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大兔子病了童谣:郑成功为何在日本也被尊称为民族英雄？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4 10:44:15
郑成功为何在日本也被尊称为民族英雄？
王直崛起平户港，郑森诞生千里滨
2月初，山明水秀的平户寂静得近乎冷清，这个僻处日本领土西陲的小岛如今是九州长崎县辖下的一个市，“市中心”围绕着一个小港口，在初春的寒风里，稀疏的行人间穿插着少量游客，似乎充分体现出小镇地名的含义：平静的门户。郑成功就在这里出生。
在平户市市郊一处名叫千里滨的海边，海风徐徐吹来，潮水退得很远，露出大片松软的金黄色沙滩，平坦的沙滩上突兀地出现一堆黑色的玄武岩，被另一些堆成半月形的石块保护着。黑色的石堆前，立着一根看来颇新的方形石柱，上面深深刻着“郑成功儿诞石”几个大字。
当地人传说郑成功的母亲在海滩捡贝壳海菜时，突然感觉要临盆，便以这堆岩石遮蔽，在石后产下名森、小名福松的郑成功，时为天启四年（1624年）七月十四日午时。
这块石头因为饱受海浪侵蚀而日渐缩小，看得出当地人用水泥修补保护的痕迹。但根据一位台湾学者的说法，石头缩小的另一个原因是，许多信奉国姓爷的台湾庙宇前来朝圣时，都不忘敲下一块石头带回去供奉。
中日都有关于郑成功出生时天现异象的传说，只是对异象的描述不一。这些传说与平户的各种郑成功遗迹一样透着几分悬疑。毕竟，郑成功是在死后50年才在日本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参见79页），现存的种种他儿时的痕迹与相关的“文物”，多少都有着后人一厢情愿的成分，就像“儿诞石”这似汉非汉、似和非和的“洋泾滨”表述方式一样，摆脱不了附会的痕迹。但郑成功与平户的关系绝非出自偶然，要了解郑成功，就必须从这里，从这个大时代，以及他父亲的故事说起。
自古以来，平户就扮演着日本与外来文化交流的门户，但这门户却不一定平静。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碰撞，引发许多风起云涌、改变历史的重大事件。9世纪初，弘法大师空海以及众多“遣唐使”就是由平户附近出海远赴唐朝都城长安，掀起日本的仿唐风潮。10世纪后此区域由与日本天皇有血源关系的松浦家族统治。11世纪荣西法师由此东渡中国，将禅宗佛教传入日本。13世纪，元世祖忽必烈两次挥军攻打日本，侵略了松浦家族的领地，松浦家借助“神风”与后来修筑的海滨防卫工事，两次击退来自中国的武装力量。
为了报复元朝的侵略，松浦家族的武士集团开始对朝鲜半岛沿海进行掠夺。因他们来自平户藩掌控的三个岛（对马岛、壹岐岛、平户岛），所以被朝鲜称为“三岛倭寇”。后来，松浦家对朝鲜与中国沿海的侵扰逐渐演变为纯粹经济性的掠夺，对实施海禁的明朝中国沿海边防造成了颇大的威胁，中国因此沿用倭寇一词来称呼这股来自日本的外患。
在松浦史料博物馆外站着一座不足
王直在中国正史中是祸国殃民的倭寇首领，是抗倭名将俞大猷、戚继光的主要对手之一，然而对平户以及整个日本来说，他却是带领他们进入大航海时代的领航者。
16世纪中，葡萄牙人为了寻找马可波罗笔下的黄金之国，前来日本，在种子岛遇难，是王直将他们带到了平户，并在松浦隆信的热情接待下，开启了日本与欧洲（主要是葡萄牙及荷兰）的海上贸易。其中一条葡萄牙船上还搭载着前来远东传教的基督教耶稣会创始人之一沙勿略，他藉此机会第一次将基督教传入了日本（一个月内，平户有200人因他改信基督教）。因此无论在经济或文化上，王直对日本都造成巨大的影响。
王直死后，中国与日本的贸易并未禁绝；后来海禁时而趋缓，更多中国商人逐利于东海与南海之上，有时，他们乘着商船与日本交通，与欧洲商人贸易。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就是这样来到日本的。
郑芝龙，号飞虹，小名一官，福建南安石井人（今福建泉州南安市石井镇）。他的生年难以考证，有些学者推测应在1595年。文献说他自幼“眉目清秀，气宇轩昂”，但又“性情荡逸，不喜读书，有膂力、好拳棒”。后来因做了不容于父亲的事，逃离家乡，投奔在澳门经商的母舅。当时澳门是葡萄牙人与中国贸易的商港，郑一官在此有机会与葡人交往，能通葡语，并曾经受洗成为天主教徒，还有个“尼古拉”的教名。
也许在1622年前后，年轻的郑一官因为押运舅舅的货物而坐上了平户华侨李旦的商船来到日本。抵达日本后，郑芝龙可能还到了骏府拜访了当时已退隐的德川第一代幕府将军德川家康，告以外国情势。德川家康让他住在长崎，后来又迁往平户，成了松浦隆信藩主（与其祖同名）的入幕之宾。据日本文献的说法，他还在那里学习日本“图明流的双刀法”。
他在平户结识一位当地的少女并结成连理，这位女性的身份众说纷纭。她的父亲应该是来自中国泉州的冶金工匠翁昱皇，可能因为入赘到姓田川的家中，因此女儿从母姓，但在郑氏各个版本的族谱中，都将她记载为翁氏。有些说法认为田川小姐是被翁昱皇收养的，又有说是“长崎王女”，或说田川氏是松浦家的家臣。郑一官与田川小姐住在平户港南边的河内浦。
不平凡的郑成功就在平户乡间那如今看来平凡的海边诞生，并在有日本血统的母亲呵护下，度过了幼年时期。他或许与父亲一样，曾习得日本刀法，或许在平户种下了至少两棵树（各有后人立牌为志），家里或许还曾有过香炉与刻有郑氏二字的铜质印章（现存松浦史料博物馆）。他与母亲的关系应当十分密切，因为在他后来回到中国后，时常面对东方思念母亲而叹息不已。而他的父亲，这时刚刚开始自己的海上霸业，这份霸业也将是郑成功事业的基础。
郑芝龙海上兴霸业
