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素描效果的相机软件:王实味:野百合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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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百合花                                            王实味
   前 记

  在河边独步时,一位同志脚上的旧式棉鞋,使我又想起了曾穿过这种棉鞋的李芬同志——我所最敬爱的生平第一个朋友。
  想起她,心脏照例震动一下。照例我觉到血液循环得更有力。
  李芬同志是北大1926年级文预科学生,同年入党,1928年春牺牲于她底故乡--湖南宝庆。她底死不是由于被捕,而是被她底亲舅父缚送给当地驻军的。这说明旧中国底代表者是如何残忍。同时,在赴死之前,她曾把所有的三套衬衣裤都穿在身上,用针线上下密密缝在一起:因为,当时宝庆青年女共产党员被捕枪决后,常由军队纵使流氓去奸尸!这又说明着旧中国是怎样一具血腥,丑恶,肮脏,黑暗的社会!从听到她底噩耗时起,我底血管里便一直燃烧着最狂烈的热爱与毒恨。每一想到她,我眼前便浮出她那圣洁的女殉道者底影子,穿着三套密密缝在一起的衬衣裤,由自己的亲舅父缚送去从容就义!每一想到她,我便心脏震动,血液循环的更有力!(在这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中,提到这样的故事,似乎不太和谐,但当前的现实——请闭上眼睛想一想吧,每一分钟都有我们亲爱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似乎与这气象也不太和谐!)
  为了民族底利益,我们并不愿再算阶级仇恨的旧账。我们是真正大公无私的。我们甚至尽一切力量拖曳着旧中国底代表者同我们一路走向光明。可是,在拖曳的过程中,旧中国底肮脏污秽也就沾染了我们自己,散布细菌,传染疾病。
  我曾不止十次二十次地从李芬同志底影子汲取力量,生活的力量和战斗的力量。这次偶然想到她,使我决心要写一些杂文。野百合花就是它们的总标题。这有两方面的含义:第一,这种花是延安山野间最美丽的野花,用以献给那圣洁的影子;其次,据说这花与一般百合花同样有着鳞状球茎,吃起来味虽略带苦涩,不似一般百合花那样香甜可口,但却有更大的药用价值——未知确否。
                                              1942年2月26日

  一 我们生活里缺少什么?
  延安青年近来似乎生活得有些不起劲,而且似乎肚子里装得有不舒服。
  为什么呢?我们生活里缺少什么呢?有人会回答说:我们营养不良,我们缺少维他命,所以……。另有人会回答说:延安男女的比例是“十八比一”,许多青年找不到爱人,所以……。还有人会回答说:延安生活太单调,太枯燥,缺少娱乐,所以……。
  这些回答都不是没有道理的。要吃得好一点,要有异性配偶,要生活得有趣,这些都是天经地义。但谁也不能不承认:延安的青年,都是抱定牺牲精神来从事革命,并不是来追求食色的满足和生活的快乐。说他们不起劲,甚至肚子里装着不舒服,就是为了这些问题不能圆满解决,我不敢轻于同意。
  那么,我们生活里到底缺些什么呢?下面一段谈话可能透露一些消息。
  新年假期中,一天晚上从友人处归来,昏黑里,前面有两个青年女同志在低声而兴奋地谈着话。我们相距丈多远,我放轻脚步凝神谛听着:
  
“……动不动,就说人家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其实,他自己倒真有点特殊主义。事事都只顾自己特殊化,对下面同志,身体好也罢坏也罢,病也罢,死也罢,差不多漠不关心!”
  “哼,到处乌鸦一般黑,我们底××同志还不也是这样!”
  “说得好听!阶级友爱呀,什么呀——屁!好像连人对人的同情心都没有!平常见人装得笑嘻嘻,其实是皮笑肉不笑,肉笑心不笑。稍不如意,就瞪起眼睛,搭出首长架子来训人。”
  “大头子是这样,小头子也是这样。我们底科长,×××,对上是毕恭毕敬的,对我们,却是神气活现,好几次同志病了,他连看都不伸头看一下。可是,一次老魔抓了他一只小鸡,你看他多么关心这件大事呀!以后每次看见老鹰飞来,他却嚎嚎的叫,扔土块去打它——自私自利的家伙!”
