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挖掘技术:芦笛史论中的几个史实问题

作者：芦笛
芦笛史论中的几个史实问题


芦笛


《领袖们留下的谜团》上下集出版后，我陆续看到一些材料，发现有几个问题需要补正。


（一）张国焘回国后应与王明会过面


在《红一、四方面军草地分裂真相》中，我介绍“党内路线斗争”时，曾说：“张国焘回国时，王明已经走了，周恩来还在上海，但不久后也去了苏区。”[1]。 这是沿袭张国焘自己的说法。据张国焘自称，他和他妻子1931年元旦后几天离开莫斯科，1月20日左右到达上海，1931年4月1日离开上海，4日到汉口，9日进入苏区。在回忆他在上海的活动时，他非但只字未提见到王明，还说：

“周恩来还告诉我，四中全会后，米夫偕陈绍禹即赶回莫斯科去了，现在代理米夫职务的是一位波兰同志。” [2]

这就是说，他不但错过了六届四中全会，而且错过了王明。我在该文中沿用了他的说法，因为我觉得若他见过王明，没有隐瞒的必要。

然而这与官修党史不符。根据官修王明传记，六届四中全会于1931年1月7日在上海召开，会期一天（约15个小时），王明在会上成了政治局委员，此后与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于1931年10月18日离开上海去苏联。[3]

因此，张国焘回国后在上海停留的那段时间，王明应该一直都在。而且，他是事实上的中央领导，两人不可能不会见。按理说，老张记性很好，这出入不应该是记忆错误，他为何要在这事上撒谎，我实在想不出来。而官修党史似乎也没有必要延长王明在国内的居留时间。王明自己写的《中共五十年》中丝毫没谈他的经历。总之，党史中这段时期的记录相当模糊不明，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二、密电事件


《国共伪造的历史》出版后，友人给我寄来宋侃夫口述、齐特整理的《历史是这样的──红四方面军电台始末》。此文据说经删节后发表在国内的《百年潮》上，而我有幸看到的是全本。宋侃夫同志是位老革命，红四方面军电讯工作的创建人，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他担任红军总司令部三局主任，是秘密电讯工作的最高负责人，据他介绍：

“不久，张又发一封电报给徐、陈，上写‘指人译’（有时也写‘亲译’），即让我译。此电大意如下：不要北上，要坚决南下，不仅河不能过，而且北上不利。胡宗南已到了甘南，腊子口一带被堵，敌情于我不利，希望你们力争中央和你们一起南下。徐、陈当即回电（此电也是我译的）：南下已不可能，是否还是北上为好，不要为此事内部发生分裂。接到徐、陈这封电报后，张又给他们发去一封电报（1），大意是：望你们劝说中央南下，如中央执意北上，你们必须把四方面军的队伍带回南下，不要随同他们一起行动。电文语气十分坚决，由我亲自译好发出，十分机密（2）。此电报是否就是后来所说叶帅拿给主席看的那封，我不清楚。但可以肯定此电文中没有‘如他们不听劝告，应立即监视其行动，如执迷不悟，坚持北上，则以武力解决之。’等字样（3），王子纲同志也不记得有此内容（4）。此电是经我手发出，别人的不清楚。

但为什么又出现了武力解决的传闻呢？事后听说，当毛主席率领一方面军的队伍走了之后，四方面军有人主张要追，当时也有人主张打（许世友同志就是其中之一），徐帅当即说：“不能打，世界上哪有红军打红军的！”（5）

这段话的原注是（这录音稿整理的真扯淡，应该把原话记录下来，何况是关键话语？哪能写在注脚里？不爱看注释的读者岂不是就错过了？就算是阅读仔细如我者，也得在看完正文后，再去用注解补足前文，若不这么办，就错过了重大情节。整理者真没文化）：

