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的元杂剧研究

——20世纪元杂剧研究系列之一

学术研究，乃人类文明之一种标志，社会发展之重要一翼。

20世纪对中国戏曲学术界来说，是一个辉煌的世纪，戏曲学术研究从小到大，从分散的个体研究到有组织的群体投人，从垦荒者的几下锄声到满园春色，这是中国戏曲学学科从奠基走向蓬勃发展的一个时期，中国戏曲研究从此由古典时代进人了现代阶段。

20世纪以前的戏曲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有过优秀的论著，其中或记载某一时期戏曲演出机构的种种情况(如唐代崔令钦的《教坊记》)，或记录戏曲作家的生平与作品名目(如元代钟嗣成的《录鬼薄》，或者是某一方面的艺术经验的介绍(如元代燕南芝庵的《唱论》)，或是某些剧种演出后讯息的反馈(如清代焦循的《花部农谭》)，或是戏曲作家作品的评价与鉴赏(如明代祁彪佳的(远山堂曲品)(远山堂剧品))，这些论著中大多数是随笔式、读书札记式的“杂俎”著作(以清代焦循的《剧说》最为典型)。虽然吉光片羽，却也弥足可珍。但惜乎未能上升到理论的层面，缺乏系统性与科学性，是它们最为严重的局限。

跨入20世纪，中国戏曲学术研究—戏曲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进人了奠基时期，对元杂剧的研究也进人实质性的现代阶段。戏曲学界公认的戏曲学学科的莫基者，是国学大师王国维。随着王国维一系列戏曲研究著作的推出，对元杂剧的研究也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王国维(1877一1927)字伯隅，号静安，又号观堂，浙江海宁人，是一位杰出的文史学者。他于1907一1912年从事词曲与戏曲史研究，推出了《人间词话》与《宋元戏曲史》(原名《宋元戏曲考》)这些影响巨大的论著。1 957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将他的戏曲论著集中起来，编印了《王国维戏曲论文集》，该书包括《宋元戏曲史》《优语录》《戏曲考原》《古剧脚色考》等重要著作。

王国维对中国现代戏曲学的贡献，如果从元杂剧的角度切人，则首先表现在王氏对戏曲文学的高度重视，认为元曲是有元一代文学的代表，可与楚骚、汉赋、唐诗、宋词并列，这就高屋建瓶，给一向受到歧视的戏曲文学以杰出的历史地位。王氏在《宋元戏曲史·序》中一开头就说：

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骄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

王国维吸收了西学进步的文体观，坚决摒弃那种将戏曲作为“末技”的正统文学观念，他说：“然谓戏曲之体卑于史传，则不敢言。意大利之视唐旦(按：今译但丁)，英人之视狭斯王尔(莎士比亚)、德人之视格代(歌德)，较吾国人之视司马子长抑且过之。之数人易尝非戏曲家耶!”（《录曲余谈》，见《王国维戏曲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版）

《宋元戏曲史·序》中又说：

读元人杂剧而善之，以为能道人情，状物态，词采俊拔，而出乎自然，盖古所未有、而后人所不能仿佛也。

王国维将元曲视为元代文学之代表，没有理会元代诗文的所谓正统地位，今天看来这已是不争之实，是客观的科学的论断，但在约一个世纪前，这些见解实在是石破天惊的。

其次，王国维高度评价元杂剧的成就，认为它是属于古往今来“最自然”之创作。《宋元戏曲史》云：

元剧之作，遂为千古独绝之文字。(第九章《元剧之时地》)

元杂剧之为一代之绝作。……元曲之佳处何在?一言以蔽之日：自然而已矣。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而莫著于元曲。盖元剧之作者，其人均非有名位学问也，其作剧也，非有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之意也。……彼但摹写其胸中之感想与时代之情状，而真挚之理与秀杰之气，时流露于其间。故谓元曲为中国最自然之文学，无不可也。(第十二章《元剧之文章》)

王氏对元杂剧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是“中国最自然之文学”。并且说出了这种价值判断之缘由，显得有分析，有说服力。王氏还对元杂剧之渊源、元杂剧之时地(主要论述元剧之分期)、元剧之存亡(剧目考订)、元剧之结构、元剧之文章、元代院本、元代南戏等，皆列专章予以深人讨论，可见他的结论是建立在客观的科学考察的事实基础上的。王氏对元剧的全面研究，筚路蓝缕，其开创之功与拓荒之力，使他的《宋元戏曲史》成为20世纪最杰出的学术著作中之一种。

由于王国维高度评价元杂剧，因此对关汉卿这位元剧大家也给予前所未有的高度评价，一扫明代朱权等认为关汉卿“乃可上可下之才”(见《太和正音谱》)的卑陋之见。《宋元戏曲史》云：

关汉卿一空倚傍，自铸伟词，而其言曲尽人情，字字本色，故当为元人第一。(第十二章《元剧之文章》)

这种评价，今天已广为学者所接受，自不必赘言。学界公认关汉卿为元杂剧艺术奠基人、我国古典戏曲艺术最杰出的代表人物。对关汉卿的这种恰如其分的高度评价，是从王国维才正式开始的。

再次，王国维对元杂剧进行了深人系统的艺术研究。这种研究是前代学者那种杂感式的、札记式的评论所不能比拟的。王国维认为：

杂剧之为物，合动作、言语、歌唱三者而成。故元剧对此三者，各有其相当之物：其纪动作者曰科，纪言语者日宾曰白，纪所歌唱者曰曲。(第十一章《元剧之结构》)

因此，王氏对元杂剧的科、白、曲三者进行深人的研究，为后来分析戏曲艺术结构树立了范例;王氏并且以元杂剧为圭泉提出了戏曲剧本创作中如何做到“曲白相生”的问题;对“科白”并举的说法提出了异议，认为科与白两者“其实自为二事”;有人认为“宾白为伶人自为”，王氏不敢苟同，他认为“其说亦颇难通”，“苟不兼作白，则曲亦无从作，此最易明之理也。”直至今天，还有人认为元杂剧之宾白，乃伶人所为，抑或明人屏人，王氏在这里事实上已表明这些说法是缺乏根据的。他又进一步援举《老生儿》为例，说：