   沉默了一下。我一方面佩服这位女同志口齿尖利,一方面惘然若有所失。
    “害病的同志真太多了,想起来叫人难过。其实,害病,倒并不希望那类人来看你。他只能给你添难受。他底声音、表情、态度,都不使你感觉他对你有什么关怀、爱护。”
  “我两年来换了三四个工作机关,那些首长以及科长、主任之类,真正关心干部爱护干部的,实在太少了。”
  “是呀,一点不也错!他对别人没有一点爱,别人自然也一点不爱他。要是做群众工作,非垮台不可……。”
  她们还继续低声兴奋地谈着。因为要分路,我就只听到这里为止,这段谈话也许有偏颇,有夸张,其中的“形象”也许没有太大的普遍性:但我们决不能否认它有镜子底作用。我们生活里到底缺少什么呢?镜子里看吧。

  二 碰“碰壁”
  在本报“青年之页”第12期上,读到一位同志底标题为“碰壁”的文章,不禁有感。
  先抄两段原文:
  新从大后方来的一位中年朋友,看到延安青年忍不住些微拂意的事;牢骚满腹,到处发泄的情形,深以为不然地说:“这算得什么!我们在外面不知碰了多少壁,受人多少气……”他的话是对的。延安虽也有着令人生气的“脸色”,和一些不能尽如人意的事物;可是在一个碰壁多少次,尝够人生冷暖的人看来,却是微乎其微,算不得什么的。至於在入世未深的青年,尤其是学生出身的,那就迥乎不同了。家庭和学校哺乳他们成人,爱和热向他们细语着人生,教他们描摹单纯和美丽的憧憬;现实的丑恶和冷淡于他们是陌生的,无怪乎他们一遇到小小的风浪就要叫嚷,感到从来未有过的不安。
  我不知道作者这位“中年朋友”是怎样的一个人,但我认为他底这种知足者长乐的人生哲学,不但不是“对的”,而是有害的。青年的可贵,在于他们纯洁,敏感,热情,勇敢,他们充满着生命底新锐的力。别人没有感觉的黑暗,他们先感觉;别人没有看到的肮脏,他们先看到;别人不愿说不敢说的话,他们大胆地说,因此,他们意见多一些,但不见得就是“牢骚”;他们的话或许说得不够四平八稳,但也不见得就是“叫嚷”。我们应该从这些所谓“牢骚”“叫嚷”和“不安”的现象里,去探求那产生这些现象的问题底本质,合理地(注意:合理地!青年不见得总是“盲目的叫嚣”。)消除这些现象的根源。说延安比“外面”好得多,教导青年不发“牢骚”,说延安的黑暗方面只是“些微拂意的事”,“算不得什么”,这丝毫不能解决问题。是的,延安比“外面”好得多,但延安可能而且必须更好一点。
  当然,青年常表现不冷静,不沉着。这似乎是“碰壁”作者底主题。但青年如果真个个都是“少年老成”起来,那世界该有多么寂寞呀!其实,延安青年已经够老成了,前文所引那两位女同志底“牢骚”,便是在昏黑中用低沉的声音发出的。我们不但不应该讨厌这种“牢骚”,而且应该把它当作镜子照一照自己。
  说延安“学生出身”的青年是“家庭和学校哺乳他们成人,爱和热向他们细语着人生……”我认为这多少有些主观主义。延安青年虽然绝大多数是“学生出身”,“入世未深”,没有“尝够人生冷暖”,但他们也绝大多数是从各种不同的痛苦斗争道路走到延安来的,过去的生活不见得有那样多的“爱和热”;相反他们倒是懂得了“恨和冷”,才到革命阵营里来追求“爱和热”的。依“碰壁”作者底看法,仿佛延安青年都是娇生惯养。或许因为没有糖果吃就发起“牢骚”来,至于“丑恶和冷淡”,对于他们也并不是“陌生”;正因为认识了“丑恶和冷淡”,他们才到延安来追求“美丽和温暖”,他们才看到延安的“丑恶和冷淡”而“忍不住”要发“牢骚”,以期引起大家注意,把这“丑恶和冷淡”减至最小限度。
  1938年冬天,我们党曾大规模的检查工作,当时党中央号召同志们要“议论纷纷”,“意见不管正确不正确都尽管提”,我希望这样的大检查再来一次,听听一般下层青年底“牢骚”。这对我们底工作一定有很大的好处。

  三 “必然性”“天塌不下来”与“小事情”
    “我们底阵营存在于黑暗的旧社会,因此其中也有黑暗,这是有必然性的。”对呀,这是“马克思主义”。然而,这只是半截马克思主义,还有更重要的后半截,却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大师”们忘记了。这后半截应该是:在认识这必然性以后,我们就须要以战斗的布尔塞维克能动性,去防止黑暗底产生,削减黑暗底滋长,最大限度地发挥意识对存在的反作用。要想在今天,把我们阵营里一切黑暗消灭净尽,这是不可能的;但把黑暗削减至最小限度,却不但可能,而且必要。可是,“大师”们不惟不曾强调这一点,而且很少提到这一点。他们只指出“必然性”就睡觉去了。