【（1）在录音稿中，侃夫同志的原话是这样的（即在这封电报前，还发过一封电报，电文如下）：“现在是上中下三策：上策南下，建立康甘根据地特别是以川西为根据地最好，在西康也可以进行活动；中策不北上，南下以后往西，向青海方面活动，建立川陕甘青根据地；下策是北上，把胡宗南部队吸引过来，敌情于我十分不利，而甘肃、陕北土地贫瘠，局面不易打开，等等。现在看来，张的原意是中策。此电发出后，徐、陈是否请示过中央，不得而知，但他们回电仍表示不同意南下，希望北上。看来，他们也在犹疑。事后我曾听说，他们见到毛主席，主席说：还是不分开为好。张接到徐、陈这封电报后又去电给他们，大意是”（接上稿）

（2）有一天，我正在译电，张国焘突然跑来，把稿子急忙抽了回去，说：不发了，朱总来了。果然，不大工夫朱总来了。等朱总走后，他又把那份电稿递给我（是否就是这一封电报，我已记不清了），张还对我说：此后有电报直接交给他，不要交给刘参谋长，也不要交给朱总。还十分严厉地说：否则你宋侃夫要负全责。当时，我感到事态已十分严重。

（3）引自李济照同志所写的《张国焘其人》，据侃夫同志讲：军博搞了一个军史展览，也正式引用了李书中的这封电文。

（4）这里，原录音稿中有这样一句话：“徐帅也不记得有。”

（5）这里，录音稿中有这样几句话：“去年我在京西宾馆见到许世友，问起此事，他却避而不谈。”】

这话说得再清楚不过了：那所谓“武力解决”的密电完全是弥天大谎，宋作为亲自负责收发绝密电报的三局主任，从未收发过这类电报。当然，他为了“政治正确”，特地留了个活口，说什么：“此电是经我手发出，别人的不清楚。”但明眼人一望即知，这不过是个套话。

从上文可以看出，他是张国焘最信任倚重的人，凡是注明“指人译”、或“亲译”的意思都是让他亲自翻译。这种信任已经在内部成了不言而喻的常规操作，到了不必指明“指宋译”或“宋亲译”的地步。而且，如注解2表明的，张国焘完全把这类电报信托给他，规定电文只能由他直接传递给张，不得经过第三者，哪怕是贵为总司令都不行。这就是说，他是红军总司令部中唯一能与张国焘分享绝密的人。若有此类电文，只有他和张国焘才有可能知道，张绝无可能让其他人发而把他蒙在鼓里。就连白痴都知道，这种绝密信息只能信托给一个人，泄密的可能性就极大地减小了。到后来若不放心，把那人干掉，那些秘密就只能带到阴间去了。张是莫斯科训练出来的枭雄，杀人如麻，岂有不知这套权术之理？

宋的证词与徐向前的完全一致：

“接到张国焘要我们南下的电报后，我们最大的错误就是同意南下。至于是否发过要用‘武力解决中央’的电报，我负责地对你们说，我是没有看到过的。毛主席在延安时讲过张国焘的危害。至于怎样危害，我们也不好问。”徐还说：“我们那时候军队有保密制度，像这样机密的电报，是指定人译的，译的人就直接拿给这位首长看；叫谁译就谁译。这样的电报不是一般人可以看到的，不是什么都可以看的，这是军队的保密制度。张国焘发的这类电报都是指定人的，但谁译的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电报？谁看过？我也不知道。”[4]

上引宋的证词第二段，直接就说明此事纯属虚构。表面上，那是他为了解释那误会是怎么发生的，然而这解释本身就说明，他认定那是误会，既然是误会，那“武力解决”云云，当然是子虚乌有。

可惜这解释并不能为造谣犯毛泽东遮丑，因为连常理都无法通过──就算是四方面军有人主张打，已经逃走的中央和红一、三军又怎么可能知道？我在《红一、四方面军草地分裂真相》中已经介绍过了，毛是以那个谎言把中央骗走的，那阵子四方面军还没发现中央私逃。毛本人后来更反复多次重复那无耻谎言。据官修叶剑英传，毛泽东1967年夏天视察大江南北时，摸着自己的脑袋对杨成武说：“叶剑英同志在关键时刻是立了大功的。如果没有他，就没有这个了。他救了党，救了红军，救了我们这些人。”

