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值计算与matlab:拘捕江青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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拘捕江青始末

沈国凡

自1976年10月6日晚八时“四人帮”被抓获之后,他们一直被隔离在由8341部队管辖的同一地下工程的不同区段。随着案件的进展,大量证据说明,“四人帮”一伙是一个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反革命集团,决定移交国家司法机关严惩。在对其进行审讯前,由8341部队交公安部秦城监狱关押……1、发生在中南海的秘密行动

关于江青被拘捕时的情况,人们有着各种不同的说法。

有人说负责执行任务的张耀祠是提着手枪冲进去的。

有人说当时江青听到宣布后,就倒在地上打滚,不肯站起来。

有人说江青想反抗,同时还指责去抓她的人。

更有的书刊上将此事描写得如同传奇一般,说是江青听完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的宣读后,“忽”地跳下床,手指办公厅副主任,横眉瞪眼骂道:“滚!你给我滚出去!警卫员!来人哪!快来人哪!”接着江青又指责这是在“搞阴谋,搞政变”,并返身抓起床头的一只瓷瓶,奋力朝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砸去。张耀祠闪身躲过,猛扑过去一把将她抱住……

拘捕江青时到底是一种什么情况呢?为了弄清这个事实,我最近采访了当年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审判员王文正,关于江青的被拘捕和秘密押送到秦城监狱以及初进监狱时的情况,这位大法官是这样如实讲述的——

“四人帮”被拘捕后,社会上曾有各种传闻,我认为作为普通老百姓中的传说可以理解,但就我参加对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审判全过程所了解到的真实情况,却是另外的一种事实。

我参加对于“四人帮”的预审,以及后来参加特别法庭对于此案的审判,所了解到的情况和看到的材料是怎么样的呢?

1976年10月6日晚上八时三十分,负责拘捕江青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首先去抓的不是江青,而是毛远新。

张耀祠穿便服,没有带手枪。

行动小组的人员穿军装,但也都没有带任何武器。

张耀祠来到毛远新那里,向他宣布: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对你实行“保护审查”。

请注意,这里用的不是“隔离审查”,因为当时在决定拘捕“四人帮”时,同时决定必须拘捕毛远新,但他与“四人帮”有区别。

张耀祠命令毛远新交出手枪。

毛远新根本不听,拒绝交枪,并大声地吼着:“主席尸骨未寒……”

这时,张耀祠身后的行动小组人员上前,迅速收缴了毛远新的手枪,并将他押走。

预审毛远新时,我第一次看到这位过去全国人民都知道的“联络员”是一个大块头,穿了一件汗衫,长着满脸的络腮胡子。

毛远新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担任毛泽东主席与政治局委员之间的沟通和联络,他利用这种条件,积极参加“四人帮”的活动,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1986年,毛远新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七年。

接着,张耀祠仅带着三名行动小组人员,来到江青所住的万字廊二零一号住处。

由于张耀祠多年来一直负责中南海的安全警卫工作,警卫人员同他很熟,当他出现在江青住处时,两位警卫员并没有阻拦他。张耀祠就命令行动小组人员缴了他们的枪。

这突然的行动,使两个警卫员不知发生了什么,就笑着问:“张主任,这是怎么回事呀?”

江青吃完晚饭后坐在家里的沙发上,见张耀祠进来,只向他点点头。

毛泽东主席生病期间,张耀祠是经常来这里的,这次江青没有想到的是,张耀祠站在她的面前,很严肃地向她说了一段令她吃惊的话。

张耀祠说:“江青,我接华国锋总理电话指示,党中央决定将你隔离审查,到另一个地方去,马上执行!”

此时的江青并没有大吵大闹,也没有向张耀祠扔瓷器,而是坐在沙发上,双目怒视着张耀祠,然后才慢慢站起来,板着一张脸,从腰上取下一串钥匙,轻轻扭开保险柜,从里面取出一只牛皮信封,看了看,再找来一支铅笔,在封面上写了“华国锋同志亲启”几个字,将钥匙放在信封里面,才将信封用封条封好,交到张耀祠的手里。

从这些行动可以看得出来,江青对于这一天是有了一定准备的。

江青被押送到中南海一个秘密的地下室时,坐的仍然是自己过去的驾驶员开的那辆轿车。

此时江青并没有作任何反抗,她显得很平静。

由此不难看出,这的确是一个很不简单的女人。

震惊中外的拘捕江青行动,就是这样平淡,这样毫无一点惊心动魄之处。

真实的历史往往就是这样在平静中显出奇特。

当人们对这些历史进行回忆时,才发现了它的撼人心魄之处,才会在人们的心灵中引起震动,才有了许多离开了事实的传闻。2、秘密押送秦城监狱

运送“四人帮”到秦城监狱的秘密行动,是在1977年4月9日零点开始的。

自1976年10月6日晚八时“四人帮”被抓获之后,他们一直被隔离在由8341部队管辖的同一地下工程的不同区段。随着案件的进展,大量证据说,“四人帮”一伙是一个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反革命集团,决定移交国家司法机关严惩。在对其进行审讯前,由8341部队交公安部秦城监狱关押。