  其实,不仅睡觉而已。在“必然性”底借口之下,“大师”们对自己也就很宽容了。他们在睡梦中对自己温情地说:同志,你也是从旧社会里出来的呀,你灵魂中有一点小小黑暗,那是必然的事,别脸红吧。
  于是,我们在那儿间接助长黑暗,甚至直接制造黑暗!
  在“必然性”底“理论”之后,有一种“民族形式”的“理论”叫做“天塌不下来”。是的,天是不会塌下来的。可是,我们底工作和事业,是否因为“天塌不下来”就不受损失呢?这一层“大师”们的脑子绝少想到甚至从未想到。如果让这“必然性”“必然”地发展下去,则天——革命事业的天——是“必然”要塌下来的。别那么安心吧。
与此相关的还有一种叫做“小事情”的“理论”。你批评他,他说你不应该注意“小事情”。有的“大师”甚至说,“妈的个×,女同志好注意小事情,现在男同志也好注意小事情!”是呀,在延安,大概不会出什么叛党叛国的大事情的,但每个人做人行事的小事情,都有的在那儿帮助光明,有的在那儿帮助黑暗。而“大人物”生活中的“小事情”,更足以在人们心里或是唤起温暖,或是引起寂寞。
  四 平均主义与等级制度
  听说,曾有某同志用与这同样的题目,在他本机关底墙报上写文章,结果被该机关“首长”批评打击,致陷于半狂状态。我希望这是传闻失实。但连稚弱的小鬼都确凿曾有疯狂的,则大人之疯狂,恐怕也不是不会有的事。虽然我也自觉神经不像有些人那么“健康”,但自信还有着足够的生命,在任何情形下都不至陷于疯狂,所以,敢继某同志之后,也来谈平均主义与等级制度。
  共产主义不是平均主义(而且我们今天也不是在进行共产主义革命),这不需要我来做八股,因为,我敢保证,没有半个伙夫(我不敢写“炊事员”,因为我觉得这有些讽刺画意味;但与他们谈话时,我底理性和良心却叫我永远以最温和的语调称呼他们“炊事员同志”——多么可怜的一点温暖呵!)会妄想与“首长”过同样的生活。谈到等级制度,问题就稍微麻烦一点。
  一种人说:我们延安并没有等级制度;这不合事实,因为它实际存在着。另一种人说:是的,我们有等级制度,但它是合理的。这就需要大家用脑子想一想。
  说等级制度是合理的人,大约有以下几种道理:一、根据“各尽所能,各取所值”的原则,负责任更大的人应该多享受一点;二、三三制政府不久就要实行薪给制,待遇自然有等差;三、苏联也有等级制。
  这些理由,我认为都有商量余地。关于一,我们今天还在艰难困苦的革命过程中,大家都是拖着困惫的驱体支撑着煎熬,许许多多人都失去了最可宝贵的健康,因此无论谁,似乎都还谈不到“取值”和“享受”;相反,负责任更大的人,倒更应该表现与下层同甘苦(这倒是真正应该发扬的民族美德)的精神,使下层对他有衷心的爱,这才能产生真正的铁一般的团结。当然,对于那些健康上需要特殊优待的重要负责者,予以特殊的优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一般负轻重要责任者,也可略予优待。关于二,三三制政府的薪给制,也不应有太大的等差,对非党人员可稍优待,党员还是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以感动更多的党外人士来与我们合作。关于三,恕我冒昧,我请这种“言必称希腊”的“大师”闭嘴。
  
我并非平均主义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却实在不见得必要与合理——尤其是在衣服问题上(笔者自己是所谓“干部服小厨房”阶层,葡萄并不酸)一切应该依合理与必要的原则来解决。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在问到是否吃得饱的时候,党员还得起模范作用回答:吃得饱!),另一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对他们不惟没有爱,而且——这是叫人想来不能不有些“不安”的。
  老是讲“爱”,讲“温暖”,也许是“小资产阶级感情作用”吧?听候批判。

                                                          3月17日