就在郑成功出生的那一年，他的父亲去了台湾。有文献说，郑一官在这一时期与长崎的旅日华侨领袖、福建海澄人颜思齐过从甚密，并参与了颜思齐想要攻占长崎的武装行动，起事前行迹败露，于是与颜等同伙共28人逃往时为“海上荒岛”的台湾，以此为根据地从事海盗的行当，同时改名为郑芝龙。
有学者质疑颜思齐可能并无其人，此人其实是住在平户的海商泉州人李旦，郑是被李旦派往澎湖作荷兰人的通事。但无论郑芝龙依附的是颜思齐还是李旦，不久之后都因病身亡，他们留下的财产与人马，都被郑芝龙所接收。
1626年，郑芝龙开始步王直的后尘，大肆掠夺福建金门、厦门，以及广东靖海、甲子等地。当时中国东南沿海饥荒严重，“乡出草根树皮食尽。而揭竿为盗者，十室有五”。郑芝龙借此机会大幅扩张了他的势力。
但即使这时，也能看出郑芝龙并非一般的海盗，而是另有雄图。他约束手下“不许掳妇女、屠人民、纵火焚烧、榨艾稻谷”。在当时同安知县给福建巡抚的文书中说他“所到地方但令报水（即通风报信），而未尝杀人。有彻贫者，且以钱米与之”。由此看来郑芝龙颇有劫富济贫的“义贼”风范。明廷此时在东南的军事实力已经大不如前，对郑芝龙束手无策，便想起招安的办法来。
1628年（崇祯元年）时郑芝龙已拥有部众3万余人，船只千余艘。他大破明军于金门、铜山（今福建东山），从此纵横海上，明军无人敢挡。不过到了九月，郑芝龙就接受了福建巡抚熊文灿的招抚，率部众投降明朝，自己干了个“海防游击”的小武官。
郑芝龙为什么在具有如此优势的情形下受抚归降？鼓浪屿郑成功纪念馆前副馆长何丙仲认为，这与崇祯元年的大旱有关。此时郑芝龙统驭的部众人口众多，吃饭成了大问题。因此郑芝龙受抚的主要条件便是其手下能“通行各处，庶使将士便于采买粮食”。
另一方面，从他过去的行为看来，郑芝龙恐怕从来没有仅仅当个海上大盗的打算。王直的前车之鉴对他有什么启发我们无从得知，不过当我们在平户参观松浦博物馆与平户城，看到松浦家族通过征战与通商而拥有的各种珍宝与财富之后，我突然产生一个想法。
郑芝龙到日本时可能仅18岁，他所见到的平户正值贸易最繁盛的时期，藩主松浦家族有倭寇背景，却享有封邑与丰厚的俸禄，以及“大名”（日本封建诸侯）之尊，并因经营商港而尽享繁荣。郑芝龙既屡出入松浦家，心中升起“有为者亦若是”的念头也在情理之中。那么，郑芝龙的受抚及日后的降清，与其说是见风转舵，随波逐流，会不会更是因为他真正的梦想是要建立一个像松浦家那样，既有诸侯之尊与封地之荣，又有通海之利的贸易王国呢？
“很有可能。”我在台湾的台南市遇见了松浦家的第41代家长松浦章，他这么回答。这位藩主的后代西服毕挺，两条眉毛向上挑起，显得威武挺拔，完全无法让人与倭寇产生联想。他解释，历代的松浦家都有些叛逆性格，对当时的德川家族其实不太瞧得起。“那个年代一切都没有秩序，是个像美国荒野西部一样的年代。”松浦用流利的英语说。他的意思是，在那样一个道德法则尚未确立的时代，一切都必须靠自己挣得。
郑芝龙确实对混乱时代的“丛林法则”掌握得非常精准，而且经营得有声有色。他领兵打击其他海寇，官场上平步青云。尤其在他击溃企图控制台海贸易而进犯金门的荷兰人（1633年）并剿灭与其勾结的大盗刘香（1635年）后，海上势力归于一统，尽在郑芝龙掌握之中。福建巡抚表奏朝廷：“芝龙果建奇功，俘其丑类，为海上十数年所未有。”郑芝龙于是官封福建总兵。
更重要的是，这位总兵大人自己掌握了海上贸易。“通贩洋货，内客外商，皆用郑氏旗号，无儆无虞，商贾有二十倍之利。芝龙尽以海利交通朝贵，寖以大显”。每条船郑家要收取“三千金”，郑芝龙每年收入可达千万金，富可敌国。除了海上贸易，他还投资于土地，以致“田园遍闽广”，甚至在台湾也有土地开垦。郑芝龙此时在安平（今福建安海）建起巨大的宅邸，占地138亩有余，船只可直通屋内。清代学者编有《安平郑府实录》，其中记载：“郑芝龙府第……此间崇阁巍峨，层楼高起，面面琳宫合抱，迢迢复道萦纡。青榕拂檐，玉兰绕砌，金辉兽面，彩焕螭头，凤尾高翘。”
在郑芝龙忙于扩张海上霸业的同时，他的儿子也已悄然长成。7岁时，他被父亲接回故乡居住，取名为森，延请名师教导。他也不负众望，15岁就以优异成绩考取南安生员，19岁赴福州乡试，21岁时进入当时的最高学府南京太学读书，拜名儒钱谦益为师。在良好的儒家文化熏陶下，青年时代的郑成功已形成中国文人的正统价值观念，这与乃父完全不同，
芝龙剃发降虏，成功焚衣从戎
此时的郑芝龙既荣且贵，要说他还有什么遗憾，大概就是还没有列土封侯，成为像松浦隆信那样的藩主吧。另一方面，中国翻天覆地的巨变即将来临，对郑芝龙而言，也是新机会的开始。
1644年，闯王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帝自缢，结束了明朝276年国祚。不久，清兵入关，中原成了女真族的天下。南方诸臣听闻噩耗，在争吵混乱中拥立了昏庸荒淫的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位，次年改年号为弘光。郑芝龙在此时被封为南安伯。不过弘光元年才到五月就因清军攻破南京而覆亡了。闰六月，福建巡抚张肯堂、巡按御史吴春枝、礼部尚书黄道周，与南安伯郑芝龙、靖虏伯郑鸿逵（芝龙弟）在福州拥立唐王朱聿键，年号隆武。
其实郑芝龙对拥立一事是不情愿的。尽管郑芝龙被唐王封为平虏侯，不久又加封为定国公，但对他而言，这些封号其实颇为空洞，因为偏安一隅的唐王政权几乎完全仰赖郑芝龙个人的武力与财富来维系，而清军渡江后势如破竹，手段惨烈，眼看就要一统天下，隆武朝上则终日文臣武将内斗不休。精明如郑芝龙者，岂能不知大势之所归？
另一方面，郑芝龙一生漂泊海上，周旋于日本、葡萄牙、荷兰等国商人之间，他的价值观与讲究民族气节、国家大义的明代文人自然大异其趣。因此当郑芝龙同乡洪承畴等人来信招降，许以闽粤总督之职，他走向降清之路也就顺理成章。这样，他与信仰不同的儿子郑成功必然走上决裂一途。
