”字最下一横未与竖笔连接，形成“开口贝”。该版袁像肩章条纹明显，袁眼中有一从上至下的直线，俗称“睁眼”，这一特征也是其他版别未见的。
　　5.加铸“甘肃”两字版。此币系甘肃兰州造币厂沿用民国三年版旧模，在袁像左右加铸“甘肃”两字，其余与开口贝版相同，铸量仅数万枚。
　　6.签字版。此为天津造币厂试铸样币，并未流通。该币在袁像右侧刻有一竖行英文字母“L.GioRGi”，是在华外籍铸币专家意大利雕刻师“鲁尔治·乔治”签名缩写。
　　7.“T”字边、鹰洋边。此两种币均为天津造币总厂试铸样币。正、背图案与流通的一般袁大头相同，仅在边齿上为“T”字形边或为鹰洋币形边。
第二，民国八年版袁大头主要版别
　　八年版中的普通版流通量较多，钢模由外国代制，文字书写符合汉字结构，字形没有变异，嘉禾规范有序。有一特征是正面袁像胸襟花饰前内边齿多一细齿，而无一空挡（其他年号版有一空挡）。另外有几种铸量较少的版别，主要在“造”字的书写上有几种不同：
1.“造”字的第三笔一竖从第四笔的一横向下伸出，形成了“牛”字，但与下面的“口”字不相连，故称“牛”字版。
　　2.有的“牛”字与“口”字相连，故称连口版。
　　3.“造”字中的“口”字少了上横一笔，形成缺口，称为缺口版。
　　4.“造”字中的“口”字很扁，“口”字中看不见中孔，称为无口心版。
第三，民国九年版中的主要版别九年版中主要有袁像未封领版和大耳版两种，前者为普通版，铸量较多，后者铸量较少。大耳版指袁像耳朵比其他版要大，而衣领全为封领。
第四，民国十年版中的主要版别
　　十年版中的普通版，其图案文字与一般袁大头无大差别，铸量较大。另外有一些在“年”字中的一点写成一竖或“7”字形，但铸量较少。
“袁大头”壹圆银币除上述版别外，还有许多大同小异的版别，笔者难以说全。

　　“袁大头”银圆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袁大头是我国银圆史上铸量最多，流通时间较长的银圆，也不可否定它发挥了一定的历史作用。
　　第一，袁大头的发行，对抵制外国银圆起了一些作用。袁大头发行后，广大民众愿用国币，不要“洋钱”。如在1919年“五四运动”反帝高潮中，上海钱业公会宣布使用袁大头，这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国钱币。
　　第二，袁大头的发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国内乱制各式银圆的现象。因当时颁布的《国币条例》明确规定：“国币铸发权专属于政府。旧有各官局所铸发之壹圆银币，政府以国币兑换改铸之。凡公款出入一律用国币。”后在1917年官方规定以袁大头为税收本位币，更加巩固了袁大头的第一主币地位。这在客观上使各地乱制各式银圆的现象有所收敛。
　　第三，袁大头的发行，改变了清代实质上长期实行不完全的银、铜平行本位制的紊乱局面。银、铜平行本位制是把银和铜都作为货币的材料，分别铸造成货币，但铜制币规格不很统一，纹银的铸造成色、重量的计算单位各地更是各搞一套，这必然形成流通中的币种繁多、比价不一、换算复杂的局面。袁大头发行后，规格、成色统一，并以此为本位，使币制在一段时间内有所统一，紊乱状况稍有改善。
　　第四，袁大头对在军阀间经济分割时起了一些缓解作用。袁世凯称帝后，中华民国形式上的大体统一也已瓦解，军阀混战、各据一方、各自为政，在经济上也都相互控制和争夺。此时袁大头尚能在全中国大部分地方通行，这对全国大部分地区间的物资交流起到了较好的作用，客观上对军阀间分割经济的状况起了一定的缓解作用。
　　第五，袁大头的发行对融通货币资金，恢复与发展生产起了一些积极作用。袁大头壹圆银币铸造量颇多，据南京造币厂统计，在民国四年二月至民国五年的近两年时间内，该厂铸造袁大头379819210元。全国各厂铸造数虽未见综合资料，但从南京造币厂铸造数可见袁大头是我国银圆史上铸量最多的一种，基本上满足了当时市场流通的需要。
　　但是袁大头铸造和流通的时期是军阀混战时期，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没有改变，货币紊乱的状况没有得到也不可能得到根本性改变，本国各式银圆、银两、铜币、纸币及外国银圆、纸币等还是混杂流通。只有在中国共C党领导下，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之后，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独立自主的、统一的、稳定的货币制度才真正得以实现.