       ●(原载1942年3月13、23日延安《解放日报》“文艺”副刊)
                       
王实味,原名诗微,笔名实味、叔翰。(1906-1947)出生于河南省潢川。时家境已败落。王实味少年时期由父亲给予了较好的国学发蒙,并且接受进步教师的新式教育。他与同学徐智雨戚宇凡都成为中共党员,后二人是潢川党组织的创建者。
  王实味十七岁时(1923)考取河南省留学欧美预备学校。一年后因为经济所迫考取邮务,又一年后(1925年)考入北京大学文院预科,年底发表书信体小说《休息》,表示:“我们青年的使命就是要用我们的力去捣毁一切黑暗的渊窟,用我们的热血去浇灭一切罪恶的魔火,拯救砧危的祖国,改造龌龊的社会,乃是我们应有的唯一的目标与责任。”
  在北大参加了党组织活动,很快因为热恋李芬而离开了党组。1927年再次因为经济所迫辍学,并且因为政治的原因无处安身。1930年在上海跟李芬的战友刘莹结婚。多年流徙奔走,不满当局,忧虑时事。1937年10月只身抵达延安。
  王实味在延安专门从事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原著的工作。四年间单独或与人合作共译出近二百万字的理论书稿。王实味的津贴是四块半,比当时边区主席林伯渠多半块,比毛少半块。在工作中跟陈伯达意见不合颇有嫌隙。在延安王实味和自己以前在开封女中的学生薄平有一次短暂的婚姻。王实味对于自己看不惯的人事直言指责,得罪人很多。鲁院与文抗之间有歌颂光明和暴露黑暗的派别区分,1941年开始的整风运动因为丁玲、萧军、王实味、艾青等人掀起了暴露黑暗的浪潮。1942年3月王实味连续推出《政治家艺术家》、《野百合花》两篇文章,认为“揭破清洗工作不止是消极的,因为黑暗消灭,光明自然增长。”当时他已经料到了这类文章会被国民党利用,但是他说“(敌人)……倒更希望我们讳疾忌医,使黑暗更加扩大。”当时形成了巨大的社会思潮,与延安热烈的时代氛围形成了一种极不和谐的冲撞。
  毛亲自指出:“这是王实味挂帅了,不是马克思主义挂帅。”在整风高级干部总结会上说:“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在另一场合说:“《野百合花》有文章。”事后在1945年七大时毛说:“他(指王实味)是总司令,我们打了败仗。我们承认打了败仗,于是好好整风。”1942年6月起展开了对托派王实味的批判并且不断升级扩大。康生的插手使得这件事情向一个更加恶劣的政治事件演变。后又被定为托派分子,并与延安中央研究院、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其他4人,一起被打成“五人反党集团”。1942年被开除党籍。1943年被逮捕关押。1943年4月1日被康生下令逮捕,1946年重新审查结论是“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1947年3月延安保卫战开始,王实味被转移押往兴县城郊晋绥公安总局的一个看守所。不久此地遭到国民党轰炸,看守所需要转移,行前请示对于王实味的处置办法,批复指示将王实味就地秘密处死。晋绥公安总局审讯科于7月1日夜将王实味提出,砍杀后置于一眼枯井掩埋。时年四十一岁。
  北大同学、妻子刘莹没有王实味的确切消息,一直盼望一家团聚的日子。1978年刘莹从广播中知道王实味于1947年作为反党集团成员、国民党特务、托派分子被处决。刘莹当时已经七十二岁高龄,断然肯定这是政治诬陷,人为地千古奇冤。1973年夏只身南下来到北京申诉。1984年当时的知情人李维汉逝世,将王实味的平反问题托付给与王一起工作过的温济泽。1986年透过层层纱幕,王实味的头上只剩下一顶托派的帽子。1990年12月宣布对王实味的平反决定,其子已经五十五岁,泪流满面。
  同时有很多历史事实和研究表明,当时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被国民党利用是对王实味残酷批判后的事情了。 王实味著有散文通讯集《休息》等。  
    杂文《野百合花》,文章中回忆了他在北大的女同学李芬,回湖南邵阳从事党的地下活动壮烈牺牲的情景后说:“我曾不止十次二十次地从李芬同志的影子汲取力量。”接着,分四个部分,对他感到不满的现象边述边议,提出批评。
