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泊松过程样本轨道:四种视角下的徐志摩！（下篇）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30 12:03:50
三、朋友眼中的徐志摩
徐志摩一生交游很广，朋友极多，他对友情也特别珍爱。他曾创作过一首赞美友情的诗——《难得》，很值得一读：
难得，夜这般的清静/难得，炉火这般的温/更是难得，无言的相对/一双寂寞的灵魂！
也不必筹营，也不必详论/更没有虚骄，猜忌与嫌憎/只静静的坐对着一炉火/只静静的默数远巷的更。
喝一口白水，朋友/滋润你的干裂的口唇/你添上几块煤，朋友/一炉的红焰感念你的殷勤。
在冰冷的冬夜，朋友/人们方始珍重难得的炉薪/在这冰冷的世界/方始凝结了少数同情的心！
我们常说，你如果还不了解一个人，那就看看他读的是什么书，交的什么友吧。一个如此珍爱友情的徐志摩，在朋友的心中又是怎样的一个人呢？让我们读一读徐志摩的朋友张奚若、郁达夫等人评论他的文字吧！
张奚若（1889—1973），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硕士毕业，政治学家，学者。徐志摩美国留学时就与张奚若结识，两人又都是学的政治学，都主张中国应学习西方的政治体制，因此他们的感情非同一般。徐志摩于山东济南罹难，张奚若作为徐志摩的北京朋友的代表，亲临现场处理善后事宜。张奚若解放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教育部长等职。徐志摩逝世，张奚若于《大公报》发表《我所认识的志摩》一文，内有这样的文字：
一个真诗人总有他的理想。雪莱有雪莱的理想，拜伦有拜伦的理想，志摩也有志摩的理想。倘使志摩没有他的理想,则他那多方面的天才均将减色，均将没有多大的意义。志摩的理想，和他的人一样，是很广大，很不容易拿一两个字来形容的。粗浅的说，他的理想是在希望人类品性的改良。因为他不满意于现在的人，同时又希望他能改良，所以他处处崇尚纯洁，崇尚同情，崇尚勇敢，所以他处处攻击虚伪，攻击仇恨，攻击怯懦，他有一首诗的末尾两行是： 抹下西山黄昏的一天紫，也涂不没这人变兽的耻！
我们读此,可以想见他的理想在他胸中是如何的沸涌了。归结一句话，因为志摩的个性这样特殊，人格这样伟大，理想这样高尚，所以他死了，我们的损失也就特别大，也就特别无法补偿。他的死不但是中国文艺界的大不幸，也是中国整个理智阶级的不幸，也是中国全体人民的大不幸！
张奚若不愧于政治学家，他以一个政治学家的眼光，读到了徐志摩的诗歌中关注现实、诅咒战争的那篇《人变兽（战歌之二）》。徐志摩的这首诗发表于1926年6月，当时正值北伐战争。徐志摩从报纸读到“前敌战士，随死随掩，间有未死者，即被活埋”等关于战争使人性泯灭的报道，出于一个人道主义者的正义感，喷涌出了这样的诗行。在此之前，北京还发生了“三·一八”惨案，段祺瑞政府枪杀请愿群众，死伤二百余人。徐志摩也曾写下了《梅雪争春》发表于自己主编的《诗镌》上，对北洋军阀政府予以讽刺抨击。
但如从尊重历史的角度实事求事地评说徐志摩，至1927年他的思想却发生了很大的改变。1927年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战争已在他的家乡江浙一带展开。徐家是当地的首富，属于土豪劣绅，自然首当其冲，列在打倒之列，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不得不避居上海。“四一二”政变后，徐志摩曾找过负责浙江党务的邵元冲，经徐志摩的周旋，徐申如不但由上海返回了家乡，而且还担任了国民党海宁县善后委员会委员，进而参与策划了逮捕国民党左派人士的活动。徐志摩在一封私人信件中曾这样表达着对北伐战争的仇恨：
