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怪化猫五个故事的联系:鹰派书记阮成发：心中有个大武汉梦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8 01:45:02
鹰派书记阮成发：心中有个大武汉梦
平民市长阮成发：顶着骂声搞建设
2011年04月12日 17:11
来源：时代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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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曾豪言要将武汉建设成为“东方的芝加哥”，有如此大武汉梦的除了他还有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阮成发因大搞武汉建设被戏谑为“满城挖”却还不忘自嘲，除了有足令我们莞尔一笑的乐观外，他还是个什么样的人？是不顾遍体鳞伤，欲投身入刀林剑雨般反腐官场的治庸斗士；还是立志做有为市长，却广被争议对不对得起武汉的鹰派人物；亦或是难忘大武汉逝去荣光，意欲再造另一个大武汉梦的武汉人？我们于今，尚未可知。[网友评论]
短短一个月中，阮成发再次因“灰尘”和“厕所”两件吹毛求疵的小事，被武汉普通市民津津乐道。有着“平民市长”之称的阮成发，在公众眼中，却是推动大武汉交通城建的鹰派人物。
就在今年3月，阮成发又高调宣布了一项招致争议的投资计划：武汉砸下200亿打造辛亥革命百年庆典，该工程被外界指为有浪费财力和推高房价之嫌。
面对这一切，阮成发十分淡定。他毫无保留地公开自己的观点：武汉顶着骂声也应搞城市建设，对武汉发展有利的事，看准了我就会下定决心去做，从不为议论所动摇。阮成发常言，大武汉是个坐在预言上前途无量的城市，有朝一日，武汉一定能像上海一样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
俯身三镇
多数武汉市民，对阮成发的印象是，做事效率高，为人温厚，但凡涉及民生，他都事必躬亲，从不敷衍。
日前，阮成发又亲抓了两件民生小事。
6月5日中午，阮成发专程乘坐轻轨1号线2期“找茬”，从汉口黄浦路起点站上车，一路十几公里都未能挑出什么毛病，正当大家松了一口气，在终点宗关站下车时，他突然注意到通道的顶篷上积有一点灰尘，就严厉说道：“这里也是武汉的‘脸面’，一定要搞干净”。
“这明显是鸡蛋里挑骨头”，6月12日，武汉地铁集团的王先生说：“但我们都习惯了阮氏作风。”
而在5月17日的武汉市政府常务会议上，阮成发竟破天荒用1个半小时讨论武汉地图必须标明公厕的问题，还让副市长张学忙和人大副主任肖常谷自曝“如厕难”经过，当时场面颇为尴尬。
会上，阮成发疾言厉色批评样板厕所太过奢华：“那些用名牌，水磨石和电梯搞成的50年都坏不了的奢华厕所，对普通市民到底有何意义？”。其言辞之激烈，令在座的分管市长如坐针毡。
正是因为这些重民生抓小事的做法，阮被市民亲切称为“会闹眼子的平民市长”。
出身平民
今年53岁的阮成发，出自普通工人家庭，地道武汉市黄陂区人，在武大和华中师大完成本科和研究生学业。从1975年他成为武汉民众服装厂一名工人，到2008年他荣任武汉市市长，整整33年间，他只因外调离开武汉5年。
1998.09—2001.06，阮成发在担任襄樊市长期间，就读华中师范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科学社会主义专业在职博士，博士论文题为《加入WTO背景下中国政府职能转变与体制创新研究》。
《WTO与政府改革》及《加入WTO后再论政府改革》这两本著作均为阮成发亲自操刀所写，没有请秘书，也因此博得了常委的赏识，成为常委在湖北最大的发现。这些著作如今也已成为WTO与政府改革系列很多论文的引用著作。读阮成发文章，或许有利于相关人士把握其执政理念及思路。
本书内容包括：WTO 概述、WTO 与政府、GATT/WTO各成员方政府的应对举措比较分析、中国为加入WTO 所作的改革与调整、加入WTO 给中国政府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等。
阮成发是华中师范大学毕业的法学博士，这本著作就是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加入WTO背景下中国政府职能转变与体制创新研究》的延展，是他就读博士研究生期间勤奋学习、认真思考和理性判断的结晶，是我国政治学研究领域一项很值得重视的新成果。本书视角新颖，开拓创新；切近中国实际，提供了良计良策；直面现实。本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加入WTO后再论政府改革》内容简介
本书出版面世后颇受读者欢迎，一年中已持续力口印9次。一本理论性的专著能取得这样的业绩，不易，但也不怪。它至少反映了两个问题：一是近年来，我们虽然出版了数以千计的有关WTO的研究著述，但从政府改革这个角度切入展开深度研究者并不多，成发同志的研究可谓“占得先手”；二是成发同志研究的这个课题在我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一周年后已日益显现出它的重要性：所谓“入世”，首先是政府要“入世”。我们经常讲面对“入世”后的挑战与应对，而最大的挑战莫过于对政府的挑战，最积极、最有效的应对则莫过于加快政府改革的步伐，全方位地、有效地搞好政府改革。
这是我国政治学研究领域一项很值得重视的新成果。
（一）视角新颖，开拓创新，中国加入WTO是举世瞩目的大事，自然会成为我国理论界的研究热点。但从年来一批关于WTO图书上市情况看，多是经济学、法律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而从政治学的视解来研究这一课题，尤其是加入WTO与中国政府职能转变、体制创新的关联作为切入点的研究成果尚属少见。本书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虽然是初步的，但它却为这一政治学前沿课题的研究开创了先河，起到了填补空白的作用。
（二）切近中国实际，提供良策，如本书第六章，围绕WTO的要求，提出了七项相关对策；1 适应WTO要求，加快转变政府职能；2 全面深化体制改革，从本制上实现与WTO接轨；3 顺应贸易自由化潮流，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4 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全面增强中国经济的国际竟争力。5 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确保中国国家粮食字全；6 实现政府对社会的有效管理，保持政治、经济、社会的稳定和协调发展；7 充分借助WTO舞台，积极为我所用。这些反射中国实际的对策建议，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实用价值。表现了作者强烈的历史责任感。
（三）直现现实，提出改革和完善中国政府体制的构想。中国“入世”就是承诺按WTO规则办事，无疑会给我国各级政府带来巨大冲击和挑战，要求转变政府职能、转变工作方式、转变工作作风，提高政府管理水平。本书第七章从此出发，就如何构建适应WTO要求的现代化政府体制进行了有益探索，提出了行政理念现代化、行政管理法律化、行政决策科学化、组织结构合理化、政务活动公开化、政府运作高效化、管理手段信息化、政府人员职业化、政府形象廉洁化的框架设想。这是书中所闪耀的思想之光，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目录
修订版序
初版序一
衩版序二
第一章 WTO概述
一、WTO的产生及发展过程
（一）理论的源头
（二）危机的警示
（三）战后的呼唤
（四）WTO的诞生
二、WTO的性质、职能及组织体系
（一）WTO的性质、宗旨
（二）WTO的基本职能
（三）WTO的组织体系
三、WTO法律体系及基本特征
（一）WTO法律体系
（二）WTO法律体系的基本特征
四、WTO的基本原则
（一）非岐视原则
（二）自由贸易原则
（三）可预见性原则和透明度原则
（四）公平贸易原则
（五）互惠互利原则
（六）公平解决争端原则
（七）鼓励发展和经济改革原则
五、WTO的主要贸易规则
（一）货物贸易的主要规则
（二）服务贸易的主要规则
（三）知识产权保护的主要规则
六、WTO争端解决机制
（一）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性质和法律框架
（二）WTO争端解决机制的适用范围和一般原则
（三）WTO争端解决的基本程序
（四）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意义和特点
附：WTO争端解决程序时间表
第二章 WTO与政府
一、WTO与各成员国（地区）政府的关系
（一）各成员国（地区）政府总体目标的致性，是WTO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二）WTO的协定、协议是各国成员国（地区）政府相互妥协、相互协调的结果，是各成员国（地区）政府根本利益的综合反映
（三）WTO对各成员国（地区）政府权利的挑战
……
第三章 GATT/WTO各成员方政府的应对举措比较分析
第四章 中国加入WTO所作的改革与调整
第五章 加入WTO给中国政府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第六章 加入WTO背景下的中国政府职能转变与相冯对策探讨
第七章 努力构建适应WTO要求的现代化政府体制
附录一：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的决定
附录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议定书
主要参考文献
修订版后记
阮成发畅言媒体见面会：我最大的爱好是看书
2011年04月13日 12:58
来源：荆楚网 作者：姚启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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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成发举行媒体记者见面会