元剧中宾白，鄙理蹈袭者固多，然其杰作如《老生儿》等，其妙处全在于白，苟去其白，则其曲全无意味，欲强分为二人之作，安可得也?(第十一章《元剧之结构》)

王国维还对明代毛西河关于元杂剧“演者不唱，唱者不演”的说法表示怀疑，认为“元剧中歌者与演者之为一人，固不待言”。总之，在对元杂剧进行深人的艺术研究的时候，常可见其卓尔不群的学术眼光。

王国维在对元杂剧中的悲剧进行研究后，提出两种极为精湛的见解，其一为元杂剧中存在“最有悲剧之性质”的悲剧;其二为《窦娥冤》《赵氏孤儿》可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之林。

他说：

明以后传奇无非喜剧，而元则有悲剧在其中。就其存者言之，如《汉宫秋》《梧桐雨》《西蜀梦》《火烧介子推》《张千替杀妻》等，初无所谓先离后合、始困终亨之事也。其最有悲剧之性质者，则如关汉卿之《窦娥冤》、纪君祥之《赵氏孤儿》，剧中虽有恶人交烤其间，而其蹈汤赴火者，仍出于其主人翁之意志，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第十二章《元剧之文章》)

与王国维同时或稍后，都有一些颇有名气的学者在大谈“中国古代无悲剧”的论调，王国维不但列举了元剧中“最有悲剧之性质”的悲剧名目，而且指出了《窦娥冤》《赵氏孤儿》与世界大悲剧比较一点也不逊色。王氏这些见解，今天已见于各种文学史册或戏剧史册，广为人们所接受，我们不得不佩服这位有深厚国学根底与西学进步眼光的学者在学术上的远见卓识。

在1910年所著的《录曲余谈》中，王国维就指出：“余于元曲中得三大杰作：马致远之

《汉宫秋》、白仁甫之《梧桐雨》、郑德辉之《倩女离魂》是也。马之雄劲，白之悲壮，郑之幽绝，可谓千古绝品。”对这3部具有浓重悲剧色彩的作品给予高度评价。

在对元剧之文章进行深人研究的时候，王国维提出了著名的“意境说”，这与他在《人间词话》中提出的“境界说”一样，对后来的词曲艺术批评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说：

然元剧最佳之处，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何以谓之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古诗词之佳者，无不如是。元曲亦然。明以后其思想结构，尽有胜于前人者，唯意境则为元人所独擅。 (《宋元戏曲史》第十二章《元剧之文章》)

王国维用鉴赏诗词的方法对元曲进行艺术分析，从情景关系的角度提出了“意境说”，难免有所偏颇，将立体的戏曲艺术平面化，确有欠妥之处，但从诗词曲同源的角度看，从“曲乃词之余”的角度看，这种见解依然有其合理的内核，难怪“意境说”在曲坛一直影响深远。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的贡献，远不止于对元剧进行深人考察并提出一系列前无古人的客观的科学的学术见解，他对戏曲起源、唐宋大曲、宋代杂戏、古剧脚色等都作了深人研究，提出了不少科学的论断。《宋元戏曲史》实际上成为我国戏剧史书的开山之作，它使中国戏曲学开始成为一门专门的学科。从此，戏曲学学科园地上耕耘者众，戏曲学终于成为20世纪新兴的学术门类。而这一切，对于奠基者王国维来说，是从对元杂剧的深人研究开始的。王国维的戏曲研究，自始至终是将元杂剧作为研究本位与学术座标的，他是20世纪对元杂剧研究居功至伟、最为杰出的一位学者。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对王氏推祟备至，他说：“最近则王静安国维治曲学，最有条贯，著有《戏曲考原》(曲录》(宋元戏曲史》等书。曲学将来能成为专门之学，静安当为不桃祖矣。”郭沫若也说：

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毫无疑问是中国文艺史研究上的双璧。不仅是拓荒的工作，前无古人，而且是权威的成就，一直领导着百万的后学。（郭沫若：（《鲁迅与王国维》，见《沫若文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所以，戏曲学成为专门的学术门类，元剧的研究进人实质性的现代阶段，王国维是一面旗帜，是拓荒者与奠基人。

当然，必须指出，王国维是作为戏曲学术大师独步于戏曲史的，他将戏曲作为学术课题来进行研究，他没有戏曲艺术实践，他不是一位戏曲艺术大师。正如青木正儿在《中国近世戏曲史·序》中所批评的，王氏“只爱读曲，不爱观剧，于音律更无所顾。”这是他的局限与不足。

比王国维小7岁的吴梅，在戏曲学的拓荒方面也是一位杰出的人物。在本世纪初期，王、吴双峰并峙，正如著名学者浦江清所说的：

近世对于戏曲一门学问，最有研究者推王静安先生与吴先生两人。静安先生在历史考证方面，开戏曲史研究之先路，但在戏曲本身之研究，还当推瞿安先生独步。（浦江清：《悼吴瞿安充生》，引自梁淑安编：《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戏剧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44页）

吴梅(1884-1939)字瞿安，号霜厓，江苏长洲(今苏州市)人，戏曲研究家、教育家兼剧作家。著有《顾曲薼谈》《曲学通论》《中国戏曲概论》《元剧研究》《南北词谱》等，戏曲作品有《风洞山》等12种。

如果说王国维戏曲研究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对戏曲的总体见解与对元杂剧的纵深研究的话，则吴梅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对明清传奇的考察和对声律曲谱的修订方面。从对元杂剧的总体研究成果来说，吴氏远逊色于王氏。当然，个中也不乏精湛见解。

