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彬哈佛大学:辛亥革命城市地图：在城市街道巷陌中的故事@

2011年10月10日
来源：《小康》杂志  

辛亥百年的启示

回望100年前，我们仍能得到很多启示。百年前辛亥革命所点燃的追求民族独立、国家复兴、社会进步、个性自由的种种现代化追求，冀望能在这一代人手中得到延续和传承。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世界潮流是什么？1911年尚在美国流亡的孙中山，看到的是一个正在蓬勃向上的国家。这一年，美国铁路里程达到了541,028公里，超过了世界其他所有地区铁路长度之总和。美国开始建立一个从未有过的公用事业网，包括公共设施、自来水、煤气、电力等，这是一个完全不同于古老中国的崭新国度。

英国是当时名符其实的世界工厂，“每天早晨世人醒来的时候，总是已经有新机器开始运转，每夜世人进晚餐的时候，它还在运转不休。”温斯顿·邱吉尔如此描述彼时的英国。1911年的英国，农业人口只占到8%，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完成城市化的国度。

德国、法国、意大利，包括东方的日本，都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崛起，世界贸易总额比任何一个时代都增多了，从1903年到1911的八年间，世界贸易额增加了50%。这就是潮流，世界开始变平，资本开始流动，先进的技术和制度影响着时代与潮流。

辛亥风起，只用了三个月时间就终结了清帝国268年的统治。1911年的报刊杂志中，充斥着“共和”、“革命”、“平等”、“自由”、“建设”的字眼，但是当这些革命者开始建设一个新的国度时，他们发现自己面对的仍然是一个庞大的旧体系。

回溯历史似乎能给我们提供一些新的发现。当孙中山意在克隆正在上升期的美国制度时，彼时正在迈入世界第三大贸易国的美国，却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内部危机。“工业文明综合症”，政治腐败、道德失范、贫富悬殊、劳资冲突剧烈、经济秩序混乱等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引发不断的冲突。当时“黑幕运动”的揭发者们甚至冲动地批评道：“我们所拥护的伟大政府多次被人利用来牟取私利。”

美国的精英阶层由此发起了一场“进步运动”，从政治上争取妇女选举权，在城市进行市政改革，在经济领域有反托拉斯运动，从救济穷人和改善工人待遇的社会正义运动到自然资源的保护，囊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意在重建社会价值体系和经济秩序。

这是一场上下结合的改革，当时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是坚定的支持者，他曾冒着种族冲突的风险，邀请著名的黑人领袖华盛顿共进晚餐，商讨问题。他也支持新闻记者林肯·斯蒂芬斯、麦克卢尔、厄普顿·辛克莱等人进行的“扒粪运动”，正是厄普顿·辛克莱的《屠场》一书促成了美国《纯净食品及药物管理法》的通过。

现在的中国，面临的挑战不亚于百年前的美国，追求社会正义的呼声亦是百年来国人一直在努力的目标。公正和效率、革新和稳定、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都需要有新的思维与新的方法，以公共利益为中心的变革需要上下结合，来构建更为宽松的舆论环境，来打破更多的利益桎梏，来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唯有如此，100年前辛亥革命所点燃的追求民族独立、国家复兴、社会进步、个性自由的种种现代化追求，方能在这一代人手中得到延续和传承。

辛亥城市地图

“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的广州，在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坚韧中，在黄花岗72烈士的悲壮和《与妻书》的柔情中，锻造着城市的性格。而辛亥革命爆发在武汉也绝非偶然，这个城市在100年里几度辉煌又几度沉浮，渴望着回归、发展和超越。只存在短短91天的南京临时政府，确立了中国人对人权、民主、法治理念与共和制度的感知。而在孙中山的故乡，中山市百年来凸显着中西文化的交融与碰撞。

在100年的岁月里，这些城市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城变，在每一次的城变中，都不难看到百年前的辛亥革命所赋予这些城市的历史与现实的基因。而今天，恰逢辛亥百年的纪念日，这些城市的主政者们正以各种方式，将“辛亥”这张名片擦亮，在这张城市名片上添加各种新的内容。未来十年，这些变化将在广州黄埔军校所在地长洲岛逐渐显现，在武汉酝酿的再次崛起中实现，在南京潜心打造的深具历史遗韵的城市魅力中展现，在中山谋求经济与民生均衡发展的人文思路中呈现。

“城市是一本打开的书，从中可以看到它的抱负”——美国建筑学家沙里宁的这句话，为那些在纪念辛亥百年的天时地利里，要雄心勃勃唱一场大戏的城市主政者们做了很好的注解。

回溯历史，能够让我们更好地看清未来；善待今天，就是对往事最好的纪念。

孙中山先生晚年所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今天仍然在我们耳边时时响起。辛亥百年留给城市的，不仅仅是建筑、博物馆、历史典籍，更重要的，还有对政治、法律、国民观念的深深思考。

我们的故事，从辛亥革命的旧事开始，在城市的街道巷陌中展开，但结局，还远未写好。

广州：辛亥赋予的城市基因

作为中国近现代革命策源地，广州一直是引领风潮之地。百年之后，广州市委书记张广宁不仅要把“辛亥”这张名片擦亮，还准备在这张名片上增添一些新的内容，这些变化未来十年将在黄埔军校所在地长洲岛逐渐显现

文｜《小康》记者 刘建华 广州报道

100年前的农历三月二十九日，100多位同盟会会员为推翻腐朽清廷，在广州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广州大元帅府纪念馆馆长李穗梅说，“尽管枪声并没有持续多久，最后也是以失败告终，但却打开了大清王朝的历史闸门，民主革命的进程排山倒海而来”。

此后的百年岁月里，广州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城变。

在每一次城变中，都不难看到辛亥革命所赋予这座城市的历史与现实基因。在某种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已经成为广州百年城史的解码。

辛亥年的广州

辛亥年的广州，是一个正在兴起的商业城市。

据广东省咨议局在1909年的调查，广州城内的商业店铺，有2.7524万家，其时的广州人口约为60万，从事商业活动的人群占据了此城接近三分之一。远离帝都，开埠近半个世纪后，西式的商品、生活方式包括西洋文明正在逐步影响广州的民众。

在变局未启之前，广州还被朝廷视为蛮荒之地。但有着世界眼光的人们则已经有了不同的视角，梁启超在流亡日本时说道：“在中国地图上，广东是边缘。但在世界地图上，广东是中西交通之重要孔道。”

日渐开放的观念造就了后来的第一批革命党人，当时从广州到香港、澳门，不需要办任何出入境手续，在广州花几角钱买张船票，次日清早就到香港上岸。香港和广州就此成为孙中山经常驻足的城市，他在香港接受来自国外的各种先进思想，在广州结交各界仁人志士，为日后谋划起义打下人脉基础。

1895年，孙中山到香港建立兴中会总部，策划广州起义。“孙中山表示要倾覆清政府，在两广独立成立共和国，但这是一次还没有发动就失败的起义。”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邱捷说，领导广州起义时，孙中山年仅29岁。

也是自广州起义后，孙中山在人们心目中逐渐成为“革命党”的代表者和旗帜。

“此后的孙中山可谓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越挫越勇。”李穗梅说。孙中山的《孙文学说》曾回顾兴中会建立到黄花岗起义之间的10次起义，其中8次是在广东境内举行的。

在邱捷看来，孙中山和他的同志一再把广东选择为武装起义的突破口以及革命力量的集结基地，很大程度是考虑到“广东人”这个因素。在进行反清活动时，孙中山对在什么地方发动起义最适宜，一直有过各种考虑，革命党内部也有过不同意见，但从革命党本身的力量和广东所具备的地利、人和条件来看，孙中山在广东以外很难找到更合适的举义之地。但孙中山的目标并非局限于广东，他希望在广东率先起义，然后把革命推向全国。

这些在广州或以广州为攻占目标或策应之地的起义，最终点燃了辛亥的革命之火。“广州作为辛亥革命策源地的地位不容置疑。”邱捷说。

百年之变

辛亥年的革命改变了历史的进程，也改变了广州这座城市的发展方向。

孙中山在其《建国方略》之《实业计划》中，规划要点“吾人之南方大港，当然为广州”。在他的计划中，要“改良广州为一世界港”，以此为中心发展水路、铁路和公路，要把广州建设成为一个“花园城市”。

广州的第一波城市化浪潮在革命后开启，其时大量的城墙被拆掉，改作骑楼街，形成了几个商圈。广州今天的上九路、下九路，中山五路、中山六路，还留存不多的骑楼建筑，成为了广州城市文化标志性建筑之一。两排骑楼之间是马路，专供马车行驶的车道，楼上面住人，楼下的走道则是专用人行道。

这算是引进当时最先进的交通理念，1918年，广州有马路6公里，到1928年则完成马路建设35公里。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建筑系副主任、建筑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冯江说：“很多人都认为骑楼是‘广府文化’的名片。但骑楼存在的历史并不长，是国民政府期间的产物。”

1921年，孙中山之子孙科任广州市市长，是年2月15日广州成立市政厅，这是广州第一个主持政府事务的机构，标志着广州正式建市。市政厅下设有几大局，其中工务局具体操办城市建设。当时广州市工务局的局长程天固，一上任就确定建设城市要有个交通网的概念。广州市大小街巷不下千条，横直错纵，宽狭不齐。他觉得规划非常重要，什么路线要改，定什么宽度，都要有事前的打算。