中國銀錢的外流
明穆宗隆慶元年開放海禁至清高宗乾隆年間，即對應于西歷的十六至十八世紀時期，伴隨日益擴大的中外貿易，以銀元為代表的外國貨幣紛紛涌向中國，從流通于東南一隅到席卷中國全境，從中外貿易的支付手段躍為中國貨幣的主流形式，對明末清初的中國社會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衝擊。甚至於清嘉慶以後至民國時期，外國銀幣牢牢控制著中國的貨幣流通市場。可以說，白銀問題也即其代表形式的銀元問題是中國貨幣史上的重大問題，也是影響晚近中國社會的重大問題。
第一節 外國銀幣的輸入與流通
明末清初外國白銀的大規模輸入，與海禁政策的放鬆密切相關。隆慶元年(1567年) ，詔“準販東西二洋”，【1】引發了東南沿海蓬勃的海上貿易，也打開了外國銀元流入中國的源頭。貿易中，外國對中國商品的渴望遠遠超過中國對外國物品的需求。清末任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的ROBERT HART曾無奈嘆息︰“中國有世界上最好的糧食，米；最好的飲料，茶；以及最好的衣著，棉、絲和皮毛。既有這些大宗物產以及無數土製副產品，所以他們不需要從別的地方購買一文錢的東西”。【2】這樣，貿易的外方只能用白銀換取中國商品。
明末清初外國輸入的白銀，主要是南美洲白銀和日本白銀。
十六世紀中期，南美洲發現了藏量極為豐富的銀礦，秘魯、墨西哥等國均開採出數量驚人的白銀。十六世紀初，世界白銀年均生產約1,511,000盎斯。但在十六世紀中期，即明嘉靖二、三十年間，年均產量已提升到10,017,000盎斯，此后直到十八世紀中葉，即清乾隆年間，世界銀產量保持在9,000,000至17,000,000盎斯之間。【3】而南美洲十六至十八世紀期間的白銀產量，約占世界總產量的近百分之八十。至於日本，其白銀礦藏量也極大，被歐洲人譽為“銀島”。據估計，十七世紀初期以前，日本白銀產量約占世界的百分之二十。正是由於與中國貿易的另一方“均無他產”，但有豐富的白銀蘊藏和儲備，所以“夷人悉用銀錢易貨，故歸船自銀錢外無他攜來”。【4】而中國，物產豐富，獨缺白銀，自然視白銀為奇貨。中外雙方在貿易中找到了契合點，所以導致了絲綢、陶瓷外流，而銀幣內流的局面。
明末清初白銀內流潮初期，由航海時代的海上“三劍客”─葡萄牙、西班牙、荷蘭擔綱；后期，新興的海上霸主英國、美國登場亮相；而日本，憑借與中國道統的交通往來和地理上的優勢，始終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一)葡萄牙
葡萄牙是歐洲各國中最早奪取海上霸權的國家。十六世紀初，成功實現了直航東方的夢想。1516年（正德十一年〕，葡萄牙人Rafael Perestrello 駕船來到中國，這是葡中貿易的開始。嘉靖三十六年（1557），葡萄牙攫取澳門作為定居點，並以此為據點廣通貿易，每年僅交納明官府的船課稅就有二萬余兩白銀。神宗萬歷六年（1578）, 明朝官府準葡萄牙一年兩次進入廣州直接貿易，自此葡萄牙成為中國白銀的主要輸入國。
中國方面主要退場門的商品有瓷器、絲綢、綿、手工藝品、農副產品等，“其土不蠶，惟藉中國之絲到彼，能織精好緞疋，服之以為華好。是以中國湖絲百斤，價值百兩者，至彼得價二倍，而江西瓷器、福建糖品、果品諸物皆所嗜好”。【5】葡萄牙方面，主要以槍炮、玻璃等物品與中國以貨易貨，但這僅僅是一小部份，大部份則以白銀來補足。
葡萄牙的白銀來自于二處︰其一為與墨西哥貿易所得的美洲白銀；其二是透過其全球貿易網的交易所得。據儒塞斯《史的澳門》一書描述可知，葡萄牙以澳門為全球貿易網路的中結點，將歐洲的工業品運到南洋諸島換取香料與寶石，然后交換中國的絲織品等至日本調成金銀，再返航中國，用日本金、銀購買絹、麝香、細工木器、漆器、陶器回歐洲。【6】這樣的貿易模式起自于十六世紀六十年代，至十七世紀三十年代日本鎖國，驅逐葡萄牙人為止。萬歷年間，葡萄牙對華貿易已具相當規模。史書有載︰“廣屬香山為海船出入咽喉，每一船至，常持萬金，並海外珍異諸物，多有至數萬者”。
(二)西班牙