据说郑成功自幼“风仪秀整，俶傥有大志”，读书不治章句，喜读《春秋》与《孙子兵法》，读书之余还舞剑骑射。11岁时，老师以“洒扫应对进退”为题，嘱其作文，郑成功写道：“汤武之征诛，一洒扫也；尧舜之揖让，一应对进退也。”让老师大为惊奇。
郑芝龙一日带成功晋见隆武帝。隆武见他仪表堂堂，谈吐不俗，甚为激赏，说：“惜无一女配卿，卿当尽忠吾家，无相忘也。”当下赐姓朱，赐名成功，封御营中军都督，赐尚方剑，仪同驸马。从此中外皆以“国姓爷”相称。1646年（隆武二年），隆武封成功为忠孝伯，挂招讨大将军印。
郑成功对隆武的知遇之恩极为感念。终其一生他都始终只用“招讨大将军”名号行事，即便后来的永历帝封他为镇远侯、漳国公、延平王，他都未曾改变。但隆武所封的忠孝伯爵名对郑成功却是一种讽刺，因为此后郑成功再也挥不去忠孝不能两全的梦魇。
这一年清军攻克两浙，直逼八闽。郑芝龙在压力下勉强派兵出仙霞关，但以粮饷不济为由，出关三四里，虚晃一招就引兵而还。八月，隆武御驾亲征，却在汀州被俘驾崩。郑芝龙此时早以取饷为由，飘然海上。十一月十五日，郑芝龙不顾郑成功的再三哭谏，投降满清。
郑成功此时已听从叔父郑鸿逵之劝，遁走金门。郑芝龙来信要成功一并降清，成功回书说：“从来父教子以忠，未闻教子以贰。今吾父不听儿言，后倘有不测，儿只有缟素而已。”
果然郑芝龙可能连闽粤总督的官印还未见着，就被满清贝勒博洛连夜挟持，送往北京。15年后，郑芝龙在北京伏诛，终究没有摆脱与王直一样的下场。郑芝龙剃发降清后，家人以为无需戒备，不料不久后，清军攻入安平，大肆掳掠，成功母田川氏（应在当年才自日本接至安平）也因此丧命。
关于她的死，再度众说纷纭。有些文献说她恐怕受辱，因此自缢，有些说她持剑自己刺腹而死、或投水自尽。最为戏剧化的说法出自黄宗羲，说她被凌辱而死，而悲恸欲绝的郑成功急忙赶回，“用彝（夷）法”剖开母亲腹部，将内脏洗涤干净，再置回体内加以安葬。哪一种说法为真，现已无从分辨，但从这些传说中，郑成功母子刚烈的性格已隐约可见。
据说，葬了母亲的郑成功带着自己的儒巾、青衫来到南安文庙焚烧，在孔子像前四拜，说：“昔为孺子，今为孤臣，相背去留，各有作用。谨谢儒服，庶先师昭鉴！”说罢，转身而去。从此郑成功弃文从武，从一介儒生摇身一变为统帅千军万马的大将军，他的军队也成为反清复明最具实力的一股力量。
起义军国姓战闽粤，据厦门将军成海商
我们在阴寒的冬天来到郑成功的故乡——福建泉州南安市石井镇。花岗岩的广泛分布，让这里成为中国最大的石材生产及出口地。这个产业取代了传统的渔业与贸易，也剧烈地改变着这里的景观。从南安到安海，巨大的石材加工厂林立在公路旁，大货车卷起的飞沙走石弥漫着视野。从石井的码头现在可以直通金门，成为联系两岸间的少数口岸之一。四通八达的陆上交通早已取代了过去的中国帆船，让人难以想象当年舳舻塞海的景象了。但300多年前，闽南地区崎岖的地形是它最佳的天险，只有能驾驭船只漂泊海上的人，才能控制这片土地。
郑芝龙打算降清前，曾将郑成功召来商议，成功分析：“闽粤之地，不比北方得任意驰驱。若凭高恃险，设伏以御，虽有百万，恐一旦亦难飞过。然后收拾人心，以固其本；大开海道，兴贩各商，以足其饷；选将练兵，号召天下，进取不难矣。”这段话虽未被其父采纳，却是他自己复兴大业的基本战略。
23岁的郑成功带领父亲旧部90多人，往广东南澳招兵。在他高举的义旗号召下，数月内已有数千人响应。1647年（隆武二年），成功在烈屿（今小金门）大会文武群臣，用“明忠孝伯招讨大将军印”移文天下，自称“罪臣国姓勤王”，檄文中说：“本藩乃明朝之臣子，缟素应然；实中兴之将佐，披肝无地。冀诸英杰，共伸大义。”从此在闽粤沿海展开了长达十余年的南征北讨。
从1647起兵到1653年与清朝议和而暂时休兵的六年之间，郑成功曾与清廷进行了大小20多次的战役，双方互有胜负。战场主要在泉州到潮州的沿海地区。从这一系列的战役里，郑成功本人的性格特点也鲜明地浮现出来：他勇于决断，心思缜密，能在紧要关头做出困难的抉择，并且不惜大义灭亲。
郑成功攻不下漳州，于是退守海澄，将此地打造为郑军屯放辎重的要镇。他征调当地百姓，将“旧有王都土城，连而为一，并筑短墙，安大小铳三千余号，周围环以港水，外通舟楫，内积米谷军器……以为长守之计”。
1653年，衔命征剿郑成功的平南将军金砺奏请增兵，率大军来袭，以数百门大小铳炮日夜轰击海澄城，“无瞬息间断”。郑军突围不成，只能坐着挨打，死伤甚众。城墙被轰垮丈余，成功亲自领兵堆石。危急之时，郑成功将自己的招讨大将军印作为悬赏报酬，并亲自督战，又埋藏炸药，诱敌深入后引爆，最后终于大败清军，金砺只勉强保住了自己的性命。
那么，为什么在海澄人的记忆里，郑成功不是海澄的守护者而是侵略者？也许后人把国姓爷之子郑经（曾围海澄83日）的账错计在父亲头上；也许郑成功围困海澄确实颇为惨烈，只是史书不载。更可能是对于当地百姓而言，国姓爷就是与战争、饥饿脱不了关系。其实不仅是海澄，在漳州、潮州一带，民间似乎对这位国姓爷都没有太美好的记忆。
但另一方面，在海澄之战，郑成功身先士卒，赏罚分明的作风，也让他建立了威信，原本散布东南沿海的草莽势力，逐渐收归于国姓爷的手中，让他成为清朝不可小看的武装力量。
顺治招抚费周章，成功议和赢先机
1652年，郑成功一连打了几场胜仗，给予满清重大威胁。清廷于是改变战略，采取招抚的手法，并由顺治皇帝亲自主导。郑成功则采取“将计就计，权借粮饷，以裕兵食”的对策。
或许因为他这出戏演得太过逼真，使得后世史家对他产生了不少质疑，对郑成功的历史评价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在清朝挟父逼子的过程中，我们看见了郑成功狡狯的一面，也能体会郑成功忠孝不能两全的困境。