胡栋朝在广州市工务局任建筑科长时，负责对广州市马路进行全面规划，中山五路、中山六路的骑楼街建设便是由他负责操办。“自辛亥革命之后，广州城市建设可谓是十年一变，先后出现了具有时代意义的爱群大厦、白天鹅宾馆等等标志性建筑物。”冯江说。

让广州真正起变化的，是在粤主政8年的陈济棠，他1929年执掌军政大权，1936年被迫下台。“尽管历史上对这样一个人物有诸多说法，但是他对广州发展的贡献，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邱捷说，1933年广州的工厂数在全国各城市已排列第四，资本和产值则排到第二位，仅次于上海。辛亥革命带来了大量民族、华侨工业，当时的水泥厂、糖厂、纺织厂、电厂都是因为这样而起。

1949年，五星红旗插到了广州最高层建筑爱群大厦的顶楼上，从此广州进入了共和国时代。最初，人民政府力求把广州改变成一个工业城市，建立了化工、钢铁等许多重污染的工厂，如今不断被外迁的工厂企业大多是那些年留下来的历史遗产。历史证明，“工业广州”的城市定位并不合适广州，“商业广州”、“文化广州”才能让广州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

此后数十年间，广州城市发展理念几经变化，直到改革开放后，才重新解放了这座城市的活力。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谈话”不仅充分肯定了广东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绩，并对这一实践经验进行了理论概括，形成当代社会主义发展新模式，促成了广州改革开放以来，第二次思想大解放。在当时追赶亚洲“四小龙”的背景下，广州正式提出用15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实现现代化，建设国际大都市的城市建设目标。

长洲之痛

长洲岛，黄埔军校所在地，巩固辛亥革命的摇篮。

然而，历史赋予的光环并没能把这里的居民带入现代化的富裕生活。

“长洲岛经济还是那么萧条，没有工业，旅游业也没发展起来，岛上的居民人均收入只有4000多元，不及黄埔区人均收入的一半！”来自江西南昌的吴生说，从老家来到长洲岛十年，这里唯一发生变化的就是前几年黄埔军校旧址翻新改造了，金蝶路和金洲大道拓宽了。这样的发展速度，和广州其它任何一个地方相比，有着和珠江渡口一样无法逾越的距离。

2011年7月26日，广州市规划局对黄埔区给出了最新规划，依托港口资源和历史文化资源，变身为临港商务中心和近代革命历史旅游中心。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张广宁在长洲调研时说，“作为中国近现代革命策源地，广州在辛亥革命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其中长洲岛最具代表性，拥有不可多得的丰富历史文化资源，特别是黄埔军校在中国近现代革命史上赫赫有名，无论从政治角度、经济角度还是文化角度，广州都应该把这张重要历史名片‘擦亮’”。并反复强调“辛亥革命纪念馆要在10月1日前对外开馆，这是我们向社会做出的公开承诺，广州人做事不能做衰仔”。

9月18日，《小康》记者在长洲岛看到，辛亥革命纪念馆的建设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长洲的开发，并非始自今日。早在2003年，时任广州市人大代表、黄埔区代区长陈小钢便认为广州大学城的建设是长洲岛开发的绝好机会，长洲岛要建设成一个在大学城旁边的综合配套服务齐全的大学城“后花园”，

十几所大学几千名高校教职员工和数万名学生在大学城执教就读。为这几万人解决生活、休闲、娱乐、旅游、购物，甚至包括教职员工子女入学入托等方面的需求，正是长洲岛开发要瞄准的“市场目标”。

彼时，黄埔区政府提出“六个一”建设工程：即一个商业中心，一条滨江饮食娱乐风情街，一座上星级公寓式酒店，一所上档次的学校，一座上规模的医院，一个大型绿化广场。

两年之后，黄埔区发现大学城的配套设施都在自己内部解决了，根本不需要到长洲。“六个一”工程都没了下文。七八年过去了，大学城办得风风火火，长洲岛却依然破旧不堪。

打出旅游经济招牌之后，慕名而来长洲岛参观黄埔军校的游客比之前要多一些。但游客的增加并未拉动当地的经济和居民收入增长。吴生说，岛上的配套设施跟不上，过去16年间，唯一大规模进入实际建设的，是2004年借黄埔军校80周年校庆之际，市、区两级政府投入资金改造了长洲码头和几条马路。

“那一年的市政基础设施完成之后，岛上所有的居民都认为长洲可以发展起来了，可是很快又发现，岛上和岛外还是两个世界！”现在，游客大部分都是从鱼珠码头坐船过来，每十五分钟一班，除此之外只能绕道大学城，但要多跑十几公里的路。而岛内公共交通只有67路和383路两条公交线，金蝶路、长洲路、黄船生活区等均无公交车到达。接驳大学城的383路则一般要等上40分钟才有一趟。

交通的不便令游客望而却步。“除了交通不便之外，岛上连一家像样的饭店和宾馆都没有，来黄埔军校参观的游客都是来去匆匆。”吴生认为，不能让游客停留下来，就不会有消费，更不能拉动本地经济，“仅仅赚了人气”。

“当时听说要打通长洲与鱼珠的过江隧道，可惜，工程一直没实施。”在黄埔区打造临港CBD的计划中，长洲-鱼珠过江隧道再次被提上议程。

这一次，广州市委、市政府专门成立了专项工作领导小组，正在加快推进长洲岛驻岛部队单位搬迁工作。明确由黄埔区负责推进长洲岛及长洲对岸临港商务区的开发建设，给予总体开发建设的政策扶持。

在黄埔区委书记陈小钢看来，这是长洲岛大发展丢掉“贫穷”帽子的最好时机，“临港商务中心和近代革命历史旅游中心”的规划定位给黄埔区的发展注入了强心剂。

下一个10年

长洲岛的变化，有望牵动整个黄埔区的发展。

对于长洲岛的开发，张广宁表示，一定不要大拆大建，要突出保持其独特的历史文化风格，保留原有建筑风貌和文化元素，充分利用政府和社会两个资源，把长洲岛打造成为文化旅游胜地。

现在，广州辛亥革命纪念馆的建设已接近尾声，即将开放。

这一纪念馆将成为广州市培育世界文化名城的战略内容之一。广州市城市规划委员会委员、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唐孝祥认为，随着广州城市逐渐外扩，以黄埔为代表的城市郊区产业中心逐步变成了中心城区。

据最新公布的黄埔区规划方案，整个黄埔范围将划成30.9平方公里，人口规模为37.5万人，建设用地20平方公里，北起广园东路、东至石化路，南、西至黄埔区界。该区域定位为“辐射华南地区的航运服务中心和专业性临港商务中心”、“广州城东的公共服务中心”“高端滨江商业中心”和“国家级近代革命历史文化旅游中心”。

与黄埔同具经济战略地位的是南沙，广东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惠武认为，南沙500多平方公里内还有很多农田和生态保护区，地方不大，应该将南沙“十二五”的规划定位为建设“广州新城”，作为广州发展的另一个核心。

过去十年，广州城市经济建设发展迅猛，但老城区人口饱和、白云山和珠江水受到侵蚀和污染、大学城的兴建却未能带动城市自主创新、珠江新城被住宅大量占据、城市舒适度有所下降。

站在下一个10年规划的入口，重新梳理整个广州战略规划体系，会发现南沙发展的意义所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之前公布的《广州市南沙新区定位与发展战略研究》提出了多个大胆设想，其中最受人关注的是“省政府搬迁南沙”的建议，但8月下旬，广东省委常委、副省长肖志恒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一建议目前还只是部分专家学者的意见，尚未提到省政府的决策层面。”

对此，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副主任周剑云表示不解，“广州市政府委托中国社科院作出研究报告并发布，是否就意味着广州市政府已认可并接受？但结果却遭遇省府的反对！”周剑云说，城市规划是为了一个城市合理、正确的发展，不应该为了房地产价格的炒作而犹豫不决，而应该坚定不移地实施。

“广州交易会会址从流花路迁到琶洲就是一个明智的规划！”周剑云举例说，会展经济至今依然在广州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每年两届会展之时，处于市中心、广州火车站附近的会展展馆常常因交通堵塞而令中外商家寸步难行，场馆面积也适应不了现代商贸的要求。迁址后，偏离市中心，占地面积大几倍的琶洲展馆使这一问题迎刃而解。

2008年《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实施，首次将广州定位为“国家中心城市”，将实现地理位置和政治、经济、文化真正意义上的“祖国南大门”。未来十年，以旧城区为主中心，番禺、南沙、花都等为六个副中心，众多卫星城镇形成的立体组团将成为整个大广州的发展态势相当明朗，规划已就，关键是下一步的实施与创新。

这座有着百年历史文化传承的城市，正在向“国际商贸会展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国际制造业基地”等多个内容的国家中心城市和综合性门户城市迈进。

武汉：首义之后的百年城变

武昌首义和过去的揭竿而起、孤掌难鸣的起义都不一样，它是以城市为舞台，以现代化的城市文明为支撑的。差一点成为首都的武汉，在100年后才重新回到中国城市实力排行榜的前十位中，这座决心要成为中部地区中心的城市，正在寻找一种新的城市精神