西班牙與中國的貿易以菲律賓為中轉而進行，而中國與菲律賓的貿易則于西班牙控制菲島前三百余年已經開始了。當麥哲倫于1521年(正德十六年)發現呂宋島時，福建定居呂宋的已不下數萬人。“是時漳、泉民販呂宋者，或折關破產及犯壓各境不得歸，流寓土夷，築廬舍、操佣賈雜作為生活，或聚婦長子孫者有之，人口以數萬計”。【8】1576年（萬歷四年），西班牙完全控制菲律賓，發現該島的自然資源不足以滿足日常所需，便支持菲律賓與“和西班牙和印度同樣富庶，什麼都不缺的中國”【9】擴大貿易，中菲間的貿易因之迅速升溫，出現了中國商船絡繹不絕奔波逐流于菲律賓的局面。福建、廣東海商“將中土絲、綿、緞布、磁、鐵貴貨到彼番國，不賣貨物，止賣金銀。”【10】根據西班牙的記載，當時中國運往菲律賓的貨物可謂琳琅滿目，除上述貨物外，還有面粉、大麥、面食、糖、水果、錫、鉛、紅銅、玻璃器皿、餅乾、咸肉、火腿、黃油、家具、窗帘、被單、掛毯、台布、地毯、馬具、鐵盒、銅壺、鐵板、火藥、水牛、馬、驢、騾、鵝、籠養鳥、裝飾品等，甚至於還有“銅炮，鑄造得非常好，還有各種軍用品”。【11】中國貨物極受歡迎，常常是供不應求，“佛郎機之夷，則我人百工技藝，有挾一器以往者，雖徒手無不得食，民爭趨之”，【12】面對洶涌而來的中國商品，西班牙人只能從殖民地墨西哥調運白銀來交換。1573年12月5日，Enriquez在一份報告中寫道︰“這一貿易與交往所產生的困難，在于就我們現下所知道的，無論是菲島還是西班牙，均無任何物品可供退場門，而且又使他們所沒有…簡言之，與那個地方的貿易必須以白銀來進行，他們視白銀價值高于一切東西”，【13】然后西班牙將中國商品運往南美。為維持這樣一種中國貨物墨西哥白銀菲律賓的物流關係，他們不得不加快墨西哥白銀的開採與多條菲律賓海上航道的開辟，其中最重要的是墨西哥西海岸Acapulco港，橫越太平洋至菲律賓的航線。
面對大量白銀流向中國的局面，一位西班牙海軍上將不無妒意地驚嘆道︰“中國國王能夠用來自秘魯的銀條來建立一座宮殿”。【14】西班牙國王因此于1593、1599、1604、1608、1609、1620、1634、1635、1636、1639、1706、1718、1720、1724、1727年多次頒發禁令，限制與中國的貿易往來，但實際收效甚微。只是在清建國后，康熙帝實行海禁政策這段時期，雙方的貿易關係才略受影響。因中西貿易的實質是互利雙贏的，因此中國國內對海禁也有相當聲勢的反對意見，如慕天顏在《請開海禁疏》中說︰“然銀兩之所由生，其途二焉，一則礦礫之銀也，一則番舶之銀也。自開採既停，而坑冶不當複問矣。自遷海既嚴，而片帆不許出洋矣。生銀之兩途並絕，則今直省之所流轉者，止有現下之銀兩”，【15】不久以後，康熙即解除了海禁政策。恢復后的中西貿易，仍與明代時相似， “和中國人的貿易，一如既往，是憑藉由墨西哥帶來的銀子來維持菲律賓的”。【16】
除菲律賓中轉貿易外，中西貿易出現了新的形式。十八世紀中開始，西班牙人直接進入閩、粵交易。乾隆四年(1739年)九月，閩浙總督上奏“上午，領國（指呂宋）夷民野狼萬雷等甲板洋船，裝載洋貨價值數十萬金到廈”；【17】乾隆十二年(1747)十一月，閩浙總督和福建巡撫奏稱“呂宋船戶野狼夫西拔邪敏夾板船一只，于十月十八日到廈口，文武會同赴船，查有番梢一百八名，裝有海參、鹿筋等貨及置買內地貨物三十余萬兩 ”。【18】但直航中國的白銀輸入，在西班牙對華商務活動中所占比例並不太重。
隨著西班牙海上霸主地位的喪失，其在對華貿易中也漸漸淡出，勉力支撐至十八、十九世紀之交，中國沿海便很少能看到威風八面的西班牙大帆船了。
（三）荷蘭荷蘭，中國史書中也稱紅毛番或紅夷，與中國的交往始于十七世紀初。萬歷三十二年(1604年) 七月，占澎湖為定居之地，要求與明通商，但未獲成功。后占中國台灣的雞籠、淡水等地，與廣東、浙江、福建商人進行走私貿易，且經常滋擾中國沿海“（崇禎〕五年二月，…海外紅夷據澎湖，挾互市，后徙台灣，漸泊廈門。…明年夏…紅夷乘間襲陷廈門城，大掠”。【19】
中荷貿易早期，荷蘭控制的南洋諸國盛產中國所需的熱帶產品，如胡椒、錫、香料等，交易模式多為以貨易貨，輸入的白銀微乎其微。十八世紀初期，胡椒、香料等產品在歐洲供不應求，但歐洲對中國茶葉的需求又急劇膨脹，荷蘭不得不調運白銀來交換茶葉。1728─1734年，九艘荷蘭商船從歐洲直接駛往廣州，總貨值達2,533,359荷盾，其中白銀占百分之九十六。1735年以後，荷印公司放棄荷、中直接貿易，改為每年派遣兩艘船到廣州，資本為每船三十萬荷盾。但這一定額貿易模式的弊端很快就顯現出來，費時既長，茶葉質量難以保證，1757 年只能重開直航貿易，平均每艘船攜帶至少三十萬荷盾的銀元。
