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权性风险:论精神偶像

什么是精神偶像？简而言之，精神偶像是人们敬仰、尊崇的形象。

精神偶像含有社会普遍群众理想的品质，是真理、道义、善的象征。这种美好的品质令社会普遍群众敬爱，仰慕，崇拜，遵循。因而，精神偶像是社会普遍群众意识、心理趋向的灯塔，不仅具有导向、引领的作用，还会产生巨大的社会群体凝聚力和巨大的社会精神力量。应该说，精神偶像的诞生是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是人类由原始生活的分散状态走向团结、聚合的飞跃。人类要团结成群并形成有序的社会，必须靠精神力量的凝聚和一定的组织模式的管理，而精神凝聚起着核心的作用。

世界上，不论东方西方，精神偶像的存在很普遍，有的影响较大，有的影响较小。如宗教里的耶稣、穆罕默德、释迦牟尼算是“超级”精神偶像了。精神偶像有人与神之分，例如“上帝”、“耶稣”等就是神，而穆罕默德、释迦牟尼、马克思是人。至于把穆罕默德和释迦牟尼神化那是后来的事。

在中国，历史上的精神偶像很多，例如周公①、伯夷、叔齐②、介子推③、屈原、孔子、孟子、关公、包拯、海瑞等等。当代人宣传的雷锋，也是精神偶像。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历史上的精神偶像尽管有“上帝”等大小神仙的概念，但是，神文化从来没有成为主流，更没有统帅普遍大众的精神阵地，在民间是这样，在官方意识形态也是这样。同时，中国精神偶像还有另一个显著特点，即把“神”泛化，山有山神，水有水神，树有树神，河有河神。在民间，甚至可以随意指物为神，一棵古老的树表现出奇异的现象，于是将其作为神敬奉；那里的岩石生得有些蹊跷，于是也将其作为神朝拜。实际上，这打破了一神独尊的地位，对发展多元文化很有积极意义。这些特点与西方独尊《圣经》里的“神”——耶和华形成鲜明对照。西方精神世界里的神“法力无边”，独霸神坛，被认为是“造物主”，是宇宙的本原。西方神文化曾经成为国家政治精神生活的主流，统治时间相当长。如此看来，中国人的精神偶像比西方人的精神偶像更具有人文精神和实际践行意义。

在中国历史主流提倡的精神偶像中，几乎找不到神的影子。例如，知识分子的最大偶像是孔子、其次孟子，再次屈原等等。在民间，女性道德精神偶像主要有嫫毋④、嫘祖⑤、花木兰、穆桂英等，男性的道德精神偶像有关公、武松等。此外，各行各业还有自己的精神偶像，例如，国家公务员要学习包拯的公正无私，从事医疗工作的榜样是张仲景（医圣）、做能工巧匠要像鲁班那样，练书法的要仰慕王羲之（书圣）等。中国传统的节日文化也体现十分典型的人文精神，一是对自然界及其规律的敬仰尊崇，如春节和中秋节；二是对人格精神的怀念、敬重，例如清明节对介子推的纪念，端午节对屈原的纪念。这与西方一些国家把神作为隆重的节日（如圣诞节、万圣节）截然不同。西方也有树立立人作为精神偶像的例子，如自由女神。1851年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发动政变推翻第二共和国后的一天，一群坚定的共和党人在街头筑起防御工事，暮色苍茫时，一个年轻姑娘手持熊熊燃烧的火炬，跃过障碍物，高呼“前进”的口号向敌人冲去，波拿巴分子的枪声响了，姑娘倒在血泊中。从此这位高攀火炬的勇敢姑娘就成为他心中自由的象征。这位自由女神的品质内核与中国的屈原一致，都是为了正义和真理而不惜牺牲。但西方人文精神偶像没有中国普遍，特别是传统节日对神的朝捧表现得极其突出，而传统节日是一个国家所倡导的文化精神的“眼珠”，具有“点睛”的意义，起昭示、引领的作用。这证明了中华文化的优秀、先进、伟大。

虽然中国和西方崇拜的精神偶像有性质上的差异，但都有自己的精神偶像，这一点，整个世界都是共同的。

近两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政治发生着巨大变化，清朝政府的腐朽没落，导致外部列强入侵中国，继而引发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太天国革命，以西方基督文化作为精神旗子，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中华民国，但接着陷入军阀混战，继而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产生了中国共产党。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国外文化及其精神如浪潮一样，一波一波涌入中国。在这个过程中，客观上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一定程度上的否定。尤其是“五四运动”“砸烂孔家店”，更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压抑。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虽然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的提法，但在实践中的情形却表现得十分单调、枯燥。孔子在“文革”中再次被受到批判。数十年来，中国思想、哲学层面的文化长期被处于禁锢的状态。儒家、道家、佛家被称为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是中华民族的思想价值体系和精神家园，可是这些传统主流文化不仅没有得到发扬，而且成为批判或冷漠的对象。不过，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主流文化大力宣扬共产主义理想，弘扬共产主义精神（与儒家的大同世界相近似），并大兴刚健清廉的政风，“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人格高尚、办事公正、不以权谋私的领导干部就是眼前的“精神偶像”。同时大力塑造、宣传雷锋、王杰、焦裕禄等适合普遍群众的精神偶像，因而，在这段历史时期里，中国国民的精神是有偶像的，民族、民众是凝聚、团结的。