文｜《小康》记者 鄂璠 武汉报道

一座城市交由一个广场，来完成一次时代的穿越；一个广场代表一座城市，来发表跨越历史的演说。

这座城市，便是武汉；这个广场，便是全新的首义广场。

2011年9月8日，经过半年多修缮的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试开放，此前并未发布消息，然而还是来了1200多位参观者。武汉人喜欢称武昌起义纪念馆为“红楼”，在蛇山南麓那宽阔的首义广场上，如今呈现的是“仰见黄鹤楼、俯闻长江涌，前瞻首义功、后倚繁华盛”的风貌，巍峨的孙中山铜像后面的红楼，便是当年武昌首义后建立的第一个革命政权所在地——鄂军都督府。

红楼对面，新建的辛亥革命博物馆气势恢宏，石质外墙以楚国红为主色调，建筑结构呈现出“破土而出”的意象，似乎在颂扬“敢为天下先”的首义精神。

“世界最大的都市之一”、“中国最重要之商业中心”、“中国本部铁路系统之中心”、中国内地开放之“顶水点”、规划“略如纽约、伦敦之大”，这是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创始人孙中山在所著《建国方略》中，对武汉这座城市的殷殷期待。1898年，孙中山同日本友人谈及“一都四京”构想，其中“一都”即指武昌。

1911年10月10日晚，在武昌，打响了推翻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帝制的“第一枪”，阴差阳错，武汉没能成为首都，却成了“首义之城”。百年前的那个黑夜，给了武汉“黑色的眼睛”，如今，这座城市却用它来寻找历史中的武汉精神。

但是，“差一点成为首都”(易中天《读城记》语)的武汉并未延续汉口开埠以后所具有的发展趋势。

首义，为什么是武汉？

1911年10月10日晚的武昌新军起义，并非清末首次发生的反清武装暴动，为何却要称其为“首义”呢？

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城市历史与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张笃勤告诉《小康》记者，“武汉首义是由孙中山先生首先提出来的。1912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制的小学地理教科书中也提到武昌是辛亥首义之地，可见当时社会上已广泛认可这种说法，而且历史上中华民国一直将武昌起义的10月10日作为国庆节，也充分证明武昌首义的提法及其重要历史地位得到政府的官方认可。”张笃勤说。

但最开始，就连孙中山也认为，武昌首义成功实属意外。因为事件带有“猝发”性质，并且革命领袖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当时都不在武昌。

张笃勤为《小康》记者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武昌首义发动之前，孙中山刚刚从欧洲前往美国，他在启程之前，收到了黄兴发来的密码电报，他把密码放在了行李中，到了美国后，才把行李打开，拿出密码一对，原来是国内要发动起义，向他要钱。可是，孙中山连生活费都没有了，哪里有钱发动起义呢？当时夜已深，孙中山身体劳累、精神烦乱，就想先休息，转天再给黄兴答复。没想到，睡到第二天醒来，他到餐厅里去吃早餐时，竟然看到报纸上说革命军占领了武昌城，因为实在是出乎意料，他顿时就愁云消散了。

尽管如此，张笃勤多年研究后发现，这一切都无法用“偶然性”一言以蔽之。

“孙中山感觉意外，是因为他当时并不完全了解湖北革命组织的状况。湖北革命党靠自力更生，不需要外援，并且走的是发动新军的道路。新军不要粮饷，有自己的武器，经过正规训练，参加过剿匪，是正规军。”张笃勤分析说，“除此之外，决定武昌首义能够成功的因素，还有武汉重要的地理位置，地处长江中游，是重要的战略据点。1861年汉口开埠后，国际影响增大。加上张之洞1889年调任湖广总督后，在武汉开展洋务新政，建立了一系列现代化工厂，因为新式教育非常成功，所以新知识分子增多，新军文化程度有所提高，有了这些主体的变化，可以说武昌首义和历史上揭竿而起、篝火狐鸣的旧式农民起义都不一样，它是以城市为舞台，以现代化的城市文明为支撑的。”

辛亥革命在武汉爆发，绝非偶然，张笃勤和冯天瑜的观点也得到了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的赞同，“当时武汉在全国的经济地位，是促成辛亥革命在武汉爆发的原因之一，在推翻封建吏治的过程中，张之洞立了一功，武汉的工业发展起来了，通了火车，为辛亥革命创造了基础。加上武汉的地理位置好，各种人才都往武汉跑，所以，‘最有钱的地主到上海，第二有钱的到汉口’。”

归国后的孙中山，自然很清楚地看到了武汉之重要性，他萌发了让民国定都武汉的想法，但此后时势变迁，他的梦想一一落空。

城市起义与腹地之变

“在古老的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近代性‘城市起义’，发生在武汉这一较为后起的腹地都会。这次城市起义从酝酿、爆发和取得相当程度的成功，皆植根于近代城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积淀。”

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冯天瑜和张笃勤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所著的《辛亥首义史》一书，首次提出了“城市起义”说。武汉迈入现代城市的开端正好与革命的时机相契合。

“武汉曾经有过三次崛起。”湖北省政府参事、武汉城市职业学院院长涂文学说，“第一次是明清之际，中国有四大名镇，而汉口渐居四大镇之首；第二次是晚清，张之洞督鄂后，武汉成为近代工业化运动的中心、国际性城市，当时海内外都知道武汉；第三次就是建国初期，武汉是重工业的中心，国家把很多的重大工业项目都放在了武汉。”

叶青则把武汉的过去划分为“三个时代”，即张之洞时代、孙中山时代和毛泽东时代，“1861年武汉开埠是一个历史的契机，但一直到1889年，武汉竟没有创办一家官办企业，也没有兴办一所近代性的学堂，直到1889年张之洞督鄂后，武汉才明显加快了现代化进程；孙中山先生的建国设想始终没有离开武汉，《建国方略》《实业计划》中对武汉做出了充分的展望，准确度令人称奇；上世纪50年代，前苏联帮助中国建设，156项工程中，武钢、青山热电、长江大桥、武重等8项落户武汉；上世纪70年代，一米七轧机落户武钢，这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引资项目……”

武汉近代城市文明的积淀，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培植了土壤，而辛亥革命，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并提升了武汉。

“打开任何一部中国近代史，你都会看到武汉这个闪光的名字。”在张笃勤看来，辛亥革命爆发之前，在与外国经济、文化交流方面，武汉还只是上海的“二传手”，西方文明总是先经上海再通过武汉传到内地，而武昌起义后这样的状况发生了改变。

辛亥革命最大的战役阳夏战役让武汉闻名天下，“阳夏战役在当时不仅被国内媒体和政治力量所关注，而且国外媒体也有大量的报道，影响很大，所以武昌首义后，武汉和北京、上海、南京一样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几个政治性城市。”

《武汉市志(城市建设志)》上卷记述称：1927年国民政府迁都武汉，武汉三镇曾一度合并，成立京兆区，武汉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并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三镇合一的武汉市建制。但随后定都南京，则使武汉失去了全国性的影响力，历史照片保留了汉口繁华的旧貌。

改革开放之初，武汉市的综合实力在全国排名第4，是最重要的工业基地。

但此后，腹地武汉开始低迷，在中国经济版图中，即使考虑到“中部塌陷”的大背景，武汉仍然处于一个尴尬的地位，昔日“东方芝加哥”的美誉已经成为遥远的记忆，在广州、深圳、杭州、苏州等城市的快速“追击”下，武汉不仅没有加快步伐，反而走出了由盛而衰的轨迹。2002年和2003年，武汉的综合实力已滑至14位。

武汉在哪里？

“武汉在哪里？” 2003年的全国“两会”上，时任武汉市市长李宪生向参加湖北团小组会议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发出追问，呼吁中央支持中部地区发展，重视武汉在中部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在寻找武汉新的定位时，李宪生发现，以武汉为圆心，1200公里为半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及港澳这些中国的经济亮点均被圈在其中，因此他提出要打造武汉经济圈。

“改革开放以后，武汉作为一个内陆城市的区位优势开始丧失，没有得到更多的政策优惠，这是它低迷的原因之一，另外，在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在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的时候，作为工业城市的武汉却没有足够重视重工业，所以2002年，武汉提出‘重振武汉制造业’，今年年初，又提出‘武汉工业倍增计划’，并于4月底调高计划目标，表明武汉还要发挥工业优势，提高工业比重，发挥支柱产业的作用。”张笃勤说。

“当年发展得比较好的工业和金融业，现在恰恰是比较欠缺的。”武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武汉市政府目标管理办公室综合处处长曹非认为，工业上的不足，直接造成高端服务业的欠缺，“武汉现在要加大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国家近两年大手笔地在抓区域规划和区域发展，给武汉的定位是中部地区中心城市，而此时，北京、上海已经在建国际性城市了，在城市竞争空前激烈的情况下，振兴大武汉仍然是我们的梦想。”

几度辉煌，又曾经低迷的武汉渴望快速回归、快速发展、快速超越。

2010年3月8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武汉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年)》，对照上轮国务院批复，此轮总体规划将城市性质由“我国中部重要的中心城市”调整为“我国中部地区的中心城市”。未来十年，武汉的蓝图已经绘就。

叶青说，2011年上半年，在全国重点城市GDP排名中，武汉排名第9，而在2010年全国重点城市GDP排名中，武汉位列13，“今年上半年，武汉超越了杭州、青岛、佛山、成都，排在上海、广州、北京、苏州、深圳、天津、重庆、无锡之后，这样的超越是因为制造业的搬迁，环武汉城市圈正在形成，在武汉的周围发展制造业是一个很好的安排，不仅成本低，而且运输半径理想，从武汉市近两年不断建设世界级高楼就能看出，这座城市的商业价值得到了空前的认识，武汉商业中心的价值正逐渐显现。”

