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存货的论文:《诗歌决不能中产阶级》

徐乡愁

新世纪的头十年，以“下半身”和“垃圾派”为代表的先锋诗歌继“朦胧诗”，“第三代”之后，又继续领跑中国现代诗歌长达近十年的时间，诗歌的美学原则再一次被刷新。但这十年间的中后期，中国诗坛先后发生过四次诗歌的“求和”或者“妥协”事件。第一次求和：小文人诗歌（2006年）,自怜自叹、自怨自艾、回避现实乃至躲避现实的创作趣味, 故弄玄虚或风花雪月为特征）；第二次求和：天问诗歌公约（2007年）：十四个体制或准体制的诗人给自己定八条创作纪律来严重约束诗人的个性）；第三次求和：地震诗潮（2008年）整个诗坛都在写一种伪抒情的诗，包括全部体制诗人和部分先锋诗人；第四次求和：中产阶级写作（2009年）,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诗人写一些不偏不倚不痛不痒的诗歌。前三次事件，我曾经写过三个短文。这最后一个，也不得不说几句：

什么中产阶级写作？按照他们自己的解释，简单点说就是经济上处于社会中间阶层的诗人，写一些不盲目反抗主流意识，没有太多的解构，反映自己知足的生活或醉生梦死的写作，来表达社会的和谐性。我又看了一下诗选名单，共32人，从抒情诗人到传统诗人，从口语写作到第三代，从知识分子到民间写作，从下半身到垃圾派，庞杂得什么写作的都有，有拉明星大腕来垫背的嫌疑这个先不说，他们居然把不符合所谓中产阶级写作标准甚至完全相反的先锋诗人也装进他们的大筐里，很有些不伦不类。

伊沙，不管有多少人骂他，或者他骂过多少人，有一点是不争的事实，他是民间写作时代最杰出的诗人，曾经领衔一个诗歌时代，和知识分子写作同样最杰出的诗人海子相映成趣，把他拿入中产阶级写作，简直是对伊沙诗歌地位的文明侮辱。还有于坚，李亚伟和翟永明，分别是第三代的旗帜性人物或顶尖高手，他们都以先锋写作的经典身份载入当代文学的史册。皮旦和尹丽川，分别是垃圾派和下半身的标志性诗人，把他们都纳入中产阶级写作，这个玩笑也实在是开得太离谱了点。还有中间代创始人安琪，下半身创始人朵渔，意象代表余怒，撒娇代表默默，莽汉名家马松，第三代名家王冥，梁晓明，知识分子名家张曙光，陈先发，陈东东等等，他们的风格炯异，有的还相反，而且不在同一个时代，他们都各自在诗坛上有品牌性作品，编者硬要把这些人放在一起，如果取名《当代新诗选》或《当代混杂人群诗选》也无可厚非，但非要胡乱的编成自称有流派性质的《中产阶级诗选》，没有一个大致的方向性，是拉杂凌乱的，随意凑数的，是自相矛盾的，是乱弹琴。

白鸦一直是反对下半身和垃圾派的诗歌探索，多次断章取义地拼凑些文章来无理抨击我们所谓的“人文简化”，企图把诗歌又恢复到以象征为主的诗歌老路上去。白鸦的那一套其实就是老掉牙的神性写作的后续。有大学教授蓝棣之和杨四平二位以及同行诗友北魏的支持，他好象伪信心还满足的。上面提到的诗人，不知他们到底是对中产阶级诗选不知情呢还是对白鸦们的瞎掰听之任之？好像很少有人反对。别的诗人不好劝说，就说一说同在一个诗群的皮旦，你老兄居然也进入那个圈子。要知道，中产阶级立场跟垃圾派写作是完全背道而驰的，能得到那几个所谓中产阶级评论家的表扬和推举，一定不是什么好事。

中国到底有没有中产阶级？当然有，而且还不少。国家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一部分人的确先富裕了起来。遗憾的是，其中只有少数人是凭劳动致富的(经商，炒股，出书，养殖，演出，科研发明，旅游开发等)，而更多人是靠手中握有的权力官商勾结进行钱权交易，或者钻政策的空子既坑害国家也欺骗人民， 或乱办工厂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或垄断行业看似为人民服务实则是大量洗钱等等等等。这些人一夜暴富，他们的心态便发生了极具变化，他们以社会主流和上层自居，他们视官员为上帝，视平民为草芥，只讲物质享受醉生梦死，不讲社会奉献回报社会，如果中国有太多后一类的中产阶级，这个民族让人感到的绝望!

中国到底有没有中产阶级诗歌？答案也是肯定的。凡是哪些作者有一定身份，专写不先锋，不激进，不开放，主动向上面求和，向世界退让，向社会妥协的分行文字都属于中产阶级诗歌。他们也许比小文人诗歌“叙述”一点，比天问诗歌“技巧”一点，比地震诗歌“知识”一点。中产阶级诗歌对中国新诗的发展没有意义，对诗歌美学也没有贡献。中产阶级诗歌是“犯上”与“歌颂”的中间地带，是下半身和垃圾派鼎盛时期以后的缓冲，是中庸，中立, 中和，中性，中峰，中落，但不是中坚，中枢，中用，中流，中兴。中产阶级诗歌的提出是想营造我们这个垃圾时代有钱有权阶级安于现状欺上瞒下混淆视听的一种伪和谐! 所以面对经济和艺术，我们可以中产阶级，但不可以中产阶级诗歌！

2009.4.2.

本贴由徐乡愁于2009年4月02日14:16:59在〖北京评论〗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