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只兔子歌词:“鲁迅后”

作者：闵良臣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11-4
本站发布时间：2011-11-5 0:3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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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鲁迅诞辰130周年。因为“逢十”，有关的话题自然也就会又多起来。
这不能怪。北京大学教授欧阳哲生在自己选编的《追忆胡适》这本书的《前言》中这样说道：“我们发现一个人物的分量或重要性可以通过他在历史文献中出现的频率来测量，一个比较重要的人物通常会有比较大的篇幅来述说或评论，这种做法很难说与传统的纪传体有什么根本区别。当然，一个人物在历史的记忆中，往往也会因时代不同而出现不同的遭遇，换句话说，一个人物在历史的长河中，他的形象也会像他活着一样呈现跌宕多姿的情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10月版)欧阳教授当然是就胡适先生而言，可鲁迅先生又何不是如此呢?其实历史就是这样：对胡适是这样，对鲁迅也是这样，对很多历史上的伟大人物都是这样。遗憾的是，不少自以为知识分子者却认识不到这一点。
当然不能说鲁迅是一个说不完的话题，但至少到今天还没说完。换句话说，就像不少人都有一种共识，即不管你喜欢鲁迅也好不喜欢也罢，谈到20世纪中国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你都不能不谈到鲁迅。而傅国涌先生，是这样说的：“作为二十世纪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鲁迅的名字已经是一个民族的符号，没有人能够回避。”(2006年第9期《书屋》杂志第13页)难怪曾有韩国人以羡慕的口气，说：你们有鲁迅，我们没有!
可现在“说”鲁迅什么呢?好像有些人对鲁迅本人已经没有什么话“说”了，对鲁迅的作品也没有话“说”了，有话要“说”的是“鲁迅后”。鲁迅后，与鲁迅有关系吗?现在看来，不仅有，还不小。这里且不说有人把1949年后一些人因与鲁迅有过过节或是批评过鲁迅而后来遭受不公正对待乃至受尽磨难，算在鲁迅头上，只说我多次看到有人把鲁迅去世后的中国一些人和事——不管是“红卫兵”，还是胡风，乃至姚文元，也不管这些人中的“左”倾乃至邪恶、凶残，都认为与鲁迅“有干”，甚至就认为鲁迅是这些人的“祖师爷”。更有甚者，还有人直接说“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泽东和鲁迅联手搞起来的，而登峰造极者甚至认定鲁迅是走向通往毛泽东的“桥梁”。
初见这些，不禁哑然。人的认识，人的观点，可以千差万别。一些不读鲁迅文本的“小青年”在那里“胡说八道”，甚至浅薄加野蛮地对鲁迅进行谩骂，这都并不费解;我独不解的是，一些口口声声自称讲理性，并一个劲地在那称赞胡适讲宽容的知识分子，对待鲁迅的态度竟何以也同有些至今不脱邪恶气的小青年的发言是“半斤八两”呢?这实在让人“大跌眼镜”。套一句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所说的“许多口口声声拥护鲁迅的人们，却正是违背鲁迅的啊”(至于他老人家自己是否也违背了鲁迅，另当别论)——许多口口声声赞美胡适者，不也正是违背胡适的吗?我不明白，那些至今不脱邪恶气而谩骂鲁迅者又受的是谁的影响呢?难道他们就是要以“鲁迅之道”还治鲁迅之身?苏雪林之后居然还有人要把“反鲁”当作“大业”，实在让人觉得可笑。即使要彻底否定鲁迅，我也还是劝他去干点别的营生，只做“反鲁大业”，有“挨饿”的危险。