荆楚网消息（记者姚启慧 实习生胡慧婷）“网络传播速度快，影响大，我一直通过网络来倾听网民提出的问题和意见，关于武汉的好消息我不一定会看见和听到，但是坏消息我一定会知道。”
16日上午，刚刚参加完武汉市人大十六届四次会议闭幕式的阮成发举行了媒体记者见面会，中央、省及武汉市的二十多家媒体记者参加。在回答荆楚网记者关于“经济适用住房‘六连号’事件等一些事件都是从网上最先被披露的，政府在重视网络舆论、倾听网民意见等方面有什么举措？”的提问时，阮成发说：“我非常欢迎市民通过网络来反映意见和问题，监督我们政府的各个职能部门。”
武汉未来目标更高
记者：在国际金融危机大环境下，如何看待武汉克服危机，经济取得快速增长？
阮成发：应该说，2009年武汉交了一份沉甸甸的答卷，这离不开党中央的关心，离不开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今年年初，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武汉经济发展也迎来了最困难的时刻，经济发展速度只有7%，也创下近年来的新低，钢铁、汽车、化工三大支柱产业都呈现下滑趋势。经过全市人民一年的奋勇拼搏，最后经济保持了13%的增长，这个速度在平常年份没什么，但是在金融危机的特殊背景下，具有重要意义，这是全市上下一起努力的结果。
记者：武汉前年在全省副省级城市中排名第18位，去年上升为第5位，实现了提档升级。武汉未来有没有更高的目标？
阮成发：2009年武汉经济总量持续提升，还不能足以说明武汉的全面进步。在今后6至7年左右时间，武汉的GDP要达到1万亿以上，从2010年开始算起，每年经济增长要达到1000亿以上，压力很大。此外，我们还要面临能源紧张、环保等压力，这要求我们必须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在新一轮的发展中提升产业基础，按照中央的批复，加快两型社会建设，加快东湖高新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
我们所取得的成绩，自己跟自己比固然可喜，但与我们未来的目标比还不行，往后看压力倍增。
东湖高新区应与世界一流接轨
记者：东湖高新区获批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在建设国家级的自主创新示范区方面，您有什么具体的构想，今后将会从哪些方面入手？
阮成发：把东湖高新区打造成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肯定需要长期的建设和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东湖高新区未来要在四个方面进行突破，一是领导，二是机制，三是主体，四是产业。
未来加快东湖高新区加快发展，要聘请的专家和国际一流接轨，同时还要在机制上进行创新，解决制约发展的一些机制上的问题，推动科技成果转化，让科技成果与资本进行有效对接，发挥示范区先行先试的优势。另外，要认识到自主创新的主体应该是企业，要让更多科研人员、企业家在推动自主创新方面具有积极性，通过政策、环境等方面的扶持进行推动。在产业规模上，东湖高新区的经济规模在2013年达到5000亿以上，2018年要过万亿。
让市民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是政府工作重点
记者：武汉相继承担5个国家级的创新试点，成为全国的密集改革试验区，与中部各大城市相比，武汉如何定位？武汉在最新的副省级城市排名中，名列前五，但是居民收入与这个排名有较大差距，武汉将会出台什么措施提高居民收入？
阮成发：武汉是中部地区龙头城市之一，但是与我们未来的目标有较大差距。在未来数年内，我们的经济规模要达到万亿以上，产业结构要比较合理，城市形态则要建设生态宜居性城市。
如何让市民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应该是政府工作的重点，特别是在居民收入增长这一块，政府要加大投入。今年武汉市将会投入88亿元到居民社保，比上年增加25%，其中还不包括中央的投入，这一块的增长远远高于经济增长。在养老、医保等方面，政府也都加大了投入。另一方面，增加居民收入最好是送工作岗位，武汉通过推动全民创业增加了就业，建设下岗职工技能培养基地，帮助下岗人员就业。
要经常到市民中间去了解市民的困难
记者：武汉市每年在征求“十件实事”时，都会在网站等媒体上向市民征集意见，这体现您这届政府务实亲民的作风，您如何看待的？
阮成发：我把市长的职位当成工作岗位，平时只要有时间，我经常一个人都会到处转转。我去得最多的地方是超市、电影院、书店、小吃店……市民经常去的地方我也会去，我也有时骑自行车带着媒体到城市的各个角落，听市民们讲什么好，哪些不好。我始终认为，了解市民的难处不能站在市长的角度，要俯下身子去看问题才能发现问题，要把去市民当中当成一个习惯。
像我们城管局长，不能等着媒体报道、市民投诉，城市中的很多问题你为什么看不到，如果骑上自行车去看看就能发现很多问题，这跟坐在车里走马观花是不一样的。
最高兴的事是武汉迅速“长高长大长结实”
记者：在过去的一年里，市长最高兴的事情是什么？最不高兴的事情又是什么？
阮成发：应该说，我去年最高兴的一件事情就是看到武汉迅速长高长大长结实了。“长高”是指武汉开建的华中第一楼高度达到了428米，“长大”是武汉基础设施建设快速增长，“长结实”是指武汉经济规模总量得到提高，在副省级城市名列前五。武汉这个城市非常可爱，正在不断长大，我们都有责任把它建设得更好。
最不高兴的事情是经济适用住房“六连号”事件，对政府公信力和城市形象造成了严重损害。
记者：经济适用住房“六连号”事件等一些事件都是从网上最先被披露的，政府在重视网络舆论、倾听网民意见等方面有什么举措？
阮成发：其实我们先前在市政府办公厅有一个很好的机制，专门搜集媒体关于武汉的负面报道，第一时间上报市政府更个负责人。网络传播速度快，影响大，我们一直通过网络来倾听网民提出的问题和意见，我们欢迎市民通过网络来反映意见和问题，关于武汉的好消息我们不一定能看见和听到，但是坏消息我们一定会知道。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
记者：在新的一年里，您最想对860万武汉市民说一些什么？您喜欢看书，能不能向市民推荐一本书？
阮成发：武汉这个城市非常可爱，正在不断长大，我们都有责任把他建设得好，我们会把市民的“牢骚”变成我们的动力和努力方向，让武汉未来更美好。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每年到北京开会，我都会到西单、中关村的书店去，武汉的书店也去了不少。我不好向你推荐什么书，但是你需要哪方面的书，我都能向你推荐几本。
阮成发带领“腐败窝案”后的襄樊人走出阴影
2011年04月12日 19:01
来源：凤凰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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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唐良智书记升职前的话
唐书记您要走了，要升职到武汉去了。首先感谢唐书记来襄樊给襄樊带来的变化，最大的莫过于思想的转变。我市亟待发展，干部群众为我市经济做贡献的热情普遍高涨。好消息也接连不断。史上襄樊的三个书记最为重要，第一个是曹野，第二个是阮成发，第三个是唐良智。曹野奠定了我市傲视秦巴江汉的基础，阮成发则让襄樊经历腐败窝案后带领襄樊人民开始走出阴影，唐良智更不用说了，重现我市史上雄风的开山之人。唐书记面临调离升职，这也是我市人民不可阻挡的，我们曾幻想用各种办法留下唐书记，甚至幻想我市能平地升一级，连带着我们的书记自涨一级，可是幻想始终是幻想。有能力、有魄力、有见识、的GCD员就要为社会发挥更大的作用，挑起更大的责任。
唐书记您应该也是个志向高远的人，所谓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您差不多也做到了，古人云“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您谋过的地方都成绩斐然，武汉东湖高新···省域副中心襄樊···我们也希望您能不断的创造奇迹，我们也能为我们曾有这样的父母官而骄傲。湖北是我国的中部省份，经济发展水平也属中游，所以各项矛盾都比较突出，所谓“样样都有，样样都尖”。在这样的地方，想干事的就能锻炼出自己，倦怠者也无非就变成官混(混时间，混职务，混级别，混待遇)。我们不止希望唐书记自己以身作则发展积极主动地方经济，我们也希望您能激起更多党内同志积极主动发展地方经济、为人民谋福利。我也不是专业的记者不是专业的刀笔吏，写不出肉麻的歌功颂德的文章。我们能表达的无非是普通民众，襄樊市民对您的依依不舍和殷切希望。不管是在省委省政府，还是武汉市委市政府，我们都希望唐书记走好以后的路，能依旧多为人民群众做一点实实在在的好事。 送走老书记，迎来新书记。我们不止对老书记有期待，对以后的新书记同样有期待。襄樊目前在重新崛起的重要阶段、关键时刻。新书记到来之后依旧任重道远，往大了说，与周边城市竞争压力还是较大、承载襄樊未来发展的新能源汽车处于起步阶段还有很多细致的工作要做······往小了说，我市农村道路特别是边远农村道路状况亟待改善、市区交通秩序以及城市形象的提档升级、彻底解决我市市区水患······殷切盼望以后的新书记能接住老书记的接力棒继续努力，继续以饱满的热情带领迫切需要发展的580万襄樊人民乘风破浪，勇往直前！虽说和南漳没直接关系，但是只有襄樊发展了南漳才能受到辐射，南漳才能利用襄樊招商资源得到更好发展，不可否认，唐良智书记给襄樊带来了新的思维新的做事方式湖北襄樊官场真假公选：从孙楚寅时代走向阮成发时代
2011年04月12日 17:14
来源：小康杂志 作者：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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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襄樊前后两届市委书记都推出了干部“公推公选”，但结果截然不同：上一届导致了基层组织“局部溃烂”，成为丑闻焦点，当事人也因此身败名裂；而这一届则努力治疗“溃烂”，并试图从源头、程序设计上遏制腐败的产生或蔓延，取得了初步成功。实质性的?