顺治首先给郑氏父子加官晋爵，在1653年封郑芝龙为同安侯，封郑成功为爵位更高一级的海澄公。同时将私自偷袭厦门的官员加以处置。为表诚意，还从福建撤回大军。
满清同时使郑芝龙写信劝降，不料郑成功却回给父亲一封义正词严的信，文中戳穿满清挟父逼子的伎俩，大骂当年清朝对父亲不守信用，为父亲目前的待遇叫屈。再而指责清兵偷袭厦门之罪，又夸口自己兵粮充裕，屡克清军。接着他突然话锋一转，说清朝应该干脆给他三省之地，那么他不但能为清朝戍守沿海疆土，还能有余裕上税给朝廷。
另一方面，郑成功知道满清皇帝既有议和之念，地方守将便有所顾忌，他于是趁机出兵福建各地征粮，得饷金20万，米粮5万多石，比隆武朝廷过去在闽征税的总和还多。
1654年，顺治又加封他靖海将军官衔，许诺他泉、漳、惠、潮四府之地，这已经比郑成功过去真正能控制的地域都大了。顺治让他保有自己的兵马，发给粮饷，且属下文官武将均由他斟酌任用，而“海上的盗匪，有机会你就讨伐一下吧”。给予的条件可说是极为诱人了。
但郑成功退还了皇帝给予的敕书与印玺，只是坚持要浙、闽、粤三省之地。由于皇帝特使往返于北京与闽南，路程至少两个月，郑成功便充分利用这段时间，在对方土地取粮，甚至进行武装骚扰，以表现强硬的态度，可能也借此证明自己有能力以武力夺取三省。
他让张名振（属鲁王旧部，应不属于郑成功直接管辖）、陈辉在1653秋至1654年春进攻长江口，张名振甚至一度占有崇明岛。在议和期间，郑成功还联系当时在云贵的永历朝廷，邀请永历的主要大将李定国从西南出兵，对清朝首尾夹击。
这时清朝的官员已看出郑成功的用心，警告皇帝说郑成功“心雄胆大，明明要挟。虽然归顺，实怀二心。”顺治在1654年旧历八月三度饬谕郑成功，派遣特使，南下招抚。清廷同时也征调大军到福建备战，摆出抚剿并施的姿态。
这次郑成功态度更加倨傲，不愿派人谈判，只写了个便条让来使带回，要求顺治的特使到安平相见。特使无奈到了安平，却看见郑成功的大军“列营数十里，旗帜飞扬，盔甲鲜明，密布锹藜鹿角，设伏据隘，好似铁桶”。见面后双方又为先剃发还是先开诏闹得不欢而散，两位特使不告而别，返回泉州。
与此同时，郑芝龙又派了成功的胞弟郑世恩前来游说。兄弟相见，郑成功终于真情流露。郑世恩声泪俱下，说如果成功再不受抚，恐怕在北京的父亲一家老小性命不保。但郑成功表明：我一日不受诏，父亲就一日能在北京荣华富贵，我一旦剃发受诏，那父子下场都难说了。
郑成功在这次议和后给父亲写信，信中说：“和议实非初心。不意清朝以海澄公一府之命突至，儿不得已按兵以示信，继而四府之命又至，儿又不得已接诏以示信。至于请益地方，原为安插数十万兵众固圉善后之计。……在清朝罗人才以巩封疆，当不吝土地；在儿安兵将以绥民生，当必藉土地。……天下间岂有未受地而遂称臣者乎？天下间岂有未称臣而轻剃发者乎？……清朝若能信儿言，则为清人；果不信儿言，则为明臣而已。”最后他又说，“万一吾父不幸，天也，命也。儿只有缟素复仇以结忠孝之局耳。”
在给弟弟的信中，则说得更加坦白决绝：“兄之忠贞自持，不特利害不足以动吾心，即斧钺相加，亦不可少移吾志。何哉？决之已早而筹之已熟矣。”话既至此，郑成功与清廷的谈和也宣告破灭。但郑成功借由和谈，已争取了两年的休息与准备。趁着清使回京，郑成功主动出击，先取漳州，得饷100万两，接着攻克同安、南安、惠安等地。1655年，他再攻下仙游，士气大振。
后世史家常常争辩郑成功在1654、1655年间与清廷的谈判，究竟是不是真心想邀地求和。知道这个问题的真正答案的，恐怕只有郑成功自己。但郑成功熟知兵不厌诈之理，擅长声东击西之计，却是十分明白。无论如何，郑成功从未接受清朝提出的优渥条件，在议和当中，保持着进可攻、退可守的地位，并始终采取主动，在其中得到了很大的利益。此后，双方虽然继续书信往来，但已是唇枪舌剑，几至撕破脸的地步。满清于是将郑芝龙监禁，将后来降清的郑芝豹流放到宁古塔，并且派遣世子济度再次兴兵南下，准备与郑成功决一死战了。
缟素临江誓灭胡
郑成功得知济度率3万精锐南下，开始积极布防。他再度有惊人之举，将攻下的泉、漳属邑如惠安、南安、同安尽皆放弃，甚至将安平的郑芝龙宅邸也放火烧毁，拆毁漳州城墙，退守厦门与金门。
1657年双方战于泉州东南的围头海上。郑军主动出击，选择天气极为恶劣的日子出战，由于清兵不习海战，风浪一大便晕眩颠倒，无法作战。郑军则是长年在水上生活者，在船上纵横跳跃如履平地，因此占尽优势。在此一役清军水师大败，被掳获大船10艘，被击沉船只30余艘。
打赢了这关键性的保卫战，郑军士气大振，于是秣马厉兵，准备大举北伐。郑成功从1656年就有了北伐南京的准备，但部下的“脱巾之变”打乱了他的布局。当时郑成功把大军的辎重粮饷存放在海澄，交由左提督王秀奇统领黄梧、苏明防守。不料黄梧却挟持苏明投降满清，把海澄也献了出去，换得清朝“海澄公”的爵位。黄梧叛变使郑军蒙受巨大损失，也让北伐计划受阻。为了弥补损失，郑成功亲率大军攻打福州，并控制了闽江口，获得大量物资。1658年，郑成功再度发起北伐，大军在六月围温州，七月占舟山，准备直捣南京。八月大军出动，船只绵延不绝达80里长，见到的人无不战栗。但不料大军在长江口的羊山遭遇飓风，损失惨重，死者可能达数千人。经近一年的修整后，北伐军在1659年农历七月再次出发攻打南京。对郑成功来说，这将是他一生最重要的一场战役，也是他反清事业的最高点。
攻打南京是郑成功心目中一场真正的义战，因此他一改过去军事保密的做法，早早就将自己的意图广而告之，似乎满不在乎让清军因此早做准备。而且，他在这次征伐中，对军纪的要求特别高。郑成功虽然以治军严厉著称，但手下毕竟有许多草莽之众，在“取粮”之时不免有凌虐百姓的情况。这次三令五申，不许骚扰百姓，取粮只能在长江以北。