  应该说,这篇杂文的出发点并不坏,但错误也是明显的。作者把某些机关在节假日举办的文艺晚会,说成是延安“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现象”,与“当前的现实”“不太和谐”;把干部待遇上的某些差别,夸大成“衣分三色,食分五等”,说成有个“干部服小厨房阶层”;把在战争环境下偶尔发生的“青年学生一天只得两餐稀粥”,“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视为普遍现象;把个别干部的某些官僚主义,说成“到处乌鸦一般黑”。
  毛泽东从报上看过《野百合花》后,托胡乔木转告王实味:这篇文章是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的,这就是绝对平均主义的观点和冷嘲暗箭的方法。……文章中充满了对领导者的敌意,并有挑起一般同志鸣鼓而攻之的情绪,只要是党员,这是不能容许的。
  更为严重的是,王实味的文章,被国民党特务弄了去,编成小册子《关于〈野百合花〉及其它》,四处散发。在小册子的按语中说:“中共……歌颂延安是革命的圣地……然而……在陕北,贪污,腐化,首长路线,派系交哄,使为了抗日号召跑向陕北的青年大失所望,更使许多老共产党员感到前途没落的悲愁。”国民党的御用文人还出了专刊,标题为《从〈野百合花〉看延安之黑暗》。敌人利用王实味的文章,作为政治上“讨伐”中国共产党的檄文。
  康生给他扣上三大黑帽    
  当时,中央研究院是培养党的高级理论干部的地方。作为该院的特别研究员,王实味在“野百合”中的思想观点,在党内引起很大的混乱,并且还得到许多来延安不久的青年知识分子的同情。
  为了消除不良影响,使延安整风走上正轨,中央研究院从5月27日起,以“党的民主与纪律”为题,召开全院座谈会。
  康生当时是中共中央社会部的部长,在这次整风中,中央成立总学习委员会,来指导整风运动。康生是总学委的副主任,主任是毛泽东。毛泽东日理万机,对康生说:“总学委的实际工作由你做。”
  座谈会持续了16天,前4天,还是把王实味作为思想错误来进行批评与帮助,但在康生的“指导”下,座谈会很快变成王实味的斗争会。第5天,升级为政治问题;第6天,有人揭发他说过“托派理论有些是正确的”,“斯大林的人性不可爱”,“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应负责”。还有人说他1930年在上海与托派分子有过往来,帮助他们翻译过托洛茨基《自传》中的两章。又过了3天,会上就有人称王实味为“托洛茨基分子”。
  而王实味的态度呢?虽然会上批评,会后党委派人轮流谈心,但他始终不肯反省。
  这时有人举证,成全、王里夫妇一起到中央研究院看望过潘芳、宗铮夫妇,因潘、宗夫妇就住在王实味隔壁的窑洞,两对夫妇又一起拜访过王实味,后来5人又来往了几次,还在一起吃过饭。以此为据,就把他们5人说成是“托派关系”,把他们的来往说成是“托派组织活动”,最后把他们定为“反党五人集团”。在康生指使下,中央研究院党委于1942年10月作出了开除王实味党籍的决定,决定中说他“从1929年参加托派活动以来,始终没有停止过托派活动”,“是一个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
  1943年4月,康生下令将王实味逮捕。关押期间,又查出王实味1927年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当过3个月文书。于是,王实味头上除“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反党五人集团成员”外,又加戴一顶黑帽子:“暗藏的国民党特务”。
  长沙妹守望四十年
  王实味在延安的遭遇,他的妻子刘莹全然不知。
  刘莹,长沙人,1926年考进北大文科预科班,与李芬同住一个宿舍。经李芬介绍,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也与王实味同在一个支部。1930年他们结为伉俪。