“孙楚寅时代”的“公选”
2004年5月中旬，鉴于老河口市市长和樊城区区长职位已经空缺，襄樊市决定，面向省直单位和襄樊全市公开选拔上述这两个正县级职位的推荐人选。当月24日，湖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农村发展研究处处长施李国和湖北枣阳市委副书记杨述明，在322位竞争者中脱颖而出，分别获得市长和区长职位。
这已是襄樊市第三次“公推公选”市(县)区行政“一把手”。第一次是在2003年的12月，襄樊市在423名报考者中，选中了市交通局、农业局、旅游局和粮食局的局长；第二次是在今年4月，包括市经委、卫生局、教育局在内的7个市直单位“一把手”也公选产生。
加上老河口市市长和樊城区区长这两个职位，至今为止，襄樊市一共“公推公选”了13个正县级“一把手”。目前，“公推公选”已广泛地被认为是襄樊市重建官场生态的重要举措。
其实，“公选”干部这种做法，早在原市委书记孙楚寅主政时就曾试验过。但襄樊当地官员的评价是，“孙楚寅时代”的干部“公选”，在很大程度上是孙排斥异己，提拔自己人的一种手段。
2000年，孙当政期间，襄樊市拿出17个副县级岗位进行公选，这些岗位包括襄樊所辖各县(市)党政机关的副职。
当时的“公选”被称为“双推双选”，即参加者可以由组织推荐，也可自荐。知情人介绍，“双推双选”的整个过程几乎全部由襄樊市委组织部门内部掌握，“基本上在一个封闭的小圈子里进行。”
惟一的“公开”，是参加者报名后，组织部门贴出了16开纸大小的告示，公布获得推荐的人选。在这之后，一切考试和考核都“秘密”进行。
那次“双推双选”的结果至今为人所诟病。知情人透露，孙倒台后，当年当选者中至少有四人被查出有问题。其中的柳更生是一个“典型”。
2001年3月，柳以襄樊市“双推双选”第一名的成绩被任命为谷城县副县长。然而，柳上任不足百天，即因涉嫌受贿被检察院逮捕。经查，柳此前在老河口市担任镇党委书记期间收受贿赂，并与黑社会勾结，谋取不义之财。
因为孙楚寅曾在老河口市担任过市委书记，所以襄樊官场私下相传，普遍认为柳之所以能借“双推双选”被提拔，很大程度上与他曾在孙手下工作过有关。
由于孙案的细节尚未全部公布，我们无法获取直接证据，证明孙在柳提拔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但孙利用权力培植势力，打击异己，在襄樊却是公认的事实。
经媒体广泛报道的“刘有庆事件”亦是证明。作为谷城县委书记，1994年，刘因连续三次超标购买轿车，被《人民日报》等媒体曝光。其时正值襄樊市政府换届，刘因此被取消了副市长候选人资格。
然而，1996年底，刘有庆被任命为襄樊市委副秘书长。其中起关键作用的，就是市委书记孙楚寅。知情者称，孙在任老河口市委书记时，与主政谷城的刘有庆私交甚笃。之后，刘相继担任襄樊学院党委副书记(副厅)、襄樊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一路高升，一路敛财，最终东窗事发，被判处12年有期徒刑。
相反，对于不是自己的嫡系，孙则尽力打压。
原宝康县委书记汪某，被当地人普遍评价为襄樊难得的好官。1998年，汪因业绩突出调任襄樊市委宣传部副部长，1999年底，襄樊市委常委换届，需要增补3个常委。经过投票推举产生了5位人选，汪某名列其中，票数排在中等，成为上级的考核对象。
这就意味着如果严格按照程序，汪某很有可能成为3个常委之一，而孙楚寅有意提携的人如果要进常委会，自然，汪某成了一大障碍。
之后，孙亲自找汪谈话，向其摊牌：“常委人选不能考虑你。”孙希望汪能够主动退出，但汪没有顺从。
孙见状十分恼怒，派人去宝康县查汪某的问题，但未获得任何“成果”。在上级考核过程中，孙最终以“尚未查清的经济问题”为由将汪从考核名单中“消号”。
颇具讽刺意义的是，孙有意提携的某人因基本条件不符要求(正县级未满两年)，未通过上级考核。
汪随后也遭到了撤职的处分，直到2004年才恢复副县级待遇，但此时汪已年过5旬，过了提拔的黄金期，“廉颇老矣”。
“阮成发时代”的“公选”
所以，进入“阮成发时代”之后，当“公选”再次被提出时，襄樊官员并没有抱太大期望。
很多人对第一轮公开选拔持怀疑态度，认为不过是走形式和过场。在第一次“公推公选”时，为防止报考人员太少，无法体现选拔的公开、公平，襄樊市委要求，全市所有任职副处级以上、年纪52岁以下符合报名参考资格的人员全部报考。
但即便如此，423名干部报考，只有294名干部参考。开考不到30分钟，就有三分之一人员提前交卷，用完时间认真答题的尚不到三分之一。
人们的怀疑态度直到第一次选拔结果产生后，才逐渐消除。一方面，大家看到，新任的四位局长确实没有“后台背景”；另一方面，选拔过程中的公开、透明让大家看到“公选”的公平。
襄樊市广播电视大学副校长赵继红是前两次“公选”的参与者，先后参加了旅游局长和教育局长的竞争，对市直局长“一把手”产生过程记忆犹新：
报名(在副处级岗位上工作两年以上的襄樊干部)——组织部门审核资格——笔试——取前5名参加面试——取前3名进行组织考核——市常委会集体研究后确定。
整个过程环环相扣，严格而严谨。每一轮的结果全部公诸媒体。
考试过程中，考生的生活完全封闭，笔试的卷面封闭，打分的评委身份保密。
面试当场打分，主评委为襄樊市四大班子的领导以及党内组织系统的领导，分值占到80%；副评委多为组织人事部门的副职，还包括了民主党派人士以及群众，所谓“群众”也都是科级以上官员，他们的分值只占20%。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的面试，市委书记和市长从主评委中撤出，主评委所占的分值也降到了70%。
比较市直局长的产生，老河口市市长和樊城区区长人选的出炉则相对复杂些，笔试变成了实地调查后撰写报告，以更好地考察官员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实际工作能力，而且还多了两轮推荐的环节。
符合条件的百名竞争者，在襄樊市四大班子领导和所在单位领导进行推荐投票后，只剩下了数十名(省直单位领导同时也对其报名者进行投票推荐)。在接下来的第二轮推荐中，这批竞争者进行个人陈述，由襄樊市四大班子领导听取后，直接进行投票推荐，产生出18人。这18人将进入真正的竞争考试，之后通过常委会票决和全委会票决，决定人选。最后再通过地方人大常委会表决、任命。
襄樊组织部门的官员说，从今年开始，考生的积极性比去年大为增强。鉴于如此情况，襄樊市委有意把“公选”推行到市县区内的科级职位的选拔。
尽管两次未被选中，但赵继红平淡的讲述中，并未流露出过多的失望情绪：
“考官比跑官还是强多了，毕竟是考了一下。从当选者这一段的工作来看，他们也都是能干的人。而且，最重要的是，最终考上的不一定就是领导看中的人，话反过来说，领导看中的人不一定最终能考上，说不定就会在哪个环节被筛下来。”
据不完全统计，这几次由“公推公选”来填补缺额的官员，在襄樊市政府正县级缺额中的比重达到90%，而另外10%的缺额也是用同级平调来填补。
襄樊市委党校副校长刘富生有一个形象的概括：凡进必考、凡提必考。
一位退休的官员分析道：现任的市委书记是外地来的新人，在襄樊没有自己的派系，所以考生对他没有戒心，即便没有考上，也不会有太大遗憾。另外，现在反腐的背景下，也很少有人敢去跑官。
赵继红向记者表示：绝大多数考生是不会去跑官的，他们视“考官”为公平的机会。
湖北襄樊官场真假公选：从孙楚寅时代走向阮成发时代(2)
2011年04月12日 17:14
来源：小康杂志 作者：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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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樊现象”的启示
对于“公选”，襄樊民间也有不同看法。
襄樊市文化界的一位知名人士认为，“公选”报名门槛过高。
“为什么非得要求是副县级的党政领导干部？这样一来，够资格的人在襄樊其实也没有多少，免不了‘在少数人中选少数人’，囿于体制内的小圈子。不妨淡化行政级别，比如在教育界，有副教授职称的都可以去考试，这样，圈子就扩大了。”
对比两任市委书记的“公选”，在一位深谙襄樊官场的老干部看来，最大的区别在于：一个竭力借此强化自己的权力，一个反而是在努力弱化自己的权力。
阮成发在公开场合也承认过：襄樊官场以前之所以会出现问题，主要是一把手权力太大、太集中，尤其是市委书记，“一些干部给市委书记送钱，通过市委书记的关照，谋取一定的地位。襄樊这次的‘公选’，其初衷正是为了‘管住市委书记’。”
据知情人介绍，出任市委书记之后，阮成发工作之余很少私下与官员碰面，交往也仅限于市委核心层的个别官员。另有消息说，阮下一步可能会返回省里任职。
对此，有分析认为，襄樊全力推行“公推公选”，大胆进行干部人事改革尝试，一方面是出于“从什么地方跌下去，就从什么地方爬起来”的需要；另一方面，正是因为阮不需要在襄樊权力体系中培植自己的人马，所以“公选”在进行制度设计时，也少了顾忌。
“襄樊吏改的成绩是显著的，但也暴露了另一个问题：市委书记的权力还是太大。同样是市委书记，一个腐败的市委书记会造成官员体系的大面积‘溃烂’，而另一个市委书记也可以营造清廉之风，以才选人。如果一个地方的干部队伍的好坏，过于依赖‘一把手’的个人品质，而不是依照制度安排，迟早还会出事。”一位学者如是评价，但他同时也肯定：“就像这一次襄樊所做的一样，必须用制度来约束市委书记在干部选拔上的权力，保证干部任用过程的公正透明，避免暗箱操作。不仅襄樊需要如此，全国各地都需要如此。”
“伯乐”下岗 制度“选官”
“对一个单位和一个地区来说，一切制度到了要由最高领导来规制，如果他想发扬民主的话，那么这个单位和地区就可以民主起来，否则，就没有民主，民主成了一种少数人的主观意志，这是不够的。充其量，这只是一种开明的专制。”针对“襄樊现象”，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的胡伟教授如此分析。
“民主最终要靠制度来保障，尤其是在干部人事问题上，”胡伟说，这也是今年以来，中央接连颁布了六个涉及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文件的原因，“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事关执政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提高，事关政治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推进。”
“目前看来，在现有的体制框架内，如何科学分解和制衡‘一把手’的权力，是个重要的问题。”中央党校教授吴钟民说，“这也是中央大力推进全委会票决制的重要原因。”
今年3月，中央出台的《党的地方委员会全体会议对下一级党委、政府领导班子正职拟任人选和推荐人选表决办法》明确规定：市(地、州、盟)、县(市、区、旗)党委、政府领导班子正职的拟任人选和推荐人选，一般应当由上一级党委常委会提名并提交全委会无记名投票表决，全委会闭会期间急需任用时，应当征求全委会成员的意见。
