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商商品交易提现快吗:马克思恩格斯论法国大革命的起因和特点 （

马克思恩格斯论法国大革命的起因和特点 （4）

IV. e）督政府和拿破仑统治时期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罗伯斯庇尔的倒台标志着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最终胜利。“反动力量又走上前台，平民，即后来无产阶级的先驱者，只有他们的能量能拯救革命，现在他们被迫回归理智和秩序。”有产资产阶级如今才开始充分展现自己，同时，与他们联系在一起的典型的弊病也开始了：商业诈骗，毫无顾忌的竞争，腐败，卖淫和犯罪：

    “在督政府统治时期，资产阶级社会——大革命已经使它摆脱了封建束缚并得到正式承认，虽然恐怖统治一度想把古代政治生活奉献给它——产生出强大的生活潮流。对商业行为的狂热、致富的渴求、新的资产阶级生活的陶醉：这些最初的自我满足还是大大咧咧、肤浅轻浮、让人麻醉的；这是法国土地上真正的启蒙，大革命的铁锤已经粉碎了这片土地上的封建残余，而许多新所有者最初的狂热又将这片土地置于某种普遍的文化氛围中；还有最初的自由产业活动——这些就是新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几个生活表现。”

    对于督政府和拿破仑统治时期的个别事件，马克思和恩格斯很少关注。他们只是谈到了罗伯斯庇尔倒台后雅各宾派的失势，1795年10月的葡月起义，1796年9月9日的格伦内尔街密谋，以及资产阶级内部在这个时期发生分裂的事实。恩格斯把1795年的法国政府比作高利贷者，他对这个时期的评价根本上说是消极的，他觉得当时唱主角的是投资商和骗子，这比马克思的看法更严厉。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正是有产资产阶级在1799年把法国国家交给了拿破仑 波拿巴。为了有意识地与当时巴登的两位自由主义者Rotteck和Welcker划清界限，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认为，整个革命运动随着共和8年雾月18日的拿破仑政变而熄灭。恰恰相反：拿破仑在很多方面继承了1793-94年的传统，同时人们又不必把他算作像罗伯斯庇尔和圣鞠斯特那样的恐怖派：“然而拿破仑已经对现代国家的本质有了深刻的见解：这样的国家以资产阶级社会毫无阻碍的发展、以私人利益的自由运动等为基础。他决心承认并保护这一基础。”

    自由资产阶级的成员正是以这种方式成为最初的独裁体制的主要领导人，而有产资产阶级最初完全赞同拿破仑的政府政策。此后的情况越来越表明，拿破仑在维护大革命的主要成果时，其国家观念却接近于绝对主义：“拿破仑认为国家本身就是目的，资产阶级生活只是财务主管、是国家的从属者、不能有丝毫的自我意志。他以持续的战争取代了持续的革命，从而也执行了恐怖主义。”

    在这个问题上，国家机器扮演了决定性作用，不过，拿破仑把国家机器改造为完全为自己的军事扩张目的服务。在那些年的霸权政策中，法国的民族主义得到了完全的满足。但是，法国的工商业日益受到损害，所有意识形态分子和“工商业人士”对拿破仑的唾弃最终导致了他的倒台，虽然作为皇帝他曾通过以归还财产的方式，以“挑选被1789年革命剥夺的正统分子的形式”而赢得了旧贵族的支持。不过最终是交易所的力量战胜了这位军事天才：“法国的商人们对最初动摇拿破仑政权的事件早有准备。由于巴黎的投机商人为制造的饥饿，拿破仑入侵俄国的计划几乎推迟了两个月，因而不得不改在一个大为提前的冬天里进行。”

    关于拿破仑在1814和1815年逊位的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逐一评述。不过他们十分清晰地宣称，拿破仑时代属于法国大革命的时代。比如，恩格斯曾写道：“对拿破仑的胜利是欧洲君主们对法国大革命的胜利，拿破仑帝国是大革命的最后一个阶段。”

