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西蒙斯壁纸肌肉: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竟是为了钱(2)

　　我说赵大富人呐，你是真不知道呢还是假不知道呢？民国赔没赔款，从下文就看出来了，何况民国三十二年还照付不误呢！民国凭啥接收台湾？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不能用简单直线型思维方式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正式建立，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1月3日他发布的第一张布告宣示了临时政府的内外政策。其中对外交方针作了全面阐述，“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当尽文明国应尽之义务，以期享文明国应享之权利。满清时代辱国之举措，与排外之心理，务一洗而去之。持和平主义，与我友邦益增睦谊，将使中国见重于国际社会，且将使世界渐趋于大同。”同日，孙中山向参议会提出各部首脑名单，外交总长由王宠惠担任。5日，“对外宣言”发表，八条中的前四条是基本对外政策，“一、凡革命以前所有满政府与各国缔结之条约，民国均认为有效，至于条约期满而止；其缔结于革命起事以后者则否。二、革命以前，满政府所借之外债及所承认之赔款，民国亦承认偿还之责，不变更其条件。其在革命军兴以后者则否。其前经停借事后过付者亦否认。三、凡革命以前满政府所让与各国国家或各国个人种种之权利，民国政府亦照旧尊重之；其在革命军兴以后者则否。四、凡各国人民之生命财产，在共和政府法权所及之域内，民国当一律尊重而保护之。”后四条表明新政府的对内政策。宣言反映了愿与世界各国和平往来的真挚愿望，“深望吾国得列入公法所认国家团体之内，不徒享有种种利益与特权，并且与各国交相提挈，勉进世界文明于无穷。”

作者：bigghost　回复日期：2003-10-09　08:04:41

　　善后大借款 —— 民国政府在人民头上雪上加霜

　　虽然革命后成立的中华民国政府迟迟不能得到列强的承认，但事实上的关系却是存在的，特别是在借款问题上。

　　1911年4月15日，中国的清政府曾同英、法、美、德四国的银行签订了币制借款合同，借款额为一千万金镑。虽然合同签订了，但由于中国内乱，债票却迟迟未发行。革命爆发之后，南北政府都发生财政困难。1911年11月中旬，四国银行团驻北京代表均表示愿借款给袁世凯作日常费用，以维护北方的秩序。12月上旬，英、法、德等国政府决定借给袁世凯政府少量款项，用作普通行政费用。美国驻北京公使也认为这种借款是必要的，因为“袁世凯如果得不到支持将会失败，除了无政府状态外别无其他前途”，(31)同时借款给袁世凯也可打击南方的革命力量，使他们不至于提出过分的要求，导致南北和谈的破裂。美国政府除了强调在这个问题上有关国家要加强合作外不反对借款。这充分反映出列强在对待辛亥革命问题上，虽然表面上一直声称中立，但实际上总想支持袁世凯来压制革命派。在袁世凯同各国商议借款之时，南方革命政府坚决反对在和议未成的情况下各国借款给袁世凯政府，迫使借款交涉中断。

　　1912年初南北和议结束，清帝于2月12日下诏逊位。英、法、美、德四国政府支持由其银行团借款给中国统一的临时政府。这时，袁世凯政府便开始同四国银行团交涉借款。一方面磋商大借款的条件，一方面谋求先垫付一部分款子以应急需。3月9日，四国银行团同意向袁世凯政府先垫付110万两，条件是今后中国政府若急需用款，要首先向四国银行团请求提供。袁世凯急于得到这笔款项，同意了这个条件。这期间，袁世凯政府同比利时一财团经过协商，在3月14日达成一项以京张铁路（北京——张家口）为担保借款100万镑的合同。英、法、德、美四国政府闻讯后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指责其不守诺言。4月18日，四国驻北京的使节联合照会外交部，以不许四国银行团同中国商议借款为要挟。袁世凯政府27日被迫放弃同比利时财团的合同，表示要遵守3月9日的诺言。