中国全国正在迅速陷入一个可怕的噩梦中，其中所有的只是理性的死灭和兽性的猖狂。用什么可以挽此狂澜呢？一切明智的力量已遭蹂躏，而且在这个加速崩溃的过程中，余下的一点点也会很快就全然绝迹了。今天是什么样的人掌权呢？无知工人，职业恶棍，加上大部分二十岁以下的少男少女……中国目下的动荡局面实在是一场奇怪而好看的把戏，这是以俄国革命为蓝本的一场拙劣的表演。
知世方能论人，了解了这些史实，我们便会发现张奚若先生对徐志摩的评价且不用说是过誉了，而且是严重的失实了！
徐志摩罹难，朋友追念的悼文中，在我看来，有些未免有为了纪念而纪念的敷衍之嫌，惟有郁达夫的两篇（《志摩在回忆中》《怀四十岁的志摩》）最为深情，最能令人动容。究其原因，固然因为他们有中学同窗之谊，杭州府中学他们同学一载；他们是同乡，均籍贯浙江；他们是同龄人，均为1896年生。除此以外，重要的是他们均为性情中人。徐志摩曾称郁达夫是“绝对率真的人”，赞叹郁达夫于自己的文学作品（包括小说）中能“不留余地地倾倒他自己的灵魂令人惊讶”。其实徐志摩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徐志摩曾坦言：“我是一个信仰感情的人，也许我自己天生就是一个感情性的人。”也正因为如此，他于散文《我所知道的康桥》中开篇就说：“我这一生的周折，大都寻得出感情的线索。”他与罗素素昧平生，为了追随罗素，他放弃了在美国攻读博士的机会，远渡重洋赴英国求学。当他抵达英国时，罗素正在中国访问，当时新闻报道罗素因病死于中国。徐志摩怎么样呢？他说“那不确的死耗传到的时候，我真的出眼泪不够，还做悼诗来了”，虽然最后证实只是谣传，但由此事足见徐志摩属于真性情之人。
其实，还有一点最为重要。那就是徐志摩与郁达夫为了真爱，都曾甘冒天下之大不韪，都曾轰轰烈烈地去爱了一场，并成为世俗与流言的箭靶，这恐怕是他们俩人最为惺惺相惜的原因。当年徐志摩追求林徽因未果，转而追求军阀孙传芳的参谋长王赓的妻子陆小曼，王陆因而离婚，1926年徐志摩与陆小曼“有情人终成眷属”。1928年，郁达夫好事多磨，也终于与结发妻子孙荃分手，与杭州名姝王映霞结为伉俪，时人誉为“富春江上神仙侣”。因为这个原因，郁达夫坦言他写《怀四十岁的志摩》，就是自悼。
作为一位读者，我是十分欣赏郁达夫的散文的。他的散文是用情浇铸、用泪凝成的。《怀四十岁的志摩》的篇尾是那样的一往情深，又是那样的伤感沉郁，怎能不扣动读者的心弦？
“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悼吊志摩,或者也就是变相的自悼罢!
同是在这篇文章中，他热烈地为徐志摩、陆小曼辩护，又何尝不是在为自己辩诬？
情热的人,当然是不能取悦于社会,周旋于家室,更或至于不善用这热情的。志摩在死的前几年的那一种穷状,那是一种变迁,其罪不在小曼,不在小曼以外的他的许多男女友人,当然更不在志摩自身。实在是我们的社会,尤其是那一种借名教作商品的商人根性,因不理解他的缘故,终至于活生生的逼死了他。志摩的死,原觉得可惜得很,人生的三四十前后----他死的时候是三十六岁----正是壮盛到绝顶的黄金年代,他若不死,到现在为止,五六年间,大约我们又可以多读到许多诗样的散文,诗样的小说,以及那一部未了的他的杰作---“诗人的一生”。
郁达夫还曾化用当时流行的影片《三剑客》中的台词说：“假使我马上要死的话,在我死的前头,我就只想做一篇伟大的史诗,来颂美志摩和小曼。”颂赞他们的什么呢？就是颂赞徐陆的情事。“在北平的交际社会里成话柄的时候”，徐志摩所表现的“纯真”与陆小曼所显示的“勇敢”，即敢于不顾纲常名教与宗法家风的勇敢与决绝。
当然，一味耽于情感而无理性判断，必将不能坚守正义的底线。郁达夫重情，但也能明义。即使在如此痛悼徐志摩的散文《怀四十岁的志摩》中，他也没有爱屋及乌，因为喜爱徐志摩而对徐志摩的父亲表达好感。他于《怀四十岁的志摩》中解释为什么徐志摩辞世五年都没有去诗人的墓前凭吊的原因时，这样写道：
志摩落葬之后,我因为不愿意和那一位商人的老先生见面,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去墓前倾一杯酒,献一朵花;但推想起来,墓木纵不可拱,总也已经宿草盈阡了罢?志摩有灵,当能恕我这故意的疏懒!