    当然，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看法，法国大革命并没有随拿破仑的覆灭而最终结束。短期而言，虽然1830年之前的波旁复辟王朝以反革命的形式来对抗大革命，但大革命在1830年的7月革命中实现了“其1789年的愿望”：“区别只在于，大革命的政治启蒙如今完成了，不过在立宪代议制国家中，政治启蒙不再意味着对理想国家的追求、不再被视为全世界的福音和全人类的目标，而仅仅是从政治上承认大革命特有的利益”。1830年，资产阶级——准确地说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即金融资产阶级——最终掌握了政权。这个阶级已放弃扮演全体受苦人的代表的目标，转而公开表现为自私的统治阶级。

    不过，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眼里，即便是1830年这个标志性的年份也不意味着法国大革命的全部过程的终结：“法国大革命的生命史开始于1789年，在1830年这一标志性的时刻，它因为对其社会意义的意识而得以丰富，它赢得这一胜利，但革命并未结束。”换言之，此前获胜的仅仅是大革命中的一个元素，即资产阶级中的一个集团。大革命中的其他元素依然在等待他们的胜利；很容易作出这样的推论：马克思和恩格斯这里指的阶级和阶层，是1793-94年的恐怖期间的统治阶层，也就是“无产大众”、“无产阶级”、“前无产阶级”，或者成为“民众”Plebejer。不言而喻，从这个观点来看，只有在作某些保留的情况下，才能以“资产阶级革命”来称呼法国大革命的整个过程。

IV. f） 法国大革命的成就及后果

    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规模和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经常在个别问题上出现矛盾，他们的很多说法明显缩小了1789年革命及其影响——这一点已经指出过——以致可以得出这样的看法：恩格斯关于大革命成就和影响的看法有时候比马克思更具批判色彩。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大革命的事件及影响的评述有很多，其中明显的一点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创造者是“上次法国革命中的英雄，即革命中的党派和大众”。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致认为，粉碎封建主义——两位作者多次就这个说法在各种语境中进行过阐述——及“最极端的资产阶级统治”的确立过程（这个说法也曾在多种语境下被加以论述）是1789年革命的最突出的成就。从这个角度看，资产阶级这次成功的革命是“历史上经历的最宏大的革命”，它也是“为现代世界……奠基”的革命。此外，两位作者断然拒绝这样的观点，即1789年的变革是由思想引起的：“观念绝不能超越旧世界、而只能超越旧世界的观念。观念根本不能导出任何东西。而观念的导出需要有实践力量所召唤的人。”

    所以，尽管法国大革命中有各种因素反对等级君主制和封建贵族，并投身与此相关的严酷斗争，但这也是带有现实利益的现实的社会集团之间的斗争。资产阶级在斗争中获得了胜利者的位置。关于这一事实，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为批驳布鲁诺 鲍威尔而写下的《神圣家族》中以最尖锐的措辞表达了出来：

    “1789年革命中的资产阶级的利益远不是‘错失了’，而是‘获得了’一切，获得了‘最具进取精神的成就’，正如‘激情’烟消云散、曾给当时这种尚在襁褓中的利益戴上花环的‘热情’之花凋谢了一样。这种‘利益’是如此强大，以致战胜了马拉的笔、恐怖者的断头台、拿破仑的剑以及耶稣受难十字架和波旁家族的纯正血统。在革命中‘失去’的只有全体大众，在政治观念中，他们没有表达自己真实‘利益’的观念，他们真正的生活原则不是与大革命的生活原则同步出现的，他们解放的真正条件根本不同于资产阶级可以解放自己及其社会的条件。”