　　正当袁世凯政府与四国银行团继续商谈大借款之时，四国银行团与日俄两国银行的代表则在伦敦商量六国合作对华借款的办法。这是因为1911年4月的币制借款合同中对借款担保品的规定涉及到东北三省的税收，曾经引起日俄两国的强烈反对。四国银行团恢复同中国商议借款后，四国政府便考虑日本和俄国也能参加以减少矛盾。1912年3月11日，四国政府正式邀请日、俄两国政府参与对华借款一事，并请两国政府指定代表银行与四国银行团磋商具体办法。日、俄两国政府在接到邀请后都同意参加合作。它们的驻华使节自5月6日起开始参加四国驻北京使节的会议，讨论借款问题。六国银行的代表则在伦敦开会。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六国银行代表于6月18日在巴黎达成了合作协定，六国银行团正式成立。六国银行团决议先垫借给中国政府8060万两白银，但要求中国政府遵守下列条件：一、指定垫款用途；二、作为担保的税收应由海关或类似的机关管理；三、借款的使用应由六国银行团监督；四、垫款应视为大借款中的一部分，六国银行团对大借款有优先应募权；五、明定大借款的一般原则，其原则大体上应如上述；六、在大借款未发行之前，中国政府不得向他处借外债；七、上述条件都是必要的，中国政府应承认六国银行团为中国的财政代理人，以五年为期。6月24日，六国银行团把监督管理中国借款用途的计划通知中国财政部长，并提出中国的盐税也应由外国人来管理，这种无理要求遭到中国方面的拒绝。7月1日，中国政府向各国建议减少大借款的总额，并请对方放宽借款条件。英法等国拒不同意。六国驻北京使节于7月9日联合拜会中国内阁总理和财政部长，转达了各国政府的意旨，即只有按照银行团提出的条件办理，否则各国政府不能赞助各国国民借款给中国。列强提出这些借款条件，实际上就是要把持中国的财政大权。这无疑遭到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对。财政部长熊希龄曾向六国使节表示，若政府接受了这样的条件，其命运将同清朝政府一样。袁世凯政府终究不敢承认这些条件。大借款的交涉陷于停顿。

　　急于用款的中国政府不得不分头向其他银行商借。8月30日，中国驻英公使刘玉麟和伦敦一家财团签订了《克利士卜公司借款合同》，借款额为1000万金镑，以盐余为担保。在大借款交涉停顿之后，六国政府为了迫使袁世凯政府就范，停止垫借并阻止私人财团借款给中国。闻知克利士卜借款一事后，六国驻华使节于10月23日联名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反对以盐余作为担保品，理由是银行团在同中国商谈大借款的时候已垫借中国政府180万镑之多，这些借款是用盐余作担保的，应对盐余有优先权。由于六国政府的反对，克利士卜借款所发行的债票应募者寥寥无几。袁世凯政府不得已于10月25日向六国银行团表示愿取消克利士卜借款合同，重与六国银行团商议。

　　借款谈判于1913年2月大致上议定合同，银行团已准备签字。这时，俄法政府又为雇用外国人问题提出异议。根据原来商议的结果，中国应雇用3名外国人，其中丹麦人、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各一，分别担任盐务稽核总所的总办、外债室的稽核和审计处的顾问。起初，俄国主张至少要雇用一名俄国人，法国则主张中国政府应雇用6人，每个借款国应有一人，其权力能监督中国公用事业、农业和海军等等。后来德国政府又主张由德国人来担任盐务总稽核。3月3日，列强之间经过调整将结果告诉中国方面，中国政府因其与原议不符拒绝接受。

　　美国新总统威尔逊于3月4日就职。美国方面鉴于六国银行团的内部纠纷妨碍实际工作，有背于美国的一贯政策，特别是在借款问题上美国同日俄的主张相反。日俄反对银行团在其势力范围东北三省和蒙古的活动，而美国主张银行团的投资活动应遍及整个中国。日本还主张借款以行政性质者为限，经济性投资应除外，这又与美国主张控制中国全部对外借款相对立。在这种矛盾中，美国认为不如退出银行团采取自由行动更为有利。3月18日，威尔逊向新闻界发表声明，声称由于六国银行团的借款条件触及中国的行政独立，干涉了中国的财政与政治，美国政府不赞同美国银行参加，美国愿以合法方式从银行和财政方面支持美中通商关系，以维护门户开放政策。根据美国政府的旨意，美国银行团退出六国银行团。

　　美国银行的退出，迫使五国银行团在态度上不得不作出让步。同时，袁世凯政府面临财政危机和南方革命党人的强烈反对，许多省都督都来电催饷，主张迅速达成借款合同。于是，4月26日国务总理赵秉钧等作为中方代表同五国银行团的代表签订了《善后借款合同》。这笔大借款的总额为2500万镑。同日，双方签订一善后借款垫款合同，由银行团立刻垫付200万镑，以应中国政府急需。