此外，荷蘭強占台灣后，又在與日本的轉口貿易中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荷蘭人發展了代理製的模式，提供資金給中國代理商，委托他們在中國采辦日本所需的一應物品，然后銷往日本，將日本白銀支付給中國代理商。這種轉口貿易至康熙元年(1662年)鄭成功收復台灣而壽終正寢。
（四） 日本
根據學人研究，日本銀的輸入絕對數量，在晚明甚至超過了西班牙運入中國的白銀數，這一優勢並保持至清順治朝(1644-1661)。
日本銀的輸入除第三國轉口貿易外，主要是透過中日間的直接貿易。從歷史淵源看，中日的交通往來由來已久，日本對中國商品有一種道統的倚賴，“大抵日本所需皆產自中國，如室必布席，杭之長安織也；婦女須脂粉，扇、漆諸工須金銀箔，悉武林造也；他如饒之磁器、湖之絲綿、漳之紗帽、松之棉布，尤為彼重”，【20】此外，書籍、銅錢、名畫也在輸日物品清單之中。由於“販日之利，倍于呂宋”，【21】所以儘管明朝政府三令五申不準與日本通商，但鋌而走險者仍不在少數，“奸民有假給由引（明政府所頒的海外貿易許可證），私造大舡越販日本者矣。其去也，以一倍而搏百倍之息；其來也，又以一倍而搏百倍之息…，違禁私通，日益月盛”。【22】
日本退場門中國的主要有刀、劍、硫磺、扇等寥寥無幾的數種，其餘的就是用銀子來支付了。“倭國所好之中國貨物，如絲、絲綿、紅線、水銀、針、鐵鍋、藥材等，其價值均以銀計算”。【23】這與當時日本白銀產量的大幅提升有密切聯繫的。日本的佐渡、石見、秋田等處有豐富的銀礦，十七世紀中葉又引進的新式白銀冶煉法“灰吹法”，使日本的白銀產量急劇上升，占世界產量的四分之一，因而儲備了足夠的貿易用銀。“日本國銀子多產，故上國之人交通往來販賣，而或因漂風來泊”。【24】
中日間還有第三地的貨物交換，如暹羅、安南、台灣就是其中重要的交換點。這樣的中轉貿易極為繁忙，J.K.Whitmore就曾這樣描繪發生在安南重港會安的中日貿易一幕，“在會安港，中國人和日本人各有領地，相互毗鄰。在農歷年底，借助于東北季風而來的日本商船載著大量的白銀和銅錢來到此港。這些白銀被用來交換中國人的絲綢、白糖、沉香木、生絲和陶瓷，日本人用預付定金的方法控制了這裡的絲綢和白糖市場”。【25】
（五）英國與中國的通商活動中，英國無疑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特別在十八世紀以後，其地位的重要性日益凸現。英國最早出現下中國沿海，約在明崇禎十年
(1637)，但與中國通商的努力因葡萄牙作梗而沒有成功。清康熙后，在與中國貿易中，英國開始嶄露頭角。
雍正初，英國常不定期到廣東“互市”。至“（雍正）七年(1729),始通市不絕”。【26】后不斷擴大規模，貿易區域也漸次北上至寧波一帶。“（乾隆）二十年(1755), 來寧波互市，時英商船收定海港，運貨寧波”。【27】由於次年規模擴大，引起浙江地方不安，遂“禁不許入浙，禁絲斤出洋”，【28】于是英國北上天津，“乞通市寧波”。“二十七年夏五月，英商啖蘭等以禁止絲斤，其貨艱于成造，仍求通市。粵督蘇昌以聞，許之，然仍限每船只許配買土絲五千斤，二蠶湖絲三千斤。至頭蠶湖絲及綢緞綾匹仍禁”。【29】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國使節馬噶爾尼來華，“表請派人駐京，及通市浙江寧波，珠山，天津，廣東等地”，【30】與清朝建立全面的貿易關係。
雙方交易的商品，中國方前期主要為絲、綢、瓷，后期茶葉的份額漸重；英國用于交易的商品初期以“黑鉛、番錢、羽緞、哆羅、嗶嘰諸物”，【31】還有棉花、錫等，巨額出入差以白銀補足。后期，為扭轉白銀大量流入中國的不利局面，以鴉片作為白銀的替代品，使中國從白銀進口國淪為白銀退場門國。
（六）美國