    不过，思想运动的往复也是法国大革命的重要现象。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法国大革命的核心意义是共产主义思想的产生，它最初于1789年在社会主义圈子（Cercle social）中崭露头角，接着出现在恐怖时期的勒克莱克和扎克 卢的集团中，督政府时期出现在巴贝夫密谋中。1830年革命之后，邦纳罗蒂又将共产主义思想引入法国：“这种坚定发展中的观念是关于新世界状况的观念”。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法国大革命在思想领域堪称共产主义的助产婆，而在法学和司法领域，大革命由于其首创性、或曰在拿破仑时代的民法典和刑法典的制定中、在现代民法和刑法的起草中而被认可为某种抽象的普遍标准。恩格斯写道，民法典尤其是法国大革命的成果的法国表现：典范地将罗马法——“即与那种被马克思称为‘商品生产’的经济发展阶段相匹配的法律关系的近乎完美的表现”——适应于现代资本主义关系：这一适应工作是如此卓越，“以致这部革命法国的法律文本今天还在所有其他国家——英国也不例外——当作产权改革的典范。”

    对于作为资产阶级社会最重要执行组织者的拿破仑，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他的批判引人瞩目地稀少，毋宁说，他们认为拿破仑是个“非同寻常的人物”：他“在法国内部首次创造出自由竞争得以发展、碎化的地产被剥削的条件，而摆脱了束缚的民族工业生产力也有可能利用这些条件；在法国的边境之外，他到处扫除封建结构——只要有这个必要——以便在欧洲大陆创造与法国的资产阶级社会相匹配、符合时代要求的环境。

    因此拿破仑是对向整个欧洲输出革命贡献最大的人。从军事上说，恐怖时期的人民军队在很多方面做不到这一点，不过“各民族之间的友爱”推动它前进，而拿破仑从军事战术和战略上对它进行了决定性的改进，从而令欧洲屈服。在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指出，拿破仑法典在莱茵河左岸的前德意志土地上推行，从而“一劳永逸地消灭了向仁慈的领主支付的各种徭役、贡赋和税金等破烂货色——还有领主制度本身”。

    此外，只有法国大革命能把阿尔萨斯变成法国的（恩格斯称1871年德意志帝国收取阿尔萨斯是“对法国大革命的一次报复”），也就是说，只有法国大革命能够通过领土征服来加强首都巴黎的战略地位。与这一说法相联系的是，恩格斯在1860年一本题为《萨伏伊、尼斯和莱茵》的小册中提出了一些特别尖锐的评论：“1792年到1812年被法国兼并的国家，谁也丝毫不想再次被置于别人的卵翼之下，这一点理所当然。人们已经收获了第一次法国革命的成果，然而人们也从心底里厌烦了严厉的行政集权、省长管理体制、以及巴黎派来的文明使者的那种不容置辩的劲头。”

    在国际政治领域，恩格斯也进一步指出了大革命对法国造成的不利的发展趋势：由于对外政策的演变，英国在整个革命时代几乎一直与法国处于战争状态。由于英国占据海上优势，能够切断法国同其殖民地的联系，乃至兼并这些殖民地、摧毁法国规模巨大的海外贸易。因此，大革命迫使法国退出了海上强国的行列，它只能退回到欧洲强国的地位而没有可观的海外势力。马克思指出了另一个发展趋势，在他看来，这个趋势对法国而言是一把双刃剑：法国自大革命以来拥有卓越的军事组织，然而此后军队支配了法国；在这里，马克思自然想到了拿破仑三世及其扩张计划，他认为这些计划是对欧洲的威胁。刚才引述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说法清楚地表明，两位作者很可能想区分法国大革命的积极和消极的结果和影响——无论是对法国还是对欧洲。因此恩格斯曾十分准确地指出，笼统地歌颂革命是错误的：“对第一次法国革命的评论不能是完全一致的：对最初被罗伯斯庇尔砍头的人而言，发生的事情都是正当的，然而罗伯斯庇尔本人呢？”

    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隐瞒他们自己受到了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在1848年革命中，他们尤其强烈地感受到1789年历史经历的影响：“那场革命正是支配着自1789年以来的整个欧洲历史的事件，现在它又发出了全面变革的信号。”不过，他们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个别事件和整体过程的评论表明，就19世纪对这一问题所能了解的程度来说，如果不考虑当时普遍存在的资料匮乏的情形，他们了解有关这个问题的基本信息。