吴梅进一步发挥了王国维关于元曲乃“最自然之文学”的见解，在《中国戏曲概论》卷上《金元总论》中指出“天下文字，唯曲最真。”这是因为元曲作者“以无利禄之见，存于胸臆也。”由于创作不带明显的功利目的，所以元杂剧能真实地反映社会之“民情风俗”“不复有冠带之拘束”。吴梅说：

乐府亡而词兴，词亡而曲作，大率假仙佛里巷任侠及男女之词，以舒其磊落不平之气。宋人大曲，为内庭赓歌扬拜之言，不足见民风之变;虽《武林旧事》所记官本杂剧段数，多市井琐屑，非尽庙堂雅奏;然其辞尽亡，无从校理。今所存者，仅乐府致语，散见诸家文集而已。苏轼、王硅诸作，敷扬华藻，岂可征民情风俗哉!自杂剧有十二科，而作者称心发言，不复有 冠带之拘束，论隐逸则岩栖谷汲，俨然巢、许之风;言神仙则霞佩云据，如骚鸯鹤之驾。其他万事万物，一一可上膝就。(《中国戏曲概论》卷上《金元总论》)

吴梅从诗词曲的交相兴替说起，认为元杂剧乃“作者称心发言”之作，磊落率真，“可征民情风俗”，对它在历史上的地位给予高度评价。“一代才彦，绝少达官，斯更足见人民之崇尚，迥非台阁文章以颂扬藻绘者可比也。”对杂剧作者书会才人这个才华洋溢的社会弱势群体给予崇高的褒奖，表现了吴梅作为学者的良知与胆识。

吴梅作于20年代的《元剧研究》，是一部考证性质的专著。书中对((太和正音谱》所列187位元曲家及作品逐一考订品评，详尽而深人。在《元剧略说》《元剧方言释略》中，吴梅开辟了元剧语言研究的新领域。

吴梅对元剧的研究，首重流派分析。他认为“元明以来，作家云起，论其高下，派别攸分。”(《曲选》)在《中国戏曲概论》中，他认为元杂剧可分为3个流派：王实甫创为研炼艳冶之词，关汉卿以雄肆易其赤帜，马致远则以清俊开宗。“三家鼎盛，矜式群英”，于是，“喜豪放者学关卿，工锻炼者宗实甫，尚轻俊者号东篱。”

在比较了元杂剧与明传奇的异同后，吴梅指出：“元剧多四折，明则不拘”;“元剧多一人独唱，明则不守此例”;“元剧多用北词，明人尽多南曲”;“至就文字论，大抵元词以拙朴胜，明则妍丽矣;元剧排场至劣，明则有次第矣。然而苍莽雄宕之气，则明人远不及元。”对两者之高下比较，可谓洞若观火，一语中的。用如此简约的文字将两个时代的戏曲艺术加以比较，总括出其不同艺术风格与不同成就，这首先得归功于昊梅对元明戏曲的深人研究和总体的准确把握。

吴梅是近世第一位把中国古典戏曲艺术搬上大学讲坛的学者。他的学生王季思、任半塘、钱南扬、卢前等接传薪火，在戏曲研究方面均作出重要成绩。吴梅与这几位嫡传弟子都是大学教授，从此，高等院校开始成为戏曲学术领域中的一支生力军。

除王国维、昊梅“双峰并峙”之外，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还有姚华、许之衡、王季烈、齐如山、郑振铎、胡适等，他们的著作与精湛见解已载人史册。

姚华(1876一1930)字一鄂，号重光，晚号芒父，别署莲华庵主，祖籍江西，光绪甲辰(1侧又)进士，比王国维大一岁，曾赴日本留学。姚华对元剧有深人的研究，曾有(元刊杂剧三十种校正》书稿，是对现存元刊杂剧本子进行认真研究勘正之第一人。姚华的戏曲论著主要有《曲海一勺》《录漪室曲话》等，这两篇论文刊于1913年出版的《庸言杂志》上，而这一年，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正好刊于《东方杂志》上，后一年，吴梅的《顾曲座谈》刊于(小说月报》上，即是说，姚华的戏曲研究，与王国维、吴梅是同步进行的，姚华也是戏曲学园地的拓荒者。他对元代杂剧的成就同样给予极高评价。在《曲海一勺》第一章《述旨》中云：

曲为有元一代之文章，雄于诸体，不惟世运有关，抑亦民俗所寓。

姚华将元曲当成文章，难免有所偏颇，但他认为作为文章的元曲“雄于诸体”，因为元曲乃当时“民俗所寓”，且与“世运有关”，从社会与文学有密切关系的高处立论，见解独到。

《述旨》又云：

自元以上，文雄万卷，独细于曲;自元而下，模范具存，虽至优徘，亦得为之。一物之微，一事之细，尝为古文章家所不能道，而曲独纤微毕露，譬温犀之照水，象禹鼎之在山。今世史家，欲有所作，苟求之野，此其材矣。中古以前，独苦无稽，四民风尚，十不得一，以致考古之士，或详于其政而遗于其俗，又未尝不叹曲之兴晚也。

姚华高度评价元曲的成就，认为其描写之细致与真实“为古文章家所不能道”，将一直被文人雅士视为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元曲凌驾于“古文章家”之上，别有一种批评家的眼光与见识。姚华还对元曲的“信史”功能大加赞赏，认为它对“一物之微”，“一事之细”，“独纤微毕露”，这正是“史家”最好之取材。这种见解，与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所阐述的关于元杂剧“能写当时政治及社会之情状，足以供史家论世之资者不少”的论断，确有异曲同工之妙。

由于姚华亲自动手校正《元刊杂剧三十种》，对元杂剧之取材、语言有深人之了解，所以他说：

曲之作也，术本于诗赋，语根于当时，取材不拘，放言无忌，故能文、物交辉，心手双畅，其言弥近，其象弥亲。试览遗篇，则人人太冲，家家子美。余未见元明以来作者所为诗赋，有擅于其曲者也。(《曲海一勺》第一章《述旨》)