票决制就是在党的常委会或全委会内实行一人一票，在票决制中，各级党委、政府的“一把手”，同其他副职、其他领导成员一样，只享有一票的权利。而此前，在任用干部时，通常的做法是：书记点头、其他常委碍于情面只好附和，最后大家一起鼓掌通过。而票决制则可以保证投票人表达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如实体现出选举人的内心意愿。票决制从制度上削弱了少数人的权力，强化了党内监督，也堵住了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的通道，减少了领导腐败的机会。
早在2001年，中央组织部就选择在部分地区作票决制试点。试点地区包括海南省、山西省晋中市、陜西省铜川市、四川省眉山市和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等地。去年，票决制在四川由试点转为了全面推行。今年4月，中共四川省委还决定，厅级党政一把手将一律由省委全委会采取投票表决方式产生。
将干部决定的主体由以往的少数人，即党委常委会扩大到全委会，这是对选人用人的决策主体进行的一场重大变革，也是中共将党委主要领导者过分集中的权力还给党组织、科学分解与制衡“一把手”权力的重要步骤。
“这项措施有利于扩大党员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吴钟民说。除此而外，还可以动员民众和普通党员的力量，参与对干部人事工作的监督。
“比如说，引入民意测验机制。对一把手所在地区的居民进行民意测验，一般情况下，民众普遍认可的人，口碑好的人，都不会出现大的偏差。比如说，在测评和票决过程中，随机抽取普通党员，组成类似陪审团性质的组织进行监督。”
“但是，也要看到票决制只是第一步。”也有学者认为，票决制目前只是对“下”，还有一个对“上”的问题，“从长远的趋势看，离党员说了算还有一定距离。”《小康》记者 施平 报道 摄影
阮成发新官上任 对干部说：你这把交椅坐不稳
2011年04月12日 19:16
来源：凤凰网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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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太平官”机制说“不”——湖北襄樊公推县级干部纪事
“我现在是个透明的人”
采访湖北省老河口市市长施李国时，他刚上任17天。如果不是记者通过襄樊市委组织部找到他，他本来是不愿接受采访的。作为湖北省第一批公推产生的县市级"一把手"干部，施李国从今年5月进入初选程序起，就已经是备受关注的新闻人物。承受太多舆论压力之后，他更愿意从媒体视野中消失，埋头做事，尽心履职。但是，他也清楚，公推干部的“出身”注定了他将生活在公众的目光之下。
“我现在是一个透明的人。”他说。施李国适应并且喜欢这种“透明”的感觉。他认为，公推干部的特点就是透明：从阳光程序中产生，然后在公众监督中履行职责。“公开便于监督，监督强化自律。我时时刻刻都能感受到社会监督的力量。”和施李国一起成为湖北省首批公推县市级"一把手"的还有杨述明。7月5日，襄樊市樊城区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依法选举原枣阳市委副书记杨述明为樊城区人民政府区长。同日，老河口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依法选举施李国为老河口市人民政府市长。老河口市和樊城区均属于襄樊市辖区。杨述明、施李国这两名县市级正职，是从348名报名者中经过层层选拔脱颖而出的。报名者包括140名省直机关干部和208名襄樊本地干部。跳出参选人的地域限制，将选拔范围扩大到市辖以外的省直机关，是襄樊市公推工作开全国先河之举，是在江苏经验上的突破。湖北省委组织部评价此举时称：“敢于打破本地政治生态平衡，显示了襄樊的气度和胸怀。”
施李国就是一名省直机关干部。他于1988年11月进入湖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历任该中心农村发展研究处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副处长、处长等职。去年5月至今年5月在南漳县挂职任县委副书记，分管农村农业工作。身为“外来人”，能到襄樊当一市之长，他承认：“这个结果让我意外。这得益于一套严密而科学的选拔程序。”研究生毕业的施李国认为，襄樊市此次公推的方案设计非常合理，避免了“考试专业户”的出现。一旦这种选拔机制成为制度，最“实用”的备考方法就是立足岗位，珍惜每一次工作、学习和锻炼的机会。据襄樊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梁建华介绍，通向市(区)长职位的过程里，一共有10道门槛：报名审查、一轮推选、二轮推选、答辩、组织考察、组织部备案、常委全委会决定、公示、向人大推荐人选、人大通过。“每一个环节的结果都通过媒体包括省市两级的报纸、电台、电视台向大众公布，我们感觉自己完全处于公众的目光之中。”施李国说。第一轮公推确定出的37名入选者，一起在襄樊接受民主推荐。他们要过的关是作5分钟的自我陈述。何以用民主推荐取代通常采用的笔试？梁建华说：“实践证明，选干部不能搞‘一考定终身’，不能让‘考试型’干部钻空子；干部的能力怎样、为人如何，周围人心里有数。而且，我们比外省在民主推荐中增加了个人陈述，是为让推荐人对推荐对象有个直观的认识，有利于提高选人的准确率。”施李国告诉记者：“到现在，我都能一字不漏地记得我当时的陈述，因为我说的全是自己的真情实感。”
在陈述中，他从三个方面介绍了参与竞职的目的：在农村出生，大学里学农，工作后研究农业，下派时分管农业，与农民和农业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南漳县工作的一年时间里，围绕“三农”问题思考了许多，准备了许多，希望有一天能把想法变成现实，产生效益；一年的“县官”经历，让他太了解农民对增收的渴望、农村基层干部的艰辛，如果有机会为百姓多做些实实在在的事，他一定“全力奉献自己的真情与汗水，智慧和力量。”朴素真切的陈述打动了评委。
经现场投票，得票前18名(省直6 名，襄樊12名)进入下一个特别的环节：调研和答辩。这些人选绝大多数具有本科学历，年龄在45岁以内，最小的只有34岁，都有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省委首次进行差额批复6月2日至4日，18名人选到老河口市开始了“模拟市长”的调研活动，集体考察1个乡镇、2家企业、1所医院和学校，座谈3次。然后用两天时间，围绕同一主题，站在市长的角度，封闭式地写出调研报告，交评委打分。调研报告的主题是“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加快老河口经济和社会事业全面发展”。它是由湖北省高校教授所出的3道题目中抽签决定后，由襄樊市委书记阮成发密传至省委组织部领导审定，6月5日“开考”前半小时密传到老河口，其间全是单线联系。
6月5日当晚7时，18名人选被封闭在距城区3公里的一家宾馆里独立写调研报告，每人只带统一发放的调研笔记本进去，房间电话被切断，手机被集中保管，吃饭送进房间，相互之间不许串门。每间客房门口，都有武警战士把守。没有任何现成材料可以“复制”，他们只能依据自己的调研资料独立地创造性地完成报告。6月6日晚8时30分，撰写报告收缴封存，随后送到9名评委手中。他们看到的“答卷”，只有编号，没有姓名。评审人员的身份同样高度保密，襄樊市委组织部的多数干部至今仍不知这些评委的身份。6月7日下午4时，18名人选进入另一个封闭地点，在这里等待答辩面试。6月8日上午7时20分，襄樊南湖宾馆，来自省直机关各委厅局、襄樊市人大政协、各县市区党政"一把手"等方面的60名评议代表已经就坐。他们拥有40%的打分权。每位代表都拿到一张注意事项：“在打分时不得相互干预、不明示或者暗示他人提高或压低打分”，并且特别提出“不要有仰头望天、两眼半闭斜眼看人；打哈欠、不断看表、搓手等厌烦举止动作；皱眉、搔头、叹气、瞪眼、打手势”行为举止。8时整，主任评委宣布答辩开始。9名评委中，有7人来自省及随州、荆门、孝感等地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参试人员依次进行演讲、回答提问各10分钟。为了避免打分的不公正，最高分和最低分在计算时都被去掉。当晚8时许，综合成绩排名出来，杨述明第一，施李国第二，被列为组织考察对象。同时成为考察对象的，还有排在前6名的老河口市委副书记贾石松、襄樊市委和市政府610办公室副主任朱慧、樊城区委副书记汪厚安、省科技厅人事处副处长古新功4人。“为了防止有人‘作弊’，我们采取了一切能够想到的办法。”梁建华说。6月10日至16日，考察组先后到6名公示对象所在单位进行考察。6月25日，襄樊市委常委会进行差额表决，提出了4名市(区)长推荐人选。6月27日，省委组织部批复：施李国等2人作为老河口市市长差额推荐人选；杨述明等2人作为樊城区区长差额推荐人选。6月28日，襄樊市九届十五次全会举行差额票决，施李国、杨述明分别以全票当选为老河口市市长、樊城区区长推荐候选人，提交当地人代会选举任命。
湖北省委组织部“差额批复”干部，在湖北省尚属首次；襄樊市委常委会和全委会差额票决干部，在该市更是第一次。“给你的是用人导向”“公推试点成功，标志着干部选拔任用进入了一个全面竞争的时代。”杨述明回顾一个多月的参选经历深有感触地说。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杨凤春、中央党校教授王长江、襄樊学院政法系教授冯毓奎等专家学者评述认为，这次公推抓住了发扬民主这根主线，在实施过程中充分走群众路线，把坚持党管干部原则与扩大民主、引入竞争机制相结合，提高了干部工作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其最具创意之举，就是解决了"一把手"推荐人选由谁来提名的问题。这是在干部选任的关键环节进行的一次关键性突破。
襄樊市委书记阮成发告诉记者：“在公推的过程中，没有人来找我要‘人情票’。因为程序和规则很清楚，我这个市委书记在推荐县(市、区)长人选时只有一票，而且这一票跟其他投票者的票是平等的，没有特殊效力。公推首先制约的是我这个‘一把手’的权力。”在阮成发看来，如果说此轮推选县(市、区)长重要的创新意义体现在"一把手"的选拔从“官选官”向“机制选官”转变，革除“从少数人中选人，由少数人选人”之弊，那么，此前襄樊市进行的市直单位"一把手"公推，则对"一把手"怎么当进行了创新，重点是要真正解决干部能上能下的问题，打破“太平官”机制。2003年10月至12月，襄樊市拿出市交通局、农业局、旅游局和粮食局的4个局长职位，面向全市公开选拔。