美國捲入白銀輸入中國的潮流，始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中國皇后號”的首航中國，船上滿載著人參、毛皮、羽紗、胡椒、棉花、鉛等物品，交換了中國的茶葉、瓷器、土布、絲綢、肉桂滿載而歸。該次航行的利潤高達百分之二十五，並引發了美國人與中國貿易的想像和激情。此后，美國“貨船常至粵東“。【32】據統計，1784-1789年間來華美國商船達到十五艘。1792年，美國在廣州口岸的貿易額已超過了荷蘭、法蘭西、丹麥，僅居英國之后。十九世紀初期，到達華埠的美國商船年均為十八至二百二十九艘，至1803年美國對華貿易已經超出英國以外所有歐洲國家與中國貿易額之和。
美國向中國退場門的商品種類較多，有野參、水獺皮、海豹皮、檀香木及有限數量的平布。從中國進口的主要是茶葉，占貿易額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此外有絲綢、瓷器、土布、桂皮、樟腦、大黃等。由於美方商品架構和特性的局限，很快處于逆差地位，以西班牙和墨西哥銀元來彌補差額。十九世紀二十年代以前，銀元占到美國輸華商品總額的二分之一至四分之三，並延續到美國參與鴉片走私為止。
第二節 內流白銀的種類和形製
十六世紀外國銀幣大規模入華以前，中國道統白銀形製，最基本的是鋌狀的，也有餅形和銀錠，攜帶使用極為不便，交易時須用戥子秤重，並以笨拙的切割法才能完成買賣，銀子成色的鑑定也未有統一的標準。這與當時日益擴大的白銀使用形成了一種不和諧，因此，標準劃一、大小適中的外國白銀鑄幣一進入廣東、福建就受到民間喜愛而快速流通，也就不奇怪了。
明末清初輸入中國的外國白銀，林林總總有數十種之多。“聞有大髻、小髻、蓬頭、蝙蝠、雙柱、馬劍諸名等語”。【33】“番銀又稱洋銀，名亦不一，曰雙柱，曰倭婆，曰三工，曰小潔，曰小花，曰大戮，曰爛板，曰蘇版，價亦大有低昂”。【34】現以其中流入量大，流通廣的外國銀元作一考察。
【本洋錢】
本洋為西班牙所鑄的銀幣。本名SPANISH COROLUS DOLLAR，明清時期，中國人稱之為西班牙元，佛頭洋。有雙柱、卡羅斯三世、卡羅斯四世、費迪南七世等版別，分別鑄于1535至1821年之間，主要在墨西哥鑄造，“為外國銀元來華之嚆矢”，【35】也是流傳較廣的外國銀幣之一。十六至十八世紀，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美國、日本與中國交易大部分是西班牙元。
雙柱，本名PILLAR DOLLAR，是本洋中最早傳入中國的一種銀幣。幣面左右對稱鑄有兩根華柱，取自西方神話傳說中的赫居裡斯柱子，雙柱上各有一捲軸裹著。雙柱為機製幣，1732年以前，廓為光邊，幣面是“皇冠圖案，下置一盾形徽記，四格內對角鐫有城堡與雄獅圖案，兩側為二根平直的立柱，平行對稱的雙柱被一條巨型冠帶捲繞，即直布羅陀海峽著名的格格立斯雙柱，周遭西班牙文，民間俗稱‘雙柱’當由此而來”。【36】早期的雙柱錢在兩柱之間是騰升于海面之上的燦爛雙日，雙日之上是一頂光芒奪目的皇冠，以象徵西班牙的統治和海上霸權永遠如日中天。“此錢以銀為之，徑寸一分，重七錢七分，面字中還有四花，中間上作瓔珞，下二圓珠，珠有繪事。兩旁二柱垂幅，左作S U I P,右作R I I V。背作梵相字，自左下及上右讀之。間一花中間，左作M F,一種作F M。下一花右作S ，上下各一花。周遭齒紋邊作三垂花紋，此種流傳特多”。【37】雙柱錢重合中國庫平七錢三分，成色在含銀量百分之九十三以上。“當時在中國流通的雙柱，大的重七錢二分，中型的有半元的，小型則有四分之一和八分之一的”。【38】翁樹培的《古錢匯考》中也有小型“雙柱”錢的記載，“此錢以銀為之，甚小，徑四分強，重四分。面上作瓔珞，下二圓珠與二柱垂幅，左作L P，右作 V，其 U E三字在上方。背作梵相，左右二花，周遭齒紋邊，作三垂花紋”。【39】
西班牙銀元之人像幣，俗稱佛頭洋。正面依版別不同，分別鐫有西班牙國王卡羅斯三世（或稱查理第三），卡羅斯四世（或稱查理第四），費迪南七世的頭像。流通于清代，錢緣壓制成清晰可見的切紋，屬“花邊錢”的範疇。“此錢以銀為之，徑寸一分，重七錢七分。面為其國王，面側向右，高鼻深目無須，腦后有帛結束，垂下至肩。背繪其國，梵相字並繞其邊，書之皆不可識。左右二柱，曲拖帛幅，上有凹文。右五字 I I V，左四字 S V I R，細極難辨。輪周遭作齒紋，邊濃分許，作方圓相間紋。製作精巧，有小至重三錢及數分者，流行中國甚多，無由考其鑄作年代，然亦外國錢之一種也。今俗謂之洋錢，又謂之花邊錢”。【40】近年來的考古發現也予以了印証，除浙江普陀山外，安徽九華山1990年6月在轉輪殿也發現了本洋錢，“經初步清理，有以下兩種︰1.西班牙在墨西哥城鑄造的‘本洋’。正面為西班牙國王頭像，背面是皇冠及國徽，兩旁有平行直立的兩支號角，類似柱子，故又名‘雙柱洋…正面頭像有查理四世和費迪南七世兩種版別。…”【41】