姚华认为元杂剧的作者好比西晋的左思、唐代的杜甫，元明以降作家们所作的诗赋，都不如他们的曲擅场，姚华最后得出结论：“曲之托体，美矣茂矣。”没有迹象表明姚华对戏曲的研究受到王国维或吴梅的影响，《曲海一勺》发表之1913年，姚华正在北京，王国维当时在日本，而吴梅在上海任教，他们3人天各一方，却同样引发对戏曲研究的兴趣，同样对元杂剧给予极高的赞赏与评价，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当然，就其影响来说，姚华的戏曲研究远比不上王国维与吴梅。这与姚华用较艰深的文言文写作有关。直至19叨年任二北刊行《新曲苑》，收人了姚华的曲论，姚华的曲学研究才日渐为人们所重视。

许之衡(1877一1935)字守白，号隐流、曲隐道人，外号余桃公，广东番禺人。曾留学日本，1922年继吴梅之后执掌北京大学曲学教坛。主要著作有《戏曲史》《作曲法》《曲学研究》《戏曲源流》等。

许之衡《戏曲史》是继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之后我国一部早期的戏曲史著作，与吴梅的《中国戏曲概论》(1925)的问世约略同时。它是许之衡在北京几所大学讲授戏曲史课时所用的教材，其中《元之戏曲及诸曲家略史少列为专章加以阐述。但此书对元杂剧的见解，多沿袭王国维的说法，缺乏新意，倒是《作曲法》值得注意。该书援举典型曲例，研究句法变化，教授作曲之法，为早期研究介绍元曲格律方面的重要著作。

王季烈(1873一1952)字启九，别号岐庐，江苏苏州人。比王国维大四岁，是一位昆曲研究家。著辑有《蜿庐曲谈》《集成曲谱》《与众曲谱》等。王季烈对元杂剧研究的贡献，主要是编选《孤本元明杂剧》一书，该书为杂剧剧本集，1 941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包括144种剧本，系从《脉望馆古今杂剧》中选出，大部分为绝少流传的抄本，为元剧研究提供了许多剧本资料。

齐如山(1877一1%2)又名宗康，河北高阳人，与王国维、许之衡同年，是一位著名的京剧理论家兼剧作家。著有《中国剧之组织》《梅兰芳艺术一斑》《京剧之变迁》等。1916年以后，为梅兰芳编写剧本达几十种，是京剧史上可以称为大师的理论家与编剧家。

齐如山的生平事业都集中在京剧方面，对元剧的论述极少，但这并非说他对元剧不精通。没有古剧的深厚根底，决写不出那么多优秀的京剧本子与研究文字。他说：

倘自己毫无知识，或学问不够，便要另找路走，另行创作，那必是一无所成的。……宋词元曲也是如此，他不但须熟读诗经及汉魏辞赋，而且须精研唐诗，否则他也创不出宋词元曲来。（齐如山：《人生经验谈·不由恒蹊》，见《中国一周》第265期，1955年5月23日。转引自《齐如山 回忆录》，中国戏剧出版社l998年版）

齐如山注重创造性，又强调继承传统，他将元曲与唐诗宋词相比并，可见元曲在他心目中的经典地位。他家藏杂剧传奇颇多，在《自传》中他说自己年少“亦时常偷着看着”，日后的杰出成就，是和少时古剧对他的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分不开的。

在20世纪前半叶的元杂剧研究中，除王国维外，以郑振铎的贡献最大。他在这方面的业绩，直到现在学界还较少关注。

郑振铎(1898一1958)笔名西谛，原籍福建长乐，生于浙江永嘉，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史家、戏曲学者、藏书家、社会活动家。郑振铎对元杂剧研究的贡献，集中在4个方面：

其一，郑振铎为搜求、刊刻元剧剧本史料不遗余力，可以说达到了忘我的境界。1931年，郑振铎借到明蓝格抄本《录鬼簿》，与马廉、赵万里3人用3天时间抄录下来，使这部“元明间文学史最重要之未发现史料”得以刊刻出版;（郑振铎：《明抄本<录鬼薄>跋》，见《郑振铎文集》第七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

1933年，郑振铎购得明孟称舜编《古今名剧合选》;1938年，《脉望馆古今杂剧》在上海发现，它保存了元明杂剧242种，郑振铎极其艰辛将它购得，“我要把这保全民族文献的一部分担子挑在自己的肩上，一息尚存，决不放下。”得到此书后，他“简直比攻下了一个名城，得到了一个国家还要得意。”(郑振铎《求书日录》)后来，郑氏为此写了一篇研究长文《跋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考证这套书的授受源流及剧目的存佚情况。他在《<劫中得书记>新序》中说：

我在劫中所见、所得书，实实在在应该以这部《古今杂剧》为最重要，且也是我得书的最高峰。想想看，一时而得到二百多种从未见过的元明二代的杂剧，这不该说是一个“发现”么?肯定地是极重要的一个“发现”，……不下于安阳甲骨文字的出现，不下于敦煌千佛洞抄本的发现。

20世纪的元杂剧研究之所以能够取得辉煌成绩，与剧本史料的发现是密不可分的。郑振铎在这方面居功至伟，所以，他被称为“文化界最值得尊敬的人。”（李一氓语，见陈福康著《郑振铎年谙》。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

其二，对元剧体制与剧目的研究方面。1927年底他在伦敦避难时，写成了《北剧的楔子》一文，对元杂剧四折一楔子的结构体制进行了深人的研究。郑振铎对《元曲选》中总共七十二个楔子进行互相参照分析，得出了如下结论：楔子是剧情的一部分，与“折”并未有本质上的不同，只是形式上用小令，可由正末正旦以外的脚色唱;该文还归纳出楔子使用的5种情况，基本上廓清了人们对楔子的模糊看法，这是至今为止对元杂剧楔子进行研究的一篇重要论文。在《元明之际的文坛概观》一文的第三部分，郑振铎对元代剧团的组织与演出状况考察甚详;在《净与丑》一文中，对净丑二脚的源流演变进行探讨，指出元杂剧的净脚是插科打浑的主角，当时并无丑脚，《元曲选》中的丑脚是明人添改的。