今年4月至6月，该市又公推了市经委、卫生局、教育局等7个市直单位"一把手"。“问题的关键在于‘公推’只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开始。用新机制选上来的干部，会不会在旧机制中逐渐又变成‘太平官’？选拔与管理会不会仍然是‘两张皮’？‘一选定终身’的官员终身制能打破吗？公推干部和老体制产生的副职及整个领导班子怎样衔接？不解决这些问题，公推就算不上真正成功。所以，我们设计了一套崭新的后续管理办法。”阮成发说。襄樊市委四项针对公推局长的措施引人注目：一、任期目标制：用任期责任来引导"一把手"规范权力，破除干部职级待遇终身制。今年1月17日，襄樊市政府与4名首批公推出的局长签订目标责任状，刚性量化责任目标，一年一考核，每届任期5年；如果当年完不成任务，下！同时不再保留正县级职级待遇。任期届满后职务自然免除，参照公推前所任职务级别重新安排工作。经考核胜任职务的，可以连任，但同一职务任期时间不得超过10年。二、职务津贴制：大幅提高"一把手"的待遇，尝试用经济手段杜绝“经济问题”。除享受国家规定的同级干部工资福利以外，公推局长每月由市财政发放职务津贴2000元，任期5年就是12万元。在襄樊市干部月工资平均1000多元的情况下，相当于增加了1倍。三、"一把手"提名制：给予公推局长充分的人事权。在遵守党内规章制度的前提下，"一把手"对副职有提名权，可以提名罢免、推荐班子成员。四、纪委“垂直管理”制：在对公推局长放权的同时，效仿中纪委对八部委纪检监察进行“垂直管理”试点的做法，上述11个局的纪委书记(纪检组长)由市委直接委派，实行统一管理，直接对市纪委负责。所不同的是，襄樊市纪委派驻机关的纪检组长，在工资关系和经济利益上，彻底与派驻单位脱钩。这些措施的目的很明显：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步伐不能仅停留在“选”好"一把手"上，还要“管”好、“用”好"一把手"。
阮成发新官上任：你这个交椅坐不稳
“坐上这个位置不容易，要坐稳这个位子更不容易！”这是公推局长们的共同感受。粮食局局长汪帮国是襄樊市首批4名公推局长之一。他原任劳动保障局党委副书记。在回望公推过程时，他讲了两个自己印象最深的细节：一个是在去年春节前夕，上任不久的阮成发书记到各局跟大家见个面。“到了我的办公室，他把办公桌前的转椅转了转，说‘你这个交椅坐不稳。’然后指指局长说，‘他那个位子你敢不敢坐？’我说‘没敢想。’当时我们真的没有意识到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会搞得这么快，而且真的让我们有了‘坐不稳’的感觉。现在觉得压力特别大，压得喘不过气来。就职前签订的年度目标责任已经向社会公布。你到底行不行，大家都知道该拿什么尺子来衡量。今年的指标完成了，再干一年；完不成，很简单，走人！公推局长没有任期，随时准备下台。程序上是5年任期，事实上我们只能看到1年任期。”汪帮国说。另外一个细节是：汪帮国一开始不想拿每月2000元的职务津贴，担心在班子里显得太特殊，而且“参加竞职也不是冲这来的。”他问阮书记：“这钱能不能不要？拿着烫手。”阮书记回答说：“你不要不行。非要不可。就是要让你觉得烫手、觉得不好拿。给你的不只是2000元钱，给你的是用人导向，是价值观问题。就是要让全体干部懂得，俸禄与奉献成正比。”
阮书记对记者分析说，尽管每月2000元的津贴不一定能保证"一把手"不出“经济问题”，但其威慑力是巨大的，具有“一石四鸟”的作用：一是可以使"一把手"不至于过分羡慕高收入者而产生心理不平衡；二是能够给"一把手"带来无形的责任压力；三是降低了干部行政风险；四是有助于打通官员的退出通道。与干部能上不能下带来的一系列流弊相比，支付这个改革成本是划算的。“好像时刻坐在火山口上。这种优留劣退的机制很逼人，跟过去传统机制有天壤之别。游戏规则很清楚，干不好不会怨天尤人，只能怪自己能力不足，压力也是动力。不用再多说什么加倍努力的话，机制自然逼着你去努力。”同为公推局长的襄樊市交通局局长邓卓海说。他的感受印证了阮成发的分析。有这样一个数字：邓卓海上任6个月，驱车跑了31万多公里，平均一天跑170多公里，“路”成为他的“第一办公室”。用邓卓海自己的话说是“不待扬鞭自奋蹄”。一方面不能让老百姓觉得选了个“水货”，另一方面，机制摆在那里，容不得你偷懒耍滑。走进公推局长所在单位，立即会感到一种积极向上的氛围。
粮食局的一名员工告诉记者，他们的局长汪帮国就像上紧的“发条”一样，几乎每天都在加班加点，带动全局干部“高速运转”。上半年，全局已完成全年粮食收购任务的69%。在襄樊市任职多年的老干部、市委副书记杨祥义深有感触地说：“公推干部的状态就是不一样。不管布置什么事情，马上落实，全力投入，运转效率大大提高。他们的出现带来了一阵清风。现在，跑官要官的人少了，抓学习、做实事、出业绩的人多了。”
阮成发不惧被叫“满城挖”，将顶着骂名继续建设
2011年04月13日 18:43
来源：楚天都市报 作者：杨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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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成发：大建设困难很多但不会停止，否则对不起这座城市
大建设时期，也是出问题最大，是最困难的时期。我们很容易找到理由让一些建设工地不开工。但是，事隔三年、五年或者十年后，当我们回头看，我们不这样做，我们会对不住这座城市。——阮成发
(武汉)全市5000多个建设工地遍地开花——交通堵塞，扬尘笼罩，当市民拥堵在回家的马路上时，抱怨、责难之声一时在所难免。
2月14日，此前刚从市长一职新到任武汉市委书记的阮成发，在和人大代表们座谈时，没有回避责难之声。
在人代会武昌代表团上，阮成发说，“我知道，在网络上有人叫我"满城挖"——"十一五"在城区挖，"十二五"还要挖到远城区去”。在座的人大代表笑了起来。
阮成发接着表态说，“建设不会停止，我会顶着骂名继续下去”。
他坦陈，全市5000多个建设工地，作为书记，首要考虑的问题是第一资金怎么筹措，其次是拆迁，还有施工安全，第四是组织好施工期间的交通。他提到，施工建设相当一部分地方在地下，地铁二号线的盾构机目前已经推进到长江下，“我最担心的是施工万一出什么问题”。
阮成发说，“大建设时期，也是出问题最大，是最困难的时期。我们很容易找到理由让一些建设工地不开工。我理解市民的感受。但是，事隔三年、五年或者十年后，当我们回头看，我们不这样做，我们会对不住这座城市，对不住市民。对这座城市负责，我就必须这样做”。
阮成发进一步介绍，“今年，二七长江大桥将在9月份比原计划提前一年建成通车。在目前的条件下，不大力度建设，很多问题根本解决不了。城市的拥堵问题，没有快速交通解决不了，我们正在建设的二环线快速路，将实现30分钟点到点通达。今年5月，从东湖宾馆到天河机场，能实现40分钟到达”。
在武汉市的“十二五”规划中，从明年起，武汉市将每年建成通车一条地铁线；到2015年，武汉将有12条过长江通道，10条过汉江通道……武汉的五年目标是“基本建成中心城区快速交通体系，交通畅通能力明显提高”。
“不大建设，5年后我们问自己"对不对得住这座城市"？我敢肯定地说"对不住"。”阮成发说。
阮成发眼中五年后的江城模样
五年后，武汉什么模样？武汉“两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端出了“十二五”规划蓝图。
作为城市领头人的阮成发，他眼中五年后的武汉是啥模样？
在14日和武昌团代表座谈时，阮成发说“未来五年，经济总量突破一万亿，这将在2015年或者更早一点会实现。”
在他看来，中心城区会实现跳跃发展，远城区会形成5-6个中等城市规模的卫星城。
“中心城区和远城区之间区域，将由绿化带连接起来，这片区域将控制建设规模”。
他展望，未来，中心城区和远城区通过轻轨和高速路相连。“五年后，可能在远城区局部出现这样的状况，一些城区人更愿意到卫星城居住，这里空气好，房价更低，综合配套也都不错”。“未来五年，我们最需要做的事是建设幸福城市”。他说，“幸福城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高度关注民生，竭尽全力解决民生问题。增强老百姓的荣誉感和自豪感”。(楚天都市报 杨磊)
正是长期融入武汉生活和工作的经历，才奠定了他对大武汉与生俱来的认同感，对武汉普通民众充满感情。
阮成发常常轻车简从，有一件事令乡邻们印象深刻，他每年清明回老家黄陂区给先人上坟，每次扫墓完毕，就和家人泡几碗自带的方便面，吃完即上车返汉，来回一百多公里从不接受区镇任何部门宴请，多年来一直如此。
虽为千万人口特大城市武汉市市长，阮可能是中国副部级官员中微服私访最多，骑自行车最多的市长。
阮成发曾表白其对武汉的感情，“我出身工人家庭，市长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工作岗位，平时我经常会一个人到处转转，我有时也骑自行车到城市的各个角落，听你们讲哪里好，哪里不好。我始终认为，要了解市民的难处就要俯下身子去……”
开放媒体问政
阮成发对媒体开放的姿态，为他博得如潮好评。
2009年轰动全国让武汉形象大损的“六连号”事件中，阮娴熟运用媒体和网络危机公关，重塑武汉政府形象，令人印象深刻。
2009年6月，武汉市在公开抽签销售经济适用房时，电脑摇号居然摇出了概率仅千万亿分之一的“六连号”。调查发现，这6名购房户居然在同一时间、同一城区内办理了虚假资格证，实为社会人员与房产局勾结舞弊所为，从中牟利过百万。
最先将“六连号”事件披露出去的并非武汉媒体，而是一家在当地从事商业运营的房地产网站，相关部门掌握这一内情后欲处理该网站，获知这一消息后，阮成发严厉制止。
不仅如此，阮还认为，由楚天都市报首发的“六连号”报道，应获评好新闻奖。当他听说该新闻在新闻评奖中未获提名时，他在中央在汉及省市新闻单位负责人座谈会上深表遗憾，这个新闻怎么能落选呢？是不是大家忌讳什么呢？
他坦陈，负面报道确实让人不舒服，但能让政府更清醒，“我们有这个胸怀接受”
正是在阮的主导下，武汉市政府办公厅形成了一个机制，凡是媒体关于武汉市的负面报道，都有专人整理送到他和各位副市长手中，并及时回报。
武汉媒体圈内，记者最爱参加阮成发的新闻发布会，阮的开场白往往是：“我有问必答，请大胆提问”。
除正确面对媒体监督，阮成发还倡导把媒体当成一种“问政”工具。据武汉市纪委向时代周报介绍，就在今年5月中旬，武汉市人保、公安、房管等五部门的“一把手”，通过武汉电视台《行风连线》节目，在演播室现场公开接受了1000万武汉市民的“电视问政”。“辛辣程度让几个一把手面红耳赤”，参加了现场演播的傅女士告诉时代周报。
当日问政前，市监察局首先公布上述部门254项承诺，并现场播放记者暗访短片。短片中，一个房产证不仅房间号不对，还把“杨汊湖”写成了“杨叉湖”，在重新办证时，又把楼层写错，这令房产局长当众尴尬掩面。
而当暗访短片播到公安局承诺缩短时间办理二代身份证时，户籍警却对办证者丢下一句话“这个承诺又不是我承诺的！”就在现场观众的一阵嘲笑声中，市公安局副局长刘菊生尴尬起身道歉，并承诺：“如再办不了就直接找我”。
武汉电视台一位编导对时代周报称：“《行风连线》已开办5年，在阮市长重视‘媒体问政’后，相关职能部门更加配合”。
~重建大武汉
阮成发当前最头痛的事，就是中心城区“堵车”日益严重。2010年初高铁开通后，武汉陷入了这样的尴尬，一方面到广州只要3小时，到长沙只需1小时20分，而另一方面，从武昌到汉口汉阳多则要花2小时以上。
与此同时，大武汉已成为一个巨大工地，轰鸣、喧嚣，尘土遮天蔽日，无处可逃。
对此，阮成发毫不回避：“武汉现在是5000多个工地同时开工，这是造成大量堵点的重要原因。”
因为“堵车”，武汉市民和过境司机骂声一片，阮成发对此心知肚明，但他认为： “我们顶着骂声也要搞建设”。