为了做到万无一失,部队事先了解了地形,认为秦城附近大都是起伏的丘陵,少桥梁和涵洞,有利于夜间行车。从时间上计算,从中南海到秦城,汽车中速行驶,单程需一小时零十分,这样分两天时间,来往四趟,到当天的天亮可以完成预定任务。

那天深夜,一切都在秘密中进行。

第一个被押送的是王洪文。  

王洪文被铐上手铐,押上防弹车坐在司机后排的中间。左右坐着的霍际龙和吴兴禄,就是粉粹“四人帮”的当晚抓他的两个人,他们可说是“老相识”了。一排坐着两个手持冲锋枪的队员,押送组组长李广银坐在司机旁边。两辆警车,将这辆防弹车夹在中间,上面坐着全副武装处于临战状态的行动队员。

这次行车路线是:从中南海东门至德胜门,经沙河镇拐弯,到9日一时十分到达秦城监狱。立即办理各种手续,移交王洪文随身所带杂物,王洪文被带至牢房,换上号衣。

第二个被押送的是张春桥。  

送王洪文的车回到中南海时是9日凌晨三时,张春桥被铐上双手押上车,同样经过一小时左右到达秦城监狱。

第二天,也就是1977年4月10日凌晨零点,开始押送江青。

行动组长高云江和队员在上车之前,拿出手铐对她说:“今天要换个地方,带上这个吧。”江青听后没有吭声,然后缓缓地走进了洗手间,上完厕所以后,不慌不忙地站在镜子前,慢慢地梳着她的头发。江青的头发,就是到了这个时候也还是油光乌黑的。行动队员们耐心地等待着她办完这些事情,等她出来的时候,便将手铐伸了过去,江青此刻也未作任何的反抗,顺从地戴上了手铐,接着就被带上了车。

负责监管江青的女同志陈世冠坐在前车上,江青原来的护士马晓先坐在二排副座上。到秦城监狱的时候,眼前出现了与前两次不同的情况,前面站了许多人。这些人有的是监狱的工作人员,也有的是专门来看热闹的,很多人都想在这里看一看江青的“尊容”,看一看这个在文化大革命中闹得全国上下都不得安宁的“红都女皇”的下场。

江青下车后伸着两只戴着手铐的手,抬着头,径直朝里面走,脚步走得很快。两个女狱警将她带到牢房里。这是秦城监狱里一流的一间牢房,里面房间较大,有抽水马桶,其它卫生设施也很齐全,通风、采光都很好。接着,马晓先、陈世冠向监狱长和女狱警介绍了江青近期的饮食、睡眠及各种情况,将江青的衣物进行了交接。女狱警很快就给江青换上了犯人穿的号衣,从此这位“红都女皇”便在这里开始了她的铁窗生涯。

姚文元是最后一个被押送的,一路同样顺利。

到1977年4月10日五时,在8341部队隔离监护达187天的“四人帮”,被全部准时地移交秦城监狱关押。3、江青初进秦城监狱

我们参加对“四人帮”预审的人员都住在秦城监狱,每人一间“囚室”,有单独的卫生间,只是窗户比一般的房间要高得多。文化大革命中,这些都是用来关押“牛鬼蛇神”的,现在那些被“四人帮”无辜关押的人大都已平反出狱,因此这些空下的房子就成了我们办案人员工作和休息的地方。

我们参加预审的人员在食堂里吃饭,八个人一桌,自由组合。伙食每人每月四十五元,公家补贴。“四人帮”每人每月伙食三十五元。在吃饭的时候,我看见有小战士提着饭盒,来来往往地在为关押的犯人送饭,这其中当然包括“四人帮”。

听一些监狱的管理人员说,“四人帮”在这里的生活还是很不错的,每餐都是一荤一素一汤,远远地高于当时的一般老百姓,同时也高于监狱机关干部食堂的伙食。

江青吃饭时很特别,她不像一般人一样地用筷子,而是先用瓷勺将碗里的米饭盛好,然后再将一点荤菜和一点素菜放在上面,轻轻地一同放进嘴里,大口大口地吞食。她总是吃得很香,并不时地边吃边说,要好好地吃饭,养好身体,好“与修正主义作斗争”。