“商人父亲”就是指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郁达夫的文学倾向是有强烈的平民立场的，他的笔是时常刺向土豪商绅的，他也是痛恨国民党右派的。浙江省国民党党部负责人邵元冲，曾呈请国民党中央通缉过郁达夫、鲁迅，而徐志摩的父亲正是因为买通了邵元冲才得以于1927年的北伐期间逃过一劫，并倚仗邵元冲的庇护才得以重新回到海宁的。回到海宁后，徐申如还协助背叛革命的国民党政府展开对亲共的国民党左派人士的缉捕。这样的人，在郁达夫的眼中怎能不令人心生厌恶之情？
徐志摩是“新月派”人，“新月派”大多为欧美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而“创造社”主要由日本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组成。两个派别曾因文学主张、政治思想的不同而水火不容。郁达夫为“创造社”的掌门人之一，徐志摩却是“新月派”的领军人物。徐志摩与“创造社”的作家如郭沫若等人笔战，杀了个天昏地暗，惟有同郁达夫的私人友谊终生不渝。由此足可以看出郁达夫是能将私德与公德区分开来的人。也正因为如此，我尤其看重郁达夫对徐志摩的评价。
四、我不知道是些什么东西！
父亲、精神恋人、朋友眼中的徐志摩都已写了，尽管他们的文字也涉及徐志摩的“公德”，但毕竟笔墨更多地用于肯定徐志摩的“私德”。鲁迅与徐志摩毫无私人感情而言，而且始终是论敌，借鲁迅的那一双冷眼自然更能见出徐志摩的“公德”。所谓“公德”，即一个人对社会、对民族、对人民、对国家表现出的品德。
现在，比较安全一点的，还有一条路，是不做时评而做艺术家。要为艺术而艺术。住在象牙塔里，目下自然要比别处平安。
…… ……
就我自己说起来，是早就有人劝我不要发议论，不要做杂感，你还是创作去吧！因为做了创作在世界史上有名字，做杂感是没有名字的。其实就是我不做杂感，世界史上，还是没有名字的，这得声明一句，这些劝我做创作，不是写杂感的人们之中，有几个是别有用意，是被我骂过的。所以要我不再做杂感。但是我不听他，因此在北京终于站不住了，不得不躲到厦门图书馆上去了。
…… ……
至于有一班从外国留学回来，自称知识阶级，以为中国没有他们就是灭亡的，却不在我所论之内，像这样的知识阶级，我还不知道是些什么东西！
“被我骂过的”、“别有用意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大家心知肚明，在那个特定的年代，特定的场景之下，显然就是指胡适、徐志摩、陈西滢等人。骂人“不是东西”，也算是刻薄至极了，“不是东西”就是不是人，鲁迅对徐志摩等人的憎恶也算是到了极点了！
这里又不得不解释一下徐志摩的政治立场了。徐志摩自英国留学归来之后，自然是投身到了他的老师梁启超的麾下。黎元洪任北洋军阀政府总统、段祺瑞任国务院总理期间，总统府与国务院为权力分配争斗正酣，梁启超、林长民、汤化龙等人组织“宪法研究会”，支持段祺瑞，并勾结西南军阀，进行政治投机活动，这个政客集团被历史上称为“研究系”。《现代评论》杂志就是由“研究系”把持的刊物。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发生，《现代评论》杂志公开为段祺瑞北洋军阀政府开脱罪责，并倒打一耙，含沙射影地指责是李大钊、鲁迅等人“故意引人去死地”，陈西滢、徐志摩当时就是“现代评论派”的得力干将。
1926年底，当北伐战争不断取得胜利时，“现代评论派”又成了变色龙，又开始背弃北洋军阀政府了。
庆祝和革命没有什么相干，至多不过是种点缀。庆祝、讴歌、陶醉着革命的人们多，好自然是好的，但有时也会使革命精神转成浮滑。革命的势力一扩大，革命的人们一定会多起来。统一以后，我恐怕研究系也要讲革命。去年年底，《现代评论》不就变了论调么？和“三一八惨案”时候的议论一比照，我真疑心他们都得了一种仙丹，忽然脱胎换骨。
鲁迅的政治敏感力是我们不得不佩服的，这篇文章写于“四一二”政变前夕，后来的事实也证明鲁迅的天才般的洞察力。北伐的胜利果实，真的被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完全攫取，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人士惨遭屠戮。像徐志摩的父亲又得以大摇大摆地回到故乡海宁的事例，就是一个明证。
对于胡适、徐志摩、陈西滢等人，鲁迅先生的确是将他们视为资产阶级的乏走狗而看待的。在鲁迅眼中，徐志摩无疑是北洋军阀、国民党政府的帮闲文人。