据时代周报了解，截至日前，武汉轨道交通投资已超过150亿，仅2009年，武汉城建投资就接近千亿。在大武汉迅速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中，为完善和提高城市功能，武汉已启动了建国以来最大的城建行动。
“就像当年的广州和上海，这是大城市必经的阵痛”，市交通规划设计院的陈工说。
“不能错过建设武汉的大好历史机遇”，阮成发多次真情表白：“作为市长，我要对武汉的未来负责”。
记者了解到，到2013年后，武汉中心城市的地下就会形成一个地铁内环，二环线将取消红绿灯，设计时速高达80公里。而二环、三环和四环之间将自由贯通，到中心城区任意一点只需30分钟。
如果说“堵车”还能被市民理解的话，那么阮成发在3月初高调公布投资200亿筹备辛亥革命百年大典，则为他招来了“面子工程”的议论。
媒体和市民追问，武汉2009年国民生产总值才4500亿，200亿占其二十分之一，为何要花巨资搞这种“形而上”的东西？
事实上，200亿的98%以上都是用于完善首义广场等基础设施和周边旧城改造。“真正用于纪念活动的钱非常少”，武昌区市政局一位负责人说。
在一片纷扰声中，武汉本地一媒体客观指出，此举醉翁之意并不在庆典。辛亥百年庆典之于武汉，正像奥运之于北京，世博之于上海，是带动城市经济发展的契机，武汉正是借助这一契机表达重新崛起的急切之情，它可重构大武汉在中国乃至世界的主流记忆和复兴梦想。
居安思危
阮成发是一位福将，他出任武汉市长的2年，正逢大武汉高歌猛进之时。可谓：“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
2008年阮上任之初，正逢国家正式批准武汉城市圈成为“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随后捷报频传，武广高铁开通，长江隧道通车……
2009年末，在国际金融危机大环境下，武汉的GDP首次突破4500亿，在全国副省级城市经济排名上升到第五位，首次实现了提档升级。接着，中央再次批准建立武汉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捷足者固然可以先登，后来者未必不能居上。作为中部城市的老大哥、建国初期的中国第四大城市，阮成发的雄心在于，武汉要为冲刺全国副省级城市前三甲而努力。
当前，武汉已成为中国重要的制造业基地，并逐步成为全国性金融后台服务中心和金融外包服务中心。
武广高铁的开通，令阮成发信心更加坚定。新的时空坐标，意味着武汉要承接沿海的产业转移，重塑大武汉雄风倚马可待。温家宝总理在参加“两会”湖北团讨论时提出：武汉要建设成为中部的龙头城市，全国重要的中心城市。
阮成发把中央和温家宝的期望第一次完整地写进了他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他当时念这句话时，显得神情凝重，似乎字字千钧”，武汉晚报一记者印象深刻。
曾有记者问阮成发，你最希望看到的武汉是什么样子？他不假思索道：“武汉不仅长高，长壮，城市综合实力位次提前，而且成为一座更宜居的城市”。
就在4月13日的武汉市环委会第一次会议上，阮成发对武汉成为全国中心城市所面临的环境问题，大声疾呼。“武汉空气太‘脏’严重超过国家二级标准。而武汉市中心城区每天制造生活垃圾就有6000多吨，并以每年4%的速度增长，如果所有垃圾都进行填埋，不出50年，整个武汉城区将埋入2米深的垃圾山下。”
“这些数据和事实，振聋发聩，令人警醒啊!”阮成发深知，武汉要真正进入全国城市第一方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009年某日，阮成发对本报记者无意间说道，“等我离任后大家某天突然想起来，能说，这个人还是不错的，武汉这些路这些建设如果当年不搞，现在就更麻烦了。(我就满意了)。”
多个建设工地遍地开花交通堵塞，扬尘笼罩，当市民拥堵在回家的马路上时，抱怨、责难之声一时在所难免。武汉市委书记的阮成发说：“我知道，在网络上有人叫我‘满城挖’‘十一五’在城区挖，‘十二五’还要挖到远城区去，建设不会停止，我会顶着骂名继续下去”。并表示，大建设时期，也是出问题最大，是最困难的时期。我们很容易找到理由让一些建设工地不开工。但是，事隔三年、五年或者十年后，当我们回头看，我们不这样做，我们会对不住这座城市。（荆楚网）
多个建设工地遍地开花交通堵塞，扬尘笼罩，当市民拥堵在回家的马路上时，抱怨、责难之声一时在所难免。武汉市委书记的阮成发说：“我知道，在网络上有人叫我‘满城挖’‘十一五’在城区挖，‘十二五’还要挖到远城区去，建设不会停止，我会顶着骂名继续下去”。并表示，大建设时期，也是出问题最大，是最困难的时期。我们很容易找到理由让一些建设工地不开工。但是，事隔三年、五年或者十年后，当我们回头看，我们不这样做，我们会对不住这座城市。（荆楚网如何有成效的大力进行城市建设，是眼下很多城市共同面对的复杂问题。武汉市同样面对着城市的升级改造，尽管在改造过程中，会有很多的不便和埋怨，但最后带给老百姓的是：更加方便的出行条件、更加舒适的生活环境和工作环境，是实实在在的幸福生活。
武汉市委书记笑侃自己会继续顶着“满城挖”这个“骂名”。他愿意顶着，因为他心中装的是一个城市的老百姓和是一个城市的发展大局。只要能够让武汉市的人民生活的更加幸福，他觉得这个“骂名”背的值，这个“骂名”也是他不容推辞的一份责任。
笔者认为，这个“骂名”不应该有市委书记一个人来背，建设更加现代化的城市，给人民更加幸福的生活，是所有政府部门和工作人员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只有拥有一个团结、高效的领导集体，才能够制定更好的城市发展蓝图，才能够快速高效的执行各项政策、决定。在武汉市的大建设中，所有的建设者应该是这个“骂名”的承担者，因为是他们共同的努力和汗水，才会有武汉市人民明天的幸福生活。
辛亥革命时，孙中山有这么一句话：“欲求文明之幸福，不得不经文明之痛苦。”如今的武汉市，也需要有这么一个过程，有什么话能比“欲求武汉明天之幸福，不得不经今日民众之抱怨”更能表达阮成发内心此刻的感受呢？
2月15日《楚天都市报》报道：武汉市市委书记阮成发不惧被叫“满城挖”将顶着骂名继续建设。大建设时期，也是出问题最大，是最困难的时期。我们很容易找到理由让一些建设工地不开工。但是，事隔三年、五年或者十年后，当我们回头看，我们不这样做，我们会对不住这座城市。
“大建设”，“满城挖”，怎么听来觉得有点儿大跃进的味道。大炼钢铁时，有人比这口号叫得响得多，“亩产万斤”的年代，也有人说自己最时髦最进步最革命，然而真正回过头来看的时候，那不过是一堆毫无用处的铁疙瘩、“放卫星”而已。
回想荒唐的岁月，中国人最不缺乏的就是这种大跃进式的狂热思维，如今的“满城挖”，却也最符合那个时代的模式。
以“城市化”进度来说，中国到底有没有必要将乡村半乡村化的地区一夜间变成摩天大厦式的“国际大都市”？我看很没有必要，不仅中国的发展阶段并没有与欧美齐平，即便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与欧美齐平了，就一定要将城市建成“中国的纽约”吗？除了摩天大厦之外，欧美国家的标志恰恰是田园诗式的住宅建筑，反观中国的城市化，除了少数几块海景河景江景房是别墅式供给富豪阶层之外，哪里有什么田园诗式的住宅供给平民阶层？从美国到英国再到俄罗斯，白宫也不过只是一个乡镇级办事处级别的规模，唐宁街就相当于一个城市里的小门头，咋不见欧美国家天天“满城挖”呢？
近些年来，“满城挖”其实早已经显现出其弊病。好好的公路马路，不几天就可能再开挖一次，几年就可能重新布局大挖特挖，是前任建设的都是“豆腐渣”还是天天挖天天有钱花？
网上有歌谣曰“挣钱花”，而网友们调侃说“不开挖、咋挣钱？”难道我们的GDP都是靠这种低级的重复建设吹起的泡沫来支撑？某城提供大量资金要建设小区围栏，而这些小区围栏墙基几乎都存在着“豆腐渣”现象。一推就倒，根本就无人去监工。那么，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财政拨款，就如此成了浮夸的GDP并被某些人落了自己的腰包？而实质上老百姓又得了多少好处？
大建设大腐败，小建设小腐败，种种名目之下的建设项目，在没有科学规划没有取得民意支持理解的前提下就开工建设，连科学化都谈不上，又何谈反腐败？匆匆上马标志着长官意志压制了科学规划，老百姓“被民意”，又何必拿三年五年十年后的不可见成效来验证你今天的武断呢？大跃进就是典型的拍脑门，如今的大建设大跃进，不也是拍脑门大于科学性吗？
不知武汉市的下一任书记是否也叫“满城挖”？就目前大建设的盲目浮夸程度来看，下一任长官要想挣来超越前任的政绩，必须也得来一次更大规模的“满城挖”，到时候他还会说这一套“满城挖”的迫切理由，三年五年十来年之后再看本官的政绩，那是相当的雷人了。（李振忠）
吴双建：“满城挖”的是非自有公论
2011年04月13日 17:14
来源：荆楚网 作者：吴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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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成发
2月14日，新任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在和人大代表们座谈时，没有回避责难之声。他说，“我知道，在网络上有人叫我‘满城挖’，前五年在城区挖，未来五年还要挖到远城区去”。他接着表态，“建设不会停止，我会顶着骂名继续下去”。
看到这则报道，笔者不禁一笑，因为在一些场合，也听到了一些专家、甚至官员都在传播“阮成发，满城挖”这样的段子。
作为一位新任的市委书记，这样自嘲表态，不仅拉近了和代表们的距离，也可以视作是他对自己当市长时工作的总结，对新一届市政府的期待。总结成一句话就是：大建设不会停止，是非自有公论。
的确，生活在这座被5000个工地“插花”的城市来说，没有人不受到影响。因为大施工，带来的就是施工噪音的污染，“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的空气污染，还有随之而来的城市大拥堵。骂娘的声音，当然是有的。
然而回过头来看，“不挖”甚至“小挖”的后果，笔者在武汉也是经历过。在1997年来到武汉，看到的是年久失修的公共基础设施，一天能遭遇数起下岗职工堵路，几盏路灯时亮时不亮，空旷的马路甚至造成了“521公交”的传奇。那个时候，城市除了大，很多市民看不到未来，城市也被恶称为“大县城”。
作为一座曾经和上海、天津比翼，渺视北京广州的武汉来说，这种落差不能不说让人感到心酸。城市有不发展的烦恼，更有建设中的烦恼。但是相对而言，我情愿选择后者。
不管是武汉市民，还是外地游客，甚至各路专家官员，无不赞誉武汉所处地理位置，羡慕武汉在科教和交通方面的禀赋。大家认为，武汉在中国的发展角色中，应该更有作为。这些期待，市政府应该深感担子之重。
武汉当前处于历史发展的机遇期，这种机遇期体现在：其一是国家为应对金融危机布置的一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过了这村就没这个店了；其二是中国经济发展格局正在调整，中西部发展的天平正在微调，发展时不待我；其三是武汉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发展的欠账，必须要尽快地偿还。