扯远了，还是回到上面提到的有人说后世一些人的邪恶与鲁迅有干这个话题上来。
先说鲁迅。鲁迅的人性中有没有“邪恶”，这不用说，回答是肯定的。大约只有天使，才不会有邪恶。而有些人也正是抓住鲁迅人性中的“邪恶”不放。这些人忘记了，人是由动物进化而来，可以说，只要是人，基因中都包含有邪恶的成分。佛教承认这一点，基督教更是认定这一点，被称为“诸子百家”中的一家——荀子(况)，甚至针对儒家说人“性本善”还提出了“性本恶”。而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说：“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而英国哲学、数学家罗素先生大半个世纪前就在《权威与个人》这篇著作中告诫人们：“我们必须永远记住，尽管我们的生活方式以及我们的诸种制度、我们的知识已历经了各种深远的变化，我们善恶两方面的本能，很大程度上仍是我们祖先的大脑第一次发展成现在大小时的那个样子。”(《罗素文集》第三卷第189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鲁迅是何等样人物，这些道理，他应该不仅懂，甚至可以说比我们常人，其中包括比那些攻击鲁迅的人都要懂得的多。正因此，他对自己高度警惕，并且不断地解剖自己。到现在，有些攻击鲁迅的人还在那儿说鲁迅“多疑”，作品中不仅有“阴冷”而且“阴暗”。如果这些都是现在的攻击者所发现，着实应该重重有赏。遗憾的是，这些，鲁迅早就意识到了，他对人说：“我的小说都是些阴暗的东西。我曾一时倾慕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高尔基等人，今后我的小说也将都是些阴暗的东西，在中国能够有什么光明的东西吗?”([日]山上正义《谈鲁迅》见《鲁迅研究资料》(2)第187页)在《两地书》中他对许广平说：“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着偏激的声音。”又对许广平说，“我所说的话，常与所想的不同，至于何以如此，则我已在《呐喊》的序上说过：不愿将自己的思想，传染给别人。何以不愿，则因为我的思想太黑暗，而自己终不能确知是否正确之故。”
类似上面这种自我解剖，贯穿鲁迅一生，在其杂文、随笔、小说、散文，抑或与别人谈话中，俯拾皆是。这一点，连鲁迅自己也忍不住多次提到，如“我解剖自己并不比解剖别人留情面。”(《而已集·答有恒先生》)又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地解剖我自己，发表一点，酷爱温暖的人物已经觉得冷酷了，如果全露出我的血肉来，末路正不知要到怎样。”(《坟·写在〈坟〉后面》)
有时夜间醒来，也想嘲笑、批判鲁迅一把，而况鲁迅也并非绝对正确，并非就没有缺点错误，并非没有过糊涂认识。然而，最终发现，以我这等脑壳子里所想到的，鲁迅都早已做过自我解剖，也就是说鲁迅的那些“多疑”啦、“凶狠”啦、“刻薄”啦、“阴暗”啦，乃至“病态”啦“看走眼”啦，等等等等，他自己生前在文章中在与人谈话时都坦然地抖搂过。中国的知识分子中没有像鲁迅这样做的人物不用说了——我读外国书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别国的哪一位知识分子也是像鲁迅这样坦诚——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卢梭虽有“忏悔录”，但据研究者研究，其间很有些不诚实的东西。