在武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供的一份《关于武汉与主要城市经济发展情况的比较分析》中显示，武汉市在城市竞争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主要表现为经济总量排位快速上升、与先进城市差距不断缩小、投资的快速扩张。

“十一五”时期，武汉的经济总量在全国19个副省级及以上城市中实现了赶超，“经济排名不仅要讲总量、讲规模，更要讲质量。”武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处副处长后国明告诉《小康》记者，今年年初，武汉市提出了“经济增长与民生改善、居民增收同步”和“建设民生幸福城市”的目标。从上半年的运行情况来看，这个目标已基本实现，“财政增收远远高于经济增长幅度，说明我们的GDP质量还是很好的。”

在前述分析中，武汉并没有把目光局限在中部地区，而是放眼全国，把超越的目标锁定在全国同类城市，如青岛、南京、沈阳、大连，等等。

重塑“大武汉”的城市精神

武汉正在强力重塑这座城市和武汉人的形象。

年初，武汉市区5000多个建设工地遍地开花，一度成为各大媒体关注的焦点，9月份记者来到武汉时，城市里依然是遍地开工、交通拥堵，与年初不同的是，市民对于“满城挖”的态度由抱怨变成了期待。“武汉将成为比上海更漂亮的城市，因为黄浦江太窄了，而长江很宽阔，在武汉的高楼上隔江相望，景色会更美。”这样的声音发自市民。

在为城市建设大动手术的同时，一场更大范围的、席卷全市干部队伍的“治庸计划”在江城掀起，4个月后又扩至湖北。“投资环境不优，已成为我市跨越式发展的重大障碍！”

武汉要打造投资环境最优城市，4月6日，武汉市委十一届十一次全体(扩大)会议上，市委书记阮成发向全市干部发出了改善发展环境的“动员令”，针对工作中存在的十大“庸懒散”现象，掀起“责任风暴”并实施“治庸计划”。

截至8月中旬，共问责537人，其中涉及7名局级干部和58名处级干部。

责任风暴未完，城管革命又起。

武汉市长唐良智曾尖锐地说：“外地人一谈起武汉，首先想到的是脏和乱，是一个大县城。在这里生活，不舒适、不安宁、不踏实。”

为了改变武汉大县城的模样，武汉市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下放城市综合管理事权；探索环卫作业、排水疏涝、绿化养护等运行市场化；组建2000人的市容环境监督员，劝导、处罚随地吐痰、乱扔垃圾等9种不文明陋习；三年内投入260亿元用于“城管革命”；市政府与各区签“责任状”，落后区区长通过媒体公开检讨；每月公布各城区综合考核排名——一场轰轰烈烈的“城管革命”就此在武汉迅猛展开。

8月17日，武汉市“城管革命”兑现“排名居末位，区领导作检讨”的承诺：对中心城区今年前两个季度排末位的江汉区、硚口区政府各处罚70万元。远城区中，前两个季度排最后的黄陂区和汉南区各处罚40万元。武汉市的这一“城管革命”做法，得到湖北省高层的肯定，并被推广到湖北的17个市(州)。

“武汉具备‘天时’、‘地利’的优势，就是‘人和’差了点。”在叶青看来，无论是责任风暴、治庸计划，还是城管革命，都应该成为一个系统的工程，既吸引投资者，又服务于老百姓，是实现“人和”的好办法。

问责只是手段，要从根本上打造“人和”武汉，就要去发现武汉的城市精神。

武汉人到底有着怎样的特质？辛亥首义流传至今，熔铸在这座城市里的市民精神仍有待寻找与挖掘，武汉的大，不仅仅是扩大这座城市的容量，更重要的是挖掘这座城市的内涵。

《小康》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无论是官员，还是专家、学者，无论是武汉人还是外地人，大家对“勇立潮头、敢为人先、崇尚文明、兼收并蓄”的武汉城市精神的认同度并不高，大家普遍认为，这样的精神并不仅仅适用于武汉，甚至说到“敢为人先”，大多数人会首先想到深圳、东莞等城市。

酝酿着再次崛起的武汉，需要在历史与现实中寻找属于自己的城市精神。

“武汉的第四次崛起是大有希望的。”涂文学说，“现在有3个‘势’，一是天下发展的大势，无论从国家政策来看，还是从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大的发展走势来看，现在的武汉已经和历史上的三次发展崛起有相似之处了，比方说世界经济中心正在向太平洋地区转移，向亚洲转移，中国是由沿海向内地转移，向中西部转移，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从整体上有这样一种大势；二是地理和交通优势，在商业和经济方面，武汉现在强调现代物流，它传统的商业经济优势正在发挥，交通、流通这‘两通’都起飞了；再有就是武汉的城市功能更加完善了，具有了城市功能现代化的发展趋势。”(《小康》实习生杨青对本文亦有贡献)

首义广场 位于蛇山南麓的首义广场，呈现的是“仰见黄鹤楼、俯闻长江涌，前瞻首义功、后倚繁华盛”的风貌。

南京：91天留下的那些细节

南京临时政府虽然只存在短短91天，但从此却让所有中国人对人权、民主、法治理念与共和制度有了真切的感知。南京也因此成为辛亥百年不可或缺的地标性城市

文｜《小康》 记者 罗屿

南京报道

9月15日的中山陵，比平时还要热闹。电影《辛亥革命》剧组选择在电影首映前往中山陵拜谒，演员赵文瑄、孙淳、胡歌、余少群等人，在导演张黎的带领下来到中山陵拜祭。他们穿过孙中山手书的“博爱”牌坊，登越392级台阶，走过“天下为公”陵门和碑亭，上达祭堂。

中山陵自建成起，就成为各种仪式的所在地，而孙中山最终安葬于此，这一选择也与二十世纪初中国历史的进程紧密相连。

1912年3月，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之后，与胡汉民前往紫金山打猎登上南麓，面对一片江南春色，孙中山环顾四周，说：“待我他日辞世后，愿向国民乞一杯土，以安置躯壳耳。”1925年，孙中山在北京弥留之际又嘱汪精卫“吾死之后，可葬于南京紫金山麓，因南京为临时政府成立之地，所以不可忘辛亥革命也。”

正像孙中山所看重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是辛亥革命最重要的果实。而辛亥带给南京这座城市的“荣耀”，也绝非仅仅存在91天的临时政府。若是再将时光向后推，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这座城市便被推上了历史的前台，1929年的《首都计划》，更是聘请美国建筑师莫菲和古力治设计，以华盛顿为母本，要把南京建设成“农村化、艺术化、科学化的新型城市”。

因此，无论南京之于辛亥，或是辛亥之于南京，都是不可或缺的关键点。

民国首都的历史遗韵

辛亥百年之际，南京自然免不了大大小小的纪念活动。

9月24日，一场纪念辛亥革命的大型音乐会在中山陵音乐台举行，这也是为期两个月的“《百年辛亥，魅力南京》2011南京金秋旅游节”的开幕演出。中山陵音乐台是民国建筑的经典之作，作家叶兆言在小说《1937年的爱情》中曾这样形容它：对于南京人来说，由十二块扇形的小草坪组成的可容三千名观众的音乐台，是中山陵风景区中最吸引人的地方。它由著名的建筑设计家关颂声和杨廷宝共同设计，巧妙地利用了原有的低洼地形，整个会场看上去就好像一把打开了一半的绿颜色的大折扇，有着非常良好的回音效果。

善于把握南京人性格的叶兆言在《南京人》一书中称，南京城的三大机遇应该是东吴、明朝、民国。东吴政权奠定了南京城的初步规模；朱元璋用高高的城墙，把这座城市固定了下来，使南京成为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砖城。民国则为这座古老的城市注入了现代化的活力。当1949年解放之时，南京基本是一个现代的城市。

这一论述得到了诸多南京官员的认同。南京市副市长陈刚读过《南京人》，他认为，身处南京这座洋溢着厚重历史气息与生活意味的城市，见得最多的，还属民国遗产。毕竟，民国离我们最近，六朝和明清的古建筑，多是木结构，年代久远，很可能在这样那样的灾难中毁于一旦。

散落在南京各处的1000多处精美的民国建筑物，串起的是一部凝固的中国近代史。

据南京市旅游园林局副局长金卫东介绍，在南京市大大小小的民国遗迹中，有些地方还没有完全开发出来。不过从今年开始，规划局、旅游局、市建委等相关部门将重点梳理100个景点。“有些民国建筑，可能在个人手里，有些可能是部队、机关的办公地，若是可以置换出来的，便因物制宜。”

在金卫东看来，南京汤山旅游区便把“民国牌”打得很好。汤山自南北朝就发现了温泉，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很多要员在此休闲，蒋介石汤山温泉别墅就是汤山一大景点。当年因宋美龄常来，还专门修了南京到汤山的柏油马路。当初南京汤山城区规划便将建筑整体风貌定位于“民国”建筑风格。“世博会期间，每天五个以上观光大巴，从上海直接开往汤山。汤山成了南京重要的旅游增长点。”金卫东说。

与之类似的还有 “南京1912”餐饮酒吧街。“1912”由17幢民国风格建筑组成，其中5幢是原有老建筑。“我们把老房子修旧如旧，已经毁坏的复检，以保持民国风格。”