也就是说，如果还抱着“等靠要”的思想去发展武汉，耽误的就是一座城市的未来。纵观今天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哪一座城市不是“满城挖”的结果？而且，大建设不仅推动城市大发展，还吸纳了人才和资金的聚集，最终形成良性循环。
作为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一员，我曾有在徐东路上被堵时骂娘的行为，也更有现在在徐东路高架上飞过而过的畅快。骂声代表的是一种情绪化的渲泄，但谁能否认，生活在这座城市的居民，哪个不是对大建设后的武汉充满期待？
网络上的“满城挖”，充满着民间的幽默和智慧，未必就是负面的代名词。即使是负面，多年后也会有历史来正名，由时间来矫正。如果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想，为了不引发拆迁纠纷，为了不引发上访事件，为了不被市民骂几句，然后回避矛盾，不发展，不建设，那才是会被历史铭记，真正被市民所斥骂。况且，顶着骂声搞建设，也是官员应担当的政治责任，对这些骂声，只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当然，当前的武汉，不仅需要“满城挖”，但是更需要安全下的大建设。我所说的安全，一是建筑质量的安全，不要建成豆腐渣；二是官员的安全，不要是建筑树起来，官员倒下去；三是施工的安全，大建设不要弄成“大流血”。
武汉想在“十二五”回归国家中心城市的行列，这两样必不可少。
平民市长阮成发：推动大武汉梦的鹰派人物
2011年04月13日 17:53
来源：时代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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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万人口的大武汉，蕴藏着许多有待开发的新概念。
在大武汉冲刺国家中心城市的征途中，阮成发是一位坚定的实践者和守望者。2009年某日，阮成发对本报记者无意间说道，“等我离任后大家某天突然想起来，能说，这个人还是不错的，武汉这些路这些建设如果当年不搞，现在就更麻烦了。（我就满意了）。”
短短一个月中，阮成发再次因“灰尘”和“厕所”两件吹毛求疵的小事，被武汉普通市民津津乐道。有着“平民市长”之称的阮成发，在公众眼中，却是推动大武汉交通城建的鹰派人物。
就在今年3月，阮成发又高调宣布了一项招致争议的投资计划：武汉砸下200亿打造辛亥革命百年庆典，该工程被外界指为有浪费财力和推高房价之嫌。
面对这一切，阮成发十分淡定。他毫无保留地公开自己的观点：武汉顶着骂声也应搞城市建设，对武汉发展有利的事，看准了我就会下定决心去做，从不为议论所动摇。阮成发常言，大武汉是个坐在预言上前途无量的城市，有朝一日，武汉一定能像上海一样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
阮成发以平民市长形象著称。
俯身三镇
多数武汉市民，对阮成发的印象是，做事效率高，为人温厚，但凡涉及民生，他都事必躬亲，从不敷衍。
日前，阮成发又亲抓了两件民生小事。
6月5日中午，阮成发专程乘坐轻轨1号线2期“找茬”，从汉口黄浦路起点站上车，一路十几公里都未能挑出什么毛病，正当大家松了一口气，在终点宗关站下车时，他突然注意到通道的顶篷上积有一点灰尘，就严厉说道：“这里也是武汉的‘脸面’，一定要搞干净”。
“这明显是鸡蛋里挑骨头”，6月12日，武汉地铁集团的王先生说：“但我们都习惯了阮氏作风。”
而在5月17日的武汉市政府常务会议上，阮成发竟破天荒用1个半小时讨论武汉地图必须标明公厕的问题，还让副市长张学忙和人大副主任肖常谷自曝“入厕难”经过，当时场面颇为尴尬。
会上，阮成发疾言厉色批评样板厕所太过奢华：“那些用名牌，水磨石和电梯搞成的50年都坏不了的奢华厕所，对普通市民到底有何意义？”。其言辞之激烈，令在座的分管市长如坐针毡。
正是因为这些重民生抓小事的做法，阮被市民亲切称为“会闹眼子的平民市长”。
今年53岁的阮成发，出自普通工人家庭，地道武汉市黄陂区人，在武大和华中师大完成本科和研究生学业。从1975年他成为武汉民众服装厂一名工人，到2008年他荣任武汉市市长，整整33年间，他只因外调离开武汉5年。
正是长期融入武汉生活和工作的经历，才奠定了他对大武汉与生俱来的认同感，对武汉普通民众充满感情。
阮成发常常轻车简从，有一件事令乡邻们印象深刻，他每年清明回老家黄陂区给先人上坟，每次扫墓完毕，就和家人泡几碗自带的方便面，吃完即上车返汉，来回一百多公里从不接受区镇任何部门宴请，多年来一直如此。
虽为千万人口特大城市武汉市市长，阮可能是中国副部级官员中微服私访最多，骑自行车最多的市长。
阮成发曾表白其对武汉的感情，“我出身工人家庭，市长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工作岗位，平时我经常会一个人到处转转，我有时也骑自行车到城市的各个角落，听你们讲哪里好，哪里不好。我始终认为，要了解市民的难处就要俯下身子去……”
重建大武汉
阮成发当前最头痛的事，就是中心城区“堵车”日益严重。2010年初高铁开通后，武汉陷入了这样的尴尬，一方面到广州只要3小时，到长沙只需1小时20分，而另一方面，从武昌到汉口汉阳多则要花2小时以上。
与此同时，大武汉已成为一个巨大工地，轰鸣、喧嚣，尘土遮天蔽日，无处可逃。
对此，阮成发毫不回避：“武汉现在是5000多个工地同时开工，这是造成大量堵点的重要原因。”
因为“堵车”，武汉市民和过境司机骂声一片，阮成发对此心知肚明，但他认为：“我们顶着骂声也要搞建设”。
据时代周报了解，截至日前，武汉轨道交通投资已超过150亿，仅2009年，武汉城建投资就接近千亿。在大武汉迅速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中，为完善和提高城市功能，武汉已启动了建国以来最大的城建行动。
“就像当年的广州和上海，这是大城市必经的阵痛”，市交通规划设计院的陈工说。
“不能错过建设武汉的大好历史机遇”，阮成发多次真情表白：“作为市长，我要对武汉的未来负责”。
记者了解到，到2013年后，武汉中心城市的地下就会形成一个地铁内环，二环线将取消红绿灯，设计时速高达80公里。而二环、三环和四环之间将自由贯通，到中心城区任意一点只需30分钟。
如果说“堵车”还能被市民理解的话，那么阮成发在3月初高调公布投资200亿筹备辛亥革命百年大典，则为他招来了“面子工程”的议论。
媒体和市民追问，武汉2009年国民生产总值才4500亿，200亿占其二十分之一，为何要花巨资搞这种“形而上”的东西？
事实上，200亿的98%以上都是用于完善首义广场等基础设施和周边旧城改造。“真正用于纪念活动的钱非常少”，武昌区市政局一位负责人说。
在一片纷扰声中，武汉本地一媒体客观指出，此举醉翁之意并不在庆典。辛亥百年庆典之于武汉，正像奥运之于北京，世博之于上海，是带动城市经济发展的契机，武汉正是借助这一契机表达重新崛起的急切之情，它可重构大武汉在中国乃至世界的主流记忆和复兴梦想。
居安思危
阮成发是一位福将，他出任武汉市长的2年，正逢大武汉高歌猛进之时。可谓：“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
2008年阮上任之初，正逢国家正式批准武汉城市圈成为“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随后捷报频传，武广高铁开通，长江隧道通车……
2009年末，在国际金融危机大环境下，武汉的GDP首次突破4500亿，在全国副省级城市经济排名上升到第五位，首次实现了提档升级。接着，中央再次批准建立武汉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捷足者固然可以先登，后来者未必不能居上。作为中部城市的老大哥、建国初期的中国第四大城市，阮成发的雄心在于，武汉要为冲刺全国副省级城市前三甲而努力。
当前，武汉已成为中国重要的制造业基地，并逐步成为全国性金融后台服务中心和金融外包服务中心。
武广高铁的开通，令阮成发信心更加坚定。新的时空坐标，意味着武汉要承接沿海的产业转移，重塑大武汉雄风倚马可待。温家宝总理在参加“两会”湖北团讨论时提出：武汉要建设成为中部的龙头城市，全国重要的中心城市。
阮成发把中央和温家宝的期望第一次完整地写进了他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他当时念这句话时，显得神情凝重，似乎字字千钧”，武汉晚报一记者印象深刻。
曾有记者问阮成发，你最希望看到的武汉是什么样子？他不假思索道：“武汉不仅长高，长壮，城市综合实力位次提前，而且成为一座更宜居的城市”。
就在4月13日的武汉市环委会第一次会议上，阮成发对武汉成为全国中心城市所面临的环境问题，大声疾呼。“武汉空气太‘脏’严重超过国家二级标准。而武汉市中心城区每天制造生活垃圾就有6000多吨，并以每年4%的速度增长，如果所有垃圾都进行填埋，不出50年，整个武汉城区将埋入2米深的垃圾山下。”
“这些数据和事实，振聋发聩，令人警醒啊!”阮成发深知，武汉要真正进入全国城市第一方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009年某日，阮成发对本报记者无意间说道，“等我离任后大家某天突然想起来，能说，这个人还是不错的，武汉这些路这些建设如果当年不搞，现在就更麻烦了。（我就满意了）。”
开放媒体问政
阮成发对媒体开放的姿态，为他博得如潮好评。
2009年轰动全国让武汉形象大损的“六连号”事件中，阮娴熟运用媒体和网络危机公关，重塑武汉政府形象，令人印象深刻。
2009年6月，武汉市在公开抽签销售经济适用房时，电脑摇号居然摇出了概率仅千万亿分之一的“六连号”。调查发现，这6名购房户居然在同一时间、同一城区内办理了虚假资格证，实为社会人员与房产局勾结舞弊所为，从中牟利过百万。
最先将“六连号”事件披露出去的并非武汉媒体，而是一家在当地从事商业运营的房地产网站，相关部门掌握这一内情后欲处理该网站，获知这一消息后，阮成发严厉制止。
不仅如此，阮还认为，由楚天都市报首发的“六连号”报道，应获评好新闻奖。当他听说该新闻在新闻评奖中未获提名时，他在中央在汉及省市新闻单位负责人座谈会上深表遗憾，这个新闻怎么能落选呢？是不是大家忌讳什么呢？
他坦陈，负面报道确实让人不舒服，但能让政府更清醒，“我们有这个胸怀接受”
正是在阮的主导下，武汉市政府办公厅形成了一个机制，凡是媒体关于武汉市的负面报道，都有专人整理送到他和各位副市长手中，并及时回报。
武汉媒体圈内，记者最爱参加阮成发的新闻发布会，阮的开场白往往是：“我有问必答，请大胆提问”。
除正确面对媒体监督，阮成发还倡导把媒体当成一种“问政”工具。据武汉市纪委向时代周报介绍，就在今年5月中旬，武汉市人保、公安、房管等五部门的“一把手”，通过武汉电视台《行风连线》节目，在演播室现场公开接受了1000万武汉市民的“电视问政”。“辛辣程度让几个一把手面红耳赤”，参加了现场演播的傅女士告诉时代周报。
当日问政前，市监察局首先公布上述部门254项承诺，并现场播放记者暗访短片。短片中，一个房产证不仅房间号不对，还把“杨汊湖”写成了“杨叉湖”，在重新办证时，又把楼层写错，这令房产局长当众尴尬掩面。