  1937年7月,卢沟桥的枪声,将抗日救亡的声浪传向全国。当时他俩正在王实味家乡河南开封,两位年轻的共产党员商定,一起奔赴延安抗日。然而,当时他俩已有儿女,而且刘莹的肚子又一天天大起来。得马上堕胎,但两付打胎药下去,没有解决问题。王实味等不及,自己先去了延安。刘莹回到长沙,实行剖腹手术终止妊娠。身体基本康复可以去延安了,这时日军占领武汉等地,堵塞了去延安的几条通道。
  长沙解放后,刘莹一面欢快地工作着,一面打听着王实味的消息。有人说王实味可能在东北,1950年4月吉林来湖南招聘教员,刘莹远离故土来到吉林,边教书边寻夫。
  20世纪70年代的一天,刘莹打开中央电台的广播,忽然听到王实味的名字,她屏住呼吸细听,文章中竟说王实味是暗藏的“国民党特务”,而且早被处决。一阵天旋地转之后,刘莹人事不知。守候了40年,已经72岁的老太太怎能经受如此大的打击?
  刘莹追根究底,方知她丈夫的死,仅凭康生的一句话。1947年3月中旬,25万国民党军在胡宗南统领下,进犯延安。社会部的一批干部组成一个大队,撤离延安去晋西北兴县,王实味随队同行。王实味到达兴县后,被送押到晋绥公安总局审讯科。6月中旬,兴县遭敌机轰炸,晋绥公安总局请求处决王实味,得到康生的“口头批准”。7月1日,蒋军又一次狂炸兴县,晋绥公安总局审讯科被炸塌。包括看守所在内要立即搬家,为减轻负担,当天晚上将王实味处决。
  王实味被处决,据官方党史论述,毛泽东1949年才知道,听到汇报后,毛泽东震怒了,说:“你还我一个王实味!”据说在毛泽东眼里,王实味是没有犯罪的。
  1979年,刘莹与儿女不断给中央写信申诉,多次到北京上访。1981年,李维汉向中央组织部提出复查王实味的建议。此后,压在王实味头上的三顶“黑帽子”先后被揭下。1982年2月,中组部作出决定,否定“五人反党集团”的存在。
  1991年春天,公安部的两位同志来到刘莹家,时年85岁的刘莹看到复查决定中王实味恢复了“同志”的称呼,激动得热泪盈眶。当公安部同志将1万元慰问金送给她时,她坚决不要,把慰问金全部捐献给当地文联,作为青年文学奖励基金。
    王实味之死
    一九四七年七月,山西兴县。一名被押绑的中年知识分子被武装人员押送到破庙后的僻静处,大刀抡起,刀落头落,鲜血狂喷。之后,尸首被扔进一眼枯井,倒入泥土掩盖,从此消失。被杀的人的名字今天已经不为人所知。然而,他的死却开启了一幕悲剧,一幕本世纪下半叶知识人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剧。人们以为文革始于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我却认为,那仅仅是高潮,一切早已经不知不觉地开始,那位被杀戮的书生,是前文革时代的祭品。
    他的名字叫王实味。
    一九二五年,王实味考入北京大学。“五四”运动之后的北京大学,宛如百川归大海,有容乃大。与王实味同班的同学里,有一位也是将在本世纪文化思想史上扮演重要角色的人物,他就是胡风。一九二六年,王实味在北大四斋创作短篇小说《杨五奶奶》、中篇小说《毁灭的精神》,并向《现代评论》投稿。主编陈西滢读完之后,大加赞赏,破例开出三十元的稿费。在自叙传式的中篇《休息》中,烈焰般的情感与怒涛般的浪潮展露出作者超凡的才华。王实味以稿费维持生活,后来实在无法继续学业,不得不半途休学。此后,他开始大量翻译外国文学名著。数年间,他一共翻译了上百万字,如奥尼尔的《奇异的插曲》、哈代的《还乡记》、都德的《萨芙》、霍普特曼的《珊拿的邪教徒》。他的译文别具一格,有著“蓬勃的人性之热与力。”
    一九三七年,在抗日的烽火中,王实味奔赴延安,延安是那一代青年人心目中的“灯塔与明灯”。他投入到马列著作的翻译与研究之中,四年内译出两百万字的著作,如《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价格、价值和利润》、两卷半《列宁选集》。由于在文艺和翻译工作上取得突出成就,他被任命为中央研究院特别研究员。
    随著对经典理论的深入研究和对延安现实的全面观察,王实味发现了一个历史的悖论:为了一个崇高的理想,是否可以不择手段而达到目的?在这样的思路下,尖锐的对立产生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是否必须以牺牲个体的精神自由为代价?民族的解放、社会的整合是否能与人的解放、国民性的改造统一起来?龙种是何以变成跳蚤的?