但是叫什么名字却让金卫东他们犯了难。有人说，模仿上海新天地叫南京新天地，有人建议，叫共和广场、三民广场、民国广场。后来有人说，不如叫“南京1912”。“尽管不像地名，但是很有味道，一个名字便能引出故事。”

在金卫东看来，利用现有民国资源发展旅游业时，或可借鉴“南京1912”的模式。但民国建筑集中的颐和路“公馆区”，其改造并不容易。“公馆区”以颐和路为中心，江苏路、宁夏路、宁海路、西康路、北京西路等十多条道路纵横交错，区内建有各式“花园洋房”近400处，平均每户用房面积达400平方米以上。“很多时候，我们要从旅游角度提出方案，给文物部门看。有时候还牵扯到所有权问题。”金卫东说。

与中山陵相邻的美龄宫就曾因权属问题陷入窘境。美龄宫兴建时，原定为国民政府主席的官邸，后改为中山陵谒陵时高级官员的休息室，原属中山陵管理局管辖。由于历史原因，上世纪90年代被划归位于市中心的金陵饭店。美龄宫不归中山陵管，所以许多旅游团队来，陵园管理部门也就不把美龄宫列入游览项目中，而因为缺少客源，美龄宫门票收入无法支撑日常管理开支。后经多方呼吁，美龄宫才“回了娘家”。

即便有各种问题，南京市政府对民国建筑的整理、修缮、保护工作，仍在逐步推进。重点之一，便是中山大道周边建筑。中山大道周围，有诸多国民党重要部门遗址。位于中山东路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便是原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陈列馆。辛亥百年，让第二历史档案馆热闹起来。馆内刚刚又发现了一批有关南京临时政府的重要档案，包括孙中山颁布的各级将校应严加约束兵士的临时大总统令、孙中山颁布用人之际务须慎重铨选人员，非有特别缘故不能兼职的临时大总统令等重要文件。

民主政府的现代雏形

因辛亥百年而热闹起来的，还有总统府。

总统府如今已成为南京“民国旅游”的王牌。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此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而在此之前，总统府已作为明汉王府、江宁织造署、两江总督署、太平天国天王府……见证了600多年风雨。

承载太多历史的总统府2002年待开放的时候，挂什么牌子成了一个问题。“总统府”三字，是1948年蒋介石当选总统后匆匆挂上的，换下了原来“国民政府”四个字，解放以后被摘了下来。开放之初，工作人员把复制的“总统府”三个大字挂上了门额，为了预防变故，这三个字是用泡沫做成的。挂上后反响特别好，金属制的“总统府”烫金大字才挂上门额。

关于总统府的故事还有很多。传说当年一个80多岁的扬州盐商来到总统府拜见孙中山。孙中山问老人来此何事。老人说：“看民国的大总统什么模样。”孙中山笑说：“和大家一样，在职一天，就是国民的公仆，是为国民服务的。”老人又问：“那离职后呢？”孙中山说：“离职后和百姓一样啊！”老人满意地说：“今天我总算见到民主了。”

这一故事真实与否待考，而关于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的种种“民主细节”则历久弥新。江苏省委党校教授、大陆第一位民国史博士李继锋认为，在临时大总统就职仪式上，是谁给孙中山授大总统印，涉及到“主权在民”这一共和真谛。“是由袁希洛代表人民把总统的印授予孙中山。另外，由景耀月代表都督府在孙中山就职时发表讲话。他一个方面赞美孙中山，同时也警告他作为大总统‘毋违宪法，毋拂舆意，毋任威福，毋崇专断，毋昵非德，毋任非才，’不要独断、不要懈怠。”

李继锋认为，景耀月之所以能如此“高调”，在于他是代表人民、代表主权的所有者。

在李继锋看来，从南京临时政府搭建之初，与之类似的“民主细节”比比皆是。比如1911年12月29日在原江苏省咨议局举行的那场民国肇基之选。来自17个省的40多位代表，选出新国家的最高管理者，这是中国首次尝试用选票来选出国家元首。

如果选举更多是体现民主，下面这起“民国第一大案”则体现的是法治理念。1912年3月，时任司法总长的伍廷芳与上海沪军都督陈其美卷入了一场争论，相持不下。两人争论的焦点是，有关一个叫做姚荣泽的人的生死。

姚荣泽是清末江苏山阳县县令。武昌起义后，他假意投奔革命，却杀害了两名同盟会会员。陈其美听说后，誓为革命同志报仇。他发电给孙中山，要求将姚押送到沪受审，孙中山表示同意。陈其美在沪军都督府内成立了一个临时法庭，准备将姚荣泽“就地正法”。没料到他的做法，却受到南京临时政府司法总长伍廷芳的强烈反对。

伍廷芳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法学博士，虽然南京临时政府司法制度还不健全，但是伍廷芳要求审讯中除允许律师辩护外，还使用陪审员。最终，“民国第一大案”在1912年3月23日开庭。3月31日，法庭判处姚荣泽死刑，三个星期内执行。然而，案件最后却因几个陪审员，以及袁世凯要求对姚荣泽缓刑，结果没有立即执行死刑。从司法程序的制度化来看，“民国第一大案”是古老中国迈向现代司法的第一次示范。

与司法及立法制度、民主有关的，还有“南京临时参议院弹劾案风波”。南京临时参议院1912年2月28日向孙中山提出了一件弹劾案，弹劾南京临时政府司法部次长吕志伊。此前，南京临时参议院鄂籍参议员刘成禺在参议院的一次会议上口误，将清朝称为“本朝如何”。此事被吕志伊得知后，指控刘成禺

“若果为民国之参议员，尚何本朝之有。” 然而，吕志伊的指控却让参议院非常恼火。在参议院看来，议员在议会里讲话，是自由的，是不承担法律责任的。而司法部次长因议员之口误指控他人，才是违法的。因此，参议院要求弹劾吕志伊。

“南京临时政府虽然只存在短短91天，但却确立了中国人对人权、民主、法治理念与共和制度的感知。”

李继锋教授如此评价。

“但在至关重要的迁都一事，临时政府也有不遵守规则的表现。”李继锋说，当年孙中山反对袁世凯迁都，要求其来南京就职。但是参议院议会中，有人认为应当迁入北京。据时任总统府秘书长的吴玉章回忆：参议院议决迁都北京之后，孙中山、黄兴“当天晚上把李肇甫找来大骂了一顿，并限次日中午十二时以前必须复议改正过来”。吴遂找黄兴商量，请延缓时间。黄说：“过了十二点如果还没有把决议改正过来，我就派兵来。”吴只好制作“总统提请复议咨文”，并通知所有同盟会议员，“必须按照孙中山先生的意见投票”。15日复议时，“陆军总长黄兴以兵临议院，警卫森严”。卒以19票对8票之多数，决定临时政府仍设南京。

“这就是行政干预司法了。” 李继锋说。

但或许就像南京大学民国史研究中心张宪文主任所讲，南京临时政府值得人们肯定的是它的首创精神和制度创造。它全面勾画了中国成为现代国家的雏形，标志着中国迈向了民主共和的新时代。

民国底蕴的今日机遇

在评价南京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时，张宪文总结说：广州是起义之都，武汉是胜利之都，南京则是建国之都。张宪文表示，南京临时政府明确规定立国的基本原则是“国家之本，在于人民”。据此制订的公务人员基本的行为准则，是确立现代政府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也是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此外，辛亥革命后建立的南京临时政府开始着手改变中国人的精神面貌。“禁止刑讯、禁除鸦片、禁赌、实施剪辫令、明令禁止妇女缠足等措施的施行，使中国向革命之后更为长期、深刻的社会变革迈出了第一步。”张宪文说。

大概正是受到张宪文“建国之都”的启发，南京市政协委员陈庆琳近年来不断向市政协提出有关保护辛亥遗迹和纪念辛亥革命的提案。她呼吁南京市政府准备2011的辛亥革命百年庆典；呼吁孙中山先生铜像重回新街口。另外，她还建议将湖南路十号大院临时参议院旧址开放。这个地方现在是省军区司令部，但在陈庆琳看来，这个建筑有着特殊的历史地位：17省代表会议在此举行，选举孙中山为总统，决定建都南京。此后，这里是象征主权在民的议会，即当年临时参议院所在地，并在此制定了第一个共和宪法“临时约法”。谈及这些年对辛亥革命的关注，陈庆琳觉得，一个城市要彰显自己的特点，南京除了自然山水，那就是历史底蕴、文化底蕴和政治底蕴。

的确，南京还有很多历史赋予的文化禀赋，一直养在深闺人未识。

今年8月，南京市副市长陈刚在出席南京文化艺术产权交易所挂牌启动仪式时也表示，市政府将推动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南京文人很多，民间收藏家也非常厉害。但他们很多只在自己的小圈子交流，外人没有机会了解。”陈刚说道。

摆着这座民国故都面前，是新的机遇与挑战：“十二五”时期，国家长三角区域规划将南京定位为长三角门户城市；快交通、慢生活的高铁时代，南京如何把过往的人“留”下来；南京如何打造自己的“智慧旅游”……

或许很多人还记得孙中山在其《实业计划》中为南京勾画的美好蓝图：“其位置乃在一美善之地区。其地有高山、有深水、有平原，此三种天工，钟毓一处，在世界中之大都市，诚难觅此佳境也。南京将来之发达，未可限量也。”