乾隆以後，西班牙銀元漸遍佈于長江和沿海各通商口岸，因含銀量較高，在民間極受歡迎，市價較其它銀元為高，如在蕪湖，一西班牙元可兌換其它銀元一元三四角不等，其形製也成為十八世紀后中國自鑄新式銀元仿製的樣板。后鷹洋流入，本洋的地位才漸漸式微。
【馬錢】
馬錢，又名馬劍，十七至十八世紀末荷蘭所鑄，有大、小二種，廣泛流行于清乾隆初。“福建、廣東近海之地，又多行使洋錢。…約有數等︰大者曰馬錢，為海馬形；次曰花邊錢；又次曰十字錢”。【42】據彭信威先生考証︰“馬錢是荷蘭各省在十七、八世紀所鑄的大銀幣，重庫平八錢六七分，相當于三盾”。【43】因幣面所鑄為騎士策馬執劍圖，故曰馬劍。
馬劍因是荷蘭各省分別所鑄，其圖案、形製稍有不同。
“此錢以銀為之，徑寸二分，重九錢二分。面作人騎馬形，向右，有冠，以幅帛裹頭，身服介冑。左手執轡，右手持劍，馬有鞍而馳。下作梵相字之末間一花。背文自下左及上右讀之，作梵相，中作一獸，一手持劍，一手持元寶狀。左右各一人，狀貌獰惡，與面文之人略同；下又作雙龍旋繞狀【44】”。另外，翁樹培引《海島逸志》曰︰“荷蘭以銀鑄圓餅錢，中有番人騎馬持劍，名曰馬劍，半者名曰中劍。有小而濃者，鑄荷蘭字，名曰帽盾，半者曰小盾。有小而薄者，肖甲板船名，曰搭裡”。【45】
1792年荷蘭被法蘭西軍隊佔領，馬錢鑄造停止。
【十字錢】
十字錢，本名CRUSADO，葡萄牙所鑄銀幣，流通于清乾隆年間。大小與小樣雙柱錢差不多，幣重約有五錢六分，錢緣為花邊切紋，邊齒間隔整齊，無論正面還是背面，沿錢邊四周均鐫刻有西洋文字。正面上部為一皇冠，上覆飄揚的綬帶，皇冠下是一個大的盾形，內含一個小盾形，小盾形之中五個方塊以豎三橫二的十字形狀排列，大小盾形之間的空隙中均衡分佈著七個方形符號。背面是一橫貫幣面的大十字，由十字分割而成的四格內，分別點綴著對應的四個花形符號，十字錢之名即因此而來。【46】銀幣正面四周的外文是PETRVS'II'D'G'PORIVG'ET'ALG'REX，在有十字的一面，四周文字是SIGNO'VINCES'IN'HOC
【鷹洋】
鷹洋，本名MEXICAN DOLLAR，俗稱英洋，北方各省稱正英，墨西哥所鑄，有新舊兩種版別。舊版于十八世紀后進入中國，對原先市場主流銀幣的西班牙銀元衝擊極大，最終取而代之。新版鷹洋是墨西哥獨立以後所鑄，1823年為第一版。新、舊版鷹洋因流傳非常廣，民間誤為英國所鑄，故訛稱為“英洋”。成色較高，“較各種外幣為佳，外國銀幣輸入我國者，以此種為最多數”。【47】幣面為一蒼鷹，嘴叼一條掙扎扭曲的長蛇，昂然站立于仙人掌之上，故有“鷹洋”之名。《古泉匯考》中收了一品，“此錢以銀為之，徑七分，重一錢四分。…字參差相間，一面似七字，一面似五字，它應有字處，似作一鳥形。中間作寶相花及連珠文映帶，字于周遭作連珠文”。【48】鷹洋主要流傳于我國南方及中部地區，尤其在上海地區，十九世紀以後上升為主幣，為流通貨幣兌換的標準。
【龍洋】
龍洋，亦名龍番，大日本，因幣面正面鐫刻有“大日本”三字，背面鐫刻有蟠龍紋而得名。這種銀幣“為日本國內昔日通用之舊銀元，嗣因幣製改革，輸入我國之貨幣也”。【49】在福建流通最廣，江西、湖南、奉天、大連等地亦多有流通。但日本早期與中國貿易所交換大部分是西班牙銀元。“一面則作人面，或為全身，眉目冠服劍飾如生，一面為宮室器皿禽獸花草之類，亦有面背皆為人形，亦有不刻人面者，緣邊皆有梵字環之，其為西域之錢無疑矣。然今商船自東洋歸者，亦往往攜有銀錢，製亦彷彿相似”，【50】“委使小西飛來議封事時以京營將佐楊貴綠為館中伴，小西飛昵楊，有私覿之禮，如刀盒之類，一猶常是，惟銀錢多作人馬之狀”。【51】
第三節外國白銀的數量統計,明末清初輸入和流通的外國白銀數量極為龐大，梁方仲先生曾估計︰“由萬歷元年至崇禎十七年的七十二年間，合計各國輸入中國的銀元由於貿易關係的至少遠超過一萬萬元以上”。【52】至於清建立后的流入數額，英國東印度公司有一記錄，現以本文討論範圍為限，截取康熙二十年（1681）至嘉慶五年（1800）的白銀數作表如下︰