    理论家的悲剧缘于理论的尖锐和实践的固执。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开始。这实际上是十五年之后那场规模更大的“阳谋”的预演。二月十七日,王实味在《谷雨》杂志上发表杂文《政治家、艺术家》,接著又在《解放日报》上发表《野百合花》。他承续了鲁迅“改造灵魂”的思路,以及北大精神中最可贵的一面“常与黑暗势力抗战,即使只有自己”。他在天上见到了深渊,他毫不留情地批评“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批评“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等级制度,坚持艺术家的责任是“揭露一切肮脏和黑暗”,从而与“欣欣向荣”的主潮形成激烈的冲突。
    医生遇到了讳疾忌医的病人,“真”与“假”的命题被强权置换了。在延安,王实味大概是研读马列原著最深入的“真正的马列主义者”。但是,当众多不读马列的“真马列主义者”把他当作“异端”之后,他便成了“反革命茅坑”中的“假马列主义者”。假如马克思地下有知,恐怕连苦笑也笑不出来吧?正如鲁迅所说:“如果孔丘、释迦、耶稣基督还活著,那些教徒难免要恐慌。对于他们的行为,真不知道教主要怎样感叹。所以,如果活著,只得迫害她。待到伟大的人物化为化石,人们都称他伟大时,他已经变为傀儡了。”
    “我们决不能让邪气更大的人得势”,批判一开始,王实味没有低头认错。自东汉以来,河南人就颇有“强项”之气。身为河南人的王实味又禀赋了北大的抗争精神,喊出了“绝对民主”的口号。他说,作为人格独立的知识著“必须有至大至刚的硬骨头”。对经典理论的爬梳与对国内国际形势的分析,使他得出惊世骇俗的结论,“托派理论有些地方是正确的”,“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应负责”,“斯大林的人性不可爱”。
    正如卡夫卡所说,太阳的光芒市场会被乌鸦的翅膀所掩盖。扑面而来的是对王实味暴风骤雨式的批判。在巨大的压力下,王实味被迫检讨自己错误的根源在于“有浓厚的虚无主义倾向”,“小资产阶级病态的忧郁性”和“极端顽强的自以为是”,并说自己“神经确实有些异状”。然而,随著毛泽东和康生的介入,批判的性质很快发生改变,由“思想错误”变成“敌我问题”。与王实味有交往的同事、朋友陈传纲、王汝琪夫妇和潘芳、宗诤夫妇也被牵连进来。一个“反党五人集团”产生了。一九四二年底,王实味被关押,受到残酷的“逼供信”的审讯。一九四六年,康生亲自作出王实味是“反革命奸细分子”的结论。一九四七年三月,胡宗南军队占领延安。在撤离过程中,保卫部门认为王始终是祸害,因此“根据王的罪恶及表现,实属无法改造,故请示处决批准后,我们于昨夜在兴县将王秘密处死”。
    一颗“对于一切被践踏与被欺侮著怀有无上悲悯”的心灵停止了跳动。这不仅仅是一颗心灵停止跳动。我把王实味的被杀看作“前文革时代”的开始。因为王实味的被杀,意味著“思想”可以被定罪,“思想者”可能遭到“秘密处决”的命运。
    一九零三年“苏报案”,清廷暴怒,欲凌迟处死章炳麟、邹容。但租界当局坚持依法处理“国是犯”,判决极为轻微。由此给这个“思想狱”的大帝国带来一线生机。“苏报案”下启五四新文化运动,十六年之后,思想狂飙得以突进。中国迈出走向现代社会的第一步。在失控的东方专制主义的真空里,言论与思想的自由在某种制度上得以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均有赖于此自由之风。