郑振铎是最早对《西厢》剧目进行深人研究的学者之一。1927年，他在《文学大纲》中指出：“《西厢记》的大成功，便在它的全部都是婉曲的细腻的在写张生与莺莺的恋爱的心境，似这等曲折的恋爱故事，出《西厢》外，中国无第二部。”1932年，在研读了当时已发现的26种《西厢记》明刊本中的22种之后，郑振铎写出了《<西厢记>的本来面目是怎样的》一文，判断凌檬初自称得到周宪王刊行的((西厢记》是“托古改制”。（关于这一问题学界有不同看法。蒋星煌认为确存在周宪王本《西厢记》，见《明刊本西厢记研究》，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年版）并推定《西厢记》可能分为5卷，每卷当连写到底;第二卷〔端正好」“不念法华经”一套，是正文的一部分，决非楔子。《西厢记》今已发现约60种明刊本，郑振铎写此文时还没有发现的弘治十一年(1498)刊本，属最早刻本，其中有不少就与郑振铎的推断不谋而合。

除《西厢》外，郑振铎对元剧其他剧目也有深人的研究。1934年他在((文学季刊》第4期上发表《论元人所写商人士子妓女间的三角恋爱剧》的研究长文，对元杂剧中这一部分剧目最早给予关注。该文在第五部分《士子们的团圆梦》的小标题下指出：

在这些商人、士子、妓女间的三角恋爱的喜剧里，几乎成了一个固定的形式，便是：士子和妓女必定是“团圆”。士子做了官，妓女则有了五花浩，坐了暖轿香车，做了官夫人，而那被注定了的悲剧的角色，商人呢，则不是被断遣回家，便是人财两失，甚至于连性命都送掉。这是不得已的一种团圆的方法。象《玉壶春》的写着：恰好遇见陶太守归来，还带了一个同知的官给李斌，而当场把妓女李素兰抢夺过来给了斌;象《百花亭》的写着：军需官高常彬回了军队时，恰遇他的情敌王焕已经发迹为官，告了他一状，他便延颈受戮，而他的妻贺怜怜也便复和他的王焕团圆;…… 果有这种痛快的直捷了当的团圆的局面么?这是不可(能)的，我可以说，在实际的社会里，特别在元的这一代。

接下来，郑振铎从元代士子社会地位的低下与商人地位之高诸方面，详细论证他的见解，显得论据凿凿，论断精辟。鲁迅对郑振铎此文十分折服，他在写给郑振铎的信中说：“顷见《文学季刊》，以为先生所揭士大夫与商人之争，真是洞见隐密。记得元人曲中，刺商人之貌为风雅之作，似尚多也，皆士人败后之扯淡耳。”（《鲁迅全集》(十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页）

今天看来，郑氏这篇论文确给人一新耳目之感，它对元代商人、士子经济状况、社会地位与社会心理的揭示显得十分深刻。

其三，郑振铎是最早对关汉卿进行深人研究并给予高度评价的学者之一。在192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文学大纲》中，郑振铎就高度评价关汉卿的《窦娥冤》杂剧，他认为“中国的悲剧本来极少，这一剧可算是所有悲剧中最伟大的。”“题材原太悲苦”，“又紧张之极，迫切之极”，“自然使人读后更难于忘记。”从193()年1月开始，《小说月报》以近两年时间连载郑振铎写的《元曲叙录》共75则，其中有巧则介绍关汉卿的生平，评介关汉卿13个杂剧作品的版本、人物与情节。

郑振铎很早就对关汉卿的生卒年进行研究，他在《中国文学史》第四十六章云：

汉卿有套曲《一枝花》一首，题作“杭州景”者，曾有“大元朝新附国，亡宋家旧华夷”之语，借此可知其到过杭州，且可知其系作于宋亡(1278)之后。《录鬼簿》称汉卿为已死名公才人，且列之篇首，则其卒年至迟当在1300年之前。其生年至迟当在金亡之前的二十年(即1214年)。

胡适对此曾给予高度评价，他说：“郑先生的考订，远胜于旧日诸家之说。”（胡适：《关汉卿不是金遗民》，原载1936年3月19日天津《益世报》，见《胡适文集》10《胡适集外学术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l998年版）

1958年6月28日，北京隆重召开纪念“世界文化名人”关汉卿戏剧活动700周年大会，郑振铎在会上作了题为《中国人民的戏剧家关汉卿》的报告。在这一年，郑振铎对关汉卿的研究达到了高峰，先后推出5篇学术论文：《关汉卿—我国十三世纪伟大的戏曲家》《中国伟大的戏曲家关汉卿》《元代大戏曲家关汉卿》《论关汉卿的杂剧》《人民的戏曲家关汉卿》，还有一份(关汉卿传略》的手稿(已收人《郑振铎文集》第七卷)。

郑振铎高度评价关汉卿，认为“他是一位感情十分丰富的人”，“又是一位很幽默的诗人，”“以整个生命和感情来写着”。“他不仅剖析人民的身体上的病症，他同时更有成就且更为成功地在剖析着社会的病症。”(《关汉卿传略》)“他为人民而控诉着当时的黑暗统治，为了人民而写作。他和当时的人民是血肉相连，呼吸相通的。人民的喜怒哀乐，也就是他的喜怒哀乐。”(《关汉卿—我国十三世纪伟大的戏曲家》)