天下为公 坐落在紫金山南麓的南京中山陵，在392级台阶的陵门上面，记载着或可视为孙中山一生推崇的政治理念。

中山遗愿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临终前，他当面交代宋庆龄等人，希望死后能葬在南京紫金山。

民国底蕴的今日机遇——对话南京市副市长陈刚

民国建筑是南京最丰厚的文化遗产和南京民国文化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成为山水城林融为一体的古都南京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文｜《小康》记者 罗屿 南京报道

《小康》：今年是“辛亥百年”，在您看来，辛亥革命对南京的城市气质有没有影响？南京的城市精神有哪些？

陈刚：说到南京的城市精神，可能让人感知最强烈的是这个城市的包容，且包容到大气。各种文化可以在这里汇聚与碰撞，外地人也因能够融入本地生活而更易产生归属感。南京的这种包容与大气，在我看来，一方面是它自然禀赋的天然馈赠，另一方面则源于深厚的历史底蕴的浸润与雕琢。

我们讲，南京是座山水城林汇聚的城市。紫金山， 汉代称钟山，形似盘曲的巨龙，有“钟山龙蟠，石城虎踞”之称。南京有几大水系，长江从城市穿过。还有秦淮河，尤其是内秦淮河，包含了很多的人文精神。另外，玄武湖、莫愁湖也都曾是文人聚集的地方。至于“城”，指的是城墙。我们有二十几公里长的城墙，还有很多座城门。在全世界来看，一个有着如此历史积淀的城市，还能保存这么完好城墙的，恐怕就是南京了。这些承载着历史积淀和人文情怀的山水城林，不仅见证了一个城市600年来的沧桑变化，更孕育了它独特的城市气质与城市精神。

同时，南京也是一个悲情的城市，曾上演了不知多少战争与杀戮，有几次几乎是屠城之灾。在这一次次倒下，又一次次重新站起的磨砺中，铸就了它坚韧的品格。所以，南京的包容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包容。而是在历尽千番苦难与惨痛之后，依旧能敞开胸怀、兼容并包的大气。

至于辛亥革命，在南京留有非常多的历史痕迹。包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国民政府，建都都是在南京。民国的建筑，距离现在100年左右，散落在南京钟山区、颐和路街区，以及街坊阡陌间。我们现有的民国建筑，在册的有1000多处。从去年开始，我们在做的，就是把民国建筑整理挖掘出来，让它们能够得到保护与传承，因为它们也是造就南京独特气质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

《小康》：作为拥有丰富民国历史景点和文物资料的南京，将推出哪些相关的纪念活动？

陈刚：民国建筑作为南京最丰厚的文化遗产和南京民国文化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成为山水城林融为一体的古都南京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2011年是辛亥百年，南京结合自身的民国文化特色，在年初即制定了一系列旅游宣传计划。比如今年年初，我们赴台湾开展“百年辛亥，魅力南京”南京深度旅游产品推广活动；5月赴北京、天津宣传推广；3月组织相关旅游企业赴河北、山东等高铁沿线城市推广；7月赴香港开展了以南京民国风情游为主打产品的业内交流；9-10月份推出2011南京金秋旅游节，其中9月24日将在中山陵音乐台举办“百年辛亥，魅力南京”大型交响音画演出。顺便说一句，这个音乐台也是著名的民国建筑，气势恢弘且十分大气。这些活动不仅能够推动南京旅游业的发展，更是对受到百年辛亥所影响的南京城市精神的传承与推广。

《小康》：与民国历史景点类似，南京还有许多文化历史遗存。在发展旅游产业时，如何更好地提炼历史元素，将历史文化和现代文明结合？

陈刚：当今世界，旅游与文化呈现出深度融合、共生共进的发展趋势。今后，我们要充分挖掘利用六朝、明朝、民国、宗教、文博等历史文化资源，培育一批主题突出、具有国际水准的旅游产品，加快推进常规型旅游向文化深度游转变，从而使人文古都特色更加鲜明。

《小康》：如今，在国家长三角和泛长三角这样的战略格局下，南京在其中的城市角色是什么？南京如何依据自身优势，在更广空间、更现实角度进一步发展，走具有自己特色的转型创新跨越发展之路？

陈刚：南京市委市政府早几年就明确了要走创新的道路，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取得了很多的成绩。南京有创新的潜质，如果把有利于创新的机制、创新的氛围再进一步优化，创新的工作会开展得更好。每个城市都说要创新，而创新就要有人才、资金，但是这些为何要往南京流？南京一定要有自己的特色，这个特色，最终是在文化上体现的。南京的优势是，有大量的人才供应。但是有这样优势的城市也不在少数。所以南京要让具有创新能力的人，认为在南京很舒服、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在他们工作之余、创新之余，还能享受文化的乐趣、文化的滋养。

在长三角里，南京是连接中西部的节点和桥梁。国务院规划里也说，南京是一个门户城市。一直都有南京都市圈的概念，包括镇江、扬州、淮安的盱眙，安徽还有4个城市，马鞍山、芜湖、滁州、巢湖。但是最近，安徽省巢湖市被拆分为三，分别划归合肥、芜湖、马鞍山三市管辖。从此，合肥市有了向南发展的更大空间。巢湖的拆分，对一江之隔的南京产生的影响目前还很难预测。无论如何，相信南京也一定会找到新的突破口，保持南京及南京都市圈的良性互动与发展。

十里秦淮 古迹、园林、假山、画舫、新街旧巷、古阁新楼，和着古都的民俗民风，构成了新秦淮极富情趣和魅力的文化画卷。

中山：一个人成就一座城

美国建筑学家沙里宁说过：“城市是一本打开的书，从中可以看到它的抱负。”俯瞰中山，就如中山故居这座中西合璧的小楼，百年来凸显着中西文化的交融与碰撞，也印证着这座城市在这一特殊文化背景下谋求经济与民生均衡发展的人文思路

文|《小康》记者

孙晓青 刘建华 中山报道

在地图上勾勒中山市的轮廓，这座位于珠江三角洲中南部、珠江口西岸的城市，其地理线条好像一个紧握而向上举的拳头。

中山市南端的南朗镇，紧邻着珠江口和伶仃洋，当地人习惯称珠江口为海，实际上这里是咸淡水交界处。涨潮时，海水覆盖整个水域，形成咸水，退潮时，珠江水又将这片水域变成淡水。站在山上，能够清晰地看到由灰蓝色的海水和昏黄的江水形成的咸淡水交界线。

当地人认为，外来文化乘海风而进，本土文化携珠江水而来，在这里形成了中外文化的交融。正是这样的地域文化，造就了这里人才辈出，发展迅猛，也铸就了这座城市开放、创新、坚持、积极的个性。

此地原名香山县，因纪念伟人孙中山而更名为中山，成为全国唯一以伟人名字命名的地级市。咸淡水文化的积淀使这里成为著名的侨乡，中外文化交融带来的开放、包容、先进的理念不断冲击着中山人变革。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中山人秉承着孙中山

“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抓住机遇，把中山从一个亦耕亦商的小镇，发展成为现在经济与生态环境齐头并进的和美之城。这个大约以占广东省1%国土面积和3%常住人口的城市，创造了广东省第五的经济总量。

一个借由辛亥百年际遇形成的倒逼机制正在促发这座城市再次发力，一场城市发展的大变革正蓄势待发，拉开序幕。

一个人成就一座城

中山市南朗镇翠亨村的孙中山故居，是一座中西结合的建筑，虽然外表是“洋装在身”，但内里的设计和布局却又完全是传统中式的风格。这栋小楼是孙中山的哥哥在南洋经商赚了钱寄回来后，由当时26岁的孙中山亲自设计、画草图、督建的。现在看来，这不过是一个中西合璧的特色建筑，然而，在100多年前那个中国古朴的农村里，它的出现曾引起过一场轩然大波。

“这栋房子无数地方都不同于当时的习俗，第一是朝向，古时候房子讲究坐北朝南，讲究紫气东来，而它却是坐东朝西，第二是为了让空气通畅，小楼有很多的窗户，这又打破了农家忌讳窗多的旧俗，第三是它的走廊和门都是通畅开放的，这也大违中国传统建筑封闭式的习惯。据说小楼建成时许多人来参观，当时就有人说它四通八达破财不吉利。学医的孙中山先生却认为，空气流通，精神愉快就是吉利。”

这是故居讲解员们津津乐道的轶事之一，刚刚毕业来到馆里工作两个月的小郑最喜欢讲解这一段，在她看来，虽然建房子是件小事，但却体现出孙中山先生的开放与先进的理念和精神。正是这种理念和精神，影响了这座城市、这个国家的大发展。

在故居纪念馆馆长萧润君看来，辛亥革命是孙中山对中国最重要的贡献，但这并不是孙中山革命人生的全部。孙中山曾讲过：“建设是革命的唯一目的，如不存心建设，即不必破坏，更不必言革命。”100年后，当回过头来审思，早先他所提出的许多建国方略，都在现代化的城市进程建设中发挥了现实的指导意义，他的《建国方略》、实业思想以及铁路、港口、水利计划等，如今也都逐一实现。