    自由走向自由的反面,最明显的迹象就是一九四二年的“整风”。此前,有苏区“肃反”、“AB团”等一系列事件,所杀者亦不计其数。相比之下,王实味仅仅是一介书生、一个纯粹的思想者。他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反对派,而是马列思想内部的“修正派”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者。他连“国是犯”的资格都不够,至多算个“党是犯”——而且仅仅是思想、理论意义上的。对这样的一名知识人“秘密处死”,使崇高的理论吞噬了理论的崇高。鲜血流淌,人头落下,祭品摆上,祭礼开始。一旦杀戮被赋予正义性,那么茹毛饮血的狂欢就将在“最现代”的情境中展开。
思想的出格导致生命的终结,对思想者的屠杀则导致整个民族患上了灵魂的“败血症”。理性的谋杀在线性进化的历史观中得到了开脱。王实味的被杀意味著:在此后的半个世纪甚至更长的时间里,“思想”将不再成为“可能”。
    王实味与胡风、路翎一样,与陈独秀、瞿秋白一样,是诗人,是软弱的、天真的、敏感的、热情的、悲悯的、忧郁的诗人。诗人注定了要被“历史”所谋杀。诗人是纯粹的反叛者。因此,在革命之初,诗人是阿波罗,赶著马车奔跑;在革命之后,诗人立刻被扔下马车、五马分尸。我想起加缪的预言——“革命首先企图实现了引起革命的反叛精神;然后革命又迫使自己否定反叛精神以更好地肯定自身。”
    王实味,这个贫困的农民的儿子,这个辍学的学生,这个爱好文学的青年,这位诗人和思人,我已经很难想象他的相貌与气质了。仅有几张模糊的照片与发黄的书页是不够的。他的惨死,没有引起任何人的关注。那是一个生命比草贱的时代,也是一个凯歌高奏的时代。然而,血不是白流的,它渗透在泥土中,水流中,空气中,越来越浓腥。第一滴、第二滴、第三滴……终于汇集成了“血海飘香”。
    巴金声讨几句文革的罪孽就受到了人们普遍的赞扬,这说明半个世纪的困顿之后,思想的疲软和空虚。就问个本身来反思文革时没有任何意义和作用的。文革仅仅是历史链条上的一环。文革是风暴,风暴的前夜,酝酿的过程比风暴本身更加重要。但是,迄今为止,关于“前文革时代”的反思仍没有展开。
    加缪说过:“真正反叛的行动只是为了限制暴力的制度,而不是为了使反叛的行动成体系才统一武装自己。一场革命只有当它保证取消死刑的情况下才值得人们为它而死,只有它事先拒绝进行无限期的惩罚的情况下才值得人们为它去坐牢。”拒绝参与历史罪恶并揭露这一罪恶的王实味立即被革命消灭了肉体。至此,革命的暴力化已经无法阻止。一切试图阻止这一“伟大历史进程”的“思想者”都被扫进了“历史垃圾堆”。手段的堕落终于演变成目的的堕落。跳蚤突然以龙种自居。奥斯维辛集中营、古拉格群岛与文化大革命,它们的目的只有一个——让“你们”不再存在。
    一个人死去,灵魂死去,思想死去,理想死去,梦死去。一个时代到来,灾难到来,暴虐到来,奴役到来,与梦背道而驰的现实到来。没有人关注那个被杀害的“敌人”,同样也没有人对将要来临的一切作任何的准备。在把他人当作祭品献祭的时候,谁能想到自己就是下一个祭品呢?
    杀人如草不闻声,王实味无声无息地被杀害了。与此同时,千山万水之间尸横遍野,革命的车轮滚滚向前。谁也没有意识到,“前文革时代”的序幕已经拉开,喜剧演员们想不扮演悲剧都不行了。     (综合公开资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