由此可见郑成功的计划是攻占江南，然后以长江为界与清兵对峙，因此格外小心经营江南人心。他显然认为此战不仅要胜，而且必须以“王师”的姿态获胜。郑成功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一面在似乎这时显露出来，但这几近迂儒的行为，也让他在军事上丧失先机。
这次郑成功率领了17万多大军，大小船只3000多艘。比较特别的是郑军此次还携带家眷同行，这或许也是表达决心的一种方式。无论如何，这次郑军是真正的倾巢而出，势在必得。
清军当然早有戒备。为了阻挡郑成功的水师进入长江，清军发明了两种特殊防御装置，一种名为“滚江龙”，一种名为“满州木城”。滚江龙是一种拦截江面防止舟船穿越的粗大铁索，清军用以拦在长江南北岸瓜州与镇江之间宽达十里的江面上。而满州木城又称“木浮营”，位在滚江龙上游，是以巨木筑成的长坝，广达三丈，上面覆土，可以行马，左右木栅有穴，穴中有炮可射。木营可容士兵500人，装大炮40门。如果从上游压下，船只碰上立刻被压碎。这些木营在江心排开，再用直径一尺的粗绳相连，以阻隔水师。六月中，郑成功决定先取长江北岸的瓜州，以断北方救援之兵。他兵分三路，一路以擅游泳者从水中斩断滚江龙，一路攻占谭家洲的大炮阵地，第三路由郑成功亲自率领，直取瓜州。
在这一仗中，郑成功还使用了他组织的一支特种部队：铁人。铁人军的构想据说来自清军的铁甲部队，但许多人认为它有日本的渊源。这支部队皆为精心挑选的身强体健者，专为加强陆战能力而设，人人戴铁面具，面具上画着朱赤彪文，只露出两只眼睛。全身披挂铁甲，每班六人，两人执云南斩马大刀，两人执藤牌，弓箭则是人人配戴。在第一次北伐南京时，郑成功的部队中便有5000至8000铁人。
六月十六日辰时，大军起兵。张亮很快就带领士兵乘荡舟斩断滚江龙，水师前进，以大炮轰击两岸，此时郑成功挥兵大进，周全斌率领所部涉水登岸。据说由于铁甲过重，部分士兵溺毙于水中。但一旦登陆，他们就锐不可当。清军由左云龙率领，未料到郑军突然登岸攻击，被杀得措手不及。到巳时，左云龙已被斩杀，另一守将被俘。瓜州之战就在三个时辰内结束，郑军大胜。郑军接着攻打长江南岸的镇江。大军在二十日登岸，扎营未定，清军已到，但两军相峙，并未交战。二十二日，郑军在银山驻扎。清军破晓时进攻，以骑兵分五路进杀，郑成功亲率亲卫作前锋，以200人阻挡满汉骑兵800人。清军向来以强大的骑兵著称，惯常使用的手法是以骑兵反复冲击敌方的步兵阵列，只要步兵一乱，自相践踏，就纵马冲入砍杀。但是郑军面对骑兵冲撞却巍然不动，以藤牌蔽身，如铜墙铁壁一般。等到骑兵三进三退，郑军突然起身，冲到马前斩杀。他们所用的斩马大刀极为锋利，能一刀连人带马斩成两半。
冲杀一阵之后，郑军内突然白旗一挥，郑军向两边让开，躲避不及的就伏在地上。突然后方炮火齐发，清军被火炮击中伤亡一千多人。于是清军溃败，退回镇江城中。郑成功一面围城一面招降，两日后便取得镇江。经此二役，大江南北各镇邑许多主动归附。郑军所向披靡，郑成功也志得意满起来。
参军潘庚钟与提督甘辉首先建议，大军不必急攻南京，应该据守瓜州，南京后援既断，可以不战而定。郑成功不听。甘辉又建议，如要打南京，应尽快从陆路攻打，郑成功也不采纳。于是大军沿长江而下，由于逆水行舟，必须以纤夫拉船，十多天以后才抵达南京。
郑军由凤仪门登岸，郑成功遥祭明孝陵的太祖高皇帝，说：“成功恨异族之入寇，痛王室之播迁；不遑宁处。生聚十年，响义百万；既奉旨以收京，爰提师而北伐。列祖列宗在天之灵，实笃佑之！”再拜痛哭，哀恸动三军，将士无不振奋。
这时甘辉再度建议立即攻城，郑成功还是不听建言，重施镇江故智，下令围城。南京提督来书，说清朝有令，围城30日不降，就不罪及家人，希望大军等待30日。诸将认为是缓兵之计，但郑成功仍然胸有成竹，认为南京必降。
此时各地的清兵援军已经渐渐到达。郑成功仍旧主张，攻城掠邑，杀伤必多，等待清兵援军到齐，再一起击杀。这样轻敌大意的态度显然影响了将士。把守凤仪门的士兵甚至开始撒网捕鱼。
七月二十一日半夜，清军挖开城门，发起攻击。镇守城门的郑家守军猝不及防，登时大溃。
二十二日郑成功想将兵力集中在观音山，调动时又被清军先发制人，经过几番血战，郑军伤亡惨重。甘辉身重30多箭，勉力奋战，被俘就义，他手下许多士兵宁可投江而不愿投降。此战甚为惨烈，由于郑军平日训练严格，主将虽败，都不肯退却，“军皆战死”。连清军都惊叹郑军纪律严明，死战不屈。梁化奉说：“当劲敌多矣，未有如郑家之难败者。”提督管效忠则说，从满清入关以来，身经17场战役，从没有打过如此恶战。
郑成功经此败绩，大为自责，曾经拔剑试图自刎，被诸将劝下。他哭着说，恨不听甘辉之言。后来他建祠祭祀阵亡将士，以甘辉居首。
郑成功只好退守镇江，再退至吴淞。此后他曾尝试攻占崇明岛，也不克而还。于是郑成功一方面遣使议和，一方面决定撤守江南，回师金厦。他从镇江瓜州撤军时，当地文人及张煌言都连连苦劝，认为大军应再战江南，不过郑成功决定保存实力，举兵南归。清廷于次年攻打厦门，但被郑成功击退。这场轰轰烈烈的北伐之役，就此仓皇收场。即使如此，这仍是清军进占中原以后所面临的最大威胁，南京之未被郑军攻陷仅能说是侥幸。
但郑成功经营闽南十余年，最后还是仅掌握了金厦等岛屿。充分说明郑成功军事上的弱点：能下城不能守城，善海战不善陆战。许多后世史家评论郑成功北伐南京，都认为他的刚愎自用是最大的败笔，又说他应该听甘辉等人的建议，不应攻打南京，或者南京战败之后，不应轻言撤兵。
历史无法用“如果当初……就……”这样的句子去质疑，但我们都很难忍住不那么思考。我不免想：郑成功如果不独断独行，那就不是郑成功了；郑成功如果不撤江南之军，也恐怕很难全身而退。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南京之败，就没有后来的东征台湾之举。那样，历史可能会有更大的改变吧。
黄梧密疏迁五省
“以前从金门看厦门，晚上都是黑漆漆一片，30年以后，厦门晚上灯火辉煌，我们这儿还是黑漆漆。”金门观光旅游协会总干事杨在平说。