令人想不到的是,江青在监狱里与“四人帮”其他的几个不一样,她不怕审讯,而且在审讯时很愿意讲话。常常是一个人作长篇“演讲”。

我们后来分析了一下,江青这种行为,有其特定的原因的。

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在任何场合出面,都是喜欢一个人作长篇讲话,让别人来听她的“指示”,现在进入监狱里,也无人来听她的“指示”了,她的心里必须得寻找一个平衡点,于是就把这审讯当成了她讲话的地方。

江青是一个爱出风头的人,她总是乐意别人在那里听她不停地唠叨。

江青在接受审讯时,总是自己一边讲,一边看着审讯人员的表情。有时说累了,就自己停下来,喝一口水,再接着说。

她在接受审讯时,也总爱摆出一副政治局委员和“第一夫人”的架子,动辄就问,我说的这些你们敢听吗?你们听了有什么用?当她对于一些关键问题不愿交待时,就总是说,这是党的秘密,是党中央的事情,我不能告诉你们。

被捕后的江青一开始是泰然自若的。

她满以为凭着自己这顶“皇后”的桂冠,就无人敢于将她怎么样。

因此在开始对她的问题进行预审时,她常常是换上一件干净的衣服,然后将头梳得光溜溜的,先自己泡好了一杯茶水,手中抱着一摞材料,就像昔日去出席政治局会议一样。

到场后,她将自己的杯子放在右边,将手中的材料放在左边,然后再用双手向后拢一拢头发,再用两个手指在鼻梁中间挤一挤,从鼻孔里向外哼出两声鼻音,接着就像一位会议主持者一样地向审判她的人说:“开始吧。”

江青根本没有将面前审问的几个人放在眼里。

她对审讯的人说:“你们要问什么事情?请提问吧,不过很多是党和国家的机密,我不可能给你们说,因为我过的是高级政治生活,很多事不可能告诉你们这些普通的工作人员。”

预审时必须首先打掉江青的骄横态度。

预审人员严厉地说:“江青,你放老实点。我们是受党中央的委托,代表全国人民来对你进行审判的,你必须老实交待你的犯罪事实!”

江青经常是听了以后不以为然地说:“要我交待,我怎么向你们交待?那都是党和国家的机密,是不能随便向外传的。你们这些人能问么,敢问么?就是我说出来了,你们敢听么,敢记么?我要是说出来后,你们敢管么,管得了么?你们敢再去追问么,敢么,敢么,敢么?”

到了此时此地,仍然是一副“红都女皇”咄咄逼人的气势。

预审人员下决心要打掉江青的嚣张气焰,就回答她:“再大的事情我们也敢听敢记敢管,这是人民赋予我们的权力!你必须老实交待你的罪行,你不交待别人交待了,那就不能算你的交待,到量刑时你就会罪加一等。”

江青对此显然是早已有所准备,她根本就不理这一套,继续我行我素。

有时,江青还会反过来问预审的人员:“毛主席曾说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非常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你们怎么看?”

如果想法去回答江青的问题,那就正好中了她的圈套。因为立场观点不同,和她是永远也纠缠不清的。

遇到这样的问题时,预审的人就会针锋相对反问她:“你和林彪的关系为什么那么好?”

这时江青就会暴跳起来大吼:“我是反对林彪的呀!”

这样就可以接着对她进行审讯:“那么,你为什么要给林彪拍那张光着脑袋装腔作势读毛主席书的照片?”

这一问,江青无言以答。

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江青就会疯狂地大叫:“我知道,你们是邓小平、叶剑英派来整我的!你们这些刽子手!”

毕竟是邪不压正,江青看出我们是一脸正气,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在反复的较量中有时她也会软下来,用近于求饶同时又软中带硬的口气说:“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毛主席叫我咬谁我就咬谁,你们打狗也得看主人的面呀!”

由此不难看出,从预审到法庭审判,这就是一场特殊的战斗,是一个与“四人帮”一伙人斗智斗勇的战场。

到监狱里的时间一长,江青看到自己的幻想落空,她再也不愿“冷静”下去了,她在监狱经常是喜怒无常,动辄骂人,随心所欲,无所顾忌。她骂蒋介石、骂林彪、骂刘少奇、骂专案组的工作人员、骂站岗的哨兵、同时也骂当时的中央领导人。