（一）葡萄牙
首先來看從澳門進入中國的白銀數，據《郭給諫疏稿》卷一揭示，葡萄牙每年交廣東市泊司的船課為二萬兩白銀，而“其報官納稅者，不過十之一二”。【53】按明朝規定，所征之船課為百分之二的從價稅，這樣可推知進入中國的白銀年均為二百萬兩左右。儒塞斯的《史之澳門》也說，據1607年（萬歷三十五年）墨西哥官員的統計，每年輸出到中國的白銀在百萬以上。
至於葡萄牙從日本輸入中國白銀的情況，山村弘造和神木哲南在《銀礦和宋錢─在國際範圍內看中世紀和近代日本的貨幣史》中估計是︰1600年以前的四十年中有九十至一百五十萬公斤的白銀流入中國；R.L.Innes的《半開半閉的大門︰十七世紀日本的對外貿易》認為日本學人的估計數太高了，他認為1546-1638年間由葡萄牙輸出到中國的日本白銀為3660-4100萬兩（約138-155公斤）；國內學人倪來恩、夏維中認為“在十六世紀的后50年中，葡人共輸入中國的日本白銀是500000公斤，1600─1609年是200000公斤，1609─1629年是300000公斤，1630─1639年是450000公斤，因此葡人透過長崎─澳門貿易輸入中國的日本白銀高達165萬公斤”，【54】約可認為是比較準確的數字。
（二） 西班牙
西班牙透過菲律賓輸入中國白銀數，中國史書甚少記載，但前輩學人對此有些統計數字，茲錄于此。
彭信威在《中國貨幣史》中認為︰“自隆慶元年馬尼拉開港以後，到明末為止那七八十年間，經由菲律賓而流入中國的美洲白銀，可能在六千萬披索以上，約合四千多萬庫平銀”。
梁方仲在《明代國際貿易與銀的輸出入》中認為︰“假如自萬歷元年（1573）起，即馬尼剌辟埠后之第三年，依上面所揭最低的數目計算，每年平均有三十萬比收流入中國。…倘若一直算到崇禎十七年（1644）止，則在七十一年間，應有二千一百三十萬比收的收入了”。
王士鶴在《明代后期中國─馬尼拉─墨西哥貿易的發展》中認為︰“1571─1644年間，共約五千三百萬比索白銀流入”。
錢江的《1570─1760年西屬菲律賓流入中國的美洲白銀》認為︰“1570至1760年共約三千零九十七艘中國商船駛入馬尼拉貿易，平均每年入港十六點二艘。另依筆者的研究，當時每艘中國商船的平均貿易額約為八萬比索，按照百分之九十五的載銀量計之，則回航的中國商船平均每艘約載白銀七萬六千比索。由此可知，在此一百九十一年間，僅由中國商人自菲律賓載回的美洲白銀便達兩億三千五百三十七萬兩千比索，約合中國庫平銀兩一億六千九百四十六萬七千八百四十兩”。
雖然明、清中文史料很少中菲貿易詳細的記載，但所幸西班牙方面仍有駐菲律賓人員與本土的書信文牘材料及檔案記載，現試以此來推算一下。
1602年，西班牙駐墨西哥殖民當局給馬德裡的報告說︰“每年從Acapulco運往馬尼拉的白銀總計有500萬比索，1597年高達1200萬比索”。【55】
1602年，Fray Loyola在給西班牙國王的信中提到︰“菲島每年得到的二百萬比索，均流入中國人的手中”。【56】
1628年，Madrco說︰“每年由新西班牙運往菲島的法定銀幣數量為二十五萬比索。然而，除此之外卻有無以計數的巨額銀幣流入了菲島”。【57】《菲律賓群島》記載，1729年，西班牙商人抗議國王對馬尼拉商人特別優待，稱Acapulco進口中國的絲綢，每年換去白銀三、四百萬比索“。【58】
西班牙駐墨西哥總督的調查報告中寫道︰1731年，馬尼拉退場門中國綢緞一百萬比索，而墨西哥對應交換退場門物為1877327比索，其中白銀1691465比索，以致1734年西班牙國王規定墨西哥的白銀回程為100萬比索，二年后提升為150萬比索。【59】而墨西哥運往菲律賓的白銀，絕大多數轉手購買中國商品，換言之，絕大部分的白銀經由廣東、福建海商進入中國。
綜合以上史料分析，每年從菲律賓流入中國的白銀，約在一百萬至一百五十萬之間，與錢江先生從貿易船只的考察所得出的結論大致相符，也即透過中菲西貿易流入中國的白銀約達二億多比索的西班牙銀幣。
（三）荷蘭