金厦相隔不过6公里，向来两岛并称。不过60年前的金门战役之后，两门之间几乎完全隔绝。改革开放以来，厦门作为经济特区发展迅速，而金门则因为实行“战地政务”而限制了发展。1992年国民党解除了金门的战地政务，金门却未因此发展，反因大批军人撤离，减少了岛上消费的人口。近年来金门想发展旅游，而历史的资源便成为当地旅游开发计划的重点之一。
我们坐在金门一家以“文革”元素作为装饰的咖啡馆里，这排红砖楼建于日据时代，以前则是郑成功的内校场。杨在平如数家珍地说着金门与郑成功相关的史迹：太武山郑成功观兵弈棋处、监国鲁王墓、郑氏祖坟及郑经亲题的墓志铭、鲁监国自叹的“汉影云根”题字、小金门的吴山会盟处、料罗湾……杨在平的梦想是以郑成功为主题，打造金门的旅游发展。“我们想造一条仿古的郑成功战船，规划郑成功历史之旅的旅游路线，从金门、厦门、澎湖到台南，将来甚至可以到平户，”他兴冲冲地说。
不过在金门民间，郑成功并不受到民众特别欢迎。当地一位出租车司机告诉我们：“郑成功把我们金门的树都砍光了。”此说原载于《金门县志》，在金门广为人知，虽然说法未必正确，但民间对郑氏的态度可见一斑。金门也鲜见祭祀郑成功的庙宇，现在唯一的延平郡王祠还是蒋介石之子蒋经国在1967年防御金门时重新修建的。
郑愁予很为郑成功的待遇不平。如果称呼郑愁予是台湾最著名的诗人，大概很少有人会反对。他的名句如：“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等等，几乎对文学有一点点认识的台湾人都能琅琅上口。他也是郑成功的后代。
郑愁予此刻正在金门教书。这位出生于山东，操着北方口音的教授兼诗人，与我们在石井郑成功家乡见到的操着浓重闽南口音的郑氏族人很难联想在一起。但他从父亲口中知道自己是郑成功之孙郑克塽在1683年降清以后，赴北京任官者的子孙。他根据族谱里的“郑氏密码”推算自己应该是郑成功以后的第15代（这密码指的是郑氏家族里的辈分是以五行偏旁的字来循环使用）。“从郑芝龙开始，郑家三代其实在历史里一直被丑化。”郑愁予说。他认为，从目光远大的郑芝龙、正义凛然的郑成功，到文武双全的郑经，在清代文人控制的历史文字里，都被刻意扭曲。“说金门的树被郑成功造船而砍光，这话是有问题的。”诗人说，“郑成功的船根本不是在金门造的，在金门顶多是修船。”
在金门有一项铁证，可以说明清朝文献对郑成功的污蔑，那便是鲁王之墓。鲁王朱以海是明室后裔，1645年弘光帝败亡，浙江的明室遗臣在绍兴拥立他任“监国”。这是皇室仅次于天子的称号。不过他任监国同时，郑芝龙等人也在福州拥立隆武即位。双方互不承认，甚至有互杀来使的情形。
鲁王在郑彩、郑联的支持下，曾经一度攻下福州、兴化等地，后来清军反攻，鲁王尽失其地，先遁至舟山，后来与他的部将逃到厦门，依附郑成功。清朝编修的《明史》中说：“以海遁入海，久之，居金门，郑成功礼待颇恭，既而懈，以海不能平，将往南澳，成功使人沉之海中。”这是说郑成功派人将鲁王淹死在海里。如此一来，郑成功便成为弑杀明朝王室的罪人了。这个说法在清代就有许多人提出质疑，但《明史》毕竟是官修的正史，真正敢于挑战者并不多，多半是针对野史的谬误做文章。
此墓志经过胡适等人考证，被冤枉了三百多年的郑成功才得以沉冤大白，原来鲁王虽然曾往南澳住过三年，后来终其一生都住在金门。他病死于1662年底，时间较郑成功还晚半年，当然不可能被郑成功所杀。
为什么金门（以及许多闽南地区）当地人对郑成功的态度如此？这固然与满清对郑氏家族的丑化以及连年征战造成的生灵涂炭有关，但影响更大的可能是“迁界”带来的集体伤痕。
“迁界令”是因将海澄献给清朝而做了海澄公的黄梧所献平海五策中的第一策：“金厦两岛弹丸之地，得延至今日对抗朝廷，皆因有沿海居民接济。如将山东、江浙、闽粤沿海居民尽行内迁，设立边界，布置防守，则不攻自破。”黄梧献策时，顺治刚刚驾崩，康熙新立，大权在鳌拜手中。鳌拜采纳其建议，于是中国从山东到广东，沿海三十里的人家全部被迫内迁，家园被焚毁，流离失所的百姓数以百万计。从此20多年，中国沿海地方成为荒土。
迁界惨痛的记忆保存在金门许多世家的族谱当中。不过讽刺的是，这造成千千万万中国沿海居民颠沛流离，骨肉离散的迁界之举，对于郑家势力影响有限，很可能还壮大了后来的郑氏政权。因为在迁界令实行之时，郑成功已经出师东取台湾，另觅中兴大业的根据地了。
开辟荆蓁逐荷夷
在崭新的台南高铁车站一家日本品牌的速食店里，我听见隔壁桌以闽南话高谈阔论着扶乩过程的种种异象。在未来的几天，我不断听到种种神明现身的故事，其中几个来自政府官员，包括台南市长。现代与传统就以这种近乎魔幻的形式在台南府城存在着。
在庙宇众多的台南，几乎每周都可以见到妈祖与各类王爷、圣王、太子出巡绕境的场面。神轿伴着乩童、阵头、八家将、宋江阵、锣鼓队有如嘉年华会般地在大街上迤骊而过，对台南人而言早已司空见惯。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开台圣王国姓爷”。在台南及全台各地，郑成功不仅是历史人物，也是神明。
郑成功在南京之役失利之后，归师厦门。有一名来自台湾的通事何斌前来求见郑成功。何斌真正的身份更像是双面间谍，他既为荷兰人做事，也暗中为郑成功在台湾抽税。此时因为东窗事发，他逃离台湾，准备了详细的军情，到厦门建议郑成功攻打台湾，说：“台湾沃野数千里，实霸王之区，若得此地，可以雄其国；使人耕种，可以足其食，上至鸡笼、淡水，硝璜有焉。且横绝大海，肆通外国，置船兴贩，桅舵铜铁不忧乏用，移诸镇兵士眷口其间，十年生聚，十年教养，而国可富，兵可强，进取退守，真足与中国抗衡也！”并且拿出详细的海图与荷兰兵情资料。何斌有其自私的目的，这些言词颇有夸大不实之处，但听在新败的郑成功耳中，必然如醍醐灌顶，欣喜若狂了。