V.  法国大革命：政治、社会还是经济革命

    根据恩格斯1885年一个明显包含了马克思观点的评论，法国是这样一个国家，“这里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总是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来得更为彻底，其不断变化的政治形式也显得最为棱角分明：而阶级斗争就在这些政治形式中展开，斗争的结果也包含在其中。”因此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法国明显存在繁多的阶级冲突，然而问题是，作为法国历史进程中最重要的阶级斗争的大革命，究竟在何种程度上表现出从封建主义向资产阶级社会过渡期间的革命的典型标志？或者说，法国大革命是否可以如人们经常认为的那样，被视为资产阶级的“模范革命”？

    这个问题的提出意味着抛出两个问题：A.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谓的资产阶级革命到底意味着什么，标志这种革命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变革现象到底有哪些？ B. 他们在何种程度上以相关的标准来论述法国大革命，或者说，法国大革命在何种程度上符合这些标准？

    “资产阶级革命”（buergerliche Revolution）这一概念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著作中只出现过十来次。这个称呼主要是在松散的比较视角中用来指称宗教改革、1648年英国革命和1789年法国革命，而这对概念的阐明没有直接意义——如果没有对相应的历史进程的分析的话。此外，“资产阶级革命”被笼统地等同于“资产阶级统治的建立”和“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等级制和绝对君主制的革命运动”，而这类说法同样不能得出任何精确的陈述，因为概念中的组成要素存在问题。因此，对于我们提出的基本问题的分析，必须转向这样一个问题，即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政治、社会和经济革命的直接理解到底如何。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政治革命始终只是部分的革命，确切地说，只是政治状态对“经济状况”的适应，是“现代国家结构中的上层建筑”对变化了的经济条件的适应。一般而言，这样的政治革命是一种典型的革命，即资产阶级在封建社会母体中进行的反对封建等级制和绝对君主制的革命，其目标是建立资产阶级革命。

    这种政治革命的典范，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就是法国大革命。判断政治革命的标准正是从这场革命发展而来的：“一次局部的政治革命的基础何在？在于资产阶级社会的一部分获得解放并获得全面的统治权，在于特定的阶级从其特定的处境出发而致力于社会的全面解放。这个阶级解放了整个社会，但须有这样的前提：整个社会融入这个阶级的处境之中，即占有金钱或教养，或者能够赚取到其中的一个。”

    在法国大革命中赢得普遍统治权的是资产阶级；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这次革命称为“资产阶级的政治胜利”。与1789年革命的纯粹政治性质相应的是，大革命并没有产生人类的全面解放，而只是人对于国家的政治解放。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眼中，单纯的政治解放的典型范例表现在法国大革命发布的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之中；这一判断既适用于1789年人权宣言，也适用于1793年的。在当时的革命进程中，国家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共同体被分裂了、孤立了；公民和私人、国家组织和社会组织彼此撕裂了。此外，为私人状态的人无节制的辩护导致了社会的彻底物质化和人的极端个人化，从此以后，私人利益、私有财产以及与此相连的利己主义对人的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并使对普遍福利负有责任的公民成为空洞道德个体。

    针对这种状况，马克思和恩格斯有意识地提出了某种针锋相对的人类解放学说。私人状态的个人因全然孤立于共同体而产生了异化，而对异化的克服（或扬弃）必须以对私有制的克服（或扬弃）为前提，因为私有制是个人利己主义的根源。然而，消除私有制不是任何一种政治革命、而是全面的社会革命的任务。共产主义或曰无产阶级革命将是这样的彻底革命：它将消灭一切政治设置，即国家，并扬弃劳动分工。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对于这样全面的社会革命，当时只有英国才有成熟的条件：英国是个独一无二的国家，“不可避免的社会革命可能以和平而合法的手段来完成”。不过，在两位作者看来，社会革命的某些要素独立于此前的政治革命，它们已然存在：确切地说，这些要素是始终牵涉社会需求的要素。