十八世紀時期，荷蘭向中國輸出了大量的白銀。海運史專家莊國土先生經縝密核算，得出結論︰“1757─1794年，共有135艘荷船到達廣州，如每船平均攜帶82697兩，共攜銀11164095兩。從1735─1756年，從巴城共派到廣州85艘船，如各船的30萬荷盾投資中貨物與白銀各占一半，則這85艘荷船共帶3674380兩白銀。若以上推算成立，加上1728─1734年9艘荷船從荷蘭攜帶702855艘白銀到中國，1728─1794年，荷船可能攜帶15541330兩白銀前往中國。在1720─1795年間，荷船從歐洲運送63442651兩白銀到亞洲，其中四分之一流入中國”。【60】由於中荷貿易較具規律性，莊國土先生的推算應是比較精確的。

（四）日本
日本是明末清初外國白銀的另一重要輸入源，其主要透過葡、荷與中國的轉口貿易及中日間直接貿易的模式向中國流入。白銀史專家認為︰“在十七世紀初，由日本人、中國人、葡萄牙人以及荷蘭人的船只，從日本載運退場門的白銀每年可達150000到187500公斤。…最終還是流到了中國大陸”。【61】
至於 中日直接貿易輸出的白銀數目，日本學人研究認為“ 1600年以前的四十年，平均每年有11250公斤被中日商船運走，這一時期的總數達450000公斤。”【62】“1600至1635年，共有350只日本朱印船出海貿易，每年運走白銀30000-40000公斤，總額約在100-140萬公斤”。【63】
現根據Brian Molougheny and Xia Weizhough:《Silver and The Fall of The Ming :A Reassessment》、【64】日本學人岸本美緒的《康熙年間的谷賤問題》另根據岩生成一《有關近代日中貿易數量的考察》，【66】有十七世紀去日本的中國貿易船只的記錄︰

以每條船平均載銀量為一千一百公斤計，也可得出輸入中國的白銀數目。
（五）英國
中英貿易中，貨物與銀幣的比例約為一比三，有些年份，甚至有高達百分之九十八的情形存在。十八世紀六十年代以後，英國成為中國最大的茶葉主顧，特別是十八世紀末葉，東印度公司從中國輸出的唯一商品就是茶葉。當茶葉的裝運量由於庇特的抵代稅條例而迅速擴張時，英國意識到白銀不足的問題。又因1779年美西戰爭爆發，西班牙銀元市場被封閉，所以“自1779至1785年沒有一塊銀元從英國運到中國。就是在恢復裝運現金銀之后，茶葉投資的增長也速于現銀的流入”。【67】所以1807年，英國從中國進口的貨物為27157006鎊，而從英國運往中國的只有16602388鎊。【68】

在這種情形下，英國開始考慮“怎樣措辦一些既可為中國方面所接受，又能支付茶價，而且本身還可以賺錢的一些商品”，【69】並最終選擇了鴉片。

結語
十六至十八世紀的明清帝國，在洶涌而來的外國銀元衝擊下，不得不對外半開半閉著大門，也不得不從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融入世界經濟的循環之中，成為吸引國際白銀的“窪地” ，同時與外貿有關的絲綢、瓷器、茶葉等產地的商品生產很快被帶動起來，出現了一系列經濟發達的市鎮，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也因此滋生、萌芽。更由於海外貿易事業的興旺，不少行業中人積聚了雄濃的資本，形成了粵商、閩商、徽商、晉商、吳越商等商人勢力集團，對地方政治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從這一意義上來說，與其說中國的大門是被1840年鴉片戰爭的大砲所轟開，還不如說是被明末清初的白銀浪潮沖開的。儘管在清初，康熙帝實行海禁，但畢竟大勢已去。對于一個“若一概禁絕，東西之地每歲頓少千萬之入，不獨民生日蹙，而國計亦絀。”【70】情形下的中國，已難以從世界貿易體系中全身而退了。
外國白銀的輸入對中國貨幣體系也形成了決定性的衝擊，並最終推展中國完成了向銀本位的轉變。乾隆五十七年起，中國開始自鑄銀元。而且，此后所鑄的金銀錢和銅質錢，形製樣式均仿自外國銀元，中國的貨幣單位也從“兩”完成了向“元”的過渡。但明末清初外銀的輸入，對集中統一的貨幣政策有強烈的衝擊，大量國家控制外貨幣體外循環于流通市場，無論是對社會的經濟領域，還是中央對地方財政的監控，均出現了野馬放韁、太阿倒持的局面。這樣的影響滯后到十九世紀暴露無疑，並對近代中國產生了極為嚴重的后果。来自白银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