然而，近三十年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旗帜与社会生活实践发生了背离的倾向，在复杂的舆论阵地和媒体领域，臧否马克思主义声音形成了潮流，对毛泽东这个伟大精神偶像更是极力否定。急功近利的物质主义替换了共产主义理想，个人主义取代了集体主义，私有模式取代了公有模式。一些人对资本主义更显出浓厚的兴趣，提出要“补课”。在经济建设中，完全实行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致的市场经济。在颠覆共产主义理想道德同时，并没有捧抬出可以代替的精神偶像，因而使整个民族失去了精神支柱。由于抛弃了理想，同时对物质表现出动物性的亲和，于是金钱成了现实生活中的神，迷恋追求金钱而不顾国家法律和人格道德的束缚，首先表现为不少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掌握实权人物的道德堕落，不择手段侵吞人民和国家的财富。本来，优秀的公务员的形象就是人民大众眼前的精神偶像，由于公务员队伍中的腐败分子较多，人民大众便失去了对政府和国家的尊重和信赖。固然，这些年也树立了一些优秀典型，但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不多，其原因是公务员队伍里腐败典型抵消了这些优秀典型的形象。

由于中国社会优秀精神偶像的缺位，导致国内外落后、低级、庸俗文化在中国社会中形成了潮流，特别是非法宗教活动猖獗，以及境外一些宗教在中国发展异常迅猛，这是极不正常的现象。在中国文化潮流的趋势上，表现为落后、低级、庸俗与优秀、崇高、典雅位置颠倒，落后、低俗、庸俗的文化居于上位，优秀、崇高、中正、典雅的文化居于下位；前者大有市场，后者没有立身之地。“阳春白雪”被踩在脚下，“下里巴人”爬上了头顶。歌星可以一夜成名暴富并受到媒体和世俗追捧，而科学家则在那里默默无闻、清苦寂贫坐冷板凳。一些青少年，把歌星作为自己的偶像，以之合影、拥抱为荣，而袁隆平这类为整个世界都作出了伟大贡献的人物，有几个人在崇拜他们呢？这说明，我们在舆论、宣传、价值引导上出了大问题，在精神世界上出了大问题，在如何把国民向什么方向引导上出了大问题。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了本末倒置的变化。

一句话，现在的中国没有精神偶像，如果有的话，那就是金钱。

值得忧虑的是，中国人良好价值观的失落，思想的紊乱，道德的堕落，精神的沉沦非冰冻三尺一日之寒，而是到了难以纠正、挽回的状态。

如果我们不尽快惊醒，长此以往，中国就会有天下大乱的危险，有国家、民族灭亡的危险。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要重新找回中国人的精神家园，须从以下几方面努力。

第一，强力整顿吏治。一方面，真心诚意，采取非常手段治理打击腐败。建立反腐败特别法，大张旗鼓、大规模、大造声势、拉长战线治理和打击腐败。与此同时，根据公平正义法则，制定政策措施，撤除那些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温床，同时抑制社会分配的严重不公。例如，执法机关在执法过程中的收费里面就隐藏着腐败，这样的收费应当取消。由于政策导致的地区差异、行业差异、岗位差异也应得到调整。一些行业的收入太高，特别是一些行业领导的收入，对于普通群众来说，简直成了天文数据。这些现象，极大的挫伤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日复一日，积怨成怒，人声鼎沸，矛盾激化，社会不安。在打击腐败，调整政策的同时，要大力教育各级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找回失去的道德、良心、良知，找回失去的人性，重建优秀的人生生活价值观念。假如能建设好一支清新刚健、基本廉洁、干练办事的公务员队伍，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亲和力、凝聚力就会迅速增强。因为，一个优秀的公务员就是他们身边的精神偶像。

第二，要搞好马克思主义与其他文化的融合，特别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世界是多样的，多样的世界需要多样的文化；生活是多彩的，多彩的生活也需要多彩的文化。靠某一种文化独统天下是愚昧的妄想，其结果必然会失败。就思想文化而言，其运用是有时效性的，有的思想在此时起作用，而在彼时不起作用；有的思想在彼时起作用，而在此时不起作用。例如儒家的思想体系，在太平世界培育健全人格、治国理政、文明礼仪、稳定社会很起作用，但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中不大起作用。所以，高明的社会管理家，往往是多种思想兼用，因时而变。从西汉先是对儒家的排斥而后来尊崇儒家就证明了这一点。要学会对文化的融合，如此方能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针对当代中国的政治、社会情形以及国际形势，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变的前提下，要大力弘扬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特别要提倡儒家的道德哲学。要把儒家思想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作为社会普众修养人格的价值遵循。马克思主义与儒家并不矛盾，其基本精神气性完全一致，例如共产主义理想与《周礼》中的“大同世界”图景接近；共产主义理想基于公平正义，而儒家强调“中正”、“中直”、“中和”、“中刚”也是强调公平正义。追求的目标一致，只是手段不同罢了。同时，中国最需要民主文化，西方的“自由女神”完全可以作为中国人的精神偶像。“自由女神”那种争取自由、平等、不怕牺牲的精神具有普遍的价值。