上海浦东新区一位管委会副主任曾对萧润君馆长说，“我们是捧着孙中山的著作来建设浦东的。”抗日名将吕正操将军戎马生涯后担当了铁道部长，在90岁时来到孙中山故居，下车后见到萧润君第一句话就告诉他，“当年一穷二白，什么都没有，我是拿着孙中山的铁路图来当的这个部长。”2005年，温家宝总理参观故居，他站在故居纪念馆内依照孙中山理念建成的规划国家经济建设的沙盘前曾风趣地说，“现在各地建设到国务院来立项都说是孙中山先生当年的理想。”

对整个国家的影响如此，对这座城市的影响更是深入骨髓。

“中山是伟人故里，孙中山文化是中山建设文化名城最深层的底蕴。”中山市委书记薛晓峰的这句总结恰如其分指出了中山和其他纪念辛亥革命城市的不同。在这里，秉承孙中山精神和文化是城市发展总体规划思路之一。孙中山文化被深深烙印在城市建设中，无论是发展思路、城建还是民生都贯穿始终。

来到中山的人都会被这里宜人的绿化环境所吸引，道路两旁高大的亚热带灌木、成片的植被都给这里带来了清新又自然的感觉。中山市城乡规划局局长张珂笑着告诉《小康》记者，中山人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在他看来，这得益于孙中山的“社会和经济协调发展”思想，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中山成功探索出一条宜居城市建设、和谐发展之路。这个广东经济的“小虎”，早在1997年就从联合国人居中心捧回了“人居奖”。

萧润君接触过很多中山籍华侨，无论他们的事业有多大，职务有多高，在他们的名片上，名字的下方往往印着的不是职务，而是“广东，中山”。这座城市以孙中山为荣、为标杆、为指向标，无论是当地还是身居海外的中山人都为这个身份感到自豪。

一座村庄的城市梦想

纪念馆门前的马路正在紧张地整改建设，来往车辆频频，尘土飞扬；旁边，辛亥革命纪念公园正在紧锣密鼓地建设中，据说，这个广场10月初就要正式投入使用，紧迫的工期使这里每天都有很大的变化；因为施工，通往孙中山纪念中学的那条林荫路暂时封闭，来此的车辆只能绕路前行，对于生活和工作在周边的人来说，着实带来很多不便。

程爱娟经营的小卖部原本在孙中山纪念中学校门对面，因为道路整改，她不得不搬迁到稍远处，虽然也对着校墙，但来往只有通行的车辆，少了很多客源。“生意少了好多哦，可是没办法了，这边要搞大建设，支持喽，希望将来能带动生意更好。”程爱娟笑着说。

和她一样，近几个月的部署建设中，附近的居民都给予了大力的支持，没有一句怨言，甚至仍带着欣喜。他们知道，这一次，翠亨村终于要变样了，他们的道路会更宽敞、畅通，环境会更好，经济会更发达。

南朗镇党委委员、翠亨支部书记张锦华甚是欣慰。1998年，应翠亨村镇相关领导的请求，他弃商回到了这里开始了村官之路，一干就是13年。作为历史文化名村，13年的光景中，翠亨村一直都在以保护为主，尤其是翠亨老村，不准拆也不准再建，保留下十几套具有历史意义的老房子。然而，眼看着其他村镇大力发展工业逐渐壮大富强起来，面对老百姓的质疑和不满，张锦华倍感压力之大。

作为行政村的翠亨村管辖25个自然村，户籍人口3900多人，外来人口2万人，因为早期开发征地，村里几乎没有耕地，务农的人很少，村民基本都以外出打工为主，有的也做些小生意。从1995年开始到2008年，翠亨村几乎处在发展的停滞期。“大环境限制了，作为孙中山故里，这个地方在发展的过程中有诸多考虑，规划各个方面都受到很大的限制。”张锦华无奈地说。

当时，其他村镇都在大力发展工业，招商引资，而翠亨村发展的前提是保护。张锦华也曾想了很多办法，但是很多工业项目根本进驻不了。既要发展，又要保护，很难平衡的矛盾一直困扰着翠亨村。这里的村民们知道如果没有孙中山，翠亨将会和所有不知名的小山村没有分别，但也正是有了孙中山，伟人故居的头衔一度成为了这里发展的负担。

这十多年间，这里只好重点进行了民生保障和基础设施建设。

“翠亨村的发展定位很重要。”张锦华意识到，必须找到一个平衡促进当地的发展。2008年，村里的决策者们开始重点讨论定位问题。当时提出了两个，一个是做休闲旅游度假的地方，一个是以孙中山纪念中学为依托建立一个大学城，将这里打造为一个文化之地，而在调研的过程中，后来又演变成了画家村的建设。

翠亨村一直都在往旅游休闲的方向努力，但一直以来，依托孙中山纪念馆的旅游开发并没有形成有效的配套，这里无论吃饭、住宿都不方便，来到这里的游客大都参观完故居就走了，留不住人。此次辛亥百年，中山市委市政府决定在翠亨村建设国际旅游小镇，重点发展旅游业，弥补原有的不足。

“现在这个小镇的规划还在制定和讨论中，很多人都在问小镇到底要建成什么样？欧式的还是民国风情的，这似乎也是争论最为激烈的地方。”张锦华说。一派专家认为旅游小镇应该突出岭南特色，以原有民国建筑为依托建设传统中国式的；另一派专家则认为，孙中山先生一生跑过很多国家，应该建设一个国际风情街的样式，突出欧式特色。

“我个人是倾向于传统岭南特色的建设，但是现在有些已经确定的项目，比如说度假酒店是古堡形式的，就必须要考虑这种落差定位如何协调。所以专家们还在论证。但无论是什么样，这里都将发生大变化。”张锦华笑着说。

在他的办公室办公桌正对面的墙上挂着一幅2004年的翠亨村全貌航拍图，每天他都会不自觉地看看，最近，他偶尔也会想起，以前因为无法招商引资落项时的无奈愤慨。如今看来，当时如果真的成功了才是大错误。

一个“新区”的重大变革

岐江，穿城而过，曲线优美，被赋予中山母亲河的尊称。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陆路交通并不发达的背景下，正是这条延绵39公里长、贯穿城区与11个镇区的母亲河，充当了当时中山连通外界的最便利通道。人们在这里聚居，货物在这里集散，交易在这里进行，市场在这里形成，沿江经济带在这里逐步延伸。

2010年12月21日，时任中山市委副书记、代市长薛晓峰乘快艇沿岐江夜游的路线慢驶了一圈，提出“治理岐江水

扮靓母亲河”的重要，并提出 “水是魂、灯是眼，沿途江景是亮点”岐江夜游开发思路，岐江夜游呼之欲出。

时值辛亥百年，在众多的开发建设项目中，计划于10月1日正式运营的岐江游项目仍然是很亮眼的一个。在建设中，曾有人质疑，岐江沿岸景观楼宇建设还不完备，还没形成优美的景观带，为何不等建设好后再进行岐江游开发。而一些接近市政府决策层的人士表露，市委书记薛晓峰正是希望用完备的岐江游硬件倒逼两岸的快速建设和发展。

中山市此刻处在了一个新的发展节点上。对中山来说，这不仅仅是一场隆重的纪念，薛晓峰表示，中山正是将借纪念辛亥百年形成倒逼机制，集中力量实施打造战略平台，进一步改善民生，促进中山城市格局的战略性发展。

在分析中山城市发展短板的时候，张珂直言不讳地指出，最大的问题是中山的区位优势没能发挥出来。“我们的交通条件相对来讲是滞后的。除了一个去港澳的口岸后没有别的，以前铁路也没有，现在有一个刚刚建成运行的轻轨，没有机场。虽然周边几个城市机场也比较便利，但和其他城市相比，在对外交通领域当中有落差。无论选择哪个机场都要超过1个半小时左右，别的城市都会比我们快。”张珂说。而市委市政府也看到了这一劣势，提出了“道路先行再先行”的发展策略。

另一场更为重大的变革正在酝酿和规划中。

在中山的采访中，每天都会听各个部门提到“翠亨新区”建设项目。据介绍，中山正在打造“一个平台两大基地”。一个平台即“翠亨新区”，其将整合孙中山故里和中山东部沿海区域资源，与大型央企密切合作，进行规划建设。起步区5平方公里，努力将其打造为海峡两岸和全球华人华侨创新创业平台，以及弘扬中华文化的精神家园。

两个基地是指以明阳风电为龙头，发展产业链、延长产业链，用三到五年力图把它打造成为千亿级的海上风电项目；另外，中山和中信国安盟固利、北汽福田等达成协议，计划投资160亿元建设大功率动力电池和新能源汽车生产基地。

“翠亨新区”项目处在南朗镇，得名于孙中山故居的所在地南朗镇翠亨村。南朗镇在短短五六年的时间里，综合发展力由原来中山倒数第七、第八的位置攀升到现在的第五位。税收由2005年的2.5亿元突破到2010年的超过13亿。而据统计，今年上半年的税收已经超过了7.5亿元，预估势必会超过去年的成绩。

刘浩君任中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前一直在南朗工作，说起这里的发展感慨不已，“中山曾经有一句笑谈，中山24个镇区，按照经济排名每8个镇划为一个世界，南朗最早先是第三世界，而现在是第一世界。”

南朗的飞跃发展离不开工业的快速发展。而此次“翠亨新区”的规划项目势必会让南朗迈向更高的发展阶段。南朗镇副镇长阮杰明表示，这一项目将对南朗的产业转型升级、建设现代化产业起到重要的作用。