就在1958年这一年，郑振铎因飞机失事而牺牲。杰出的文化人、关汉卿研究家、中华文学遗产的保护者郑振铎的生命，划上了不幸而悲壮的句号。

其四，元曲研究方法上的拓展与更新。郑振铎是我国最早的比较文学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倡导者之一。他认为“这一国的文学与那一国的文学也是有密切关系的”，因此，“用这种文学的统一观，来代替他们的片断的个人研究，实是很必要的。”(《整理中国文学的提议》)他将《西厢记》与印度古典爱情名剧《沙恭达罗》进行参照比较，他指出《灰栏记》与《旧约圣经》中的“苏罗门王判断二妇争孩的故事十分相类”，他认为《杀狗劝夫》杂剧的情节与欧洲中世纪的故事书《罗马人的行迹》中一则故事相类似，他最早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来研究元杂剧。

郑振铎特别重视资料索引和参考书目的编制，他认为“索引和专门的参考书目乃是学问的两盏引路的明灯。”(《索引的利用与编纂》);这两项工作无论对专家还是初涉学术研究领域者都异常重要，掌握它，既是学术人门之阶，也是深人考察之门径。他在编写《文学大纲》诸书时，都列有详细的参考书目。1923年1月，他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中国的戏曲集》，详细介绍了(元曲选》等十二种本子的来源与刊刻情况;同年7月，他又在《小说月报》上发表《关于中国戏剧研究的书籍》，介绍了从钟朋成《录鬼簿》到蒋瑞藻《小说考证》等30种戏曲研究的资料性著作。1937年，他发表《<词林摘艳)引剧目录及作者姓氏索引》和《<盛世新声》及<词林摘艳>所载套数首句对照表》，他说“对于研究元明剧曲及散曲的人，这一个表和一个索引，我相信不会没有用处。”事实上，这些对学术研究是很有裨益的，他亲自动手用“笨功夫”编写索引与参考书目，实在是开风气之先，他在研究方法上的更新与拓展，也是功不可没的。（本文关于郑振铎的一些资料，曾参考汪超宏博士学位论文《论二十世纪的戏曲研究(上)》第七章《郑振铎》）

著名文化人、学者胡适在30年代也关注元剧的研究。他在1936年发表《关汉卿不是金遗民》一文，对关汉卿生平进行认真而有成效的考证。胡适的结论是：

郑振铎先生根据汉卿“杭州景”套曲，考定他到杭州，在1 278年宋亡以后，是很对的。但他说汉卿的“卒年至迟当在1引1)年之前”，还嫌太早。

关汉卿有《大德歌》十首，此调以元成宗的“大德”年号为名，必在“大德”晚年。大德凡十一年(1297一1307)，而汉卿曲子中云：“吹一个，弹一个，唱新行大德歌”。这可见他的死年至早当在l3()7年左右。此时上距金亡已七十四年了。故我们必须承认关汉卿是死在十四世纪初期的人，上距金亡已七八十年，他决不是金源遗老，也决不是“大金优谏”。（胡适：《关汉卿不是金遗民》，原载1936年3月19日天津《益世报》，见《胡适文集》10《胡适集外学术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平心而论，胡适对关汉卿生卒年的推断，虽然文字不多，却是实实在在的，卓有成效的。时隔半个多世纪，.今天读来依然感到其结论之不可推易。

在王国维、吴梅之后，许多学者纷纷加人研究行列，使元杂剧研究蔚然成风。在20年代，就有郭沫若的《<西厢记>艺术上的批判与其作者的性格》(1921年)，顾颉刚的《元曲选叙录》(1924年)，陈锉的《元曲中三个代表作者》(1924年)，赵万里的《旧刻元明杂剧二十七种序录》(1925年)，郑宾于的《孟姜女在<元曲选>中的传说》(1925年)，贺昌群的《元明杂剧传奇与京戏本事的比较》(1927年)，谢婉莹的《元代的戏曲》(1927年)，傅惜华的《元吴昌龄<西游记>杂剧之研究》(1927年)，陈受颐的《十八世纪欧洲文学里的赵氏孤儿》(1929年)，徐调孚的《<苏子瞻风雪贬黄州>叙录》(1929年)，怡墅的《元曲泛论》(1929年)等，从各个不同角度对元杂剧进行研究。

郭沫若的《西厢记>艺术上的批判与其作者的性格》一文，首先从“反抗精神、革命，无论如何，是一切艺术之母”这个角度立论，高度评价元曲和《西厢记》的成就：

我国文学史中，元曲确占有高级的位置。禾黍之悲，山河之感，抑郁不得志之苦心，欲死不得死、欲生不得生的渴望，遂驱使英秀之士群力协作以建设此尊严美丽的艺堂。人们居今日而游此艺堂，以近代的眼光以观其结构，虽不免时有古拙陈腐之处，然为时已在五百年前，且于短时期内成就得偌大个建筑，人们殆不能不赞美元代作者之天才，更不能不赞美反抗精神之伟大!……这位母亲所产生出来的女孩儿，总要以《西厢记》为最完美、最绝世的了。《西厢记》是超过时空的艺术品，有永恒而且普遍的生命。《西厢记》是有生命的人性战胜了无生命的礼教的凯旋歌，纪念塔。（见郭沫若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668页）

这是近世早期一篇关于元曲、关于《西厢记》的重要论文，精辟地揭示元曲产生的社会根源，准确地指出《西厢记》的思想艺术价值及其在元曲中的崇高地位。

谢婉莹发表于1927年6月《燕京学报》一卷l期的《元代的戏曲》，是全面介绍元杂剧的长篇论文。该文不少论述虽沿袭王国维、吴梅之说，但有的地方也颇有见解。如谈到元曲 繁荣原因时，作者从政治环境与社会环境两方面探讨：政治环境方面，“贪默盈庭，闭塞贤路，压制平民，摧残汉族。士大夫久压不得伸，精神物质两方面都感受着痛苦;孤愤之怀， 发于词章戏曲，元代作家就风起云涌。”而社会环境方面：

元代的社会，对于戏曲的发达，确有相当的辅助。一来因时代关系，沿宋人作词之风;二来大都、两浙文人摹拟胡元村枪口气，明以相崇，阴以相嘲;三来文人无那，以作曲娱人自娱，消磨岁月，成了一种风气;四来以作曲寄托抑郁哀怨，借文字作革命事业。