而当暗访短片播到公安局承诺缩短时间办理二代身份证时，户籍警却对办证者丢下一句话“这个承诺又不是我承诺的！”就在现场观众的一阵嘲笑声中，市公安局副局长刘菊生尴尬起身道歉，并承诺：“如再办不了就直接找我”。
武汉电视台一位编导对时代周报称：“《行风连线》已开办5年，在阮市长重视‘媒体问政’后，相关职能部门更加配合”。
大兴土木的背后，是武汉怀揣的万亿梦想。武汉市市长阮成发在今年7月的一个企业家座谈会上表示，明年起武汉将力争经济总量每年增加1000亿元以上，争取在“十二五”期间，实现GDP突破万亿的目标。
8月26日，武汉长江上的第八座桥梁、连接汉阳与武昌的鹦鹉洲长江大桥正式动工建设，该桥全长9.32公里，为武汉首座双向8车道长江大桥，预计总投资超过90亿元。
这只是武汉今年众多重大项目中的一个。按照武汉市的计划，今年新开工的重大项目达到139项，在建项目189项，前期项目113项。统计显示，今年前7个月武汉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近1900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7.3%。
逝去的荣光
在中国近代史上，只有两座城市会被冠予“大”字，一个是大上海，另一个就是大武汉。大武汉，印记武汉昔日的辉煌，也寄托武汉发展的梦想。
一般说来，武汉作为一个真正有影响力的商业城(600306)市，是在明代中后期汉口的兴起后。“汉口镇肇于明中叶，盛于(天)启、正(崇祯)之际”。到明末时，汉口已是“商船四集，货物纷华，风景颇称繁庶”的著名市镇，为其时的“四大名镇”之一。
“就功能而言，这个时候的武汉虽然商业很繁华，但它还是一个区域的商业中心，作为具有强大的全国性影响力的城市，则是在晚清张之洞督鄂之后。”武汉市社科院城市历史与文化研究所所长张笃勤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
一个人改变了一座城市的命运。1889年8月8日，清廷调两广总督张之洞改任湖广总督，督办芦汉铁路。张之洞督鄂之后，大力发展洋务，发展近代交通，在武汉布局一大批近代军事重工和轻工业，包括1889年在汉阳创办的湖北枪炮厂以及同时在武昌创办的“丝麻四局”。在张之洞的努力下，武汉一跃成为与天津、上海并列的晚清三大洋务中心和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对外贸易口岸。
武昌起义的成功让大武汉的荣光达到了历史顶峰。进入民国初年，由于战争和时事的变迁，尽管武汉经济仍在发展，但在全国各大城市中的经济指标排名均显著下降，其在全国经济中的分量也有日渐减轻的趋势。
这种趋势在新中国成立后得以迅速扭转。在计划经济时代，作为华中地区的中心，武汉拥有比周围其他城市更多的政治和社会经济资源。新中国成立后全国首批重大项目共150多项，武汉就占据了其中好几项，尤其是一大批“武字头”的项目，如武钢、武锅、武船、武重，以及“万里长江第一桥”的武汉长江大桥，均建于那个年代。
“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的重工业布局对一个城市的发展是决定性的，当时的武汉是全国重工业的重点城市，这为武汉在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的领先地位打下了基础。”张笃勤说。
武汉在哪里
改革开放后，当沿海城市在对外开放的大潮中迅速崛起的时候，曾经的大武汉却没有在这一轮的发展中成为“弄潮儿”。
“我清楚地记得，1981年，武汉的经济总量在全国位列第四，仅次于三大直辖市，排在广州之前。”湖北社科院长江流域经济研究所所长彭智敏告诉记者。
但2009年，广州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9000亿元大关，达到9112.76亿元。这一年，武汉的GDP为4620.18亿元，仅为广州的一半左右。
数据或许是枯燥的，但人们的感触则比数据来得更加直接。实际上，改革开放后，武汉人并非完全落后于市场经济的脚步。以著名的汉正街为例，1979年，103位武汉人开始在汉正街摆摊做生意，这个位于汉江和长江交汇处的嘈杂老街，迅速成为中国探索市场经济的试验场之一。
上个世纪80年代，汉正街“买全国、卖全国”的经营模式吸引全国各地的商贩前来“打货”。汉正街亦迅速成为中国对内搞活经济的典范，成为改革开放的“风向标”和“试验田”，并迅速发展为“天下第一街”。
彼时的浙江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建设还没迈开脚步。但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当义乌的小商品市场已经成为世界级的重要市场时，汉正街却不断后退，在全国的排名直线下降。
“汉正街还在原地踏步。”来自浙江、在汉正街经营服装生意十几年的老刘说，破旧、水货和小偷横行一直是汉正街给外界留下的印象，至今，这种面貌仍然没有多大改变。
“过去计划经济时代，武汉占的位置比较重要，在那个时代得到比较多实惠。改革开放后，国家对东南沿海地区有优惠政策，政策和资金都向这些地方倾斜，武汉属于内陆地区，传统的计划经济时代的优势丧失了。在新的经济利益格局变动中又没有建立起新的优势，这是发展缓慢的客观原因。”张笃勤认为，另一方面是武汉的内陆意识、思想观念和沿海有较大的差距。
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后，武汉发展滞后的现象更加凸显。作为拥有大量国有企业的老工业基地，武汉众多国企的亏损局面日渐突出，下岗压力逐渐增大。“那个时候经常有大批面临下岗的工人到政府门口静坐或者干脆堵住交通。”在武汉长大的小唐回忆道。
“当时武汉市认为工业基础好，这不但不是优势，反而是个包袱，所以谈到武汉发展缓慢时，总是把责任、客观原因归结到武汉是个老工业基地，包袱重，因为企业职工多，下岗工人多，是个包袱，这导致了对工业不重视，把传统的优势丢掉了，新的优势又没建起来。”张笃勤说。
2002年开始担任武汉市市长的李宪生曾连续三年在全国人代会上发言，追问“武汉在哪里”，疾呼中央支持中部地区发展，重视武汉在中部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从这个时候开始，武汉加快了产业结构调整的脚步。“一方面，武汉对原有的工业进行转型升级调整，另一方面开始着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洪可柱说，在空间布局上，武汉将城镇化和工业化有机结合，把主城区的工业迁到远城区，促进远城区的工业化和城镇化，主城区则主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
在自身求变的同时，外部尤其是国家的政策利好也先后“光顾”武汉。2004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
今年3月，国务院批复《武汉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年)》，明确武汉的定位为“中部地区的中心城市”。
对于这一定位，中部其他城市并不完全认可，“不服”的声音频出。
“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根本没有这样的问题。但这也从另一个层面反映了这些年武汉的发展比较滞后，在经济发展的速度、质量方面不如这些城市。”彭智敏说，长沙、郑州、合肥这些中部兄弟城市的发展都很快，有很多值得武汉学习的地方。“比如长沙的民营经济，远大、三一重工(600031)等，发展都非常快，反观武汉的民营企业连‘十年老店’都非常少。”
他介绍，前两年武汉原有的著名企业武重、武锅、长动重组成为武汉重工集团，三家合并起来去年的销售额才20多亿元，“这跟同为中部的企业三一重工、中联重科(000157)，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上。”
“现在武汉必须‘加速度’，要利用中央给中部、给武汉的政策，必须抓住这个难得的机遇，如果再错失这个机遇，中部西部都上去了，市场都被人家占领了，那么武汉以后要发展更加困难。”洪可柱说。
万亿拼图
在这种危机意识下，近年来武汉提挡进位的速度明显加快。统计显示，2009年武汉实现GDP4620.18亿元，比上年增长13.7%。继2008年超越南京后，再超成都、宁波，跃居全国副省级城市的第五位，并且在时隔8年之后再次进入前10名。今年上半年，武汉GDP达到2425.56亿元，增长15.4%。
但武汉显然不满足于这样的成绩。武汉市委政研室课题组所做的《武汉市“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显示，到2015年，武汉地区生产总值将突破1万亿元，年均增长15%，进入万亿俱乐部行列。
“要实现这个目标，有一定的压力。”洪可柱认为，如果武汉把中央给的政策都能很好利用起来，这个目标还是可以实现的。
支撑经济总量的关键在于产业发展。按照计划，到2015年，钢铁、汽车、电子信息、石化、轻工纺织、装备制造、船舶、物流等八大重点产业工业增加值突破4000亿元，占到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的40%。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增加值年均增长25%以上，新兴产业年均增长30%以上。
另一方面，固定资产投资对武汉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十分明显。去年，借力于国家4万亿元投资的东风，武汉城市圈推出156个重大项目，投资总规模达到约1.3万亿元。第一批的重点投资砸向了大东湖六湖连通工程、城际铁路和武汉地铁等。
“整个武汉现在就是一个大工地，到处都堵得厉害。”的士司机老陈抱怨道。与之相对应的是，去年武汉城建投资平均一天1.4亿元，全年共投资500亿元，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至年底，全市共有5000多个工地同时建设。
洪可柱认为，相较目前沿海城市的增速放缓，地处内陆的武汉还有较长的高速增长期。“武汉快速增长的势头取决于三个方面：武汉‘1+8’城市圈能否真正实现全面发展；武汉远城区能否实现城市化和工业化；高新技术和现代服务业能否达到比较高的水平。”
“这些都实现的话，恐怕还要十几二十年的时间，所以武汉还有十几年的高速发展时间。”洪可柱说。
没有野心的城市，不是一个有理想的好城市。但逐梦终归难啊，难得不免要让现实流点血泪。对于满城挖是好是坏，我们现在大抵还不能轻易下论断。一个比较乐观的做法是，在挖之初多给点善意的期待。毕竟，愿意遍体鳞伤的书记现在还不那么多见。也为挖之后可能出现的或大或小的欺骗储备一点或温和或凶猛的市民话语反击力。毕竟，平凡如我们一般的小市民已受过太多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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