    法国大革命再次为此提供了最重要的例证。这场革命完全不同于围绕某种国家形态的简单斗争。首都的粮食供应问题、饥饿反叛、针对粮食收购的法律、革命军队“对宫殿战争、对茅屋和平的”的战斗号召：所有这些现象都非常清楚地表明，大革命涉及的不仅仅是政治组织问题。相反，大革命中前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可以说已经有了非常明显的社会维度：“说到底，众所周知的是，1793年的宪法和恐怖来源于以愤怒的无产阶级为支持的党派，罗伯斯庇尔的倒台标志着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胜利，巴贝夫为平等而密谋将93年民主制的最终推论——就当是的可能性而言——揭示了出来”。恩格斯在提到以恐怖为阶级冲突为依据的恐怖时甚至说：“法国大革命自始至终都是一场社会运动。”不过，应该从上下文的语境来理解这句话，也就是说，恩格斯是在论述过去的前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失败的斗争时才这样说的。

    关于经济革命究竟意味着什么，马克思和恩格斯留给我们的阐述非常少。关于全面变革过程的评论，我们总是要区分两种情况，一是“如实地反映了经济生产条件中物质性、自然科学性质的变革”，另一个是“法律、政治、宗教、艺术和哲学，简言之，一切意识形态的形式，而人们正是在这些形式中意识到冲突，并战斗到底”。由此可以确认，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经济革命”的概念指的是生产工具和生产条件领域内的革命。这样的革命也可能影响到某些阶级的社会关系，正如工业革命中表现的那样，因此经济革命从概念上说也可包括这样的社会变革过程。然而，决不能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理解的“政治革命”的内容归结到经济革命的概念中。毋宁说，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是相互补充的。对此恩格斯阐述说：“至少近代史已经表明，所有政治斗争最终都转向寻求经济解放的阶级斗争和阶级解放斗争——尽管这些斗争都有必要的政治形式，因为每个阶级斗争也都是政治斗争。”

    如果将这些表述运用于法国大革命，我们不得不承认，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大革命作为政治革命的评论，与大革命作为经济解放进程的意义，二者之间存在某种矛盾。正如已经提到的，作为政治革命的大革命保障了“资产阶级在法国的政治胜利”，大革命“以比欧洲任何其他国家都更为典范的方式奠定了纯粹的资产阶级的统治”。然而，正如我们在“协作制—工场制—大工业”那一章看到的，大革命没有、或最多从1800年以后才对经济进步有了微弱影响。另外可以肯定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作品中已清楚地表明，生产关系、政治经济学问题究竟对他们有多重要。如果他们在法国大革命的进程中注意到生产工具和生产条件的变革的话，很难想象他们对此不予论述。于是法国大革命的意义之中便产生了一个矛盾，看来这个矛盾还没有解决。

    从上述分析出发，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否认为法国大革命是“典范革命”的问题也能基本得到解答。对两位作者而言——用马克思的话来说——社会的经济结构是“法律和政治上层建筑赖以构建的真正基础，特定的社会意识形式是与其基础对应的”。在两位作者眼中，工业革命的发展是他们经历的最重要的历史进程。马克思以形象的语言评论说：“蒸汽、电力和纺织机作为革命者的危险性，要大于Barbes、拉斯帕伊和布朗基等公民”——人们可以毫不犹豫地将罗伯斯庇尔、圣鞠斯特等人的名字放在后一类革命者中间。

    因此，对于法国和欧洲的经济发展而言，法国大革命的意义相对较小，故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来看，大革命对于他们的辩证认识中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发展，其意义不可高估。当然，这并不是说，法国大革命或近代史上的其他革命能够自动被视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典范。毋宁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社会的革命斗争中的各种表现形式，既典型地出现在1648年的英国革命中，也出现在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未把自己的视野局限在个别欧洲国家。由此看来，欧洲各国各自有其独特的功能。资产阶级革命的本质体现在其整体性中。 

E. Hinrichs etc. Eds., Vom Ancien Régime zur französisch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