那么鲁迅的“邪恶”会不会传给后人呢?回答也是肯定的。人的兽性虽然永远不能脱尽，但经过不断地进化，毕竟还是去掉了不少;而人之所以能脱掉一些兽性，就是因为人并非生而知子，而是学而知子，也就是受到后天环境影响之故。这样说来，加之鲁迅在1949年后因众所周知的原因而得到“发扬光大”，受到影响的人肯定不少。但紧接着我要补充一句的是，凡是真正受到鲁迅影响的人，应该说就不仅接受了鲁迅精神中残存的“兽性”，也一定会接受鲁迅精神中更多的“人性”。而只接受原本不该接受的“兽性”而扔掉原本更应该接受的“人性”，或者说，不去接受鲁迅人性中那最良善和“为人极真”(当时25岁的李长之1935年在《鲁迅批判》这篇长文中说：“鲁迅虽然多疑，然而他的心肠是好的，他是一个再良善也没有的人”，又说鲁迅：“他的为人极真”)，这虽然是鲁迅的悲哀，但罪过不应记在鲁迅头上。不然，这想记过的人其实就是在把鲁迅往“神坛”上推——而现在有些人也正是以对“神”的要求来指责鲁迅。
再说“鲁迅后”的邪恶。这里不说胡风不说姚文元——不说，不是不能说，而是胡风本人的“左”倾、姚文元的邪恶是否因为鲁迅，我想自有公论，无须争辩——只说最典型的如红卫兵在文革中的邪恶——这也是近几年有一位攻击鲁迅者用来为他的“观点”所做的一个“范例”，似乎有了这个范例，就可以坐实鲁迅留下来的不是什么有益的精神财富，而是只有阴冷、黑暗、凶残、狠毒……
现在我们就来具体分析一下。文革中的“红卫兵”，如果界定为从初中到高中再到大学的学生，那么其中有不少人肯定读过鲁迅的文章，尽管他们很有可能都只是从自己所读的教科书中所学到的那几篇。可我们应该承认，文革中虽然不断有红卫兵打人包括打他们老师的惨痛事件发生，但据我所知，就全国的学校而言，打老师者毕竟只占极少数，就是说，不能因为有极少数“红卫兵”在文革中凶残地打人，就认定凡加入红卫兵的学生都凶残;同理，不能因为那些参加打人的红卫兵中有人读过鲁迅，甚至断章取义地一边念着鲁迅的话一边打人打老师，就认定打人打老师的红卫兵就都是“受了鲁迅的影响”。我敢说，那些打人打老师的红卫兵中，肯定有不少人并没有读过鲁迅，或说就是在教科书中读过几篇鲁迅的文章，也并没入脑入心，因此他的打人打老师乃至凶残根本不能由鲁迅来“买单”。
这里再举一个亲身例子。1966年，本人10岁，当年秋天读小学四年级。因为自己还只是一个玩童，自然与红卫兵无缘。那时文革刚开始不久，大家，包括我们这些孩子，觉得仿佛什么人用“咒符”一夜之间解去了我们的“束缚”，浑身轻松得不知说什么好了，40几年后回想起来，仿佛是变了个天似的。当时我们家没有鲁迅的只言片语，而小小年纪的我也更是没有读过半句鲁迅。然而，就在这年秋天，至今清楚地记得，我这个10岁的孩子竟然“糊”(当年我们那里叫“糊大字报”)了自己班主任凡素洁老师一张所谓的“大字报”。而说到我的这位女班主任，今儿个眼一闭还能清晰地回忆起来：她圆圆的脸庞，齐耳短发，即使批评学生乃至发怒时也并不让孩子觉得有多么可怕。因此现在怎么也回忆不起来我会对自己的这位班主任有什么“仇恨”——一个10岁的孩子，心中的那份“邪恶”，又是怎么被“催生”的。
今天想来：这就是人性中的“恶”。它不需要受具体什么人的影响，而是只要有了适宜的环境或叫土壤，这种人性中的“恶”就要跑出来胡作非为。如果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在人性的善恶方面，没有人超出“三界之外，五行之中”，甚至生下来就是一个“天使”，那么，那些打人打老师的红卫兵，就是在一个时段，针对某一个或某几个具体对象，他们人性中的那份“恶”因社会环境诱发，不仅跑出来淋漓尽致地表演，并且恰好一群人中的人性之“恶”又凑到了一起，这样，才有了文革中那一出又一出惨剧的发生。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对人性之恶，更应该时时保持警惕。只是时隔40几年，尽管经历且受害者会记忆犹新，会历历在目，甚至一提起还会恨得咬牙切齿，但对文革中红卫兵的那些举动，我们也还是不能不作理性分析，更不能像有些人那样不是无知就是信口开河地把责任推到当时已经死去30年的鲁迅身上。
怎么说，这都算不上有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