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头光圈坏了佳能:网络腐败症——中国官场病症系列谈之四

 网络腐败症——中国官场病症系列谈之四
                              作者：韦桂华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更新时间：2006-4-26 23:57:44
                                 
                              当前，国内贪污腐败出现了一个重要迹象，就是腐败的主体由个体发展到团体，形成组织化、集团化、网络化，甚或是一个部门、一个系统、一个地区在一定权力的参与、主导下，有组织、有目标地开展腐败活动。这一网络化的腐败，有着很强的渗透性和诱导性，不仅进入了国有企业、金融税务等部门，而且蔓延至政治上的组织人事、法律上的公检法司等领域，从根本上扭曲了人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给国家、社会和人民带来巨大的威胁，所造成的危害更是令人触目惊心。
                              　　在广东湛江，发生了我国建国以来走私数额最大、涉及党政机关、执法部门人员最多的严重经济犯罪，卷入这一案件中的干部有200多人，湛江市委、海关、商检、边防、港务等部门的“一把手”均被拉拢腐蚀，有包括海关关长曹秀康在内的6名主犯被判处死刑。连曹秀康在羁押期间，也发出感叹：“唉呀，没想到陷进来这么多人。我是个罪人！”                               　　在浙江宁波，因江东营业部金融案牵出的宁波党政、银行干部腐败大案共涉及违法违纪人员７６名，其中省部级干部１名，厅局级干部１３名，县处级干部２６名。原常务副市长谢建邦、副市长孙炎彪、市府副秘书长戴瑞祥、张心德、中国人民银行宁波分行行长孙茂本、中国银行宁波分行行长庄天闻、宁波市商业银行行长劳加威、宁波发展信托投资公司、宁波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江东营业部负责人吴彪、宁波五洲有限公司总经理胡教华等，最令人注目的当数原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浙江省委常委、宁波市委书记许运鸿。
                              　　在四川，省交通厅原厅长刘中山伙同“北海招商”董事长王进等人采取虚增收购成本的手段，骗取“川高”公司公款1000万元，刘中山个人分得400万元；省交通厅原副厅长郑道访，收受贿赂621.2万元，美元10万元，在办公室等处查获的货币、房产、股票等总共折合人民币1277.7万多元。                               　　在广州，发生了广州地铁总公司原总经理陈清泉、广州地铁实业有限公司原副总经理吴金才、广州地铁总公司原总经理助理兼广州地铁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林文永、广州地铁实业有限公司原副总经理赖庆强等几名内部“蛀虫”集体收取贿赂案。                               　　在海口，市检察院副检察长王德伟、起诉科科长陈文高、监所科科长王文卓等5人，在承办、审核或复议、复核案件中，徇私枉法、滥用职权进行权钱交易，对依法应当逮捕的犯罪嫌疑人不批准逮捕，对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嫌疑人不提起公诉；违法决定取保候审，随意改变案件定性。
                              　　此类群贪、窝案、串案式的“网络化腐败”接二连三地曝光，不仅表明国内政界的腐败已达到相当的深度状态，而且表明这种盘根错节的腐败正在国内迅猛蔓延。那么，导致这一现象形成的原因何在？一是公共权力的泛滥和异化。权力的绝对集中，使公共权力蜕化为某一阶层、某一系统或者某一部门创造财富的资源，在违法、抵制法规和钻法规空子的基础上，大肆为所代表的利益团体牟取私利。这一反法制的互利性行为，导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电吃电、靠钱吃钱、靠法吃法、靠官吃官等成为社会普遍现象，任何人、任何部门只要能沾上点边，总要想方设法捞点钱。因此，在经济、权力等垄断部门，要么不查，一查就是一大串。难怪有人讲，公共权力过剩过滥和普遍异化，是当今中国社会最大的毒瘤。二是掌权者的素质低下。社会的变革与转型，使一些品质差、头脑活、路子宽的人进入了权力部门，甚至高升至一把手的地位。而这些品质差、头脑活、路子活的掌权者们，提拔与重用的又是与自己类似或胜于自己者，以致各级、各界官员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层层保护、相互加密，从而构成环环相扣、共同腐败的权力带和权力网。如河南新乡王德水一案中，行贿者中有3人担任过或正在担任县纪检书记，有3人担任过或正在担任县委组织部长。三是社会“黑客”的存在，串梭、游说于官官之间、官商之间，为大官小官牵线，为官员款爷架桥，为钱权交易联姻，继而联成线，织成网。如浙江瑞安因为出现了“地下组织部长”陈时松，使瑞安成为腐败者的天下。四是治党治政不严、执法执纪不硬、选人用人不当和舆论监督不力，导致一些地区出现“警匪一家”、“钱权合体”、“官商联姻”等现象，贪污受贿、公款私分、私设金库、嫖娼强奸、买官卖官等等不法行为，全都可以明目张胆地半公开化进行。网络腐败现象并不完全是今天才有，而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有所出现，只是发展到今天太嚣张、太狂妄的地步，政府才“亡羊补牢”，施以重典。
                              　　但不管怎么说，惩治“网络腐败”者，减少与杜绝新的“腐败网络”的出现，仍是当前反腐败斗争的全新课题。这不仅需要我们从“官念”与“品质”入手，对现行的组织体制、管理体制、监督体制、法律体制进入突破性改革，弱化部门权力，减少行业垄断，增加舆论监督，更得需要借鉴国际反腐败的成功经验，创造出科学实用、卓有成效的破网之招、撕网之举、治腐之法来。否则，反腐败的力度再大，也不过是查几宗大案，杀几名高官而已，腐败仍会如韭菜，割了一茬又一茬，无法根本性遏止。在此之下，腐败网络不仅不会萎缩，而且会更迅猛地扩展，使经更粗、纬更强、结更硬、网更大，势力更盛，暴露更难，惩处更艰，威胁更烈，极有可能出现“腐败网络”势力能够“网罩住”我们“反腐网络”势力的局面，其后果将不堪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