尽管诸将反对意见不少，郑成功不改本色，决断东征，并且认为此役非亲自领军不可。经过一年多的准备，郑成功在1661年于金门料罗湾祭海誓师，以大小船只400多艘，将士2万5000人，出征台湾。荷兰人这时占据台湾已有30多年。
从16世纪始，荷兰就想仿效葡萄牙人，找到一个与中国贸易的口岸，当年的首选之地是澳门。1603年和1622年，荷兰两次企图以武力攻打澳门，都被葡萄牙人击退，于是便强占澎湖，不仅在澎湖筑城，还在福建沿海强掳百姓，多次武力骚扰中国沿海。清廷命福建官员驱逐荷兰人，不过福建巡抚南居益与副将俞咨皋竟然在未上报朝廷的情形下，通过海商李旦的斡旋，私自与荷兰人签下协议，在1624年让他们放弃澎湖，到台湾去。
明朝部分有识的地方官员对荷兰侵占台湾十分在意，多次上书南居益，要求逐走红夷。无奈此后明朝国力日渐衰颓，再无力顾及孤悬海外的台湾了。
郑芝龙在此时崛起于海上，他统一各方势力后，与荷兰人保持亦敌亦友的关系。他曾至少两次与荷兰人发生武装冲突，打败荷兰侵略的船只。但每次战胜之后，都立即与荷兰签订通商协议，企图独占中荷之间的贸易。
荷兰人据有台湾之后，实行完全的殖民统治，对在台湾移垦的汉人与原住民进行劳力与金钱的剥削。如有反抗，即以残暴的手段进行血腥镇压，最著名的一次当属郭怀一事件。1652年，以郭怀一为首的汉人，不堪荷兰压迫，揭竿起义，响应者四五千人。但很快被荷兰人歼灭，至少有3000人被杀。郑成功在台湾的汉人之间有很大的号召力，也一向以海外华人保卫者自居，为荷兰人心腹大患。1660年荷兰人尤其倍感威胁，曾两次加强戒备。
鹿耳门水道狭窄水浅而险，郑成功令人以竹蒿测水深，发现大船无法通过。郑成功乃设香案，祝祷：“成功受先帝眷顾重恩，委以征伐。奈寸土未得，孤岛危居。今而移师东征，假此块土，暂借安身，俾得重整甲兵，恢复中兴。若果天命有在，而成功妄想，即时发起狂风怒涛，全军覆没。苟将来尚有一线之脉，望皇天垂怜，列祖默佑，助我潮水，俾鹚首（船头）所向，可直入无碍，庶三军从容登岸。”祝祷完毕，突然潮水大涨，如有神助。于是大军随着成功的中军船鱼贯而入，驶进台江内海。
郑军分为三路，一路自鹿耳门登陆，扼守北线尾，主力从禾寮港附近登陆，另一部则迂回台江南端，阻截向南遁逃的荷舰。据当时在普罗岷西亚城（即赤崁）的荷兰土地测量师梅氏描述，郑成功登陆主力“全副武装，士气高昂……越过高地，击鼓吹管行军而来，其中有几个骑马的。他们的军队有数不完的漂亮丝质旗帜幡旒，头戴光亮的头盔手握大刀……在普罗岷西亚北边公司的庭园小溪后面扎营，在那里搭起上千个白色帐篷，时间是下午一点半。”
双方的第一次交锋在普罗岷西亚城北展开，郑军一千多人前来攻城，但被荷兰鸟铳击退。次日海战中，荷兰只有两艘战舰——赫克托号和斯·格拉弗兰号以及运输船与快艇各一艘出战。郑军虽然战舰体积远不如荷兰主力战舰，但数量却远远超过荷兰。郑军60多条战船围住敌人，猛烈攻击。荷舰赫克托起火，结果火药库爆炸而沉没。斯·格拉弗兰号也受重创，其余二船逃逸。
陆战也在北线尾开打，荷兰原本甚为轻敌，以为中国人一见火枪发射，就会四散逃命。实际上，身经百战的国姓爷部队对这样的阵仗毫不看在眼里，被火枪射击，依旧阵列整齐，进退有据。不久，郑军放箭，后方又出现郑军围剿，反倒是荷兰人很快就溃散奔逃，被歼灭了半数。次日，郑军切断了普罗岷西亚的水源，城守将猫难实叮知城不能守，便献城投降了。
但是，荷兰的主力都据守在大员沙洲的热兰遮城中。热兰遮城始建于1623年，由于起建之初就特别考虑到了防御的问题，使得该城易守难攻。行政长官揆一来信求和，但希望仍旧保有二城通商。郑成功自然不能答应，修书给台湾行政长官揆一，强调“台湾者，中国之土地也。久为贵国所据，今余既来索，则地当归我，珍瑶不急之物，悉听取而归。”
揆一不敢弃城，只好接战。由于炮火猛烈，郑军虽然骁勇，却也难以攻城。于是郑成功再度采取围城策略，这一围就是九个月。
“你看这城墙很厚，而且是两层的，显然有一部分是后来加固的。”成功大学建筑系教授傅朝卿指着安平古堡的一片红色砖墙说。这位学者研究郑成功相关遗址已经二十多年，最近主持了安平古堡的考古发掘。
今天的台南安平古堡也就是当年的热兰遮城，被郑成功打下以后，以他的闽南老家重新命名。只是过去临海的城堡，如今已被陆地包围，一到假日这一带摩肩擦踵，车水马龙。“其实我们台南人现在一听说要来安平都很怕。”在我们到处寻找停车位的时候，傅朝卿说，语气带着几分本地人的自豪，也带着对一段更为宁静的生活状态的怀念。
在他的解说下，我们发现荷兰人使用的红砖与汉人明显不同，砖扁而宽，十分结实，让这面
可惜的是，今日的安平古堡也只剩下这面墙与少数其他残垣断壁还是荷兰人时期的遗留，其余的建筑大多是日本据台时改建的，包括如今被当作安平古堡地标的一座瞭望塔。
“不过日本人改变的只有地上的建筑，基础是不会动的。”他解释，也因此，他想到对这片古迹进行考古发掘。由他主持、考古学家刘益昌发掘的项目如今已经暂停，因为出资的台南市政府对发掘的期望与实际结果不同。“他们觉得我们应该挖出一座城，”傅朝卿说，他们挖出的荷兰时期啤酒瓶、瓷瓶等虽然看来不起眼，却是“真正的文物”，他援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文物“真实性”的解释，说明真正的文物才能蕴含历史。
让我惊讶的是，安平古堡的面积其实不大，为什么郑成功围城九月才能攻下？傅朝卿比手画脚地解释，其实原来的热兰遮城面积比现在的安平古堡大了许多，但部分并没有划入古迹范围。他充满热情的解释，让我同样可望知道那围墙、停车场、住宅底下，到底能揭露出什么样的历史真相。
不只安平如此，原来同样临海的普罗岷西亚城，如今叫做赤崁楼，坐落在台南市中心。几百年来的填海造陆，早已改变了台南的原貌。但是那历史沉淀的记忆不必挖掘，就浮现在台南市的街道上。