1971年8月28日，他在长沙与高干谈话时再次说：

“张国焘搞分裂，发个电报给陈昌浩、徐向前，里面说，要坚决南下，否则就要彻底解决。当时叶剑英同志当参谋长，他把这个电报先给了我，没有给陈昌浩、徐向前，我们才走了的，不然就当俘虏了。叶剑英在这个关键时刻是有功劳的，所以你们应当尊重他。”[5]

所以，这根本不是什么因为许和尚等人上蹿下跳、揎拳掳袖、要去追打阶级兄弟而造成的误会，完全是毛为了逃避垮台而蓄意造谣。从下文可以看出，他当时真是众叛亲离，岌岌乎危哉。若不是他用谎言把中央拐走了，国涛同志迟早要使用党内斗争合法手段把他从党中央内赶出去。


三、众志成城，另立中央


另立中央的会址各说不一，张国焘说是在卓克基，徐向前说是在脚木足乡，而宋侃夫说的是在两河口，但这并不重要，是多人回忆多年前的往事必然出现的出入。宋侃夫同志的回忆真精彩，可惜据说在《百年潮》刊出时敏感话语被删除了：

“一般性的政治会议，张国焘是不叫我参加的。在天全、芦山的两河口，开了一个干部会。对这个会议我记得比较清楚，因为当晚散会后，我回住房的路上，要过一座独木桥。我的眼睛不好，那天夜里掉到河里。这个会给我的印象十分不好。现在从当时的情况推论，这个会可能是张国焘决定建立第二中央后，为了煽动干部反对中央，并达到他建立第二中央（当时叫临时中央）的阴谋而召开的。

会议由张国焘主持，会上首先是李卓然、何长工、邵式平、罗炳辉等同志讲话。他们的讲话给我们的影响极大，因为他们是一方面军的干部，长期跟党中央、毛主席在一起，怎么也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呢？特别是何长工劲头很大，大喊口号：‘打倒毛泽东！’李卓然也细声细语讲了不少。会议由何柳华（即廖承志同志）做的记录，事后刊登在张国焘主办的《干部必读》上。会后他们都升了官，李成为第二中央的政治（局）委员，何当上了第二中央的组织部长。朱总、徐帅在这个会上没有讲话，但张国焘在第二中央委员的名单中，仍然写上了朱总、陈绍敏等人的名字。这个会开了整整一天，在会上宣布临时中央的成立，直属共产国际。会上反中央到了顶点，气氛非常紧张，时间是1935年10月。

与此同时，成立了‘波巴依德瓦’（藏语）中央政府，邵式平同志任主席，熊国炯同志任副主席。邵在会上也是慷慨激昂地讲了一通，邵还找了一个藏族人做老婆，后来带到延安。”

徐向前同志没有具体点名，只是说国焘提出另立中央后，大家没有思想准备，会议冷了场。国焘于是请“一方面军的一位军的干部发言。这位同志长征途中，一直对中央领导有意见，列举了一些具体事例，讲得很激动。四方面军的同志闻所未闻，不禁为之哗然。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责备和埋怨中央的气氛，达到了高潮”。[6]

我因此猜测道：

“这人是谁？会师后建制缩小，五军团和九军团改称五军和32军（国焘误记成12军），编在右路军中。军长分别为董振堂与罗炳辉。老徐这儿说的‘一位军的干部’多半是董振堂。”[7]

