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祠附近宾馆: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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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人在追求人生价值目标时,崇尚立大志,重大节,功名显天下,形成了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立的功名观,并渐成民风。
在先秦齐国中,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立的思想以管仲最为典型。《史记·管晏列传》曾引管仲的一段自白,表现了他不羞小节而胸怀大志、以功名显天下为荣的人生理想。管仲不仅对自己这样要求,对待别人也是不计较小节,而重志向。《管子·小匡》记载齐桓公与管仲的一段对话,就很说明问题。从这段对话中可以看出,管仲明确指出了何为大节,何为小节,以及他重大节不拘小节的思想。
管仲争的功名,是统治阶级长远利益的"功"与"名"。为实现国家图强争霸的目标,他要求每个人都要急国家之大功大利,而不要拘泥于个人的小辱小耻。"对于一般士人,他曾在《国语·齐语》中要求其做到"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终岁之计;莫敢以终岁之议,皆有终身之功。"对于为臣的,《管子·版法》要求其要"禄富有功以劝之,爵贵有名以休之",《管子·立法》还提出,国君主要应从三个方面来审查他们:"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对于君主来说,如果不注意功名,则更是后患无穷,因而《管子·权修》)说:"故功之不立,名之不章,为之患者三:有独王者,有贫贱者,有日不足者。"这种功名观都是从富国强兵、争霸天下的根本目的和实际利益出发的。
管仲的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立的功名观,在其生死观上也有所体现。据《管子·大匡》等记载,管仲时代大体存在三种不同的生死观。其一,像召忽那样只忠于君主个人,为公子纠而生而死的观点。召忽说:"百岁之后,吾君下世,犯吾君命而废吾所立,夺吾纠也,虽得天下吾不生也。"后来桓公借鲁君之手杀死公子纠,并打算起用召忽和管仲,召忽说:"杀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他认为"死者成行,生者成名,名不两立,行不虚至",于是"自刎而死"。其二,像管仲那样把个人生死与社稷存亡相联系的观点。管仲说:"夷吾之为君臣也,将承君命,奉社稷以待宗庙,岂死一纠哉?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庙灭,祭祖绝,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则夷吾生。"后来公子纠被杀,管仲生还,当他确知桓公为振兴齐国而准备重用他时,说:"应公之赐,杀之黄泉,死且不朽。"其三,所谓"君子"的观点。召忽自刎,管仲返齐后,"君子闻之曰:召忽之死也,贤其生也;管仲之生也,贤其死也。"
纵观上述三种生死观,召忽不顾社稷、国家而为个别人而死,属于愚忠,显然不足取;"君子"们貌似公正,实则搞折衷,也不可取唯有管仲的观点,乃从国家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着眼,体现了其"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的价值所在。也正因如此,管仲才大难不死,东山再起,而建千秋功勋。
春秋时齐国以管仲为代表的尚功而不拘小节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