现在大概也如此。惟方法巧妙得多了，竟至于看不出来。今日文学最巧妙的有所谓为艺术而艺术派。这一派在五四运动时代，确是革命的，因为当时是向“文以载道”说进攻的，但是现在却连反抗性都没有了。不但没有反抗性，而且压制新文学之发生。对社会不敢批评，也不能反抗，若反抗，便说对不起艺术。故也变成帮忙柏勒思（plus）帮闲。为艺术而艺术派对俗事是不问的，但对于俗事如主张为人生而艺术的人是反对的，例如现代评论派，他们反对骂人，但有人骂他们，他们也是要骂的。他们骂骂人的人，正如杀杀人的一样——他们是刽子手。
今日冷静地分析，徐志摩他是有自己的信仰的，而且是有真信仰的。艺术上他一生崇拜的人很多，结识的世界名人也不少，哈代、泰戈尔这些世界级的文豪他都曾一一拜访。英国大哲学家罗素给他的直接教诲更是影响了他的一生，英国女作家曼殊斐尔也让他倾倒仰慕。他拜谒曼殊斐尔只有短短的二十分钟，却为之写下了一篇《曼殊斐尔》的美文，称结识她的二十分钟为不死的二十分钟。他称这份记忆是“美感的记忆”，是“人生最可珍的产业”，他进而认为“认识美的本能是上帝给我们进天堂的一把秘钥”。正是哈代等名作家影响了徐志摩的艺术趣味，使他推崇“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观。罗素一生攻击卑鄙虚伪，提倡世界政府，对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同样审视，热爱和平、文明、人类，崇尚思想自由，主张创作自由，这些更是让徐志摩佩服得五体投地。罗素在困境中越挫越奋从不卑躬屈膝，不向外界力量弯腰的勇敢精神，为反对战争宁肯锒铛入狱也不苟且偷生的大无畏精神，更是深深地感染了徐志摩。罗素毫无疑问是徐志摩一生的精神偶像。
泰戈尔就更不用说了。1924年泰戈尔访华前，徐志摩组织“新月社”，“新月”的名称就是取名于泰戈尔的诗集名。泰戈尔中国访问期间，徐志摩全程陪同并任翻译。泰戈尔主张泛爱，歌颂同情心与生命，热爱大自然，徐志摩也十分认同。
但是在那样一个军阀混战的中国，在那样一个独裁者主宰的中国，在那样一个知识分子连独立的言论自由权都被剥夺了的中国，空谈和平、泛论博爱显然太不切合中国的实际。针对泰戈尔的主张，陈独秀当时就撰文批评说：“泰戈尔所要提倡复活的东方特有之文化，倘只是抽象的空论，而不能在此外具体的指出几样确为现社会进步所需要，请不必多放莠言乱我思想界！泰戈尔，中国老少人妖已经多的不得了啊！”
鲁迅就泰戈尔访问一事，自然也少不了一番评论：“印度的诗圣泰戈尔先生光临中国之际，像一大瓶好香水似地很熏上了几位先生们以文气和玄气。”（《论照相之类》）言辞中不乏挖苦嘲讽，徐志摩当然就是“几位先生们”当中的一位了。
对徐志摩崇拜的英国哲学家罗素与法国文学家罗曼·罗兰，鲁迅也少不了批判：“英国的罗素，法国的罗曼·罗兰反对欧战，大家以为他们了不起，其实幸而他们的话没有实行，否则德国早已打进英国和法国了。”（《关于知识阶级》）
时过境迁，由今日的眼光来论当年的是非，我们该心平气和了吧！罗曼·罗兰、泰戈尔、罗素的主张，今日的学者称之为“普世价值”，如人应该有同情心，应该捍卫世界和平，爱是人类的天性，崇尚大自然，自由平等是天赋的人权，宽容与博爱应成为人类共同坚守的信仰。何为“普世价值”？即能超越种族、国家、时代，全世界都应该恪守的价值。如今，泰戈尔、罗曼·罗兰、罗素等人作品都已进入了中学语文课本，这不能不说是时间老人送给今天的孩子的一份厚礼了！
以政治标准来评判徐志摩，鲁迅与徐志摩显然是对立的两极，这种对立是客观存在的。
论及这一点，让我又想起了郁达夫《志摩在回忆里》中的一段文字：
“诗人老去，又遭了新时代的摈斥，他老人家的悲哀，正是孔子的悲哀。”因为泰戈尔这一回是刚从美国、日本讲演回来，在日本在美国都受了一部分新人的排斥，所以心里是不十分快活的，并且又因年老之故，在路上更染了一场重病。志摩对我说这几句话的时候，双眼呆看着远处，脸色变得青灰，声音也特别的低。我和志摩来往了这许多年，在他脸上看出悲哀的表情来的事情，这实在是最初也便是最后的一次。
这段文字，描摹的是1929年6月15日的事。泰戈尔访问美国、日本之后归国，途经上海，郁达夫曾陪同徐志摩去上海码头看望泰戈尔。徐志摩以孔子为喻感叹泰戈尔生不逢时，其实，徐志摩又何尝不是在感叹自己呢？徐志摩的政治主张、文学主张不合时宜，又何尝不是孔子式的悲哀呢？
让我们记住郁达夫先生为我们描摹的诗人泰戈尔的肖像吧——双眼呆看着远处，脸色青灰，脸上现出悲哀的表情。
其实，徐志摩的那副肖像，又何尝不是那个年代所有妄图借鉴西方政体来改变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共同的肖像呢？
诗人已逝，对于徐志摩，我依然要说，读他的作品吧，尽量靠近他，靠近他的心灵，评述他是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