个中所述，颇有见地。“娱人自娱”之说，半个世纪之后还曾引发过热烈的争论。

怡墅发表于1929年12月《朝华月刊》第一卷第一期的《元曲泛论》，名为泛论，时见另类眼光。怡墅极力反对宾白乃伶人即兴添加之说。该文认为：

有人说元曲最初只有唱，科、宾、白都是后人把它搬到舞台上以后加入的。(《杂剧三十种》 即主此说)此说殆不可靠，因为中国历来的优伶，多属无知无识的贩夫走卒，而元曲中之宾、科、白的词句，非常的文雅恰当，不用说彼等贩夫走卒没有本领写得出，即令一般所谓文人学士之流，也不见得能写得出，所以我说元曲中的科、宾、白的词句，仍是作者自己做的，不是后人加人的。

贺昌群发表于1927年1月《文学周报》第258期的《元明杂剧传奇与京戏本事的比较》，是一篇谈京剧与元明戏曲传承关系的文章，主要是寻找京剧故事的母本来源，比较两者的异同。如其中谈元杂剧《昊天塔》与京剧《洪羊洞》的一例，结论是：

京戏有《洪羊洞》，情节完全与《昊天塔》相同，主人翁也是杨六郎，不过幽州的昊天塔，却名做辽东的洪羊洞了补元曲鲁莽的孟良，在京戏却变为温和的孟良了;杨景不是杨景，而是焦赞盗骨去了。此外，关于杨家将的戏剧，京戏有《四郎探母》，《元曲选》有无名氏的《谢吾诈拆清风府》，情节都大同小异。

文章从一个新的角度，让人们了解当时流行的京剧剧目不少来源于元杂剧。

三四十年代，一批在当时或日后成为著名的戏曲学者的中青年研究者纷纷加入研究的行列，使元杂剧研究无论广度与深度都比以往大大提高了一步。他们的名字是钱南扬、王季思、董每截、赵景深、冯沉君、孙楷第、隋树森、邵曾祺、卢前、傅惜华、谭正璧、凌景蜒、郑赛、吴晓铃、李啸仓、严敦易、徐调孚、叶德钧、王玉章、徐嘉瑞等，元杂剧研究能够蔚成风气，是和这批学者的艰辛努力分不开的。

钱南扬(1 899一19喇〕)，生前系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浙江平湖人，戏曲学者，毕生致力于宋元戏文的研究。他于1936年12月在《燕京学报》第20期发表《宋金元戏剧搬演考》，从戏班、伶人、书会、票房诸方面对宋金元戏剧之搬演作深人研究。从日本文化二年(即清嘉庆十年)刻本中见到明朝戏楼查楼图，“犹和宋元勾栏情形有些仿佛”，故摹画于文中并加以具体讲解，在当时论文中可谓别开生面。

王季思(l9(巧一1996)名起，书斋翠叶庵、玉轮轩，浙江温州人，原中山大学教授，文学史家，戏曲学者。王季思于40年代完成他的成名力作《西厢五剧注》，对元杂剧习惯用语与疑难语词作探人考释，成为颇具权威性的注本，受到国内和日本学者的重视。这个时期他还撰有《元剧中谐音双关语》《<西厢)五剧语法举例》《评徐嘉瑞著<金元戏曲方言考>》《评陈志宪<西厢记)笺证》等论文，在元剧语汇研究上显示出深厚功力。

冯沅君(1900一1974)，河南唐河人，文学史家，杰出的女学者。原山东大学教授。她的《古剧说汇》一书收录了1935年以后10年撰写的戏曲考证论文巧篇，194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中《古剧四考》《古剧四考跋》包括《勾栏考》《路歧考》《才人考》《做场考》，对包括元剧在内的古剧的舞台、演出、作者、演员等有深人考证。《孤本元明杂剧钞本题记》结合当时新发现的《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对元杂剧的题目正名、穿关、联套程式等进行考证，其中有不少精湛的学术见解，表现了一位女学者细腻周到的治学本色。冯沅君在该书中还一再提出了“两个关汉卿”的说法，“一个籍贯是解州”，“一个籍贯是大都”，则表现了这位女学者大胆假设的另一面。(但这一说法没有得到学界的认同)

孙楷第(1898一1986)字子书，河北沧州人。古典戏曲、小说研究家，原中国社科院研究员。1940年12月发表《述也是园旧藏古今杂剧》(后更名《也是园古今杂剧考》)，将清初钱曾也是园所藏元明杂剧230种加以考订，涉及版本、收藏、校勘诸问题，是一本学术功底深厚的著作。孙楷第还是研究古代傀儡戏最为知名的专家。

赵景深(19()2一1985)戏曲小说研究家，浙江丽水人，生前为复旦大学教授。他有关元杂剧的著述有《元人杂剧辑逸》(1935年)、《读曲随笔》(1936年)、《小说戏曲新考》(1939年)等。在元杂剧剧本史料辑逸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辑逸文41本，使《元人杂剧辑逸》成了元杂剧研究者必读的书目。《读曲随笔》于1936年n月由北新书局出版，共收44篇文章，涉及《元曲选》及马致远、白朴等。赵景深治学态度严谨，考证作家生平与剧目本事、版本渊源等常有所发现。如1936年9月发表于((现代》五卷4期的《元曲时代先后考》论文，根据“元曲每喜欢引用以前的戏剧为典故”的特点，从《元曲选》《古今杂剧》《元明杂剧》等本子中找出不少线索，勾勒出元杂剧作品之间的各种关系及撰作时代之先后，并用图表显示，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很大的方便。

