藤门留学好吗:[网刊精粹]天涯观察[175期

飞远点，别停下

媒体报道：5月8日下午，海航执飞宁波至北京HU7197次航班，原本计划18时起飞因天气原因受到空中管制而未能准时起飞，而本应后起飞的航班却因一位“重量级领导”的登机而未按“先来后到”的原则提前起飞了。乘客纷纷发难，工作人员透露，该领导拒绝换乘其他航班。

领导喜欢先走。你没猜错，我第一个提到的就是“克拉玛依”那场大火。其实，开始是一场喜剧。1994年12月8日，新疆克拉玛依市教育局的官员为欢迎“义务教育与扫盲评估验收团”的25位官员，组织全市最漂亮的能歌善舞的中小学生796人在友谊剧场举办了一场文艺演出。后来，起火了。当时，舞台的纱幕因为太靠近光柱灯，被慢慢烤燃，从而引起火灾。当燃烧的火团不断地从舞台上空掉下时，一位克拉玛依市教育局的官员出来叫学生们：“大家都坐下，不要动！让领导先走！”

让领导先走。领导果然毫不谦虚地先走了。当在场26个官员都从第—排撤退到最后一排的出口处“先走”了之后，教师才开始组织学生撤离。可惜，学生们已经错过了最宝贵的逃生时机。于是，悲剧了……796名师生全部陷入火海。根据法院判决书一组数据显示，323人死亡，132人烧伤致残。其中，死者中有288人是中小学生。

领导喜欢先走，孩子只好先死。所以，周云蓬在歌中唱到：不要做克拉玛依的孩子，火烧痛皮肤让亲娘心焦……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爸爸妈妈都是些怯懦的人。为证明他们的铁石心肠，死到临头让领导先走……

领导喜欢先走，领导却喜欢后死。在这一点上，他们很谦虚。

将为人民服务贯彻到胃

这是一个刚刚在网上看到的段子：话说有外国记者刁难周恩来，问：“中国的网络自由吗？为甚么不能上fcebook、twitter和youtube这些网站？”周恩来沉思片刻，答道：“中国可以上，在台湾可以”。外国记者又问：“中国的放心菜也都在台湾吗？”周恩来捋了捋胡子，机敏的说：“还有一些在中南海。”

完全正确，中国如果有“放心菜”这个东东，那一定是在中南海，包括大大小小的政府部门食堂。

来自《南方周末》的一则报道显示，传说中的“特供食品”的的确确存在，而且数量不菲。上至中央部门，下至地方机关，都拥有专门的基地（农场），种菜、养猪、养鱼、养鸡鸭。以国家高级官员的瓜果蔬菜主要供应地，位于北京西山脚下的巨山农场为例，那里不但“环境优美、空气清新，无公害污染，农场水质、大气、土壤的质量均达到国家规定的优级标准”，而且日常管理极为严格。为了保证产品质量，农业部调派陕西、山东等其他省份的检测机构到基地交叉检测，而区县农业、质检等部门隔三差五地取样化验，确保不出任何闪失。另外，基地里所有蔬菜档案跟人口管理一样详细。“何时下种，谁育的苗，哪天定植，谁打的农药，打了多久，采摘安全期是哪天，谁采摘等等，一一记录在案，以备查询。”

有评论认为，“要确保食品安全，请直接与特供食品看齐。”作者显然对中国国情视而不见。如果所有的食品都与特供食品看齐了，领导的特殊性体现在哪里？领导的优越性体现在哪里？领导的后死权体现在哪里？如果领导也“泯然众人矣”，每天坐地铁上下班，下雨天自己打伞，自己开门关门，生病了自己掏腰包，没有特供食品吃……还做鸟的领导？没人做领导，就没“人民公仆”来为主人服务了，那时候，“国将不国”啊。

自由散漫的国家竟连军人都无组织无纪律无领导

让领导先飞、让领导先走、让领导后死……为什么呢？

如果要简单，一句话就说清楚了：不管领导先×还是后×，都是特权制度在作祟。

如果要复杂，下面和下面的下面就是我的啰嗦。

先讲一个故事。2001年，中国海军航空兵一架歼八型战机与从日本飞至南海上空的美军EP-3间谍侦察机相撞，中方飞行员王伟殉职，美方撞机受损的飞机强行降落海南陵水机场。11天后，被扣留的美国军人获许离境。在离境前，美国使馆提供了3部手机，允许美国军人打电话回家报平安。这时候，令人惊讶的事情发生了。“机组人员先让级别最低者开始打，最后轮到奥斯本上尉和母亲通话。”

奥斯本上尉是本机组的最高行政长官。

如果是在中国，显然是领导最先打电话，副职其次，最后是普通军人。就算没人安排，大家也会很自觉地把手机拿到领导面前，领导安然享受之，也不会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为什么呢？习惯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等级森严的国家，大家都训练有素，绝不会犯错。如果下属犯错，那叫以下犯上；如果上司犯错，就会威信顿失。

再举一个例子。开会的时候，1号领导坐哪里，2号领导坐哪里，3号领导坐哪里，这些都有一定的规矩。虽然，迄今为止，没有一本教科书教大家怎么做，但大家心知肚明。2号领导绝不坐1号领导的位置，3号领导绝不坐2号领导的位置。如果某位领导没来，那儿就算空着，也不会有人去坐。明白这一点，中国官场就被你看透了一半。

历史的先声

有吗？有的。

让我们把目光投向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延安。1937年，中共中央随红军主力部队进驻延安，开启了中国历史上难得的黄金时代。当然，我说的黄金时代，并非说这里遍地黄金，而是说，这里有着被我们视为阳光般的“公平和正义”。 “边区各阶层的人民无论其政治态度、精神信仰、经济地位如何，都享有平等的公民权……”（李耀萍：陕甘宁边区呈现出的社会和谐探因）

专栏作家韩三洲在《南方都市报》讲过一个故事，当时延安有一个叫塞克的文化牛人。丫多牛逼呢？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有人通知他，说毛泽东有请。这位牛人一口就拒绝了，理由是“进不得衙门”。

好吧，那就再请。塞克松了口，说，毛泽东那里岗哨重重，我不愿在哨兵的眼皮子底下走动。毛泽东知道后，决定在塞克做客那天，一路撤岗。

我不是毛泽东的粉丝。但我知道，至少在延安时代的毛泽东，脑子里是少有特权、等级这些概念的。

毫无疑问，这样的社会真正令人艳羡。所以，当时中国的进步青年都以奔向延安为荣。据学者朱鸿召在《延安文人》一书中曾做统计：自1936年“西安事变”至1941年“皖南事变”前后，随着国共两党关系的一松一紧，成千上万的青年知识分子奔向延安。按不同层次计算：延安（含陕甘宁边区）共有各类知识文化人约4万人，其中高等教育程度近万人，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分子百余人。

反观彼时的国统区，官员腐败，政治黑暗，制度僵化，等级森严，与延安边区形成鲜明的对比……

结束语

让领导多飞一会儿。领导喜欢先飞，没关系，就让他先飞吧。忘了是谁说是：如果你真正恨一个人，不要提醒他的错误；让他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吧。所以，千万不要提醒领导们，让他们先飞一会儿，多飞一会儿，飞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