“你第一次走这个吗？”在一片震耳欲聋的锣鼓、唢呐、鞭炮、烟火声中，台南市文化观光处处长许耿修侧过头来问我。我与他并肩走在绵延几公里的神轿、阵头队伍的最前面。
我点头承认过去没有这种经验。“我也是第一次。”穿着深色西服，戴着无边眼镜的许耿修说，我们的位置原来应该是属于主办此类宗教活动的“庙公”（庙宇主持）的。但这次活动既是市政府主办，他就代表市政府站在庙公的位置。在我们身后，是国姓爷的圣驾。这尊郑成功神像与配享的甘辉、万礼塑像是从附近的一座小庙妈祖楼中迎出来，今天要重回延平郡王祠。附近许多庙宇共襄盛举，一同加入了迎神的行列。
许耿修说，这尊国姓爷神像是他死后所刻的第一尊神像，已有300多年历史。神像原来供奉在延平郡王祠，后来据说因为蒋介石要去祭祀郑成功，有些善体上意的官员担心蒋是基督徒，看到佛像可能不悦，而将神像请了出去。神像这一离开就是30多年。前几年许耿修听闻此事，觉得不该让国姓爷流落在外，因此报请市长将神像请回。于是政府当了庙公，而延平郡王祠这个原本作为官方祭典的场所，也成了神明、乩童、阵头出入的地方。如果这样的活动让人觉得有点极端的话，许耿修有过去的成绩可以为他背书。他上任以来，台南市已经办了七届郑成功文化节，而且一年比一年盛大，为台南市政府带来大笔收入。
郑成功文化相关的活动与研究近年再度成为热点，甚至在内地与日本都引起很大反响，台南市的大力推广是重要原因之一。来自大陆郑成功研究会、日本平户的松浦章及平户观光协会的代表等数十位海内外人士参加，全台各地的郑成功信仰庙宇和郑氏宗亲会更来了数百人。许耿修是要以“经营”为主轴，把郑成功的形象通俗化，让更多人理解这位历史人物。“我们的领导人常常想要斩断我们的历史根源，但人是不能跟自己的历史切割的。一个没有历史的民族会很惨。”这位有历史博士学位的民进党官员的话颇出我意料。许耿修强调他们的工作从来不在创新，只是从历史取材，赋予新的包装。
不过我对于某些新包装还是感觉有些不易接受。市政府推出了一系列郑成功纪念品，例如穿着美国洋基队球衣，两只手指比着胜利手势，造型卡通的郑成功扑满。许耿修倒是颇为得意。“郑成功一直被当作民族英雄、悲剧英雄，我们觉得他应该是‘欢乐英雄’，”他说。“你看，他39岁就能完成那么伟大的事业，而且，”他露出微笑，“他娶了十个老婆。”但郑成功本人临终之际，一点也不欢乐。
热兰遮城在被围九个月后，揆一终于投降。郑成功遵守承诺，将幸存的荷人送上船，让他们回到巴达维亚，并且带走属于自己的财物。荷兰人在战役中共计死亡1600多人。
郑成功收复台湾之后，做了一首复台诗，诗中没有战胜的喜悦，反而充满忧伤的情绪：“开辟荆蓁逐荷夷，十年始克复先基。田横犹有三千客，茹苦间关不忍离。”这当然有其原因。
郑军在攻打荷兰之役中其实也受创惨重。大批将士因水土不服而病倒的“十之七八”，死者甚众。台湾并不是何斌所说的沃野千里，米粮不虞，而是一片荒芜，郑成功必须派士兵开垦田园，还喂不饱肚子。许多将士思乡情切，脱巾叛逃。而许多在厦门的勋将也不顾郑成功再三催促，迟迟不肯迁来台湾。1661年四月，永历帝在云南被吴三桂绞杀，悬乎一线的明朝国祚就此断绝。郑成功十余年的恢复大业也无以为靠了。年底，郑成功听闻父亲的噩耗：郑芝龙在北京柴市以磔刑处死，三个弟弟及家族十一人一同被杀。成功闻讯顿足捶胸，望北而哭。
而黄梧的平海五策也在此时由清政府落实，郑氏祖坟被毁，将坟内尸首装在木具中，以铁箍箍住，外加封皮，沿途递解，经过郡县官府，就放在牢狱中。郑成功听到消息，咬牙切齿，说：“吾不寸磔汝尸，罔为人间大丈夫！”
更让郑成功愤怒的，是长子郑经在厦门犯下乱伦之罪，私通弟弟的乳母，还产下一子。郑成功听闻此事，竟然拿出尚方剑，让部下带至金厦，命令处死自己的夫人董氏、郑经、乳母和初生的孙子。郑成功部下听到命令，大骇，认为这是“乱命”而不敢从。诸将远在金厦而抗命，让郑成功更为恙怒。
这些让他气愤哀痛的消息接二连三到来，个性刚烈暴躁的郑成功终于病倒。
郑成功死时，距离他接受荷兰人投降还不到五个月。但他测量土地，建立制度，以军屯田，寓兵于农，为未来的台湾经营与开发，打下了基础。
元宵节前，我在鹿耳门海口，看着寒风里翻搅的海浪，想象当年大军舳舻塞海，鼓声震天的盛况。这里为纪念郑成功登陆，立起一块刻有府城天险的石碑。石碑旁有一座供奉国姓爷的小庙。庙公林忠民招呼我们在他简陋的小屋里享用海鲜。
酒酣耳热，阿忠说起他见过国姓爷。“有两三次，都是在我特别疲倦的时候。”他表情严肃地说。“国姓爷个子不高，留着胡子，长相很英俊，但是很忧郁，就是让你觉得他非常忧郁。”
我问他，为什么信奉郑成功，郑成功的哪一点让他尊敬。“忠孝节义。”他瞪着我，像是不能相信我会问出这样的问题。“就是这四个字，忠孝节义。”他说。
从日本、闽南到台南，我追寻着郑成功的足迹，想象着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林忠民简洁有力的说法使我豁然开朗：郑成功的确是一个丰富而复杂的历史人物，他传奇的一生允许种种不同的解读，也就容易让人感觉他的面目彷佛千变万化。但他以孤臣孽子之心，矢志恢复明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限于时势，必须与父亲决裂，只能移孝作忠，忍受着常人所不能承受的天伦悲剧。但是他一生始终大节不失，在非常时期，以自己的非常方式，实现了中国最传统的价值。
他死后一百多年，清朝南洋大臣沈葆桢上疏请皇帝为郑成功在台南赐谥建祠，并题楹联，为后人传诵至今，可能仍旧是总结郑成功一生最恰当的文字：“开万古得未曾有之奇，洪荒留此山川，作遗民世界；极一生无可如何之遇，缺憾还诸天地，是创格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