现在看来我猜错了，那带头忆苦思甜的可能是罗炳辉，当然不能排除董振堂也上去哭诉了一番。

这段证词之所以宝贵，是它充分显示了毛泽东从遵义会议后直到两军会师时面临着无比深重的权位危机。

在看到侃夫同志的回忆录前，我也悟出了毛泽东当时的真实处境，在《“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中特地论述了这个问题。我指出，与党神话完全相反，伟大领袖毛主席在遵义会议后不是什么“万众欢呼毛主席哟，工农踊跃当红军”（《长征组歌》），而是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一直在狼狈万状地走麦城。

之所以如此，是他瞎指挥造成的。他掌权后急于施大手笔，扭转乾坤，开创新局面，挽救革命挽救党，为此不惜抛掉在中央苏区学会的一点手艺，如彭德怀指出的那样“与相等兵力敌军决战”，“攻坚乱碰”，因而一再碰壁。鲁班场战役后，他一败丧胆，从此不敢再轻易开战（“慎重初战”？），却又老是不死心，老想打个大的歼灭战，立定足跟，开辟新根据地，因此老是在寻觅战机，却又老是觉得不合适，不敢打，于是只好使出从井冈山老土匪朱老聋子那儿学来的入门手艺，“强敌跟追，用打圈子的办法”，不断地在原地画圈圈，将红军肥的拖瘦，瘦的拖死，造出“不打仗又死那么多人”（杨尚昆语）的人间奇迹来，最后无路可走，只好违反政治局原决议，逃进云南去。进了云南还不死心，还想立下足来，因此才有那“走弓背路”的佳话，全靠林副统帅当头棒喝，他才总算死了心，北上渡江去与四方面军会合。

这一连串瞎碰乱撞，弄得群疑满腹，众难塞胸，全党全军怨声载道。当初在遵义会议上挺他的张闻天、王稼祥、彭德怀、林彪等人统统反水，就连刘少奇、杨尚昆等人也都上书中央提意见，简直是众叛亲离。会理会议就是在这背景下召开的。

这在我党历史上还从未有过。无论是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等老一辈党魁，还是王明、博古等洋房子先生，过去从未如此激起全党全军同心同德的不满。张闻天还找博古串连，准备把毛拿下来，只是李德和博古顾全大局不同意，毛才没有被罢官，但手下仍然愤愤不平。尤其毛为人专横跋扈，心地褊狭，整人手段十分毒辣，在中央苏区早就广结善缘了。当初宁都会议同僚和部下们就曾发泄过一通，只是莫斯科力保毛泽东，他才没丢官去职，只是“请病假”。

不难想像，等到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一方面军的干部自然要去跟张国焘吐苦水，希望张主席为他们做主。老张反对洋房子和润之，只怕有一大半是他们煽起来的。若是老张联合一方面军的将领，开一个类似遵义会议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只怕毛立刻就得下台，从此断送政治生命（倒未必是性命）。这就是毛为何要说他与老张的会见是他一生最黑暗的时刻，说明毛对他当时所处的困境心头雪亮。

幸亏老张犯了策略错误，把洋房子先生一马勺捞了进去，这才让润之得以联合洋房子共抗老张。若是老张如毛那样精乖，搞点分化瓦解，团结多数，孤立少数，各个击破，先把老毛干掉，再逐次收拾其他人，则后来当家的也就不是伟大领袖了。

即使如此，毛仍无安全可言──我在那文章已经说了，党是军队造出来的，谁掌握了军队，谁就掌握了党。若是再跟老张混下去，迟早要被他把中央全换成自家部下。因此，釜底抽薪之计，还是用“兵变”谎言骗得中央跟他一起出奔。洋房子先生们本事没有，与莫斯科的关系可是什么都无法取代的资本。谁拐走了莫斯科的直接代理人，谁也就获得了正统。