　　根据借款合同的规定：一、债券发售价值不少于九折，扣除佣金6％，中国政府到手不少于84％；借款期限47年，年利5厘；二、借款的用途包括偿还到期的外债与垫款，赔偿在革命期间外国侨民的损失和支付行政费用等；三、以盐税作为担保。为此中国政府在北京设立盐务署。在盐务署内设立稽核总所，在各产盐区设稽核分所。总所和分所都任命负责官员两名，中外各一。盐务进款只有经总所中外二负责官员的共同签字之后才能提取。

　　帝国主义列强通过大借款掌握了中国的盐税，而盐税在当时是中国政府除田赋和关税外一项最大的税收。关税本来已由列强所掌握，把持盐税就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财政。

　　这一卖国丧权的大借款遭到中国各界的反对。参议院议长通电反对。众议院投票反对合同有效。尽管未经国会同意，袁世凯却独断专行。不久他便可利用借来的金钱来镇压反对其统治的二次革命。

作者：bigghost　回复日期：2003-10-09　08:14:59

　　更正一下，上面有贴说民国三十二年，改为民国二十三年。也不知道是哪位民国知名人士，在推广新生活运动时，提到赔款照付的。

作者：bigghost　回复日期：2003-10-09　08:30:03

　　田赋票证有史实

　　 　　早期田赋票证不仅是一部史料档案，同时可看出旧政府苛损杂税掠夺农民的纪实，从明、清、民国种类繁多的票证中，可窥视历代史实。

　　明朝租米票。明太平祖朱元璋主张“普查户口，丈量土地，兴修水利，推行屯田”，这为当时社会经济文化恢复和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从洪武、崇祯田赋票证中均可看出，经过“丈量土地”，东南西北划定周界，接壤均有标志，在田赋票中颇为独特，也是清、民时期所没有的。是研究明史“丈量土地”、“推行屯田”极为难得资料。

　　乾隆比照。乾隆各年间田赋票证为特殊，内容有：“特授江南徽州府（今安徽）歙县正堂加五级记大功一次卓异加一级晋升杨××为征收南米事。”从文中得知，乾隆时期凡征粮成绩卓越优异，均可立功，晋升一级。小小的比照是征粮官功劳薄，封建王朝向农民多征粮，征好粮，征粮有功的县及爷升官晋级。道光时期也有类似的文字记载，是极为罕见的票据。

　　黄帝纪元的辛亥革命时期田赋票斑点。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期黄帝纪元4609年一月十三日（公元1911年12月31日）即中华民国元年，因此黄帝纪元使用至此结束。辛亥革命时期用过黄帝纪元。从4603年到4609年止（公元1905！1911年）历时六年，这时所有田赋票多用宣统三年执照加盖“黄帝纪元”字样。“征收钱粮南米”，补充革命党粮秣急需。鲜为人知的“黄帝纪元”田赋票，值得研究探索。

　　洪宪元年串票。袁世凯窃取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后，于1915年12月即皇帝位，年号，为洪宪元年，由于蔡锷等发动护国战争，起兵讨袁，1916年3月2日被近宣布取消帝制，前后当了83天皇帝。其间发行“洪宪元年兵南米，丁地正银”串票，为北洋军阀兵营征粮、筹款多种苛捐杂税。

　　民国初串票常见“应完赔款”等捐税。解放初期百姓常说一句话：“共产党会多，国民党税多”。民国十年串票就是见证。除了正常交纳田赋税外，还附加征：“地方附加税”、“保安经费”、“自治经费”、“筑路基金”、“义务教育费”以及“五县保安联合大队经费”等，一般附加杂税费用往往多于正常田赋税一倍多。此外还有说不清、交不完、巧立名目的苛捐杂税。民国四至六年之间串票，还附加“应完赔款”字样，据史料记载。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清朝与日本签定不平等《马关条约》，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二亿两，到了民国还以“赔款”为名，收取苛捐杂税，掠夺欺压农民。

　　大同、康德伪满洲国粮票。1931年9月18日日军侵占我奉天省（今辽宁省）沈阳市，这就是震撼中外的“九·一八”事件。1932年日本扶持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组织傀儡政权，号称“满洲国”，年号大同。1934年3月日本又“册封”溥仪为伪满洲帝国皇帝，年号康德，1945年被废除。伪满洲国粮票按土地优劣分上、中、下地和沙碱地粮票，是历代田赋票颇为特殊的分类，也是指控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我东北实物见证。

　　历代征粮单据，给我们提供多层次的历史资料，对后人对社会无疑是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的精神财富。由此看来古往今来的统治者对粮食问题是多么重视，正所谓：以粮可观天下，以粮可测民心。以粮为纲，纲举目张，有粮国泰民安。

　　　　 摘自《中国商报收藏拍卖导报》 林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