中山大学一个教授曾讲过一个观点，以翠亨为圆心，100公里为半径画个圆圈，在地图上拿掉，中国近代历史将不复存在。这里承载着中国近代文化遗产的复兴与保护。辛亥革命百年，在纪念和有效保护相关文化遗产的同时，更应该切实推动的是区域性的发展。中山适时抓住了这一历史机遇。

念兹在兹 香山县更名为中山市，留给此地巨大的精神财富，图为中山市孙中山纪念广场。

翠亨新区 休闲旅游度假、大学城、画家村、翠亨村的梦想随时代而变迁。

城市如何打好“中山牌”——专访中山市委书记薛晓峰

一边是经济发展，一边是历史文化的保护；一边是创新产业升级，一边是民生建设，中山市将孙中山精神和文化、将建设与民生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了均衡发展的态势

文|《小康》记者

孙晓青 刘建华 中山报道

《小康》：作为孙中山先生的故乡，中山市大力倡导孙中山文化的传承和弘扬，秉承着孙中山的精神进行城市管理和建设。在您看来，孙中山的文化、精神、理念与中山城市发展的管理和建设是如何融合在一起的？体现在哪些方面？

薛晓峰：中山在孙中山先生精神的感召和激励下不断发展，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山人民继承发扬孙中山“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把握地处珠三角腹地的优势，勇立潮头，先行一步，推动经济社会平稳快速发展，使中山成为“广东四小虎”之一。中山市以广东省1%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省第五的经济总量。中山人继承发扬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惠民思想，大力办好民生实事，积极推行城乡一体的基本公共服务。目前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收入比为1.7∶1，为全省最小。同时，大力开展种树治水抓生态，成为全国地级市中第一个国家生态市，并创建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小康》：在快速发展中，目前中山是否也像其他城市一样遇到瓶颈？体现在哪些方面？如何破冰？

薛晓峰：我市现有的人才储备和管理格局，与形势的发展、社会建设的要求仍有差距，我们大多数干部是在经济建设中培养出来的，缺乏社会建设能力的锻炼，搞社会建设的思想准备和能力储备相对不足。政府职能尚未完全转变，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有待提高；社会组织不发达，公共服务机构和专业社工明显短缺；社区服务管理功能有待完善，多元治理的社会管理格局还未形成等。所有这些都要求我们必须顺时应势，完善多元治理的社会管理格局，尽快提高社会建设的水平。

《小康》：您此前提出“十大率先”来概括中山市社会管理的“中山模式”，可见创新在中山市城市管理理念中占有非常重要的比重。如何解读“中山模式”对这座城市发挥的效应？如何理解创新？关键点是什么？

薛晓峰：近年来，中山切实把加强社会建设和创新社会管理提升到与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同等重要的位置，积极探索与科学发展要求相适应的社会建设管理模式：一是坚持“一个理念”，即包容增长、共建共享的理念，进一步解放思想，努力改变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思维定式与工作惯性，在可持续发展中补上社会转型的短板，解决好发展起来以后出现的社会问题。二是努力实施“两个突破”，即突破城市人与农村人、本地人与外地人两个二元结构，促进社会认同与融合，实现更广泛人群的凝心聚力。三是逐步实现“三个共享”，即全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全民共享基本公共服务、全民共享平等发展机遇。在创新上，中山将进一步破解城乡与城市两个二元结构，让所有中山建设者都享受到改革发展的成果，不断增进外来人员对中山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小康》：对于中山来说，接下来还有哪些城市建设管理的新举措和方向？

薛晓峰：建设幸福家园，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创新产业与城市联动发展模式，增强城市综合竞争力。我们将以“修路、种树、治水、抓项目、筑平台”为重要抓手，擦亮伟人故里品牌，以良好环境吸引高端资源集聚。一是实施“交通先行再先行，公交优先再优先”发展战略；二是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大种树、种好树、种大树；三是以开通“岐江夜游”为动力，推动岐江河综合治理；四是全市共打一张“中山牌”，合力引进强优项目；五是把握辛亥革命百年际遇，整合孙中山故里和东部沿海资源，规划建设“翠亨新区”，加快建设可以支撑中山长远发展的战略平台。

辛亥城市地图

长沙——抢米风潮

1910年4月，湖南粮荒，长沙米价一日数涨。一靠挑卖河水为生的农民劳累数日，却买不起一升米，于是携家眷四口自溺而亡。这一事件激起大规模群体事件，抢米风潮引发殴辱政府人员，烧毁巡抚衙门，进而捣毁外国领事馆及银行等。

广州——广州起义

1911年4月27日，黄兴率百余名敢死队员进攻两广总督署，发动了同盟会的第十次武装起义——广州起义。起义军浴血奋战，终因兵力严重不足而溃败。最终，72位参与起义的烈士葬于黄花岗，故这次起义又称黄花岗起义。

成都·四川——保路运动

1911年5月，清政府将民办铁路川汉、粤汉线收归国有，旋即又出卖给英、法、德、美4国，激起四川人民的强烈反对，掀起保路运动。保路风潮迅速由成都扩及全川。8月，群众罢市罢课，9月，全川抗粮抗捐。9月7日，四川总督诱捕保路同志会会员，制造“成都血案”。随后保路同志军揭竿而起，围攻成都，同盟会员借机发动了武装起义。保路运动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线。

武昌——武昌起义

1911年10月10日晚，新军工程营的革命党人率先发动攻势，随后各营奋起，攻陷总督衙门和镇司令部，占领武昌，汉阳、汉口的革命党人闻风而动，相继光复汉阳和汉口。起义军掌控武汉三镇后，湖北军政府成立，黎元洪被推举为都督，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并号召各省民众起义响应。

长沙——长沙起义

1911年10月22日，在武昌起义成功后，同盟会湖南分会于长沙发动起义，成立了中华民国军政府湖南都督府，成立了参议院、军政府。

西安——西安起义

1911年10月22日上午，西安起义爆发，两千旗籍骑兵被歼，将军文瑞投井自杀；六营巡防兵缴械投降，护理巡抚钱能训被俘，西安光复。

九江——九江起义

1911年10月23日，九江积极响应武昌起义，宣布独立，脱离清政府，接受军政府领导，公开树旗，号称中华民国驻浔军政分府。

太原——太原起义

1911年 10月29日，太原起义，成立山西军政府，举阎锡山为都督。

昆明——重九起义

1911年10月30日，昆明爆发重九起义(该日为农历九月初九)，激战至31日中午，起义军完全占领昆明。11月，云南军都督府成立，举蔡锷为都督，数日后全省光复。

南昌——南昌起义

1911年10月31日，南昌起义。11月1日成立江西军政府，举吴介璋为都督。

贵阳——贵阳起义

1911年11月3日，贵阳起义。次日成立大汉贵州军政府，以杨盖诚为都督；另设枢密院，以张百麟为院长。

上海——上海起义

1911年11月3日，上海起义。6日成立沪军都督府，举陈其美为都督。

杭州——杭州起义

1911年11月4日，杭州起义。在各路敢死队的配合下，5日光复杭州，举汤寿潜为都督，随后全省各地闻风响应，不到一个月，浙江全境光复。

苏州——苏州和平光复

1911年11月5日，苏州和平光复，成立江苏都督府，巡抚程德全改称都督。

桂林——广西独立

1911年11月7日，桂林和平光复，宣布广西独立，改巡抚衙门为军政府，咨议局为省议院，军队统称广西国民军，以巡抚沈秉堃为都督。

安徽——安徽独立

1911年11月7日，安徽宣布独立，成立军政府，推巡抚朱家宝为都督。

广东——广东独立

1911年11月9日，广东和平宣告独立，张鸣岐被推为都督。但在民众的强烈反对下，张鸣岐不敢就职，潜逃香港。各界代表又改选同盟会员胡汉民为都督，11月中旬，广东军政府正式成立。

福州——福州起义

1911年11月9日，革命军发动福州起义。11月13日，福建军政府成立，推孙道仁为都督。

山东——山东独立

1911年11月13日，山东宣布独立，以巡抚孙宝琦为都督。11月24日，名曰“山东全体维持会”的反独立组织在济南出现，以“维持大局”、“保卫公安”为名逼迫孙宝琦取消独立。原本就不赞成独立的孙宝琦随即宣布取消山东独立。

上海——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成立

1911年11月15日，浙江、江苏、镇江、福建、山东、湖南、上海等处代表在沪集合，成立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

重庆——重庆独立

1911年11月22日，重庆宣告独立，成立蜀军政府，以张培爵为都督。

成都——成都独立

1911年11月27日，成都宣布独立，建立大汉四川军政府。后与重庆协商，两军政府合并，成立“中华民国四川都督府”，四川统一。

上海——召开共和联合会大会

1911年12月4日，在上海召开共和联合会大会，出席者除留沪各省代表外，还有汤寿潜、程德全及其他在沪名流。大会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并推大元帅组织临时政府，以伍廷芳为代表与袁世凯议和。

上海——南北和谈

1911年 12月18日，“南北和谈”在上海英租界南京路议事厅开始举行。伍廷芳代表革命军方面提出清帝退位、选举总统、建立共和政府等条件；唐绍仪代表袁世凯向革命军进行要挟。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仪下诏退位。次日，孙中山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南京——中华民国正式成立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诞生，南京临时政府正式成立，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就此结束。

(资料整理 潘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