第三，扶正必先驱邪。当代中国社会邪气很重，如果不驱邪，正气就难以树起来。要旗帜鲜明地抵制国内外腐朽没落、低级庸俗文化潮流。例如不良宗教文化潮流、物质主义潮流、利己主义潮流、拜金主义潮流以及各类低级庸俗文化潮流。令人困惑的是，多年来，那些分明有损于国家长治久安的文化潮流一直大行其道而得不到制止，那些分明对社会群体健康有益的文化得不到张扬，实在使人扼腕叹息。

第四，关键是领导要像个精神偶像的样子。说句老实话，这些年的领导，给笔者留下良好印象的不多。道德修养差，文化素养低，加上腐败恶风盛行，领导们的形象在群众心中就自然矮小了，被群众嗤之以鼻甚至唾弃了。如果各级领导大多数都是人格健康，是精神的旗帜，道德的偶像，社会风气必然为之一变以至焕然一新。所以，国家治理最要紧的是对各级干部的培养，特别是高级干部的培养。不修身齐家，岂能治国平天下？

第五，要淡化“以经建设为中心”的提法。经济属于物质范畴，抓经济就是抓物质。作为一时的政治纠偏，由偏重抓政治、搞政治运动转变到抓经济为重点是可以的，但长期举起这个提法是值得商榷的。不断以经济为“中心”，精神文明建设必然边缘化。抽象的哲学还讲“物质第一，精神第二”，边缘化后，连第二的位置都谈不上了，在实际工作中就自然而然放松了精神文明建设。请看基层干部，有几个愿意管精神文明工作，原因是得不到物质实际利益。

应该说，“以人为本”的提法层面很高，具有哲学意义。但是，人们在实践好像并没有抓住“以人为本”的要害。关心人民群众生活固然属于“以人为本”，但这只是“以人为本”中的“末”而不是“以人为本中的“本”。按笔者的体会，在社会经济发展建设过程中，首先要抓人的发展和建设，即人的培养、教育、管理，使人成其为“人”。只要人的思想品质好了，道德素养高了，什么事情就好办了。可以肯定地说，首先抓人的建设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比直接抓经济建设高明多了。集中国古人治国管理经验，其关键就是抓人的教育管理不放松。

注释：

① 周公：姓姬名旦（约公元前1100年），亦称叔旦，周文王姬昌第四子。因封地在周(今陕西岐山北)，故称周公或周公旦。是西周初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被尊为儒学奠基人，孔子一生最崇敬的古代圣人之一。

② 伯夷、叔齐：是商末孤竹君的两个儿子。相传其父遗命要立次子叔齐为继承人。孤竹君死后，叔齐让位给伯夷，伯夷不受，叔齐也不愿登位，先后都逃到周国。周武王伐纣，二人叩马谏阻。武王灭商后，他们耻食周粟，采薇而食，饿死于首阳山。（见《吕氏春秋．诚廉》﹑《史记．伯夷列传》）。《论语．公冶长》：“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邢昺疏引《春秋少阳篇》：“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伯，长也；夷，谥。叔齐名智，字公达，伯夷之弟，齐亦谥也。”封建社会里把他们当作抱节守志的典范。

③ 介子推（约？——公元前636年）：晋国贤臣，又名介之推，后人尊为介子。春秋时期，周朝晋国（今山西介休）人，生于闻喜户头村，长在夏县裴介村，因“割股奉君”，隐居“不言禄”之壮举，深得世人怀念。死后葬于介休绵山。晋文公重耳深为愧疚，遂改绵山为介山，并立庙祭祀，由此产生了（清明节前一天）“寒食节”，历代诗家文人留有大量吟咏缅怀诗篇。

④ 嫫毋：中华民族始祖黄帝之妻。相传她貌似丑陋至极，是中国历史上四大丑女之首。但她的德行品性却极佳，堪称女性之楷模。

⑤ 嫘祖，一作“累祖”。传为西陵氏之女，是传说中的北方部落首领黄帝轩辕氏的元妃。她生了玄嚣，昌意二子。玄嚣之子蟜极，之孙为五帝之一的帝喾；昌意娶蜀山氏女为妻，生高阳，继承天下，这就五帝之一的颛顼帝。《史记》提到黄帝娶西陵氏之女嫘祖为妻，她发明了养蚕，为“嫘祖始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