就连给她送饭的小战士,江青也不放过,她动辄就骂,开口就吵,弄得小战士们都不太愿意去给她送饭。

江青在监狱里还进行过“绝食”,她认为监狱里给她的伙食不好,对她是一种虐待,因此她要以这种形式来进行“斗争”。

可是,她的这种“绝食”,每次最长未超过三天,她又开始吃饭,理由是要养好身体,好继续“斗争”。

到了此时,江青无论做任何事情,同过去一样,总是认为自己是有“理”的。

凡是了解江青的人,都认为她的脾气的确是有点大。

在被隔离审查初期,江青与过去在她身边的工作人员,还发生过一次相互的扭打。

在江青的眼里,她身边的工作人员过去都是听她话的。她说什么就是什么,叫谁干什么就得去干什么,从来没有一个人敢与她顶嘴。

头脑已经发昏的江青认为这是自己在群众中的“威信”,她何曾想到这是她身边的工作人员看在毛泽东主席的面子上,对她的一种忍让。

一天,江青找到负责审查的人员,向他们报告说有人对她实行了“武斗”。

有关人一听自然很重视,便开始调查,结果是她与身边的工作人员之间发生了磨擦。

为了让江青认识自己的问题,一开始曾让过去在她身边的工作人员,与她面对面地揭发问题。这些人大都是她昔日身边的秘书、护士、司机、厨师以及警卫员等等。

因为这时对“四人帮”的大规模揭发还未开始,她身边的工作人员谈的也只是一些日常生活方面的事情,很少有直接地牵涉到政治方面的问题。可是一贯在这些人员面前作威作福的江青,何曾听得这样的话呢?

这些人一个一个地发言,江青一边忍着性子听着,一边不安地朝这些发言的人瞪着眼睛。

当轮到她过去的秘书刘玉真发言,指责她曾任意凌辱身边的工作人员时,江青突然一下子跳了起来,走过去,伸出手就给了这位秘书一个耳光。

要是过去,人们也就会看在毛泽东主席的份上忍了这口气。可是现在不同了,昔日威风凛凛的江青,这时已是阶下囚,一个个昔日的“农奴”已经翻身了,他们见江青如此不讲道理,如此不尊重别人的人格,立刻引起了公愤,大家一涌而上,与江青扭打起来。

多年被压着的火山突然地喷发出来了,当时的情况可想而知。

江青孤家寡人一个,在这场相互的扭打中吃亏是很明显的。

一向以整人为手段的江青,终于感觉到了群众的力量。

她再没有地方叫“冤”了,只得向负责审查她的人员告状。

江青被关入秦城监狱后,态度仍是很蛮横的。

她曾向管理人员提出:“我要平等!”

何为平等?

江青这个过去从来不给别人以平等的人,当轮到她自己坐牢的时候,却提出了这个“平等”的要求。  

工作人员问她,要什么“平等”?监狱哪一点对她不平等?江青用手指着她的桌子、椅子和床说:“就这个不平等,为什么我的总比别人的要矮一点?”

真是可笑。

由此不难看出,江青平时对自己的待遇要求与攀比程度。

工作人员解释说:“因为你是女的,岁数大了,身体又不太好,怕你不慎摔下来。”

江青到了这里,还不忘她的“皇后”脾气,大声地喊着:“你们给我换,我要平等!”

工作人员只好对她再次解释。

江青大吼:“我不要你们这种关心,我要平等!你们快给我换!你们不给我换就是不平等!”

工作人员耐着性子不回答。

江青更是得寸进尺,大骂工作人员:“你们这些混蛋,你们这些邓小平的帮凶,走狗!”

她住的地方是一间十四平方米的屋子,有单独的卫生间,可以晒太阳,这在当时远远超过了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条件,可是江青对此并不满意,她经常找到管理人员,要求换房间,提出的条件是这个屋子太小,要换一个每间为二十八平方米的两间屋子。

这个太特殊了的条件,监狱方面当然不会同意。

接着,她又要求将她的一些衣物带进来。

这个合理的要求,监狱方面给以了满足。

从监狱到法庭,江青一直都是这个蛮不讲理的态度。

江青在狱中的生活是毫无规律的,每次预审都不肯交待自己的问题,下来以后她一会儿要看书,一会儿要作画,一会儿又要写日记,可是写了以后又自己将这日记撕掉……

1979年11月,江青眼看着自己出狱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于是每天就开始写她的“交待材料”,她给这份“交待材料”取了一个标题,名叫《我的抗议与更正》。

1980年5月,江青终于完成了她的这篇“巨著”,总计长达三十四页。主要内容是写了“我同刘少奇的斗争”,“我同林彪的斗争”,“我同邓小平的斗争”以及她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光辉斗争历程”……

后来,江青将这份材料的标题进行了修改,定名为《我的一点意见》。

1980年12月24日,她将这份材料带到了法庭上,为自己的反革命罪行进行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