尽管在看到宋的回忆录前我已经悟出了大致真相，然而我还是没有料到毛结下的“善缘”竟然如此结棍，以致毛的老部下李卓然、何长工、邵式平、罗炳辉等同志在会上带头发言痛说革命家史，控诉老毛，“会上反中央到了顶点，气氛非常紧张”，“特别是何长工劲头很大，大喊口号：‘打倒毛泽东！’”让我不禁深为老张扼腕：这会开得何其太晚？若是在毛拐走中央前开了，洋房子先生们也只能挥泪斩马谡，后来老张还会被他们七斗八斗，斗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只好投奔国民党么？

从徐向前与宋侃夫的证词还可看出，老张尽管是个党棍，为人还是比较仁厚的。他在回忆录中只是轻描淡写地说：“第五军团和第十二军（芦注，即红九军团）出席这次会议的同志们也纷纷指责毛泽东等行为的不当。他们指出第五军团和第十二军同属一方面军，以往遇有重要军事活动，都曾事先获得通知；但这次毛泽东等私率一、三军团北上，却并未通知他们，发言的人对这一点，一致表示愤慨。有的坦率指出作为中央的领导者，不应有这种破坏党纪军纪的行动。” [8] 却未点出谁谁在那会上带头反毛。很明显，他知道这么做会给那些人带来什么灾难性后果。从这点来看，老张还能算个君子，起码不是毛那种毫无顾忌的痞子，殊难怪他要输给老毛。


四、九一三前夕毛泽东缘何突然返回北京？


在《试解林副统帅仓皇出逃之谜》中，我试图解释毛泽东中断南巡计划、突然返回北京的原因，两次说：

“看来毛其实并不知道立果等人的密谋。他突然改变计划回京，看来主要还是因为疑神疑鬼。这种心理疾患乃杀人无算的大独裁者的通病，毛当然不能免，李志绥大夫早就观察到了。这却吓坏了梦幻阴谋家林立果，他不熟悉毛的性格，却以为密谋败露，吓得连夜出逃了。”

“同年9月上旬，伟大领袖疑心病发作，打破在“十一”前夕才回京的惯例，突然中断南巡，兼程返回北京，于9月12日下午回到中南海。”[9]

书籍出版后，我才看到大陆作家李意根写的《程世清沉浮录》，其中说，毛南巡到了南昌，召见了许世友、韩先楚和程世清等人，直接点了程世清的名，问庐山会议上吴法宪向死党打招呼时有没有他。程吓得魂飞魄散，一夜无眠。次日（1971年8月31日），他灵机一动，便去向毛泽东密告林彪，揭发了四条罪状，最后对毛泽东说：我怀疑林彪可能要逃跑，可能从北戴河坐水陆两用坦克往南朝鲜跑，也可能坐飞机往香港跑。程世清讲完后，毛泽东说：“程世清呀，你说的这些只能跟总理讲，其他任何人都不能讲。”次日，毛泽东休息了一天，9月2日再次接见了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等人。9月3日午饭后，毛突然命令离开南昌，经杭、沪返京，完全打破了原来的行动计划。[10]

若是此说属实，那么，毛泽东突然返回北京是程世清的告密触发的，既不是坊间所谓李文普告密，也不是我猜测的毛的疑心病发作的结果。

注释：

[1] 芦笛：《国共伪造的历史》，249页，明镜出版社，2010。
[2]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455-458页，第三册，3-10页，460页，东方出版社，1998年。
[3] 周国全、郭德宏：《王明传》，69-73页，91页，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
[4] 廖盖隆：《徐向前元帅生前的肺腑之言》，《炎黄春秋》，1993年第1 期。
[5] 叶剑英传编写组：《叶剑英传》，111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第二版。
[6]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徐向前元帅战争回忆录》，电子书（无页码）。
[7] 芦笛：《国共伪造的历史》，304页。
[8] 《我的回忆》，第三册，272页。
[9] 芦笛：《毛泽东的近臣和女人》，78页，137页，明镜出版社，2010
[10] 李意根：《程世清沉浮录》，http://qkzz.net/article/8dfb5ac4-d35e-44f7-a7d8-0f912317984d_8.htm

作者：芦笛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inf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