郑骞(l906-199l)字因白，原籍吉林，台湾著名戏曲学者，生前为台湾大学教授。郑赛于1932年即着手校订元刊杂剧，用了几十年的时间，至1962年始出版《校订元刊杂剧三十种》，极其详尽地校正文字、考订格律，所写校勘记达1500余条。郑鸯于40年代已写有不少元杂剧论文，如《论元人杂剧散场》(1944年)、《读(孤本元明杂剧>》(1944年)、《介绍元刻古今杂剧三十种》(1945年)、《元人杂剧的逸文及异文》(1946年)、《辨今本(东墙记>非白朴原作》(1947)等。1972年，郑赛将86篇有关古典诗词戏曲的论文汇编为《景午丛编》，集中体现作者的学术成就。如《元人杂剧的逸文及异文》，细检各类史籍曲谱，有新的发现。《<李师师流落湖湘道)杂剧》一文所附(【九转货郎儿]谱》收集了八种[九转货郎儿〕曲文，比较详论得失。郑赛还是一位曲律专家，他用了20年的时间，将《太和正音谱》《北词广正谱》《九宫大成谱》及吴梅的《北词简谱》，斟酌参校，数易其稿，于1973年编纂出版了《北曲新谱》《北曲套式汇录详解》，成为研究北杂剧曲律曲谱的两种重要著录。

卢前(l侧巧一1951)字冀野，别号饮虹，江苏江宁人，戏曲学者。卢前著有《中国戏剧概论》，校刻有《元人杂剧全集》等。《中国戏剧概论》可说是近世“有头有尾”比较完整的一部中国戏剧史，起始于优伶侏儒，一直写到当世吴梅的剧作与初期话剧。其中元杂剧用专章论述，从杂剧体制、杂剧家地理分布到四大家之剧作，论之颇详。颇有趣味的是卢前在该书中已应用“系统论”来解释戏剧史，他在《序》中说：

唐宋以前的歌舞，一直推到上古的巫尸，我们假设这是一个系统。宋的杂戏一直变到元人的杂剧、传奇，在这一个系统中，我们就感觉到文征的不足。……

我说过一个笑话：中国戏剧史是一粒橄榄，两头是尖的。宋以前说的是戏，皮黄以下说的也是戏，而中间饱满的一部分是“曲的历程”，岂非奇迹?

卢前写的单篇论文不算多，主要有《剧曲和散曲有怎样的区别》(1935年)、《评盐谷温(元曲概说>》(1941年)、《元人杂剧序说》(l943年)、《论北曲中豪语》(1946年)等。

王玉章、邵曾棋、严敦易等在三四十年代元杂剧研究领域相当活跃。王玉章于1936年7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元词粼律》，凡三卷十章，依《太和正音谱》编次，对臧晋叔编《元曲选》所录曲之脱讹处一一加以钩稽补正，历时8年而成，是近世研究元杂剧曲律的重要论著。王玉章还写有不少学术论文，如《曲文之研究》(1934年)、《南北曲之种类》(1935年）、《(宋元戏曲史)商榷》(1945年)、《古西厢》(1947年)、《论(博望烧屯>两种》(1947年)、《<元曲选)中的南词》(1947年)等。

邵曾棋于1947年推出多篇学术论文，如《杂剧题材与宋金戏曲》《关于元人杂剧的短处》《前期元杂剧略评》《杂剧的分期》(杂剧的衰亡》等，成为一年之中发表元剧研究文章最多的一位学者。他花多年功夫编著《元明北杂剧总目考略》(1985年6月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对元杂剧剧目存佚与真伪考之极详，对前人各种偏颇说法多有辨析，成为研究元杂剧剧目的重要工具书。

三四十年代，不少学者依然热衷考据之学，相当多的论著在这方面显示出深厚的学术功底。如《古剧说汇》《也是园古今杂剧考》。严敦易写于这一时期的((元剧斟疑》(后由中华书局于1960年5月出版)也是这样，该书系统地对86种元杂剧的作者作品、内容本事进行考辨证析，提供了不少新的资料与见解。

有的学者在研究时已充分注意到元杂剧的社会意义。如1948年4月文通书局出版的杨季生著的《元剧的社会价值》，对元杂剧在中国文艺史中的地位作了论证，并阐述它对后代戏曲文学的影响。有的论著试图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如伶赋敏的《新旧戏曲之研究》(1926年9月商务印书馆)，将当时流行的话剧、文明戏作为“新戏”，将杂剧、昆曲、皮黄作为“旧戏”，两相参照比较进行研究。朱志泰的《元曲研究》(1947年4月永祥印书馆)在介绍元杂剧产生的背景与发展过程之后，汇通中西文学作比较研究，都是新的尝试。

商务印书馆1948年5月出版的徐嘉瑞的《金元戏曲方言考》，是近世第一部解释元杂剧方言俗语的工具书，共收金元戏曲方言仗幻条，以曲解曲，例证达数千条之多，是研究元杂剧语言的一本重要参考书。此外，顾随的《元曲中方言考》(1936年)、蔡正华的((元曲方言考》(1937年)，纪伯庸的《元曲助字杂考》(1948年)等等，都是对元杂剧语言进行研究的重要之作。

值得一提的还有苏明仁的《白仁甫年谱》(1933年燕京大学(文学年报》)，是近世第一部元剧家年谱，比较清晰地显示了“元曲四大家”之一的白朴的生平活动轨迹与创作情况，在元杂剧作家身世的考证研究方面具有开拓意义。

本时期有的学者虽不是以元曲学者著称于世，但他们却是著名的戏曲史家，他们的著作对元杂剧研究无疑地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这方面有周贻白《中国戏剧史略》(1936年9月商务印书馆)、《中国剧场史》(1936年9月商务印书馆)、《中国戏剧小史》(1945年5月永祥印书馆)，徐慕云《中国戏剧史》(1945年5月世界书局排印本)，董每截《中国戏剧简史》(1949年7月商务印书馆)等。

总之，20世纪前半叶的元杂剧研究，在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的倡导引发下，拓荒者、开垦者、耕耘者接踵而来，使元杂剧研究园地枝繁花发，研究论著达几十部，论文数百篇，为八九十年代的繁荣打下稳固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